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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罪恶的中共妄语和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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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罪恶的中共妄语和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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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罪恶的中共妄语和谎言
 
九峰山
 
2021.05.31

二十世纪中国的两个妄语神话:一个是杂交水稻水稻,另一个是计划生育。这两个神话都是由中共以全国之力、挖空心思、殚精竭虑和制造人间悲剧而树立和实施的。神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掩盖中共以专制手段统治中国的历史无知、无能、错误和失败。

中共以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集所有权力于一身,成为中国一直伟大、光荣、正确的独一无二和无可争辩的超级统治力量,本应该为全中国人民负起与中共所获最高权力相应的全部责任,包括生老病死和衣食住行在内的生活各个方面。然而政治和经济学理论告诉人们,中共的妄想、妄语和妄行必然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

毛泽东“大炼钢铁”和“反右”的倒行逆施,直接造成了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为了掩盖罪恶,谎称自然灾害。文革结束后,中共便开始塑造杂交水稻的神话:饿死人的悲剧不是由于执政党和最高领袖的荒唐行径,而是由于自然灾害,由于水稻产量低!而事实是中共在将人们的劳动权力稍稍归给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自发开始包产到户的蝼蚁般的底层人民后,勤劳的百姓立刻就能开始通过双手在养好中共之外养活了自己。杂交水稻从来没有在中国大地推广开来,尤其是在以小麦、玉米为主粮的中国北方和西北,那里因政策宽松和进步而让百姓创造的粮食奇迹更为显著。大多数中国人如今能吃饱饭完全归功于文革后中共中的改革派人士开始减少对人民的无理桎梏。这是历史的悲剧、闹剧和惨剧。袁隆平杂交水稻的宣传是中共强加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并作为政治上的“成就”推向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又一项宣传工程而已。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掩盖曾经饿死成百万、成千万冤魂的罪恶和和在现代社会里依然发生的惨案。

另一个神话是中共的所谓计划生育政策。象对待工业、农副产品一样,在上个世纪中共很长时期内用源自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来粗暴“管理”基于千千万万的”人口“,即自然和传统社会中达到一定平衡状态的人的生命权利。当中共不顾自然和历史规律拍拍脑袋认为人口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阶级革命”、“反修防修”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军事资源时,毛泽东号召英雄母亲们多生快生,培养劳动力和战士。当文革将中国带到经济崩溃的境地后,中共决策层认为人口是所谓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一刀切地推行“一胎化”的“国策”。从上到下开始人口的计划生育,将超出所谓计划的千万生命扼杀在母亲的子宫里。在广大的农村,“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流不流,扒屋牵牛”,“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等野蛮和血腥的标语伴随着各种引流胎儿的惨剧。甚至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出名为《超生游击队》的小品在讽刺挖苦那些东躲西藏、躲避强制流产而企图生下孩子的人们。按照中共官方宣传的成绩,“一胎化”国策让中国少生了亿万人口,而这光辉成就的背后是多少生命的戕害。在鼓吹计划生育时,中共向民众灌输人口少的诸般好处,把政治、经济政策落后和愚蠢而导致的贫穷都归因于人口太多,面对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日本和台湾而掩耳盗铃、强词夺理和自欺欺人。如今,“计划生育”导致独生子女们负担沉重、成长和教育乱象、男女性别失衡、人口锐减、社会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等严重问题。中共并没有汲取教训,现在又拍拍脑袋,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从上而下要求民众生二胎、三胎,着重于解决增加劳动力和减轻养老负担,仍然不把生命的成长质量和价值放在首位,仍然只把生命当作工具和资源。各种宣传工具再次发动,造成一种强制民众爱党、爱国、多生的压力,为所谓不得已而“内卷”和“躺平”的一代人制造新的悲剧。当人口和生命成为统治集团任意操弄和游戏的管制工具是,所谓人民不过是生产物质资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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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杨:闲聊中国共产党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日。为庆祝这一节日,中国政府已经加大了宣传机器的马力,劳民伤财地为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且不说官媒经常制造“塔西佗陷阱”,仅简单回顾一下党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这个党并非那么“伟光正”,但它却是一个影响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真实存在。

作为一个在中国执政七十多年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无疑造成重大影响。藉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回顾共产党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对了解其未来走向,多少还是有必要的。

1 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吗

中国官媒在宣传党的丰功伟绩时,总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毋庸置疑,西方式的选举不适合中国国情。最近,复旦教授葛剑雄先生也为此背书,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其实,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境外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共产国际具有双重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革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为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么,像陈独秀、李大钊这样具有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精英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呢?这与上世纪初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屡受挫折有着密切关系。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门户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不得不被动回应西方的挑战,步入现代化进程。与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不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却屡遭重创。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当时的一些知识精英愤而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攻击,出现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这场启蒙运动的翘楚。然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也给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亡国灭种“的心理压力。在救亡与启蒙的两难选择中,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新潮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救亡压倒启蒙。

救亡刻不容缓。这就出现了“病急乱投医”的现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甭管这炮到底响没响,它确实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潮都有市场,共产主义是其中之一。一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很大因素是因为马克思列宁既是西方的,也是反西方的,况且,俄国的十月革命还为他们树了一个立竿见影的标杆。因此,组建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既可解决他们迫切寻找救亡道路的现实问题,也能满足他们那种对西方既爱且恨的深层心理需求。

历史表明,当时广大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是不了解的,政治觉悟也没那么高,说是他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很牵强的。即便是那些早期的共产党员,对于共产党能否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也并非确信不疑。举例来说,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夏天举办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只有50多名党员,是个不折不扣的激进小团体。至于他们这个党是否能在中国获得成功,这些人心里都没底。要不然参加“一大“的代表都没人记得住这么重要的会议到底是那天召开的呢。中共夺取政权后,忘记了给中国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共习惯性地认为他们天经地义地代表中国人民,而人民绝无可能反对他们任何做法。在共产党文化的语境中,党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党,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

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夺取政权

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激进的革命小团体逐渐发展壮大,28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原因很多。毛泽东曾总结出他们获胜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鉴于大家对这三大法宝都耳熟能详,这里就不赘述了。

共产党能够成功夺取政权,除了他们自身的努力,外部因素也起到了助力的作用。共产党首先应该感谢的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宽松的政治环境。如果当时的统治者也像现在一样,对社会严加管控,不要说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恐怕那些急于寻找救国道路的爱国青年们连尝试共产主义这一选项的机会都不会有。

另外,孙中山先生晚年实行的“联俄容共”政策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孙中山在军阀割据的年代,为了建立自己的军队统一中国,在西方列强不予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苏联的援助,而苏联的要求之一便是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逝世后,共产党人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发展迅速,占据了中国国民党的许多重要岗位,把国民党搅得四分五裂,最后导致蒋介石的清党和宁汉分裂。

更为重要的历史机遇就是日本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中共发展壮大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怪不得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感谢日本人呢。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也曾说到:“……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

中共在获得政权之前,不仅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下了大力气,出色的宣传工作更是他们获得胜利的一大法宝。虽然国民政府的将士在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浴血奋战,中共在敌后将主要工作放在发展自己武装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但在中共的宣传中,则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中共历来重视宣传。他们不但利用宣传向民众灌输党的意识形态,而且还通过宣传创造出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使人们放弃自己的思考能力。“打土豪分田地”,“人民当家做主人”,土地到底归了谁?人民是否成了主人?现在已不言自明。但这些振奋人心的口号当时无疑都曾在民众中产生过强烈的震撼效应,使共产党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在国内战争中战胜了国民党政府,最终夺取政权。于是,中共掌权后,就专门设立了宣传部,把宣传功夫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譬如,“打麻雀”、“亩产万斤”、“大炼钢铁”等违背科学常识的运动都能得到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不能不让人佩服中共的宣传功力。因“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明明是错误政策产生的恶果,却被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中共宣传成为“自然灾害”,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老天爷。当时的中国既没有发生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因饥荒引发的农民起义,人民群众还普遍接受了这种宣传。这种宣传功效不得不令人惊叹!

3.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史,各派政治理论大致可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类。理想主义在道德层面显得高尚,但在应用层面却往往不切实际,甚至违背人性,走向极端。这类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柏拉图。他的理想国因为太高大上,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不认同自己老师的政治观点,认为背离人性的政治理想看起来崇高,却无法实行;而现实主义看起来往往庸俗,但符合人性。共产主义思潮就属于理想主义,它在实践中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是毋庸讳言的。

在野时,中共在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时,不遗余力;他们提倡人权民主社会公正,赢得各界民众的普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终于获得了创建美好社会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机会。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为了二锅头的正宗味道,不但照搬苏联老大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内部清洗的政治统治方式,还把斯大林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接二连三地发动政治运动,既稳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也为在中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铺平了道路。罗列这些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毫无意义,我这里仅列几个政治运动造成的伤亡人数,便知中国民众在建设共产主义天堂的实践中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1950-1951:镇反运动,全国有87.46万曾为旧政府工作过而被新政权视为敌人的人被处决。

1950-1952:土地改革运动,全国有83万以上的地主和富农被杀。

1955-1957:肃反运动,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反右运动,全国317万知识分子遭受迫害,55万人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262万人神秘消失。

1966-197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记得政治学者胡平先生曾经说过,共产党的初衷是在中国建设一个共产主义天堂,这在道德上是很高尚的。然而,不知为什么就是有些人反对。为了保证天堂工程进展顺利,反对天堂建设工程的人理所当然地就被视为敌人。为了防止他们搞破坏,需要把他们放进监狱,因而,建设监狱也是必须的。久而久之,反对建设天堂的人越来越多,建设监狱的工程也就越来越大,以至于建设监狱变成了他们的主要工作,而这项工作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同样是冠冕堂皇的。
由于热衷阶级斗争,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未能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在伟大导师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历经艰辛探索,终于在他逝世前将中国的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4. 深化改革与不忘初心

共产主义的实践不但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也给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带来带来切身的痛苦。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中共元老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人也被整得不亦乐乎。毛去世后,党内一帮挨过整的当权派一不做,二不休,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四人帮”送进大牢,使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被迫中断。不幸的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波尔布特带领红色高棉把这种理想主义的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使上百万柬埔寨人横遭屠戮。

理想主义的偏激,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内的开明派才痛定思痛,意识到共产党存在的理论和制度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乌托邦与现实的距离,实践可否检验真理,权力应否过分集中、党大还是法大、民主集中制与个人崇拜,等等等等,并试图改变毛坚持多年的社会发展方向。

邓小平掌权后,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他的“猫论”彻底把中共从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理论中拉回到现实中来。尽管邓没什么崇高的理论,但他的务实政策确实使中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生活得到改善。

由于历史的局限,邓小平虽有意推动政治改革,并启动了“党政分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政策,但在“六.四”事件后,他惧怕失去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一方面继续推动经济改革,一方面强调“四个坚持”,中断了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推动的深化政治改革的进程。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虽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官员大面积腐败,民族矛盾上升,地缘政治恶化等问题却让党面临新的考验。由于未能深化政治改革,今日的习近平才有了机会效仿毛泽东,在党内定于一尊,并对邓的政治改革遗产提出挑战。他的不忘初心,“中国梦”再次给人们画出了美好的蓝图。然而,完美的顶层设计往往不敌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执行起来很有可能将引领中国回归到那令人热血沸腾的艰难探索的战斗年代。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就是政治体制。然而,由于中共政治体制的个人独裁特点,其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最高领导人个人学识、眼界和从政经验的影响,因而,就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让从梁家河大学出来的习近平顺应世界潮流,接受普世价值,推动中共的政治改革,又谈何容易!当前,中共面临着“改革就要亡党,不改革就要亡国”的困境,这让一个百年老党,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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