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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圣源:佘山天文台的望远镜和我的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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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圣源:佘山天文台的望远镜和我的劳动改造

 

朋友发来佘山40厘米望远镜大修的帖子,看了许多照片,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一下子在脑海中涌现。

研究生毕业后,因为母校武测准备解散,不考虑留校,只能自寻出路。就这样1967年到上海天文台报到,按排在佘山站工作。当时只有一台民国时期法国传教士弄来的口径40厘米的折射式望远镜。太阳系外天体离我们很远,它们(在天球上)的相对位置几乎恆定不变,故称为恆星。精确地说,恆星间在天球上的相对位置有很小变化,只有用精密的观测才能算出来。佘山望远镜拍下星星的照片,把今天拍的和几十年前拍的同一天区的照片对照,进行精确的位置(坐标)测量,把测出的位置变化除以年数,得到每年的变化速度。

折射望远镜利于拍精密的照片,适合研究恆星几何位置变化,这是天体测量工作。但制造大口径的折射望远镜难度大。相反,反射望远镜相对容易做得大,可以观测到遥远深空的微弱天体,适合于研究天体的物理性质(比如光谱)。

73、74年,上海台的研究人员为了尽量避开政治斗争的混水,多搞一些有意义研究工作,他们动了很多脑筋。七十年代世界最大口径的折射望远镜是美国海军天文台的1·52米望远镜,天文仪器研究室的同事就提出要造一台口径1.53米的。上级领导一看要超过美国,马上批准,并把它当成重要政治任务,说要给于最大支持。

当然这一切我是事后才知道。我先是在71年6月4日被关押受审,八个月后看押我的人都不愿意在春节里“陪我过年”,我被允许回家,要求我节后一面“交代罪行”,一面监督劳动。我心里想,我绝不会为了满足工宣队的欲望去胡编滥造什么罪行,就算一辈子被监督劳动也不去造假。我的主要“工作”是打扫几栋办公楼的厕所,其它事情:修路,大草坪割草,修理水管道、装电线,粉刷墙壁,工场间打杂等等。除了按排我工作的师傅,不许我与其他同事有任何接触,因为我仍旧算是隔离受审,台里情况当然就百事不知。75年初,工宣队突然找我谈话,叫我到望远镜组干活,说监督劳动性质不变,只是劳动内容不同。接下来一天队长把我带到一米五望远镜组,对大家说:朱圣源交给你们监督管理了。队长一走组长就对我说:不要理他,我们是同事关系。其他组里同事都过来表示欢迎。如此我就少当了一年多时间的“厕所大管家”,客观上结束了劳动改造的生活。他们告诉我,是大组长向上面要求让我参加,并声称没有我要影响设计工作。工、军宣队怕耽误“超过美国”这样的政治任务,虽然不情愿也只能一面恨我,一面放我。

一米五望远镜组工作上分为光、机、电三个小组,大组长兼负责机械小组。组长让我计算望远镜的形变。望远镜观测时可从水平位置转到垂直,各部件受力和形变情况不断变化。减少折射菱镜的变形是观测精度的保证,我的任务是计算在各种可能情况下形变大小,同事可以根据这数据,在光、机设计方面采取相应改善措施。当时刚刚流行有限元方法,我买了书,看了学着做。编了程序,在纸带上穿孔,到交大计算机房去上机。因为还在文革时期,虽然项目被带上重要政治任务的桂冠,但知识分子还是必须“与工农兵结合”,我们被要求下工厂。考虑将来机、电加工可能要与江南造船厂合作,因此机、电小组就干脆到那里上班;菱镜加工在新沪玻璃厂,光学小组常去那里。镜子用的材料是微晶玻璃,膨胀率比水晶玻璃还小百倍数量(现在电炉灶上的玻璃用的就是它,因为几乎不会膨胀,所以烧东西时玻璃灶面不会破裂)。在工厂上班虽然路远一点,效率很高,专心业务,没有政治干扰。

一年多时间过去,马路上大喇叭传来消息:“驾崩”了。有一个周末,天文台管人事的党委委员乔老爷硬拉着光学小组同事一起到我家。母亲和家人不知道我又出了什么大事,赶紧请他们坐下,她們自己站在旁边听。乔很客气地说,要请我做“一件重要且光荣的事”:参加做水晶棺材的“有关工作”。原来上海市委想要抢先立功,想在上海做水晶棺材,知道天文台与新沪玻璃厂合作的事,因此要我们参与。我一口拒绝,因为这不是科学院的事,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乔脸色马上难看,转用威胁语气,还盯着同事,同事不得不也一起劝我。为了家人的安全,也为了不让同事难堪,我只能答应。上机计算水晶玻璃在不同情况下可能的变形对视觉效果的影响。没多久交大计算机房的熟人偷偷地警告我要当心。说有一个什么高级专案组到机房调查我涉及“反对党中央的事”。了不得的大罪啊!就算造水晶棺材是反中央的阴谋,与我有什么关系?乔老爷会出面解释说是他命令我做的吗?如果马屁拍进了,功劳是他们的,如果出了问题受罚的是基层干活的人。这种政治手段真是“厉害了,我的官”!幸亏不久以后粉碎了“四人帮“,我才“平安无事了”。

接着工宣队撤走,关于我的“问题”,他们只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明确表示他们没有错,也不会错。不管工宣队怎么说,我是真正解放了。继续在望远镜组干一段时间,把我的任务完成,等组长认可后回到自己原来的研究室。望远镜组的其他同事仍精工细作辛苦地干了相当一段时间,使得望远镜设计质量更加完美。

望远镜成功制造,获得大奖,大组长因为一米五的大望远镜成功以及很多其它的成就被评为天文台叶台长之后的又一位院士,为天文台争光,大家都很高兴。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很美好、值得回忆的时光。在望远镜组工作不仅仅“逃避”了一年多时间当“厕所倌”,重要的是心情舒畅,总算被同事当人看待,交了许多好朋友,除了本单位还有外单位(交大,天文仪器厂等等)。虽然天文仪器不是我本专业的工作,但第一次自己实践编写程序上机,对以后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

再一次表示对一米五望远镜组所有同事感谢,特别是那位敢于向工宣队要求放我出来工作的、为人正直的组长。

——

想起乔老爷一件轶事,顺便一提。78,79年间感谢同仁的信任我也被列为台里骨干之一。人事处给每个骨干发一张表格,对天文台发展提建议和看法。乔对大家说,是无记名的,大家大胆回答,不会秋后算账。拿到表格,赵老弟突然发现表格上有一个不很显眼的铅笔号码,每人号码当然不同。再回想一下,记得发表时有人伸手去拿,乔不给他,乔端详了一下表格之后发给了站在远处的另一个人。哈哈,号码与人绑定,将来表格收回一看号码就知道是谁。还是准备好了可能的秋后算账!气愤之下大家把表收起来,打乱次序,每人再随机抽一张,做的时候还故意让乔老爷知道。我们这群臭知识分子演出了一场“智斗乔老爷”!不久乔离开了,人事处的新领导和工作人员对知识分子都很尊重和友好,当然关键是那时候是胡耀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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