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华夏先民用战争暴力手段，而不是通过谈判协商，建立起了民族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帝国，开启了漫长的中央集权专制历史。为坐江山而打江山的战争暴力，本质上是一种明火执仗的抢劫行为。拦路抢劫一个人是抢劫，执械抢劫一户或多户人是抢劫。卿大夫武力夺占诸侯国君的地盘和主位，也是一种抢劫。诸侯国之间相互征战以夺取对方城池、土地、人口和财物，无疑是一种更大规模的抢劫。其中一个诸侯国战胜其他诸侯国，把原分属于不同姓氏诸侯国的一切，强行归于一家一姓的新王朝，只不过是实现了对全华夏国范围的成功抢劫。

     一般而言，抢劫还不太可怕，因为它是可控制的，可以被治理。可怕的是对抢劫的认可。自秦以后2000多年来，华夏大地朝代的更替，都是以此种战争暴力的抢劫方式实现的。历朝历代的人们却以为自己顶礼膜拜、宣誓效忠的皇帝是百姓的救星、上天的儿子，可这些高踞庙堂之上的“真龙天子”，其实是最大的抢劫犯。他们的战争目标和抢劫所获，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江山社稷。为了坐稳江山，即为了永远霸占抢劫得来的果实，他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他们对社会的治理，在感到江山坐不稳时，往往采取无底线统治方式，把抢劫时的残暴嘴脸一一暴露出来。

      人们习惯用善或恶来标识整族人， 是不太负责任的。我华夏族的统治者就善者难觅。而参与争鸣的百家思想者，则善者居多。就连汉武之后 演变成为虎作伥，成为专制政权一张皮的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更多展现的是善的一面。孔夫子的兴学、有教无类，让华人世代受益。孟子的“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是劝人向善。可服从于抢劫目的的战争暴力，却让充满邪恶的说辞成为战争罪犯手中致胜的法宝，将华人社会拖入长达2000多年的黑暗之中。《商君书》就是法家这套说辞的代表作。正如鲍鹏山所指出的：”《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

     催生噩梦的战争为何会发生呢？是否与周朝不允许土地买卖有关呢？你不准和平买卖，我就强抢强夺。战争就在这种抢夺之中发生和扩大。我相信会有人就此去展开研究。不过，现代文明是由商业文明发展而来的，却已是学术界共识。中国古代也不乏商业文明的种子。曾任秦国丞相的吕不韦，就是那时的大商人。他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就包含有人本思想。这部在秦国统一中国之前编撰的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有人说，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后不久焚书坑儒，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汉初，反思秦残暴统治二世而亡，选择道家的黄老之学作为治国思想，并造就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魏晋南北朝后，道家思想也屡次成为战乱之后新皇朝治国的急救包。但专制政权的抢劫犯本性，容不得道家顺服自然，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这些含有民本的思想。经济好转，国库充裕，百姓生活好一点了，他们又开始内外折腾。

    据说“四个伟大”最佩服的古人之一，为战国末期的韩非子。这位韩国公子与商鞅一样主张“耕战”，重农抑商。他说：“能趋力于地者富,能趋力于敌者强”,只有实行农战方针,才能做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主张以重农来加强王朝的经济力量,以重战来加强王朝的军事力量。这一把农民固着在耕地上，战时是兵源，和平时是税源的主意，成为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它不仅与商鞅的“军功爵制”一道，把农民训练为勇把敌方人员首级提在手里去邀功请爵的虎狼之师，让一个弱秦变为凶残的强秦；也让不把人当人的暴力抢劫合法化为成王败寇，让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暴力文化压倒人道、人性、人本；还让商业迟迟不能正常发育，使那点微弱的人本思想，始终走不出帝王强权的阴影，不能随着商品自由、公平交换的发展而成长为民主思想。

      华夏文化在春秋战国之交辉煌灿烂一时之后，随着秦的虎狼之师踏遍华夏大地，对暴力的认可与等级文化一道成为社会主流文化，支撑专制皇权把农民身份化为炮灰和农奴；压制民间工商业，阻碍民本思想的发展；让体制内的读书人成为奴才，体制外的有识者无所成就。也许，这有助于我们回答下述问题：华夏人在面临第二次选择的时期，为何偏偏捡取了被日本抛弃了的苏俄理论？为何宋教仁案发生后，不走法律程序而诉诸暴力，令初露曙光的共和制夭折？为何人们高喊“打倒孔家店”，却放过了皇权专制核心的法家理论？为何爱国主义总是成为专制统治者的护身符？（2019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