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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纵纬:我心目中的文革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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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纵纬:我心目中的文革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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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纵纬:我心目中的文革框架(上)

(一)

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一段历史像中国的文革那样,在本国民众中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岂止是看法相左,简直连史实本身都说法迥异。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文革整体逻辑框架的分歧,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比如,毛发动文革,究竟是为着“理想主义”,“反修防修”,还是一场权力斗争?是反对官僚集团还是为了“家天下”?其目的是为了普通百姓的福祉还是为个人私利?整个文革运动能否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文革”?或者说,有没有所谓的“人民文革”?整体错则满盘皆错,细节把握得再真实,也避免不了得出错误的结论。

强调“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当然不错,但唯证据论也未必能够得到真相。文革本身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大阴谋,其发动者从策划之初就设计好了,把这场会给中国人们带来浩劫的灾难描绘成一场公平正义的“斗争”。如果对此没有清醒地认识,就会被发动者所制造的语境牵着鼻子走,被他们有意抛出假证据、伪证据所迷惑,得出的结论极可能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发动者为了逃避历史的谴责,还要千方百计地毁灭对其不利的证据。大凡见不得人的勾当,密谋时尽可能缩小范围——能两个人的密谋,绝不会让第三个人参加。所有的文件、讲话也尽可能不露马脚,让下面的人去猜测、领会。这样,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恰恰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证据留下来。如此一来,文革的这段叙事就可能会出现空白,文革整个的逻辑链条就会出现断裂和缺失。如此以来,又怎么能准确地反映出历史的真相?

记得刘仲敬说过一句话:“框架高于史料”。框架自然也是由史料构建的,只不过这些史料比那单一史料——尤其是与框架相悖的单一史料——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更多的旁证,更符合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方式,逻辑上也更能够自洽。在“框架”和某个具体史料产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就要好好检视这则史料的可信性:它的来源?有无旁证?与爆料人有无利益关系?或者——是否出于某种明确目的,有意放出的伪证?

具体说到文革,也只有在一个相对宏观的历史高度上,把握文革整体的逻辑框架,借鉴“经济人”理论——人总是千方百计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检验历史人物的动机,剔除其完全不合理的“证据”,找出事件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以此填补某些证据缺失的环节,从而凸显出文革的整体轮廓亦即整体的逻辑框架。

笔者在研究文革史之初,就首先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大量史料,搭建出了一个粗糙的文革整体框架,作为检视各种文革叙事的依据。今天,冒昧地抛出来,目的在于听取各位文革研究者的意见和看法,力争将其更为完善,更接近于历史真相。权作抛砖引玉之举吧!

(二)

尽管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1959年更是采取第一个实际步骤,将国家主席职务交给刘少奇,但实际上却并未放弃权力,一直在一线直接指挥——尤其是他发动的“大跃进”。只是到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才把权力交给刘少奇及“一线”。

“退居二线”不久,毛即生悔意。到了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退出了经济战线——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毛在经济上已无法立足——另辟蹊径,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此执掌新战线的理论制高点。

此时中共的权力格局颇有些尴尬:刘主持政治局,掌握决策;邓小平主持书记处,负责具体操作;周主持国务院,主管国民经济。决策与执行格局已初步形成。但毛死死抓住林彪主管的军队和康生执掌的秘密警察系统不放,以及用“阶级斗争”和“反修”形成的理论话语权,对中央一线保持着潜在的威慑。

由于大跃进、反右倾和大饥荒造成的恶果太过严重,中共高层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出现重大分歧。刘、邓虽都是毛的亲信,认识上却与毛渐行渐远。一直被毛视为威胁和对手的周恩来则小心翼翼,尽量保持着对毛的尊重,在毛能容忍的框架内纠正失误。唯一另类的是,林彪无视毛给国家、民族乃至中共造成的巨大损害,利用普通百姓对中央决策暗箱操作的无知,昧着良心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大力鼓吹对毛的个人迷信。饿死了三、四千万人,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不仅没有错(准确说是罪),好像反而更英明了!

林彪的做法真是让“一线”左右为难——正是需要大力纠正毛的失误之时,怎么反而唱起了赞歌?但,他们又能说什么?他们原本也是毛一手提拔的亲信。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曾于1961年中央在天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向毛提出过反对林彪搞得那些个人迷信做法,毛虽口头上同意邓的意见,但实际上仍然纵容林的做法。在林彪的胁迫之下,“一线”也只能表面上供奉毛(毛曾气愤地说过把他当成了牌位),实际工作中悄悄地纠正毛。纠正也许并非自觉,实乃挽救经济,避免崩溃所不得不为。于是乎,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奇异局面:

毛犯了大错(对党)或曰大罪(对百姓),却依然高高在上,更加神圣;林指鹿为马,做着毛想做而不方便做的事,深得毛的欢心;刘、邓、周、陈默默“拉套”,尽量避免触动毛的“红线”;周恩来倒是舒了一口气,他发现毛之前对自己的怨气,已经转移到了刘、邓身上… …

这是一个并不稳定的格局。“一线”越来越不能忍受毛在具体工作中的横加干涉——一会儿说文艺界是“裴多菲俱乐部”,一会儿骂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不在其位、不担责任,却一直在后面指手划脚。而毛也有日益迫近危机——“九大”还要拖到何时?按照党章,早在1961年就应该召开“九大”;党章规定一年一次的中央全会,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算,已经数年没有开过了。

网传《林彪日记》披露:

“… …刘邓提议,61年8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64年5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 …”

毛当年为什么如此害怕按时召开“九大”呢?文革中康生曾吐露了实情:“如果按时召开‘九大’,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些王八蛋就会选入中央……”

林彪在著名的“518讲话”中更是剑有所指:“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这个“人家”是谁?当然不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恰恰是当时在座或不在座的中共大员。

如若文革前召开“九大”,十有八九毛将丧失“主席”头衔,就任“名誉主席”。这样,“退居二线”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固化,他也将彻底失去对中共的控制。刘少奇就任主席后,会不会像赫鲁晓夫那样做“秘密报告”?在毛泽东的眼里,刘的忠诚已殊为可疑。

就在刘、邓为毛的问题困扰——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之际,毛则在顺从党的安排和拼死一搏之间挣扎。毛不是没有考虑风险,包括失败的风险;不是没有考虑他这一搏,会给国家、人民包括中共带来何等严重的灾难;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大跃进、大饥荒的罪行太大了,超过了古今中外所有的皇帝、国王、总统或是主席。他不能、也不敢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

(三)

明了和理解了毛在文革前的处境、他面临的选择之后,对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为了重返权力中心,他在无法通过党代会等正常程序的情况下,采用了非法手段——依靠林彪及军队发动隐形政变,造成顺者昌、逆者亡的政治大环境;依靠江青和“中央文革”名为“发动群众”,实则运动群众;以打倒党中央,重塑新中央为目的,发动了这场旷时日久的“文化大革命”。

有些国外的研究者不解:毛为什么会用文革粉碎自己担任主席的党?这不正说明了毛的伟大?至少也说明了他的理想主义,不能容许革命队伍中不够“纯洁”的现象。他们完全被假象所迷惑。其实,毛的行为可用鲁迅的一句话解释: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从来没有爱惜过。文革中毛承认自己此前已经“大权旁落”。换言之,他感到自己已经不能控制这个党,这个党已经“不是自己的东西”了。既然已经不属于自己,粉碎它又有何惜?粉碎后重建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奴才党,岂不更好?文革的整个进程也雄辩地诠释了这个逻辑。

为个人权力,毛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轻率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默许、怂恿了人们的私欲大膨胀。各色魔鬼一经放出,立刻肆虐大地,再收回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夺权”助长了人们的政治野心,谋求在“新政权”中的权力和地位,又引发了旷时日久的纷争,以致不惜诉诸武力。一时间,华夏大地战火纷飞,枪炮轰鸣。国民经济、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等到“全国山河一片红”,各地都成立了“红色新政权”(政权都换了,不是政变又是什么)之后,用“抓516”的方式,镇压对新政权造成威胁的“造反派”;用“上山下乡”将动乱隐患——数百万学生统统赶到农村或部队农场去“战天斗地”。以筋疲力竭的体力劳动消耗这些曾经的“革命小将”过剩的精力。

然而,文革新贵们屁股下的“交椅”还没有暖热,一轮新的权力之争又悄然而至。

(四)

毛、林名为“革命”实为“窃国”成功之后,如何重新分配刘邓等一大批下台干部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又成为新的斗争焦点。文革本是毛林合作的产物,二者缺一不可。毛可以不靠江青,不靠周恩来(周甚至是原定目标之一),但唯独不能不靠的就是林彪。没有林彪和军队的威慑,毛怎么可能轻易地否决中央常委的多数意见?在林彪明确介入之前,他甚至不敢直言否决彭真的《二月提纲》。然而,打倒刘少奇、重返权力中心的毛,此时却不愿意论功行赏,把胜利的“蛋糕”分给林彪;或者说他认为林彪实际分得的“蛋糕”已经太大,对自己形成了潜在的威胁。

原来,在毛和中央文革大力清洗刘、邓包括周的旧部之时,林彪却不动声色在军内排斥异己。到了“九大”前后,不仅军委办事组几成清一色的“林家军”,而且各省、各部委的“大员”也多是军队干部,俨然已成可以左右政局的强大力量。“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令毛老愁乍消、又添新愁。

尤其让毛作难的是,林是靠吹捧毛蹿红的,要削弱林则只能从降温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入手。毛曾在“九大”文件上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一般人都认为是毛的“谦虚”,不大在意。从后来的发展看,实乃毛削弱林的提前布局。

毛刘相争渐渐演化为毛林暗斗,你一拳,我一脚,风波迭起。

首先,黄永胜就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长之后,向毛打报告,请示部队调动不再经由中央文革。江青获悉后大怒,停了黄永胜参加中央碰头会的资格,还不准他计划好的出国访问。尽管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双方得以和解。但嫌隙既生,就难以消除。

随后,林彪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把毛发动的文革比肩意大利文艺复兴。原本是为了拍毛的马屁,岂料被江青揪住不放,声言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怎能和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革相比?林的讲话应该批判。此事颇为诡异——难道他们不是都多次声称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吗?江为何会如此“不顾大局”?

“九大”报告,毛否定了陈伯达按照林彪思路撰写的讲稿,自然也会引起林彪不满。有人美化林彪,将此说成是林要发展生产和毛要“继续革命”的路线之争。笔者则认为,这不过是林彪和陈伯达为了巩固自己在文革中所获取的成果而已。深知文革内情的林、陈太明白了,打着漂亮旗号的文革,决无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历史进步,因此希望能以发展生产力来掩盖其非正义性。如果林彪真的关心发展生产,就不会有在“七千人大会”上独树一帜的讲话,不会有1966年11月份对“工交座谈会”各与会者的严厉批判,甚至也可以说,决不会帮助毛来发动这场祸国殃民的文革。

“九大”选举,林彪及手下大将不投江青的票——2000多代表选中央委员,江青少了6票;中央委员选政治局,江青还是少了6票。江青、康生一再要“追查”,被毛、周压下。也有说法是毛虽口头上反对,最终还是默许了江、康去暗中进行了调查。这件事也彰显了林彪与江青两大集团的行为,均如此之下作。境界和格局如此之低,焉能有治国安邦之大胸怀?

紧接着就发生了李必达事件。李是黄永胜的秘书,因受了黄夫人、同时也是“黄办”主任项辉芳的批评,自认为没有了前途,遂将黄与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私下里议论和批评江青的话,秘密写信向江青告密。江将李的信转送毛。最初,叶群、黄永胜十分紧张。后看毛没有责怪,也没影响他们升迁政治局委员,随后就秘密抓捕了李必达,用专机送黄的广州“根据地”关押。

林系几员大将的所作所为,毛是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虽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一定十分恼怒——“九大”刚刚“胜利”,你们就不顾大局,挑动纷争。而且是鬼鬼祟祟,苟且猥琐,没有敢于担当的磊落。

恼怒之余,毛也一报还一报。当着林彪的面,亲自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这些王八蛋的东西”统统摘下来!在场的林彪会有何种感受?

“九大”后,江青“召见”军队新晋升的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的几员大将,以上级对下级的口吻训话。黄、吴、李、邱在林彪暗示下,集体去毛处告状… …

1969年“国庆社论”,张春桥一改传统提法:解放军是毛“亲自缔造和领导”之后,加上“毛主席和”四个字。这样,传统提法中的解放军是由毛“缔造和领导”、“林直接指挥”,变成了毛不仅要“亲自缔造和领导”之外,还要和林一起去“直接指挥”… …遭到陈伯达反对,引起一阵风波。毛虽然表面大度,称可以改回传统提法,却始终不肯亲手将“毛主席和”四个字删去,最后还得由汪东兴代笔。

除上述暗地里的勾心斗角之外,还有几件明面上的事情:

1.“林副主席一号命令”

为开好“九大”、凝聚人心,中共领导层有意制造了中苏边界“珍宝岛”之战。但,到了1969年秋天,就深感苏联的威胁——苏军坦克若从中蒙边界出击,一昼夜即可抵达北京。毛不得不号召“备战”,并早早躲到了武汉;林彪职责所在,视察了“三北”防线后,也躲到了苏州。为防止苏联借“和谈”用兵,林下达了全军进入紧急状态的命令(即“紧急指示”)——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林并没有事先请示毛并得毛批准。而此前,每每调动一个排、一个连,林都要请示毛。

副总长阎仲川将林的“紧急指示”,自作主张改为“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无意中大大刺激了毛那根敏感的神经——未经批准,林就擅自命令全军“大动干戈”,将毛军委主席的权威置于何地?假如有一天毛林失和,林岂不是可以凭此轻而易举地剥夺毛的权力?尽管林彪在事后紧急向毛请示,做了补救,但疑心重重的毛岂能轻易化解?

2. 毛试图隔代指定“接班人”

1970年4月,毛携张春桥到苏州看望林彪,向林彪推荐“小张”,有隔代指定“接班人”之意。毛的突然袭击,让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还是借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话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1】

应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试探:毛从中看到林并不总是像他口称的那样“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也看到了毛已对其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在毛林之争中,有些人对此做了误读:认为林彪从中看到了毛要“以张代林”。事实上,此时的毛即使为了维护“文革成果”,也不可能用一个既无资历又无实力的“小记者”取代强有力的军人。更大的可能倒是为林“隔代指定接班人”,以保证在林之后的政权仍然掌握在毛派手里。

笔者一向认为,与林闹翻,是毛在战略上的最大失误,是毛作为权术大师最大的败笔。或许是拿掉刘少奇的过程太过容易,让他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真的无所不能。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威望”和实力,也低估了林彪在震慑和压制“走资派”,维护文革成果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913”后,大批的“走资派”——文革的受害者、反对者——经周恩来不动声色地运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让毛及文革派十分头痛。不得不一次次发动“反复辟”的运动。但因缺少了林彪集团强有力的支持,或虎头蛇尾,如“批林批孔”;或中途夭折,如“评水浒”。

总之,毛、林这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内讧,大大削弱了极左派的力量,戳穿了为文革编造的各种神话,致使文革理论的破产,也最终导致了对文革的彻底颠覆。

(未完待续)

【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3】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p.120
【4】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p.132
【5】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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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纵纬:我心目中的文革框架(中)

(接前文)

(五)

文革派最核心的圈子显然已经接到了暗示——它可能直接来自毛,也可能间接来自江青。1970年8月,在讨论宪法修改的政治局会议上,爆发了文革派张春桥与文革“军人派”吴法宪的激烈冲突:张提议删去发明权专属林彪的一些话,遭到吴法宪强烈的反对。两人争执不下,会议暂停。

吴法宪立即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当然知道对方的“来头”,但事关自己接班人地位,决不能退让。刘少奇正是在毛面前节节退让,才最终被拿下整死。林彪岂肯做刘少奇第二?在林支持下,吴法宪等人做了充足的“功课”,准备在下一次会上与张“决一雌雄”。岂料,在接下来的会上,张春桥全面退却,不再与吴纠缠。

这让林彪颇感失落。犹如准备一拳打过去便置对方于死地的拳击手,攒足了全身的劲儿,却打了一个空!目标突然消失了!是江?是毛?还是张春桥自己做的这个选择?恐怕只能是历史之谜了。

接下来就要到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了,有关宪法的修改还是一塌糊涂。攒足了劲儿的一拳终究是要打出去的,林彪把它带上了庐山。资料披露,这一拳究竟是打还是不打?林也颇为踌躇。甚至赴会场开会上车前,还在和叶群商量。

自文革发动以来,林彪已经几次成功迫使毛做了并不十分情愿的事,如罗瑞卿,又如贺龙、邓小平、杨成武,这次轮到张春桥,毛就够接受吗?在实力强大的“接班人”和“小记者”之间,精明的毛,能够选择“小记者”?既然罗瑞卿可以为他林彪放弃,贺龙可以为林彪放弃,为什么张春桥就不能为他林彪放弃呢?

林彪决心孤注一掷,开幕式前突然提出要在开幕式上讲话。毛问:讲什么?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听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2】。

另据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谈话,周恩来及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叶永烈在此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去。”十一楼”亦即江青)。毛和林单独谈话后,大会开了。

从以上两段资料看,笔者竟和高文谦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高认为因为得到了毛的首肯,所以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不能算“突然袭击”,而笔者却认为恰恰相反。

理由是林彪选择要求讲话的时机,大约是在开幕式前个把小时以内。这么仓促的时间,毛怎么可能反应过来?从毛当时就把责任推到江青身上,既像是在表白和洗刷自己,又像是猝不及防、情急之下的反应。另外,从叶群守在走廊上。防止江青闯进去这一点看,林、叶是有备而来,事先经过了周密与精心的策划。

笔者对毛林发动文革,祸国殃民深恶痛绝,毛的罪更十倍、数十倍于林,但,这并不应该影响对事实本身的剖析。

前一晚的常委会,林为什么不提出要讲话?这个讲话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产物。显然,是林不愿意将自己的计划提前暴露出来,给对方以准备和商量的时间。假如常委会认定林彪讲话不妥,林将何以应对?而在会议即将开始之时,林突然要讲话,毛还能有什么反应?当场拒绝“亲密战友”的要求?用什么理由拒绝?党的副主席难道想在会议上讲讲话都不行?这岂不是当场就撕破了脸皮?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林更像是主动、有备;毛则显得仓促、被动。

林确实按毛的要求:不点名,指出了党内有一股否定毛是“天才”的风。借毛打毛,也是这位从军事家转为政治家的拿手好戏。当此时,林所营造的对毛“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个人迷信已达到巅峰,毛“降温”的企图刚一露头,便遭到林系人马的迎头痛击。林的讲话,无异于在庐山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把与会代表炸得晕头转向。

紧接着,吴法宪提出学习和讨论“林副主席讲话”,改变了会议的议程。叶群布置手下亲信在各小组会上同时发难,营造了同仇敌忾的义愤。了解一点底细的,在发言中慷慨激昂,要揪出“反毛、反林”分子;不明就里的四处打听林彪讲话中的目标人物姓啥名谁。“知情者”上个厕所,都有人尾随、打听;“知情者”的房间,晚上访客更是川流不息,几成“自由市场”。

虽不能从叶群等处得到可靠消息,却总算听出了一些门道的许世友、韩先楚上将兴奋不已。这两位在文革中被张春桥支持的造反派整得焦头烂额的大军区司令,总算等到了可以“出一口气”的机会。许对韩说:那个“鳄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韩先楚马上说:我也要给他补一枪!【3】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始作俑者”的张春桥想必早已魂飞魄散:毛会不会在压力之下,抛出他做“替罪羊”?毕竟,王、关、戚之劫犹在眼前。谁能保证三年后的今天,他张春桥不会重蹈覆辙?

事情反映到了毛泽东处。这位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似乎还不知道会场上发生了什么。被江青带来的张春桥、姚文元匍匐在地,一人抱着毛一条腿痛哭流涕,把毛的裤子都弄湿了一大片。【4】

毛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分析与判断:假如这次在林和林裹挟下的力量压力下退让,林得寸进尺,下一步就会搞到江青头上,自己将如何对对?听之任之,岂不又成了刘少奇第二,亲信被逐一“歼灭”?直到成了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不就又成了类似文革之前被刘少奇们供奉起来的“牌位”?

毛决不会允许整刘少奇时的“剥笋”战术反过来用到了自己身上。何况,此一时、彼一时,毛当初在罗、贺等人问题上的迁就,是因为毛的主要对手和文革目标刘少奇尚未整倒,林的支持必不可少。如今,毛的目的早已达到,为什么还要受林彪要挟?

毛立即做出反应:停止讨论林彪讲话。一边休会几天,一边紧锣密鼓,责令陈伯达等人“检讨”——避实(林)就虚(陈),原本就是“伟大领袖”的拿手好戏。很快,毛的《我的一点意见》出笼,陈伯达立陷四面楚歌之中。

毛再次利用林彪营造出来的“个人迷信”来打击林彪的力量!这真是一出好戏:林利用毛打毛,毛也在利用林来打林。阴谋家碰上了阴谋家,正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所形容的:纳粹独裁者遇上了苏维埃暴君,真可谓棋逢对手了!

庐山会议,毛泽东棋高一着,或言“官大一级”,扭转了局势,压制了林彪派系的气焰。然毛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非但没有化解,反而变得不可调和。毛林均是那种不善妥协、一旦冲突就会死硬到底的性格。庐山分道扬镳,就只有一条道儿走到黑了!

会后,毛在全国开展“批修(陈)整风”,军队要“反骄破满”,将陈伯达谓之“刘少奇一类骗子”。“内部”却对林彪派系不断施压,责令其嫡系亲信“四大金刚”包括叶群“检讨”。毛一改文革初期对叶群的“亲切”,在叶的“检讨”上作批示,恶语连连,一点也不给林彪面子。林则循“文的不行,武的行”,加紧策划包括使用武力的应对措施,一场恶斗势在难免。

从这次庐山会议起,毛恐怕已下了与林破裂的决心,也让林彪再次尝到“狡兔尽、走狗烹”,被毛过河拆桥的滋味——这是不久前,被林参与整垮的刘邓诸人也刚刚尝过的。林对毛的怨恨日渐增长。但总的来说,林有犹豫,有纠结,不像毛那样决绝。

林尽管拒绝按毛的安排去会见“老朋友”斯诺,在会见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和1971年“五一”天安门焰火晚会时给毛甩过脸子… …但也对毛有所幻想,曾多次要求与毛见面一谈,甚至给毛写信,(实质上是)以保文革成果20年为条件,换取毛停止整肃他手下“四大金刚”和自己一家。只不过由于叶群坚决反对,此信没有送毛,“913事件”之后才从毛家湾抄出。

这封信反映出了林彪的真实思想,其中不乏比毛清醒得多的见地: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军事政变,绝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如果没有林系军人集团的强力支撑,其“成果”很快就会“付之东流”。这一点,林看到了;而自以为自己神力无边、无所不能的毛却恰恰没有看到,或者是即使看到、也要权力任性,不顾一切斗下去。

毛正像他自己后来一再宣称的,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召开“华北会议”批陈及“四大金刚”;背后下手,通过“南巡”向地方大员“吹风”,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解决林彪问题“交底”和“统一意见”。林则暗中支持和默许其子林立果组织力量,制定“上、中、下三策”,紧锣密鼓实施刺杀毛的计划。

毛毕竟是老奸巨猾。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故布疑阵,出人意料销解了林立果的谋杀计划。当然,也有人怀疑毛在林家布有“眼线”,令其一举一动尽在毛的掌控之中。只不过目前尚未有确切证据,纯属猜测。毛林恶斗这出戏的高潮是毛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叶群怀疑谋杀阴谋败露,说服林彪仓皇出逃,最终命丧荒漠戛然而止。

(六)

在毛林反目成仇、你死我活的恶斗中,周恩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913”之后,周的获益最大。按照犯罪学的原理,获益最大者往往就是罪犯——难道是周暗中挑动了毛林内讧?但直到如今也没有任何证据;相反,证明他竭力缓和毛林纷争的例子倒很多。“欲擒故纵”?还是高手的“无影脚”?至少目前还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在毛刘、毛林、毛邓和毛周关系中,以毛周关系最为疏远。可为何刘、林、邓全被毛亲手打倒,周却能数十年屹立不倒?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在毛林之争中,周恩来同样有一个“选边站”的难题。站在林一边,无疑并不符合周的利益:且不说胜算较小,即使侥幸取胜,周也只能是干活拉套的命。林不仅有自己的班底,更有一个生龙活虎一般的儿子做”接班人“,哪还能容周恩来染指?林及其死党可能会对周很尊重,比在毛手下宽松得多,但,周绝难施展抱负。

站毛一边就不同了:助毛灭林,在周看来其实就是助毛自残。让毛与其在军中的嫡系亲信之间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权斗,不仅败者全军覆没;胜者也“歼敌一千,自伤八百”,实力骤减。再加上毛并无子嗣“接班”,一旦毛死,剩下的除了老婆就是“秀才”,岂是周的对手?

周在党内军内树大根深,十大元帅,竟有八个曾是他的学生或部属。毛活着,周顾忌毛的猜疑,不敢与这些人过多来往。一旦毛死,谁敢说周不会一改在毛手下“小媳妇”的角色,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

当然,毛也绝不会看不到这点,他也决不允许周如愿以偿。“913”之后,周主持工作,大批林彪的极“左”。名为批林,实批文革。很快就受到了文革派大将张春桥的挑战。毛再次支持张,周不得不知难而退,转批林彪“极右”。但据周的秘书透露:周曾在私下里大骂:明明是“极左”嘛,怎么会是“极右”?

(七)

“913”之后,毛的思路其实也很简单——尽快募色和安排一个信得过的新“接班人”,以保他百年之后文革成果能够得以保全。毛不相信周会真心诚意拥护文革,若从文革理念与共同利害出发,江青无疑最为理想。但江青“成也身份、败也身份”,江青固然可以利用她的特殊身份撒泼、耍赖,令别人奈何不得;但也让毛无法张口指定为“接班人”。最理想的,莫过于让周恩来出面举荐——像他当年看出毛的心意,主动推荐林彪那样——而毛则半推半就“被迫接受”。

资料显示,1972年2月12日,毛泽东休克苏醒后,演出了一场病中交权的把戏。身在现场的李医生描绘当时的场景: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我建议在毛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周如果能这么说,就是满分的答卷。毛恐怕还得再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同志当个副主席,或者上传下达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不是毛要搞家天下。而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5】。

应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高明的计划:一则可以让毛避嫌“私相授受”;二则利用周在党内军内的巨大影响,抑制反对派的呼声;三则把周拉下水,替毛承担恶名;一旦毛离世,周掌权,他也不便“出尔反尔”,对江青下手。

然而,这一次毛却打错了算盘。周虽然在文革中甘做毛的奴仆,替毛顶下各种恶名;但这次却守住了他的底线——不能让毛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

周心里明白:当时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有可能被以“篡权”为由打倒。以他的精明,岂能跳这个陷阱?于是选择了第三个方案:拖。一直拖到毛恢复了健康,周拜见毛:“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把球又打了回去。

这次考验,周得分50,不及格。日后绵绵不断针对他的措施和运动,均由此而生:发现周患癌症后“保密”一年零八个月,不允许做任何治疗。生生把周拖到癌症全面扩散、无异于判了“死缓”,才假惺惺允许周住院治疗。毛的歹毒创造了世界纪录:即使是恶魔希特勒,也绝不会对手下——况且还是为他出了如此大力的手下——如此绝情。

(未完待续)

【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3】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p.120
【4】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p.132
【5】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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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纵纬:我心目中的文革框架(下)

(接前文)

(八)

眼见周“不咬弦”,毛不得不另觅他法。在中共“十大”,毛破格提拔对江青唯命是从的上海造反派头子王洪文,使其成为毛、周之后的“第三号”人物。提拔那些对大跃进、大饥荒前后党内高层分歧一无所知的普通农民、工人,如陈永贵、吴桂贤等进入政治局;大量提拔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硬塞进各省和中央各部… …然而,这些人“打打杀杀”可以,踏踏实实抓经济就强其所难了。

为让文革后的经济有所起色,同时制约乃至最终取代周恩来,毛重新起用了邓小平。毛深知邓的能力,没把握的只是他是否忠诚。1973年底,毛抓住周与基辛格谈判中出现的“纰漏”——或许是有意设置的陷阱——指令政治局召开“帮周会议”,特意“点将”让邓出席。邓明白毛的心思,发言中点明了毛想说而不便说的话,一下子便俘获了毛心。此后,邓迅速蹿升: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949年后,毛从未让一个人同时兼有党、政、军跨界实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虽挂有“副总理”虚衔,但从不参与政府工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主持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但不容许他们染指军队。这一次,邓小平破天荒地同时参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足见毛对其期望之高,信任之深。

应该说,毛的这一手也是相当的老辣,无疑又是一次对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掺沙子”。然令人不解的是,江青似乎从未参透毛的战略深意——不知毛为何不对其做些暗示——包括她的头号马仔,应该说是对毛搞文革最为了解的张春桥,思路也都局限于低层次的权力分配:把邓视为摘取文革“成果”的“摘桃派”,不仅未能借邓复出之机与其修好关系,而是处处寻衅挑刺,意欲在气势上压倒邓小平。

江青未能领悟的却很快被邓小平悟到了——原来自己在毛的棋盘上,只不过是用来维护江、张“文革派”,挟制周、叶“务实派”的一枚棋子!邓也不是凡人,利用毛“身边无人”、不得不倚重他之机,迫使毛亲自出面批评江、张“文革派”,并借毛的“大旗”狠狠打压了他们的气焰。江、周矛盾很快演化为江、邓冲突,毛泽东刻意安排的一招妙棋很快就破局、泡汤。

客观地说,毛以邓一人同时挟制周、叶二人,确实是一招好棋、高棋,但难度极大,成功的几率原本就很低。邓小平的治国理念和个人感情,原本就与周、叶等务实派相对接近,让他追随毛泽东尚可,企图让他沦为江青的“马仔”——这位“江皇后”张狂无比,目空一切——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九)

邓向周、叶靠拢的速度显然让毛也感到了意外,却正是江青等人一再相逼——尤其是在“风庆轮”问题上——的结果。邓一面借毛倚重,大力整顿从文革开始以来已经荒废日久的各项规章制度,让经济有了“立竿见影”的起色;一面借毛对“教条主义”的反感——这是毛30年代受排挤的主因——促毛压制了“文革派”用“批经验主义”来削弱周、邓、叶等老资格领导人的企图。

恰在此时,江青“红都女皇”事发。有资料说是朱德看到此书后,气愤不过,将书送给了毛泽东,也有说是周恩来暗中运作的结果。总之,毛读后勃然大怒,冲动之下,亲自写下批示,要与江“分道扬镳”、“赶出政治局”。毛的批示被老到的周压下——他太熟悉毛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关系,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火烧身。轻率地按毛的指示办事,当时虽名正言顺,但事后遭到报复并非没有先例,如傅崇碧等人。

然而,文革毕竟已进行了将近十年,参与者都在反思和总结经验。老干部在文革之初,恪守党纪,不敢泄露党内机密,等于放弃自卫的武器;与此相反,文革派压根儿没有任何顾忌与底线,常常根据需要把机密有意泄露给“造反派”,把老干部整得焦头烂额,甚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他们汲取了教训,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子女、部属等各类关系,迅速把江青的丑行捅向社会。

1975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有关江青和《红都女皇》、毛“分道扬镳”、“赶出政治局”的批示,传遍了大江南北。连延安时期的“约法三章”,以及江在30年代上海做三流明星时不检点丑事都被翻了出来了。舆情汹汹,对江青和文革派造成了致命的损害。此举可以说奠定了几个月后的“四五运动”以及更往后的“粉碎四人帮”强大的民意基础。

从1971年的“913事件”文革初露颓势,至1976年的“四五运动”,毛对局势的掌控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因为担忧局势更加恶化,毛甚至不敢贸然进行大的人事变动。唯一的一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甚至请出了被自己多年有意边缘化、也已多年不问政事的朱德压阵,加上周恩来、叶剑英和邓小平合力协助,才勉强得以执行。周恩来去世,毛忌惮党内强大的反对意见,不敢让其最为青睐的张春桥接替总理,生怕闹出乱子。

怕出乱子还是出了乱子。从1976年3月中下旬起,群众自发起来抗议当局压制对周恩来的悼念及含沙射影地攻击。从“南京事件”到“4.5天安门广场运动”,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抨击四人帮的声势越来越大,越来越激烈。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违背当局意志、完全群众自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毛心知肚明,其矛头正是对着自己及羽翼下的亲信。他无情地下令镇压。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全国一直处于一种沉闷、压抑和紧张的氛围中。毛深知文革已经人心丧尽,军队实际控制权已经不再。选择一个可靠又有实力的接班人已成泡影。将来怎么办?身后恐怕是血雨腥风——但此时此刻,只能指望生前不被推翻,哪管他死后洪水滔天。

实际控制着军队的将帅们都在虎视眈眈,等着毛辞世。稍有些政治敏感的人想必都能看清这个局势。比如:

许世友的儿子,时任北京军区某部团长在一封密信中透露:许世友对他说,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 … 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
文革新贵纪登奎的儿子,也对河南省委一位在京治病的干部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是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 …

当然,也有看不明白的,或对江青抱有幻想的:如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又如庄则栋、张铁生之流。有希望脚踏两只船,搞政治投机的,如南京军区司令丁盛。

(十)

文革十年,毛先是拉林、周倒刘、邓;继而拉周倒林;再往后又试图多次倒周。“造反派”用到时赞誉有加;不用时一脚踢开,甚至抓进大牢。“红卫兵”“革命小将”忽而捧到天上,称为“小太阳”;忽而踩在脚下,有的定性“反革命”,沦为阶下之囚。到末了,不论何派,一律扫地出门,赶进“广阔天地”… …

十年中,除了江青一人被林彪从9级提为5级外,上亿人没涨过一分钱工资,没盖过一幢职工宿舍,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哲人说:尽管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全部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从1968年或更早些时间,就不断有觉醒,有思考(被朱学勤称之为“68年人”);到了1971年“913”,文革神话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了馅;再到1976年“四五运动”,已经是天怒人怨,毛再也无法把骗人的把戏演下去了。

对于这点,毛其实心里非常明白。他对宠妾张玉凤说过:“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 …”

毛的弥留之际,全体政治局委员依次上前与毛握手。叶剑英没想到毛第二次唤他到病榻前,毛的嘴嗡动着,却什么也没能说出来。他想说什么?请求宽恕?(他几个月前以“身体有病”为由,刚刚解除了叶帅的军权);抑或央求手下留情?(看在孤儿寡母的份上?)随着这位大独裁者的离世,这一切都成了历史之谜。

“10月的春雷”极其自然,水到渠成。“四人帮”被抓,也是他们作恶多端的必然结果,是他们注定不可避免的命运。这绝非占卜,而是情势使然,力量的对比使然。毛决意发动文革,重返权力中心,希冀以高压手段钳口,永远掩盖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历史罪恶。他几乎就要成功了。试想,如果他能与林彪达成妥协,林依靠军人强力集团再替他遮掩数十年,这滔天大罪或许就真的没人知道,湮灭在繁杂的历史尘埃之中了。

然而,天网恢恢。从林彪事件撕开一角,到邓的改革开放全面翻盘,毛苦心、精心营造的文革神话轰然倒塌。毛的诸多历史罪恶也就越来越多地摆上了桌面,而被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所知晓。可以相信,尽管目前中共似乎还需要毛的偶像,但彻底揭露毛,清算毛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3】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p.120
【4】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p.132
【5】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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