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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危险的信号:习版《中国共产党简史》或明或暗地为文革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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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危险的信号:习版《中国共产党简史》或明或暗地为文革翻案

发表于 2021 年 05 月 19 日 由 舟巷

在文革研究史上,2021年恐怕注定要成爲中共官方或明或暗地为文革翻案的一年载入历史。其代表作,当然是中共领导习近平最近搞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下简称为《简史》或习版《简史》)[1]。据説:最近这本书在北京已经发到街道里弄,人手一册,作爲“习近平思想”的代表作掀起了一个全民学习的政治高潮。爲此,笔者深感写这篇评判性的时评,有了一点防止谬种流传以戕害大衆的迫切性了。

和中共所有的官方党史一样,习版《简史》本质上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某种政党宣传而已。为突出中共一党的所谓“贡献”,编者在不少“敏感”的地方总是用种种谎言和欺骗性的笔法来掩盖真相。这些笔法首先是一种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有意“省略”。比如、谈中共的成立闭口不谈它作爲苏联共产党一个支部的事实,即回避苏共和共产国际数以百万计的大洋的金援和操控。再如、谈抗日战争绝不提国民党正面战场抗击了90%日军的主导作用。这些笔法还常常是对历史真相的蓄意混淆。比如、谈朝鲜战争有意以“内战”两个字来混淆侵略者(金日成爲首的北朝鲜)和反侵略者(以美国爲首的联合国军)的重要界限。[2]再如,竟把毛泽东为争当国际共运领袖而头脑发热地发动的总路綫和大跃进説成是“广大人民群衆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从而暗中地把饿死人的责任分摊给人民大衆。[3]然而,这些问题还并不足以使人惊讶,因爲它们广汎地存在于以往的中共党史的表述中。而习版《简史》对这些谎言和错误的的坚持和扩展,只是表现了它和它所代表的中共新领导人的治史思想的不思进取、抱残守缺而已。

令人真正大吃一惊的是:习版《简史》公开地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和以往官方党史完全不同的提法:不是有所进步而是大踏步地倒退。其要点在于或明或暗地推翻1981年由邓小平主持的、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简称为《决议》或邓版《决议》)中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当然,当我们把习版《简史》和邓版《决议》加以比较,以説明习近平为文革翻案的倒行逆施时,绝不是説邓版《决议》对于文革的论述就是完美正确的了。恰恰相反,邓版《决议》对文革的否定仍然是不彻底的。比如,邓版《决议》对文革有一个著名的论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4] 其中把文革的罪责从发动者毛泽东的身上推卸到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对毛的“利用”上,就无法服衆,大有为毛开脱粉饰之嫌。衆所周知的是:所谓“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并不是以毛泽东夫人江青爲首,其实是以毛泽东爲首: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另一个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也是同样。这一集团的主要成员邱会作曾这样驳斥了《决议》说他们利用了毛的谬见:

《决议》説毛主席被利用,説我们在利用他,根本没那回事儿!……毛主席是非常刚毅、异常智慧、具有强烈个性的人,一生中只有他利用别人爲他和他的事业服务,哪有他被别人利用的道理?特别是毛主席后半生倾心投入的文化大革命,被他视爲评价他一生最大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是建立新中国),如果説他一直在“被利用中”,既不符合实际,也不令人信服。……推出“毛泽东被利用论”,会对历史真相掩饰,不利于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教训进行本质的研究和揭示,不利于总结经验。[5]

平心而论,邱会作的反驳比《决议》更令人信服的多。但是,毕竟邓版《决议》是文革刚结束后中共最官方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痛定思痛的标杆性的产物。我们把它和今天的习版《简史》进行对比,就可以发见中共对文革官方认识的变化和倒退,并从中挖掘出它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文革翻案的险恶用心来。

一、 如何从历史和比较的观点来看待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和经济上所谓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习版《简史》把文革和中共建政以来的另外17年放在一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了严重挫折,但仍取得了独创理论成果和巨大成果。……这些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6]

值得注意的是:在《决议》和以往的中共党史中,因爲文化大革命是被彻底否定了的,它从来是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革前夕的另外的十七年(1949-1966)分开论述的。而习版《简史》把它们绑在一起,显然认定文化大革命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然而,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决议》是怎么写的:

“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7]

在上面的表述中,《决议》首先断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有任何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成就”。它没有“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因而,《简史》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完全是无稽之谈。关于所谓“物质基础”,即经济上的一些成就,《决议》也没有否定,但是它却明确地指出:“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决议》的完整表述如下:

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8]

对比《简史》和《决议》,前者显然删去了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的重要前提,却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片面地大谈经济上的“重大成就”,企图衝淡和掩盖文革的政治灾难。説来有趣的是:邓版《决议》似乎对于未来会有人掩盖文革的恶果有所预测,对如何评价包括文革的“前三十年”的成就,它写下了这样的段落:

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9]

很明显,既然“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就很难谈得上什么习版《简史》所谓的“伟大成就”和“巨大成果”了。

二、如何如实地、严肃地看待和评价文革、大跃进-大饥荒等政治运动及其恶果?毛泽东和执政党是否要为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无辜受害者负责?能否可以用轻飘飘的“探索”两字一笔带过?

习版《简史》在对待这些政治灾难的态度是极不严肃的。例如,习近平上台以前的党史在谈到1960年的“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时,还是部分地承认了历史真实:

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的极度缺乏,严重损害了人民群衆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10]

遗憾的是:这些“沉痛的教训”在习版《简史》被完全地抹去了。关于“大跃进-大饥荒”的发生,《简史》只有几句诸如:“爲了儘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力图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崭新的局面……但违背了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等等。[11]很显然,习版《简史》用轻飘飘的“探索”两个字虚无了“沉痛的教训”。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上,习版《简史》走得更远,它说:

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考虑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作爲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爲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发展规律认识不清楚,由于“左”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纍积发展,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最终酿成了内乱。[12]

既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是爲了反对“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而且是“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他当然就对这一“内乱”的后果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了。在习版《简史》处心积虑地为毛泽东的文革责任开脱时,我们在邓版《决议》中可以看到对毛的责任一定程度上的承认和谴责,例如:

这十年【1957-1966】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13]

值得注意的是:邓版《决议》大力批评了毛泽东的“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把它们作爲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这显然是习近平所不愿意看到的,因爲他的个人崇拜也已经搞得不遑让于当年的毛泽东了!

三、如何正确对待文革的遗产?是把它作爲反面的沉痛教训来吸取,还是有意混淆概念、把“教训”混同于“宝贵经验”来继承?、爲什么习近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有独锺?

一个显而易见的遣词造句的区别是:邓版《决议》在谈到文革等一系列政治灾难时,用词大都是“教训”,而习版《简史》则更喜欢用“经验”。其实这两个词是有天差地别的。根据大陆《百度百科》的解释,1)“教训”是一个反义词,“一般指当把事情做错了,结果是失败和痛苦,所以说得到了教训。 通常是通过切身体会才能得到。和经验相比,得到教训的代价常常更加昂贵,因此也更让人难忘。”2)“经验”是一个褒义词,是指“从生活中多次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或技能”。[14] 很显然,习版《简史》是有意地进行哲学和逻辑上的混淆、并以“经验”来代替“教训”。

习版《简史》和邓版《决议》虽然都认爲中共建政到文革前“成就是主要的”,但对以往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错误,尤其是文革实践和理论上的灾难《决议》取承认的态度,并指出其中没有可以歌颂的“经验”和“理论”上的伟大成就。而习版《简史》则利用概念的混淆,又有意把政治、理论和经济发展混爲一谈,企图使读者错误地得出甚至反右、大饥荒和文革这些政治灾难也有“伟大成就”的错觉,起到掩盖历史真相的作用。

那么,习版《简史》主要要把那些毛泽东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爲执政的正面的“宝贵经验”来继承呢?我们在上面对《简史》有意遗漏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批评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个人崇拜是习近平所最急需的。根据明镜节目主持人陈小平博士的统计,在整本《简史》里,共提到的人名频率是:毛泽东(230),习近平(211),邓小平(136),江泽民(44),胡锦涛(26)。[15]习近平通过他的《简史》,已经把他自己放到了仅次于毛泽东和高于邓小平的重要地位。爲了要给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一系列毛泽东式领导作风正名,习版《简史》还不惜阉割和篡改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习版《简史》中有这样一段话:

1980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这个讲话,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明确了基本的指导思想。[16]

粗粗一看,邓小平的讲话似乎主要是讲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的问题。但把邓小平讲话的原文找来一读,便会发觉原来邓小平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邓小平还指出:“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最后,邓小平还总结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7]爲什么习版《简史》要这样明目张胆地篡改邓小平著名的讲话精神呢?一句话:投鼠忌器。习近平在今天所做的一切,正是邓小平当年大力批判的!

最后,整本《简史》共203页,但是描述习近平的最后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竟占了近60页,有30%的篇幅。在“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的通栏标题下,习版《简史》写了整整一页吹捧习近平的谀辞、肉麻到不堪入目:

在治国理政新实践中,习近平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展现出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非凡政治智慧、顽强意志品质、强烈历史担当、高超政治艺术,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讚誉。习近平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在新的斗争实践中,习近平事实上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习近平作爲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展现出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非凡政治智慧、顽强意志品质、强烈历史担当、高超政治艺术,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赞誉。……党内外形成一种普遍共识和强烈呼声,这就是: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明确和维护习近平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18]

无疑,类似毛泽东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回来了,文革也就不会很遥远了。

四、如何从历史和比较的观点来看待文革和其他政治运动期间中国经济上的一些成就?这些个别的、局部的“成就”是否“伟大”到超过了或可以抵消那些全局性的政治灾难的恶果?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邓版《决议》已经指出:“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首先,什么是衡量某一历史时期科学或经济上的“伟大成就”的主要标准?在我们看来,“人”的标准第一,即它主要应当表现在对人类生命生活的保护、尊重和改善。否则,我们就可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认爲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取得了科技和经济上的最伟大的成就?!因爲我们知道德国法西斯利用了这些科技和经济上的、尤其是军事技术上的“伟大成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杀戮了成千上万的无辜民衆的历史真相,便不会爲他们一味评功摆好。同样,大跃进-大饥荒导致了至少三千万中国民衆被饿死;文化大革命导致了至少两百多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和三分之一的中国家庭被伤害,甚至在个别省份(如广西)还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吃人”事件,难道我们还有任何理由去歌颂那些所谓的“伟大成就”吗?难道我们可以允许以所谓的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来衝淡和抹杀政治上的一系列巨大的、史无前例的人道灾难吗?

其次,任何一个黑暗的历史时期,人类都在继续繁衍生存。他们的劳动和求知的欲望便不会熄灭,也就一定会取得某些的科技和经济成就。但是我们衡量这个历史时期的的成就必须是动态的、相对的,用全面和比较方法的,而不是静态的、绝对的。习版《简史》在爲它歌颂文化大革命中的科学或经济上的“伟大成就”在理由时说:“作爲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这其实是一句等于没有说的废话。如同邓版《决议》所言,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浩劫是“全局性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还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样、任何静止地歌颂这一时期的科技和经济的“伟大成就”,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指出:文革造成中国科技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一、二十年”。[19]由中共中央直接审核批准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更指出:

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让我们举例説明这个数字所包含的内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9年,这整整30年中建设起来的全部国营企业(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和邮电、商业、城市公用事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4892.5亿元,这就是我国国营企业的全部家底。“文化大革命”10年损失的国民收入,相当于败掉了全国亿万人民经过30年辛勤劳动而积纍起来的同样一份家当。[20]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习版《简史》所谓的经济“成就”是个别的、局部的,而文革中因爲政治运动带来给科技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的混乱和灾难才是全局性的。习近平上台前的201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这样描述文革结束前1976年的国民经济现状的:

1976年1月至5月,全国钢欠产123万吨,化肥、棉纱等其他主要工业也大量欠产,市场减少供应商品14亿元,财政减收20亿元。从全年看,钢产量只完成2046万吨,仅达到计划数的79%,低于1971年的水平。这使从1974年到1976年连续3年计划拿下2600万吨钢的指标,第三次落了空。全国公交、商业的企业亏损达113亿元,粮食的亏损额达50亿元,而当年的财政收入不过776.6亿元。作爲国家重要工业基地的上海市,1976年的工业设备完好率只有60%左右;作爲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运输则有10多条干綫经常不通畅,1976年比计划少运4600多万吨物资。儘郑州铁路局一年就发生12起全局性大堵塞,使京广綫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年少运煤炭1100万吨,造成12个省市缺煤少电,相当一批工厂停工停产,影响扩及半个中国。农村情况也很严重。到1976年,过去一直提供商品粮较多的四川、黑龙江、吉林、广东、江西等省,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有的已调不出粮食。以“天府之国”著称的产粮大省四川竟也要国家大量返销粮。1976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只有380·34斤,比1952年的395·34斤的水平还低。[21]

对照历史的真实,习版《简史》还有什么理由用那些个别的、局部的所谓的科技和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来抵消那些全局性的政治灾难的恶果?

纵观习版《简史》,并通过它邓版《决议》的详细比较,我们不难看到编者释放出了一个爲文革翻案得极其危险的信号。它首先蓄意混淆“教训”和“经验”的界限,在哲学上和逻辑上把文革的“沉痛教训”暗度陈仓为“宝贵经验”。它然后用“探索”“曲折”等模糊的和极不严肃的字眼来爲毛泽东和执政党要负责的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大饥荒和文革的政治灾难开脱。最后,它又利用文革时期个别和局部的所谓科技和经济的“伟大成就”来冲淡和抵消全局性的政治灾难和经济损失。在整部习版《简史》,编者最不想否定的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独断等专制的领导作风。这其实正是习近平最近十年来身体力行之所在。当然,在明里,习版《简史》仍然承认文革是一场“内乱”。这又使习版《简史》常常不自觉地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使人贻笑大方和不忍卒读。

 

注释:

[1]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

[2]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61页。

[3] 同上,第77页。

[4] 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网络版),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02-2021年。

[5]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和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3-5页。

[6] 同注1,第84页。

[7] 《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网络版)。

[8] 同上。

[9] 同上。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63页。

[11] 同注1,第77页。

[12] 同注1,第80页。

[13] 同注4。

[14] 见《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AE%AD/1355702;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E%E5%BA%A6%E7%BB%8F%E9%AA%8C/4792405?fromtitle=%E7%BB%8F%E9%AA%8C&fromid=3690976

[15] 陈小平、宋永毅:“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还是习近平党史?”(明镜火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9CGqT5c6U

[16] 同注1,第92-93页。

[17] 载《邓小平同志论党风》(机密),收入《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18] 同注1,第151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73页。

[20]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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