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親通電話時，他告訴我，北京家中的小區統一安裝了人臉識別的門禁。“還能不能像以前一樣，和小區保安說一聲就放你進去？”我問他。“當然可以！我和老李（註：小區保安）很熟。但他也叫我盡量刷臉，街道會來檢查。”父親回答。

小區安裝人臉識別門禁我不意外，只是好奇會對父親的生活產生什麼影響。母親此前告訴我，父親因和一位COVID-19確診病人在同一天去過同一家超市購物，七天後“被大數據發現”，社區聯繫他要求居家隔離兩周。“你爸被嚇得夠嗆，這事之後有好幾個禮拜出門不帶手機，寧可步行也不坐公交車，也不去超市買菜了。”母親對父親的“過度反應”感到生氣又可笑。我追問：“他被什麼嚇得夠嗆？是害怕感染病毒，還是害怕再被莫名其妙隔離？”“可能都有吧。”

我是有一點擔心，不是擔心病毒，而是擔心他因為對科技的“畏懼”而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很難說父親多大程度上是出於隱私權利意識或對威權政府的反對，而做出這近乎於行為藝術的“抵抗”。我理解這更接近一種本能的逆反，揉雜了一點恐懼。如今的中國，再遲鈍的人，也會知道有一雙“眼睛”隨時在看着你。沒人知道這套監控系統運作的全部細節，例如母親不懂為何父親在去過那家超市七天以後才被聯繫，但這套系統的存在本身，無形中規訓着人們的言行。

假如你只是如我父親一般的退休老人，活動範圍不大，甚至因為種種原因有意避免公共場所，是否有可能不被政府的視頻監控納入採集對象？現在已不存在這樣的空間。

從“科技強警”到“一人一檔”

2021年，北京市通州區公安局公布了一份“雪亮工程”監控項目招標文件，其中對重點人員“一人一檔”的描述，使我們得以一窺“未來已來”的數字監控國度場景：“利用攝像機自動抓拍人臉……能夠接入出租屋租賃信息、社區門禁刷卡信息、衛生所挂號就診信息、賓館入住信息、網吧上網信息、幼兒園及小學家長聯繫信息，彙集各類人員活動軌跡記錄”。各類數據系統打通後，還計劃建立“重點人群積分預警模型”，對異常軌跡和異常行為進行積分，達到閾值後自動報警，再由人工介入。

除了“晝伏夜出”等在招標文件中寫明的異常信號，我們尚無從得知該模型實施的程度和細節，但結合聯網的數據源，不難想像這樣的場景：一位“流動人口”，近期頻繁出入的網吧、餐館較以前的消費水平高了一個檔次（無論是通過消費記錄還是人臉抓拍），是不是可以懷疑他的財產由何而來？一個有盜竊前科的人員，頻繁出入同一個高檔小區，是不是在為下一次犯罪行動踩點？系統多次捕捉到一位大學生與某位政治異見者共同出現在畫面中，是否可以懷疑他的思想動向？又或者，系統監測到我父親被隔離一次之後，不再去常去的超市、餐廳，同時又未檢測到他搬家、住院的信息，是否可以懷疑他採取了某種手段逃避政府監控？結合網格化管理，社區工作人員可以主動上門調查，甚至不需要任何實際罪行的發生，這套系統將真正的“防患於未然”。 一個個攝像頭，如何構建起龐大的數字利維坦？這背後是中國監控系統25年的發展歷程。

1998年，公安部開始了“金盾工程”，主要搭建基礎數據庫和科技平台以及初代的網絡防火牆，實現“科技強警”。2005年，“3111”工程開展城市報警與視頻監控系統的試點。經曆數年地方實驗，“平安城市”公共視頻監控建設項目借2008年奧運會為契機，在各大中城市鋪開。這一階段中國還在“蹣跚學步”。受2001年“九一一”事件和2005年倫敦地鐵爆炸案等恐怖襲擊的影響，各國警察部門都在大城市的公共場所安裝攝像頭以協助治安，中國政府還曾派代表團去認真學習過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設備也主要依靠進口。

中國很快就在監控技術上超越了西方國家。2010年代，三期“平安城市”被納入到大規模的視頻監控“天網”工程之中。2016年後中國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監視設備市場，近萬億的中國市場規模，政府採購佔了60%。據分析人士，如今全世界近10億個攝像頭中，超過一半以上是中國的。如此推算，全世界每四個攝像頭中就有一個是中國政府採購。人臉識別等高科技也大規模應用。2017年曾有BBC記者獲准在貴州挑戰天眼系統並拍攝紀錄片，他的人臉被數據庫標記為嫌犯後，不到七分鐘即在市區被警方截獲。

政府採購催生出了龐大的產業鏈。香港科技大學的黃靖洋及蔡欣怡（Kellee Tsai）曾研究最近十年中國安防行業的崛起與由此而來的國家、產業關係。從戰略上聚焦中國地方政府尤其是公安部門需求的浙江企業，很快超過先發但停留在基礎代工的廣東企業，成為世界性巨頭。如今大華、海康威視、宇視這三家浙江公司就佔據了全球監控市場份額的30%。完全自主的科技，也更讓中國政府大規模建設監控設備時放開手腳。

政府採購文件顯示監控攝像系統還在不斷升級。例如2019年，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門分局斥資1037萬人民幣，購入了335台最先進的高清監控攝像機及配套設備。現在系統將對數百個攝像頭的畫面進行自動輪巡，人臉識別設備將具有越界入侵、人員徘徊、人員聚集等的識別和自動報警功能。

一份2019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採購公告顯示，公安機關開始全面、系統地“接管”各類私營場所監控攝像。夜店、KTV等按規定必須安裝攝像頭，但因不滿私營企業“出於應付檢查的目的安裝設備”，海淀分局耗資1071萬人民幣對轄區內106家歌舞娛樂場所統一重新購買了監控設備，布設光纜直接接入屬地派出所。

政府監控部署的範圍也在逐漸擴大，私人住宅也沒有例外。我找到了父母所在小區的一份2020年的採購文件；北京市東城區的這個街道以近兩百萬元的價格，為轄區內的10個小區採購了海康所產的30個門禁、31台車輛抓拍攝像機以及配套設施，包括為居民準備的上萬張門禁卡。這不是業主委員會或樓盤開發商的舉措，而是由街道辦事處，即基層政府開展的統一行動。

據北京市公安局2021年下發的《智慧平安小區建設指南》，今後要以用於居住的小區、村莊、平方院落為重點，圍繞入口部署視頻監控設備、車輛識別設備和智慧門禁。人臉識別門禁是所有小區必備，並要在每一次人員和車輛出入時記錄居民姓名、開門方式及時間、身份證號、現場採集人臉、居住屬性（自購住房、租賃、訪客等）等，並上傳至區公安局。這一項目也在其他城市開展。這意味着，未來幾年這項工程全面鋪開後，你每一次離開或回家，抑或去其他小區拜訪朋友，信息都將被政府記錄。

這樣一張無所不在的監控“天網”，最終要實現的是不再以地點為維度，而是以人為維度的全新監控模式：也即是將一個人在不同地點、不同時間、不同信息系統中的出現全部記錄，生成關於每個人行為模式的數字檔案。

普天之下，莫不在網格之中

2016年，中國政府開始了名為“雪亮工程”的新一輪大規模視頻攝像頭建設。世界上主要國家的視頻監控只局限於城市的重點公共區域，中國政府則要做到“無死角、全覆蓋”。“雪亮工程”由中央政法委牽頭，重點在縣、鄉、村一級建設攝像頭，以實現“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時可用、全程可控”。“雪亮工程”不局限於農村，亦包括城市的居民小區。

“雪亮”語出毛澤東名言“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其特別意義不僅在於首次從城市拓展到鄉村，更在於強調群眾參與。農村裡家家戶戶的電視機頂盒都可接入視頻信號，電視機與手機APP上都可查看圖像並“一鍵報警”。民眾直接參与只是輔助，更重要的是和近幾年正在推廣的“網格化管理”相結合。官方定義“雪亮工程”就是一個“以網格化管理為基礎”的“群眾性治安防控工程”。

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曾把勸阻一起女子跳河自殺事件作為“先進典型”（即範例）上報。值班的網格員在夜間查看轄區內河道監控時發現，一位女子面朝浉河坐在大橋之上，似乎是準備跳橋。接到通知的巡邏隊員在女子翻越護欄的瞬間趕到，將她拉回。“這個被救助的女子不僅要感謝巡邏隊員救她，更應該感謝的是網格化服務管理和雪亮工程。當時夜裡凌晨一點多，又是深夜寒冬，橋上基本沒行人了，是我們的網格管理員在監控視頻發現了她不正常的行為軌跡，然後第一時間通知巡邏隊員前去救助她。”平橋區政法委的工作人員說道。

各地“雪亮工程”的典型案例中，包含了許多這樣的基層事務，例如制止農民焚燒秸稈、發現電動車違規充電的消防隱患、處理河流中飄來的動物屍體……這些事件體現出近幾年“雪亮工程”基層監控系統不同於以往的若干要素：公安機關不再是監控唯一的使用者，半正式的政府僱員網格員承擔了更多初步工作，監控不再只用於監控特定人群或事發後破獲特定犯罪事件，“普遍監控”將一切“安全隱患”都納入預防之列，兼具社會服務功能。

“網格化管理”早在2003、2004年應對非典及迎接奧運期間即在北京和上海有實驗，2013年首次進入中央文件後，2017年大規模鋪開，在近幾年重提治理現代化、基層治理的背景下變為一種常態手段，和監控系統搭配建設。基層社區被劃分成一個個網格，在城市每個網格300戶、鄉村每個網格100戶左右，專職網格員要做到基本了解每一戶的大體情況，成為政府與社會交接地帶真正的“毛細血管”。據民政部2020年公布的數據，全國目前有至少450萬網格員。疫情以來，已經進行了數年先期部署的網格化管理更多地進入公眾視野。

因需求驟增，網絡論壇上許多人諮詢“網格員”這一新興職業，有人回答：“網格員顧名思義，就是你負責一片網格，那裡有臨街店鋪、住宅、出租房，有些有廠房、高樓建築，你的任務就是每天巡查這些地方的安全隱患，包括不限於人口、衛生、消防、治安，還有社區服務……總體而言，網格員就當做古代的地保里長，你必須熟悉你所在這片區域的婚喪嫁娶，生老病死，人口流動，鄰里糾紛等事情。” 相當多年輕人對這樣瑣碎的工作頗多抱怨，只作為暫時找不到合適工作或準備“考公考編”之間的緩衝，在他們的講述中，居住在本地的、文化程度不高的中年“大爺大媽”，才是穩定的網格員大軍的來源。

這類半正式的政府工作，雖然要“代表政府”去搜集信息、化解矛盾，網格員卻並非公務員，而是和第三方勞務公司簽署合同，根據地區不同，月薪一二千元到四五千元不等。網格員成為政府與社會的交接點，並在此模糊了二者的界限。

網格員要“三必到”：居民有不滿情緒必到、有突發事件必到、有矛盾糾紛必到；“三必訪”：困難家庭必訪、特殊群體必訪、信訪戶必訪。工作手冊還列十二大職責，大致可總結為三類，第一類是發現隱患，例如即上訪戶、精神病患者乃至少數民族對政府的不滿或需要解決的訴求，對餐廳、企業進行安全生產檢查也在職責之列；第二類是化解民眾之間的小微矛盾，減少成為訴訟、上訪、暴力衝突的可能，但網格員並無執法權，只能用勸說、協調的方法；第三類則是社區服務和其他雜務，例如幫助獨居老人、貧困家庭，配合上級政府的各項臨時任務等。

網格員是某種程度上的專職“維穩員”，只不過是用“懷柔”而非“鎮壓”的方式，以“居民的管家”而非執法機關的身份出現，且重點在“防患於未然”和“大事化小”。襄陽市召開的基層治理推進會就明確將“雪亮工程”和“網格化管理”的結合定為以下五大行動：矛盾糾紛大排查、公共安全大整治、網絡環境大清理、信訪積案大化解、社保風險大防控，以“將各類重大風險消滅在萌芽狀態”。

官方報道中，山東省的一個社區網格長張松江，“24小時抱着他的平板電腦”，以查看片區內8個“雪亮工程”監控點。監控查看的任務被下放到網格員中，“綜合治理平台”再將各類異常情況轉給公安或其他部門，相當於在基層問題與警察之間設置了一個“緩衝帶”。在央視的宣傳片中，南充市公安局老君派出所的民警屈國禮視“雪亮工程”和基層綜治為自己的救星，以往他一個人要負責解決轄區內數萬居民的所有警情——實際的情況是大量的問題就不會去解決。

當被監控的對象拓展至普通人時，攝像頭另一端進行監控的人也在變化，由國家執法人員變成了生活里的“張大媽”“李大嬸”，政府不再處處與社會直接生硬對撞，而是利用社會監控社會。一張細密的社會監控之網，鋪在960萬平方公里、14億人口之上，每一個地方、每一個人終究都會處在一個特定的網格之中，每一個網格之中都有足夠的攝像頭去採集資料，也有對應的網格員去搜集信息、化解風險。

2021年4月，中辦、國辦聯合下發了《關於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明確地提出：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要增強基層政權能力建設，網格化管理與信息化的結合則是核心手段。“網”的要義是覆蓋性，即要把政權的觸角深入到每一寸土地。這是新時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不在網格之中”。

替代“警察國家”：監控系統的政治邏輯

以“雪亮工程”和網格化管理為代表的隱性“監控國家”控制手段，體現了中國政府在社會治理上的一個重大路線選擇，將之與其他顯性“警察國家”的威權國家區分開來。

按照經典的政治學理論，威權政府因為缺少自由媒體、競爭性選舉等反饋渠道而在信息方面處於劣勢，無法準確判斷社會情緒和民眾支持度，易發生“脆斷”－－即社會表面看似平靜卻忽然爆發革命、政權毫無徵兆垮台的情況。這種情況已在近代威權國家的歷史上發生多次，2010年突尼斯突爆發“茉莉花革命”，就是“脆斷”的例子。

為壓制因不滿產生的集體行動，威權統治者需要維持強大的暴力機關，並默許他們超越法律的特權。但強大的暴力機關有巨大的副作用，常會反過來威脅當權者的政治安全。美國政治學者格雷滕斯(Sheena Greitens)提出“獨裁者悖論”：“獨裁者可以選擇優先扼制社會抗議，也可以重點預防政變，但很難同時高效做到二者。”

中共對這樣的統治困境似乎有充分的認識，一方面盡其所能搜集社會信息，一方面對警權的過分發展有着充分的警惕，兩方面趨勢在最近十年愈加明顯，這是“雪亮工程”和網格化管理等監控系統得以大規模發展的根本性政治邏輯。

自1980年代起，中國開始發展市場經濟，人口流動頻繁，原有的毛澤東時代的“戶口”﹑“單位”等物理性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已不能延續。80年代中期至今，人口由十億增長到十四億，但刑事案件卻由每年50萬起增加到了到2020年的470萬起，即人均案發率增長了近六倍。在2012年峰值之前，更是逐年上升。作為對比的是破案率從八十年代的超過70%，下降至如今不到40%，這“一升一降”或許最直接體現了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面臨的治安和維穩壓力。

相比於實際的壓力，中國始終有意在限制警權的過度發展。近二十年中國的公共安全支出，佔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例始終穩定在5%~6%的區間，僅在奧運會前的2007年達到峰值7%。儘管絕對數值一直在增長，但考慮到中國政府財力的發展，並未不成比例地擴大。

在限制暴力機關的人員規模、政治權力方面，中央與地方之間，政法與黨內其他系統之間，曾進行過多次重要的博弈與平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樊鵬的研究顯示，中央曾有意限制地方發展警力的需要。治安問題最突出的九十年代初，廣東等財力充裕、治安需求又大的省份以“地方自定編製”的名義自主增加警力，短短几年內“地方編製警察”就佔了超過一半的總警力。90年代末，隨着公安系統從“放權”到“集權”，公安部一次性將30萬地方編製統一轉成國家編製，不再允許地方自定編製。而即使在警力經歷了一輪地方適應性增長的1996年，中國警察隊伍擴大至87萬人（不含軍隊系統的60萬武警），平均每萬人口警察7.4人，仍遠小於美國學者沃克（Samuel Walker）提出的每萬人口25名警察才可基本維持社會穩定的經驗法則，更小於同期每萬人口35名警察的世界平均水平。

政治上的周期性變化出現在最近二十年。新世紀“政法沙皇”周永康在位期間，政法系統曾放任發展了一個時期，而在近十年遭到黨內的打擊與平衡。2013年，已退休的周永康被中紀委立案審查後被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是唯一一位改革開放以後被公開處理的政治局常委。2010年以來，中組部下發文件要求各地政法委書記不再兼任公安廳（局）長；公、檢、法三家之中公安一家獨大的情況被一定程度限制。2015年，武警被從公安系統中剝離，直接由中央軍委指揮，也顯示出對原有系統的不信任。2020年7月，中央政法委召開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試點工作動員會，展開了三十年內最嚴厲的對政法系統內部的整頓。一系列舉措體現出對政法部門長期、系統性、戰略性的壓制與平衡。

種種明確的動作都可以看出中國有意避免走向“警察國家”。“刀把子”一旦掌控不好，這些維穩工具反而會最直接地危害政治安全。中紀委對近期落馬的公安部原副部長孫立軍、傅政華等人的通報，極罕見地直白地指出他們的核心問題不在貪污腐敗，而在政治上的不可靠。

中共對公安系統強調回到“群眾路線”的社會管制策略。近期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的政策文件，紛紛重提新時代“楓橋經驗”——1960年代浙江楓橋總結出的依靠群眾化解矛盾、矛盾不上交的工作方式，因受到毛澤東重視而被推廣。依靠和利用所謂“群眾”，是中共治理的一個根本思路。

最近十年，科技的發展使大規模數字監控成為可能。人臉識別監控攝像、政務雲等科技層面的進步，配合以中共歷史悠久的“群眾路線”治理技術，使得中國建築起細密而龐大的社會監控系統。“天上有雲、中間有網、地上有格”——這是官方頗為驕傲的宣傳語，這套系統提前識別所有可能的安全隱患並將其扼殺於搖籃之中，而大大減輕對暴力機關的依賴，成為中共繞開“獨裁者悖論”的一條新路。

傳統的政治學理論在新時代遭受着挑戰。數字時代，人們幾乎一切行為都留下數字痕迹，威權政府對本國的數字空間有着巨大的權力而不受制約，無論是強制搜集信息，還是要求私營科技公司進行配合，相比民主政府都有着巨大的“優勢”。會不會在數字時代，民主政體才是處於信息劣勢的那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