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

2026年8月19日

昨日，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债务利率的上升占据了《金融时报》首页及许多其他财经新闻网站的头条。事实上，许多国家的长期利率已达到自21世纪中期、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以来未见的水平。

正如我稍后将解释的，这次利率飙升部分是由预算赤字造成的。而利率飙升又提高了偿还现有政府债务的成本，从而进一步恶化未来的赤字。它还对消费者和企业造成痛苦。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的利率远高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这不利于负担能力。

但我要对未来的政策制定者说一句：别惊慌。不要让那些惯常的怀疑者通过恐吓利率和政府债务，来破坏你们的政策议程。

我说“未来的政策制定者”，是因为在美国，向现任管理层提供合理建议毫无意义。特朗普及其团队不仅不会理会合理建议，而且完全受制于特朗普对那些导致预算失控的虚荣项目的无尽胃口。只有未来的民主党政府才会愿意以国家利益为重，去应对不断上升的利率和加速扩大的政府赤字。

我将在后续文章中讨论假设的民主党总统和国会应该怎么做。但我最重要的建议是：别惊慌。是的，高利率令人担忧，下一届政府也不应效仿当前白宫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债务危机迫在眉睫。

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要重蹈2009-2010年的大错。当时赤字规模根本不是问题，但华盛顿内部人士和媒体却制造了一场关于债务的巨大恐慌，使其成为政治的核心议题，并瘫痪了针对国家真正经济问题的政策应对。

因此，让我从今天的赤字讨论开始，先问问为什么利率上升了。

政府债务利率上升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它们可能因经济中整体信贷需求超过供给而上升。第二，它们可能因投资者要求风险溢价而上升：他们不相信政府会履行债务义务，认为政府可能会违约，或通过推高通胀来缩减债务的实际价值。

下面这张美国利率历史图表说明了第一种情况，即当整体信贷需求超过供给时利率上升：

20世纪90年代末利率之所以高，是因为当时有巨大的资金需求来资助与IT相关的投资——互联网公司和电信。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利率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信贷需求骤降，利率继续下行。

在今天的经济中，信贷需求有两大来源。一是人工智能热潮，其规模（即使相对于经济而言）似乎比20世纪90年代的IT热潮还要大。（它是不是也是泡沫？可能是，但对本次讨论并不关键。）

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巨大信贷需求，体现在“超大规模企业”（那几家大规模投资数据中心的巨头）现金流状况的急剧恶化上。直到最近，Meta、谷歌和微软还能用当前现金流支付人工智能支出，因为它们从垄断地位中赚取了巨额利润。如今这些超大规模企业花费如此之巨，以至于不得不发行债券来为人工智能支出融资。

而且寻求信贷的不止这些超大规模企业。很大程度上由于特朗普的减税政策，政府赤字现在已十分庞大。下面是联邦预算盈余（为负，因为是赤字）占GDP比重的图表。过去35年以上，赤字比现在更大的时候，只有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和新冠疫情最严重时期——那时运行暂时的大规模赤字是合理的：

因此，近期利率的大幅上升，是数据中心建设与联邦赤字覆盖这两者对信贷需求飙升的结果。

那么利率上升的第二个原因呢？对政府偿付能力的担忧是否也在推高利率？由财政稳健担忧引发的利率飙升确实发生过。最近最著名的例子是希腊：

2010-2011年，到处都有人声称美国即将变成希腊——这些说法明显是被夸大的，目的是阻止奥巴马政府恢复充分就业、投资基础设施等努力。然而，当时美国不是希腊，现在也不是。

事实是，即使是财政不负责任的国家，也很少会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除非它们大量借入外币，因为以本国货币借款的国家不会真正“没钱”——它们可以根据需要印更多钱。（关于以本国货币借款的国家为何很难发生债务危机的更多细节，可参见我2013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蒙代尔-弗莱明讲座。）

美国政府债务当然是以美元计价的。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对希腊式危机的担忧正在推动当前利率。例如，如果市场真的担心美国的偿付能力以及政府可能通过通胀稀释债务，这应该会反映在追踪通胀的指标上。但事实上，“盈亏平衡”通胀率（衡量长期通胀预期的指标）几乎没有变化：

另一个指标是信用违约互换的价格——即针对美国可能违约的保险。这些也没有大幅变动：

来源：World Government Bonds

为什么金融市场似乎并不担心美国的偿付能力？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指望特朗普会负责任地行事。明确的含义是，市场预期民主党人会像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清理共和党留下的财政烂摊子。

那么民主党人应该怎么做？我将在后续文章中提出建议。目前的关键信息是：别惊慌。利率是上升了，但这不是债务危机。

每个现代总统政府都会发布事实说明，描述并低调宣传其最近的政策举措。但特朗普的手下不懂什么叫低调。

如果在这“黄金时代”中，有人指出美国人并没有感到那么“黄金”，实际上对经济感到非常负面，特朗普主义者的回答是：这都是假新闻。政府首席经济学家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表示，低消费者信心数字“是被患有特朗普厌恶症的民主党人推动的”。

哈塞特大概不知道，那些非常支持特朗普的农村白人，现在也患上了“特朗普厌恶症”。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终于从特朗普为他们创造的噩梦现实中醒悟过来。

当我说农村白人是非常支持特朗普的时，我的意思是非同寻常支持特朗普的。在2024年，唐纳德·特朗普以仅1.5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赢得了普选。但他在农村地区以30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

特朗普在农村地区获得如此大的优势，是因为农民们对其将为他们做的事抱有极大乐观。普渡/CME农业经济晴雨表（基本上是农民经济信心的指数）随着特朗普的胜利而飙升：

如今，农村的特朗普红利已不复存在。事实上，白人农村选民对特朗普经济政策的看法已急剧转向负面。通常情况下，党派立场会强烈影响经济认知。根据最近的福克斯新闻民调，只有29%的美国人赞成特朗普处理经济的方式，71%反对。但仍有60%的共和党人表示赞成。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农村白人选民不再像非农村的共和党选民那样行事。他们对经济的负面看法几乎与全体民众一致，只有32%的农村白人赞成特朗普处理经济的方式，68%反对。特朗普把农村经济搞得如此糟糕，以至于现实压倒了特朗普支持者一贯为他找借口的倾向。

不可回避的现实是，美国农村的情况真的非常糟糕。而且，打击心脏地带的破坏完全是特朗普行动的直接后果，而不象2021-22年拜登时期的通胀那样，是总统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所致。

首先是特朗普的贸易战，它提高了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但农民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因为他们高度依赖进口输入品。关税提高了农业机械、化学品和化肥的价格。最后一根稻草是外国市场被巴西等竞争性农业出口国夺走——这些损失始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并在第二任期加速：

2025年，特朗普政策对美国农业经济的破坏导致农场破产数量上升46%。今年的惨状看起来更糟：农民正遭受伊朗战争影响带来的又一次双重打击。

与特朗普的关税一样，伊朗战争同时从消费者和生产者两方面打击农民。与所有美国人一样，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他们面临整体生活成本上升。农民还遭受农业运营成本大幅增加。例如，海峡危机导致柴油价格上涨幅度超过汽油价格，而柴油是大多数农业机械的燃料。此外，化肥价格也大幅上涨，因为全球很大一部分供应来自波斯湾地区。

心脏地带的惨状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农村白人如此压倒性地相信特朗普会改善他们的生活？毕竟，特朗普从未隐瞒他要推行激进关税政策、引发全球贸易战的意图。而美国农业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行业。它生产的大部分产品销往海外——例如，我们通常出口40%或更多的豆类作物。此外，关税会提高农业机械、化学品和化肥的价格，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诚然，农民当时并不知道特朗普会攻击伊朗，也不知道他会把战争搞得如此糟糕。但他对自己的行动造成的对普通人生活影响的漠不关心，本不应让任何关注者感到意外。当他说在做关于伊朗的决定时“我不考虑美国人的财务状况”时，真正的新闻是他承认了这一点，而不是他那样感觉。

那么，为什么农村美国人投票让特朗普重返白宫呢？显然，文化战议题和种族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事后看来也很清楚，农村白人们不愿意为了打击自由派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计被摧毁而投票给特朗普。相反，他们陷入了一种幻想，认为投票给特朗普既能打脸自由派，又能在经济上过得很好。

结果，他们被背叛了：特朗普远非支持保守的农村生活愿景，而是用他的破坏行为摧毁了他们的生计。

农村选民将如何回应这种背叛呢？最近的民调显示，爱荷华州参议院竞选(2024年特朗普以13个百分点获胜该州)，现在实际上势均力敌。心脏地带可能正在醒悟现实，这将带来巨大的政治后果。

克鲁格曼

2026-06-06

今天只有我的脑袋在自言自语。

大家好，我是保罗·克鲁格曼。这周我特别忙，所以没有安排两位嘉宾的对谈节目，只有我一个人简单说几句。

嗨，我是保罗·克鲁格曼。我刚结束一些旅行，面对面见了各种各样的人，所以虚拟互动减少了。为了给大家周六的视频内容，我想稍微谈谈最近的经济新闻、市场动态——这些东西我平时不怎么深入评论，因为这类市场点评通常更适合那些每天和市场参与者打交道的商业经济学家。但我觉得最近的情况很有趣，值得讨论一下，也能帮助我们思考当前经济的整体状况。

如果你在关注这些，你应该知道昨天发布了就业报告。这份报告异常强劲，远超几乎所有专业预测者的预期，新增了17.2万个就业岗位。

不出所料，特朗普首先大肆吹嘘，说我们在拜登时期可没有这样的繁荣。有趣的是，明明据说现在形势这么好，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却老是提起拜登。如果真的好那么多，有必要一直拿自己和拜登比，不断宣称自己做得更好吗？

顺便说一句，在拜登执政的48个月里，有多少次就业报告的就业增量和昨天一样好？答案是37次。

当然，早年拜登时期因从新冠衰退中恢复而出现的快速就业增长无法复制，而且移民大幅减少也意味着正常的就业报告数字会更低。

但这次的就业增长还是出人意料地强劲，不过也不至于改变你对经济运行的基本看法，只是短期前景比之前预想的更乐观一些。

另外，有些人质疑这些数字是否可信，尤其是失业率并没有下降，却有这么强的就业增长，他们怀疑数据是不是被操纵了。答案是：没有。别帮倒忙。

我不是说未来不会出现数据造假，但我们会知道的，那会很明显。而且要想系统性地造假而不被发现几乎不可能，会出现大量预警信号和举报者。

目前，劳工统计局仍然保持着非政治化、专业化的作风——虽然资源不足，这正成为一个问题——但这些已经是他们能提供的最好数据了。

如果你对“就业强劲增长但失业率不变”感到困惑，原因是这两个数据来自不同的调查。失业率基于家庭调查，就业增长数字基于雇主调查。这两个数字不必完全匹配。在理想世界里它们应该讲同一个故事，但存在统计噪声、抽样误差，以及概念上的差异。

这种差异并不罕见。它真正告诉你的是：劳动力市场到底是像失业率数据暗示的那样趋于平缓，还是像非农就业数据暗示的那样至少出现了小幅繁荣？答案是：谁知道呢？时间会给出答案。一年下来，这两个系列数据讲的故事通常不会有太大差异；但逐月看的话，噪声很大，不应该过度反应。

好，试着理解当前情况——为什么劳动力市场看起来这么强劲？当前经济面临三个重大力量。如果对专业经济学家来说，最好一次只发生一件事，但现实并非如此。

第一，我们仍在感受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的影响，这对就业产生了抑制作用——与其说是关税本身，不如说是不确定性。企业很难制定计划，在不知道几个月后关税政策会怎样的情况下，投入资金开展新业务风险极大。但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只造成了一次性的就业打击，现在大概已经过去。因为虽然我们有疯狂的贸易政策，但它现在已经成为背景的一部分，可能影响就业水平，但不再明显影响增长速度。

第二是人工智能。我们看到数据中心支出出现巨大繁荣，投资大幅激增，股价也因对AI回报的期待而大涨。能从高股价中受益的人不多，但这些人拥有大量财富和消费能力。他们花得越多，就越能提振经济。这股力量与关税的影响形成了对冲。

而且AI驱动的支出可能正在发力，而关税的影响正在消退。

关于石油：预测市场大体上不是好东西，但它们能快速总结主流观点。大约一周前，Kalshi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8月1日前重新开放的概率是60%，现在降到了26%。人们有理由对白宫“快结束了”的说法持高度怀疑态度——他们早就该更怀疑了。

总之，看起来海峡不会很快开放。关于这意味着什么，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在此期间，金融市场人士（包括石油期货市场的参与者，他们应该比很多投资者更专业、更少受情绪驱动）和真正研究实体石油市场的人之间存在明显分歧。

目前，期货价格比战争前高出不少，但仍在100美元以下。然而石油行业人士却非常焦虑，说我们一直在通过消耗库存来弥补海峡关闭造成的供应损失，而库存已接近关键低位——维持正常运转需要一定库存水平——之前有很多警告称，如果6月1日前海峡不重新开放，将会发生非常糟糕的事。结果呢，现在已经是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日），海峡还是没开。所以，严重石油短缺会在几周后到来，还是可以勉强应付？

我们会维持在当前油价附近吗？我仍然觉得实体石油市场的论点很有说服力，但我也很疑惑。毕竟石油期货市场不像模因股那样有很多散户投机。它不是一个容易情绪化的市场。我们知道有内部交易者似乎能在特朗普行动前几分钟就知道他的打算并参与交易，但他们应该不足以长期严重扭曲价格。所以我不知道石油市场到底在发生什么，只知道它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

其他客观经济事实：就业报告还显示工资增长继续放缓，而与此同时通胀正在加速。通胀先是被关税推高，现在又被油价以及其他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商品（化肥、氦气等）价格进一步推高。这些价格冲击还没有完全传导到整个系统。柴油价格和化肥等的影响会逐步显现，导致使用这些碳氢资源的产品价格上涨。因此通胀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

随着工资增长放缓，我们几乎肯定会再经历至少几个月实际工资下降，这不是好事。

我对各种“K型经济”（顶层向上、底层向下）的说法持一定怀疑态度——很多都超出了数据的实际含义。但可以肯定的是，靠工资生活的人正遭受通胀冲击，却没有工资增长来补偿；而持有大量股票的人则表现好得多。这确实是一种真实的分化。

当然，持有大量股票的人现在也没一周前那么开心了。股市出现显著下跌，昨天更是大幅跳水，纳斯达克跌幅超过4%，其他指数跌幅稍小，但仍是显著下跌。美国总统又发了一通愤怒的推文（或者说Truth Social狂喷），说好的就业报告应该让股市上涨而不是下跌。他还想方设法把自己和拜登对比，并指责那些低估就业数字的业内人士患有“特朗普失调症”。

顺便说一句关于阴谋论：我认识一些做非农就业预测的人，不管他们的个人观点如何，他们的工作取决于预测尽可能准确。每月都会被评估。他们有一个故事、一个数字，预测会出错，但问题永远是：你比其他预测者好还是差？他们没有空间去放纵自己的政治观点。

预测出错是常态。经济很复杂。即使有最好的意愿和最好的信息，你也会出错。认为经济预测者对特朗普有特别的负面偏见，这种想法非常荒谬——只要你过去五年是清醒的就知道。很多人还记得2022年彭博社把接下来一年发生衰退的概率定为100%，结果根本没有衰退。

我从没说过专业经济预测被政治化了。我也不认为它曾针对拜登或现在针对特朗普被政治化。那些衰退预测背后有根本性的误判，但那不是政治化。

总之，特朗普完全没必要把自己当成受害者。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特朗普表示不解，为什么好的就业数据反而让股市下跌。但其实原因非常直白：当前高通胀（现在主要受伊朗相关事件影响）加上劳动力市场依然坚挺（没有崩盘，反而似乎在加速），美联储根本没有理由降息。

几个月前看起来还有可能今年降息一两次，现在根据市场隐含概率，降息概率只有大约1%。而利率实际上升的概率约为70%。虽然不会是大规模加息，但美联储很可能想要对抗潜在通胀，防止通胀在经济中根深蒂固——这一直是他们最担心的事。这不会导致剧烈行动，但按照历史标准，既没有降息的理由，反而开始出现加息的合理理由。

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但短期内可能不会，所以市场对联邦基金利率（极短期利率，基本上是隔夜利率）的预期已经大幅上升，这又推高了长期利率，而长期利率对经济活动影响更大。利率上升会伤害股市。

道理很简单：你是把钱投到股市还是债券？利率更高的时候，人们更不愿意投股市。或者说，因为股票价格取决于对未来利润的预期，利率越高，未来利润的贴现就越多，股价就应该下跌。

昨天股市的表现也符合这个逻辑：跌得最狠的是那些价值高度依赖遥远未来预期利润的股票（纳斯达克跌4%）。标普500（增长股和当前盈利驱动的股票混合）跌得少一些。道指（更成熟、已有稳定利润流的公司）跌得更少。所以很明显，市场认为经济稳健而通胀令人担忧，美联储不会降息还可能加息，因此股市下跌。一点都不奇怪，也没什么反常。

我们从中唯一学到的是：美国总统根本不懂这些，他只觉得自己做了了不起的事，应该得到降息作为奖励。

有趣的情节是，这对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意味着什么？沃什是特朗普安插的人，特朗普相信他会听话，会因为特朗普说要降息就去降息，并找到理由支持。沃什也确实在朝这个方向示好，呼吁美联储使用看起来比标准指标更温和的通胀衡量指标。这是个有趣的辩论，但明显是动机性推理——就是挑那些显示通胀最低的指标，好为降息制造更好理由，这正是特朗普想要的。显然这不是严肃的学术论证。

但我认为他基本没机会实现降息。美联储不是独裁机构，甚至不像公司那样CEO能一个人拍板。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决定，这是一个由美联储理事会长期成员和地区联储主席组成的委员会。它本质上不对特朗普负责，长期对民选政治家负责，但那是相当长期的事。

除了特朗普的人之外，美联储内部现在对降息的支持为零——也确实不应该有。在就业似乎仍在稳步前进而通胀高企的情况下，降息没有任何理性理由。

所以沃什会怎么做？是表现得像一个专业的央行行长，从而招致白宫的巨大愤怒？还是去倡导他自己也知道（他不傻），而且所有同事都知道是非常糟糕的政策，然后在FOMC一次次输掉投票，成为史上最不受尊重、最没有影响力的美联储主席？

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可以边看边吃爆米花。

我希望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不要期待反对特朗普的人能立刻得到满足。我自己也犯过这个错误。但如果你希望特朗普做的坏事立刻或一两个月、半年内就引发严重衰退，很遗憾，经济学不是道德剧。坏行为的代价需要更长时间，而且更加分散。

外面有很多事情在同时发生。所以认为仅仅因为领导层灾难性糟糕就必然立刻导致灾难，这种想法在战争中成立（我们在伊朗看到的就是例子），在公司竞争中也许成立，但对美国经济来说，尤其短期内，对最高领导层质量的敏感度要低得多。因为美国政府影响经济，但并不直接运营经济。所以这不会是很多人出于政治原因希望看到的壮观崩盘。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当前发生的事能扭转公众对经济的极度负面看法。大多数人并不关心就业数字（他们也不应该关心），那不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人们感受到的情况是：虽然失业率不高，但工作难找，物价在涨，而且涨得比工资快。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只是事实。

所以人们会继续保持负面情绪，也会觉得我们有一个疯狂而反复无常的领导层。而大声宣称“这是有史以来最热的经济，一切都棒极了”在政治上几乎完全适得其反。

这个时候，特朗普真该从比尔·克林顿那里学学，说他“感受到了我们的痛苦”——虽然那是谎言，他并不感受得到，但他连假装都做不到。

因此，这仍将是一个非常负面的经济局面。特朗普原本以为自己手里有股市这张牌（虽然对很多人来说股市并不重要，但在统计上对消费者信心有一定影响），所以昨天不错的就业报告后股市反而下跌，自然让他暴跳如雷。

我确实认为，我们正处于一种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经济如此负面、除非他们有一种累积的感觉：系统被操纵了，掌权者并不站在他们一边——而这一点现在非常真实。

因此这种情况极难扭转，尤其在一切都政治化的情况下，在中期选举前几乎不可能扭转。

今天就说到这里，算是一个快乐的结尾吧。保重，过几天我会恢复正常的访谈等常规格式。再见。

保罗·克鲁格曼

2026月4日

还记得关税吗？

十四个月前，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对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征收大规模关税，从而发动了一场贸易战。此举引发了巨大震动，不仅是因为其经济影响。

特朗普的关税明显是非法的——这些税并非通过正常立法程序征收，而是援引了一条旨在应对经济紧急情况的 obscure 现行法律，尽管当时并不存在任何紧急情况。此外，特朗普单方面征收这些关税，严重违反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包括最亲密盟友）数十年来的庄严协议。因此，“解放日”标志着美国国内法治的终结——告别三权分立，迎来总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君主制体系。同时，它也标志着美国转变为一个蔑视昔日盟友、无法被信任会履行承诺的流氓国家。

最初的震惊已经消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后发生了太多暴行，从国内的迫害到伊朗的灾难性战争。而最高法院在拖延数月之后，最终勉强裁定这些非法关税确实非法，必须予以退还。

但特朗普政府又援引另一条 obscure 法律，将其中许多关税保留下来，这条法律旨在应对国际收支紧急情况——尽管同样不存在此类紧急情况。这种对“第122条”的援引可能最终也会被判定非法，但无论如何，该法律对这类关税设定了150天的期限，因此特朗普主义者需要另一个花招。

昨天，他们推出了针对60个贸易伙伴（包括欧盟和日本）的“第301条”关税。第301条的标题是“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救济”。那么，特朗普主义者声称全世界都在从事的“不公平行为”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是，特朗普政府指责其他国家“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的规定”。

注意这个措辞。他们并没有指责欧盟本身使用奴隶劳动。即使是特朗普主义者，目前也不愿意撒如此无耻的谎。他们声称的是，欧盟没有尽足够努力阻止那些使用奴隶劳动的国家将其商品销往欧洲。

所有人都明白——我是说所有人——这些关税所谓的正当理由完全是谎言。根本没有理由相信欧盟在反对使用奴隶劳动方面比美国懈怠。更不用说，没有理由相信特朗普及其手下对奴隶劳动有任何特别的反感。这只不过是一个透明的、甚至可以说是带着嘲讽的虚假理由，用来继续藐视美国法律和国际协议。

为什么特朗普的手下要不断使用法律花招和谎言来征收关税呢？毕竟，他们完全可以直接要求国会通过正常立法程序征收关税。但从特朗普的角度看，这样做会遇到三个问题。第一，国会可能拒绝配合。第二，即使尝试通过立法，也至少需要举行听证会，届时政府论点的薄弱之处将暴露无遗。第三，特朗普喜欢关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可以随意发布政令，而不必进行那些烦人的与立法部门协商的程序；遵守宪法会破坏他无所不能的幻想。

所以，我们又来了一轮新的关税——很可能在几个月后再次被判定为非法。

为什么特朗普不干脆退让呢？毕竟，这些关税并没有实现其宣称的目标。还记得特朗普曾说要重振美国制造业吗？

这些关税也极不受欢迎，绝大多数美国人正确地认为它们推高了物价：

但对特朗普来说，在关税问题上退让就等于承认失败。如果你相信他会这样做，那我这里还有一场对伊朗的快速轻松胜利，你可能想买下来。

克鲁格曼

2026年5月21日

有不少读者要求我把我最近关于欧洲经济表现的几篇文章移出付费墙。下面是核心论点，经过修订，纳入了我认为信息量稍大的数据。

我目前仍在欧洲，这里的一大奢侈之处就是不必100%的时间都在思考特朗普和美国政治的噩梦状态——大概90%，但已经很好了。借着这份情感上的些许距离，我将把下一期医疗保健入门文章推迟一周，本周继续谈欧洲经济表现。

上周我写了欧洲是否真的在经济上落后于美国的问题。我认为那种认为欧洲明显相对衰落的传统叙事是错误的，随后还给出了一个简短的形式模型来解释我眼中的底层逻辑。

我很高兴这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Noah Smith和Luis Garicano等敏锐观察者都参与进来。然而，从目前的讨论来看，我需要更充分地解释我的核心观点——即广泛使用的生产率增长比较不能用来判断欧洲与美国的经济成败。

因此，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会提供更多解释，并辅以额外数据和我认为有用的类比。

下面我将讨论以下内容：

1. 欧洲与美国的比较
2. 美欧悖论：欧洲增长缓慢，但差距并未扩大
3. 解释这一悖论
4. 欧洲应该和不应该担心什么

欧洲与美国的比较

当我们将欧洲（至少是北欧）经济与美国经济进行比较时，有些要点是无可争议的。两者都是富裕经济体，广泛使用现代技术，在技术 sophistication 上没有明显胜者——雅克·希拉克感慨互联网是“盎格鲁-撒克逊网络”的日子早已过去。然而，美国人有更多物质资料：尤其是房子和汽车要大得多。欧洲人则有更多时间，工作时间更短、假期更多，并享有更广泛的社会计划带来的保障和更长的寿命，例如全民医保和理性的枪支管制。

大西洋两岸哪边生活更好？因人而异。作为一名支持强大社会安全网的美国进步派——基本上就是欧洲人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我对欧洲模式有很多欣赏之处。即使是德拉吉报告，在呼吁应对所谓欧洲竞争力丧失时，也以赞扬欧洲的经济和社会成就作为开篇。

然而，哪片大陆提供更好的生活这个问题虽然在政治上非常重要，但与“美欧比较正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多少是分离的。Mario Draghi和许多观察者一样，承认欧洲现在是个宜居之地，但警告它正在落后，尤其是与美国相比生产率增长过低。Noah在回应结尾时说：

你必须面对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美国的每小时产出大幅飙升，而西欧的增长却非常缓慢。

但这是事实吗？或者说，这是相关的事实吗？我一直试图表达的核心观点是，我不认为“每小时产出”（即生产率）意味着许多人以为的意思。

下面我尝试用与上周略有不同的数据和呈现方式进一步解释这一点。

表面的美欧悖论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经济体在给定时期（通常是一年）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价值。单独一年的GDP本身信息量不大（尽管如果更多人知道美国GDP有多大——目前年化率超过30万亿美元——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会更好）。通常，我们想比较不同时间和空间的GDP——即不同年份或不同国家的GDP。

这种比较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为了比较不同时间的GDP，经济学家通常不看原始GDP，而是看“实际GDP”——即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目前美国多数数据以2017年为基年，而我下面使用的世界银行数据以2021年为基年。

为了比较不同国家的GDP，经济学家有时直接使用美元价值。但汇率波动会导致这类比较剧烈变动，因此经济学家经常使用“购买力平价”（PPP）——根据各国整体价格水平差异调整后的GDP。

那么，我们如何比较各国经济表现随时间的变化呢？那些对欧洲竞争力发出警报的分析，通常看各国实际GDP的增长（人均或每工作小时，即生产率）。但我们也可以在每个时间点直接用PPP比较人均GDP或每小时GDP。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两种方法——一种基于不变价格GDP，一种基于PPP GDP——会得出相同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我所说的表面的美欧悖论。我用“表面的”这个限定语，是因为一旦考虑生产率如何影响价格，这个悖论就会被化解（我稍后会解释）。

我们先来看欧元区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如果使用不变价格（世界银行用2021年价格），我们得到图表1中标记为“2021 prices”的那条线，它显示欧洲在过去25年里逐渐落后。

图表1

然而，如果我们直接使用各给定年份的价格，就会得到标记为“PPP”的那条线，它显示欧洲正在追赶美国。

如果看每工作小时GDP，情况类似。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计算生产率，数据可在OECD Data Explorer获取。下面是欧元区相对于美国的生产率，按不变价格和当前价格计算：

图表2

蓝色线“Euro relative constant prices”支持德拉吉-史密斯的叙事：欧洲生产率严重落后，从远高于美国水平开始，逐渐大幅落后。但黑色线“Europe relative current prices”显示欧洲保持稳定。

哪条线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想比较经济体，当然应该关注每个时间点的价值，即看黑色线（使用当前PPP价格计算产出价值），而不是蓝色线（使用静态价格水平）。从图表2看，PPP线显示：2000年，欧洲普通工人每小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值约为美国工人的86%；到2024年，这一比例约为87%。因此，如果你想声称2000-2024年间欧洲生产率远远落后于美国，那么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你对“生产率”这个词的理解有误。

然而，按常规方法衡量的生产率增长，美国确实比欧洲快得多。这如何与“每小时产出的相对价值几乎没有变化”这一事实一致呢？这就是表面的美欧悖论。其解释在于：美欧经济生产的商品组合不同——而常规生产率衡量并未捕捉到这一差异。这种商品组合的差异会影响计算生产率时应采用的价格，从而实现有意义的国家间比较。

解释这一悖论

21世纪所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事实是：进步高度集中在一个相对较小的部门——“科技”或信息技术（IT）部门。

芝加哥联储最近的一封信《集中增长：IT部门的作用》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相关但有所不同），但结论很清楚。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IT部门的生产率增速远高于经济其他部门：

图表3（来源）

按作者定义，IT仅占美国增加值的8%——即仅占美国生产净总价值的8%，因此占GDP的8%。然而，IT几乎贡献了美国生产率增长的一半。

这并不意味着过去近40年美国生产率增长的一半好处都流向了IT行业的工人和企业，尽管增长是在那里产生的。原因在于，IT部门巨大生产率提升的好处被传递到了经济其他部门。

为什么IT的好处没有留在IT生产者手中？因为美国IT企业之间存在有效（即使不是完美）的竞争。因此，IT技术进步的大部分好处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了消费者。相应地，IT部门工人的生产率相对于其他部门工人大幅上升，但他们的收入相对于其他工人并未出现巨大增长。

一个具体例子：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自1988年以来，计算机制造业每工人小时产出增长超过14倍，年均约10%。同期，医院每小时产出几乎没有变化。但我们并未看到计算机工人相对于医生和护士的工资出现相应的大幅上涨。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计算机相对于医疗保健变得便宜得多，而两个部门每位工人创造的价值仍大致相似。

这为什么与美欧比较相关？因为美国在IT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我强化的网络效应（经济学行话叫局部外部经济）。IT企业有强烈动机聚集在硅谷和其他少数科技中心，正是因为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其他IT企业。这主要源于历史原因：虽然现在不再如此，但美国曾经在技术上远比其他发达国家先进。因此，全球大多数大型科技中心都在美国（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但那是另一个故事）。

结果，美国经济整体相对于欧洲的处境，类似于IT工人相对于医生的处境（程度较轻）。美国主导了那些每小时产出随时间快速增长的行业，因此按不变价格衡量的美国生产率增速快于欧洲。但这些行业生产的商品相对于美国非IT工人和欧洲工人生产的商品，会稳步变得更便宜。因此，按任何时间点每小时产出价值衡量的欧洲相对生产率（PPP下的相对每小时产出）并未下降。

因此，尽管欧洲按常规方法衡量的生产率增长较慢，但欧洲的购买力和物质生活水平相对于美国并未下降。

我在几天前给出了一个简短的形式模型来说明这一点。该模型的关键结果可以这样表述：假设有两个部门，IT和非IT，IT的生产率增长远高于非IT。那么整个经济按常规衡量的生产率增长率为：

整体生产率增长率 =（IT生产率增长率 × IT占GDP份额）+（非IT生产率增长率 × 非IT占GDP份额）

假设IT生产率年增长10%，非IT为0；IT占美国经济10%，占欧洲经济0%。那么美国衡量到的生产率增长率为每年1%，欧洲为0%。但由于IT进步通过更低价格传递给所有消费者，两经济体产出的相对价值——以及每人小时产出的相对价值——不会改变。

简而言之，我们看到的就是我所说的美欧悖论：按常规衡量，美国生产率增长快得多，但每小时产出价值比率没有变化。

顺便一提，由谁恰好拥有IT集群导致的生产率增长差异，并非美欧独有现象。比较美国国内地区时也能看到同样情况。几个月前我发过下面这张图：

图表4（来源：BEA）

加州与美国其他地区之间衡量到的生产率增长差异，比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差异还要大，但这并未引发美国各州持续的焦虑，担心自己正在落后。它也没有导致对“加州商业文化优越性”或“美国其他地区反商业政策”的痛心疾首。

那么，欧洲人是否应该像得克萨斯人对待加州更快增长那样，对美国更高的衡量生产率增长保持放松态度？欧洲应该担心什么？

欧洲应该和不应该担心什么

美国在全球IT产业中扮演比欧洲大得多的角色，这是一个事实。全球最大科技公司中很少有欧洲企业。目前争夺AI主导权的竞赛几乎完全是美国公司之间的较量。中国公司采用不同、计算强度较低的路径，可能成为有力竞争者，但欧洲不在局中。

但这重要吗？IT的最大好处来自应用而非创造。正如我试图展示的，数据显示欧洲在所生产商品的相对价值上保持稳定，这表明欧洲经济体在应用技术进步方面做得不错。

诚然，在某些情况下，欧洲采用新技术受到市场碎片化的阻碍：正如德拉吉报告强调的，单一市场仍不完整，这也是即使按PPP衡量，欧洲生产率仍低于美国的原因之一。

但总体而言，欧洲在使用其他地方开发的技术方面表现良好。也没有明显理由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例如，美国公司主导AI模型开发这一事实，并不会让美国经济整体在未来几年比欧洲更善于应用AI。

欧洲真正应该担心的是美中在先进技术领域领导地位的地缘政治含义。我们曾经拥有一个由大体上善意且守法的霸权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然而，随着中国崛起，该体系逐渐被侵蚀，现在随着美国放弃自己主导制定的规则而遭受重创。

在这个新世界中，欧洲——全球三大经济超级大国之一——无法确保总是能获得其他超级大国开发和生产的新技术。被切断战略重要技术的风险，从前微乎其微，现在却非常真实。

欧洲决策者应该关注的，正是这一风险，而不是关于实际每工人小时GDP趋势的误导性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