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腾飞者，北京人(非山顶洞人)也。1972年出生，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长期在北京市海淀区担任中学历史教师，并参与过高中历史教材的编写以及北京高考历史命题工作。他的职业生涯早期属于体制内相对标准的路径。2008年前后，他在培训班授课的低清视频被上传至互联网，迅速引发爽剧消费者关注。这些课程以口语化、生动的方式讲述历史，尤其是对涉及高考的中国近现代史中敏感议题的处理和底线击穿，使他从一名普通历史教师转变为评论文化和历史的公众人物。2009年，他登上中国官方喉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两宋风云》，进一步扩大了个人影响力。随后出版的系列图书，如《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也成为文化市场的畅销作品。

他的历史讲述方式，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不同于教材的严谨官方叙述，他倾向于用生活化的比喻、夸张的修辞和直接的个人价值判断来呈现事件和演绎历史。例如，在评论毛泽东时，他将毛泽东纪念堂比作中国的“靖国神社”，称其中供奉的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在谈到毛岸英之死时，使用了“挂炉烤鸭”这样的燃烧弹致死的表述；并将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视为二十世纪世界三大暴君。这些评论在网络上引发强烈反响，支持者认为他补充了教材中被省略的细节，尤其是对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议题的讲述，有助于学生接触更完整的历史图景；批评者则指出其中存在史实硬伤，部分内容甚至直接取材于历史小说，如《两宋风云》被指与《柔福帝姬》在情节与细节上高度相似。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等学者曾撰文逐一指出其著作中的错误，认为这种风格对历史本身缺乏足够尊重，容易将虚构与事实混淆。袁腾飞本人对此的回应是，史实错误可以纠正，但观点属于见仁见智。他承认早期授课时为吸引注意力而有所发挥，并非刻意面向公众录像。

这种风格也延伸到他的政治与社会评论中。他的语言带有明显的北京口语和网络粗俗特征，直接、尖锐，有时接近街巷骂骂咧咧对话的激烈程度。他批评知识分子如果认可毛泽东的伟大，书就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将某些群体称为“狗穷光蛋”或“猪一样的民族”；对中共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使用“没干人事”一类表述。对待宗教议题，他曾正面提及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将其与对西藏政策的批评联系起来。对于反对派或不同立场的声音，他的评论往往同样直白，缺乏讨论中常见的克制。这些言论使他在2010年受到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的诫勉谈话，被要求作出检查，并一度限制其在民办培训机构授课。2017年，他的微博账号被关闭，有消息将其与网络作家周小平的批评文章联系起来。此后，他逐渐退出大陆主流平台，转向微信公众号以及海外视频平台继续内容输出，后期甚至使用AI头像与处理后的声音出镜，频道名称也发生变更。

近年来，随着出入境管理政策的调整，尤其是2026年9月15日即将实施的相关规定，袁腾飞的动向再次成为焦点。2026年8月底至9月初，有消息称他已举家抵达美国。好友徐晓冬在视频中确认“这是真的”，X平台上也出现相关合照与祝贺帖文。袁腾飞本人未直接正面证实，但在Facebook回应相关评论时，并未否认，并表示“我走了谁都不崩溃好吗”。这一时间点恰好在新规实施前夕，引发关于他如何成功出境的讨论。此前，他曾有被边控或约谈的传闻，也长期面临内容下架、账号受限的压力。离开中国，意味着他从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转向一个相对更少审查的环境。

袁腾飞的走红，发生在互联网普及与内容平台兴起的初期。当时，传统媒体与官方叙事仍占据主导，但网络视频、博客与社交平台为个人讲述提供了空间。他并非职业学者，而是以教师身份进入公众视野，将课堂语言转化为大众传播内容。这种模式后来被更多人所效仿：用通俗甚至娱乐化的方式解读历史与时事，形成第一代历史与社会评论网红的雏形。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依托个人风格而非机构权威，直接面对受众，议题往往触及官方叙事的边缘或空白。袁腾飞的案例显示了这一路径的可能性与局限——早期可以获得巨大关注与商业收益，但一旦触及政治红线，空间便迅速收缩。他的经历也折射出中国所谓知识传播或贩卖生态的变迁：从体制内教师到网络意见领袖，再到海外自媒体人，每一步都伴随着审查压力与个人选择的权衡。

他对历史演绎，始终介于通俗普及与学术严格之间。支持者看到的是对刻板教材的突破，以及对历史中人性与权力运作的直白揭示；批评者看到的是史实疏漏、价值判断的情绪化，以及语言上的粗鄙对公共讨论氛围的影响。无论评价如何，袁腾飞的轨迹都成为观察中国近二十年公共话语演变的一个具体样本：一个原本在体制内讲述历史的人，最终因讲述方式本身而离开了原有的场域。

至于袁腾飞最近去国，是现实，是生活，是选择。

九峰山

2026-08-30

美国华人第一代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慕强”心态是不少观察者（尤其是批评华川粉现象的华人知识分子）经常提到的文化心理特征。它并非所有第一代移民的共性，但在部分群体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并与他们对政治、教育、社会竞争的态度有关。

这种心态的核心是把社会看作激烈的竞争场，强调“适者生存”“强者通吃”。成功被归因于个人能力、努力和强势特质，失败者则常被视为自身不足或不够努力。慕强则表现为对权力、财富、决断力和“赢家”形象的欣赏甚至崇拜，倾向于支持看起来强势、不妥协、能“赢”的领导人或人物，而对被视为“弱”或“圣母”的立场感到反感。

这种倾向有多重来源。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严复翻译《天演论》等引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主义叙事结合，强化了竞争和强权意识。传统等级观念、科举式竞争文化，以及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实用主义，进一步塑造了重视结果、鄙视“懒惰”或依赖的态度。第一代移民多经历过国内高度竞争的教育与职场，移民后又以勤奋自立在美国立足，这种经历容易强化“靠自己打拼才配得上成功”的信念。面对美国的平权政策、社会福利或身份政治时，他们常将其解读为对努力者的惩罚、对弱者的过度照顾，从而产生抵触。

在政治表现上，这种心态与部分第一代支持特朗普的现象有关联。批评者指出，他们欣赏特朗普的强势、反建制和“真小人”风格，视其为对抗“白左”软弱和“政治正确”的代表；同时对少数族裔平权、开放移民等议题持更严厉态度，强调秩序与自我负责。一些分析也将其与“慕强厌贫”直接挂钩，认为这导致对弱势群体缺乏同理心，甚至在种族议题上表现出等级化的偏见和种族主义言论。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铁板一块。许多第一代华人更务实，关注家庭教育、经济安全和具体政策，而非抽象的“社达”理论。成功移民的自我依赖精神本身也有积极一面，推动了高教育成就和“模范少数族裔”形象。第二代往往因在美国成长，接触更多平等、多元话语，态度会有所不同。慕强本身也是人类普遍心理，只是在特定文化与经历下被放大。

总体而言，这种心态反映了很多第一代移民在双重竞争环境（中国与美国）中形成的生存策略与价值偏好。它能刺激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猖獗的中国的个人奋斗及在美国的财富积累，但也可能限制对美国社会结构性因素的理解，并在政治选择上偏向强人政治或竞争导向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保守立场。理解它有助于解释部分华人内部的政治分化，道德观的分裂，而不是将其简单标签化。

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于2026年7月11日突然病逝的消息，犹如一记惊雷，短暂地搅动了美国政坛的平静。这位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共和党人，曾是特朗普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却在后来成为其最坚定的盟友。他的故事，与俄亥俄州参议员、现任副总统J.D. 万斯（JD Vance）的经历高度相似：两人皆曾在2016年大选前后猛烈抨击特朗普，却最终选择与之结盟。这背后的逻辑，并非单纯的政治理念趋同，而是赤裸裸的权力与生存考量。诚如古语所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个人的沉浮如尘埃，历史的长河却自有其轨迹。

从尖锐对立到亲密伙伴

格雷厄姆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中曾参选总统，对特朗普的攻击毫不留情。他公开称特朗普是“种族煽动者、仇外者、宗教偏执狂”，并表示“如果提名特朗普，我们将自取灭亡”。他甚至投票支持独立候选人，而非特朗普。 然而，2017年一次与特朗普的会面后，一切悄然改变。格雷厄姆迅速转为特朗普在参议院的忠实捍卫者，两人成为高尔夫球友，在外交政策上紧密配合，尤其在对伊朗、乌克兰和以色列等问题上。

万斯的转变同样戏剧化。作为《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作者，他曾是“Never Trump”阵营的代表人物。私下里，他将特朗普比作“美国的希特勒”；公开场合，他称特朗普“令人厌恶”“不适合担任最高职务”，并担忧其会将白人 working class 带入黑暗深渊。 2021年后，万斯竞选参议员时主动寻求特朗普背书，公开道歉承认“自己错了”，并删除旧推文。此后，他成为特朗普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直至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乃至副总统。

这些180度转向，并非孤例。美国政坛素来不乏“翻转者”（flip-floppers），但格雷厄姆和万斯之流的特点在于：他们的转变发生在特朗普主导共和党之后，且速度之快、程度之彻底，令人咋舌。

利益驱动的底层逻辑

政治人物的“态度”从来不是真空中的理念宣言，而是嵌入权力结构中的生存策略。一个人要怎样的利益，才能抛弃昔日立场？答案往往是政治生存、职业前景与政策影响力的三重结合。

首先是选举与党内生存。2016年后，特朗普重塑了共和党基层：反建制、反全球化、强调本土优先的民粹浪潮席卷党内。继续反对特朗普，意味着在初选中面临“被清洗”的风险。格雷厄姆作为传统共和党人，若坚持反特朗普，可能失去选民支持和党内资源；万斯则更直接——没有特朗普的背书，他很难赢得俄亥俄州参议员席位。政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顺应主流才能保住位置、延续影响力。

其次是政策交易与个人野心。格雷厄姆长期主张强硬外交干预主义，特朗普虽在竞选中批评“无休止战争”，但上台后在某些领域（如对以色列和伊朗的强硬姿态）提供了合作空间。格雷厄姆通过结盟，得以继续推动其外交议程，同时获得总统的私人友谊与高尔夫邀请——这在华盛顿是稀缺的政治资本。万斯则从知识分子批评者转型为“美国优先”代言人，借助特朗普的平台，从作家跃升为全国性政治人物，实现了个人生涯的飞跃。

第三是党派现实主义。两人或许真心相信，共和党的未来已与特朗普绑定。继续对抗只会导致党内分裂，而合作则能换取政策让步、资金支持和选民动员。历史证明，这种计算往往奏效：特朗普时代，众多昔日批评者通过“忠诚”换取了安全网。利益的砝码重到足以压倒昔日“原则”——这不是罕见的道德堕落，而是政治生态的常态。民主制度依赖选票和联盟，理想主义在残酷的权力游戏中常常让位于实用主义。

当然，不能完全否定理念层面的调整。万斯曾表示，观察特朗普执政表现后改变了看法；格雷厄姆也可能在外交执行中找到了共同点。但这些“觉醒”往往与个人时机高度吻合：当反对的成本远高于合作的收益时，转变就水到渠成。真正的考验在于一致性——若特朗普政策与他们核心理念严重冲突时，他们是否仍会坚持？历史记录显示，多数时候，忠诚优先。

历史长河中的镜鉴

格雷厄姆的突然离世，留下了复杂的遗产。他是战鹰派外交的代表，也是一位善于在两党间周旋的实用主义者。其与特朗普的“友谊”被一些人视为背叛原则，被另一些人视为政治智慧的体现。万斯则仍在旅程中：从批判特朗普的“文化海洛因”到成为其政治继承人之一，他的故事仍在书写。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的诗句在此尤为贴切。格雷厄姆与万斯之流，无论转向多么戏剧化，最终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政治人物的沉浮，受制于时代潮流、民意变迁和权力博弈。真正的恒久，不是一时的立场，而是制度对权力的约束，以及公众对透明与问责的坚持。

在美国政治中，这种“蝇营狗苟”并非独属于某一派别。剖析格雷厄姆和万斯，不是为了道德审判，而是提醒我们：选民应以结果和一致性审视领袖，而非被华丽的叙事迷惑。政治利益驱动的转向令人警惕，当它过度侵蚀公共信任时，民主的江河便会泛起波澜。历史自会评判，谁的身名将随风而逝，谁的贡献能稍稍激起涟漪。

1848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他们预言资本主义将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迎来无阶级的理想社会。这一理论诞生于工业革命的欧洲，针对当时所谓产业工人阶级的苦难，提出了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和历史唯物主义等核心概念。它迅速吸引了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和不满现状者，成为一股当时强大的思想力量。

然而，这一幽灵并未如其创始者所愿，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欧美土壤中生根发芽。西欧和北美通过渐进改革、社会福利和民主机制，逐步缓解了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矛盾，工人生活水平提升，暴力革命热情被制度内的社会改良所吸收。相反，共产主义欧着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土壤相对贫瘠的东方和欠发达地区落地生根：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1949年的中国解放、以及随后在朝鲜、越南、柬埔寨等地的政权建立。这些国家在近代史上多为农业社会，经济落后，传统权威薄弱，广大民众却被共产主义信仰承诺的平等富强的梦想所吸引和煽动。

共产主义历史进程迅速演变为人间惨剧

在苏联，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启了红色恐怖，斯大林时代则达到顶峰。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通过强制集体化和粮食征购，造成约350万至500万乌克兰人死亡，这被广泛视为针对民族的饥荒武器。 斯大林的大清洗进一步吞噬数百万生命，包括党内同志、知识分子和普通农民。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等研究，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下非正常死亡人数约2000万。

中国的情况更为惨烈。1958-1961年的“大跃进”运动，试图通过人民公社和土法炼钢实现“超英赶美”，却导致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专家估计死亡人数在1500万至5500万之间，最常引用的数字约3000万，主要因粮食产量虚报、粮食征购过度和农村劳动力被调走而起。 随后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群众斗群众，红卫兵的狂热、派系武斗和迫害浪潮又造成约100万至200万死亡，数千万人遭受批斗、劳改和精神折磨，整个社会的人性与文化根基被严重扭曲。

在柬埔寨，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政权（1975-1979）推行极端农业乌托邦，强迫城市人口下乡，消灭“阶级敌人”，短短几年内杀害约150万至200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约四分之一，包括通过处决、饥饿和疾病。 朝鲜、越南、埃塞俄比亚等其他共产主义政权，也各自留下了饥荒、清洗和镇压的血迹。《共产主义黑皮书》综合估算，20世纪全球共产主义政权导致约1亿人非正常死亡，这一数字虽有争议，但基于档案和人口统计的各类研究普遍指向数千万规模的巨大悲剧。

1948年，在苏联支持下，金日成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本土“主体思想”（Juche）相结合，打造了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共产主义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个人崇拜和全面控制，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监狱，数百万民众在饥饿、劳改和镇压中丧生。据不同研究综合，1948年以来北朝鲜政权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50万，甚至更高，包括饥荒、集中营处决、清洗和战争相关屠杀。甚至1994年至1998年的“大饥荒”（又称“苦难的行军”）成为最惨烈的悲剧。专家估计，死亡人数在24万至350万之间，最常被引用的范围是60万至100万，约占当时2200万人口的3%至5%。这场饥荒并非单纯自然灾害，而是政府拒绝及时改革、隐瞒真相、优先保障军队和精英、以及资源分配失衡的直接结果。即使在饥荒高峰期，政权仍将粮食出口或用于军事项目。

共产主义灾难并非偶然而是其政治逻辑的必然产物 

共产主义追求绝对平等和中央计划经济，必然要求消灭私有财产、阶级差异和异见声音。它将人性简化为阶级属性，鼓励“革命暴力”，视异己为必须清除的敌人。这吸引了一大批拥护者：有理想化的无政府主义者、渴望权力的左派革命家、被煽动起狂热的青年、底层流氓无产者寻求发泄，以及无数乌托邦爱好者。他们在权力倾轧中相互斗争，在“纯洁革命”的名义下嗜血狂欢，最终扭曲了自己和他人的本性。列宁的契卡、斯大林的古拉格、毛泽东的红卫兵、波尔布特的杀戮场，都见证了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异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幽灵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未能大规模掌权，或许正因为那里有更强的法治、财产保护和经济活力，让极端意识形态缺乏滋生土壤。而在中国等地的“贫瘠”环境中，共产主义却因传统皇权专制思维的残余、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救世主情结而迅速蔓延，结出人类的历史苦果。

人类的共产主义灾难，说明共产主义作为乌托邦式的痴人说梦，本身就是人类的思想枷锁，一种烈性的政治病毒，是人类政治和历史逻辑的错误和反动，必然导致绝对权力集中专制，消灭私有制和市场、将人视为可牺牲的“螺丝钉”，最终扭曲人性，制造大规模苦难。

中国文革“红五月”的纪念与反思

只要共产主义的幽灵还以各种形式——教科书的美化、怀旧的理想化、或对现实不满的借口——存在于人心和社会中，人类就始终处于危险之中。那些颂扬共产主义、从中看到“美好理想”的人，要么是天真地忽视历史血泪的愚蠢者，要么是明知其代价却仍为私利鼓吹的无耻血腥者。反思不是为了遗忘，而是为了铭记：任何以集体名义践踏个体尊严、用暴力重塑人性的企图，最终只会带来大规模的杀戮与自我毁灭。

共产主义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它提醒我们，所谓美好的乌托邦蓝图，必将脱离人性现实和实证检验，最终成为通往地狱的妄想。唯有尊重个人自由、法治和市场创造力的开放社会，才能真正减少苦难、促进繁荣。

面对共产主义的过去，我们需要诚实的记忆，理性的人性守护，特别是对共产主义的彻底批判，而非美化和重蹈共产主义的历史覆辙。

当共产主义还在被极少数国家当作法宝和护身符，个人尊严和自由仍然被系统化和制度化钳制和践踏时，人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病毒就是病毒。

九峰山

2026-05-20

在最新一期文明之旅节目《公元1107年：北宋儒家是如何绝地反击的？》中（见谷歌YouTube），罗振宇以公元1107年程颐去世为切入点，热情赞颂北宋“理学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如何面对佛教对中国思想界的强势渗透，以儒学为根基，通过构建哲学化的本体论（“理”）、方法论（“格物”）和立足现实世界的认识论，成功振兴儒学并在思想上“超越”佛教。他反复强调理学建立了中国人“热爱现实世界”的思想武器，同时声称理学并不一概反对佛教。这一叙事充满文化自豪感，容易引发观众共鸣，却在历史事实、哲学深度和现代意义层面存在明显简化、选择性解读乃至误导。

一、理学兴起的真实语境：吸收而非单纯“反击”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至隋唐达到鼎盛，尤其是禅宗等中国化宗派，深刻影响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唐代韩愈虽有《原道》辟佛，但佛教在哲学思辨层面的优势明显：其庞大的宇宙论、认识论和心性学说，为知识阶层提供了超越世俗、追求解脱的精致框架。

北宋理学五子的出现，确实是对这一思想挑战的回应。但罗振宇所称的“绝地反击”与“打败”佛教，更多是修辞而非史实。理学并非在佛教的话语框架外独立作战，而是大量吸收了佛教（以及道教）的思辨资源。例如“理”这一核心概念，虽上溯《易经》和先秦儒学，但其形而上学化程度明显受佛教中的大乘佛教的“真如”、“法性”影响。二程的“天理”与“人欲”对立，带有浓厚的禁欲色彩，与大乘佛教“诸行无常”、“出世间”思想有内在呼应。“格物致知”虽出自《大学》，但理学家对其的诠释常带有内省、穷究本体的玄学倾向，而非纯粹的经验观察。

理学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产物，而非儒学对佛教干净利落的胜利。佛教不同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等）对“世间”与“出世间”的态度本就复杂：华严宗有“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肯定现实世界的圆融；禅宗“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也并不否定日常现实社会和活动；六祖坛经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本身就是极其关注现实、当下与生命的。罗振宇将佛教简化为“出世”、“遁世”、“空谈”，再以此衬托理学的“入世”，属于典型的片面化对比，是服务于叙事需要的话术而非严谨思想表述。

二、“理”的哲学性质：概念建构而非严密逻辑

罗振宇高度评价理学建立了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这在表面上没错，但深度剖析则暴露其根本局限。

“理”作为最高本体，被描述为永恒、普遍、先验的存在，是“万物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然而，这一概念更多是道德-政治-宇宙论的综合投射，而非通过严格逻辑推理或实证建立的体系。它依赖类比、感悟和经典注疏展开，缺乏亚里士多德式形式逻辑或近代科学式的假说-演绎方法。程朱理学常以“天理”统摄一切，从自然到人伦，再到政治秩序，形成一套封闭的自洽话语体系，却难以回应现实的经验世界的复杂性与变迁。例如，它强行将“天道”（自然规律）与“人道”（伦理）混为一谈，断言“百善孝为先”就是天理。这种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强行等同的自说自话，在逻辑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只能靠政治威权和道德绑架来维持其正确性。

与大乘佛教的“空性”或“缘起”相比，“理”同样是一种精神建构，且主观性更强——它直接服务于“纲常名教”，将现实中的等级、忠孝、礼制上升为宇宙法则。这种“天人合一”式的建构，为后世专制统治提供了强大意识形态支持，却也因此丧失了思想系统的批判性和开放性。

三、理学的社会政治后果：思想钳制与现代化障碍

理学在南宋以后逐渐官学化，尤其明清两代成为科举主导思想，其历史作用远非单纯的“文化复兴”。它为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哲学依据：“存天理、灭人欲”被极端化后，成为压制个体欲望、束缚思想活力的工具。明代心学虽有王阳明“致良知”的主观转向，试图弥补理学僵化，但最终仍未跳出内圣外王的老框架。

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从晚清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正是打破宋明理学对社会制度和伦理的禁锢。民主、科学、个体自由等现代价值，需要的是对权威的怀疑、对经验的重视和对不同人群和个人的权利的肯定，而非“理”所强化的等级和谐与道德绝对主义。理学强调“格物”却未能导向近代实验科学，强调“经世”却长期服务于科举与官僚体系，这并非偶然，而是其内在形而上学取向的必然结果。

罗振宇称理学让人“热爱现实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成立，特别是相较于某些佛教宗派的极端出世，但忽略了它对现实世界的特定塑造结果：一个高度伦理化、等级化、去个体化的现实。这种“热爱”付出的代价，是对变革、创新和多元声音的长期抑制。而“热爱现实世界”并非一部分受理学影响的中国人的专利，那些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的中国人同样热爱本土文化和山河，使用渗透传统文化的现代汉语，在世俗的当下社会理热爱现实世界，根本没有什么只有原教旨主义者用火眼金睛才能看出的矛盾。

四、文化影响的复杂性：共生而非“战胜”

理学从未真正“打败”佛教和道教，儒释道圆融互补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佛教的慈悲、因果观念，道教的自然、无为思想，早已深入民间信仰、文学艺术和日常伦理。理学历来主要在传统官方意识形态和精英士大夫层面占据优势，在底层社会和私人精神世界的影响力远非浪漫的理学欣赏者推崇的那样。强调理学的胜利，不过是以韭菜的命操着镰刀的心，是一种赞赏权力的慕强心理在作怪。

将理学包装成中国文化的“国粹”核心，并以此重建文化自信，确实反映了当下部分人寻求精神锚定的努力。但这种努力若建立在选择性美化历史的基础上，就容易沦为“意淫”。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面——权威崇拜、反智倾向、性别压抑等——与理学（尤其是明清理学）有直接关联。历史上，从南宋叶适、陈亮，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再到20世纪的胡适、鲁迅等启蒙者，都对道学、理学有过尖锐批判。这些批判并非否定传统文化，而是追求文化的自我批判和格新，进而产生长满活力的与时代相应的现代文化。

五、研究自由与招魂理学的界限

研究理学人物、思想史，提炼其中合理的道德资源或哲学洞见，完全是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范畴。理学中确有重视道德自律、整体思维等可资借鉴之处。但当这种研究演变为对宋明理学的浪漫化颂扬，试图将其包装成对抗现代性的“优秀剧目”，以满足个人或集体文化自豪感或自嗨时，就需要特别警惕。研究之外的知识传播者们，在当前特定的社会语境下，用“求真”带动“情绪消费”，提供市场极度渴求“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伟大”的宏大叙事，带来可观的长期商业营收，神清气爽的观众是否“羡慕忌妒恨”呢？

在21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仍需继续打破历史包袱，荡涤文化糟粕，包括理学所强化的某些僵化伦理和社会想象。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沉迷于受某些方面意识形态特意支持的本土文化的“绝地反击”，而是勇于直面传统文化中的复杂性，既汲取营养，也毫不留情地批判其局限。扬弃传统思想，才能真正“格”今日现实世界之“物”，走向开放、理性与创新社会的未来。

九峰山

2026-05-18

近年来，张雪从湖南农村辍学修车学徒，到创立张雪机车品牌，并在WSBK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实现中国品牌突破的故事，被广泛包装为“中国制造”“创业逆袭”的典范。商业资本、地方招商与媒体流量共同发力，将其塑造成励志标杆。然而，这一现象也折射出当代社会在消费主义、网红经济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张力，值得冷静剖析当前网络和宣传媒体狂欢叙事下的社会乱象。

炒作、包装与现实：从个人奋斗到商业IP

张雪的经历确有励志之处：家境贫寒、坚持梦想，从修车到创业，最终推动国产大排量摩托在国际赛场亮相，这体现了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和个体创业的可能。地方政府（如重庆提供土地、浙江国资投资）和资本的介入，进一步放大了品牌效应，预售订单激增，展现了市场活力。

但“草根逆袭”叙事往往被简化与放大：商业宣传突出“中国制造领先”、赛车荣耀，却淡化了摩托车作为小众、高风险消费品的属性。高性能燃油机车主要服务于追求刺激的爱好者群体，其油耗、排放与噪声问题，在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确实面临可持续性挑战。中国已推出摩托车国五排放标准（2029年起实施），旨在加强污染物和噪声控制，这反映了行业向环保升级的趋势。

生命安全隐患：超速与激情的代价

摩托车尤其是大排量车型，稳定性较低、防护有限，一旦事故发生，致死、致残率远高于汽车。大数据和大量案例显示，超速、无证、改装、酒驾、不戴头盔等是常见诱因，机车网红违规行驶导致自身和他人伤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张雪机车实施所谓“驾龄不满一年禁售高性能车”政策，创始人直言“希望少死几个人”，并因此获得公安部相关肯定，但也说明大排量车型的安全隐患何其严重。

然而，当品牌被塑造成“赛车领先”“刺激生活方式”的符号时，客观上可能放大对速度与冒险的向往，尤其对年轻群体。公共道路不是赛道，摩托车穿插、炸街等行为扰乱秩序、威胁他人安全，已成为多地交通管理的重点。“一个良心社会不应提倡对公共交通安全构成威胁的生活方式”——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交通工具应服务于便捷与安全，而非单纯的感官刺激或身份炫耀。文明出行、遵守规则，才是应推崇的风尚。

网红风格、话术与价值导向

张雪作为网红企业家，在直播中直面售后问题、情绪化表达（包括粗口）的“硬核”风格，赢得部分粉丝“真实”、“护客”的认同。但出口成脏、高调对抗的表达方式，也引发争议。在公共平台上，这种浮夸或攻击性话语和话术并非值得普遍标榜的榜样。正常社会应倡导理性、文明、建设性的沟通，而非情绪宣泄或流量至上。

网红经济的本质是注意力变现，当个人故事被商业化包装后，容易模糊奋斗与消费的界限。年轻人若将“逆袭”简单等同于买豪车、飙速度、逞口舌之快，而忽略技能积累、规则意识和长远责任，则可能带来误导。

提倡文明生活：理性与平衡

张雪现象不是孤例，而是中国经济转型期创业文化、消费升级与监管滞后的缩影。我们不应全盘否定个体奋斗与产业创新——国产摩托在技术和赛事上的进步有其粉丝价值。但也要警惕过度炒作带来的副作用：

关于安全优先，社会加强驾照培训、执法力度，推广防护装备。企业销售和车辆管理、公安部门准入所谓高性能摩托产品时，应有明确风险提示和准入限制。

在提倡绿色环保之际：人们应该支持向电动化、智能化的转型，减少高污染小众产品的无序扩张。

在价值观多元化的当下，媒体和平台在宣传时，多强调规则意识、责任担当与可持续发展，而非单纯的“刺激”、“逆袭”。
社会共识：鼓励多样化、健康的休闲方式。真正的“强大”不是无谓的无畏冒险，而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敬畏和遵守法规、规则和常识，以及真正贡献社会良好价值的成熟。

一个成熟社会需要励志故事，但更需要底线思维。交通安全和他人生命威胁无小事，正常的公共秩序靠人人遵守和维持。让摩托车回归工具属性，让创业回归实业本质，让网红回归理性表达——这才是值得推崇的正常风尚。“张雪现象”提醒我们：在流量时代，任何成功叙事都需置于公共利益框架下审视。文明生活，从拒绝盲目崇拜、选择理性出行开始。

在美国历史上，总统们大多满足于在死后被刻上山崖或印在钞票上。但在特朗普时代，一切都提前了、放大了、镀金了。活着的时候就建生祠，这曾是明代阉党专属的马屁艺术，如今却成了“世界上最伟大民主国家”的流行文化。

最近，在特朗普自家迈阿密Doral高尔夫球场，一尊22英尺（约6.7米）高的镀金雕像“唐巨人Don Colossus”正式揭幕。在雕像里，特朗普高举拳头，姿态正是他2024年遇刺后那张标志性照片。福音派牧师主持了献祭仪式，郑重其事宣布这不是“金牛犊”，而是“上帝护佑的象征”。加密货币投资者出钱，虔诚的福音派信众围着它祈祷，特朗普本人则打电话进来点赞。场面之神奇荒诞，连《圣经》里的偶像崇拜故事都显得含蓄。

与此同时，国会已有议员提案要把特朗普的脸刻上总统山（Mount Rushmore）。虽尚未实现，但热情不减。还有限量版美国护照，里面印着特朗普肖像，背景是《独立宣言》；美元纸币上首次出现现任总统特朗普签名；纪念金币上铸他的头像。过去只有苏联“领袖”、中国“太阳”、“伟人”或朝鲜金氏家族才敢如此全方位“永垂不朽”，现在美丽国也跟上了——而且是市场化、众筹式、基督教福音派加持的版本。

这不是简单的浮夸和虚荣，而是特朗普时代独特的伦理乱相：个人崇拜与资本主义娱乐精神、宗教复兴主义和民粹愤怒的完美融合。支持者不觉得这是威权做派，反而视之为“对抗深层政府”的反抗艺术。反对者则惊呼“民主倒退”。双方都对——因为美国确实在用民主的方式，制造着过去历史垃圾堆里只有专制才有的符号。

深层根源：娱乐至死 + 信任崩塌

根源要从更早说起。美国从来不是没有个人崇拜，但过去有制度和文化缓冲。华盛顿拒绝称王，林肯在死后被神化，里根受欢迎却没人在他生前建镀金像。特朗普的成功在于，他把政治彻底变成了拥趸们狂欢的真人秀。他不是第一个利用电视等大众传媒的的政客，却是第一个把“品牌”做到国家层面的不世出的“天才”。

当传统建制派失信于民，当全球化和科技撕裂社会，当主流媒体被视为“敌人”，人们渴望一个“强人”形象：他不讲政治正确，他炫富，他永不认输，他甚至能把失败包装成“被偷走的选举”。镀金雕像、总统山提案、护照上的脸，不过是这种情感的物质化。那些民众不是被强迫崇拜，而是自愿付费参与自己的偶像崇拜——这正是特朗普主义的高明之处：它把人格 cult 做成了参与式娱乐和身份认同。

更深一层，是美国社会长期的宗教-世俗张力在给特朗普打造镀金的幻想。福音派把特朗普视为“上帝选中的不完美工具”（Cyrus the Great式人物），于是金像献祭就成了现代版所罗门圣殿。同一批人可能昨天还在批评偶像崇拜，今天就围着特朗普像祷告。这种认知失调，正是时代精神的缩影。

乱相的镜像

讽刺的是，这种“生祠现象”恰恰暴露了特朗普批评者最担心、支持者最自豪的东西：规范的崩解。过去美国靠不成文规范（norms）维系体面——总统不该太像国王、不该把国家当私人品牌。现在这些规范被踩得稀烂，双方却都习以为常。一边嘲笑对方是“邪教”，一边自己也沉迷于镜像的愤怒。

中国网民戏称特朗普为“川建国”，本是嘲讽他无意中帮了中国，却意外成了最贴切的总结：他确实在“建”一个新美国——一个把个人符号等同于国家荣耀、把政治等同于表演、把忠诚等同于信仰的美国。这个美国既夸张耸动，又荒诞不经；既民粹狂欢，又精英失语。

特朗普时代最深刻的遗产，或许不是政策，而是审美和伦理的特朗普化：夸张、黄金、永不低头、把一切变成天降神奇(spectacle; 奇观）。当历史学家回看这个时期，他们可能会在总统山旁那未完成的第五张脸位置，刻上一行小字：

“这里曾躺着一个时代，它把一堆民众的宗教式狂欢，演成了帝王梦的闹剧。”

至于这出闹剧是美国衰落的开始，还是“再次伟大”的必要阵痛——就留给时间和下一尊雕像去决定了。

一、糟糕呈现的典型特征

1. 内容碎片化：传统新闻的完整脉络被拆解成短视频、图文卡片、弹窗推送。用户滑动几秒就“刷”完一条，缺乏背景、逻辑与因果链。深度分析也“碎片化”：原本需要沉浸的调查报道，变成“五分钟读懂”的列表式快消品，破坏了阅读的连贯性与思考深度。 
2. 广告与链接泛滥：文字间穿插无关推广、跳转链接、视频自动播放，阅读被不断打断。用户本想获取信息，却被迫消费商业内容，体验极差。
3. 标题党与形式主义：惊悚标题（如“震惊！XX事件内幕”）制造焦虑，内容却空洞。编号“一二三四”成为偷懒模板，照片、视频随意堆砌，AI生成的内容（文字、图片、视频）真假难辨，进一步加剧“亦真亦假”的混乱。 
4. AI加剧“大杂烩”：2025年以来，AI工具让造谣成本接近零。批量生成虚假新闻、摆拍视频、深度伪造内容（如换脸、合成事件），平台算法还优先推送高情绪化内容，形成“流量狂欢”。结果是一锅“低俗+猎奇+情绪化”的乱炖，审美与理性双双退化。 

这些呈现并非技术中立，而是流量至上的必然产物：算法奖励高互动、低门槛内容，惩罚需要时间消化的深度材料。

二、唯流量论引发的核心作风：浮夸、欺诈、粗鄙消费与时间浪费

• 浮夸与欺诈：内容生产者为流量不择手段。摆拍“卖惨”视频、AI“洗稿”热点、虚假宣传（如夸大产品功效或编造企业负面），本质是“流量变现”。2025年多起案例显示，MCN机构用AI一天生成数千篇谣言，非法牟利，损害企业声誉、扰乱舆论。  欺诈不仅限于假新闻，还延伸到“审丑经济”：低俗人设、擦边内容博眼球，制造“流量红利”。 
• 粗鄙消费：内容从“信息”异化为“情绪商品”。短视频优先猎奇、炫富、情绪对立，迎合即时满足，却传播错误价值观（如拜金、享乐主义）。用户被算法困在“信息茧房”中，反复消费同质低质内容，审美降级、思考浅表化。
• 时间浪费：注意力成为稀缺商品，用户每天数小时“刷”屏，却收获甚微。碎片化阅读导致注意力分散、记忆力下降，长期浸润后，深度思考能力退化（如青少年阅读习惯下降，专注力受损）。  全球注意力经济研究也指出，这种模式将用户转化为“可售卖的注意力”，平台获利，用户却付出认知成本与心理疲惫。

三、多重危害：个人、社会与文化的系统性损伤

1. 个人层面：认知与心理双重损耗。碎片化+算法推送造成“注意力分散-即时满足-长期空虚”的循环，用户易成瘾，却难以专注、反思。AI谣言进一步模糊真伪，增加认知负荷。长期结果是焦虑、孤独、浅薄：学到“很多”，却无系统知识；刷得“开心”，却空虚疲惫。 
2. 社会层面：信任危机与舆论失序。假新闻、摆拍、AI内容加速“后真相时代”到来，反转频发、辟谣滞后，公众对媒体乃至官方信息的信任被透支。极端案例中，谣言干扰救援、误导民生、放大对立，危害公共秩序。  同时，极化内容（冲突、情绪化）被算法放大，加剧社会撕裂。
3. 文化层面：深度让位于浅表，低俗化侵蚀公共空间。“娱乐至死”式内容挤压严肃讨论，优秀传统文化或现实主义创作被边缘化。青少年尤其受影响：价值观扭曲、审美退化、模仿低俗行为，形成不良示范。 

这些危害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强化：流量驱动→低质内容泛滥→用户习惯碎片化→平台更依赖算法→恶性循环，最终损害社会信任、个体理性与文化生态。

四、流量不是中性，它是双刃剑的利刃

唯流量论将媒体从“信息公器”异化为“注意力收割机”，表面繁荣（高浏览量、短视频用户亿级），实则以牺牲体验、真实与深度为代价。那种通体的的“臭味”，正是这种异化的直观体现。它提醒我们：技术与资本不应主导内容逻辑，优质媒体需回归“以人为本”——提供连贯、真实、有深度的信息，而非永无止境的快餐刺激。

当然，治理需多方努力（如算法透明、内容标识、用户媒介素养提升），但根源在于打破“流量唯一”的迷思。否则，网络媒体只会继续“为了流量支离破碎”，而我们作为用户，也将继续在碎片中迷失时间与思考。希望更多内容创作者与平台，能从这种乱七八糟中醒悟，回归有价值、有温度的传播。

九峰山

2026-04-02

原文链接

张雪峰驾鹤西归了，留下了一地鸡毛：他的言论和商业模式深刻影响了数千万中国青年（全网粉丝超4000万），直接塑造了无数普通家庭的高考志愿和专业选择；而他逝世后（2026年3月24日因心源性猝死去世，年仅41岁），仍有大量被其“洗脑”的人将其神化为“考神”、“教育家”、“文曲星”，继续传播其“教育思想”，却忽视其对教育本质、社会文化和青年长期发展的真实损害。

我们的批判不是为了“黑”一个已故网红，而是用事实还原真相：他的所谓“实用主义”本质上是短期金钱导向的功利主义、阶层固化下的割韭菜工具，以及低俗网红表演的放大器。

一、所谓教育理念的批判：金钱至上、反理想、歧视、跟风翻脸以及无根据贬损

1. 张雪峰以金钱衡量教育回报，完全忽略教育的人文价值和个人成长 ，其核心逻辑是“报酬率”导向：选专业先看起薪、就业率、对口率。他反复强调“普通家庭孩子不能光谈理想，优先选个能吃饱饭的专业。没饭吃的时候，理想一文不值。” 这看似“接地气”，实则是把教育彻底工具化，忽略了大学本应培养的批判性思维、兴趣匹配和长远人生意义。事实证明，这种金钱滤镜导致大量学生进入“热门”专业后因兴趣缺失而内耗、转行或抑郁，而他却从不承担责任。
2. 鼓吹底层人不需理想，实质是阶层固化的帮凶 - 他明确区分“家庭条件”：普通/寒门家庭必须“奔着赚钱去”，容错率低，不能试错兴趣；中产以上才可兼顾理想。 这不是“现实”，而是公开宣扬“穷人别做梦”。真实危害在于强化了“寒门难出贵子”的自我实现预言，让底层青年提前放弃探索自我，教育成了单纯的“生存培训班”，而非社会流动的阶梯。
3. 性别、地域、专业歧视，充满刻板印象和侮辱
   • 性别：经典言论“女孩不漂亮别报金融”，以及“长得不漂亮就别学金融，吃家底”。
   • 专业： “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会把他打晕”，“文科都是服务业，总结一个字就是‘舔’（爷我给你笑一个）”。
   • 地域/学校：早期因“哈尔滨理工大学狗屁都不是”被律师函警告道歉；多次嘲讽西南大学等具体高校。 这些不是“幽默”，而是公开的刻板歧视，把复杂的人群简化为“颜值”、“地域”、“专业标签”，加剧社会偏见。
4. 跟风鼓吹网红热点，前后矛盾，全然不顾前言不搭后语 - 2020年前后，他大力推崇土木工程：“就业前景非常不错”， “城镇化刚需”。结果房地产下行后，他转而嘲讽：“985土木都要去工地打地铺”，“现在很多学校土木都改名了，怕你知道”。大量学生（如甘肃刘宇案例）听信他选土木，四年后就业率暴跌至60%以下，考研或转行，公开指责“被张雪峰带坑”。计算机专业同样：早期鼓吹“数学好首推计算机”，市场饱和后又肆意贬损。文科态度也180度翻转（从“舔”到“大有可为”）。这不是“与时俱进”，而是纯流量生意：市场热就捧，冷了就踩，丝毫不顾被误导的青年已无退路。
5. 对教育对象、教师、大学的肆意无根据贬损 - 他把大学专业简化为“天坑/护法/服务业”，把教师隐含为“信息壁垒维护者”，把学生/家长描述为“无脑跟风的韭菜”。这些贬损缺乏严谨数据支撑，多为个人段子式夸张，却被数百万粉丝当“真相”奉为圭臬，导致对高等教育的整体不信任。

二、没有下限的网红风格批判：低俗表演 、谎言 、 焦虑贩卖、 欺诈以及割底层韭菜

• 污言秽语 + 流氓腔：中央网信办2025年12月公开通报其“长期使用低俗、侮辱性语言”，账号被限期禁言停播。他本人回应“深刻反省，以后不会了”。 “打晕”、“舔”、“牛马”等极端粗鄙表达，正是其网络人设核心。
• 斩钉截铁撒谎和东拉西扯的所谓幽默：绝对化断言（如上述专业推荐）后来被现实打脸，却从不系统道歉，只用“东北式自嘲”滑过。幽默多为无根据段子，靠地域梗、夸张侮辱博眼球，毫无学术或数据严谨性。
• 高价贩卖焦虑、痛苦：免费短视频制造“信息差恐慌”（“不听我你就废了”），然后高价推一对一咨询（8999-17999元/套）、圆梦卡、梦想卡等。2024年曾3小时售罄2万个名额、收入2亿。底层家庭本就信息弱势，却被精准收割。
• 对自身教育背景的公关欺骗：官方简历称“研究生学历”，早期讲座自称清华/北大（光华）研究生。但公开事实仅确认本科郑州大学给排水工程专业，后北漂做讲师。北大硕士等说法缺乏可靠来源，多为早期PR包装。 这属于典型的网红“人设造假”。
• 对社会底层割韭菜和误导：他自称“寒门逆袭”，却把服务对象（底层家长学生）当成流量和付费来源。信息确实部分打破壁垒，但最终导向的是高价付费+短期功利误导，长期看加剧了青年焦虑和阶层内卷。

三、逝后的缅怀现象，正是其损害的延续

张雪峰去世后，数千至上万人自发到苏州殡仪馆送别，队伍绵延近两公里，所谓乡愿“死者为大”的一幕。 网络上有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低头缅怀的照片，并传播其“铁律”和“护身符”。这正是问题所在：人们只看到“说真话”、“帮穷人”，却无视他推动的教育功利化（忽略理想与兴趣）、文化低俗化（污言秽语主流化）、青年毒害（专业翻车案例比比皆是，如土木、新闻受害者公开后悔）。他的模式不是孤例，而是互联网焦虑经济和教育信息不对称的产物，但张雪峰的个人责任不可推卸。

批判张雪峰，必须直面事实：他的“教育理念”本质是把青年推向金钱赛道、放弃多元价值；他的网红风格是低俗+欺诈+割韭菜的教科书；其遗产若不批判，只会被继续神化，毒害更多下一代。

真正的教育，应回归兴趣、能力和长远人文，而非网红的一句“打晕”或“能吃饱饭”。网红式教育洗脑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