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紀念日。為慶祝這一節日，中國政府已經加大了宣傳機器的馬力，勞民傷財地為這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歌功頌德，樹碑立傳。且不說官媒經常製造“塔西佗陷阱”，僅簡單回顧一下黨的歷史，人們就會發現這個黨並非那麼“偉光正”，但它卻是一個影響人們生活方方面面的真實存在。

作為一個在中國執政七十多年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無疑造成重大影響。藉中國共產黨誕生一百周年之際，回顧共產黨在中國發展壯大的歷史，對了解其未來走向，多少還是有必要的。

1 中國共產黨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嗎

中國官媒在宣傳黨的豐功偉績時，總會不厭其煩地重複這樣的話，中國共產黨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得到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愛戴；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毋庸置疑，西方式的選舉不適合中國國情。最近，復旦教授葛劍雄先生也為此背書，在網絡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其實，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早期的中國共產黨是列寧領導下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是境外勢力在中國的代理人。共產國際具有雙重使命:一是領導和幫助世界各國共產黨和革命黨人成就馬克思列寧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資本主義列強包圍俄國革命的情況下，通過各國共產黨，引導各國民眾共同擁護和保衛俄國革命的成果。為此，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那麼，像陳獨秀、李大釗這樣具有家國情懷的中國知識精英為什麼選擇共產黨呢？這與上世紀初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屢受挫折有着密切關係。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門戶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不得不被動回應西方的挑戰，步入現代化進程。與日本“明治維新”後脫亞入歐迅速發展成為世界強國不同，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卻屢遭重創。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失敗導致當時的一些知識精英憤而向中國傳統文化發起攻擊，出現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是這場啟蒙運動的翹楚。然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活動也給中國知識分子造成了“亡國滅種“的心理壓力。在救亡與啟蒙的兩難選擇中，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新潮知識分子最終選擇了救亡壓倒啟蒙。

救亡刻不容緩。這就出現了“病急亂投醫”的現象。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甭管這炮到底響沒響，它確實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新文化運動中，各種思潮都有市場，共產主義是其中之一。一些知識分子之所以願意接受共產主義，很大因素是因為馬克思列寧既是西方的，也是反西方的，況且，俄國的十月革命還為他們樹了一個立竿見影的標杆。因此，組建列寧主義的共產黨，既可解決他們迫切尋找救亡道路的現實問題，也能滿足他們那種對西方既愛且恨的深層心理需求。

歷史表明，當時廣大中國人民對共產黨是不了解的，政治覺悟也沒那麼高，說是他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很牽強的。即便是那些早期的共產黨員，對於共產黨能否成為中國人民的領導也並非確信不疑。舉例來說，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夏天舉辦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只有50多名黨員，是個不折不扣的激進小團體。至於他們這個黨是否能在中國獲得成功，這些人心裡都沒底。要不然參加“一大“的代表都沒人記得住這麼重要的會議到底是那天召開的呢。中共奪取政權後，忘記了給中國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則是不爭的事實。當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共習慣性地認為他們天經地義地代表中國人民，而人民絕無可能反對他們任何做法。在共產黨文化的語境中，黨就是人民，人民就是黨，兩個詞是可以互換的。

2. 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奪取政權

中國共產黨從一個激進的革命小團體逐漸發展壯大，28年後奪取了全國政權。他們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原因很多。毛澤東曾總結出他們獲勝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鑒於大家對這三大法寶都耳熟能詳，這裡就不贅述了。

共產黨能夠成功奪取政權，除了他們自身的努力，外部因素也起到了助力的作用。共產黨首先應該感謝的是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寬鬆的政治環境。如果當時的統治者也像現在一樣，對社會嚴加管控，不要說共產主義學說的傳播和共產黨組織的發展，恐怕那些急於尋找救國道路的愛國青年們連嘗試共產主義這一選項的機會都不會有。

另外，孫中山先生晚年實行的“聯俄容共”政策也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機會。孫中山在軍閥割據的年代，為了建立自己的軍隊統一中國，在西方列強不予支持的情況下，不得不接受蘇聯的援助，而蘇聯的要求之一便是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孫逝世後，共產黨人在中國國民黨內部發展迅速，佔據了中國國民黨的許多重要崗位，把國民黨攪得四分五裂，最後導致蔣介石的清黨和寧漢分裂。

更為重要的歷史機遇就是日本侵略中國。抗日戰爭的爆發，為中共發展壯大提供了絕佳的歷史契機。怪不得毛澤東多次在不同場合感謝日本人呢。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

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時也曾說到：“……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

中共在獲得政權之前，不僅在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方面下了大力氣，出色的宣傳工作更是他們獲得勝利的一大法寶。雖然國民政府的將士在抗日戰爭的主戰場中浴血奮戰，中共在敵後將主要工作放在發展自己武裝是無法抹殺的歷史事實，但在中共的宣傳中，則是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打敗了日本侵略者。

中共歷來重視宣傳。他們不但利用宣傳向民眾灌輸黨的意識形態，而且還通過宣傳創造出一種特定的文化氛圍，使人們放棄自己的思考能力。“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當家做主人”，土地到底歸了誰？人民是否成了主人？現在已不言自明。但這些振奮人心的口號當時無疑都曾在民眾中產生過強烈的震撼效應，使共產黨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在國內戰爭中戰勝了國民黨政府，最終奪取政權。於是，中共掌權後，就專門設立了宣傳部，把宣傳功夫修鍊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譬如，“打麻雀”、“畝產萬斤”、“大鍊鋼鐵”等違背科學常識的運動都能得到包括中國科學家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不能不讓人佩服中共的宣傳功力。因“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明明是錯誤政策產生的惡果，卻被不相信因果報應的中共宣傳成為“自然災害”，把責任一股腦兒推給老天爺。當時的中國既沒有發生歷史上經常出現的因饑荒引發的農民起義，人民群眾還普遍接受了這種宣傳。這種宣傳功效不得不令人驚嘆！

3. 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踐

縱觀西方政治思想史，各派政治理論大致可分為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大類。理想主義在道德層面顯得高尚，但在應用層面卻往往不切實際，甚至違背人性，走向極端。這類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柏拉圖。他的理想國因為太高大上，在現實中是無法實現的。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就不認同自己老師的政治觀點，認為背離人性的政治理想看起來崇高，卻無法實行；而現實主義看起來往往庸俗，但符合人性。共產主義思潮就屬於理想主義，它在實踐中產生的災難性後果是毋庸諱言的。

在野時，中共在批評國民黨政府的專制獨裁貪污腐敗時，不遺餘力；他們提倡人權民主社會公正，贏得各界民眾的普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們終於獲得了創建美好社會為人民謀幸福的歷史機會。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為了二鍋頭的正宗味道，不但照搬蘇聯老大哥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內部清洗的政治統治方式，還把斯大林主義進一步中國化，接二連三地發動政治運動，既穩固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也為在中國早日實現共產主義鋪平了道路。羅列這些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毫無意義，我這裡僅列幾個政治運動造成的傷亡人數，便知中國民眾在建設共產主義天堂的實踐中付出了多麼沉重的代價。

1950-1951：鎮反運動，全國有87.46萬曾為舊政府工作過而被新政權視為敵人的人被處決。

1950-1952：土地改革運動，全國有83萬以上的地主和富農被殺。

1955-1957：肅反運動，全國有140多萬知識分子和幹部在這場運動中遭受打擊，其中逮捕21.4萬人，槍決2.2萬人，非正常死亡5.3萬人。

1957-1958：反右運動，全國317萬知識分子遭受迫害，55萬人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262萬人神秘消失。

1966-1976：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420餘萬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餘人死亡；13萬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處決；武鬥死亡23萬7000人；703萬人傷殘；7萬1200餘家庭整個被毀。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說：“文革期間，全國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記得政治學者胡平先生曾經說過，共產黨的初衷是在中國建設一個共產主義天堂，這在道德上是很高尚的。然而，不知為什麼就是有些人反對。為了保證天堂工程進展順利，反對天堂建設工程的人理所當然地就被視為敵人。為了防止他們搞破壞，需要把他們放進監獄，因而，建設監獄也是必須的。久而久之，反對建設天堂的人越來越多，建設監獄的工程也就越來越大，以至於建設監獄變成了他們的主要工作，而這項工作以“階級鬥爭”的理論來解釋，同樣是冠冕堂皇的。
由於熱衷階級鬥爭，中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未能完成從一個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在建國後的前三十年，在偉大導師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歷經艱辛探索，終於在他逝世前將中國的國民經濟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4. 深化改革與不忘初心

共產主義的實踐不但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災難，也給黨內一些高級幹部帶來帶來切身的痛苦。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中共元老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鄧小平、彭真、陸定一等人也被整得不亦樂乎。毛去世後，黨內一幫挨過整的當權派一不做，二不休，把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四人幫”送進大牢，使無產階級繼續革命被迫中斷。不幸的是，毛澤東的好學生波爾布特帶領紅色高棉把這種理想主義的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使上百萬柬埔寨人橫遭屠戮。

理想主義的偏激，往往超乎人們的想象。文革結束後，中共黨內的開明派才痛定思痛，意識到共產黨存在的理論和制度上存在的諸多問題，比如烏托邦與現實的距離，實踐可否檢驗真理，權力應否過分集中、黨大還是法大、民主集中制與個人崇拜，等等等等，並試圖改變毛堅持多年的社會發展方向。

鄧小平掌權後，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做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他的“貓論”徹底把中共從虛無縹緲的共產主義理論中拉回到現實中來。儘管鄧沒什麼崇高的理論，但他的務實政策確實使中國人民得以休養生息，生活得到改善。

由於歷史的局限，鄧小平雖有意推動政治改革，並啟動了“黨政分家”，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等政策，但在“六.四”事件後，他懼怕失去共產黨的統治地位，一方面繼續推動經濟改革，一方面強調“四個堅持”，中斷了胡耀邦、趙紫陽等人推動的深化政治改革的進程。由於政治改革嚴重滯後，雖然中國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貧富兩極嚴重分化，官員大面積腐敗，民族矛盾上升，地緣政治惡化等問題卻讓黨面臨新的考驗。由於未能深化政治改革，今日的習近平才有了機會效仿毛澤東，在黨內定於一尊，並對鄧的政治改革遺產提出挑戰。他的不忘初心，“中國夢”再次給人們畫出了美好的藍圖。然而，完美的頂層設計往往不敵老革命遇到的新問題，執行起來很有可能將引領中國回歸到那令人熱血沸騰的艱難探索的戰鬥年代。

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大障礙就是政治體制。然而，由於中共政治體制的個人獨裁特點，其發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最高領導人個人學識、眼界和從政經驗的影響，因而，就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讓從梁家河大學出來的習近平順應世界潮流，接受普世價值，推動中共的政治改革，又談何容易！當前，中共面臨著“改革就要亡黨，不改革就要亡國”的困境，這讓一個百年老黨，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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