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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志强:我和这老爷子,没啥可说的 ——悼张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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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志强:我和这老爷子,没啥可说的 ——悼张思之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注:本文由浦志强于2016年撰写。张思之先生去世后,公众号“阿斗上墙”以删节版的形式转载了本文,并隐去了作者姓名。目前文章已404。Matters账号“一枚”发表全文。】

“在我人生谷底,他送来的是一份踏实,给我的是一个依靠。”

zhang3(2020年10月25日,作者与张思之老先生)

2016年1月3日傍晚,霾里的夕阳惨白而黯淡,地面上能见度还剩下大约百十米,伸出手来看着自己的十指,根根还算清晰。

进入12月份以来,有风的日子很少,雾霾之下无完卵,铁窗内外都一样的暗无天日了。嗓子眼儿老是痒痒,咳又咳不出个名堂。糟糕的空气不再无色无味,重度污染让人的肺能吐故,但几乎纳不到新了。我长吸一口气,拨通了一个号码,随即驻足恭候。

铃响过了十几秒,还是原来那条彩铃,跟着传来“喂诶”的一声,腔调依旧圆润,只是分贝低了,有些飘飘柔柔的。

我平静住心情,控制好了情绪,让语气跟从前一样了,才开开心心德问道:“老爷子,您好吧?我是志强啊!您听出来了没有啊?”

他说:“你好!我听出来了!”

我赞了他:“真好!真好!听出来了就好!告诉您,昨天晚上,我从老家回来了。一会儿等我吃完了晚饭,大概也就七点半左右吧,到家里来看看您,可以吗?晚饭后,您还有别的安排吗?”

他缓缓地答道:“可以!你来吧!我没有别的安排了,你这就来吧!”

听得出来,他似乎在沉吟,我是担心话说多了,别把他又累着了。

老爷子中风一年多,语言功能受到了影响,至今仍在康复之中。烈士暮年老骥伏枥,如今的他啥也干不了,哪儿都去不成了,再没有那么多的酒席等着他莅临,也少了些后生盼望他加持,他终于用不着像以往那么忙了。转眼间,我被缓刑后“出来”都十天了,判决昨天已经生效,第一天的社区矫正这就过去了。我相信他一定急着见我,正如我急着想见他。事实上,“出来”后尽早拜望张思之、江平两先生,是我在“出来”前的几个月里,早就想好了的。

跟思之先生通话时,我就站在江平先生家的楼下,吞吐着自由但极污浊的空气。我们两家住得近,知道老先生事多,就先问好他的时间,下午过来拜访了老校长。跟江先生聊了个把钟头,让他看到我的状态的确不错,请他对我“出来”后的温饱放下了心,澄清了几个他和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其中包括央视在新闻通稿中称我“积极认罪悔罪”的问题。

告辞出来,我赶紧约老爷子的时间,希望当晚就赶过去,又不想干扰他的晚饭。自从高广清来看守所会见时,告诉我老爷子中风住院了,不能再做我这个案子了,一年多以来我一直忐忑、惶恐和自责:出了事就光想着依靠老爷子,咋就没想想他88岁的人,身板儿再结实,就一定承受得住这么大的压力吗!我怎么能这样呢?

请思之先生作辩护律师,是2014年5月5日凌晨3点多,事到临头才敲定的。看起来手忙脚乱,缘于“事情”不期而至,和我对“出事”的毫无准备。到如今,我“出来”都十个月了,仍然觉得抓我是一场误会,我没搞懂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临时确定请老爷子,却不是临时抱佛脚。习惯了狼可能会来,我当然也盘算过谁最适合我。每回想到的律师,真的还就是老爷子,真的没有别人。我没跟他说起过,他也不曾点破,但相信在我们两人之间,是有这份默契的。

以前常听师友们海吹,偶尔也被人托付,客串救命稻草。我向来觉得,文人看多了好莱坞的电影,一是灵魂能逃离祖国,往往就错把中国律师,也当成丹书铁券免死牌,有事找我的律师说去,那得有多酷啊;二是容易杯弓蛇影,莫名其妙就压力山大,常常把山雨欲来,当成了黑云压城,八字还没一撇儿呢,就要先订个律师预备着。曾有朋友把授权书和身份证明交给我“惠存”,还说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说门铃儿响了警察来了再想找你,那可就晚了就全完了。但是老实说,这些沦为文物的纸头,早不知搁哪儿了。十多年过去了,好在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这些弟兄们都还好好儿的呢,反倒是我这个律师先翻了车——我这根救命的稻草,可不想压垮好友们的骆驼。我相信在这“天降大任”的时刻,梦中“斯人”作梦都想不到,他自己睡着睡着一桩大“活儿”就飞来了,而且飞来的是横祸,是他的和我的横祸。

我们都想不到,我会成为老爷子为之辩护的最后一位当事人,想不到为我辩护竟然会是他的“收山之作”,而且还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思之先生是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命运如此安排他的老战士,让人心酸心痛,也令人倍感欣慰:谁能像他这般无奈和沧桑?谁又有他这般悲壮和荣耀!我们两个人的归宿,注定是天注定。

平心而论,事情过后的第一个十年,我作过出事的准备,但是没想过要安排律师。我以为我要么就不出事,出了事就很难办,律师会一筹莫展,所以我尽量避免出事。1999年起,我觉得就“不会有事”了;到了2009年,感觉就应该“没事”了。这是因为,二十年过去了,我已经走出了阴影,正在追逐着光明,蜕变成了和谐与法治的建设者。

我理解和崇敬刘无敌,正义在不在当下,能不能等得到,我的理想境界,都是“我没有敌人”。受胡平先生影响,我坚信言论自由能推动平稳转型,祈盼顺利穿过历史三峡。我叹服陈子明先生,《谁是历史的罪人?》颠覆了我对“五四”、“一二•九”和“四五”运动的认识,不再迷信学生运动推动社会前进的庸俗史观。我敬重张祖桦先生,将其视为最最可靠的兄长。二十年来,我渐渐告别了革命思维,理解到了妥协更具有建设性,妥协比革命更艰难,也更需要勇气、胆识和胸襟。我反感为实现目标不择手段的政治家气概,越来越不齿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英雄史观。我自己缺乏“搞事”的狼子野心,也没有“成事”的雄才大略,就正好低头向下修桥补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选择案件,集中于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我的办案风格,努力做到对抗但是不对立,补台但是不拆台。我的说话做事,有时的确与现实有冲突,但是都避免直接的冲撞。我自己不结社,但是不反对他人结社,因为非落实自由结社权,便不足以制约权力;我本人不再参予街头政治,但不否定街头政治的必要性,我认为捍卫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是朝野良性互动的保障;我不接受资助,不论钱来自何方。对公共事务直抒己见,则是在行使自身的宪法权利。

风声雨声家事国事,声声入耳事事关心,是因为一介书生无所谓空谈误国,盖因知识分子的空谈其实就是实干。五十而知天命,我终于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了——殊不知,不知道自己吃得下几碗干饭,恰恰就是我致命的“过失”,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轻信能够避免的过失。“出事”说明我没能注意到,现实政治的运行逻辑,近年来发生了变化。

相比之下,反倒是思之先生,老在为我捏着把汗。他要我钻研业务少说多做,提醒我注意脚下,千万别失了前蹄。

2013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我出差回京后去看望他,他拿出法律出版社新版的《我的辩词与梦想》,题好了签在送我之前,还特地挑出一件十几年前辩护失败的案例——委托人被判了个无期徒刑。等我读完辩词,他才说跟人打交道要小心,瓜田李下的需要避嫌,穿鞋戴帽都得留神,掉进坑里就百口莫辩了。他说老大哥整天看着我呢,说我就在“我党”的股掌之上,我的一切都在“我党”掌握之中,所以绝不能存丝毫侥幸。他说我觉得自己没问题了,恰恰就是我最大的问题。可惜当时我脑袋正晕,这番话是听到了,但没能重视起来。

我觉得改革开放都三十多年了,社会已经多元化了,民智也早就开启了,就算还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权力这东西总不能再把思想给塞进牢笼吧?和谐社会不应当万马齐喑,法治国家又怎能道路以目呢?周厉王止谤,千方百计安插眼线,防民之口果然甚于防川,结果又怎样呢?无论谁想开倒车,恐怕他都长久不了。文化革命在重庆没有复辟成,就是因为它不得人心嘛。为让老爷子放心,我介绍了我的情况,我说我真的没有好奇心,从不捏造事实;我所知道的和讲出来的,是网上街上人尽皆知的;我关心的和抨击的,都是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挑毛病是为了改掉它,我真的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好。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果然让老爷子说中了,我这枚不明真相的群众,很快就走到了自己善良愿望的反面。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呐喊声中,没等那碗方便面泡好,也没容我吃上弟兄们排着队要请的“海底捞”,霹雳一声春雷响,我还就真的出事了。

2014年5月4日夜里12点,在家门口的咖啡厅里等了两个小时之后,我跟匆匆赶来的国保总队两位警官谈了三个钟头。这两位公差以前跟我打过交道,他们都知道每年还个愿,是我25年来的一桩私事。我从不过分,也不强求什么。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相信在挖掘真相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和解。我是想让敏感的东西脱敏,让过去离开现实,让往事走进历史。起初我以为,这次聊天跟以前无数次的“警民共建”一样,聊完了该干嘛还干嘛。但是这次话题虽然集中,只说5月3号郝家“研讨会”的事,他们的注意力却不集中,笔录好像都没让我签字。聊到凌晨三点了,能说的话都说过了,还是没有要结束的迹象,我就觉得有些异样了。我意识到此时,应当有不少场“茶叙”正进行着,他们都在听候指令。

过了一小会儿,他们把文件夹收起,公事公办地说,鉴于我拒不讲清参加“研讨会”的都有谁(参会的好些人我的确不认识),现在决定对我依法传唤,要我到樊家村派出所接受“询问”。我记得我好像笑了,说都聊这么久了,还要再接着聊吗?我问有没有传唤手续,但是在无法当场出示的情况下,我没有过多的坚持。我知道什么手续都能补上,除非他们认为不需要补了。我说我要回趟家,需要跟太太说一声,然后就下楼跟他们走。他们同意了。

在回家的这几步路上,我已经失去了自由。我想到25年过去了,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还能开着自己的车,但副驾驶的位置上有人了;他们没有坚持跟我进家,但是守在了我的家门口。我把车开进地库停好,把杂物收拾好了拎上,锁好车回到地面,进公寓上电梯,下电梯掏钥匙开门,抱起呼啸着冲到门口迎接我的爱犬毛毛,径直走进卧室。

太太还没睡踏实,我心中满是惭愧和歉意,告诉她我还要去派出所,警察就在门外等着呢。她很意外,以往我去“喝茶”,喝完后回家就不再走了,没出过这种情况。我说这回是正式传唤,24小时后可能刑事拘留,那样的话就要离开家一段时间了。我宽慰她,说如果只问5月3号的事,兴许就个把月,6月5号过后就能回来了。

我嘴里一边说着事,手里一边把钱包、身份证、车钥匙、驾驶证、行驶证、银行卡和律师证,一件件交给她;她接过来收好,帮我安顿好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我从钱包里拿出了1700元,她问要不要多带点,我说兴许一半天儿就回呢,就算真住进去一个月,这些钱应该也够用了。

灯光映照下,太太的脸色苍白,我想她要独自面对变故,这是她一点都不熟悉的领域;我想到儿子的大学刚念了一个月,他就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了,想起四十多年前我的养父被公社批斗和管制,现在轮到我的儿子来体验我当年的那份煎熬了,我希望这次的挫折别给他留下什么阴影,最好还能有助于他的成长;我想起年迈的母亲和岳父母,他们年纪大了,还着得起这份儿急吗?想着外甥女屈振红,只能独自支应客户事务了,内外交困真是够她忙活的。我想到同事们多年来对我忍让和关照,心里说这回真的是太对不起了。这种种无法预知的未来,亲友一起面对都力有未逮,我却把麻烦甩给大家,一个人闪了。

感觉心脏骤然抽紧,一丝缝儿都没了,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全身的气都在往上飘。肌肉开始僵硬,关节也发木了,我就像一个不会水的落水者,本能地抻直了腰腿,老想伸脚去踩住湖底,只要做不到脚踏实地,注定就要遭遇灭顶之灾。我知道我的无力感,是那种攥不住自己了的失重感。我问自己,什么叫事非经过不知难?我告诉自己,这就叫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做了十多年律师,有过那么多的经历,平常给别人支招也头头是道,偶而还能料敌如神。我听过高人们云山雾罩,他们说遇上事了如何应对,就能逢凶化吉锁定风险。现在风险砸到我自己头上了,我才知道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纸上谈兵是不可太过当真的,没吃过猪肉光见过猪跑,可是真的不一定好使。眼下车到山前了,前边有没有路,我都得往前走。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但是过犹不及,我不知道怎么办才恰到好处。

这时候我才发现,没有谁有“试错”的本钱。这可怎么办?我想我只能做能做的事,只能靠自己现场开方子抓药了!我定住神让心胸舒展,下决心不管遇什么情况,都实事求是。因为唯有实事求,才最省心和最省力。我先把自己置之于死地,后边有没有路就交给佛菩萨吧,这样最是稳妥。一切由他去。

事情出了,就要尽快定律师。我认为我的事可大可小,如果小了,请谁辩护都无所谓;万一大了,请谁辩护就更无所谓。真要到了那个时候,谁辩护都不是星星点灯,都不能照亮我的家门,都可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的律师当然要有水准,但前提是他必须有肩膀,他必须是可靠的和靠得住的,他不可以遇到点压力就被压瘪了,或者干脆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也了——我让关在栏杆的里头,不再有精力嘀咕自己的律师他是不是硬硬的还在。

简单考虑过后,我告诉太太,那就还是请张思之先生吧,但是老人家年事已高,最近眼睛又不大好,而且他不熟悉网络,所以还要请别的律师参与,索性就先听老头子安排吧。我跟太太解释,眼下只是侦查阶段,律师是看不到案卷的,案子本身没太多的具体事能做,主要是去会见我和沟通情况。我想无论谁用人,他都会先考虑身边的和熟悉的,为的就是沟通方便。我相信真到了需要决策时,老爷子是会跟我商量的。

我接着问太太,同时也是在问自己,要不要请斯伟江也参与呢?我这位兄弟斯文典雅,坚强坚定,他是最了解我的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长处他几乎都有,我的毛病他几乎都没有。我有事他能不避凶险,他出事我会赴汤蹈火。对此,两个人心里都有数。太太想了想,说既然刚刚开始,未必能走多远,就先别麻烦斯律师了吧。她说,斯律师本来自身难保,咱要是请了他,把这火烧到他身上,会给他带来危险的。

她这话有道理,好多敏感案子,如咸宁出租汽车罢运案,诉重庆劳教委系列行政诉讼案,妄议“双规”的於其一、贾久翔、钱国良等非正常死亡案,正在办的江西新余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非法集会案,我们都是一起参与的。更要命的,是他文采越发斐然,运气好到通天了——三札秘笈《中南海来信》,一般人哪里能得到呢?

想到这一层,我的主意就定了:不能给朋友添麻烦,不能让任何人为我涉险。于是,我就再不考虑斯伟江、周泽和迟夙生了。

在长达一年半的羁押期间内,无论早期的思之先生和屈振红,还是陆续介入辩护事务的李瑾、高广清、莫少平、尚宝军,他们都及时转达外界师友的建议,询问律师人选是否需要调整,若换成某些擅长与顶层沟通的同行,能不能有助于帮我争取好点的结果。案件起诉到法院后,莫、尚还征求我对辩护方案的意见,他们当然也会坚持自己的专业认知。我不曾想过要把谁换成谁,对各阶段的律师我都满意和感激。我请尚律师转告过家人和师友,让他告诉外界我认为莫尚组合是当前最适合本案的辩护团队,我不会对结果患得患失,律师据理力争做到了有理有据即可。

2015年12月14日,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我衷心感谢了莫少平尚宝军律师的出色工作,我感激他们让我作为被告人得到了充分的和有力的辩护,而且让我有幸看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辩护。

计议已定,我给正在出差的外甥女打电话,提醒振红要尽快跟客户通气致歉,要把我在办的案件一件一件协调好,要尊重委托人的决定,别耽误了人家的公事。按她的建议,我找出几张A4纸,签上名交给太太,让她跟振红商量,根据思之先生的安排签好委托手续。随后,我提着小小的行囊下了楼,坐上政府的黑色现代轿车,来到樊家村派出所。

此后,在传唤、拘留、逮捕,举凡侦查阶段各环节的程序开始之际,侦查人员都告知我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他们说我有请律师辩护的权利,还问我听清楚了没有,问我有没有请到律师,说如果有了人选可以帮我转达,如需帮助可申请法律援助。每次我都逐一回答,说我知道有请律师辩护的权利,听清楚了您告知的事项,不需要申请法律援助,我已请好了律师,太太帮我请下了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的张思之律师,我想尽快见到律师,麻烦你们转告他,请他老人家在他方便时来见我。每回能气定神闲,要感谢有老爷子在。

从5月上旬出事时起,到9月25日中风病倒,思之先生为我“服务”了四个半月。

在我五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有过坎坷和挫折,也有过常人难得的际遇。我明白“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不足为勇,知道自己距离“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大勇”境界,还相去甚远。

最初的两个半月里,有时一天有效睡眠不足四五个小时,疲惫的日子望不到尽头,我当然有过失落和沮丧。但就在这个依法注定了无所作为的“垃圾时段”里,思之先生让我看到一位坦然、凛然、率性、幽默的漂亮长者。在我人生谷底,他送来的是一份踏实,给我的是一个依靠。知道他未必能与时俱进,可能会相对保守,数十年历史教训和无数的败诉经历,让他深知权比法大,这让他在判断形势时可能失之严重。但是我知道,他不会急躁,他不会出事,我敢相信再大的压力,再紧的风声,都不能让他知难而退。他是一位老战士,他不会玩儿先声夺人赚足了眼球,遇到压力再“退出辩护”的把戏,他不可能把我甩在看守所里。

就在这方寸之间,他的坦荡消除了我的忐忑,让我不至于乱了方寸。应当说,老爷子这味药,能收此疗效,根子就在于我对他的信赖和倚仗。我鼓励自己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乐观达观,放下得失平静面对,调试心理多方减压,保持住身体和精神别垮掉。

记得那个阶段,管教“提”我去见律师,路上偶而会说起,说老浦您那位老先生真棒,又客气又有风度,那么大的年纪,这么热的天儿,你看人老爷子又看你来了!能请到祖师爷帮你打官司,你面子真不小哇!我说那当然!88岁老头子,谁比得上他?他不是土八路,人家当过国军,正规的远征军,坐着飞机出国打日本!至于没跟鬼子交上手,你得怪长官没给安排好,你该去问史迪威将军。

作为“5•03专案”的“从犯”,我享受了不低于“主犯”水准的关照:民警“提”我出监室,无论去“提讯”还是会见律师,我都要戴黑头套——按规定,有“同案嫌犯”的都要戴头套。但实际上我没有那么有名,我住过三个监室,进进出出几十号人,没人知道我是谁。

我跟律师会见是在家属接见区,这半边区域如果我在用,别人就不会同时用了。我不像其他“难友”,可以挨着栏杆,与律师执手相看泪眼——我得隔玻璃窗,在摄像机前,在民警身前,手持听筒跟律师沟通。话机时有故障,听筒常没声音,挂机喊着聊,管教会从通道尽头跑来,提醒我摘机说话。好在,我与杀人伤害贩毒走私之类有情节有手段有后果的犯罪迥异,说得出来的“案情”和“作案”手法有限,某些微博的被害人是谁都无法确定。所以沟通情况和互报平安,是律师见我的主要内容。常常是我问老爷子外边出什么事了,老爷子问我又关心我哪些事了,还边听边作记录。我现在知道,会见时我俩都打了埋伏,都不希望对方有过多无谓的担忧。

印象中,老爷子带振红来见过我一次,跟李瑾来过两三次,跟广清来过两三次,两次间隔二十天到一个月,每次聊四十分钟上下。分手前,他会把下次的时间说个大概,出差到欧洲或香港,也告诉我行程。每次走进会见室,我摘下头套,弯腰向他鞠躬,他谢过“提”我的警察,向后转再把身子站正,谢“提”他来的警察,最后才对我鞠躬。高广清站在一边儿,眼里饱含泪水,待老爷子跟我礼毕,才上前表达手足情谊。我们手贴玻璃窗,四目相对,掌心也相对,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没啥说的,没啥可说的。

老爷子对我的要求,是实事求是配合调查,是休息治病将养身体,是好好读书不要放弃。他说我太太好着呢,儿子好着呢,说太太让我不要劳神家,说她上下班有朋友请司机接送,说朋友们都关心我;说太太和我的兄弟李正、孙国栋、王俊秀、高广清,加上他本人,作为亲友团常常见面。说你小子好赖不说,三教九流各条战线朋友真不少,大家都在建言献策各抒己见。

当时的我五迷三道,不会想到亲友忧心如焚,都承受莫大压力,都在备受煎熬。我说天儿越来越热,您多休息,别累着,少喝酒;说一大早排队辛苦,下午排队耽误午觉,我这事儿一两天完不了,您这块好钢不能全使在刀背儿上。我劝他不用老亲自来,广清来也一样,“反正他不比您差多少’’。他说那是当然,但能来尽量来,他说直观交流对他对我,都很重要。他说他沾我光了,别人会见要排队,会见别人要排队,会见我不用排队,约好了就能来。他问我是不是太忙了,怎么老约不上我呢。我说我是很忙,每天审讯十几个小时,大半夜的回监室还得值班,腰酸腿肿前列腺不通畅。我说看守所管我生活,管不了办案机关抓革命促生产,每天多发两根胡萝卜加200毫升三元奶,所里很慈悲了。我说县官不如现管,看守所归公安局管,得配合办案机关,得帮忙背黑锅,挡挡驾在情理之中。他让我对他放心:“就我这身体,你还不知道吗?”

他和广清问我,能否请莫少平相机接手,冷不丁说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的”,律师人选不能不先作准备。我拦住话头没敢让他说下去,说老莫肯接手太好了,他是当下的不二人选。

我请他们转告我太太,说胰岛素降糖药降脂药阿司匹林前列康通通到位了,说医生护士每天给我量血压测心率,监管总队穿白衬衣的领导几次来“提”我,就为当面了解我身体情况,说看守所送我到民航总医院和友谊医院作了B超、CT和冠脉造影,还请神内、肾脏和泌尿科专家给我会诊了,结论可能是总体尚可。高强度审讯在999急救中心监测下进行,我相信我身体不会有意外。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没事,他身体却出了事。终于,高广清在一次会见时,告诉我老爷子病了,中风住进医院了。我恍如五雷轰顶,满怀惭愧和内疚,无以名状的自责。我知道,硬朗了八十多年的思之先生,是为了救我才被病魔击倒的,他是被鞍马劳顿和心力交瘁生生击倒的。

随后每次律师会见,我都惴惴不安,祈盼老爷子安好。不论广清来,还是换成莫律师尚律师来,寒暄过后说事前,他们都要介绍家里情况,问问里边情况,问我身体怎样,问案子有没有进展。他们每次都说,太太挺好,儿子学业挺好,岳父母和老母亲壮实。每次都说,老爷子恢复不错,脑子没受大影响,只是口齿跟不上,半个身子反应慢点,但能站起来能走动,送客送到电梯口,还给客直鞠躬呢。

透过花瓜似的玻璃窗,手拿听筒察言观色,我要确定这些话几分真假——我作过辩护律师,若非涉及原则,报喜不报忧是惯例——外边闹心事传多了,解决不了问题,还让里边人干着急,不如你好我好大家好。但直觉上,我确信他们讲得是实话:太太有信仰,儿子很独立,应该能面对厄运,虽然比以前艰辛很多;思之先生有长寿基因,他老母亲安享百岁高寿。我相信基因这东西邪门,关键时刻就挺身而出,撑住他不让他躺倒。所以我放心了,老爷子尚无大碍。

平时在监室里闲来无事,我想办法给我俩开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凡事一分为二。对我来说,出事是天大的坏事,但假如事情一定要出,命中该有此一劫,那就早出为好。遇到一个不幸,就能避免更大的不幸。而且,我办案子我辛苦,现在我成了案子,是国家办我,是律师办我的案子,不用我操太多心。闭关读书读经,不再妄想干啥,对身心有好处。对老爷子呢,病倒了不好,生活质量受影响,但也有好的一面。能喘口气,能歇一歇,从抗战开始就忙,忙活七十多年,凭啥老给你们忙?我这案子旷日持久,后边案子纷至沓来,晚辈们翻了车找上门来,如我和滕彪、冉云飞之流,他不能拒之门外,上手就要鞠躬尽瘁。若不是我先把他累病,其他人说不定把他累得更重呢。再说,时势比人强,治国理政肉食者谋之,他干啥说啥都是间焉,都疑似妄议,都显得多余,那就不如不说不做,看世道人心能到哪步田地。老爷子的任务是先调理好,省体力省脑子加小心,活个百十岁开外,要看“四个全面”落地,看中国梦梦圆,看魑魅魍魉显形。

我很自私地想,幸好这一劫度过去了,已经必有后福了,他要安度晚年了。我跟自己咬牙,勒令老爷子不能有闪失,不敢有三长两短。他必须给我壮壮实实,必须给大家健健康康。我要他等我个十年八年,等我刑满“出来”好去看他,他得等我把话说完。我要告诉他,世道变了,人心不会变,时代不会一成不变,历史长河浩浩荡荡,历经九曲十八弯,还是会东流归大海的。我想跟他说,沧海横流,是瞬间不是永恒,它终将走进历史,终将化作尘埃。我出事,说明他略高一筹,算他先赢一局,大家不妨骑驴看账本。既然都没事可做了,那就坐下来看,咱要看谁看得准。

我始终认为,我出事说明我错看了现实,不等于我看错了历史。我信仰法律,也以法律为信仰。正像高广清会见时勉励我的那样,我相信法治,相信进步,相信未来。面对九十岁的老爷子,我知道法治、进步和未来,就是他年轻时的梦想。他的梦想是靠他努力,但也靠我们接力来实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张思之不会为一辈子的蹉跎挫折,就怀疑初心,就放弃前行。老人家是九十岁了,他知道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作为世纪老人,他会把九十岁的人生,当成五十岁来过!“九零后”比“八零后”,会更朝气蓬勃,会更天天向上。

屈指算来,他的五十岁,正好是1977年。当其时也,毛泽东刚过世,四人帮刚粉碎,文革刚结束,高考刚恢复。1977年,是开放的前夜,是“两个凡是”困兽犹斗的节骨眼。春江水暖鸭先知,50岁的张思之,应该意识到春天来了。从那时起,他全程参与中国法治的草创,全程见证中国法治的峰回路转。直到2014年5月,他出手落子,下了我这“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通往法治的路,果然荆棘密布。

2016年1月3日,晚上7点30分,我敲开了他的家门。

他端坐藤椅上,我跨步上前,蹲下来。四目相对,掌心也相对,没隔玻璃窗,终于能执手相看泪眼了。

我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么硬朗。

他说不客气,这是他应该做的。

我和这老爷子,还是没啥说的,没啥可说的。

(浦志强,2016年10月20日。 原标题:《行百里者半九十 ——祝贺张思之先生九十寿辰》,收入《一草一木皆春秋——张思之先生九秩华诞庆贺文集》。)

zhang5

作者与张思之老先生,摄于老先生家中,2021年6月7日

附:张思之先生生平

1927年11月12日(农历十月初九),生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医世家。2022年6月24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

5岁入郑县县立第一完全小学。因日寇轰炸郑州,11岁时举家经陕州逃亡至四川绵阳,先后就读于国立六中(初中)、国立十八中(高中)。

1943年(16岁),参加“中国学生志愿远征军”,奔赴印缅战区。复员后,就读于西安教会学校尊德中学和圣路中学,1947年考入北平朝阳大学,194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

1949年,参与接收北平法院,成为新政权第一批法官,历任北京市人民法院民庭、刑庭法官和研究室负责人,其间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专修科脱产学习一年(1950—1951年),以全优成绩毕业。1956 年加入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筹建北京第三法律顾问处并任主任,成为新政权第一代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十五年。1972—1979年在北京市垂杨柳二中任教。

1979年后复出,组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并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八年间,办杂志、编案例、组织培训,同时兼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律师专业教材主编及主讲教授。

1980年出任林彪江青“两案”辩护小组组长,先被指定为江青辩护律师,后成为李作鹏辩护律师。

1989年后,由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后并入中国政法大学)离休,加盟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专心从事律师业务。先后为多位异见人士辩护,声播海内外。

关注国难民瘼、冤假错案、社会热点,特别在重庆唱红打黑运动、冰点事件、高智晟律师所被撤销事件、聂树斌案、李庄案、邓玉娇案中,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先后于1983年、1988年创办《北京律师》《中国律师》 杂志并任总编,兼任《炎黄春秋》法律顾问和《律师文摘》学术顾问。

著有《什么是法律》(处女作,1955)《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我的辩词与梦想》《我们律师》等十余种著作。法语版《张思之的自白》2013年在法国出版,口述自传《行者思之》分别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15)出版发行。

2003年获“当代汉语贡献奖”,2008年获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颁发的佩特拉-凯利奖,2012年获公和基金会“公益人物奖”,2016年获法国总统颁发的法兰西军团指挥官勋章。

出身世家,少年早慧。
流亡学生,投笔从戎。
朝阳大学,地下党员。
接收法院,踌躇满志。
变身律师,筚路蓝缕。
历经运动,半生受屈。
打成右派,劳动改造。
教书育人,桃李满园。
两案复出,亮相世界。
律协八年,劳苦功高。
六四审查,专心务实。
维护人权,屡败屡战。

追求真理,酷爱自由。
矢志民主,崇尚法治。
不畏强权,体恤民瘼。
不默而生,仗义执言。
知行合一,律界良知。
平等博爱,礼贤下士。
志存高远,胸怀天下。
品德高洁,不慕荣利。
辩才高超,势如破竹。
文笔高妙,行之久远。

山高水长,千古流芳。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孙国栋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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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老先生千古!

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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