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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千年古国除君主 一一严家祺《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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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千年古国除君主 一一严家祺《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曲》

一石未含精卫老:一九八零年代夭折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学时代,我读到严家祺的名著《首脑论》惊若天人,大概这是我读的第一本由当代中国的政治学者原创的政治学著作。严家祺原本是学物理的,后来转向哲学,又转向政治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创建者之一和第一任所长。他原本期望安静地从事学术研究,让政治学这个在中国断裂了三十年的学科死而复生。然而,政治学不可能与现实政治脱节,严家祺半推半就地以学者身份参与一九七零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却没有想到这场改革居然以六四屠杀告终,改革成果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而他被迫踏上流亡之路。

逃离中国三十多年、八十高龄的严家祺写出了七百多页的回忆录,前半部记载了风云激荡的改革时代的成与败。作者秉笔直书,如实写来,提供了若干作为当事人和亲历者的第一手史料,在近年来先后问世的《赵紫阳回忆录》、《鲍彤文集》、《陈一谘回忆录》、《吴伟回忆录》之外,又增加一个新的视角。

严家祺参与了政治体制改革若干规划,他进入政治核心有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多次拜访严家祺,游说他去中南海政改办工作,“说这是赵紫阳给邓小平的信件中提名我去的,要我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看这封信。到中南海他办公室后,信件上有邓小平看过的记号,邓小平表示同意”。当时,有“左王”之称的邓力群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表示反对,认为严家祺与西单民主墙有关系。赵紫阳说:“我提名严家祺进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是考虑他是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一九八六年,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赵紫阳组织一个班子,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邓小平不让总书记胡耀邦主管政改,却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赵紫阳对这一安排“不明白”,但在邓小平的催促下,提出组建五人小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组成。政改办是五人研讨小组的办事机构。赵紫阳在给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陈云的信中写道:“这个办公室,由鲍彤、严家祺、贺国光等同志负责。”卢跃刚在《赵紫阳传》中认为:“这个班底有争议,焦点是三个人物:鲍彤、严家祺、陈一谘。”这三个人物一直被左派紧盯,指责为自由化份子,为赵所庇护。严家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同清末戊戌变法时谭嗣同等军机处章京,级别虽不高,影响力却很大。这一场改革的失败,与戊戌变法的失败如出一辙——触及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他们便殊死反扑,将改革扼杀在摇篮中。

严家祺等人在政改方面的努力只取得有限进展。比如,他提出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一九八八年全国人大通过国家公务员制度方面的一些法律,开办行政学院。但是,没有多党制和普选,公务员制度改革只能是技术上的修补——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公务员都是党员,担任党职的党员也都是“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又比如,严家祺呼吁将人大议会化,在各类官方操纵的选举中实行一定比例的差额选举。在十三大的选举中,一心争夺总书记大位的“左王”邓力群却意外地落选中央委员,李洪林在《中国思想运动史》中评论说:“一向奉行毛泽东‘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刚刚把束缚党员手脚的选举制度放松了百分之六,就被下面的‘民主’犯上作乱,造了‘集中’的反:把领导上安排的人给选掉了。”但是,这些成果都是昙花一现,因为执掌最高权柄的邓小平并不是要启动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多党制、三权分立和普选等,邓最在意的还是用专政维持的稳定,用卢跃刚的话来说就是:“如同毛把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拧在一起,邓把政治改革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拧在一起。”

将以天下为桎梏: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君主国

一九七零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左右之间摇摇晃晃、步履蹒跚。文革刚结束,严家祺即发表《王朝循环原因论》等文章,指出王朝政治的根本特征:“一是国家最高权力最后集中在个人手裡,二是这个人是终身任职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集中在个人手中的最高权力,这一权力既不容分割,又不可转让。当代中国的政治长期以来是围绕着保持、巩固这一最高权力而展开的。”这种文章和观点,四十多年后的中国反倒不可能公开发表,中国哪有进步,只有退步。当年,严家祺的某些观点得以发表、传播乃至被广为接受,得益于当时高层权力斗争的背景。正如严家祺所说:“华国锋的最高权力正在消亡,这个时候,攻击王权、王位,发表这样的文章,无人批评。”但一旦邓小平取代华国锋、牢牢掌握最高权力,就立刻翻脸、下令禁言了。

在中南海工作,使严家祺比一般知识分子更能看到高层决策过程,对中共政权的本质有了深切的认识。他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新王朝”。那么,如何让这个专制帝国转型为民主共和国呢?

去国之后,严家祺的思想和著述围绕此一主题展开:中国不是共和国,所以需要重建共和。他认为,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带有邦联特征的联邦制”将是中国国家结构的最好选择。他鼓吹新宪政运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落实到制度建设层面,就是联邦中国的构想。严家祺对联邦和邦联制度的研究,在华语思想圈中有其超前性。这些思想,或多或少地回流中国,成为刘晓波等起草的《零八宪章》的组成部分。据说,胡锦涛看到《零八宪章》后震怒、下令抓捕刘晓波,是因为其中联邦制的设想。两百五十年前,美国的建国者们在联邦制的构想下建立近代第一个大型共和国,完成了这一看似不可能的壮举;而《联邦党人文集》成为美国宪法的思想源泉——这一历史事实是我在美国公民的入籍考试中的一道考题,也是儿子初中美国历史课上学到的常识。然而,联邦一词在今天的中国,仍是谈虎色变的禁忌和敏感词。而在《零八宪章》运动被镇压之后,更年轻一代异议人士已然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船头万木春”,沿着联邦或邦联的构想大大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提出了“诸夏独立,重建东亚”的新构想。

六四屠杀之后,一九八零年代政治改革的少数成果一步步被雨打风吹去。最后一块基石被拆毁,是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严家祺评论说,此举“标志着中国不仅要向毛泽东时代倒退,而且要在二十一世纪,在复兴中华的旗帜下,复兴秦始皇以来的专制独裁的中华帝国”。在对习近平的批判中,少有达到严家祺这样的深度。严家祺对习近平的批判,建立在对邓小平的批判基础上。而许章润等习近平的批判者,贬习褒邓,认为推翻习近平暴政,回到邓小平时代便万事大吉、岁月静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还有人用怀念江泽民来反对习近平,网上流传着所谓“蛤蟆文化”,一名博客写手说得比较直白:“一个略显滑稽的领导人比一个傲慢和自我中心的领导人好得多。”

二零二二年初,海外中文网络上出现《客观评价习近平》和《客观评价薄熙来》两篇文章,多处称赞薄熙来,为薄叫屈,声称:“到了今时今日,很多人宁愿支持在监狱中的薄熙来,也不愿支持在龙椅上的习近平”、“很多人一直相信,薄熙来比习近平更适合主政中国”。这些观点都是与虎谋皮。严家祺用一九八零年代参与政改的亲身经历告诉后来人:帝国模式是中国政治的深层结构,毛邓江胡习是一体的,习与薄也是一体的,六四枪声响起那一刻,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结束了。

天下滔滔几圣贤:对海外民运痛定思痛的反思

严家祺的回忆录,也是小半部海外民运史——流亡海外初期,他是民运的积极参与者,是民主中国阵线第一任主席,但后来民运陷入内斗和分裂,他渐渐淡出。

从一开始,严家祺就对海外民运的前途不太乐观:“如果民阵长期只是一个海外组织,我觉得前途茫茫。我只担任一年民阵主席,与此有关。”他对当时海外民运中最大的组织民阵的定位是:“民阵是一个学习民主和培养反对党的大学校。民阵不是‘流亡政府’,不能用‘流亡政府’的身份对内外说一些假大空的话。”但是,这一立场并不为大部分民运人士所接受。时至今日,形形色色的“流亡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却对中共不构成任何威胁,跟图博特人在印度达兰萨拉建立的真正的流亡政府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

严家祺在书中谈及海外民运三次“自毁长城”事件,及三名富有相当责任的当事人:第一件是民阵内部的分裂,始于陈一谘与万润南的争斗,主要是陈对万提出若干莫须有的指控;第二件是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的瓦解,始于刘宾雁指责执行主任廖大文有严重问题,声称存在“一个最大的丑闻,二十四小时内可能会公布出来”,但一直到其去世都从未公布;第三件是民阵和民联合并的失败,严家祺认为,“正是一个陈一谘,一个刘宾雁,两股相反的力量,依靠他们的影响力,在一九九三年华盛顿的合并大会上,把不知情又倔强的王若望推出来,演出了海外民运大分裂的节目。”

刘宾雁和王若望都是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在民间拥有巨大声望的作家。王若望流亡美国时说过:“我是从大陆来的,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一点‘小毛泽东’。我是资深的共产党员,恐怕‘小毛泽东’比较顽固。这是我的坦率,应该说也是对我严厉要求。我不希望到美国出洋相。”然而,言犹在耳,在民运大会上,一言不合,他就退场抗议,连西方普通公民最基本的民主素养都不具备。

严家祺用相当篇幅对刘宾雁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后者是对民运组织的“第一摧毁力”。严家祺对刘宾雁的批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私人恩怨,而应当放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来检讨和反思。刘宾雁一生强调良心,亦被誉为‘中国的良心’,他说过:“我们这个民族,素来是缺乏虔诚的宗教感为其特征的。但,我从小就听到良心,良心,不能伤天害理。”这是其精神世界中最大的盲点:刘宾雁以为可以依靠的良心,恰恰是最靠不住的东西。没有造物主的绝对诫命,人的良心如同流水和流沙般飘忽不定,良心甚至是可以用来杀人的武器。或许正是因为对人的良心的盲从和迷恋,使得刘宾雁这位勇敢的斗士,一生都没有从左派思想和屈原式人格中挣脱出来,获得更大的真理和自由。

在这里,严家祺谈到尼采所说的“深渊”与“凝望深渊者”的关系,也就是反抗者与反抗对象的“精神同构”。他写道:“一个人经历苦难而不倒下,需要坚定信念、坚强性格、坚韧不拔的精神,人们钦佩他们。但有一些在政治上受过苦难的人,往往会把苦难当做自己要求他们追随他的‘资本’,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那些没有受过、或少受苦难的人,似乎没有发言权,他们本人不容批评。这是一种‘道德强制’,对中国儒家传统来说,这种‘道德强制’似乎是一种传统。在儒家文明中,在道德与法律之间,有许多地方缺少明显界限,‘道德强制’就会转化为一种无形的‘权力’。”他进而引用英国思想家波普尔的话:“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为了一个他认为值得的理想而牺牲自己,但没有权力去强迫或煽动别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牺牲。”如果站在这个思想高度上审视三十多年来海外民运的乱象和败局,就能对症下药:民运后来成为一个相当负面的词语,根本原因不是理念的分歧、资源的匮乏、中共特务的破坏,而是当事人自身的共产党化、毛泽东化。当事人长期生活在西方,却没有经历一场精神蜕变,没有领悟自由与民主的真谛。

纳履随君天下往:每一位流亡者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妻子

严家祺的回忆录中,写到妻子高皋的部分不多,却是书中最让我感动的部分。胡适曾笑言新的“三从四德”:“三从”是“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四德”是“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严家祺或许不是胡适那样的温柔体贴的丈夫,但从书中若干细节中可看出:他的妻子高皋如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一样,一路跟随,风雨无阻,天涯海角,不离不弃;他本人在西方生活的历程中,也经历了从儒家男权士大夫到欧美尊重女性的绅士的蜕变。

当初,鲍彤到严家祺家中,劝他说:“赵紫阳总理要你到政治改革小组的办公室工作。”鲍彤刚说完,高皋就说:“不去,不去,当官的没有好人。”如此当面反驳,让鲍彤差点下不了台——鲍彤自己不就是官吗?然而,这句话虽直白,却也话糙理不糙。若当时严家祺听从妻子的建议,其人生下半场必然是另一番光景。

去国之后,高皋不贊同严家祺长期从事海外民运。严家祺写道:“我在中国的一些重大决定,不顾及妻子的意见,在国外,我们命运相连,我不得不顾及她十分坚决的意见。”当严家祺向康有为、梁启超、孙文那样奔波于列国之间时,高皋通过专业考试得到纽约卫生局助理护士证书,又通过一年半的学习得到纽约州立大学和教育部颁发的更高等级的护士证书,以及针灸证书。多年来,高皋以一份护士的工作自食其力、养家糊口。退休时医院给她奖状,表彰她“在体现医疗中心的使命和理想中杰出的服务和工作”。高皋跟苏晓康的妻子傅莉一样,知道“日用的饮食”必须靠劳动得来,在美国,高谈阔论是没有饭吃的。

很多时候,妻子的直觉比学富五车的丈夫更准确。严家祺写道,在美国他没有长远打算,总希望几年后回到中国,“把每一个人生道路选择与‘回中国’联系起来”,“中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是几年,还是三十年?或更长?对时间的错误估计,是造成我在美国全部问题的重要原因。”而高皋安心在美国留下,把做护士挣钱,家庭团聚,放在第一位。

我敬重严家祺,不单单因为他的学识和著述,更因为他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严峻地解剖自己。看一个人的回忆录,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品性的高低。有人在回忆录中夸夸其谈、谎话连篇;有人在回忆录中左支右绌、顾左右而言他;有人则在回忆录中沾巾堕睫、沥胆披肝——严家祺的这本回忆录属于后者。

书中让我掩卷叹息的一个细节是:一九九九年,香港记者苏永权为制作六四屠杀十周年的节目来纽约采访严家祺,当高皋谈到申请加入美国籍时,严家祺非常不高兴,两人当面争吵起来,打乱了拍摄过程。严家祺认为,“香港人听到我们加入美国国籍,会感到失望和伤心,我不会忘记自己逃离中国的初衷,高皋要加入美国国籍,我不愿成为美国人。”之后,严家祺谈及家庭分离的痛苦——当时他们的儿子滞留法国,一直办不到赴美签证。苏永权说:“你们这么痛苦,要表达出来,让人与你们分担。”严家祺听到这句话,吃了一惊,他六十岁时,才第一次听说“痛苦要表达出来让人分担”,他亦惊觉“高皋几年来从来没有笑过”。苏永权又说:“你们真可怜。”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人说严家祺“可怜”。他是会见世界政要的名人,是著作等身的高级知识分子,充满自信,到处听到的都是赞扬和鼓励,何来“可怜”之有?但是,从舞台上走下来,走入内室,内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苏永权不是圈内人,无须顾及面子,将真话说了出来。严家祺写道:“真是奇迹,我默默承认了,而且留在我的记忆中,从此没有消失。”是啊,世间之人,谁又不是可怜人?

认识自己是一件最难的事情。从自我英雄主义的幻相中醒来,认识到自己亦有“可怜”的一面,就是认识并超越自我的起点。如使徒保罗所说,认识到世间“一个义人也没有”,自己乃是“罪人中的罪魁”,才能得到恩典、得到自由。所以,终其一生,与严家祺一样,我们都在寻求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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