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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文革史料阅读笔记两则 《内蒙文革风云》、《流水何曾洗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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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文革史料阅读笔记两则

 

01《内蒙文革风云》: 一本值得一读的文革回忆录

这本近六百页的著作《内蒙文革风云》2007年出版于香港,本人孤陋寡闻,今年(2014年)才读到,但读了以后,却颇感震撼,为真实的文革历史的艰难呈现,也为高树华和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们的命运。作为读者,想要发自内心地感谢程铁军教授和已故的高树华先生克服困难,通力合作,把个人记忆,历史事件,和冷静理智的分析总结留给后人。

关于在官方文革话语(我以为,这种主流话语最主要的就是老干部和高级知识份子如何受迫害)以外的个人经历,湖南的工人造反派陈益南,湖北的独立知识份子,北斗星学会创建人鲁礼安,乃至大名鼎鼎的杨小凯都留下了很有价值的回忆文字,但《内蒙文革风云》特别值得推荐的一个原因,是高树华在文革中并没有如上述几位那样被关进监狱或牛棚,而是全程参与了文革,又因为因缘际会,得以接触大量一般基层造反者没有机会了解的文革侧面,甚至在文革后期担任过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

高树华在内蒙古的地位,似乎类似聂元梓之于全国的文革,因为他是内蒙古第一张大字报的主要作者,时为内蒙古师院外语系团总支书记,其攻击对象,也是其所在的内蒙古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按全书所叙来看,高树华虽然因为这张大字报发迹,但他的确没有去刻意迫害过任何人,相反还帮助了不少人,如很多获推荐上了大学从而改变命运的知识青年,以及乌兰夫的儿子。

他造反的动机主要有二:1,响应五·一六通知,2,确实怀疑学院党委书记的做法。他本人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又是学生党员,成长过程完全得益于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政策,因此,其“造反”并非对共产党的怀疑,而是以更高的“共产党”的精神:毛泽东思想及其号召,来审视和批判离自己最近的共产党领导: 党委书记。多年后,高树华仍然不认为自己对党委书记纪之的挑战有什么大逆不道:“我和师生写大字报,是对当时教育制度的压抑,对当权者实施的人性摧残的合理不满,是一次必要的反抗和冲击,抒发久被压制的不同观点,呼唤一种有限度的自发行为。”(页56)不仅如此,高树华还指出,“解放后,还没有哪一次政治运动,实行过像文革这样的‘大民主’,群众可以无视顶头上司,除了毛以外,不必看任何人的眼色,自由发表见解。以往享受特供的有权有势者,纷纷受到审查,以往被踩在脚下的小人物,最为权势者看不起的芸芸众生,终于扬眉吐气了。”(页70) “文革之前,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某一个单位的支部书记就是党的化身,大家都顺从他,服从他,按他的旨意办事。”

通观全书,作者绝没有美化文革,也指出了造反者的“扬眉吐气”是短暂的,但他也说明,这一过程确实破除了普通人对各级官僚的迷信。高树华在自己的脚注中也敏感地注意到,一旦群众组织“发展壮大到威胁当局的程度,则立即宣布为非法,大肆镇压,决不手软。”(页163)

高树华的经历也证明,当时由党委派入高校的工作组,确实是压制和激怒了大量的造反师生。他本人去北京的文革接待站上访的时候,发现“70% 以上的上访者是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学生。” (页117)他专程去拜访聂元梓,被聂元梓告知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的消息。他对聂元梓的印象是: “我不了解聂元梓在文革后期的所作所为,但我当时见到的聂元梓是有气度的。” (页122)直到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十六条”的公布才解放了“被工作队逼至疯狂的人们”,他感到“无比激动…需要献身,把自己的命运与文化革命连在一起。”(页152)甚至认为,“不论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至今感谢毛领袖,是他解救了和我一样的上百万青年…”(页189)

我以为,在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开始离开人间的时候,后来者需要读到这种真实的,回到当时历史现场,而非以后来的政治定性掩盖一切的情感,再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事实上,在封闭的政治环境中,年轻一代人反而更容易出现穿上红卫兵服装以取乐的闹剧。

在高树华看来,内蒙古派性斗争起源于始于1966年8月,终于当年12月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因为这场运动从学校推向社会以后,引起了反弹,“视党组织高于一切,与党组织有各种利益的老党员,老模范,老先进”起来反对挑战“反对共产党”的造反派。笔者认为,今天如果我们不再纠缠于“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政治定性及标签,那么可以说,两者的冲突完美地象征和注释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之间的内在矛盾。在“毛”和“党”之间,毛已经不仅仅是“党”形式上的最高领导(当然他也绝对不满足于此),而是他本人:一个高于党和国家机器的人间救主,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偶像。“造反派”就是那些听从“毛泽东”召唤的狂热份子,而保守派则是继续维持对党/国机器和秩序,及其代理人的忠诚的一部分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就是毛泽东和党的冲突的外在化,而他们实质上的统一和现实中联合的必要,也正因为毛泽东和党终究是分不开的。正由于保守派对秩序的维护,他们获得军队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高树华也说明,军队支持保守派,“乃是轻车熟路,顺理成章的事情”(页209)。

关于军队在文革中的态度,高树华的回忆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他指出,军队在地方镇压造反派,“其根源在军方上层” (页209),也就是在“二月逆流”中大闹怀仁堂的老帅。在高树华去北京参加会谈期间,蒯大富向高透露,内蒙古军区枪击造反派事件有老帅支持,而高本人则在后来参加九大时亲眼看到简报,内蒙古军区在支左问题上强硬回击,有两位老帅的签字(页252)。“二月逆流”在过去的研究中,一直被认为是上层斗争,其对基层的冲击,似乎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注意。“三支两军”完全被看做毛泽东和林彪合作的杰作,其他老帅似乎都是受害者或旁观者,但这些都不容易解释为何军队偏偏支持保守派,而且可以在各地强硬反击造反派这一事实。高树华的回忆,对进一步研究老帅对地方军区和驻军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于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关系,高树华进一步指出,造反派对保守派的打击,是个别人的非法行为,而保守派对造反派的打击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官方行为。从数量上看,挨整的造反派人数远远高于遭到报复的保守派。从后果看,对造反派的整肃要进入档案,最终造成受害者前途的灾难。尽管高树华由于自身造反派的身份认同,可能对这一性质的群体和个体给予了更多的同情,但他在这里的分析却提醒我们,即便在毛泽东号召造反的短暂时期,保守派仍然是占有政治优势的强势群体,而造反派,和历史上一切反体制的人一样,始终是处于实质上的弱势地位,更不必说在更长时段中,造反派所受到的排斥,尽管在道义上似乎他们暂时占有优势,也得到了毛泽东的短暂背书。在页266的脚注中,高树华和程铁军洞察到,保守派其实是遵循着共产党长期形成的权威文化政治伦理,同时培养奴性和投机心理,而造反派则以挑战和不服从为荣。他们分析认为,这种看似相反的特征,恰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矛盾人格的一种复制。”

事实上,西方的一些文革研究学者也已经指出了在毛泽东身上兼具革命者和权威统治者的两重性。笔者仍然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有所重叠而非同一的概念。共产党固然是一个革命政党,但在建国以后,却日益制度化,官僚化,权威化。刘少奇,陈云,周恩来以及绝大多数的官僚都代表了这种倾向,而作为思想者的毛泽东则十分担心和警惕这种倾向,这种真实的担忧是不能完全以权术来解释的。也正因此,毛泽东在党内从精神和意识层面来看孤独的,他所号召起来的造反派同样是一些事实上的弱者。当然,毛泽东本人作为统治者也有权威和制度化的一面,而且最终回归了权威和制度。

关于文革中的群众专政,高树华和王友琴和其他文革研究者一样,指出“群众专政”是文革中最恐怖和为人痛恨的事情,但他所提供的事实则证明所谓群众专政不过是革委会的一个工具,成立于1968年1月15日的呼和浩特市“群众专政指挥部”接受自治区和市革委的双重领导(区革委委成立于1967年11 月1日),有“坚实的权力支柱”(页292,300),而像他本人这样的真正出身群众的区革委常委,却根本不知道“群众专政指挥部”的组织和运作。这里表明,在革委会成立后的“群众专政”,已经不是过去的“造反”,而是以群众的名义实行镇压。用福柯的话来说,不过是把国家机器的权力“外包” (outsource) 出去。不仅如此,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不再允许任何不利于自己的“四大”存在,几个过去的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成员接受“群众专政。” (页320) 就革命委员会的内部运作来说,虽然指出真正有决策权的是军代表和老干部,而非像他这样的“群众代表”,但高树华也客观地承认它有一定的民主性:“一个普通学生或者工人代表,敢于在常委会上同党政军高级领导当面顶撞…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页327)。

高树华对于参加九大的回忆也对当时一些重要人物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在他的笔下,朱德虽然受到排斥,但十分宽厚慈祥,还夸赞邓小平能干; 邓小平写了认错的信,不仅保证永不翻案,还提出愿意做一名图书管理员。他还亲眼看见了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陈毅,李先念等人为“二月逆流”写的检查 (页382)。过去一直受到官方史学渲染的影响,认为老帅们铁骨铮铮,誓死抗争,受到迫害,但读到此才发现他们最终还是迫于压力检讨,以换取继续生存,但考虑到有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教训在前,写检查以输诚过关,不论是主动还是被迫,都是不难理解的。

书中还写出了陈永贵的朴实,胡耀邦的忠诚坦荡,李雪峰的风趣睿智,赵紫阳的实干和理性,对江青则是全盘否定。作者对赵紫阳的评价是:“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师长,是党内最实际,最聪明的经济学家。(页 426)”高树华在写作此书时,已经读到过并也引用了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但是他从个人经历出发,通过与周恩来的几次接触,如实地写下了周恩来的细心和蔼,对他的关心爱护,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我觉得总理真心实意要把国家搞好(页400)” ,但他也指出了周恩来内心的复杂和处境的艰难,如周在1975年1月25日(江青在前一日转达中央批林批孔文件)亲口告诉他,“关于批林批孔大会问题,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在高冒然问到“怀仁堂事件”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令高感到周恩来“确有难言之隐。”笔者以为,晚年高树华作为一个完全脱离体制的独立写作者,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其实没有任何必要和义务美化周恩来,但是他的描述可以有助于平衡今天越来越甚嚣尘上的吹捧林彪,贬低周恩来的倾向。对周恩来有研究,有批评,也有同情的理解,可能是更客观和正确的态度。

高树华和乌兰夫的儿子力沙克曾是同事,还曾经帮助力逃跑,也熟悉乌兰夫的的其他子女,文革初还被作为乌兰夫黑帮人物被批判,但当他本人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作为造反派被隔离,他的妻子趁去北京的机会打电话给力沙克,对方却表现得十分勉强。在高树华被关押审查的五年间,乌兰夫一家都没有伸出过援手。后来,经商成功的高树华在北京内蒙大厦中巧遇乌兰夫的大儿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受到布赫的热情邀请,却当天就退房离开了宾馆,绝不再联络。这里,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小人物的自尊心跃然纸上。

高树华懂俄文,英文,在从事商贸过程中到过蒙古,俄罗斯,乌克兰,这使得他在文革后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思考,又多了一层经过对细节的观察和中外对比后拓展达到的深度。他注意到: 苏联解体后,为了糊口而打工的前苏联高级将领也表现得“极有教养”,“十分坦荡”,“俄罗斯人在贫穷,物资极度匮乏的境遇中,仍保持着文明,礼貌和高教养的气质,表现得出奇的冷静。(页557)” 他本人除了难以避免的自辩,也对伤害过的人作出了道歉。

笔者以为,对文革的研究假如纯就事实重构来说,必然需要尽可能多的官方文件,而口述史和个人回忆都难免带有主观和记忆不准确的缺陷。然而,就从底层视角了解文革的意义和诸多面向,而非仅仅核对和考证具体史实而言,则个人回忆是弥足珍贵的材料。尤其是一些小人物或中层人物的回忆,有独特的经历,有分析,有反思,有脱离官方话语的独立思考,更有经历了人生起伏迭宕,百转千回以后的精神沉淀和情感累积,对后世了解文革来说,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另外,文革研究必将越来越采用以底层和边缘的视角来观照的路径,而不仅仅限于上层斗争,意识形态和政策运作。

至于本书由刘国凯先生所做的序言中强调的“两个文革”理论,笔者以为,“两个文革”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有一定的启迪意义,但高树华和程铁军合作的这本回忆却遗憾地并不足以为“两个文革”理论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高树华以第一张大字报对师院党委书记发出的最初挑战既不是基于任何理论或政策的分歧,也没有特殊的诉求,更不是因为他受到院党委书记的长期欺压,而仅仅是对书记压制了小人物参加文革的要求感到不满而已。换句话说,他想绕过书记去革命,但并没有背离“革命”的这一目标。他的造反源于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毛倡导的造反精神的响应,他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基层党的领导,而这些都是毛泽东想要的。后来他又因为造反的功绩经过“三结合”成为革委会常委,九大代表,直到在文革结束前夕当上呼市市委书记,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真正发起和参与任何在毛泽东设定的议程之外的活动。“两个文革”理论的意义在于从认识论角度提醒人们不能把文革看成一个整体,而要注意其多面性和上下层之间的分隔,但这种以“上层”和“基层”来划分的方式在一个极权社会里似乎并不完全有效。

笔者曾经对一位文革亲历者进行过访谈。当问起他对“两个文革”,“人民文革”的看法时,他回答:“如果人民有权发动文革,那文革就不会发生了。”

或许,我们对文革可以按照前述的方法,区分“治”(orderly)的文革和“乱”(disorderly)的文革。如前所述,“治”—- 即党委,革委会,军管所代表的权威主义,官僚化,制度化,与“乱”—-即红卫兵和造反派所代表的造反精神,无政府主义倾向之间的反复缠斗和较量,是文革中一条很重要的主线。这种对抗,既有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中作为革命者和统治者的矛盾的投射(如毛既鼓励造反又鼓励建立革命委员会,反对工作组却又搞军管,反复赞扬巴黎公社却最终否定上海公社),有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革命”和“建设”的紧张,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与秩序和反权威力量较量的影子。那种认为文革其实只有1966-1969三年,止于九大的论点,其实是在无形中认定“乱”的文革才是正宗文革,一旦革委会全面建立,学生下乡,党组织恢复活动,九大结束,“文革”就结束了。然而,这却很难解释革委会治下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严酷程度远超过红卫兵这一事实,也忽略了正式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由党委所主导的迫害。可以说,文革还是十年,只是在九大以后,恢复到了外表以“治”为主,并试图遏制“乱”的阶段,然而在治的外表下,这个阶段的残忍并不逊于上一个阶段。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有删改。

02《流水何曾洗是非》:向达的受辱和几十年后的思考

北大历史系教授郝斌的《流水何曾洗是非: 北大“牛棚”一角》2014年1月由台湾大块文化公司出版,立即在网上引来不少关注和评论。当时立即托人从香港订购来,再寄到美国家中,手不释卷地读完,感触真是良多。

关于北大“牛棚”的反人类的暴行和受虐者的心境,季羡林的《牛棚杂忆》(1998)写得也十分细致,但《流水何曾洗是非》与之相比,不仅涉及一个人自己的经历,还有众多中国一流学者的群像,他们中有向达,邓广铭,周一良,罗荣渠,邵循正…也提供了更多关于暴行的细节材料。作者对于几个当年作恶多端的北大学生红卫兵,决不用XXX代替,而是直称其名,不留情面,让人感到畅快。更重要的是,作者对文革中的一系列现象进行的剖析和反思,使得这本书的深度超过一般的回忆。

作者亲眼目睹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的奠基人向达在1966年的一天的受辱经过:红卫兵抄了向达的家(行话曰“采取了革命行动”),发现向达的茶几上放着毛泽东瓷像,对面桌子上是一只张着嘴的老虎。红卫兵(注意此处不是中学红卫兵而是北大的学生)坚持认为老虎张着嘴对着毛主席,说明向达在发泄对伟大领袖的仇恨。

作者描述出身湘西土家族,性格倔犟刚毅(书中有例子,此处不重述)的向达此时“讷讷无言,没有分辩,没有反抗”,“屈倒双膝,跪倒在毛主席像前,并遵照学生的命令一字不差地口念: ‘我有罪!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笔者读过不少文革回忆,发现一个特点——不论是季羡林,聂元梓,还是郝斌,提到学生的恶毒程度和折磨人的花样之多,都充满愤慨甚至后怕之情。

四十年后,郝斌对这一幕的反思在于几个方面:

一,对于学生的思维逻辑。郝斌写道:“…也许有人会问:是这两个学生智力低下?还是他们无理取闹? 我们可以断然回答: 都不是! …任何一个人, 包括我,甚至向达先生本人,凡是亲临其境的,都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两个学生是按照自己的认知行事,说话,呼吸,都有一股堂堂浩然之气……我们深知,这不是个人行为,在他们的背后,站着全校的学生,乃至千百万的同龄青少年。”他认为,学生是被控制和操纵的:“在那个年代,在为理性的温床已经形成之际,偏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以为民心可用的权术之士,从中操纵,上下其手……他们的推波助澜…害得整整一代青少年染上了恣意追求情绪和暴力的群体性综合症。”

二,对于责任,可能针对前两年有人就红卫兵暴力问题提出追究老师的责任,郝斌指出,如果个别学生有不良行为,老师难辞其咎,但当时的青少年几乎个个如此。他质问:“这样的责任,是几个当老师的能担当得起来的吗?”

三,对于向达表现出的和本人的见识,阅历,以及“为人憨直,是非分明”的个性不相符的忍耐和顺从,郝斌的推测是:除去无奈以外,“向先生深知,他面对的不只是两个无礼小子,而是一种社会和时代的病症!在他一位饱谙世事的老人眼里,那两个年轻学生,精神已经处于非常状态,病得不轻,他心生几多怜悯也说不定,有哪家的长者会跟自己的病态孩子去较真呢?何况,这还是一种配以暴力的‘红卫兵文化’与弱势的正常文化之间的冲突!”郝斌最后把向达的表现解释为一种“胸怀。”

向达下跪请罪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旁人都只能推测。在我看来,“胸怀”说可能稍微拔高了一些。我想,当一个铁骨铮狰又饱谙世事的老人,一个学养深厚的智者最后变得如此“讷讷无言”,“屈倒双膝”,可能仅仅是出于体弱多病的老人对暴力的恐惧,郝斌在书中描述,在几个小时的罚跪之后,时年66岁的向达已经无力站起来…也可能,向达对他所受到的质问所体现出的荒谬和愚昧程度感到震惊和绝望。向达对国民党政权和日本侵略者都作出过知识份子的鲜明回应,但面对如此愚昧的逻辑,整个时代深入骨髓的病症,可能会彻底绝望。

在经历了“集体拔草”的惩罚和那场著名的“集体罚跪”事件之后,向达想必已然明白,他正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空前绝后的“病态文化”,而他自己所追求和代表的学术文化,正如郝斌教授所说,只不过是“正常”然而又多么“弱势”的。他已经不可能,也不屑于去回应那些无比荒诞的问题,更不可能去挑战铺天盖地的病态文化,只能选择一种“随你怎么说”的态度了。人面对纯粹的“恶”可能会挺身而出,面对“愚”以及“愚”和“恶”的混合物倒真可能束手无策,缴械投降。

1966年11月24日,向达因病重逝世。

来源:共识网

03  反思和再评

这两本书是笔者几年前从事文革研究(英文论文两篇,已发表)过程中,在众多史料中遇到的两本印象深刻的回忆录。尽管在匿名审稿过程中也遇到过“回忆录”作为史料是否可靠的质疑,但是,笔者的答复基于两点:第一,假如研究侧重于个体的实际经历而不是制度的运作和话语的形成,那么,回忆录,口述史,访谈几乎是难以回避的资料来源,而这些手段和资料都难免面临记忆是否可靠,回忆者是否过于主观等诘问,但问题在于,这些个体经历如果依靠档案可以说是无处获得的。档案的官方特性和数据搜集归档性质导致它很难系统地记录个体的真实感受和对细节的描述(有的文件里会搜集记录零星的民间“牢骚”),特别是强烈的创伤性的经历与系统的反思。因此,回忆录,口述在相互参证,并结合其他史料的前提下是可用的,否则无法重构个体和社会层面的历史。

第二,这里的两则回忆和一些针对下层民众,如“慰安妇”的访谈不同,其作者本身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高度思辨性的“知识分子”,并且是以真名公开发表并负责。我们可以假定,他们的叙事没有刻意地夸大,扭曲,也没有出现严重记忆失真的情况,过于强烈的主观性也受到了抑制。《内蒙文革风云》一书经过两人合作,其中程铁军教授是受过严谨学术训练的社会学家,可以说,这本回忆录本身就带有研究和反思性质,事实的失真已经降到了最低限度。

笔者在解读过程中,不仅把上述回忆作为“当时发生了什么”的一个资料来源,也同样重视讲述者“如何叙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有的具体事实无从绝对地考证,讲述者作为历史亲历者的态度和情感本身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面相,经历了巨大冲击的当事人在回忆和写作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自己的情绪。作者的反思和议论可以为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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