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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立群:阿米蒂奇 一一 时代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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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立群:阿米蒂奇 一一 时代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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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9/2020 10:58 下午  

曹立群:阿米蒂奇 一一 时代的呼唤

我爱好读书。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有更多闲暇时间。朋友章小鸽赠书一本并叮嘱,“你一定会喜欢这部书”。一看书名,记得曾看过书评,感觉一般。回家一读,感慨万千。

哈佛大学教授大卫·阿米蒂奇2017年的原著Civil Wars: A History in Ideas已经于2018年被翻译成中文:《内战:观念中的历史》(邬娟 、伍璇译,中信出版社)。咋一看这书名的翻译没有错误,看完原著后,细一思量,恐有的误译之虞。

中文没有civil war的概念。英文的Civil War是战争的一个类别。Civil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有别于军事和宗教事务)有关公民以及公民所关心的事务;其二,是文明的、有礼貌的,有别于野蛮的、不讲道理的。翻译成为“内战”是衍生,不是本意。阿米蒂奇在书中的“导言”中提到,日文、中文翻译的对应词组“内战”完全不同于西方civil wars的传统。

读完原著后,我认为书名应该更妥帖地翻译成:《公民战争:观念中的历史》。Civil wars取civil的第一层意。书中第三章,Uncivil civil wars翻译成“野蛮的公民战争”,uncivil取civil的第二层意。第五章,Civilizing civil war翻译成“公民战争文明化”,取civil第二层意思的衍生。

为什么要翻译成“公民战争”而不是“内战”?因为“内战”包含太强烈的农民意识、太强的东方思维,特别是儒家的尊卑有序、差序格局的联想。“内”是内外有别的内,暗含我的事情我做主的霸气。而翻译成“公民战争”则直指战争性质,让其成为“公共事务”,人人应该关心。

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创造的词汇“公民战争”是基于平等之爱的一个新的战争类别。罗马人最早认识到“公民”之间战争显著特点是敌人是我们的同类(非他类、非异族),是骨肉同胞。这个认知催生了战争中的一个新类别。新类别的名称是根据罗马人创造词组的习俗而来的:用战争对方做战争的名称(见第33页)。

阿米蒂奇耗时十年写完这本著作,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入手,挑战大众,特别是东方读者的定式思维。这部书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他在《历史学宣言》中提出的一个目标,即找到一种方式,去书写一个复杂的历史。

作为历史学家,阿米蒂奇做了历史学家应该做的事,汇集历史资料,从定义出发,引生出或许不同的联想。作为社会学家,本文基于该书的理念,谈谈我的三点心得。

首先,该书直接挑战“长期和平”的二战后现实,间接责备“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战后原则。阿米蒂奇借助大量史料来说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所谓“长期和平”其实是假象。各国内部纷争“正逐渐成为人类最广泛、最具破坏性以及最具特色的有组织的武装暴力形式”,其惨烈程度常常大于各国之间的战争。有感于这类纷争对21世纪的破坏与消耗,阿米蒂奇认为有必要直面这个之前鲜被探索的领域。

阿米蒂奇拿“公民战争”说事,暗地质疑“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公民战争”是一个视角的表述,不能因为战争发生在某一国的公民之间,国际社会就可以视若罔闻。福柯认为,公民战争是权力斗争之母,政治是文明战争的另一种型态。如同近三十年来,西方各国对家暴的认识,终于逐渐达成共识,对家暴要像对犯罪一样处理,而不是置若罔闻。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甚至如今美国南方各州,对家暴的处理,仍然网开一面。而北方各个州,外加加拿大、西欧各国,都已经立法,罪化家暴。

在英语中,Domestic violence,即指内乱,衍生后也指家暴。国家干预家政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因为受害人的第一要素是人,然后才是“妻”。人权高于一切。同理,奴隶制为什么错?因为私有制凌驾于人权之上,你是奴隶,我想杀就杀,想打就打,想奸就奸!错。奴隶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奴隶。人权大于奴隶的身份。因此,即便是奴隶,奴隶主也不能想杀就杀,想打就打,想奸就奸!所有人都有与生具来的人权。同理,女权就是人权。在现代思想史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与“唯一者”。人的生命大于世间所有其它事务。

对于公民战争,伏尔泰早就率先喊出“欧洲各国内的所有战争都是公民战争”的口号。然而各国的独裁者却绑架国家名义,拒绝他国干涉“内政”。罗尔斯认为,干预另一国公民战争唯一理由就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执行起来必须公平公正。任何太过残暴的“公民战争”国际社会都有义务直接干预,而不是长期容忍惨无人道的暴力事件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内部发生。换句话讲,阿米蒂奇不满足于国际秩序的现况,在铺垫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基础,在探寻新型国际关系原则。

第二,概念至关重要。电影《V煞》临近结局时,几乎打不死的V煞抛下了这样的一句话:Beneath this mask there is an idea and ideas are bulletproof。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概念产生后果。中国历史上有“正名”之说,墨子、孔子、荀子都曾参与。与西方的概念之争有类似之处。

然而定义一场冲突是否是公民战争是政治问题,不是语言问题或者技术问题。仅仅有定义是不够的。在运用定义中,往往遇到无解的窘境:什么战争是公民战争,取决于谁是统治者、谁是反叛者,谁是战胜者、谁是战败者,谁是当事者、谁是局外人。一场冲突能否被称为公民战争,其核心观点随着视角的变化而变化。19世纪以来,国际社会试图将战争置于法律的框架内。在加入法律和社会科学的语言之后,公民战争的运用却变得更加复杂难懂、扑簌迷离。

阿米蒂奇描写一系列公民战争所构成的历史,最终落实到两场现代战争:一个是2006年到2007年的伊拉克,另一个则是2011年至2012年的叙利亚。这两场冲突看作“公民战争”与否,在国际上有激烈争论。它们还可被称作“叛乱”(rebellion),“恐怖主义”(terrorism),或者“武装暴动”(insurgency)。作为一个研究政治观念的历史学者,阿米蒂奇更感兴趣的是:在伊拉克或者叙利亚的问题上,到底是什么让这些词的意义产生了这么根本的分歧;为什么对于这些暴力冲突的界定能够引发这么火热的论争。他写这本书希望让更多读者得以通过这本书理解21世纪的现代困境。

在全球化无处不在的今天,没有任何战争、冲突是完完全全“内部”的。战争的发生或多或少都有外部影响,带有外部因素。我们生活在日益扩大交往的人类社会之林,必然会彼此影响。在新千年里,我们正处于更加接近人类共同体的时代。本应更接近康德理想中的所谓“永久和平”:在地球任何地方发生的侵害人权事件会让全球都感受到其危害。遗憾的是,突发的冠状病毒病让世界又重新龟缩到各自为政的现实政治之中。

第三,阿米蒂奇这本《公民战争:观念中的历史》对中国读者尤其重要。中国漫长的农业文化中没有“公民战争”的类别。“夷夏之辨”的理论,在地理意义上有中心与四方,在族群意识中分“我”(中心)与“他”(边缘),在文化意味上是“华”(文明)与“夷”(野蛮),在政治地位上就有“尊”(统治)与“卑”(服从)。战争有荣辱之分。拓疆之战是王道之战,割地之战是屈辱之战。至于谁死了,死多少,怎么死,都不重要。儒家史记是道德文章,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修昔底德记叙历史的方法,在中国找不到。像阿米蒂奇这样中性描叙一个概念也不存在。

中国的皇权至高无上,没有任何制衡力量。自秦以降,只有臣民,没有“公民”意识,没有人权意识,没有自由意识。“外儒内法”,对内的犯上之举、妄议朝政都是“杀无赦”的罪。相反地,没有制约皇权的中国却一直有对外不对内“怀柔政策”。对同胞,为争皇位的骨肉相残屡见不鲜。孔子的“博爱”是有序之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只局限于四海之内。

所谓“封建王朝”在中国灭亡后,它的文化并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而是继续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变换形式毒害我们。现代中国偷梁换柱,用国家概念顶替了宗族在历史上的作用,使得儒家的内核能够在现代社会中继续繁衍:内外有别;长幼有序。国家凌驾于家庭之上,家庭凌驾于个人之上。与希特勒的国家主义原则相符,有国才有家;离开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而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ism)原则与此争锋相对,有我才有家,有家才有国。我是世界公民,人权大于主权!

1949年后,毛泽东统治三十年,屠地富戮精英灭商贾焚典籍,掘坟挖墓,封国戕脑,其指导思想是一个十足的大杂烩:借了马克思阶级论的壳,发了列宁专政论的威,其套路却还是东方专制主义的东西。两分法,把人强行分成同志和敌人,对敌人要“痛打落水狗”、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八年抗战只杀死不到一千号日本士兵的共产党部队,在“内战”中大显神威,歼敌八百万,在土改中杀死土豪劣绅五百万,大饥荒时饿死同胞四千万,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中,有两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些都是在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学说指导下完成的。在此过程中,中国之外的世界却在享受“长期和平”。

请问,这些死者,到底是敌人,还是同胞(fellow citizens)?是人的属性重要,还是敌人的属性重要?我们应该继续相信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还是接受普世价值的博爱情怀?再者,源于古罗马共和国的现代的公民理念指具有某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权利是公民意识的核心,参与国家治理是公民的职责,当然包括议论国家大事。匪夷所思的是,在今天的中国,习近平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制,也让“莫谈国事”的臣民处世之道重回主流社会。

最早把世界主义介绍到中国的巴金勉强活过“文革”。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并非站在世界之林之外,只是他们的声音被代表、被消声。

总之,阿米蒂奇的《公民战争:观念中的历史》一书填补了战争类别中的文献空白,是一部观点新颖的著作,没有危言耸听之处,是一部简洁而平实的理论之作,号召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世界秩序,推广用“世界主义”取代“国家主义”(在中国,用公民取代臣民!),宣扬地球上所有人皆兄弟姐妹的博爱思维。作为历史学家,阿米蒂奇的书提出的问题比回答的问题多。该书超越了历史界的范畴,其影响必将触及政治、外交、社会、哲学等一系列学科。

2020年9月10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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