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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北方:从祭师到万世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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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北方:从祭师到万世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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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北方:从祭师到万世师表(上)

一一 孔丘从先生到老师的身份诘辩

目录

楔子
一、家世背境与环境
二、有教无类的师傅
三、礼的诱惑与教化
四、困顿的游走纪事
五、将祭师进行到底
六、未曾觊觎的神坛
七,刨土为食的种群考问
结语:极端吉言、大话,与人性伤害

楔子

子曰:吾十有五志于学…老实说,对孔子不满那年,俺才九岁。

事情是这样的:九岁时,学校要求用毛笔书写小楷和大楷。暑假作业规定要写几页小楷,几页大楷。这类事在没有家学熏陶的状况下,通常不会发生平均练习或习惯坚持的事来。

俺家老爸学校门都没近过,与"文气"有关的,是据说成年后爱听地方戏。老妈却是在地富户的大闺女,裏过脚,陪大舅读书的机会真读过初小。他们之所以能联姻,主要是老爸太穷,三十好几还光棍一根。结果是政治高压环境下,用穷丁当的身份捡了个便宜。老妈则是为了活命!

那年代,我们兄妹几人的学业大人反正是顾不上的。上面虽有哥姐,习字读书也真没麻烦他们,署期作业搞突击也就十分的正常。

事由出在大楷本子弄湿晒干后,翘了。因为想抚平,就便宜地垫放到屁股底下坐实了。从来没有脾气的老妈,看到这一幕,那天是无预警发难。絮叨着"得罪孔老夫子会如何如何?"老爸虽然没有开抽耳刮子,但显然默认支持,并勒令下不为例。

由于事发突然,受了责备的我无厘头备感莫名其妙。人生第一次与孔子交集,竟以闻名即败收场。那是1979年的8月,尽管批孔运动已经过去多年。但老妈以黑五类仔子仍称"孔老夫子",现在想来,那绝对不是胆识,而是尘封在内心的价值阀门被小可我无预警闯开了。

记得年龄稍大一点,老妈的口中就常出现"老辈子人说的","古班人讲的",等各种训诫。当然,她不知道的是:就因为那次莫名的受责,她儿子已经与那个叫孔老夫子的杠上了。

"孔圣人不可超越?",带着这样的疑问,俺完成了基础学业。

代代相传,如果不可超越,"那一代更比一代强"不但是句绝对的空话,而且还是一句十足的废话!"

这是青少年时代的我说的。

"我们是个注定末脚的种群?既然注定末脚,那孔圣人还有什么值得尊重的?掀翻他难道就真的天下大乱?"

这是与几个朋友闲聊,抬杠。

直到接触《礼运大同篇》,儒家思想才在认知里有了个基本概念。不过老实说,后来接确到汉儒、宋儒、明儒、清儒,口号式的好听话、大话听多了,说话者已经作古,嘴巴当然不酸,但听的人小可正在前行,耳膜就倍感别扭,或许这就是打小的判逆个性在作怪!

稍长一直努力在问:大礼制结构下的礼仪之邦,为什么两千余年也整不明公共场所的简单排队?还有,一整套听起来羡煞死人的理想社会模式,为什么会屡起屡灭,跌宕不断? 有多少皇朝兴起,是个人问题?还有多少皇朝覆灭,是大礼制结构问题?天下若要文明,就一定要见龙在田?

独立思考形成之后,才知道这个孔圣人自汉尊儒术后就在历代文庙里享配香火。而天下兴乱,好像与他坐不坐在神坛,着实没有屁大的关系。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当看到顾颉刚老先生"随意的孔子"(顾老先生指出各时代孔子各有形象的揭示),以及傅佩荣先生"50岁以前,孔子以帮人料理丧事为生"的论述之后,所谓"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夫子形象也就豁然开朗。

为孔子正身、正名,尽管会拉下神坛上的那个圣人,但"先生"之称还是当之无愧的。无论先生教导了什么,由神而人,应该还原一个人形的本来面目不是?

"天生仲尼,万古长夜"!

或许更关键的是:只有让孔子这位已老的老人走下神坛,一个种群才不会末脚,所有的后辈才会拣拾上进之心,才有可能去找寻上进之路。

仅以为记。

一、家世背景与环境

尽管还是选择从孔子出身开始。但这里採用提问方式,再结合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作答。事先申明:本文的宗旨绝不是为了牵就已有的大众认知,只想结合坊间已有的资料讯息,以期给出个人认为比较相对合理的解析。

孔子父亲叔梁纥有妻有妾,为何还会老来"野合"?动机、目的是什么?

孔氏家族远祖很有来头,是殷商后裔,几乎已是信史。只是因为孔氏开宗先人孔防叔自宋避祸居鲁,生伯夏,再到叔梁纥这代,由于贵族身份已留在宋国,居鲁之后就成了自由民,这应该也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关于叔梁纥,史书交待身长十尺,孔武有力。立过两次无可替代的军功,因功出任郰邑大夫,已算是当时鲁国编制内的一个高级地方官。因此孔氏家族重回贵族行列,也就不在了话下。

春秋时的士与大夫,依惯例是有世袭封地的。叔梁纥用自身的本领,使自己一家在异地迁徙的状况下重新挤入贵族行列,并充任大夫级别的正式官员,算是卓有一番成就。

一妻一妾,子女十人,自己已年老六十有五,还要"野合",这似乎有点不合常理。究其原因,其实出在当时的贵族承袭制度:女儿、有残疾的儿子不能承嗣。这当然就如同制度给叔梁纥出了一道难题。没有正常儿子,无人承嗣,好不容易续上的一脉贵族香火眼看着又要一代而灭,一生成就也要化为泡影。大夫作为一方之长,本就大权在握,叔梁纥能甘心吗?

再说正妻生了九女,显然叔梁纥夫妇为了生儿子早就豁了出去,就差没陪上老命而已。应该是正妻一味生女认命之后,叔梁纥才纳妾换个肚子继续为生儿子努力。

无如妾命也不咋的,儿子是生出来了,却先天性腿脚有毛病。续上了的仅仅只是香火,可一个残疾儿,承嗣之份仍是无奈空白,叔梁纥依旧头大如斗,瘪不下去。

这可咋办?年事已高,身子骨已经不起折腾,叔梁纥或许也有优生学概念。心想找个年轻的,身体壮硕,生健康儿子的机会也会更大。

从叔梁纥知道颜家有三个女儿长成在闺一事来看。推测颜父与叔梁纥应该相熟,且互知根底。

因着地方官身份,叔梁纥向颜家提亲,虽然只有小女儿愿嫁,总算没被打回票。史书虽未明述颜家背景,但从互相知悉的情况观察,即使颜家不是贵族,大抵也不会是社会底层。坊间有人批露颜父名叫颜襄,是个饱学"先生"。个人认为,颜父之名史书没有记载,叫什么自然不确切。但颜父是个很有名望的丧葬师傅(既先生)应该可信。

关于颜征在进门与叔梁纥"野合"应是后人误传,原因出在颜征在进入孔家,本就目的明确,迳直为生儿子而来。可叔梁纥毕竟年事已高,能不能如愿谁也没把握。或许就因为这个原因, 颜氏入门这才没有举行任何礼节或仪式。而颜氏为生儿子,也曾真切地向神明祈祷。对一个刚成年的女子来说,生命的全部俨然在此一博。

天遂人愿,孔子和颜征在双双都得尝了!

无如孔子降世,却三岁丧父。依春秋时代的编户管理,幼儿长牙就要申报入册(《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显然孔丘在其父叔梁纥下世之前已经申报完成。也就说,在叔梁纥去世之后,孔家的贵族身份因孔子的承嗣在册而持续,生计并未因叔梁纥的去世而发生倒转式变化,后来孔丘出仕才有了先天条件。

从时代背景来看,春秋晚期铁器已大规模普及于农耕。就社会发展来说,再附上畜力的开发,社会生产力正是陡然爆发之时。先是冲决了西周分封时的井田制,接着各诸侯国的自耕农出现,直接推动了土地私有化发展,随着人口增加,加上各诸侯鼓励拓荒,小农社会形态与图景俨然已经在望。

二、有教无类的师傅

孔子到底能不能做老师?孔子做老师,到底是孔子能力决定的?还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要厘清真相,还得从孔子的成长说起。

孔子三岁丧父失怙应该确信。丧父之后颜征在为何携幼年孔子返回娘家依亲?

想是叔梁纥下世不久,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妻妾,彼此之间发生了争执。正妻、小妾以及颜征在三人之间,到底是三角争端?还是俩俩互斗?

由于史书没有记载,这里也只能各人掏掏自己的脑洞了。鉴于颜征在孔家进门时并无任何名份, 所以丈夫过世之后也就成了最没有发言权的一极。然而孔子虽小,但却是整个家族承享贵族名份的根子所在。孔子他娘颜氏能不以孔子承继家族之嗣而据理力争?无如最毒妇人心,三房之间的争执,终至有了"野合"相讥的嘴角。

个人给出推定:史书上的所谓"野合" ,最初应是叔梁纥妻妾二人之中其中一人恶毒嘴话的外泄。二人当中,又以正妻施氏最为可能。为什么?因为无名之妾生了孟皮,孟皮脚跛,母子俩也就同样成了弱势。况且要讥颜氏"野合",又必须拉无名妾室作护挡。

因此,施氏恶霸也就跃然纸上:你看无名妾虽然生了个瘸子孟皮,但她是丈夫叔梁纥正娶进门,所以我们给予认可。你颜氏就是生了孔子,承袭了家族之嗣,但你与叔梁纥没有行过正娶礼仪,那就是"野合"。所以只认孔子,不认颜征在。

试想:这种嘴话一出,颜征在能不负气?她家也不是什么真正底层,要知道颜父作为一名祭师,在地名份还是很高的。至少投亲靠父,生计有着,不会饿死。这样一来,颜征在携带幼子返回娘家依亲求存也就顺理可能了。

前文在叔梁纥向颜家提亲时曾推测他们应该相熟。孔子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从印证出发,颜征在是携幼子返回娘家阙里依亲,显然颜家不会是贵族。不是贵族,却又能与当时的大夫叔梁纥相识,而且叔梁纥还知道甚至见过颜家三个女儿。再联系上后来孔子与小儿过家家,摆俎豆。因此颜父就只剩唯一可能:即是前文给定的祭师,也就是一个春秋时代的丧葬师。

这么一来,很多事情也就可以贯通了。厚葬习气盛行,丧葬师地位不低,至少生活不会十分艰辛。叔梁纥与颜父相识,可能就在一些贵族家的诸多丧事场中。颜父作为祭师,随带几个女儿前往丧家打杂帮忙也在情理之中,叔梁纥见过颜家几个女儿也就不无可能。当然这些推论,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能够满足并解通史书中记载中的孔子的幼年生活经历。

《论语·卫灵公》里有这样一段话: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大史公《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这里我们不妨想像一幅这样的画面:颜征在负气携幼子返回阙里依亲,并以做织娘缝补、帮人拆洗为生。在颜父承接丧家事宜忙时,便会携子前往丧家相助,这都符合常理。

三到十五岁期间,幼年孔子跟随母亲应该参与了很多丧葬场面。孔子耳濡目染,很多事死的礼仪、礼节早就耳熟能详,摆些俎豆与小伙伴过家家,做祭祀礼仪的游戏也就不甚稀奇了。再说外公是主持丧事的先生, 孔子跟在旁边,多动少年也就难免全面接触丧事流程及所有丧礼事宜。丧事吹打,刍狗纸马扎制,流程人员分派等。有理由相信, 少年聪慧的孔子闲不住下场练习吹打,还动手扎制纸马、刍狗,都是一学就会,且还不赖。因此,太史公记述孔子"通音律"并非凭空想像,应有所本。毕竟理论上哀乐也是乐,打小从哀乐中感悟韵律节奏,也未免不是一种熏陶。有了基本功底,后来周游列国欣听韶乐,才会因听出神韵而入醉。

春秋时代,如果就识字知书而言,那是商周传统一以贯之的贵族专例。各诸侯为了储备自己的管理人才,纠集承嗣的贵族子弟识字知书。设立官学,当时也叫乡学,鲁国最大的官学,当时称泮宫。

"吾十有五志于学…" ,应该是指孔子进入乡学接受识字的基础教育。颜征在娘家不是底层,孔子的贵族承嗣身份又登记在册,因此孔子入官学识字完全正典正途。

孔子十七岁那年,颜征在积劳成疾,倒在织布架上。对孔子来说,不仅仅是死了老娘的失怙之后再失恃而已,而在于到了必须让孔家正视自己才是承嗣者身份的时候了。所以孔子停棺于五衢道口,等于逼迫当时的孔家必须正视"母以子贵"的现实。因此颜征在能与叔梁纥死同穴,得益于儿子孔子第一次擎起了礼义的大旗。诚然现在分析,十七岁的少年思绪应该不会如此成熟,所以此事出于孔子外祖父的主意成份较大。

老人眼光当然比年轻人看得深远,在孔子用"母以子贵"的礼仪下葬了老娘之后,孔子着孝服赴季孙氏宴士之筵,应该也不全是自己主张。为什么?因为着孝服抢眼,并可标榜孔子是老大夫叔梁纥后代。这个举措,目的完全是推销孔子,向季孙氏求职求事。

果然,孔子被守门的阳虎嫉妒拒于门外。但却因事情的闹腾成功使孔子进入季孙氏的视线之中。这等于是孔子19岁任职仓库管理,迁畜牧乘田,再迁营建司空的事先广告。

在这期间,孔子因知礼任事已小有名气。鲁国时任大夫孟厘子病重之际,特地交待两个儿子,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拜在孔子门下学礼。孟厘子这种举措,无非就是一种钻营。其实就等于现代人留话给下一代,要想有成就,就要如何去拉人际关系一般。比如认个干亲,或拜个师傅,到时一旦干亲、师傅得势,自己也好随风升飞而已。

这里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师"的含义。

最早为"师"定义的文宪资料,是《吕氏春秋.劝学》:"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富贵,而争于道"。这里的"师之教",颇符合今天的师道。所谓"争于道",应该就是求道之真也。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身后千余年的后世儒家弟子韩愈(公元768-824年)对"师"的注脚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通篇《师说》读将下来,似乎"传道、授业、解惑"三者并列,三者之中有其中一项功能,则可称之为师。而三者皆容者,亦仍然为师,只是弟子会更加便宜、从容获取知识而已。韩愈所揭示的"师",比较偏向于"师傅"。

师之为师者,今天仔细分析,在流变上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别。文言文中偏重为师傅的角色,而白话文里的老师,则似乎仅剩知识、精神内涵的导师。因此,如果问孔子到底是师傅还是老师,当然前者不会彆扭。

此外,尚有"先生"一词可替代今天的"老师"。"先生"的文化流变最早是一种职业,也就是祭师,丧葬师。"先生"中的"先",不是今天白话文中"先我而生"的前辈之意;而是指能与人死后的魂魄进行沟通,拥有特殊先验功能的意思。因此,"先生"一词混杂着神秘,有一种令人肃然崇高的意味。

后世白话文中的"先生",大多剔除了"先生"中与魂魄沟通的职业成份,仅将"先生"中的崇高附上"先我而生"的前辈之意,成了知识人对精神导师的一种顶礼。

回到本章首言,孔子"能不能做老师,不由孔子的能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

春秋晚期的社会状况是什么?官学仍在,意味贵族子弟识字知书的基础教育仍在。但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土地私有化形态有了明显的变化,官学里原来那套分封制时代留下来旧制旧俗授识,显然也就不合了时宜。在学士子们急需跟上时代的"有用学问",俨然就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刚性诉求。

历史坊间大有对当时"私学兴起"的描述,个人认为不足取。为什么?因为就当时的社会环境,类似今天办学式的长时间聚众,为社会时代所不许。即使是当时的文士、武士,十几天,或几十天聚在一起,如果没有诸候于其中趟上一腿,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所谓当时的办学,绝大多数都是职业性的短期讲训,颇似今天的成功讲座。如与孔子对门开讲后被孔子所杀的少正卯;专授雄辩之术,教人打官司,搞诉讼的邓析等。都是相当专业性的讲座,并不是今天讹传的办学。与邓析,少正卯比,孔子的开讲还包括了动脑又动手的实习。"三十而立",孔子继承了外祖父衣钵,承接了祭师职业,主持了外祖父遗下的丧葬社。所谓弟子,应该都是间名而来的伙计。至于《论语》中的束修一事,据台湾傅佩荣先生的考证,纯粹是学不用功者的误读与訛传。

春秋时的丧葬社以处置出丧安葬事宜为职业,在讲究事死如生的周礼习俗上,这项职业不受当时社会制度拘束。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首先是完全不用向当国诸侯报备,无论时间长短,都依礼制习俗而行,人员聚集理所当然;

其次是不愁吃喝,能办大丧的多为卿大夫以上的高级贵族。能吃能喝还能拿,一个丧葬班可以从容操练课授;

孔子用这样的方式传授周礼,"三十而立"当然就是周全设想的。从弟子的老幼皆齐来看,应该是孔子传承了外祖父的角色意味濃厚。

年长的,可能已有经验的老人,如对入殓、出殡、安葬诸环节已有见识的老手,此外还有乐师、纸马匠、杠夫等经验的领班等。孔子由季孙氏司空家臣转任丧葬班主,自然这个班底名气增大,接受域内在地贵族家的丧事活计也就不无可能。厚葬时代,按经济条件,富家丧事少则三、五天,公卿以上多则十天半月,诸侯宗亲甚至几个月,半年亦有案例。

试想:孔子传这样的道,授这样的业,解这样的惑,需要什么束修?是个人形,顶着个人头都可进来见识、帮忙。所谓"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也就完全可能。

说难听一点,是头牛都能派上用场,当然也就有教无类了。

至于因材施教,依各人擅长分工:识字的去灵堂唸祭、画符;心灵手巧的去扎纸人纸马;有点韵律感的不妨试着倒弄吹打;傻大个看起来孔武有力的,那就去抬棺并协助下葬...

这种性质的分工非得是个教育家来安排?一个简单的工作分派,什么因材施教? 总不能让傻大个子去编织纸人纸马,搞得十天半月不明就理;弄个不识字的去灵堂倒弄祭文, 急得象个热锅蚂蚁;整几个风吹都要倒地的去抬棺下葬,结果陪了葬咋办?不成了笑话吗?

三、礼的诱惑与教化

什么是礼?礼者,行之于德,是指行为语言上的谦恭与谦逊;用之为伦理,则是不可擅自逾越的社会秩序与生活规矩。

孔子常挂在嘴角的一句话就是:"礼,吾从周。"显然孔子的全部思想就是复古,也就是"法先王"。即恢复周公旦辅成王时所推行的那套分封礼制。孔子还不止一次在与诸侯的对答中,表达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归其位,各尽其义,以求天下大治。

理论上听来很不错,可诉诸于行动,便务必要求人人做到克己复礼,这就相当困难了。而且从事理上分析,就算是人人做到克己复礼,也未免能得到想像性结果。唯其如此,礼在农耕社会,还是存在巨大的诱惑。下面试着给出分析:

周公旦辅成王,推行分封礼制的前提是想定天下事物都是一成不变的。正因为万物一成不变,所以人人各安己份才有了诱惑。

天地不变,四季不变,人心不变,则亘古恒常,万物也就生生不息。这是礼制的理想出发所在!

事实上,经过上千年的农耕作息,到西周时经过累积的印象是:天虽有不测风云,但大致白昼与黑夜不变;地虽有抖动皲裂,但山川河流变化不大。四季时令虽稍有早迟,但从未出现明显的颠倒错乱。所以大礼制要求的前提基本满足,最后仅剩只要人心不变,理想就能触手可探,抱揽于怀。

当然,这既是周公旦的执着,也是孔子的执着。在周公旦立足于大治的起点上,经过时间的演进,最终却出现人心不古。而孔子在高调"礼,吾从周"喧嚷时,显然没有认真去思考:要是他以周公旦的起点作起点,后果是不是也会出现同样的人心不古呢?

因此孔子这个西方人眼中的大哲人,在西周末年人心不古这件事上显然只看到作为现象的结果,而没有去分析现象的成因。也就是为什么好好的一套大礼制分封结构,三百年推行下来怎么就出现了人心不古?难道是因为人心不古,所以才会出现人心不古?只要改变人心不古,最终也就肯定能得到人心向古。

诸君请莫见笑,事实上孔子还真就这么认定的。这里我们不妨借太史公所著的《孔子世家》中孔子第二次答齐景公问政时,孔子的回答"政在节财"来作注解。

什么是"政在节财"?或许在孔子的想像中,周天子分封时的疆域土地是一定的,财货源于土地,所以财货也是一定的。既然财货一定,当然也就多耗多损,少耗有余。难过的是,齐景公也点头唯诺称是,而且当场表示要犒赏。后齐相晏婴向齐景公进言,方才作罢。

天下大乱,人心一定望治。乱与治、治与乱,二元对立的人文格局,既源于人文想像,又印证于农耕实践。

《易经》六十四卦的第一卦,乾卦中的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看来乾坤之中,是以"圣人出,天下治"作起点的。

周公制礼作乐,一时天下大治。可治来治去,最后又成天下大乱,人心的变与不变,古与不古,仿佛也只能成为孔子唯一的检讨结果。

是以,只要人心望治,只要人心还在望治,只要人心还能望治,孔子复古式的人心向古就一定存在诱惑力。民智不开,精英的社会作用就凸显在教化。孔子将"礼"用仪式的形制,从"死当葬"入手,广泛实践于社会行为当中,言传身教。于是"师傅"、"先生"的社会化育就这样登场了。

老实说,纠结孔子到底是祭师?是师傅?是先生?还是今天所说的老师?甚至考问孔子到底有没有如陆九渊、朱熹一般设坛授讲?其实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孔子所思、所想、所说,所行,都是为了教诲、化育当时已经不古的人心。因此《论语》在孔子身后就成了话本,成了模拟建成孔子教化场景的依据。

《论语》为何能够集册?起于弟子彰显受过先生教诲,有"子曰"在耳,可作见证也。

因此《论语》现象的背后,尚有一个后世未曾触摸到的本相动机:那就"人抬人"的文化现实。

孔子身后,随着生产力的再发展,自耕农日增。土地私有化进一步促进了人口增长。厚葬习俗并未消逝,孔子弟子众多,可自充祭师拉起班底者不知凡几?人人誓要传授"圣人"之道,显然也就僧多粥少。于是"子曰"一时就成了嫡传弟子的买路条,竟相回忆应会成为一时风气。不做祭师的弟子也会被流风影响所及而加入阵列,"人抬人"的现象也就发生了。

这个现象先是过世的孔子在失去意识后用"子曰"无意识地嘉惠弟子,这是"一人抬众人"的第一轮;接下来是众弟子用"子曰"哄抬师傅,这是"众人抬一人"的第二轮;再往下,就要用几何级数来加以描述了。然而,原点在哪里?当然在"子曰",也在《论语》。

因此所谓"圣人"教诲,全在一部《论语》。 北宋开国宰相赵普曾给后世传知了一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这儿想以应联的方式为所谓的"圣人教诲"给出个人的断言与注脚,下联是:"一部《论语》惑人心"。

社会的治与乱,《论语》绝对不是什么汤药。更何况《论语》之中,"子曰"的水份很大。当然这里无法也无力给出考据,就此带过。

四、困顿的游走纪事

孔子自言三十而立,但却总是立而不稳。当然不是他不想稳,而是他不可能稳。时乎?运乎?命乎?

"三十而立",到底立的是什么呢?

史记孔子着孝服赴季孙氏晏士之筵被阳虎不但拒之门外, 且还奚落了一顿。为何个人认定这是孔子外祖父的主意。主要依据有二:

一是十七岁的少年,根本不可能有如此胆识。即使前去赴筵,也不会着孝服前往;

二是失怙之后再失恃,外祖父必须为日渐成年的孔子找出路;

野史上有个讹传,说在孔母颜征在过世之前从未告知孔子身世,而是颜氏过世后邻里一个赶车的师傅告诉孔子:他是大夫叔梁纥的后代。

不知贵族身世绝对是个讹传,"吾十有五志于学",孔子至少十五岁时已经知道自己是贵族血统,否则无法入读乡学。但孔子在十五岁前不知道自己是大夫叔梁纥的承嗣儿子应在情理之中,因为颜征在于叔梁纥下世后在孔家受了委屈,被讥成"野合",伤透了心。所以携儿返回娘家依亲求存,或许也发过誓:死也不会再登孔家之门。所以刻意不告知孔子他的父亲是谁,似乎完全可能。

正因为这样,外祖父在孔母过世之后,就更该从孔子的未来发展着想,为孔子的人生出谋划策。

尽管孔子前往赴筵饭没吃成,还落得个少年孔满肚子是气,为此还与阳虎闹下终生别扭。但经过这事,孔子已进入季孙氏眼线,因此可见孔子外祖父的远虑眼光。

果然这事发生后不久,十九岁的孔子就进入季孙氏府内当了一名仓管。由于生性聪慧,做人做事有礼有节,所以很快就得到了赏识。不几年升迁为管理牲畜的乘田;再往后升迁为专职营造的司空;可谓一路顺遂,绿灯不断。

三项职事,干上十年颇合情理。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孔子走出季孙氏之门,而且还让孔子能自称三十而立,史书上没有记载。个人猜测是孔子在季孙氏府上的工作已感乏味,因为年龄三十,中层主管已经冲顶,再往上升已不太可能。这时恰逢外祖父过世,原来外祖父作祭师的丧葬班这回要为外祖父承办丧事,自然就缺了祭师主事。孔子对外祖父感念有佳,少年时跟在外祖父前后又熟知丧事流程,再加上对外祖父的恩情感念,临时性也就披挂上阵了。

这里拍必要再作说明:讲究厚葬的古代,祭师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下。这可侧证颜征在为何在受了施氏"野合"讥讽后,敢毅然决然携子返里依亲。试想,如果颜父毫无社会地位,颜征在再自立自强也只能龟缩在孔家受苦受辱。

孔子在主持外祖父丧事的过程中似乎找到了人生依托,其实就是今天,见识过丧事场面的也会设想出孔子主持丧事的场景。随着哀乐声起,再牛的诸候子弟、达官显贵,无论老小、尊卑一律低头哀悽,而后匍匐于地。

有见于此,孔子有了与幼年时远观丧事不一样的感悟。穿上祭师道袍的孔子,或许已深切地体会到人与人性的可塑。就在他"起"与"叩首"的节奏起承中,整个场面随他的律动而律动。此刻的孔子,或许认定他就是为拯救大礼制而来,坚信只要人心向古,则道统终显。

三十而立,东方辽阔的黄土大地上,一个年轻、伟岸的丧葬社祭师,已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他都将似乎注定影响那片黄土大地,甚至影响人类。试问:今天的老师,有什么资格贬低祭师,瞧不起这个能与亡魂交流的职业?当时的孔子能安抚亡魂,却被今天的园丁所不屑,到底谁才斯文?谁又羞辱了斯文?呜呼!

孔子三十而立,为何又说立而未稳呢?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理想的丰满和现实的骨感!

如果孔子满足于一个丧葬业祭师的职业,那么知天命之前的孔子是相当稳定的。他不愁吃喝,也不缺乏人尊重,出行甚至前呼后拥,举手投足有人接应附和。仅依一个祭师来说,他在外祖父旧业的基础上发扬了光大。然而,孔子要做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安抚亡魂的祭师,而是想借助安抚亡魂而静化生灵,引导人心向古。丧葬仪式的古制依循,只不过是向活着的生灵传递周礼讯息,普及礼制认知而已。

因此每一场丧礼,都是孔子心中那套大礼制结构的小型实践。以当时孔子所追随的弟子徒孙数论,绝对是业界的龙头大哥,二十年间, 孔子应没少主持导引诸侯、上卿、大夫们人生中最后的那段旅程。

如此众多的小型实践,场场完美、圆满。难道孔子就不会动心试着去进行全方位的社会实践?如果不动心,当然也就不是孔子了。

子曰:四十不惑。四十岁的孔子,为什么就不惑了呢?那是因为四十岁之前孔子两次拜见了老子。

关于孔子谒见老子,《水经注.渭水注》、《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曾子问》、《庄子.天道》都有记载,但说法不一。大体总计是孔子十七岁、三十二岁、三十四岁,三十九岁, 五十一岁分别谒见了老子。但依个人推敲,三十四岁、三十九岁、五十一岁三次最为可信。

为什么?难道十七岁的孔子就不能谒见老子?话不是这样说。当然可以谒见,可就算一个好问的十七少年问礼,就算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守藏室长吏低头答问,从常识出发他们又能交流、沟通些什么呢?

还有,三十二岁那次应是三十四岁那次的误记。因为孔子跟随老子参加了一项里巷出殡仪式。恰逢日蚀,现在按日蚀推测,应为鲁昭公廿十四年,那年孔子三十四岁。

这样重拾头绪,孔子三十四岁首见孔子,据说是弟子南宫敬叔奏陈鲁公获准的。用现在的话说孔子适周,并拜谒孔子是一场外交活动。鲁公还派了书童和马匹,可见场面庄重。

事实上,此时的孔子已是鲁国龙头祭师,对丧葬礼仪自以为颇有心得,手到擒来。孔子面见老子,恰逢里巷丧家出殡,孔子见识了老子如何处理丧途偶遇日蚀所演示的规矩。待到孔子真正问礼,老子对这个趁兴而来的鲁国年轻长人祭师,明面上就给了一阵杀威棒式的喷斥:“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若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不过,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另类开示:用礼制来规范天下似乎已是过往的办法,不一定适用于眼下。年轻人还是好好去思考一下礼制的过去与未来吧!

回来后,据说孔子三日无语。有弟子问其故?对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矢 。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这次见老子,事实上是败兴而归。不过,却让孔子知道了他与老子之间在认知上的差距。于是孔子开始关注史事,仁与义的思绪也就随之萌芽了。

过了五年,孔子三十九岁,前往老子故里苦县对老子展开了一场私人拜会。原因是孔子写著了一些书籍,有心送进周室馆藏。于是子路出了个主意,说经过苦县不妨先去拜会一下老子,有了老子推荐肯定成事。就这样又趁兴见到了老子。

没想到老子对送书藏馆之事不置可否,也就不表态。 这可把孔子急的,于是将书一本本翻检介绍,老子说:"你把这些书的重点纲要简介一下就行"。孔子回答说,主要都在阐述仁义。

没想老子的开示又十足地帮孔子上了一课。原话用现在的语言翻说,就是责备孔子在"缺什么,喊什么"。

"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

从老子这次所表现的态度,看起来比上一次严厉了许多。直接驳回了孔子的仁义不说,还让他顺着世间万物的自然规律去思考,并告诫孔子切勿临事执着而乱了本性。

为什么会四十不惑,全因已二见老子,受益匪浅。孔子的思绪从制度(即礼制)→人心(即道德)→规律(真理)逐步转化并转变,可说在思想上沿上不断攀升。这真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礼记.中庸》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说法,或许正是这种说法使孔子从四十而不惑,逼迫着自己五十而知天命。

三十立后,注定不稳,这就是孔子的天命。五十一岁,孔子在沛地最后一次拜见了老子。《庄子.天道》纪录了老子对孔子的倾囊相授:示意大道无为。然而又能怎样?

事实上孔、老二人,由于人生起跑线不同,求学的经历也大不一样,自然执着于事的方式也就大相迳庭。老子博览群书,就是当时的一座思想宝库。孔子从底层上爬,思想界面当然战战惊惊。既知天命,孔子也只剩笃行。

与几次短暂去家不一样的是:这次孔子看来是真要准备出山了。

下面是51岁到68岁的大事年表,孔子的理想是否骨感,大家一起来体会一下:
前501年,鲁定公九年,孔子51岁,是年阳货兵败奔齐,孔子正式出仕,为中都宰;
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孔子52岁,孔子由中都宰升任司空,不久又出任大司寇。随定公赴夹谷,与齐景公会盟;
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54岁,鲁定公听从孔子主张,堕三都。堕郈、堕费、又堕成,弗克,孔子堕三都主张遂陷停顿;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孔子55岁,弃仕由鲁近卫;
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56岁,去卫达匡。晋佛肸来召,孔子欲往,不果,重返卫;
前495年,鲁定公十五年,孔子57岁,受召见卫灵公夫人南子,被弟子数落;
前494年,鲁哀公元年,孔子58岁,卫灵公问阵(当在今年或明年),孔子遂去卫;
前493年,鲁哀公二年,孔子59岁,卫灵公率,孔子再入卫 ;
前492年,鲁哀公三年,孔子60岁,由卫适曹又适宋,宋司马桓魋欲杀之,孔子微服离去,适陈。遂仕于陈;
前489年,鲁哀公六年,孔子63岁,吴伐陈,孔子去陈。绝粮于陈、蔡之间,遂适蔡,见楚叶公。又自叶返陈,自陈返卫;
前488年,鲁哀公七年,孔子64岁,再仕于卫;
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68岁,鲁季康子召孔子返鲁;

如果说立志当立天下志,显然孔子这一番游历是十分失败的。人心浮躁,当求生本能遇上求续智能,"天不我时"或许是对孔子生平最大的注脚。

“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産,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

好才孔子六十已耳顺。对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这里个人再给一个假设:褪去师道尊严的外衣,"累累若丧家之狗",谁又敢说不是子贡杜撰以对孔子这个周游团队及孔子本人的嘲讽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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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北方:从祭师到万世师表(下)

一一 孔丘从先生到老师的身份诘辩

五、将祭师进行到底

子曰: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結束了十四年的困顿游走,回到鲁地故里重操了丧葬旧业。晚年孔子已然明白,人心不古,是无法用政治手段去逼迫人心向古的。将祭师进行到底,有若、曾參、子游、子夏、子張等弟子再随侍学。

孔子删定《诗》、《书》、《礼》、《乐》,强烈的教化意识与执着,主导着他的晚年思维。尽管有没有著《春秋》仍是待考的争议,然而经过丧葬文化夹述的儒家理念及礼制形式,在种群永续的更迭中,却得以无意识承传。

人生有欲望,如果人在有生未能解构对欲望的认知, 那么人生的欲望难免就会接续成人死的诱惑。

因此,事实上当年周公所制的分封之礼,只是一个平面的社会伦理遵循依据。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周公之礼由于缺乏人文根基,很快散架仿佛注定在情理之中。而这个相对纯粹的依据,在孔子的发展、发挥、与发扬之后,已经成了一个趋于成熟的架构系统。孔子几十年死葬仪事的根植,以及一众弟子的追随(这里必须忽略弟子追随的动机与态度,否则讨论就无法展开了),将礼制向死亡(即灵界)作有目的的延伸,以此使形成了隐约的系统文化内涵。如此一来,无血无肉的大礼制框架,经过孔子及其弟子们有意识的努力,便成了一个血肉俱全的体系。至于这个体系是否合理,能否远行,那是另一个说法。

下面仅就孔子所坚持的"初儒"体系进行剖析,以便解构孔子将祭师进行到底的终极意义。

将孔子所坚持并发扬的礼制呼之为"初儒",主要是为了便于分说之后的笼统性儒家现象所给的区界。因为孔子在世, 所谓的儒家经典还邈无踪影。"初儒"的血肉,仅有孔子在与弟子对答以及与老子交流所谈吐的"君子"、"小人"、"孝悌"、"仁义"、"圣王"等简单概念。

周公的礼乐,主要凸显的是一系列等级观念。从诸侯、上卿、大夫、士的封地,居室,服饰, 用具、奴仆、护卫、享乐、葬式,配享等诸多方面加以严格区分,这就是所谓的大礼制框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相当于一个相对硬性的硬件。孔子三十而立,作为龙头祭师,每天接触的就是这个硬件。譬如:某天某上卿死了,该如何准备丧事才不会越制。如果祭师把握不准,一旦发生僭越现象并被告发,轻则降爵,重则除爵或灭族。作为祭师,当时的社会地位不低其实也就是从维持、确保家族福禄及生存的重要所延伸出来的。

西周三百余年,主要因为铁器的传入,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巨大飞跃。再加上畜力引入,原本十人的农事活计,一人就能完成。于是土地拓荒,于是精耕细作,于是温饱有余,于是人口长增,于是垦地膨胀,于是诸侯实际控制的土地逐步远超原本受封的土地。这一现象且还同时发生在上卿、大夫和士的阶层之中,于是大礼制结构被全面冲击。物质的丰裕难免促使配享规制的突破,最终礼崩乐坏的现象也就发生了。

再说西周东迁,因西戎扰袭,引发王畿萎缩,财力趋衰,而王室内斗,又开消暴涨。一缩一涨,天子能量与地方诸侯能量也就出现了严重的此消彼长,失却原本朝重侯轻的平衡。这个时候恰好出个周幽王,还超常般的大耍天子威风,这就弄成有没有峰火戏诸侯戏码,西周王室被无视都将成为事实。

试着分析,这是"人心不古"么?显然不是,而是社会发展得太快,文化与观念没有给出及时反应,最终只能体现在制度的严重滞后上。所以孔子的反应,也是文化意识的反应,合不合时宜则是另一个面相的说法。

我们来看看孔子到底是如何反应的?

如前所述,孔子的所有反应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人心不古"。既然已经人心不古,如果能设法将人心调节至人心向古,那么天下就可大冶。这就是孔子的迷思,也是后来儒家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短板,更是孔子注定生不逢时的绝对原因所在。

这里不妨借助他人的研究来说明孔子的全部用心。在《论语》中,出现最多的概念词是"仁"与"君子",达百次以上;其次是"礼",计74次;"信"计38次,"善"计36次;"义"计24次;"敬"计21次;"勇"计16次。

为了维系"礼,吾从周"的观念主张,孔子提出了一套以"仁义"为支架,以"君子"为动力的道德概念来充实大礼制架构的支撑。

这里不妨先来理解一下孔子特别用力的三个概念。

什么是仁?仁既是仁德,也是爱人,是可以拉开距离地来理解的;但仁也是仁德爱人,又可以合缀起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且看什么是义再说。

什么是义?义既是公信,也是良知,同样可以拉开距离理解;但义也是公信良知,同样也可以合缀思考。为什么是这样?再看什么是君子再说。

什么是君子?君子就是往来于仁与义之间的道德标杆,是在一个以礼为制的社会中,能自觉自省,有仁有义的道德圭臬。

好了,现在再来厘清一下为什么仁与义既可拉开距离理解,又可以合缀起来思考。原因在于以礼为制的社会结构中,本身就存在上下等级秩序。之所以仁与义能分开理解,关键看所执者立身在什么位置。如果在贵族上位,那所追求的仁义就是仁德与公信;如果处在平民下位,那能追求的仁义就是爱人与良知。仁义又能合缀思考,那就是无论处上位还是下位,都应该争做一名君子。而君子的标准是,既讲究仁德爱人,又讲究公信良知。

具体的实践是:"君子"在"仁义"的对立规范下,泵动着"忠恕孝悌,信勇敬善"不断循环,如此"小人"就会遁迹。世无"小人",一个社会就会人人争作君子,就能达成"克己复礼"的最终目标。而只要人人有礼,人人知节,则乎人心向古,圣王再临,河清海晏,大道将至矣!

如此"高妙"的理想,孔子能不将祭师进行到底?

六、未曾觊觎的神坛

公元前134年,孔子后世徒孙董仲舒向汉武帝刘彻进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从此那块叫中原的大地上,便出现了一家言论当道的天空。一个叫孔子的祖师级祭师,在过世345年之后,被他的后世推上了圣坛。

从人到圣,那可是"神似"的飞跃。从祭师,到后来的至圣先师,孔子用年作记,轻轻走了个345。一人抬众人,众人抬一人,345年的折叠,终于出现了所有人抬一人的宏大叙事。这是偶然还是命定?祭师当年追求的,难道就是自己爬上神坛的得道结局?答案是否定的。

还记得"六十而耳顺"那年孔子仓皇由宋入郑,炮制"累累如丧家之狗"的子贡吗?

没错,就是这个子贡,公元前520年,晚生于孔子31年。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他在孔氏门下弟子中可谓实现了"被敲打之最,有成就之最,尊师傅之最、广道统之最"的四大纪录。

这个"四最"可不是在下个人乱盖,而是有文宪可资实证的。子贡雄辩,初入门下,常常言词犀利。孔子的"恕"道就是从教诲子贡开端起论的;孔子告诫弟子,人不可以为器。而在评价子贡时,偏偏就将他比作祭祀时承供供品的托盘(瑚琏)。

说子贡于弟子中成就最高,且不说"十年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的牛刀初试。辉煌的是子贡走出师门,先后相于鲁、卫两国,都有声有色,有口皆碑。此外子贡还善于经商,为孔门弟子中最为富有的人。后世"儒商"一词即出于"端木遗风"。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指子贡营商的诚信先行。

由于被师傅敲打最多,所以子贡其实也是孔子心目中除颜回外最中意和得意的弟子。个人之所以认定"累累如丧家之狗"是杜撰,是子贡对孔子一行十几年疲惫奔途于列国间的整体嘲讽,皆因子贡转述路人甲的语言表达上,十分吻合子贡与孔子对话时的一贯风格。再说也只有子贡,敢把这样的话直递到孔子耳边,而这正是他们师徒间长期心灵互照的结果。

深得孔子教诲,师承最严,自然承诲愈精也愈深。子贡对师傅的尊重也是发自内心的虔诚,且不说"万仞宫墙"之喻,事实上孔子游走列国十余年,老态龙钟,每遇危难,子贡都从容左右。师者,父也。子贡对孔子,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孔子下世,由于子贡未能及时赶到,愧疚不已,最后子贡为师傅守孝护庐长达六年。

至于"广道统之最",就更不在话下。且不说接济孔子晚年的著述出版,早在相鲁、相卫之时,子贡就将初儒观念行于政事之中。晚年子贡也承继孔子衣钵,笼起了一个丧事班,一步一脚印地追比宏扬孔子的仁义之礼。有了前面三最,最后一最长顺理成章!

为了说明孔子并未觊觎神坛,不得不铺垫如此深远,主要是这个子贡作为孔子身后初儒思想的得力宣扬者,他与鲁国太宰有过一段对话。

太宰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回答“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而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说:“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没错,孔子毕生追求的,其实就是一个"君子"的实践。君子是什么?如果借用后世儒生范仲淹的"庙堂"和"江湖"概念,君子就如同一个"庙堂"与"江湖"来回穿梭的沟通实践者。遗憾与乎?可惜春秋时代,似乎没有给孔子预留天空。呜呼!

"六十而耳顺"又能如何?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仓皇如狗的事实。尽管理想不灭,似乎唯一的想望也只剩杜根一途了。

"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生命尚余最后的余光。光还是不发?将祭师进行到底,似乎又回到"三十而立"的原点。就此种种,界定孔子未曾觊觎身后的神坛是完全可信的。作为一个教育家、思想者、社会活动人士,面对理想困局的无解,他有可能会去设想身后的圣坛乎?

油尽灯枯之际,得意弟子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催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

这样的老人还有什么心思去寄望未曾闪念的圣坛呢?子贡的到来,其实也就是杜根的最后托付了。

揭橥史事,晚年子贡的确承继了孔子的祭师衣钵。对子贡来说,光扬师道是不是已经成了最后的精神职志,不得而知。只是事实上,他就真的这么做了。所以,在孔子嫡传的直系弟子中,对初儒后来的发展厥功至伟的,非子贡还有他人能追乎?

而子贡与众师兄弟的付出,经过徒子又徒孙们的接力,最终在大环境一旦无阻隔的状态下,就会汇江成海地印证一个事实:"众人抬一人"会将现象不断放大,如此圣坛也就不远了。

345年,远乎?确乎不远!

七,刨土为食的种群考问

历史是虚无的。

因为昨天的一幕展现在今天,今天的一幕笃定会展现在明天。

当"偶然"消逝,"必然"也将因无趣而隐遁;还谈什么"应然"与"惑然"呢?

历史虚无状态下的生命赓续,完成的其实就是生物世代的叠加动作。人文连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了,成了一种生理之外的十足多余。

饥而食、渴而饮、倦而眠,望日升日落,知肉身有无,却无人去问生命的去与来。如果必须从华夏儒文化中遴选一个最具概念的特征词汇,个人认为那首当"心神"。为什么会是"心神"呢?因为"心神"所表现的界面最具黄土地特色。用今天流行语表达就是"甚接黄土地气",但"气"是道家说法。

或许有人会问:"心神"不就是"精神",都同指一个人的面貌与状态吗?看起来没错,但仔细分析,两者之差就出在上面所说的那个字:"气"。

所以儒文化只讲心神而不讲精神,自孔子起始,似乎没人在乎那个"气"。

什么是"气"?人死了,儒家是如何表达的?"卒"、"薨"、"殁"、"逝"、"崩"等,都是用死因来表达生命的结束。而道家说"断气"。什么是断气?表象是指不产生呼吸,其实是指"气"无进出,灵魂被阻断在身体之外。死了,就是魂游太虚去了,也就断气了。

以此比较,儒家自初儒之始就不讲灵魂。所以孔子才会呵斥子路"不知生、焉知死"?才会告诫弟子"敬鬼神而远之";才会一本正经地"子不语,怪不乱神"。

再回到"心神"字眼。没错,其中的确也有一个"神"字。或许有人要大声诘问:这个"神"难道不是指精神或灵魂?

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原因在于这个"神"是附着在"心"上。所以没法解读成表达灵魂概念的"精神"。而心是脏器一种,自《易经》以降就状实地被认定为个体生命的动力泵。是以,"心神"如何,是不宁还是不定,往往表现在容面上。心神不宁,往往精神涣散;心神不定,则会精神恍惚。这里就是搬借道家的"精神"(道家的精神一词最早见于《庄子.知北游》:汝齐戒,疏㵸而心,澡雪而精神。)一用,也还是与灵魂无关,而只仅仅表现外貌给人的状态印象而已。甚至在精神恍惚之后,再加上魂不守舍,也依旧是一种状态描述。

儒家对"人"这个本体不讲灵魂,那会出现什么状况?用今天的人文认知剖析,不就是一个个无知于自我的生物?说得再难听一点,人也就成了动物一种。

这不将"人"阉割了吗?没有儒家之前,人是万物之灵;儒家初现之后,人反成了万物一种。如此去势不就等同阉割?

看来孔子作祭师目的就是为了抽离众生的灵魂。他老人家是有意的么?而这,得从两个方面或说两个阶段来加以剖析:

一,迎合礼制,无意识地充当了阉割手,只为天下大治;

二,农耕因为匍匐于土地,享安于季节,灵魂本身就成了多余。但凡某人有点自我意识,那肯定生事,也就笃定不会合群,最终都将成为人心不古的源头。

先说迎合礼制,孔子是如何无意识地充当灵魂阉割手的。

这得再回到孔子的成长环境说事。一个承嗣的贵族子弟,只因生母名份不正,幼年备受煎熬。成长岁月里,因为外祖父的祭师身份,打小又见惯了那种一声"叩首、叩首,再叩首",上至诸侯大夫,下至平头百姓便都人人嗑头如捣蒜,且还齐整划一的场面。及长回思,孔子能不虑及这正是周公礼制带给社会的应服性秩序?

十有五志于学,孔子终于明白自己的贵族身份。"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中,"鄙事"的直白陈述,显然说明孔子从明白贵族血统那一刻起,就已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周公礼制给社会阶层划下的等级。因此,坊间有一个孔子研究者们普遍都会接受并认同的事实:那就是想在孔子主张的仁义礼制中找到公平是没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分封制度的本身就是用特权将上人和下人,贵族和平民刻意分割开来。到孔子发扬礼制,主张用"仁义"来作为平衡社会的杠杆,简直就是开先河式的好话说尽。不信,且看下面的分析:

先就仁来说吧!自上而下,以仁德理政,所谓雨露均沾,不平等要求还不突出;可自下而上,用仁爱爱人,因为必须互爱,一个隐形的平等困局也就产生了。试想:一个平民,面前同时站着另一个平民,还有一个贵族,他要如何去与将爱在三方关系中扯平?不能扯平,那就只能依礼制而有别了。同理,义之为义也必须如法炮制。

问题来了:孔子初儒的理念既然是以人人争做君子而河清海晏。那依上面所表述的事理,贵族所做的君子与平民所追求的君子,因为仁义付出的厚薄又是否会出现不同的概念价值?

如果会, 则君子的概念有二,原本孔子所主张的成份也就有假;如果不会,则礼制的社会效果定然受阻,人心还是无法向古,天下大治也就无法到来。

那怎么办?如祭师哄鬼一般让一方麻木不就完事?于是乎孔子坚拒问鬼,于是乎敬鬼神而远之,于是乎子不语乱力怪神…目的是什么?就是怕已经沉睡的灵魂苏醒。这就是所谓的灵魂阉割!

试想,如果不将灵魂阉割而任其灵魂苏醒,人人就会追问自我。孔了不就是从自我追问开始的?人人都追问自我,不都成了思考问题的孔子第二。那孔子三十而立的一席之地又会在哪里?

因此,儒家在初儒孔子那里就呈现了一幅欺妄景象,是一场要不自欺,要不欺人,根本就无从落地的臆淫。既然无法落地,到了董仲舒那儿硬要赶鸭子上架,咋办?典身尚无济于事,只好借法家来弹压整饬了。美其名曰内圣外王、儒法共治。其实就是潜规则,关键时刻让法家去背锅。翻检历史,皇朝覆灭,不是暴君,就是奸臣,谁又曾真正检讨过儒术当道的欺妄?

老实说,从文化入手,不曾检讨其实就是无从检讨的应然,也是源于农耕的必然。删简过诗书礼乐的孔子,应该熟知上古时期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就是周公礼制最初灵感的源头,也是初儒时代孔子及其弟子们认为,透过仁义君子的鼓捣操作,可以诱导人心向古的想当然原因。

帝力与我何有哉?其实帝力还真想与你无有耶!无如荒年,无如天灾,无如瘟疫,无如人口暴增,无如王族内乱,无如外族强入,哪一项发生能与你无有哉?会与你无有哉?因此,天下最真的纯朴,绝不是天下最好的良善。

最后,个人还想指出的是:农耕自铁器、畜力加入到生产力行列,以家为单位的分子化社会结构就呈现开来。由于分子化到原子化的自我意识尚有一段很大的距离,这就给"人抬人,一人抬众人,众人抬一人"的拙劣文化创造了持续苟且的条件。

另一方面,儒家所标榜的礼制,本就是一个抬轿式的结构。只要天下一定,对应上农耕的社会实况,统治者就会如同当年孔子贵族身份恢复时一般,将特权如何持久当成终生职志。

结果是,汉武帝吸取秦亡教训,让出圣王中的圣位,以配合礼制结构的铺开。就这样,只用了345年,孔丘意外地完成了从祭师到万世师表的升华。呜呼!

谁功谁过?土地?抑或是种群?

结语:极端吉言、大话,与人性伤害

爱听好话,其实是心理学上"完美情结"的贪婪表现。

完美主义根源,心理学家鉴定为幼儿二分法思维模式。其最根本,最简单的形式是一体两面对立的一对诉求:即趋近好的与远离坏的。

概括地说,从人与人的原子自由基作起点,事与物的真正“完美”是不存在的。唯其如此,人们却总是顽固地讲求完美。无法完美却非要完美,那要咋办?于是只能以内心平衡的方式营造某种假象,听别人说好话、恭维,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就是自我默然不宣地降低标准。因此,完美主义者通常不会存有适时放弃的智慧。所谓"死鸭子嘴硬",就是华夏讥刺完美主义者的经典描述。

"吉言一声隆冬暖,恶语半句六月寒"。

这种劝慰式谚语,在古老的黄土地上几千年一直普遍被认定为绝对智慧。可从今天文明的角度出发,这种二分式的判断法则是何等愚蠢与弱智。

然而愚蠢归愚蠢,弱智归弱智。如果有人认定发出这类呼号言语者真的愚蠢或真的弱智,那就不是呼号者愚蠢弱智,而是认定呼号者愚蠢弱智的人愚蠢弱智了。

这话咋听起来虽然很绕,但切入到孔子的初儒理念也就不那么难懂了。子路问鬼,被孔子喝止,就是一个实例。

从营生来说,祭师事鬼本就是一个职业饭碗。鬼有还是没有,只能维繋在模糊之间。子路算是一个直道的二愣子,非要打破砂锅,这就不仅仅是让祭师师傅难堪了。

试想一下,如果孔子回答说有,那丧事以后只能交给巫师处理,祭师(丧葬)不向巫师转行,饭碗就没了;如果孔子回答说没有,行业虽然不会消失,但会严重缩水。一个祭师领上几个力气大的半天就把一台丧事搞掂,还有什么机会让他们师徒从容吃喝,天天优雅授受操课?

而从维持礼制的角度来说,祭师事鬼更是制度实践。从这个层面来说,子路这一问,显然将关系到礼制作为制度的存亡。

试想,孔子如果回答说有鬼,尽管礼制制度维持住了,可祭师同样要向巫师转行才能维持营生局面,这不没事找事,吃饱了撑吗?如果孔子回答说没有,那礼制立马就成为一场荒唐的骗局。没有鬼,人死入穴不都一样,还讲究什么规格葬仪呢?祭师及其丧事班解散回家不说,礼的形制也轰然坍塌了。

因此,在子路问鬼事件上,子路应该是意识到师傅及整个行业的虚妄。之所以直愣相问,其中肯定存在表现自己已看破猫腻,有才智卖弄的成份存在。而孔子喝止,就差喊出那句:傻!认为师傅还不如你乎?

由此可见,孔子自三十而立始,对维持礼制的荒唐是心知肚明的。或许再住前推,在他志于学前跟在外祖父身后于丧事班打杂, 就时常耳濡"好话能安人心,吉言人都喜听"的受益教诲。推展到这里,很多事似乎也就开朗起来了。

孔子向老子问礼,尽管作为同是贵族的老子一再给他的仁义礼制浇冷水。但每一次见过之后,孔子也只不过在老子所指出的礼制漏洞上补钁。

这里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三见老子后的孔子反应:

第一次老子告诉他,礼制已经作古,就别再花心思了。回来后孔子想出了"仁义、君子"之道,将之用作充实礼制的一整套结构;

第二次苦县见老子,就以推荐仁义著作的形式向老子试探仁义礼制的可行性,没想到老子让他先辩明什么是仁义。就差没有告诉他,仁义不明,则君子不存了。

第三次沛地再见,老子知道孔子已按耐不住,笃定出山理政。没法子也只好勉力告知"大道无为",算是倾囊相授。

无如孔子虽然好学,但骨子里不说冥顽不灵,至少也是没有将老子的倾囊相授当作一回事。刚以司寇摄相鲁国事,门人中有人望见孔子一脸春风,就侧击道:"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结果孔子回答的是:有这种说法,不过也有人说喜气、欢乐是可以传递的。

结果,异见领袖少正卯的人头就成了他相鲁国的祭旗牲品。史书上没有记载老子听闻少正卯事件的反应,就不知道老子果知此事,会不会太息以掩之。

人啊人,在老子与孔子的认知中。老子的"小国寡民"已然有了什么是"人"的根本认识,而孔子却还沉醉在礼制的等级特权之中。孔子相鲁,还好阳货早已事晋,否则祭旗的不是少正夘,而是阳货。算起来少正卯还真冤!

再说,孔子自孩提懂事就知道好话,吉言的抚心之用,待他三十而立,承接外祖父祭师衣钵。丧事场上他会一改满嘴好话、吉言,而'一本正经说实话,示圣言?这不合常理。否则子路问鬼,也就不会近乎断然喝斥了。

因此有理由相信,由于长期说好话,絮吉言,活在弟子们的簇拥之中,孔子已然出现了人性扭曲。师傅与仁义君子因孔子贵族血统的执着终于成为理想中的完美情结,从而最终注定他游走列国时落拓而归的结局。

心理学大师荣格曾说:"情结是通往无意识的忠实道路",两千多前的孔子,看来早就为后来的心理学做了一个伟大的实践。

其实从好话到吉言是一种顺势的演变,当吉言说多了不再新鲜时,大话也就跟进了。同理,大话不能唬众,欺骗也就开张了,欺骗也不管用时,最后就只剩弹压与降服。

因此,儒学社会实践的最终效果就是一个丛林。所谓见龙在田的文明,其实也就是一种虚妄。呜呼!

最后,个人再将之所以认定孔门弟子中,只有子贡一人敢与他倒毛,甚至拿他开玩笑的认知抖落一下,那是因为子贡有一个殷实的家底,而且对孔子本人出手豪爽、阔绰。尽管子贡对孔子不一定是吕不韦式的另类投资,但孔子对子贡的依赖可说直到殡天之际的冥留。为尊者讳,欺妄之后还是解读成师徒情深比较官冕。呜呼!酱缸已经备好在此。

休矣!神坛上的孔子也该还原成人了。还是褪下圣袍,回复一个先生,一个长者的本份吧!

祭师营生并不羞人,更何况师傅、先生不正是老师的前身吗?后辈子孙,已经厌倦并逆反"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时空与环境。走下神坛就等于还种群一片天空;回归人形,再怎么也还是踽踽行走在两千年多年的老人或先生,何乐而不为呢?

(结稿于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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