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這是一個悲觀的季節——事實上，是一個悲觀的時代。

悲觀有多種表現形式。進步派悲觀主義認為，這個國家正在走向頭戴“讓美國再次偉大”帽子的法西斯主義，或者是新版《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保守派悲觀主義認為，從小學到五角大樓，所有的機構都被覺醒革命佔據。黑人悲觀主義認為，黑人一直被系統性的、無法消除的種族主義排斥在外。白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悲觀主義認為，這個國家和他們幾代人熟知的價值觀正被自以為是、中飽私囊、對他們不屑一顧的精英們劫持。

還有中間派的悲觀主義：我們正在失去制度能力、文化規範和道德勇氣，這些都是在社會的幾乎各個層面達成務實妥協所必需的。零和競爭現在成了我們的默認設置。

各種悲觀主義可能會得出相互矛盾的結論，但它們都建立在不可否認的現實基礎上。2012年，美國大約有4.1萬人因吸毒過量死亡。去年，這一數字超過了10萬。2012年，每10萬人中有4.7人被謀殺。去年，該數字估計達到了約6.9人，增長了47%。十年前，你很少聽說劫車的事。現在這種事已經司空見慣。入店行竊也是。在疫情之前，美國的心理健康水平就已急劇下降，2007年至2019年期間，青少年重度抑鬱發作增加了60%。我們對封鎖和學校關閉所造成影響的了解表明，情況已經變得更糟。

經濟學也說明了類似的情況。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在2017年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評論文章中指出：“21世紀的美國在某種程度上設法為其財富所有者創造了明顯更多的財富，同時為工人提供的工作明顯減少。”正是由於失去了有意義的工作——勞動帶來的驕傲、目標和尊嚴也隨之蒸發，我們才看到中年美國白人的死亡率驚人地上升，通常是因為自殺或濫用藥物。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但你已經明白了。即使沒有日常的跡象讓你想到卡特時代的通貨膨脹，這感覺也已經很像另一個卡特式的萎靡時代，再加上一個不受歡迎的總統，他往往會激發更多的同情，而不是信心。

那麼，為什麼在談到美國時，我仍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因為當我們充滿韌性的時候，我們的敵人卻是脆弱易碎的。當我們設法靈活變通的時候，他們卻只能保持原狀，或是分崩離析。

本周，有兩件事有力地提醒了我們這一點。在莫斯科， 普京按慣例發表了5月9日的勝利日演講，在演講中，他懷念一個一定程度上經過虛構的過去，只為維持眼前完全是虛構的謊言，而這一切，都是為了繼續一場對他不利的戰爭。

普京遲鈍地發現，羞辱、顛覆和摧毀的力量，遠不及魅力、激勵和建設的力量——後者幾乎是自由國家與生俱來的。克林姆林宮或許還能以強勢手段取得某種可以稱之為勝利的東西。但它的回報將主要是它所製造的廢墟。烏克蘭的其他地區將找到繁榮發展的方法，理想的情況是成為北約和歐盟的一員。

與此同時，在上海，超過2500萬人仍處於嚴格封鎖下，這是一個現實世界中的反烏托邦，盤旋的無人機通過揚聲器警告居民“控制你靈魂中對自由的渴望”。現在還有人認為，中國對大流行的處理——它的騙局、平庸的疫苗、明顯失敗的“清零”政策，以及現在這種給最富裕的城市帶來飢餓和藥物短缺的殘酷封城——是世界其他國家的榜樣嗎？

儘管中國在過去45年取得了不可否認的進步，但它仍然是一個沉迷於培養誇大幻想的波將金式政權：關於國內和諧（藉助龐大的監控系統和監禁營）；關於技術創新（藉助前所未有的知識產權盜竊）；關於不可阻擋的經濟增長（藉助操縱統計數據）。這種幻想可能會為北京贏得地位。但它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對真相的系統性否認，甚至其政權本身也無法得知真相。

相信自己宣傳的統治者不可避免地會做出錯誤的判斷，其結果往往是災難性的。再看看普京，他真的相信自己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

這又把我帶回美國。就像獨裁統治宣傳自己的優勢卻隱藏自己的弱點一樣——無論是對人還是對己——民主國家的做法恰恰相反：我們沉迷於自己的弱點，甚至忘記自己強大的優勢。這是我們悲觀主義的根源。但矛盾的是，這也是我們最深刻的力量：拒絕把目光從我們的缺陷上移開，我們不僅承認它們，而且開始修復它們。

我們重新考慮。我們開始適應。在充滿彈性的靈活中，我們找到了新的成長方式。

我們在削弱右翼煽動者、駁斥左翼空想家、促進種族公正、扭轉犯罪浪潮、重振政治中心和重振美國理想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績。我們的問題可能很困難，但它們既不是無法解決的，也不是新的。

那些沒有我們的自由的人就不會這麼幸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