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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滇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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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滇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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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滇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1. 东西文明,各有源头

在讨论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时候,绝对不能忽视两者不同的形成过程。东西方文明在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发展,由于源头不同,没有交流,从而形成了巨大的认知鸿沟。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把文明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非洲文明。他认为当前主要冲突是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的冲突。如此分类固然有他的道理,不如简单地分为两大类: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

人类四大古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唯独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绵延不绝5000年,直到如今。其他三个古文明早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也就是说,当下住在伊拉克、埃及和印度的人使用的文字、语言、习俗和古文明完全不同,甚至连人种都不一样。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中华文明是东方文明的源头。并不是因为那三个古文明已经消亡了就归为一类,而是因为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曾经有过亲密接触、交流,曾经在一个国王的统帅之下,在一个锅里吃过饭,而中华文明跟它们连面都没有见过。

西方历史上有公认的四大军事统帅: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年——前323年)、汉尼拔(公元前274——前183年)、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和拿破仑(1769——1821年)。排名第一的亚历山大是马其顿国王。他师从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文武双全,雄才大略,骁勇善战,所向无敌。他在短短十几年内统一希腊,横扫中东,攻灭波斯帝国,占领埃及全境和印度河流域,最后病逝于巴比伦。亚历山大征服了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三个古文明,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三个古文明的相互沟通、交融。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在尼罗河三角洲修建了亚历山大城,成为连接埃及与欧洲、亚洲的重要交通枢纽。亚历山大的部将以此为首都建立了托勒密王朝,经济繁荣,人文荟萃,成为当时学者及文学家的摇篮。凯撒大帝自称继承了亚历山大的衣钵,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基础,盛极一时。在欧洲、伊朗、土耳其、埃及、印度等国家的历史上都可以找到亚历山大留下来的印记,可是,亚历山大和中华文明没有一点交集。双方不仅从来没有接触过,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亚历山大大帝全盛时期正值中国的秦孝公和楚怀王年间。在亚历山大去世17年后,屈原(公元前340——278)来到这个世界。在他的“天问”、“九歌”中谈及天上地下的帝王、神仙、鬼怪,却压根没有提到和他几乎同时代的亚历山大。在战国时期,别说屈原,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打遍天下无敌手,却从来没有和战国七雄交锋,其原因很简单,终年积雪的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隔断了中华文明和另外三个古文明。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汉代张骞(公元前164——前114)通西域,才打通丝绸之路,开始沟通东西方文明。汉明帝时代(公元57——75年)才有西域僧人把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然后才有唐僧取经的故事。

东西方文明的起源不同,由于各自地理特点,使得东西方文明沿着不同的途径发展,导致今日在认知上的巨大的差别。

2. 欧洲的城堡与中国的长城

外国人在中国来游览,必定要去看万里长城。中国人到欧洲游览,必定要看修建在山巅的城堡,例如德国的天鹅城堡、奥地利的萨尔兹堡等。

为什么中国人修长城而欧洲人修城堡?

无论长城还是城堡都是防御工事,但是两者有明显的区别。长城防御的是整个国家,而城堡只负责保护躲在城堡中的少数几个家庭。

长城是中央政府修的。欧洲的城堡是地方政府或贵族领主修的。在广东、福建也有类似堡垒一样的“围屋”。 不过,规模没有欧洲城堡这样大,也没有建立在地势陡峭的绝顶天险之上。围屋用来对付土匪强盗,而绝对不能用来对抗官府。

长城是古代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的分界线。在中原务农的民众对北方游牧民族非常头痛。在风调雨顺、牧草肥美的时候,牧民们悠然自得地在草原上放牧,双方相安无事。可是,牧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薄弱,一旦遇到旱灾,或者在冬春交替时节,草原上的牲畜往往由于缺乏草料无以为生。由于农耕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要强于游牧经济,饥饿的牧民往往越过边界来抢掠粮食。显然,要取得边界安宁,最好的办法就是互通有无,开关贸易。在汉朝王昭君和亲之后的50年内,北部边境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事。可是,如果中原王朝缺乏自信,闭关自守,那么,对付零星小股的牧民,修筑长城确实有用。不过,一旦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组成强大的军队,例如,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女真、蒙古…,金戈铁马,呼啸而来,长城几乎没用。明朝修长城最卖力,可是,明初的鞑靼和明末的满清都没有把长城看成不可逾越的防线。他们避开山海关这样坚固的防御工事,另外找一个薄弱环节,轻而易举地突破长城,长驱直入,烧杀抢掠,如入无人之境。长城这样的防御工事能防蟊贼,而不能对付强敌。康熙皇帝说,只要朝廷有人心和军队,未必需要长城。满清入关之后再也没有修过长城。

欧洲的城堡非常坚固,如果强敌入侵,立即退守城堡。在冷兵器时代,对手除了长期围困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只要城堡里储备足够的粮食和饮用水就可以和对方拼消耗。如果对方知道围困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都攻不下来,自然知难而退。

在中国完全可以找到地形险要的地方来修筑城堡。为什么欧洲修城堡,中国不修?

道理很简单,中国有大一统的传统观念。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严格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朝廷指导各府、县修筑城墙,至今在西安、兴城、平遥、荆州等地还保留着比较完好的城墙。这些城墙在平时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保护老百姓的作用,却不能对抗强敌,更不能和中央政府对抗。唐朝安禄山造反,明末清兵南下,几乎所有府县的城墙都没有能挡住敌军。

长期以来欧洲的王公贵族割据分立,各自为政。他们无视中央政权,在险要的山顶上建立自己的城堡。关系好的时候,听命于中央政府,关系不好的时候,关起寨门来,分庭抗礼。中国大一统的传统不允许修筑城堡。如果像欧洲一样在山顶、峭壁上修上几座城堡,颜正卿、史可法完全可以坚守几个月甚至几年。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允许修筑城堡,敢造反的就不止安禄山了。

中国有句老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人们心目中,国家统一才是一个稳定状态。相比之下,欧洲文明从来没有出现过大一统的格局。罗马帝国曾经称霸一时,但是,一旦分裂成西罗马和东罗马,就再也合不起来了。拿破仑曾经把大部分欧洲都纳入帝国版图。一旦遭遇滑铁卢,各国立刻回归原状。欧洲各国王室相互通婚,奥地利的玛丽娅·特蕾莎号称欧洲各国的丈母娘。但是,联姻并不能改变边界,欧洲各国始终各自为政。

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内涵相差甚远。西方文明强调个人的独立,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中华文明以家庭为社会的细胞,提倡尊老爱幼,长幼有序,相互帮助。放大一点,强调家族观念、乡土观念,再放大一点就是家国情怀。中国人讲究“籍贯”,许多西方人说不清楚哪儿是“老家”。西方人的姓氏概念和中国人的百家姓大不相同。中国人认为,国就是放大了的家,主张忠孝两全。在家里要孝顺长辈,在外面要忠于国家。对读书人的最高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在西方文明中也有这些因素,但是和中华文明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中国具有大一统观念,而西方没有?

3. 黄河、长江与中国的大一统观念

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地理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长江奔流东去,抚育了中华民族。充沛的水资源,广阔肥沃的土壤,四季分明的温带气候,非常适宜发展农业。古人在黄河、长江流域逐渐聚集,形成部落。刚开始的时候,每个部落的人数不多,各个部落相隔甚远,无所谓边界,各个部落之间除了偶尔发生抢夺生活资料的冲突外没有领地纠纷。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各个部落不断发展壮大,领地扩张,形成了部落之间的边界。各个部落都希望获得更多的领土、资源,终于爆发了边界战争。据《史记》记载,通过相互联合、兼并,出现了几个部落联合体,黄帝在陕西,炎帝在河南,蚩尤在山东。首先,黄帝部落和炎帝打了一仗。黄帝赢了。随后,黄帝联合炎帝部落,在涿鹿打败了蚩尤,统一了中国。至今人们依然敬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农耕经济要求人们合理利用河水灌溉,联合起来修筑河堤,应对水灾。大禹治水根本就没有考虑国界。

经历了夏朝、商朝之后,周武王分封了100多个诸侯国。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治下,各路诸侯必须服从中央。随后,由于周王室腐败无能,大权旁落,出现了春秋五霸,尊王攘夷。在三国分晋之后,大鱼吃小鱼,形成了战国七雄。他们面对着同质性的竞争。如果某个国家能够有效地调动、组织军事和经济力量,就有可能兼并其他国家,统一中国。秦国位于关中,在商鞅变法之后迅速崛起,凭借着严格的军事化组织,集中国力,逐个击破,在很短的时间内一统天下。随后,秦始皇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促进经济分工合作,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在民众中逐渐形成了天下一家的正统观念。李录在他的“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大趋势”一文中对这一点有很好的论述。

只要有黄河、长江两条大动脉在,中国就很难出现长时间的分裂。在漫长的岁月中曾经几次出现划江而治的南北对峙,但是很少出现长时间的上下游对峙。曹操赤壁大战的目的是想拿下荆州之后,顺流而下攻灭东吴。后来晋武帝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先取蜀汉,再夺荆州,兵分六路伐吴。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很快就结束了三国并立的分裂局面。在同一条水道上,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边界。在古代战争中往往是占据上游的政权获胜。

除了利用东西向的河流之外,中国人还热衷于修筑南北向的运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利用长江三角洲的天然河湖港汊,疏通了古水道,开凿了胥溪、邗沟、黄沟三条运河。强大的吴国利用河道调兵遣将,运送粮草,集中兵力,南征北战,称霸一时。

秦始皇吞并6国后在公元前221年派50万大军南征百粤,秦军翻越大庾岭进入广东。兵锋所向,势如破竹。可是,由于五岭阻碍,军饷转运困难,秦军粮草后勤接济不上,只好班师回营。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史禄掌管军需供应,督率士兵、民夫在广西兴安修建一条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公元前214年灵渠凿成。秦军护送着船队,经过湘江、漓江一路南下,迅速统一了岭南。

隋文帝开凿了广通渠,隋炀帝再接再厉修通了济渠、邗沟,形成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把黄河、长江、淮河等水系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水运网络,把整个中国连接成一个整体。在网络状的水系中,要搞独立割据很难找到稳定的边界。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划江而治的南北分裂局面,却都不能持久。无论南方、北方,只要足够强大,一定会“北伐”或者“南征”。一般说来,北方的军事力量比较强,因此,隋文帝南下灭陈,宋太祖南下灭了南唐,金国南下灭了北宋,元朝南下灭了南宋,清兵南下灭了明朝。北伐成功的案例当数朱元璋派徐达攻进北京,赶走了元顺帝。1927年的北伐也可以算一次。

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三个古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大一统观念和家国情怀。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分裂过许多次,例如东周列国,战国七雄;秦始皇统一之后,在东汉末年分裂为三国;晋武帝统一后不久八王之乱,分裂为南北朝;南方有东晋、宋、齐、梁、陈;北方有符秦、北魏乃至北周。隋文帝统一全国,没几年,天下大乱,再度分裂。唐太宗统一全国,到唐末再度分裂;经过梁、唐、、晋、汉、周,再度统一于北宋。金兵入侵后形成南宋、金和西夏三国鼎立;蒙古铁骑统一中国;98年后,朱元璋北伐,再度统一中国。明清更替,疆界虽有变化,但始终有个中央政权。即使是北洋军阀时代,在名义上各省都崇奉一个“中央”。

中华文明拥有一个超稳定的结构,哪怕局势动荡,在分裂之后中能够回归统一。无论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人们总在期盼着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反对分裂割据。因此,中华文明具有一系列的特点:大一统观念以及相对应的儒家学说,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上下有序的社会结构。在中国人眼里,国就是放大了的家,把地方官员叫做“父母官”,有国才有家。

中国人也讲究自由、人权,但是,把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放在集体的共同利益之下。在经历了百年的积贫积弱和社会动荡之后,中国人从切身的经历体会到没有社会稳定,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和权益。他们把生存权当做最根本的人权。为此,他们心甘情愿地赋予政府更多的行政管理权力。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重要的不是民主与否,要紧的是建立能保证社会稳定的政治组织;换言之,关键不在限制权威,倒是建立权威。显然,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民主、自由的内涵和先后次序截然不同。

4. 地理与语言体系

语言体系的形成和地理、水系密切相关。

在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中,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在交通便利的地区必然会流通一种共同的语言。河流是古人最佳的交通要道,通常在一条河的上下游流通相同语言。经过多年的相互融通往往在一个流域内形成相对统一的语言和文化、经济体系。

从海边沿河溯流而上,越走越高,直到源头。翻过大山就进入另外一个水系,两边很可能讲不同的语言。中国的长江、黄河发源于青海的三江源,黄河全长5464公里,长江全长6387公里,从西到东把十几个省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流域经济体。从三江源再往西,就是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把中国和世界其他部分分割开来。沿着黄河、长江,虽然各地有各自方言,但是交流完全不成问题。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沿着赣江、湘江、闽江,大家交流也没有什么障碍。可是进入大山深处,当地方言非常难懂,哪怕只隔一座山梁,讲话相互听不懂。有些老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山沟,他们不知道如何和外边的人交流。

虽然中国有许多地方方言,不管讲哪种方言,文字是绝对统一的。谁都不能否定科举考试在统一文字上的贡献。从乡试到殿试,不写汉字就别想过关。西方有人说,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汉语教材就是种族灭绝。奇了怪了。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所有的书院都用汉语讲解四书五经,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规矩,那个时候你们在哪里?

5. 支离破碎的欧洲水系

欧洲从地理上可以分为北欧、西欧、中欧、南欧和东欧。

北欧包括丹麦、冰岛、挪威、瑞典、芬兰,面积132万多平方千米,位于多山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西欧包括英国、法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摩纳哥,面积93万多平方千米。河流多注入大西洋。

中欧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士、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列支敦士登,面积101万多平方千米。除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向东流经南部山区注入黑海外,大部分河流向北流入波罗的海和北海。

南欧包括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梵蒂冈、圣马力诺、马耳他、安道尔和科索沃,面积166万多平方千米。河流大多向南注入地中海。

东欧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摩尔多瓦和俄罗斯欧洲部分。伏尔加河向东南注入里海。

欧洲总面积为1040万平方公里,如果不计东欧和俄国,面积为492万平方公里。欧洲和中国的面积相仿,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流通的语言是汉语。欧洲有40多个国家,讲几十种语言,各不相通。

日耳曼语族:英语、德语、荷兰语、挪威语、瑞典语、丹麦语、卢森堡语、低地苏格兰语等。

拉丁语族: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

斯拉夫语族: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

凯尔特语族:爱尔兰语、苏格兰盖尔语、威尔斯语、布列塔尼语。

希腊语族:希腊语。

波罗的语族: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

突厥语系:分布于南欧与东欧,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鞑靼等民族。

乌拉尔语系:芬兰语族和乌戈尔语族。

为什么在欧洲有如此多的不同语言?这和欧洲的地理密切有关。

欧洲的河流都发源于腹地。奥得河发源于捷克山区,全长912公里,向北注入波罗的海。易北河发源于波兰山区,向北注入北海,全长1165公里。莱茵河发源于瑞士,向西注入北海,全长1232公里。塞纳河发源于法国腹部山区,全长776公里,注入大西洋。只有多瑙河是个例外,它发源于德国西南部山区,自西向东流,流经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最后注入黑海,全长2850公里。阿尔卑斯山隔开了南欧国家,河流向南注入地中海。

绝对不要低估河运在古代交通系统中的作用。在古代的战争中,远征必然要依托江河,船舶顺江而行,提供大军的后勤保障。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出乎意大利人的预料,翻过阿尔卑斯山,以少胜多,取得节节胜利,但是,他却没有办法从后方取得补给,只好就地筹粮。一代军事天才最后败在后勤供给上。

为什么欧洲没有出现一个秦始皇?从地理上来看,由于欧洲的水系呈发散状,欧洲被山脉和复杂的河道分割成许多小块,没有一个主要的交通脉络,易守难攻,因而统一欧洲的难度极大。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多个国家分治的状态。一直到17世纪德国还分成许多城邦和小国。要管理好这些小国,必须依靠以国王和贵族为核心的血缘关系。每个地方的权力都是可遗传的,从未像中国那样向着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

6. 什么叫中国特色?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怎么能想象核桃树上结出苹果?即使都是橘子,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从地理、历史来分析,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出处不同,发展途径不同,怎么会没有区别?

在日常的贸易、交往中人们并不特别在意东西方文明的区别,但是遇到一些重大变故,例如当前的新冠疫情,人们本能地做出了不同的反应,立刻就体现出来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人权、民主、自由等等都从属于文明。西方民众认为人权、民主、自由非常重要。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民众的看法和他们不一样。实际上,人们常说的这些概念在东西方文明的框架下也有着不同的内涵。

有人问基辛格,毛主席曾经多次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过他,你有没有在毛主席的书房里看见马克思的书?基辛格仔细回想后答道:“没有,我见到的都是线装的中国古籍。”显然, 毛泽东吃透了中华文明,在中华文明基础上只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毛主席所倡导的社会制度不同于马列主义教科书上的模式,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更是截然不同。

虽说在文字上大家都使用“民主”、“自由”、“人权”等字眼,可是,东西方的理解却大不相同。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权”首先是生命权,其次是吃饭权和工作权等等。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要健康地活着,有活儿可干,有钱可赚,生活质量越来越好。活着才能吃饭、睡觉,才能挣钱、享受,连命都保不住,别的都是扯淡。跳广场舞的大妈根本就不跟你谈什么意识形态,却都能自觉地遵守防疫规定。面对瘟疫、洪水、地震等灾害,个人必须服从整体,大家都自觉地配合。绝对不会有人上街游行抗议,反对戴口罩。虽然中国人对政府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是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分裂、混乱、内斗的局面。没有民众自觉的配合,防疫抗疫的成功单靠政府命令是做不到的。

某些西方媒体经常把“人权”、“民主”、“自由”挂在嘴边,其实,这些漂亮辞藻背后的含义并不一致。黑人、印第安人讲的“人权”和白人不一样。特朗普鼓动其拥护者冲击国会时讲的“民主”和拜登不一样。特朗普提倡“言论自由”被美国主流媒体讥讽为胡说八道。西方抗疫的混乱和舆论的混乱不无关联。既然西方媒体自己都拎不清,谁拿他们都没有办法。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吧!

7. 漫长的磨合期

世界秩序说到底取决于几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看前苏联和美国,如今要看中国和美国。俄国和美国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都属于西方文明的范畴,相互之间的误解并不严重。而中国和美国分属东西方两个差别很大的文明。由于东西方文明的来源不同,对许多概念的理解不同,自然少不了磕磕碰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杜勒斯站在鄙视链的高端,看不起中国,打算通过和平演变来改变中华文明。他说的“和平演变”并不是相互融合,而是叫中国向西方文明靠拢,无条件地接受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几十年过去了,实践证明,杜勒斯的想法落空了。中华文明有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家庭和社会伦理等等早已根深蒂固,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文明是不自量力。

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把东方远远甩在身后。在西方民众中形成了强烈的优越感。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西方民众站在鄙视链的高端,一方面,看不起中国,另一方面,尚能宽容、原谅中国人和他们不同之处。

可是,当中国富起来,强起来,一步一步赶上来的时候,挑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动摇了他们心目中的优越感。中国的和平崛起让他们看到在西方文明之外还有一个同样灿烂的东方文明。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改变视角的调整过程。有些人调整得快一些,有些人调整得慢一些。还有一些人,顽固地坚持己见,不管怎么说,就是看不惯中国。他们习惯于站在鄙视链高端俯视中国,恨不能叫中国人变成他们那般模样。要叫他们改变心态,调整姿势,平视中国,会让他们感到非常难受。怎么办?慢慢来吧。反正你也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看不惯也得看,时候长了,也就看惯了。东西方两大文明的磨合期也许要花几个世纪。这一代人不行,那就寄希望于下一代人。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到哪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最终的解决方案。久而久之,双方都会调整自身,理解对方,包容对方,相互融合,求同存异,逐步走向世界大同。

如同体育比赛,卫冕冠军的眼睛一定会盯牢亚军。在国际关系中,老大不整老二,天理不容。人们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为了遏制中国,维护自己的霸权,难怪某些美国人要想方设法要给中国添乱,横挑鼻子竖挑眼,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让这些西方老爷们感到非常沮丧,不管他们说什么,中国继续走自己的路。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多少年之后,当人们回顾今天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也许会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沉寂了几个世纪之后,东方文明终于再度焕发光彩。但愿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竞争中相互理解,相互融合,把人类的文明历史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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