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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洛:未來德中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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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洛:未來德中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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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洛:未來德中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

前言

我在《德國洪水災害與德國大選》一文中提到,2021年7月中旬德國發生重大洪災,造成190多人死亡,是二戰結束後人員、經濟損失最為嚴重的一次,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圖片報》把這場災難形容為“死亡洪水”。2021年9月26日德國舉行的聯邦議院選舉,德國人利用手中選票給此次洪災一個答案,執政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和巴伐利亞的基督教社會聯盟(CSU)在選舉中以微弱劣勢(差距僅1.6%)敗選,而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州長、作為默克爾接班人的執政黨基民盟主席拉舍特在洪水災害中和災後的表現是此次敗選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選之後,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組成聯合政府,由於三個政黨的代表顏色分別為紅、綠、黃,也稱交通燈政府。社民黨黨魁肖爾茨出任總理,綠黨兩領導人之一貝爾伯克(女)出任外交部長,自民黨黨魁林德納出任財政部長。而且綠黨是第一次在聯邦層面參加聯合政府。預計德國議會將在12月6日投票批准新政府。

一、中德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

很多海外華人和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十分關心德國新政府對中國的態度和未來可能的政策走向。筆者的觀點是:未來的中德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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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組成聯合政府,左一外交部長貝爾伯克(綠),右二首相肖爾茨(紅),右一財政部長林德納(黃),圖片來源:網絡來源

德國“交通燈”聯合政府於11月24日正式達成了聯合執政協議。在整個協議中12次提到了中國,主要出現在論述新政府外交政策的第七章“德國對於歐洲及世界的責任”。對中國政策的宗旨是“希望且必須在夥伴、競爭及制度對手的維度下建構對華關係”。什麼是夥伴?什麼又是競爭對手?什麼又是制度對手?哪個重哪個輕?哪個在前哪個在後?這是一種充滿外交詞彙的修飾,給人留下很大的解釋空間。

11月25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中方重視中德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明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希望德國新政府延續務實的對華政策,與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礎上發展雙邊關係,把精力用在推動中德各領域務實合作上。趙立堅強調,台灣、南海、涉疆、涉港等問題都是中國內部事務,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歷屆德國政府均秉持一個中國政策。希望德國新政府繼續恪守這一政策,尊重中方核心利益,維護雙邊關係的政治基礎。11月29日中新社發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董一凡題為《德國新政府應以務實原則把握中德關係》的評論文章,重複趙立堅的腔調,給德國新政府下指導棋,應該這樣,必須那樣。

前面已經提到,未來的德國外交部長貝爾博克(女)來自綠黨,雖然學國際法出身,也從2013年起成為聯邦議院,並曾擔任經濟和能源委員會及歐洲事務委員會成員,在議會小組中擔任氣候政策發言人,但在外交方面確實是一位新手。12月1日她在接受《日報》(TAZ)的採訪時表示,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將採取“以價值觀為導向的外交政策,始終是對話與強硬的交互作用”,並且不排除抵制北京冬奧的可能。貝爾博克還指出,中國對待新疆維吾爾族的待遇、中國記者張展的拘留以及網球明星彭帥的不確定性都是值得關注的領域。

這裡順便談一下德文與中文中的強調次序的不同,以“夥伴、競爭及制度對手”的排列次序為例。在中文中一般出現在第一位的夥伴是最重要的,然後重要性依次減弱。所以趙立堅強調的是中德之間的夥伴關係,然後稍加擴展,就又回到的中方定義的“中德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而德文正好相反,一般是排在最後一位的制度對手才是最為重要,才是特彆強調的。什麼是制度對手?趙立堅不敢涉及。簡單地說,專制制度與民主制度是對手,私有制與公有制是對手,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是對手。

不少人認為,新政府總理、社民黨黨魁肖爾茨對中國比較友好,而兩個小黨,綠黨的貝爾伯克和自民黨的林德納對中國不友好。其實,在上一屆聯合政府中,總理默克爾對中國友好,而來自社民黨的外交部長馬斯則對中國不友好。馬斯於2019年9月9日在柏林聯邦議會的屋頂餐廳出席德國媒體《圖片報》酒會活動時,會見了香港爭取民主運動的代表人物黃之鋒,談論到香港百萬民眾參加街頭示威,及香港人民爭取雙普選的民主訴求。對此華春瑩還表示過強烈的不滿和堅決的反對,並說中方已經向德方提出嚴正交涉。其實綠黨的創始人菲舍爾等,是對中國最友好的。他們年輕的時候都崇拜過毛澤東,在大學裡也反對教授治校等,當年是德國年青人中的“紅衛兵”。

按照常規,德國新外長貝爾博克到外交部走馬上任,最多帶一個秘書,其他的人馬都是原來的公務員。就是新部長與某些人意見不合,部長也不能不給飯吃,或者將來扣發退休金等。新部長要把外交部管好,這要看她的管理水平,要發揮下屬的積極性,不管他是紅是黑是黃是綠。好在德國人有個一個優點,就是能把自己應該乾的事情干好,不會因為意見不合就躺平不幹。比如聯盟黨已經敗選,但是默克爾還是認真地完成最後的任期。部長所擁有的最嚴厲的處置方法,可能就是把一個下屬從一個部門換到另一個部門。

二、中德的友好關係始於中德建交之前

1972年中國與聯邦德國(原稱西德)建交,到2022年中德建交50周年。其實中德的友好關係始於中德建交之前,起源於巴伐利亞的基督教社會聯盟(CSU)主席施特勞斯,或者更準確地說始於德國的工商界。

文化大革命期間,西方國家還是繼續朝鮮戰爭以來對中國的經濟封鎖,特別是關鍵設備和先進技術的封鎖。但是德國成功地向中國出口了一台1700毫米的軋鋼機(後來又陸續出口幾台)。大型軋鋼機用於生產製造坦克、裝甲車所需要的鋼板,而這方面正好是中國軍事的短板。中共決定德國進口的1700毫米的軋鋼機安裝在武漢鋼鐵廠,為在鄂西山區中的第二汽車製造廠生產的坦克、裝甲車提供鋼板。德國1700毫米軋鋼機的啟動電流很大,當時的華中電網能力太小,必須擴大華中電網的能力,或者將華中電網與華南、華東電網聯網,達到擴大電網能力的目的。為此湖北省、武漢軍區和水電部藉機重新提出建設三峽工程,毛澤東以無法保證三峽大壩工程的軍事安全加以斷然拒絕。這就有了後來的葛洲壩工程。毛澤東死後,鄧小平批准建造三峽大壩工程。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副總參謀長的張愛萍上將提出異議,鄧小平批評張愛萍膽子太小。1980年鄧小平到武漢視察,專門去武鋼看望這台機器,並讚揚1700毫米軋鋼機對提高中國的生產和軍事水平所做貢獻。

後來在三峽工程建設過程中,中國工程師在升船機的建設上遇到了無法克服的困難,儘管1992年鄒家華副總理向全國人大代表拍着胸脯說,三峽工程的所有設備都可以立足國內製造。而且升船機將在1997年大江截流前完工,屆時協助臨時船閘,保證長江航運的暢通。但是升船機的設計遲遲無法完成,到1997年大江截流時,三峽工程升船機還毫無蹤影。三峽工程只能採用機械翻壩與臨時船閘配合的手段來維持長江航運。到了二十世紀末,中國的有關部門還拿不出三峽工程升船機的設計來,總理朱鎔基十分着急。2000年在訪問德國期間,朱鎔基請求德國方面在升船機的設計和製造方面給與幫助,德國方面積極回應了朱鎔基的請求。由聯邦德國交通研究所完成了三峽工程升船機的設計。同時三峽工程還先後派出十幾批人員到德國漢諾威來進行升船機的操作與維護的技術培訓。如今三峽工程升船機成為長江三峽游的最熱門景點(不是為航運目的,而是吸引遊客):“乘全球規模之最升船電梯,穿越世紀工程三峽大壩,揭秘三峽工程最後謎底,見證三峽工程收官之作,親身體驗三峽升船機,不容錯過”。當旅客坐船通過升船機時,視頻中出現這樣的聲音:“三峽升船機是中國人自己設計、自己製造、世界上重量最大、爬高高度最大的濕式升船機。”在整個講解過程中,沒有一句提到這三峽升船機是德國工程師的設計。

當然,中德關係處於蜜月階段時,德國也向中國輸出了大量dirty industry的設備。德國魯爾工業區的鋼鐵、煤炭、煉焦、化工的設備被拆除,源源不斷地運到中國各地,重新安裝,一方面促進中國GDP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破壞了中國的生態環境和居民健康。以魯爾區多德蒙特德的一座鍊鋼廠為例,德方出讓鍊鋼廠的所有設備不要一分錢,前提是要把被拆除鍊鋼廠的場地整理乾淨。據說這筆生意是一個在歐洲註冊的中國公司做的(不能確定是否是李鵬女兒李小琳的丈夫在列支敦斯登註冊的公司),把一分錢不要的鍊鋼廠高價賣給了江蘇的一個企業。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

中國有句話:寧願坐在寶馬車裡哭,也不願意坐在自行車后座上笑。中國的拜金女坐在寶馬車裡哭,笑的是德國的工商界。

時至如今,德國的工商業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性很大。根據德國《商報》的最近的報道,到2021年上半年,大眾汽車品牌在中國銷售的汽車超過了49%;寶馬品牌在中國的銷售量約佔1/3。另外,奔馳汽車公司最近幾年在中國投入大量資金,生產新一代長軸距C級車與M254發動機,加速奔馳重型卡車的中國國產化。2021年10月奔馳汽車公司擴建的研發中心在北京揭幕,新的奔馳技術中心將擁有1000名工程師,其規模是2014年奔馳開設的技術中心的三倍多,也是德國以外第一個可以測試“一切”的技術中心,使其在技術上與德國斯圖加特研發總部的規模更加“相稱”。同時奔馳汽車公司將整個設計工作中心移到上海的新址。正如唐寅在《桃花庵歌》中所寫:“你得奔馳我得錢”。(唐寅原句是“你得馳騁我得閑”)

不可否認,德國的工商界對德國政府、德國議會、德國政黨都有很大的影響。

同樣德國政府對所謂的中國特色也是給與照顧與配合。比如德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每年都向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大學生甚至中學生髮放獎學金,來德國留學進修。整個程序是本人提出申請,由德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審批。德國的各政黨等也有同樣的獎學金名額,程序基本相同,本人申請,德方審批。唯獨分配給中國的獎學金名額,全數給了中國教育部,由中國教育部分放,中國教育部審批。好像只有洪堡獎學金是例外。中共領導對留德歸國的人才也是頗為重視,原中科院院長、現人大副委員長路甬祥、原教育部副部長韋鈺他們兩人都是德國亞琛大學培養的博士,原財政部部長、現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在德國財政部進修一年半,囫圇吞棗地把德國政府收入最穩定的房地產稅引入了中國,肖捷利用這個敲門磚從而一步步高升,但是肖捷不知道德國房地產稅的許多細節,雖然說德國實施的是土地私有制,但也有與中國相似的土地使用權和在土地使用權上建造的房產,大約佔所有房地產的5%。對這部分德國只徵收房產稅而不征地產稅,因為不能對土地使用權徵收地產稅。當然從德國回去的留學生也有倒霉的,比如中國的鋼琴天才李雲迪曾經在德國漢諾威戲劇音樂學院留學,又比如被從泰國抓回中國的作家、出版商桂民海,雖然他擁有瑞典護照,但他在德國留學和生活。

三、幾件事說明中德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

1、中共領導人缺席氣候峰會,中國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上沒有實質作為;

2、歐盟凍結《歐中全面投資協定》;

3、德國派遣軍艦前往南海 並與日本海上自衛隊實施聯合訓練;

4、中共干涉德文版《XIJINPIN-der maechtigeste Mann der Welt》(《習近平–全世界最有權勢的人》)一書的出版和宣傳;

5、德國大學繼續關閉孔子學院,德國的漢學家開始轉向;

6、德國最早接受香港難民,並支持新疆、西藏、蒙古等少數民族與法輪功、全能教等;

7、默克爾夫人卸任前吐真言:和中國合作初期太天真;

8、德國、歐盟支持立陶宛對台灣所採取的外交舉措,德國與立陶宛等波羅的海三國有特殊的歷史淵源;

9、對中共政府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有意隱瞞十分不滿,特別是還造謠德國是新冠病毒的發源地;

10、德國民眾對中國(政府)的態度轉變,這一點是最最關鍵的。

下面挑三件事談一談。

1、中共領導人缺席氣候峰會,中國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上沒有實質作為

2021年11月1日至1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框架》的COP26峰會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其目的是落實巴黎協定,並提出更高目標:把地球平均升溫控制在比工業化前水平高1.5攝氏度以內。同時想方設法籌集每年1000億美元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在這方面,德國是最為積極的,也可以說是出力最多的。這和德國面積小、人口密度大、能源資源十分缺乏是分不開的。在德國聯邦議會選舉中,這是最主要的辯論議題。過去只有綠黨談生態環境保護,後來變成每個黨都談,從而使得綠黨一時黯然失色了。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缺席格拉斯哥COP26峰會,德國民眾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是中共不負責任的表現。德國人都知道,中國已經超過德國、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經濟強國;中國已經超過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國;中國不再是什麼發展中國家,而是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德國人也知道,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超過所有發達國家的總和。說實在的,德國人腦袋比較簡單,數學也不太好(除少數天才外),他們只看中國絕對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是增長了還是減少了。德國人的腦袋沒有那麼多的彎彎繞,什麼單位GDP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什麼歷史累計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他們根本不聽、不看。在中國的碳排放量做出大幅度的縮減之前,德國人是難以改變這個看法。

2、歐盟凍結《歐中全面投資協定》

德國是歐盟成員國,聯邦政府的政策也必須保持與歐盟政策的一致性。歐盟是全球三大核心經濟體之一,2020年GDP15.19萬億美元,略高於中國的14.73萬億美元。中國與歐盟的貿易額很大,但投資額很小。雙方有意擴大投資額歷時七年,經過35輪談判,2020年底中國與歐盟達成有歷史意義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這是一隻煮熟的鴨子。由於歐盟的決策程序比較繁瑣,但是2021年在歐洲議會通過協定是毫無懸念的事情。

2021年3月22日,歐盟宣布對在中國新疆侵犯人權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廳長陳明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書記王君正丶新疆自治區黨委常委王明山丶前新疆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朱海侖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公安局實施制裁。美英加在同一天也宣布類似的制裁,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表示支持。隨即,中共做出強硬反應,中國外交部立即發布了回應聲明,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歐盟制裁,並宣布決定對歐方嚴重損害中方主權和利益、惡意傳播謊言和虛假信息的10名人員和4個實體實施制裁:歐洲議會議員彼蒂科菲爾、蓋勒、格魯克斯曼、庫楚克、萊克斯曼、荷蘭議會議員舍爾茨瑪、比利時議會議員科格拉蒂、立陶宛議會議員薩卡利埃內、德國學者鄭國恩、瑞典學者葉必揚、歐盟理事會政治與安全委員會、歐洲議會人權分委會、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丹麥民主聯盟基金會。其中彼蒂科菲爾議員自德國,是德國綠黨的資深成員,還曾在2002到2008年間擔任過綠黨黨魁,是歐洲議會“對中國關係代表團”團長。德國學者鄭國恩剛剛公布了中共的幾個關於新疆問題的秘密文件。

歐洲議會在5月20日舉行人會議,對是否凍結中歐投資協定批准程序進行投票。最後歐洲議會以599票贊同、30票反對與58票棄權的壓倒性優勢決定凍結《歐中全面投資協定》。煮熟的鴨子飛了。

2021年12月初,歐盟委員會提出的“全球門戶”(Global Gateway)倡議在今後5年在全球投放3,000億歐元,摺合約3,360億美元,被視為是挑戰中國“一帶一路”工程。

3、德國派遣軍艦前往南海 並與日本海上自衛隊實施聯合訓練

2021年8月初,德國國防部派出巴伐利亞號護衛艦前往南海,為近20年來首次。顯然德國默克爾政府要加入西方國家的行列,擴大其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和影響。這艘護。次航行旨在強調德國不接受中國的領土主張的事實。

從11月4日起,巴伐利亞號護衛艦與日本海上自衛隊一同在日本關東以南的太平洋上實施了聯合訓練。日本防衛相岸信夫還親自登上德國巴伐利亞號軍艦考察,雙方強調進一步發展日德防務合作。
圖4:德國巴伐利亞號護衛艦訪問日本港口,日本防衛相岸信夫還親自登艦考察。圖片來源:©日本防衛相岸信夫推特截圖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是,德國民眾對中國(政府)的態度轉變。

2021年8月底德國各大媒體報導,《國際政治》雜誌(Internationale Politik)委託民意研究機構Forsa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如下:

——58%的民眾認為,即使這樣做會損害德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也應採取強硬態度,不應有所妥協;

——17%的民眾認為,應該在經濟關係不受影響的情況下,對中國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19%的民眾反對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應該還有約6%的受訪者沒有表達意見。

這裡的中國,應該是指中國政府。

在《德國之聲》的報道中強調58%的民眾認為,即使這樣做會損害德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也應採取強硬態度,不應有所妥協;而在《大紀元》的報道中則突出75%的德國民眾認為聯邦政府應對中國(共)採取更強硬的立場,更積極地捍衛自己的利益。

中國官方媒體則認為,這是借德國大選炒作中國議題。

中共政府從來不會認真地思考問題,不會想一想,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初期,德國民眾對中國的評價是如此正面和積極,這一點筆者是深有親身體會。為什麼如今絕大多數的德國民眾改變了他們的看法?難道是德國民眾受到國外勢力的影響和操控?還是中共政府在對內、對外政策上出現了嚴重的錯誤?

在中國發生巨大轉變之前,德中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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