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2年高考中被當時尚在北京的中國科技大學錄取，進入該校近代力學系的。學制五年，如果期間沒有變故，應該在1967年夏天畢業。但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偏偏變故特別多，先是小變故：1964年末，學校將我和另外七名62、63級同學調離原來的系，進入外語教研室下屬的英語專修班學習英語，因為當時英語教師奇缺，學校受教育部指示要為自己培養英語教師。到1966年初，當局原準備讓我們八人中基礎較好的二人（62級而且中學就開始學英語的我和另一同學）在暑假畢業，秋天開學時就走上講台，充任英語教師。所以，如果不是後來的大變故，我有可能成為科技大學66屆的文科（英文）畢業生。這個大變故就是：那年6月初，離畢業不到兩個月，突然爆發了文革，學校從此停課，接著停止高考、停止招生，在校學生也停止畢業。到1968年6月，也就是學校因文革停課整兩年的時候，中央發出《關於大專院校67屆畢業生分配問題》的通知，啟動67屆畢業生的分配工作，通知規定67屆畢業生工齡從1968年7月算起。此時學校早已停課，當然不再需要教師，我們留校教英語的安排自然也一風吹去，我於是回到力學系參加分配。這就是我這個62年入學的五年制學生，原來有希望成為66屆畢業生，最後卻成了68屆畢業生的緣由。

◆ 無妄之災

所以，今年是我大學畢業離校五十周年。大學畢業一般都是值得慶賀的事，即使在國家危亡的抗戰年代，喜慶談不上，但至少同學們也要「弦歌在一堂」，然後辭別老師和同學，走上社會去「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然而，我們的畢業做不到這一點，當時學校分裂為「東方紅公社」和「延安公社」兩派，班裡的同學也隨著學校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派，不要說「弦歌在一堂」，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拍一張畢業合影都沒有人提議。

除了派性造成的分裂以外，沒有合影還有另一個的原因：同學離校的時間先後不一，雖然文件上說大家都是1968年7月開始算工齡。在我的記憶里，當分配方案下來，大家扳著指頭盤算其中哪個位子可能會分配給哪個同學時，發現有一個同學不見了，後來聽說他是參軍走了，直接由部隊來學校點名調人，沒有占學校的分配名額，他大概是我們中間離校最早的一位同學。其他同學中，離校早的大約在八、九月份，至於離校最晚的同學，可能要數C同學，他當時已經被送進勞教所有一段時間了。起因是他曾在一張印有馬恩列斯毛頭像（文革時很多傳單或印刷品都有這樣的頭像）的紙的反面寫了幾個「呸」字，如果對著光亮可以看到那幾個「呸」字位置跟正面的這些革命導師頭像似有重合，於是被革命群眾以「惡毒攻擊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罪名告發而關進公安局。這一類「惡攻罪」在文革中數不勝數，公安局更是見得多了，他們雖然心知大多是冤案，但是在當時形勢下不能拒絕，否則就是立場有問題，於是將他移送勞教部門關押。關了幾年之後，當C同學被放出來時，他發現「母校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留守處」，因為科大已經在1970年搬遷到了安徽，留守處讓他趕到合肥，這時原來的黨委書記劉達已經復職，將他分配到淮北市科技局。從時間上算，很可能已經是1973 年了。也就是說，我們力學系62級六十個同學從1968年到1973年，大約花了五年時間才算全部辭別母校，走上工作崗位。

除了C同學被送交公安局關押之外，我們力學系62級同學中還有二位被定為「不予畢業」而在學校受到「專政隊」的隔離審查。其中之一是L同學，關於他的問題，我和許多同學一樣，五十年來一直都在雲里霧裡，據說是因為受到他哥哥「外逃投敵」案的牽連，他的個人物品受到搜查，人們從他的書信文字中發現了他的「反動思想」。另外一位是Z同學，他被揪出來的一幕至今仍留在記憶里，在我的記憶中，我們的畢業分配就是以這一場景揭開序幕的。

據《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檔案館——大事記》網站記錄：「1968年8月9日，解放軍駐京部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200多人、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150人進駐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領導學校『斗、批、改』。8月20日，第二批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150人進駐學校。」我們62級的畢業分配工作領導權自然就操在他們手中，很多同學還記得具體負責我們班分配工作的解放軍軍人和工人師傅的名字。

回想起來，Z同學被揪出來這件事應當發生在八月份某一天。進駐我班的軍/工宣隊，把全班同學召集在一個教室里，宣傳隊的那位軍人舉手出示一張紙片說：這張紙上有一條反動言論，是誰寫的，請在座的同學傳閱識別筆跡。傳閱剛開始，Z就站起來走到了前面，輕聲承認是自己寫的。這一情景印象深刻難忘，至於其餘的事情——誰在會上發了言、如何把Z帶走、如何散會——已經完全記不起來了，畢竟那件事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

Z同學來自江蘇省農村，出身下中農，在中學裡當過校學生會主席，所以一進科大就被指定擔任我們一班的班長（當時我們60人被分成兩個班）。剛過去的三年里家鄉發生的嚴重饑饉狀況顯然給他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他多次在同學中講述饑荒在他的家鄉造成的浮腫病和死亡，也並不隱瞞對 「三面紅旗」正確性以至共產黨領導的懷疑，所以他的班長第二年就被改選掉了。他的這種「反動思想」不小心落在他無意識塗寫的一張紙條上，被同學撿到後上交，成了白紙黑字的證據。這件事發生在1966年初他從四清的農村返校休整期間，（四清的工作隊員為避免在春節期間打擾農民，都離開村子回城休整。）只有少數人知道，事後他跟同學又回到農村繼續充當工作隊員，可能沒有意識到已經種下禍根。學校當局大概還沒有決定如何處理，文化革命就爆發了，這個事也就拖下來了。

《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里這麼說：「在運動中，……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文革的兩年中，這件事逐漸在同學中流傳開來，他自己大概也知道闖了禍，這樣的結局，在大家心裡也早有預料。臨近畢業，「酌情處理」的時候到了。文革中什麼問題都愛無限上綱，這處理肯定不會輕。

假如沒有文革，Z同學的處理可能不會那麼嚴厲。畢竟，他的「反動思想」只是表現在日常的言談中，並未在什麼正式場合發表過，領導也早就知道。我還記得一位與他同鄉的高年級學長經常來宿舍找他談話，想必是系裡派來做他工作的，企圖扭轉他的思想，顯然沒有成功。但是劉達書記對學生中的思想問題的處理一向以教育為主，我們力學系60級的學生江建銘，曾私下上書中央，對當時的「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決策提出異議，他的上書轉到學校後，學校並未為難他，1965年讓他跟其他同學一樣畢業，倒是接收單位「階級鬥爭」的弦綳得緊，把他退回學校，劉達就讓他留在學校里，還讓馬列主義教研室的教師幫助他。直到文革開始，包庇「反動學生」江建銘就成了劉達的一大罪狀。

今天我們回顧當年的這一段歷史，學生中存在這樣那樣的所謂「反動思想」，其實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像Z同學對「三面紅旗」的異議，實際上是廣大農民對當時錯誤政策不滿的表達。我們現在知道，同樣的不滿和質疑，在中共的各級幹部中也十分普遍，我們入學的那年年初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許多與會的中、高級幹部都表達了這種情緒。應該說，來自農村的Z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比我等城裡的同學更「接地氣」。

L和Z同學1968年在學校里接受「專政」，他們後來還是被學校「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先後畢業離校：L同學被分配到甘肅，Z同學在1970年隨著學校下遷到安徽，被分配到淮北一所中學教書，後來調回了家鄉，在家鄉一所中學教師的任上退休。文革後，L同學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學的研究生，畢業後被分配到六機部某研究所工作。淮北科技局的C同學則調回北京，後來成為國務院信息化辦公室專家組的成員。這三位同學的人生經歷和日後對社會的服務和貢獻說明，文革中對他們的處理，於國於民是摧殘人才，於他們個人完全是一場無妄之災。

◆ 被「待分配」

除了這三位同學，到了十月份，大部分同學都已離校，但是還有七個不能立即畢業分配的同學留在學校里，被稱為「待分配」學生。每個「待分配」學生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文革前在「清理思想」的運動中暴露了自己的「反動思想」，需要進一步認識；有的是文革中散布江青在三十年代的傳聞，被同學揭發；有的是文革中到外地支持了錯誤的群眾組織，受到追究；有的是長期不參加運動，在整個文革期間當逍遙派； ……。本人不幸也在此七人之列。

本人之所以淪為待分配學生，是因為軍/工宣隊要求我對自己在文革期間所犯的錯誤作出檢查。我心裡明白，那是指以下兩項錯誤：第一項，在1966年10月份寫了一份題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學說萬歲」的大字報，到1968年被認為是一張受到「反動思潮」影響的「毒草大字報」。第二項，在1967年初，抗議本校掌權的造反派協同公安機關抓捕「炮打反中央文革」的反動組織「雄師」的頭頭。這兩項錯誤都是我們七個同班同學的集體行動，我們的集體有一個卑微的名字：「紅炮班」，以表示沒有野心，不屑同當時滿世界的「××造反兵團」、「××司令部」為伍。 紅炮班裡有三人在畢業的時候遭到了「酌情處理」：前面提到的C同學以及被「待分配」的倪詩茂和我。

我們的那篇「毒草大字報」，從標題的字面上看是很革命的，其中心內容就是根據文革最初幾個月中發生的現象——大批幹部被定為「走資派」而打倒——來闡述我們當時理解的毛澤東在新時期的階級鬥爭理論。大字報試圖告訴人們，解放後的十七年中階級關係發生了變動：以前地主、資本家是剝削階級，所以是革命的對象，現在壓迫和剝削人民的是「走資派」，「走資派」那麼普遍，其實就是幹部階層，他們在文革中成了革命對象。文章強調，文化大革命同以前推翻地主、資本家的革命不一樣，新時期里有新的階級關係和新的革命對象。大字報在校園裡貼出後，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大部分的反應是「熱烈歡呼」，許多本來不相識的同學都來找我們討論，有的認為解答了他們心中的許多疑問，也有的人替我們捏一把冷汗，認為我們的大字報里「階級關係新變動」的主張太離經叛道。當然也有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在我們的文章中被劃為革命對象的幹部階層子女，認為是「大毒草」和「右派言論」。

若干年後知道，我們的這種「理論」一點也不新鮮，早在195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的執政黨「南共聯盟」僅次於鐵托的第二號人物吉拉斯（或譯德熱拉斯）在他的《新階級》一書里，就指出：社會主義國家裡自稱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統治階層，實際上是一個有著自身利益的集團，是一個「新階級」。這本書1963年就被譯成中文了，不過是內部發行，我們作為學生當然完全不知道，所以自以為領會了毛澤東文革思想的精髓。用一句西方諺語來比喻，我們的大字報屬於「重新發明了吉拉斯的輪子」，而且是非常粗糙蹩腳的輪子，連利益集團、特權階級都沒有提，只提了「幹部階層」。這當然要歸結於我們這群青年學生，社會經驗為零，思想資源貧乏，頭腦簡單地認為：既然剛解放時劃成分根據一個人解放前三年的財產和社會地位來確定，那麼，到文革時，解放已經十七年，一個人的財產和社會地位發生了變動，自然應該根據新的階級地位來重新劃分革命動力和革命對象。

應該說，我們當時只是照搬書本上學到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皮毛，似是而非地解釋文革最初幾個月里「走資派」紛紛落馬的現象。當時北京的大、中學校里都流傳著類似的思潮，如1967年春，中學生激進派的「四三派宣言」中提到了「特權人物……像各個歷史時期一樣與廣大勞動人民構成了今天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文化革命就是這種主要的階級矛盾」的爆發。這股思潮發展到到1968年，湖南中學生楊曦光（即文革後的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在《中國向何處去》中說：「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和尖銳化就決定了社會需要一個較徹底的變動，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新思潮」顯然已經超出了批判「走資派」的範圍。發展下去，有可能把整個統治集團，不管是不是「走資派」，都歸入「新階級」中。於是中央文革下令把楊小凱抓捕入獄，把他的組織「湘江風雷」打成反動組織。我們的大字報也被歸入了這股「反動思潮」之中，我和倪詩茂是這篇大字報的主要作者，畢業的時候遭到清算自是在劫難逃。

我們的第二項「錯誤」發生在1967年的一月份：我校的一個組織「雄師戰鬥隊」因為在西單張貼大字報批評中央文革而被定為「反動組織」，其五名主要成員在校園內被本校掌權的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公社」配合公安部門抓捕，送公安局關押，在抓捕過程中遭到了許多學生的抗議和阻攔。這事正好發生在我們從外地串聯回到學校前一、兩天，回到學校時只見校園裡貼滿了支持中央文革、鎮壓反動組織「雄師」的大標語，也有大量抗議「東方紅公社」夥同公安部門抓捕本校同學的標語和大字報。

我們當時並不認識「雄師 」的成員，對於他們「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報也只是粗略看了一遍，雖然並不全部認同其中的觀點，但看不出他們是在「反對」和「炮打」中央文革，充其量只是有些不恰當的批評言論而已。基於此，我們就寫大字報參加到抗議抓人的行列中，於是被掌權的造反派扣上了跟「雄師」一樣的帽子：「反對中央文革」和「反黨反社會主義」。這些批判當然並不能說服我，因為我覺得我們的立場是符合 《十六條》的。

《十六條》里的第七條專門闡述了「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它說：「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 根據這一條，中央文革給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平反，主張群眾有權利向領導提意見甚至反對領導，不應受到懲罰。這些主張讓人覺得他們不同於劉鄧的路線，有一番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氣象，因而贏得了我們的真心擁護。

可是不到半年，同樣這個中央文革小組，對付給他們貼大字報提批評意見的人，就動用公安局採取抓捕的手段，其蠻不講理的程度比劉鄧路線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我們看來中央文革的做法違反了《十六條》。而在我們的眼裡，《十六條》作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指導文革的綱領，其權威是高於中央文革的。當年雖然沒有今天這樣的法律意識，但是，心中還存有起碼的道德倫理和公正意識，懂得「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律、規則的實施是不能因人而異的。我們原先對中央文革的擁護就是因為它推翻了工作組給學生群眾扣上的「反革命」帽子，現在它給學生群眾扣上了「反動組織」的帽子，那中央文革同工作組又有何異？如果《十六條》只能被用來對付工作組，而不能用來針對中央文革，這樣的《十六條》其公平正義何在？

我們的這兩項錯誤，都是在文革最初階段犯的。這段時間其實是我們最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的幾個月。正是出於這種信任，我們才會儘力去學習領會當時中央領導發出的指示，把我們對這些指示的理解公佈於眾，並冒著政治風險捍衛這些指示。正如「雄師」分子江明德同學所說的，當時是：「逢人敢說十分話，對黨全拋一片心」。然而，由此而導致的批鬥、抄家以及「待分配」，給了我結結實實的教訓，懂得了在政治運動中要多長一點心眼。

「待分配」是我人生歷程中遇到的第一個坎。當時23歲的我，眼看著同學們陸續離校，自己卻還要留在學校，在霜風和冷落中，守著日益空蕩的宿舍，在軍/工宣隊員軟硬兼施的壓力下，搜索枯腸寫檢查。瞻念前途，不知這樣的日子何日結束，心中不免感到絕望。為了儘早擺脫這樣的困境，我和倪詩茂兩個「難兄難弟」在私下裡都長了點心眼，總結出一條在軍/工宣隊面前的自我保護原則：「誠懇度要高，誠實度要低。」前者是說，在解放軍和工人師傅面前，要逆來順受，不能顯示任何抵觸。後者是說，有些真實的想法，絕對不能輕易暴露。我們在檢討書中順著軍/工宣隊員的教導，上綱上線把自己狠批一通，表示觸及靈魂、沉痛悔改的決心。這些檢討、鑒定在文革後都從檔案里取出銷毀了，否則今天拿出來看到自己的連篇假話一定會無地自容。

五十年後的今天，那些凄涼、絕望的心情已一去不返。而那些絕不敢向別人暴露的、一旦講出來會被軍/工宣隊訓斥為「夠槍斃幾次」的真實思想，隨著時代的進步，也已經失去了最後的敏感性，如階級的分化和固化、階層間的流動等話題，已經成了學界和網路上的尋常話題，而任何個人和組織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已經成為社會大多數人的共識。這些思想在我的腦海里盤旋了半個世紀，也隨著自己閱歷的增長，經歷無數次的反思、修正，演變至我今日政治傾向和世界觀中的組成部分，是我人生中的精神財富。

◆ 「深謀遠慮」的畢業鑒定

在我們待分配期間，中共中央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舉行了八屆十二中全會，會議的主要文件是《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作出了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和永久開除出中國共產黨的決定。會議公報發表的時候，正是我們的「待分配」進入關鍵階段：寫自我畢業鑒定。工/軍宣隊要求我們在自己的鑒定中對黨中央的決定表態。我們當然不能表示半點猶豫：擁護黨中央的決定，聲討「劉賊」的罪行。但是在鑒定中如何形諸文字，我和倪詩茂多長了一點心眼。我們內心裡都知道，做到黨和國家第二號領導人的劉少奇，怎麼可能會是一個「叛徒、內奸、工賊」呢？這樣的定案太荒唐了，肯定站不住腳，將來是一定會推翻的。但是我們無法預測翻案的時間，我們擔心，萬一翻案發生在幾十年以後，到那時，劉少奇成了蒙受冤屈的英雄人物，掌握權力的新一代革命小將從我們的檔案里取出這些自我鑒定，當年白紙黑字上的表態就將成為我們惡毒攻擊劉少奇同志的罪證，就像我們看到的紅衛兵從民國時期報刊和敵偽檔案里查出那些被捕的共產黨員在出獄時寫的自白書一樣。到時，我們面對那些對歷史無知的年輕人將會像眼下那些「叛徒」和「自首變節分子」一樣百口莫辯。

所以，我們約定，在寫自我鑒定時，既要讓工/軍宣隊滿意，表達對「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革命義憤，又要照顧到幾十年後，不致使自己陷入今天那些「自首變節分子」的困境。我們的伎倆是，盡量多正面表達對中央決定的擁護，在聲討劉少奇時避免點名，只寫「黨內頭號走資派」之類的當時報刊常用而幾十年後的人可能不知所指的提法，指望將來的革命小將在我們的「自白書」中看不懂我們聲討的是誰。

當然，後來的歷史沒有朝我們「深謀遠慮」的方向發展，劉少奇的平反發生在十二年後，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四年，我們那些檢討文字據說已經從檔案中取出銷毀，即使不加銷毀，我們的那點小伎倆也派不上用場。「城頭變幻大王旗」，歷史的翻轉發生得太快，經歷過這一段歷史的人大多還在世，都知道對於劉少奇的那些不實指控曾經得到過全國人民的一致擁護，全國人民都跟著黨中央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聲討，一樣的「違心」也一樣的無恥。

◆ 在愛情和功名之間

在本年級大部分同學畢業離校，宿舍越來越顯得空蕩的時候，工/軍宣隊把原來分住在各個宿舍里的同學合併到少數幾個宿舍，不記得什麼時候，我跟一位高年級的S同學搬到了同一個宿舍，他是我們系61級的畢業生。漸漸地，我跟他相互熟悉之後，就了解到他為什麼會直到1968年底還留在學校里。

事實上，S和他的61級同學在一年前就分配了。61級原定在1966年暑假就應該畢業的，但是由於文革的爆發，耽誤了一年時間，儘管如此，他們的分配方案是文革前就已經制定了的，雖然推遲了一年，大體上按原來的方案分配。S同學家庭出身是中農，家裡只有母親一人在浙江農村，社會關係非常清白簡單，所以他一年前被分配到了一個令人羨慕的單位，空軍某研究機構。

但是他到空軍後被退回了學校。原來S同學文革前在北京郊區擔任農村四清工作隊隊員的時候，認識了村裡的一位女青年並且談起了戀愛。四清工作隊員同當地青年談戀愛是違反紀律的，更要命的是，對方還是一位富農的女兒，那就不僅是紀律問題，而是階級立場問題了。工作隊的領導發覺後採取了一些措施來阻止他們關係的發展，比如將他調離原來的村子，但是並沒有使他們斷絕關係，只是使得這種關係轉入地下。畢業分配後，S同學向新的單位提出了結婚的申請，於是原來的地下戀情暴露，空軍方面勸阻不果就把他退回學校，於是來到我們62級跟我們一起「待分配」。

後來S同學分配去了新疆阿克蘇地區。分別的時候，我們有一番談話，他對於被分配到這麼邊遠的地方沒有一點沮喪的情緒，反而對新的生活相當期待，讓我覺得這個名額是他自己主動要求的。他說去了新疆後就把北京郊區農村裡的妻子接過去，甚至把老家的母親也接過去。那個年代，新疆地區對內地人口遷入落戶的政策比較寬鬆，「農轉非」（由農村戶口轉為非農業人口）比其他地區要容易得多，這樣就可以讓妻子脫離農村，獲得城鎮戶口，否則她在家鄉的村子裡將當一輩子的「地富子女」，連生了孩子按政策戶口也只能隨母親留在農村。

我不知道他的「如意算盤」後來有沒有實現。這些年來，有時跟認識他的校友談起，有的替他可惜，說他們班的同學跟他一起分配到國防科研部門的，有的當了將軍，而他為了一個「富農的女兒」斷送了自己的一世功名。也有的欽佩他為了愛情作出犧牲的決心。我跟S同學以前不相識，在一起等待分配也不過一兩個月，可以說是萍水相逢。半個世紀過去，沒有再聯繫過，但是一直沒有忘記他。

◆ 急急匆匆告別母校

時間到了1968年12月，63級的畢業分配也已經接近尾聲，工/軍宣隊似乎還沒有讓我們這些62級「待分配」學生離校的意思，不知道要如何深刻認識自己錯誤才能讓他們高抬貴手。正在感到絕望的時候，突然被通知可以畢業了。據說中央有文件下達，要求加快大學生的分配工作，尤其提到對於在文革中「犯了錯誤的小將」，屬於在大風大浪里「喝了幾口水」，不要揪住不放，要以教育為主，云云。聽口氣像是江青在某個會議上的講話。這個精神一傳達，學校立即網開一面，我們「待分配」的同學全都得到了解脫，有些被隔離審查的同學，情節較輕、認識深刻的也被立即解放，加入到我們的「待分配」隊伍里來。真是：

黃葉落盡正無望，忽聞諭旨自天降。
卻看難友愁何在，打點行李喜欲狂。

工/軍宣隊恩准我們畢業，去向也定了：「四個面向」（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這是六月份的 中央通知里已經確定的。那些先於我們畢業的同學有大半分配到了中央各部委（一機部、鐵道部、冶金部和水電部等）的下屬廠礦企業，有的還要先到軍墾農場勞動鍛煉一個時期。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的最高指示：「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於是，除了「四個面向」，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也成了我們畢業時的口號。學校給我們七個待分配同學的名額，沒有中央各部委的，都是各個省市的下屬單位，三個南方省廣東、廣西、雲南各有一個名額， 似乎是專門為我們三個家在南方同學要來的。我們三個同學很快商定：胡湘生去廣東，那裡離他的湘南老家最近，有他的新婚妻子；我挑選了去最遠的雲南，因為我有一個姐姐在雲南，多少有一點照應，倪詩茂就去了廣西。

已經比別的同學晚了好幾個月，巴不得早日走上社會，定了去向我就緊接著去辦理離校手續，到校辦去領「派遣費」，我的派遣證上寫著報到地址是雲南省西雙版納孟旺解放軍農場，校辦的人在地圖上找不到這個地址，全校也沒有別人分配到雲南，於是按最高的標準發給我路費。此時已經是12月中旬，離報到日期很近了，也來不及回家看望家人。只能買了去昆明的火車票直奔那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

我本來還應當告別本校的教授錢臨照，他是我的表哥，我在北京這幾年，他給了我很多關懷和指點。有一年寒假我要回上海，學生會給我們代買車票，但是要先交錢，我一時手上沒有那麼多錢，就向物理系的錢昆明（錢臨照的侄子）告借，他手上也沒有。沒有想到第二天他們系的一位幹事就找到我，說是錢先生托他把二十元錢交給我，原來他從昆明那裡聽到了我借錢的事，就立即給我送來路費，這件事我一直記在心上。可是錢臨照在「清理階級隊伍」開始不久就被隔離審查，進了「專政隊」，每天拿著飯碗排著隊到食堂打飯，有人看管，我不敢上前告辭，只能站在路邊多看幾眼，聊作告別。

我去昆明先要走京廣線南下衡陽轉湘桂線，發車時間大約是晚上十點，家在北京的王湘鈞同學（他自己分到山西）把我早早送到了車站，然後在月台上跟我說話，等待坐同一次車的胡湘生來到，可是等到九點多，還不見他的人影。因為胡湘生在當天要到另一個同學家去道別，有一些小行李讓我替他帶到車上，眼看著他趕不上車，我如何處理他的行李呢？正在焦急的時候，胡湘生終於在發車前幾分鐘趕到了。原來，當晚8點，中央廣播電台在新聞聯播節目里廣播了那個影響了幾千萬「老三屆」、「老五屆」人生道路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按照文革中的慣例，最新指示一般在晚上8點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聯播節目里公布，第二天見報。全國人民聽到廣播都要立即行動起來，上街歡呼慶祝，於是8點以後，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充塞了歡呼的人群和遊行的隊伍，許多路公交車輛都停駛。胡湘生被堵在了路上，最後由同學的弟弟踩著三輪把他送到了車站。

根據這樣一個事件，我查到了這個最高指示 是1968年12月22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從而確定我是1968年12月21日晚上離開北京的。我在這一天，「急急如喪家之犬，匆匆如漏網之魚」，結束了自己的大學生活，離開讀了四年書、卻居住了六年多、一天也不想多待的北京。

2018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