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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士同:日语移植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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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士同:日语移植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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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士同:日语移植的尴尬

明治时期,日本国全面地向西方开放,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文化。而要学习西方的文化——无论是形而下的还是形而上的——都必须首先将那些本土所不曾有的器物、思想、观念等相关概念,从西语翻译成日语。日语原本是由汉字形成的,即使是后来尽量地少采用汉字,多使用片假名,也无法彻底将汉字排斥于日语之外。当年,日人在将西方的诸多新概念翻译成日语时,使用的几乎全部是汉字,其造词方法也完全借助于汉语造词的规律。自西风东渐开始唤醒中国的一些有头脑的仁人志士时,国人也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他们也迫不及待地要将西方的这些新概念翻译成中文。不知是惰性使然,还是当年留日的学人太多,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中国的向西方学习是从学习日本开始的。总之,既然日人已用汉字以及汉语造词的规律,将西方那些新概念都一一翻译过来了,我们何不直接移植过来用呢?于是,大量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方面的概念和术语就这样移植到汉语中来了——这里所列举的“等等方面”的那四个词语不就是从日语中移植过来的吗?

不同的语种之间只有通过翻译才可能相互认知和进行交流,这样,准确性对于翻译来说就至关重要了。对于一些“形而下”的比较具体的概念,诸如铅笔、电话、铁道、接吻等等,其准确性尚好把握;可对于那些“形而上”的比较抽象的概念,诸如民主、科学、国家、革命等等,能否将其内涵和外延界定清楚就很难说了。中国早期的翻译家严复就曾提出“信、达、雅”的标准,而窃以为“信”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对一些基本概念或者如我们今天常说的“关键词”的翻译尤其如此。然而,在将西方诸多现代的观念通过日语移植到汉语的过程中,要想达到“信”却决非易事。一方面,当年日本人在将西方的这些现代概念翻译到日语中时,是否真正准确领会了这些概念的内涵?是否掺杂了若干属于日本民族文化的因子?另一方面,国人在将这些日语移植过来时,又是否研究过这些概念在西方语境中的真实含义?是否考虑过这些移植过来的词语与这些汉字的本义是否能准确对应,是否会与这些汉字的其他义项混淆?恐怕都是些问题。由于这些移植而来的词语,往往都是些与现代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使用频率颇高的常用词,因而问题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这里不妨举两个我们最常用的词语为例。比如“宣传”,日人是用它来翻译英语propaganda的。西人平日使用“propaganda”,时常带有一些贬义,而日语翻译成“宣传”,则索性当作贬义词用了。早在1931年,鲁迅先生就在《说谎与做戏》一文中说过,日本人“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一条叫作‘善于宣传’。看他的说明,这‘宣传’两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a’,而是‘对外说谎’的意思。”然而,我们今天所常用的“宣传”一词,却不仅丝毫不带贬义,还堂而皇之高调地广泛使用。如此一来,对于这种在移植中产生的感情色彩截然相反的现象,我们又将如何认知和处理呢?难道日语中“宣传”的“对外说谎”之意,对我们的各种“宣传”就没有——哪怕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要不,我们从各种媒体上所听到和看到的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谎言,为什么我们的各类广告竟充斥着那么多的虚假和欺诈呢?

再比如“党”,日人是用它来翻译英语“party”的,并用“政党”来翻译“political party”。“party”在英语中是“团体”,抑或如我们俗语中说的“一伙”的意思,人们亦常将趣味相投的朋友之间的聚会称作“party”。而“political party”即日语中的“政党”,则是政治见解相同或相近的公民自由结合而成的团体,乃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美国政治学家谢茨施耐德说得非常清楚,“现代民主政体不容置疑地与政党互栖共生”。对于一个现代政党来说,“党”对“党员”并无控制性,“党员”对“党”亦无依附性,更无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和效忠“党魁”。可传统汉语中的“党”却完全不具备这些含义,而是一个含有极强贬义的词语。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旗帜鲜明地宣称过“君子不党”,可见正派人是不会也不能去组织或参加什么“党”的。严复对此曾有过精辟的阐述,“中国之所谓党者,其始由于意气之私,其继成为报复之事,其终则君子败而小人胜,而国亦随亡。”不仅汉语中与“党”有关的词语,如“狐朋狗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都无不含有极强的贬义;而且历史上所记载的各种“党”均非光明正大的团体,比如“朋党”“会党”之类。“朋党”多结于朝廷,自东汉起就不断地有“党锢之争”,晚唐的牛(僧儒)党与李(德裕)党之间的明争暗斗和互相攻讦,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朋党之争。“会党”多聚于江湖,系帮会组织,社会学也称其为“会道门”,多为秘密结社,不过一旦做大就呈半公开的了,像“洪门”“青帮”等连民国政府都不敢小觑。当今许多影视制作者对他们不也十分青睐吗?实际上,这些“朋党”“会党”均为专制政治的产物,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与“政党”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尽管经历了明治维新,但当时的社会形态依旧还停留在专制阶段,因此,日本学者囿于其固有的观念,用“党”来翻译“party”,用“政党”来翻译“political party”,似乎也顺理成章;然而,到了已准备向民主共和转型的中国,再用“党”来理解和阐释西语的“party”,就难免产生误读、误解和误导了,弄不好还会南辕北辙。孙中山先生在创建“中华革命党”时,是很清楚“革命党”并不等同于“政党”的,只不过是一个为推翻满清政府而组织的秘密结社,即“会党”而非“政党”也。遗憾的是孙先生虽然声言“本党系秘密结社,非政党性质”,但民国成立之后,“国民党”依旧未成为“政党”,待到蒋介石担纲党魁时,执政党越发“党”“国”一体了。这究竟是思维习惯使然呢,还是历代帝王的阴魂久久不散?直到蒋先生逝世,国民党始终停留在在“朋党”和“会党”,性质从未有根本的改变,也就是说并未实现现代“政党”的转型。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当我们要表达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事物的认知时,都必须借助于语言。可是,当不同的语种对接时却经常发生错位,致使我们的表达无法准确地反映对方思维的真实;尤其是在中西文化发生碰撞时,许多现代的观念再经由日语这个“第三者”转手,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了。清末的仁人志士,当他们力图“师夷之长”时,偏偏首先看中的是日本,“师日之长”。于是,大批的留日学生就像前文所说,将西方大量的现代词语从日语中直接移植过来,如此匆忙和轻率,失真恐怕是在所难免的了。其实,清朝末年有些游历过欧美的官员如郭嵩焘、徐继畬,学人如容闳、严复,他们对西方社会的认知远比那些留日的学人要准确和深入,遗憾的是大量的西方现代概念偏偏是通过日语移植的。本来日本国就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国家,日本民族也是一个颇为特殊的民族,就以新儒家们所极力鼓吹的“国学”来说吧,“国学”这一概念实际上乃日本首创,其目的恰恰是为了抵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仅此而言,我们的某些学者将日本以及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统统纳入“儒学文化圈”,就未免有些自作多情。日人以“国学”来抵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并不排斥,甚至提出“脱亚入欧”的主张;而中国的新儒家却移植“国学”的概念来抵制新文化,抵制“西学东渐”——两相比照,岂不是有些吊诡么?待到今天,所谓“国学”更加不可一世,大有一统天下之势。日本兴“国学”尚好理解,因为日本民族毕竟比较单一,日本文化也远不如中华文化丰富。可中国的“国学”又该如何界定呢?它能涵盖全部的中华文化吗?其实,在某些“国学家”的眼里,所谓“国学”怕只是“儒学”抑或“经学”的代称。即使有时装模作样地将诸子百家抑或唐诗宋词也纳入进去,可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呢?莫非五十六个民族,就只有汉族文化才是“国学”,其他五十五个民族的文化都可以不顾?这岂不是给那些民族分裂主义者以口实么?这样说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但绝非危言耸听!

早在若干年前就有学者注意到日语对汉语的“反哺”(这里仅指清末民初,20世纪80年代起的又一波“反哺”,不在本文的论及范围),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当年没有从日语中将这么多反映现代观念的词语移植过来,国人就不会那么快地了解西方了解现代。但我们又不能不认识到,这“反哺”的“乳”中并不全都是营养,里面还有相当多的杂质,甚至还有一些有害的东西,在“反哺”的过程中还难免遭到污染。这原本是一种历史现象,就日本而言,他们早就开始放弃当年西语的意译汉字,逐渐采用片假名的音译。汉语却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现行的汉语拼音字母与拼音文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拼音字母可以用来帮助人们学习汉语,却改变不了汉语固有的语法系统,甚至还会削弱汉字的表意功能,而拼音文字则完全属于另外一种语法体系,二者不可混淆。用表意的方块字来音译外语,难免有些不伦不类;而意译则必须从观念到语言,将汉语与外语准确严谨地对应起来。这一点,我们的翻译界以及那些喜欢引用西方新概念的学者,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而对于当年从日语移植过来的某些外来词,似乎也有必要逐一重新加以厘清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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