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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后发:韩国佛教与国家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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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后发:韩国佛教与国家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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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佛教与国家现代化

翁后发

 http://album.sina.com.cn/pic/006HfYjnzy7aJSUxbGN8 1" target="_blank" rel="noopener">韩国佛教与国家现代化

作为一个信仰多元化的现代国家,宗教在韩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十分活跃。特别是佛教,既是历史上的外来宗教,又作为韩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其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影响深远。

 

佛教约值公元四世纪自中国东传进入韩国,中经高丽王朝的大力护持,走向兴盛,并逐渐形成富有韩国特色的佛教。这一时期,佛教逐渐深入社会,华严、法相、禅宗法脉继续发展,天台宗得以成立。高丽中后期,智讷创立曹溪宗禅法,被广泛接受,势力超过禅门九山以及后来传入的临济禅,并延续至今,成为韩国佛教中最有代表性的宗派。

 

然自高丽末期,儒学兴起,特别是李朝统治的五百年间,官方奉行尊儒排佛政策;又将曹溪、天台、慈南三宗合为禅宗,将华严、慈恩、中神、始兴南山四宗合为教宗,形成禅、教两宗的格局。

 

 

近代佛教的启蒙转型

 

1910年以后,朝鲜半岛经历了长达 35年被日本占领的时期。在日本人的严酷统治之下,韩

国社会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停止。与此相应的是,韩国佛教也开启了自发的现代转型过程。

 

日本吞并韩国后,于 1911年相继颁布了《寺刹令》与《寺刹令实施规则》,将韩国寺院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到殖民政府的手中。总督府通过直接操纵三十本寺住持,从而将整个韩国佛教完全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两条法令的实施,一方面使部分佛教僧侣成为殖民政府的拉拢对象和佛教界的贵族,既是亡国奴,也是受惠者。另一方面,朝鲜佛教因为这些法令的实施而一改以往受排挤、压迫的处境,俨然成为殖民统治下之一大教团。

 

《寺刹令》的推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不少人都对日本当局的宗教政策产生了质疑。如守护朝鲜佛教传统的镜虚法师、申慧月,还有在日本压制下探求朝鲜民族特色佛教的权相老、金映遂、李能和等人。他们积极探索韩国佛教的改革方案,并力主废除《寺刹令》,随着这一运动的不断深入,又产生出韩龙云、朴汉永、白龙城等杰出的领导者,其中尤以韩龙云的影响最巨。此外,韩国还涌现出了一批诸如圆佛教之类的新兴佛教派别。

 

1910年,韩龙云发表了他的《佛教维新论》,以此作为其佛教改革的理论基础。他直接指出:所谓佛教维新,是从破坏开始的。又在序言中说,维新是当今世界大势所趋,朝鲜佛教试图不维新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佛教达到了“宗教”和“哲学”的统一;具有平等主义和救世主义之两大基本特征。他还主张政教分离,认为政治指向世俗权力,而宗教则指向超世俗的权力。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之下,他也有一些反佛教传统的主张,比如让提出解除僧侣“嫁娶之禁”等等。在日本殖民政府的严酷统治之下,他大力宣扬佛教的和平、平等精神,极力倡导政教分离论,试图使韩国佛教真正走向独立,从而实现民族救亡图存之目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作为新兴宗教的代表,圆佛教也是现代韩国佛教一个重要的面向。其创始人朴重彬(1891-1943)出生于全罗南道灵光郡的一个农民家庭。面对深刻的民族危机、传统文化衰落之现实以及西洋文化输入所引起的冲突。他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探索新道德的确立,即“物质被开辟,精神要开辟”。圆佛教的教义主要为:真空妙有——修行门与因果报应——信仰门两个部分,而其标志为“〇”,含义为“一圆相,是法身佛,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诸佛诸圣的心印,是一切众生的本性。”1924年他在新龙洞(现圆佛教的中央本部)建立“佛教研究会”。该会一方面从事研究,一方面模仿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家风,开垦荒地,自力更生。从其教典《大倧经》的内容来看,圆佛教一方面试图消除世间和出世间的隔阂,使佛教回到现实社会中来;另一方面,朴重彬也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若不能为精神力量所驾驭,人类文明必将陷入危机。

 

尽管对韩国近代佛教改革的评价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改革确实拉开了韩国佛教现代化转型的序幕,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代佛教的社会参与

 

1945年韩国独立以后,社会经济发展逐步稳定,特别是 20世纪 60年代以来,韩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承续前人的改革成果,为更好地应时代和社会之变化,韩国佛教又作了很多改革尝试。总的来说,这些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它不仅较好地保住了一些韩国佛教的传统,也在教理、教制仪轨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与基督教和诸多新兴宗教的竞争中,现今韩国佛教信徒数不仅未减,反而有稳步上升趋势。1962年,韩国新宪法规定:“一切国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不承认国教,宗教与政治分离。”据官方统计,1977年,韩国佛教信徒达1300多万人,占韩国总人口的 35.3%,超过全体宗教信徒的半数。

 

与中国不同的是,韩国佛教寺院无论在山中还是闹市中都能够得到比较完整的保存并香火兴盛。而在佛教世俗化、生活化理念的指导下,很多宗派在都市兴建大型寺院,如位于釜山的三光寺、首尔的佛教综合会馆观门寺、安国寺及佛事用品一条街、高丽大学旁的开运寺、位于平民社区的普现寺等等。寺院与禅堂坐落在民居中间,在空间上消弥了与居民区的隔离。这些寺庙大多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联系信徒的机制。如天台宗寺庙,他们拥有一支稳定的信徒队伍,即各级的“信徒会”,成员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这不仅能保障寺院供养与发展的稳定,还能及时反映佛教与民众的实际关系和影响力。寺僧的许多工作是为信徒会服务的,各寺为信徒提供全天开放的修行空间,每月定期举办一次大法会。此外还组织信徒举办各种各样的联谊活动,各寺大多办有佛教合唱团,他们称此为“大众佛教”。

 

韩国人非常重视教育,佛教界亦是如此。韩国佛教各宗皆重视宗教学校的建设,如曹溪宗所办东国大学,该校源于战前的一个佛教专修学校,1946年复校称东国大学,1953年增设佛教学院、文化学院、法制学院、农林学院等,并附设研究所。现有佛教学院、文理学院、法政学院及研究所等机构。此外,曹溪宗还办有光东山林高校、金山商业高校、净光高等学校、能仁高等学校、海东高等学校等,以及十多所中学、职工学校。又如,圆佛教于1915年所创办的圆光大学,原为宗教实践和培养传教人才而建的禅院,后来发展为设有佛教学院的综合大学。这些佛教大学各具特色,对保持本宗法脉延续、法轮常转具有重要作用,在不懈的努力之下,韩国佛教始终据有牢固的社会地位,并拥有众多的信众,佛教慈悲救世、弘法利生的教义,端正品性的修为,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奉行的理念和准则。韩国佛教界还积极利用诸如广播电台讲学、佛教电影的制作演出、佛教管弦乐团、赞佛歌大合唱、美术工艺展等方式引领社会大众提升生活品质。此外,还有军僧、警僧以及专任讲师、教授组成的“韩国教授佛子联合会 ”,共同参与社会教育事业,促进佛教的复兴。

 

现代社会中,宗教社会福祉事业是社会福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与一般社会福祉理念相同,都追求“离苦得乐 ”,但尤为特别之处在于,佛教主要包括慈悲精神、菩萨道、布施精神、福田思想。此外,尊重生命思想、平等思想、报恩思想亦是佛教社会福祉思想的重要因素。

 

韩国佛教界现代意义的社会福祉事业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诸如曹溪宗、天台宗才开始积极投身该领域,较韩国天主教、基督教相比皆比较迟缓。但一经投入,佛教界的福祉事业便有着飞速的发展,至今天,已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宗教。据金勋统计“仅 2000年以后增加的规模较大的佛教社会福祉设施就多达 70余处。

 

目前佛教福祉设施从业者达 2700多人,并能够不断培养社会福祉士的教育机构有东国大学、中央僧伽大学、尉德大学等三所高等院校。据 2004年的统计,正式注册的佛教福祉法人就有 50家,专门福祉设施有 500多处,此外还有 100多个活跃于佛教福祉领域的与各类佛教相关的民间团体。

 

从佛教社会福祉设施总体分布来看,曹溪宗占117个,真觉宗占 10个,天台宗占 4个,总持宗占 3个。 ”曹溪宗社会福祉事业几乎覆盖韩国社会所有社会福祉事业的领域,包括受托经营事业、济贫救济事业、调查研究事业、宣传事业、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教育事业、自愿者活动、资讯支持中心等等。此外,如天台宗的春川老人福祉馆、久米残疾人综合福祉馆亦有较大影响。韩国佛教界社会福祉事业之发展,可见一斑。

 

近年来在“三化”,即人类福祉化、佛教生活化、佛国净土化方针的指导下,韩国佛教徒积极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倡导团结与平等,对国家、社区和家庭的忠诚,对其它宗教的宽容,对他人的慈悲、体恤,对劳动的热爱和勤勉等等。佛教努力参与现代社会的建设,成为了韩国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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