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曾經親手為普京打造了形象的俄國媒體人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於大約五年前接受美國PBS電視台記者採訪時，評價說，普京不太聰明、本性懶惰，儘管如此，帕夫洛夫斯基仍然出於對葉利欽選擇的服從，積极參与打造普京形象，普京在他手上就像是一個演員，被他調教成扮演一位強人總統的電影角色。在採訪中，帕夫洛夫斯基承認，是自己一手創造了一個魔鬼。普京原本是一個講話禮貌、外在性格並不強勢的人，在導演們的調教下他扮演強人總統成功當選後，普京愛上了自己的電影角色，從此很注意保持自己的強人形象。普京上台後的第一個重要舉動是將幾家最大的私營媒體收歸國有，當時，連一些俄國知識分子都支持媒體國有化，因為擁有媒體的寡頭大多錢財來路不正，也沒有什麼價值和理念追求，他們掌控下的媒體往往是為有利於寡頭斂財的權力服務，幫助普京競選成功正是明證。真正具有獨立思想的俄國媒體大多是一些缺乏贊助者的小媒體，在俄國收視率不高，因此，俄國知識分子並不將寡頭們私營的媒體看成是言論自由的希望所在。而媒體國有化也不一定意味著言論自由的消失，英國最大媒體BBC即是國有媒體，曾經長期佔據英國媒體的主導地位，英國卻是西方國家中最早實現言論自由、並長期保持高言論自由度的國家。英國議會專門立有法律，明文規定政府官員不得干涉BBC發表的內容。關鍵是，如果政治精英素質差，法律再怎麼規定不得干涉，也不過是一紙空文，同樣，如果媒體人素質差，缺乏價值追求和獨立思想，那麼，無論是私營還是國有，也都將難以成為獨立自由的媒體。在葉利欽時代，由於後者素質低，俄國私營媒體自甘墮落地充當了為權力服務的角色，到了普京時代，前者素質低問題變得更加突出，國有化後的俄國媒體被迫做權力的宣傳工具。而那些真正獨立的媒體人在普京時代面臨被毒殺、被監禁的危險，俄國的言論自由走向了惡化。

普京上台後做出的另一個舉動是立刻恢復了學校的軍訓，每一名學生必須參加軍訓原本是蘇聯時代的傳統做法，自戈爾巴喬夫時代起，一直到葉利欽時代，這一傳統被取消，普京卻找回了這一蘇聯時代的做法。普京還大幅度增加了俄國的軍費開支，開始了他的強軍之路。

在外交政策上，普京最初並沒有放棄葉利欽的向西方靠攏的對策，他剛上台時曾與英國首相布萊爾和德國總理施羅德關係打得火熱，美國總統小布希去莫斯科訪問時，普京也曾故意向小布希透露自己對基督教的虔誠信仰，以博取小布希的好感。普京發動全面入侵烏克蘭戰爭之後，許多西方人在震驚之餘，不斷地詢問：普京從上台初期討好西方、到如今與西方為敵，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是什麼原因使普京越來越背離西方？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回答讓我感到頗為認同，布萊爾認為，是因為普京沒有能力承擔在俄國繼續推動改革的任務，改革對普京來講太難了，因此他尋找了一條容易的捷徑，將俄國推向了民族主義化的道路。

普京走民族主義化道路的理論依據來自俄國著名知識分子索爾仁尼琴的思想。索爾仁尼琴曾因寫下《古拉格群島》等作品、揭露蘇聯政府的對內殘酷鎮壓，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有意思的是，索爾仁尼琴恰恰是普京最喜愛的精神導師，普京於2007年在克里姆林宮向索爾仁尼琴頒發俄國最高獎-俄羅斯聯邦國家獎時，稱讚索爾仁尼琴「將一生都奉獻給了祖國」，索爾仁尼琴對普京也欣賞有加，在一次採訪中歌頌普京為俄羅斯帶來了「緩慢而漸進的復興」。索爾仁尼琴是一位極端民族主義者，不將烏克蘭視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認為蘇聯之後的俄羅斯必須包括烏克蘭，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所有關於自9 世紀以來就存在並擁有自己的非俄語語言的獨立烏克蘭人民的言論都是最近捏造出來的謊言」。索爾仁尼琴雖然痛恨蘇聯體制，卻仍然反對俄國走西方式道路，他說：「如果有人問我，我們國家是否應該以今天的西方為榜樣，坦率地說，我不得不給予否定的回答」，他預言：「下一場戰爭很可能將永遠埋葬西方文明」。普京曾特意去索爾仁尼琴家中拜訪自己心目中的大師，告訴對方說，自己對俄羅斯未來的規劃與大師的看法是如此地一致。美國《Politico》雜誌記者將普京自2008年以來不斷侵略他國之舉解讀為是在一絲不苟地遵循著索爾仁尼琴為俄國設計的新帝國主義復古議程。索爾仁尼琴的例子說明，我們不能只看一個人反對什麼，同樣重要的是要看這個人支持什麼。

從蘇聯時代起就是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如今仍在艱難地維持著俄國僅存不多的一家獨立媒體的俄國著名女記者葉夫根尼婭·阿爾巴特，在接受美國PBS電視台記者採訪時，稱普京是一位斯大林主義者，是一種輕型版北朝鮮領袖。她說，普京不怕打仗，甚至不怕打核戰爭。葉夫根尼婭說這些話時，是大約五年前，結合普京不久前因入侵烏克蘭受阻發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脅語言，聽上去像是北朝鮮領袖，使我不禁感嘆，還是俄國人最了解普京，葉夫根尼婭對普京的判斷是如此地準確，她的話也讓人感到毛骨悚然，但願普京自己還想活下去，不會使用核武器。

普京時代的俄國，街上不再有黑幫，老百姓為之拍手稱快，許多俄國民眾對提倡「最大自由」的葉利欽充滿了微詞，對專制的普京卻更為支持。不過，普京時代的俄國官場依然腐敗泛濫，普京禁止了街上的黑幫，自己卻用黑幫手段統治俄國，用英語講，叫做kleptocracy-盜賊統治。一群聽普京話的新寡頭崛起，不聽普京話的寡頭財產被沒收、被國有化，敢於公開表達不同意見的寡頭甚至被判刑、被關監獄。許多偷竊了俄國國家資產的寡頭們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在西方各國洗錢，有不少乾脆移民到西方生活，英國倫敦如今被人稱為是小莫斯科，因為有相當數量的俄國寡頭現在生活在那裡。購置美國房地產也成為俄國寡頭們洗錢的一大渠道。

據一位用英語主播的俄國90後youtuber介紹，俄國如今推行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在意識形態上,普京用保守主義替代了共產主義，這後一句話讓我聽了不禁發笑，我觀察美國社會時所得出的一個結論，即，美國保守派更像中共，得到了另一個印證。我以前寫文章批判哈耶克主義時，曾以納粹德國和今天的中國為例，證明資本主義完全可以與專制共存，普京的俄國為此提供了一個新的例子。事實上，正是資本主義為普京發動侵略戰爭提供了充足的金錢基礎。

除了政治專制和官場腐敗嚴重，普京時代與蘇聯時代的另一個相同之處，是城鄉差距、地域差距巨大，首都莫斯科極為光鮮發達，小城鎮和偏遠地區依然貧窮落後。俄國經濟則非常單一，主要靠賣自然資源（如石油和天然氣等）維持。俄國優秀人才紛紛移民他國，流失嚴重。在一個腐敗的政治體制下，不可能發展出健康先進的經濟，因為利益的大頭流入貪官的口袋，優秀人才缺乏創新和勤奮工作的動力。

普京於2000年第一次當選為俄國總統的那一場選舉，固然充斥著當權者的種種操作和其他問題，但在一定程度上，還算是自由的選舉，有真正的反對派對手參選。普京上台後的歷屆連任選舉，成了沒有競爭對手的假選舉，選舉過程作弊也日益嚴重，在有些地區，普京的得票率甚至超過百分之百。任何有可能威脅到普京權力的競爭對手不是被暗殺，就是被關進監獄，那些堅持調查普京在聖彼得堡市政府工作期間外貿有出無進問題的人、以及那些執意追究可疑的莫斯科公寓樓爆炸案真相的人，同樣是輕者被關監獄，重者被毒殺。普京還於2008年取消了省長選舉，省長職位變成了任命制。可以說，自普京上台之日起，俄國的民主自由轉型就註定走向了失敗。在《經濟學人》智庫發布的2021年世界各國民主指數排行榜上，俄國名列第124位，被歸入專制（authoritarian）國家的行列。民主並不意味著只有投票的形式，一個不自由的民主實質上就等同於專制。否則，據從北韓逃到南韓的脫北者youtuber介紹，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即北韓）的領袖還是通過人民投票選舉產生的呢，問題是，北韓選票上每一個職位都只有一名候選人，沒有競爭對手，更可笑的是，北韓人沒有不投票的自由，你如果不去投票，會被逮捕，所以，北韓選舉的投票率和北韓領袖的得票率都是百分之百。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於2000年訪問莫斯科時與俄國新總統普京面談後，曾告訴葉利欽，說普京是一個對民主毫無興趣的人。對當時已經離職的葉利欽來講，他可能早已認識到自己建立民主的失敗，他面臨的更急切問題是，自己與家人在他離職後會遭遇什麼樣的命運，普京上台，對解救他和家人至關重要。普京於2001年2月簽署了一項法案，賦予前總統及其家屬以法律豁免權，保證了葉利欽和他家人的法律安全。葉利欽扶持普京之舉取得了他所期望的回報，他的個人利益得到了保護，可是，換取葉利欽個人利益的，是俄國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正是這樣一位相信「最大自由」的政治領袖親手葬送了俄國走向自由的機會。葉利欽辭職時曾公開向俄國人民表示抱歉之情，他或許真像許多西方人所說的那樣，真心相信民主自由，可惜的是，他缺乏獨立思想，盲目地跟隨在英美右派觀點之後，不具備建設民主自由的領導能力。葉利欽以為自己是在建設一個民主自由制度，最後建成的卻是一個腐敗專制的制度，這與當年列寧創建蘇聯時是一樣的狀況。列寧也以為自己是在建設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可是，由於列寧思想水平低，不懂得制度設計需要符合人性、需要有科學性，使得他建成的蘇聯式體製成為一種極其腐敗落後的體制。所以，建國時或轉型時的第一代政治領袖的思想水平和政治素質，對新建體制的性質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作用。

俄國民主改革失敗經驗給我們帶來的一個重要教訓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自由絕不等同於市場自由或資本主義自由，盲目輕信哈耶克式的資本主義至上自由觀，不僅可能帶來貧富差距和地球環境問題的惡化，而且會導致腐敗泛濫，而一個腐敗的政府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哈耶克所指的道路才是一條真正會通向奴役和專制的道路。事實上，哈耶克本人反對民主，民主被他視為是多數人暴政，如果從民主與自由不可分割、民主即自由、自由即民主的角度衡量，哈耶克恰恰是一位反自由之人，拜哈耶克為自由大師實在是天大的笑話。中國如果未來有機會推翻蘇聯式體制，絕不能立刻進行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改造，而是必須首先致力於健全權力監督和權力制約的政治功能，以防止原來的「公有」變成官員們的私有。

俄國民主轉型失敗帶給我們的另一個教訓是，追求民主自由單憑一腔熱情是遠遠不夠的，雖然民主並不像中共所說的那樣是一項如此之難、以中國人的素質和能力無法實現的事業，但是，民主也不像有些天真浪漫的人所以為的那樣是一個如此容易、不需要智慧、不需要人們的努力、只需憑藉著某種必然發展規律就可以輕輕鬆鬆自然而然到達的仙境。民主是一個人類理想，也是一門科學，是一項系統工程，建設民主需要領導者有高超的思想和智慧、有考慮周全的科學性制度設計和法律建設，還需要有來自政府和民間，尤其是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們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完成。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應該努力提高自身思想認識水平，加深對各種人文概念的理解，再通過教育自己的學生、讀者、或聽眾，帶動社會各界，包括政治精英們，抬高他們的思想水平，否則，哪怕未來推倒中共專制的機會真的降臨了，也有可能最終導致的不過是換一種專制形式而已。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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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待中國知識分子們來幫助中國社會各界提高認識水平的人文概念之一是，到底什麼是自由？自由一詞如今在許多中國人的口中被捧上了天，幾乎成了一個懸在空中的崇拜物，可是，多數人對什麼是自由的理解停留在看標籤的水平上，很容易被烏托邦式的空想主義理念吸引、或被騙子欺騙，有人（比如哈耶克）給自己的理論貼上個「最自由」的標籤，不少中國人就盲目地拜倒在這一「最最自由」的旗幟之下，正像當年有人（即列寧）給自己貼上「最先進」的標籤，有些中國人就信以為真，跟在其後鬧革命，以為自己真的是在建設一個「最先進」的國家。

受蘇聯式紅色教育長大的中國人在理解自由時除了思想容易停留在標籤化水平上，還常常會以非此即彼的單向化和一維化視角來看待自由，他們將人類的自由理想與人類其他理想的關係視為相互獨立、甚至相互排斥的關係，比如，不少人將自由與平等說成是不可共存的狀態，要自由就必須以犧牲平等為代價，要平等就必須犧牲自由，甚至有些人將自由與民主分裂開來，以至於提出自由高於平等、自由高於民主、或先自由再民主等說法，據說中國國內有一些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人夢想要建立一個沒有民主的自由憲政，卻完全罔顧這個世界上是否存在著沒有民主的自由國家的事實。還有一種在中文界廣為流傳的將自由孤立化的說法是，右派看重自由，左派看重平等，在我看來，這是對左右之爭的一種極大誤解。撇去一些極端政治流派不談，西方社會左右派之間的差別並不在於誰更看重自由，而是在於雙方對什麼是自由的理解互不相同，左派對自由的看重絲毫不亞於右派，關鍵是左派所說的自由與右派所說的自由常常不是同一回事。這種同一個人文概念在不同人心目中意味著不同的含義，是為什麼說文科比理科更難的主要原因之一。理科概念的定義往往相對來講比較客觀簡單，可以遵從某個權威機構或專家的統一定義，文科概念卻由於人類思想和行為的複雜性與多變性以及人類社會條件的多維性與流動性而呈現千姿百態的狀況，因此，難以有統一、簡單的定義。一些缺乏理解複雜概念能力、無法進行立體思考的人常常會用狹隘的方式去簡化人文概念的定義，使理念變得絕對化、極端化，另一些人則會利用文科概念的千姿百態性故意攪渾其含義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所以，我們在判斷人文事物時決不能停留在看標籤的水平上。我們不能因為列寧黨將「社會主義」、「左派」、「平等」、和「先進」等標籤貼在自己身上，就讓列寧黨佔有這些概念，同樣，我們不能因為哈耶克和一些美國右派給自己貼上「最自由」、「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等標籤，就把自由的頭銜出讓給他們，正如我們不能因為普京給烏克蘭人貼上「納粹」的標籤，就支持普京的侵略戰爭一樣。每一個人都願意將好聽的標籤貼在自己的身上，把貶義的標籤貼在對手或敵人的身上，如果判斷人文事物時只會看標籤，就註定常常會被騙子欺騙，或被思想水平低下者誤導。

正是由於左右派對自由的概念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定義，帶來了左右派對平等價值重要性的不同認識，左派所追求的自由不需要以犧牲平等為代價，右派所主張的自由卻往往為保護少數人的自由而犧牲其他人的自由，西方右派與許多中國人一樣，大多將平等視為對自由的威脅。作為政治上的左派，我認為，不講平等的自由，只能是極少數人的自由，反過來，不講自由的平等，也只能是一小撮人的平等，正像民主與自由相互依靠、缺一不可一樣，平等與自由的關係也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平等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反過來，也只有自由的平等，才可能實現真正的平等。自由、平等、和民主這三個詞常常被同時寫入現代國家的憲法、或現代人權宣言之中，原因即在於這三項權利是同一個立體概念-人權的三個不同之面，缺了任何一面，其他之面就會倒塌。以列寧式國家為例，列寧黨將平等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列寧式體制卻剝奪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使得列寧式國家恰恰是一個極度等級化、極度不平等的國家。

中國人理解自由時容易掉入的另一個思想陷阱是像葉利欽（及哈耶克和許多美國右派）一樣，以極其狹隘簡單的方式來看待自由，自由被他們當成是等同於放任自由，等於政府什麼都不管，屬於一種極端化的絕對自由觀。我在本系列之前的上一篇博客中，比較了世界各國政府的大小，展示出，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屬於大政府國家，而發達國家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民主自由指數高，這說明，大政府更有利於提高民主自由指數，只有政府將該管的部分管好了、將該約束的領域約束住，人民才更自由。有意思的是，中國政府也是一個大政府，中國的民主自由指數卻躋身於世界最壞國家行列，這說明，並不是任何大政府都有利於改善民主自由指數，如果大政府將不該管的領域管得死死的，該管的卻不管，人民就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中國恰恰如此。前一陣在海內外中文界引起極大反響的「鐵鏈女」事件、及其所反映出來的中國農村販賣婦女問題嚴重現象，正是因為中國政府長期不管造成。所以，如果政府什麼都不管，恰恰會導致人民失去自由，社會會成為弱肉強食。而什麼該管、什麼不該管，才更有利於自由，這樣的細節分析，是許多中國人缺乏認識、缺乏判斷力之處。中國人的自由觀，大多容易處於兩極，要麼主張極端自由、政府什麼都不管，要麼因害怕天下大亂而倒向極度不自由、一管就管死，這兩種一刀切式的認識方法不需要分辨細節、不需要人文價值判斷能力，是最容易的思維方式，用這種簡單思維方式來指導國家政策的制定，不管是處於哪一種極端，都必定會給社會帶來禍害。正如平等的概念不能被絕對化一樣，自由的概念也不能被絕對化。同時，我們在理解民主的概念時也要注意不能走過頭，不能將其絕對化，這是為什麼現代民主政治制度是民主代議制，而不是直接民主制。

許多中國人對言論自由的認識同樣容易處在極端化和絕對化的水平上，他們認為言論自由就是任何人說任何話寫任何文章，都值得發表，都可以被推上首頁，許多身處自由世界的海外中文媒體毫無社會責任感和價值追求，我很難想像這樣的「自由」媒體對建設民主自由能有什麼幫助。每年發布世界各國言論自由指數排行榜的無國界記者組織，在衡量言論自由指數高低時使用的標準既包括政府對言論的壓迫程度，也包括民間傳播假信息（disinformation）的任意度，其中一個評估標準是看自由是否被濫用（abuse）。濫用自由所導致的假信息廣泛流傳會讓人們不知道真相是什麼，從而破壞民主制度的正常運作，所以，濫用自由最終會帶來破壞自由的後果。濫用自由還可能引發社會風氣惡化、加重人與人之間的互害，在一些管理功能不健全的網站上，常常出現因自由被濫用而使少數霸陵以少勝多的局面，越來越多的西方網站因此關閉了讀者或聽眾評論的功能。壞人總是以少勝多的，因為他們常常藉助於暴力（在網上是語言暴力）和不擇手段，容忍濫用自由的壞行為實際上就等於是在變相地破壞自由，是以侵害大多數人的自由為代價，讓少數壞人擁有更大的自由。可以說，許多海外民間中文媒體是濫用言論自由權利造成假信息廣為流傳、價值曲扭現象泛濫、以及戾氣橫行的典型範例，葉利欽時代的俄國私營媒體與權力沆瀣一氣、通過作假幫助普京登上總統職位也是民間濫用自由導致自由被破壞的另一個例證。

在無國界記者組織最新發表的2022年言論自由排行榜上，三個北歐國家：挪威、丹麥、和瑞典，名列頭三名的榜首，而自稱為自由燈塔的美國僅名列第42位。造成美國言論自由排位不高的原因與政府壓迫關係不大，從政府是否壓制言論自由、迫害媒體人的角度衡量，美國的言論自由頗為完善（主要指美國聯邦政府，美國有些紅州的州政府目前正在破壞言論自由）。但是，威脅自由的力量不一定只來自政府，還可能來自民間，美國媒體人更易於被富人起訴、更經常遭受民間暴力威脅，美國社交媒體的運作方式造成假信息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尤其是收視率頗高的美國福克斯新聞台為傳播假信息提供話筒，這些是導致美國言論自由指數排名靠後的幾個主要原因。當然，假信息不一定只來自民間，像中國和俄國這樣的國家，政府有組織地系統性製造假信息，其危害程度比民間流傳假信息要更惡劣得多，中國和俄國還存在政府對自由媒體的嚴重迫害，這是為什麼俄國的言論自由排名位於第155名，中國排在第175名，而在總共180個所列國家中，給所有國家墊底的是位於倒數第一名的北朝鮮。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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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如何定義自由、到底什麼是自由的問題，啟蒙時代的著名德國思想家康德曾經說，自由就是做最好的自己。在康德看來，只有當人們自覺遵守道德規則時，人才是自由的，自由的意義在於人們遵守的是自己心中自願認同的道德標準。康德認為，如果一個人只是出於慾望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就沒有自由可言，因為這時人會成為各種慾望的奴隸。也許很多人會認為自己只是一位常人、達不到像康德那樣的境界，不過，在我看來，自願地做最好的自己至少可以是衡量自由的一種標準，如果某種政策帶來的是鼓勵更多的人自願地做最好的自己，那麼這種政策就可以被稱為是有利於自由的政策，而有些政策哪怕自貼「自由」的標籤，結果卻導致社會上的人互害加重，那麼，這種政策就是反自由的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講，哈耶克主義思想指導出來的政策往往是反自由的政策。

做最好的自己並不等於否認合理地追求慾望。人不可能沒有慾望，我也不贊同為了要求社會上的人做更好的自己，變成主張完全壓制慾望，這既不可能、也未必有益，關鍵是要掌握好追求慾望和做最好的自己之間的平衡。做最好的自己也不等於要求做完美的自己，而是每一個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到最好，如果自己做不到更好，至少支持和宣揚那些有能力做到更好的人，尤其是在投票時將選票投給他們，將政府大權交到素質更高的好人手中。如果像哈耶克式自由觀那樣，把無限制地追求慾望當成是真正的自由，慾望被捧到最高地位、被推向極限，一切任由慾望來驅動，人就會成為慾望的奴隸和受害者，社會將退化成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政府大權會落入自私腐敗的最壞者手中，地球環境會遭受嚴重破壞，最終使人類被自己不受限制的慾望毀滅。

在自由社會裡，做最好的自己是自願選擇的，而不是被強迫的，因為自由的一個重要含義就是不被強迫。儘管自由社會裡的法治帶有強迫的意義，但法治限制的是下限，是不可逾越的底線，而人們向上追求到什麼程度，是人民的自由，靠的是自願，也只有靠自願，人們才可能向上追求得更高。記得以前在中國，常常聽到政府整頓社會風氣的說法，在美國，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由政府來整頓風氣，美國的社會風氣卻比中國好得多，這說明，第一，美國比中國自由，第二，自由有利於社會上更多的人向上追求，做最好的自己。另外，怎樣才算是最好的自己，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對底層民眾來講，遵紀守法常常就足夠好了，可是，越往上的人，越是有影響力的人，對他們的要求就應該越高，對國家總統或最高大法官絕不能僅僅要求他們不犯法。

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既離不開合理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也取決於人們的自覺努力程度，這是為什麼說民主制度不是保證國家成功的充分條件，而只是必要條件，有些國家由於傳統文化習慣、或傳統宗教思維的強勢阻礙了人民自覺地做最好的自己，造成這些國家哪怕實現了民主制度，也難以走向成功，印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台灣民主的成功則說明，只要與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結合，中華傳統文化就會顯示出其有利於人民自覺地做最好的自己的一面。

自由還意味著掙脫思想的枷鎖，擺脫無知、偏見、和盲從。思想的自由和解放是做最好自己的一個重要條件，只有擺脫無知、偏見和盲從，學會獨立思考，才可能獲取更強的判斷是非對錯、辨別真假善惡的能力。我曾在另一篇博客中詳細解釋過思想自由的具體含義、以及思想自由與政治主張左傾、提倡社會向前邁進、和受教育水平高之間的相通關係，在此就不再重複了。

自由的另一層含義是多元化，我有做左派的自由，你有做右派的自由，有主張進步的自由，也有主張倒退的自由；可以信基督教，也可以信佛教、伊斯蘭教，還可以信無神論，甚至可以信共產教。那麼，在一個政治主張多元化、每一個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互不相同的情況下，怎樣才能達到共識呢？這時就需要有民主程序，需要人們共同承認和遵守民主規則，民主投票結果證明大多數人主張進步，社會就向前邁進，選票證明大多數人主張倒退，社會就向後復辟。如果大多數人投票支持進步，規則卻讓那些堅持倒退的少數人說了算，這就成了強迫，自由就出了問題，這是為什麼說民主與自由不可分割、民主即自由、自由即民主的原因之一。中國某些「自由主義者」們所幻想的沒有民主的自由憲政，只能是一種烏托邦，沒有民主的憲政必將成為不自由的憲政。而自標為自由燈塔的美國，在我看來，恰恰是一個自由有問題的國家，因為美國總統選舉規則、尤其是美國參議院名額分配法常常給美國政治帶來少數人戰勝多數人的不民主結果。

民主與自由不可分割的另一個原因是任何少數人統治的制度必定會面臨社會維穩難度大大增加、言論自由需要受到限制的局面。沒有一個政府能夠做到十全十美，政府推行的政策總是會有得有失、甚至有成有敗，如果放開言論自由，在少數人統治條件下，批評政府之過的人多於為政府成敗負責的人，大多數人的怒氣會沖著少數人而發，少數人反過來會擔心自身安全，造成少數人害怕大多數人，統治者因此必須管制言論自由，以減少人民心中的怒氣，所以，少數人統治與言論不自由必然相隨。只有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才可能既保證言論充分自由又便於維護社會穩定，因為這時批評的人與負責的人合二為一，可以讓社會既充滿批評與反對之聲，又在反對的動態中維持著穩定。

總之，中國人應該從俄國民主轉型失敗的經驗中吸取教訓，思考如何讓中國未來避免俄國式的專制循環命運，即，專制者系統性地破壞人民的思想素質，人民又不懂得該如何提高自身思維能力，導致國家無法從專制的怪圈中走出來。要提高人民的思想能力，只能依靠知識分子，只有知識分子首先自覺地做最好的自己，率先加深對人文概念的理解，才有可能引導人民，包括未來的政治精英們，從低思想水平中走出來。西方國家之所以相對優秀髮達、成為世界各國競相學習的榜樣，其根源就在於西方知識分子思想優秀，帶來了西方社會中思想水平高的人比例較高、尤其是西方精英里優秀人才比較多。如果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大多停留在索爾仁尼琴那樣的水平上，如果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像葉利欽時代的俄國私營媒體人那樣不在乎做最好的自己，中國就會與俄國一樣，陷在專制的循環圈裡難以自拔。幸運的是，比起蘇聯解體時的俄國人來，人們今天擁有更發達的信息交流技術，數量可觀的中國人如今在西方各國留學或生活，為中國人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運作提供了方便，俄國民主轉型失敗又可以作前車之鑒，而台灣民主的成功則可以作為學習的榜樣，因此，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應該比蘇聯解體時的俄國人有更好的機會來提高自身思想水平。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說西方知識分子思想優秀，不等於說西方存在某個完美的知識分子或某種完美的理論體系，有些中國人總是喜歡在西方知識分子當中捧某個大師或在西方著作中捧某個最高經典。西方知識分子的優秀是一種群體的優秀，是從古到今、來自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的西方知識分子集體智慧的傳承、結合和互補，才使得西方思想的整體水平相對較高，而西方社會中從事教育和媒體等行業的大批知識分子們富有理念和價值追求、自願地做最好的自己、自覺承擔社會責任，雖然他們每一個人未必完美，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也未必全對，但是，他們的集體智慧，他們作為一個群體所進行的不懈的共同努力，是西方為何優秀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根本因素。

本文開頭提到的劉瑜女士出過一本頗受歡迎的書，叫做《民主的細節》，雖然對我來講，書中有些觀點似乎過於傾向於美國右派，讓我不太苟同，但書中也有令我贊同的閃光點，比如劉瑜在介紹美國民主制度時強調了設置權力制衡機制的重要性，我尤其讚賞該書從具體細節的角度來講解政治概念的思路。我寫文章時愛用的一個詞叫做「接地氣」，在某種程度上，我所謂的「接地氣」與劉瑜所說的「細節」是一回事，都是從生活中的具體事實、從政治概念所帶來的實際結果入手，來談政治理念。同時，知識分子在分析人文概念時不能局限在接地氣和談細節的水平上，還要有超越，要在紮實的地氣和廣泛的細節基礎上，實現理論的升華。我們不僅應該討論民主的細節，更需要從細節的角度、從接地氣的層次上，去論述自由，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更平衡中庸、更立體多維、更系統全面的自由觀。我希望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能進行一場大討論，深入地探討自由的細節，從而帶動社會各界更透徹地認清楚，到底什麼是自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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