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神話與「新中國」第二章》

七

馬克思成長的年代，正是法國大革命蔓延歐洲的時代。啟蒙思想已經普及，激進之思想，激進之革命是時尚，而早期其資本主義的野蠻及社會的動蕩，使下層民眾飽經磨難，歐洲的人文精神擴展到對底層民眾的關懷與同情，比如狄更斯、雨果……。法國大革命的主題是「自由」「平等」，其所針對的是封建等級制度，當貴族、教士階層的特權被廢除，平民由封建體制中獲得人身自由，勞動階級的不幸生活便凸顯出來，成為社會的主題。「自由」、「平等」沒有給窮人帶來麵包，反之窮人更多，生活更困難了，因為動蕩總是摧毀經濟，再而大量「解放」了農民湧入城市，卻沒有工作。窮人們每天經臨的是飢餓、貧民窟、10多個小時的繁重勞動，還有大批街頭流浪的兒童……；重要的是，他們是社會的大多數。這些不僅折磨著社會，也折磨著人們的良心。這些乃是社會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興起的根源，它們的到來不是沒有合理性。

在當時的社會潮流中，在自由、平等之後，誰給窮人工作？誰給麵包？於是在革命的慣性下，共產主義革命便呈現出來。共產主義革命是共和革命的繼續革命；資產階級革了國王、貴族的命；無產階級就進而再革資產階級命。故而，共產主義是更激進的思想和革命。

無論共產主義思想和革命多麼不靠譜，但它們提出的問題是真實的，並是社會最痛楚、最難堪、最普遍的問題，然而其又恰恰是國家、社會束手無策，一時所無法解決的。而共產主義思想和革命提出了徹底解決這些問題的主張和辦法。當然，其是空想，但是在未完全經歷前，怎麼能證明其是空想呢？無論如何，其起碼是在無望中，給出了一個希望。希望就是人接受的理由。至於暴力革命的殘酷與破壞，法國大革命則開闢了再一個傳統，為了自由、正義、人民、真理、理想……，暴力革命不是問題，乃理所當然。而且當時的歐洲，暴力革命是「先鋒」派。

馬克思大學畢業後，1842年得到第一份工作，就職《萊茵報》編輯。他在該報發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是《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馬克思為貧苦民眾到樹林拾撿枯枝辯護，反對將之作為盜竊治罪，申明傳統上窮人拾撿枯枝的習慣權利需要得到保護，說「我們為窮人要求習慣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習慣法，而是一切國家的窮人的習慣法。我們還要進一步說明，這種習慣法按其本質來說只能是這些最底層的、一無所有的基本群眾的法。」他引用孟德斯鳩的著述：「有兩種腐敗現象，一種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種是法律本身使人民腐敗；後一種弊病是無可救藥的，因為藥物本身就包含著這種弊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馬克思維護窮人權益的立場，譴責國家維護有產者，幫助其剝奪窮人。

馬克思的偉大理想，是徹底解救人類的苦難，徹底剷除不平等，一勞永逸地建立人類大同天下。他認為人類罪惡的根源是私有制，私有制導致階級，階級帶來剝削和壓迫；要建立人類全然公正、平等的社會就要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這樣的革命，其是最高形態的革命，是徹底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其不僅可以解救被剝奪被壓迫的窮苦勞動階級，而且將徹底剷除人類壓迫與被壓迫的根源——私有制，最終消滅階級，實現大同，給人類帶來共同的幸福。這是人類最偉大的事業，而在這事業中，他拯救了人類，也實現了他的偉大和永恆，也就是成為救世主、神。這可以說是他偉大、高尚的情懷，但也可以說是他的虛妄。當個人設想解救全人類，為之設劃永世之美好藍圖，那已經很可怕了。那是對此世的妄想及對個人的無限誇張，他以此世取代宗教，以個人取代神。既然上帝死了，我就是神，這是那個時代最先鋒的意識。尼采簡明地體現了那個時代的精神。

馬克思的父親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有一段很誠懇的話：「人類最高的美德是自我犧牲的能力和意誌，是把『自我』撇在一邊的能力和意誌，如果責任和愛要求這樣做的話。這裡說的不是那種光彩奪目的、浪漫主義的或英雄主義的自我犧牲——瞬間的英雄主義或幻想的產物。這樣的犧牲連最大的利己主義者也做得出，因為正是在這種場合，『自我』顯得特別光彩奪目。不，我說的是每日每時不斷表現出來的犧牲，它出自好人的純潔的心，出自慈愛的父親、溫存的母親、恩愛的夫妻、感恩的兒子的純潔的心，這種犧牲賦予生命以無與倫比的魅力，使生命不論遭受多少苦難都變得更加美麗。你自己曾經很出色地描寫過你的崇高的母親的生活，曾經滿懷深情地說過她的一生整個兒地貢獻給了愛與忠誠。你的確沒有誇大其詞，但是，光輝的榜樣如果不能引起仿效，又有什麼用處呢？你能不能問心無愧地說，到目前為止，你都是這樣做的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亨利希．馬克思致卡爾．馬克思」）這位慈愛的父親道出了永世真理，人的高尚美德需要體現於日日常常的具體事務中，而那些「偉大」「高尚」的理想、抱負中隱含著「最大的利己」，是為了自己的「偉大」「永恆」「光彩奪目」。

知子莫如父。這位父親在另一封給馬克思的信中說：「你走後已經有三個多星期了，可是音信全無！你是知道你母親和她擔驚受怕的心情的，但是你竟漫不經心到這種地步！非常遺憾，這完全證實了我的一個看法，雖然你有某些優良品質，但是你內心是自私的。」馬克思並非是一個利他，充滿悲憫的人，否則他會像羅伯特．歐文去為窮人辦合作社、醫院、學校……，實實在在地改善窮人的不幸生活，如其父親所說，將對勞工階級的偉大之愛，施行於日常中，給窮人謀取具體福利，而不是鼓動他們為了天上的偉大規劃，犧牲他們的生命。

馬克思是個自我中心的人，偉大的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是其「自我」的偉大擴張。以暴力革命徹底摧毀舊世界，實現人類終極的完美共產主義，而他則是教主、王，為人類永世瞻仰頌揚。馬克思的這個「我」誇張到了極限，將自己當作世界的救主，主宰人類的上帝。

推倒神，而將自己放到上帝的寶座，這是文藝復興後，人放肆「膨脹」的疾病，這是一種由歐洲中心，蔓延向世界的疾病。馬拉、羅伯斯比爾、拿破崙、馬克思、列寧、希特勒、墨索里尼、毛澤東、卡扎菲……，都是其果實——他們無不具有「拯救人類」的偉大抱負和理想，靡菲斯特取代了上帝。

八

馬克思在大學期間，寫過不少詩作。這些詩作比他的思想論述更真實地表述了他個人：在《絕望者的祈禱》這首詩中，他寫道「我給自己建了一座威嚴的城堡／它將聳立寒宮，直插雲霄／這城堡的圍牆將用恐怖砌造／那裡面統治著的將是痛苦和煎熬」。《我的世界》：「大千世界不能慰藉我的愁念／就是神的法術也無濟於事，——／意誌較神明無比崇高／它在我心裡默默燃燒」「豪邁的情懷無止境／而願望呀浩瀚無邊。瞧！在這場無節制的殘酷戰鬥中／仿彿有一道萬能的符咒／把我推向如此遙遠的目標／而陰險的雲霧卻把它蒙住。」另一首詩《人的自豪》：「我就向整個世界提出挑戰，面對龐然大物發出嘲笑／外表魁偉的侏儒將倒地哀號／他的殘骸窒息不了我心中的火苗／我可以像神一樣漫步徜徉／勝利行進在那片廢墟之上／我的每句話都是火焰和行動／我就像造物主那樣襟懷坦蕩」。《鐘樓上打鐘人之歌》中：「那亮光的靈魂／離開自身翱翔／使周圍一切驚慌／同時也在毀滅著／自身力量的飛揚／和神創造的一切」。《海上船夫歌》中：「在漫長的決死戰鬥裡／我渾身是喜悅的活力」「我狠狠地把你們抽打／無窮盡地把你們鞭撻」。（引文均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此類情緒貫穿馬克思的青年時代。

馬克思的詩作中包含有三種可怕的東西：

１、「自我」的無限擴張和征服意誌。蔑視神，推倒神，崇拜「自我」，將自己放到主宰宇宙的位置。馬克思宣稱：「哲學，只要它還有一滴血在它那個要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裡跳動著，……老實說，我痛恨所有的神。這是哲學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藉以表示它反對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這些神不承認人的自我意識具有最高的神性。不應該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識相併列。」（引自戴維．麥克萊倫《卡爾•馬克思傳：「學生時代」》）

由於人的微小、無助和恐懼，人先天具有敬畏、尊崇神的要求，神給人以保護，同時要求人順從。神是絕對的永恆的，人將自身的生存經驗和規範託付給神，以神的旨意訓示於人，人誠恐遵循，文明由此確立。統治人的不是王，也不是教主，而是神訓——人世代積蓄的生存經驗及由此歸納出來的法則和規範。人類的群體總是不斷出現變異的個體，叛逆、挑戰人既在文明秩序。就文明體內部而言，如果文明秩序足夠強大，叛逆的個體可擴展文明的空間，為之增添新元素；反之，如果文明本身虛弱，那麼其將被顛覆，毀滅性的災難即到來。

任何族群、文明體總會不斷出現個別的變異個體，叛逆、挑戰，別出心裁。而最危險、最野蠻、最狂妄的叛逆，乃是自立為神，此即魔鬼。靡菲斯特是一種人格，非常理可以理喻，其任何堂皇的言辭均在蠱惑，以建立他的王國。他受基因支配，亦不能決定自己，事實和道理對他是無用的，其不受此轄。魔鬼都是高智商，清醒、深邃、冷酷，足智多謀，然而他們的終極目的是佔據神的至高位置，奪取神統治萬物的權柄。但其被此虛妄所支配，並最終為此而毀滅。這是他們的宿命和悲劇。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馬克思這樣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何以不惜一切，投身共產主義革命如此不靠譜的事情。

２、在馬克思的這些詩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於外部世界的關係：叛逆、挑戰、敵視、摧毀。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的結束語中說：

「總之，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 ……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馬克思寫《共產黨宣言》時29歲，與其結束寫詩的時間相隔沒幾年。如果我們跳開政治，著眼馬克思個體，就會發現馬克思的詩作與《共產黨宣言》的關係，後者是前者社會化政治化的翻版。《共產黨宣言》中隱蔽著青年馬克思，他是其核心、靈魂。

人存在於與時空種種錯綜關係中，他依賴它們，並受之限定和制約，他唯有接受它們，與之共處，方得安寧。個人的膨擴張，則意味既有關係及對象是你的障礙和壓迫，你需要對之否定、反抗，並將之打碎；個人的野心越大，所遭到的障礙和壓迫也就越大越廣泛，其所要否定、反抗、摧毀的關係及對象也就廣闊。二者是正比。當個人野心膨脹到極限，將個人放到神的位置，那麼其否定、敵視和欲摧毀的範疇也就擴大到極限。馬克思和尼采很像，只是尼采更單純，他的中心是個人，將個人創造為神——「超人」；而且尼采只是言說；而馬克思則不同，他是要砸爛世界，拯救人類。馬克思的果實是世界共產革命，尼採的果實是希特勒。

在青年馬克思的詩作和《共產黨宣言》中，我們都看到了這兩向：一方面是個人的無限擴張，開天闢地，「解救」人類；一方面是無限的否定、批判：現今的國家、社會、制度、思想、宗教，以及人類以往的歷史和文明。並且批判的武器最終走向武器的批判。

３、暴力與摧毀。在這些詩作中，燃燒著作者憤怒的激情，反復表述暴力對世界的摧毀：「我就向整個世界提出挑戰……／我的每句話都是火焰和行動」；「在漫長的決死戰鬥裡／我渾身是喜悅的活力」「我狠狠地把你們抽打／無窮盡地把你們鞭撻」；「使周圍一切驚慌／同時也在毀滅著／自身力量的飛揚／和神創造的一切」；「我可以像神一樣漫步徜徉／勝利行進在那片廢墟之上」……。如果我們瞭解馬克思的內心，就不難理解其共產理想與暴力革命之間的關係了：無限膨脹的野心與生命中壓抑的憤怒及暴力。

如果馬克思是當今伊斯蘭青年，大概就會組織或參與ISIS了；或者這樣說，
就人的內心與人性，馬克思與ISIS領袖屬於同類人格。敵視世界，而又懷有
個人野心及無限的虛妄。千萬不要小看ISIS領袖，如果從伊斯蘭世界看，他們也懷有「偉大、高尚」的理想和情懷。共產主義革命，就其叛逆性、極端性、暴力性、殘酷性、專制性、虛妄性，與ISIS同屬一類。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波特萊爾所建立的共產國家，就是革命成功了的ISIS國。今天世界主流的和平、非暴力意識是二戰後建立起來的，因此ISIS格外恐怖，而百年前人類有關戰爭與暴力的觀念與現今則大不相同。

九

馬克思的父親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說：「我有時仍不能擺脫那使我感到害怕的憂鬱而紛亂的念頭，因為有時在腦海中會像閃電一樣冒出一個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稱？……顯然在你心裡活著並主宰一切的那個魔鬼，並不是附著在一切人身上的魔鬼，那麼這是什麼樣的魔鬼呢？是天上的還是浮士德式的？你對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顆敏感的心嗎？這一疑慮使我心裡感到十分痛苦。」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亨利希．馬克思致卡爾．馬克思」）

1848年，馬克思在德國參加了「科倫社團」，該社團核心人物奧格爾．容克評價馬克思「雖然馬克思博士是一位革命魔鬼，但他是我所認識的擁有最為敏銳思想的人之一」。馬克思的朋友埃德加爾．鮑威爾寫詩諷刺馬克思「一位自由魔怪，來自特利爾的黝黑身影／似乎想要抓住天空使它匍匐在地／他自信的步履敲擊著地面／震怒的雙臂直指蒼穹／他似乎，千萬惡魔攫住身體／攥緊可怖的拳頭狂奔不停。」　（引自戴維．麥克萊倫《卡爾•馬克思傳》）

暴力、專橫、虛妄、統治欲這是馬克思性格中的重要因素，這些是馬克思置身共產主義革命的內在因素。少年時代，他是「令姐妹們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著把她們當作他的馬：從特利爾的馬庫斯山坡上『驅趕』下來。更壞的是，他堅持讓姐妹們吃他用骯髒的生麵糰做成的而用更髒的手拿著的『蛋糕』。馬克思姐妹們毫無怨言地忍受著『驅趕』、吃『蛋糕』，因為卡爾將會講故事來酬勞她們的順從」。（同上）他大學時期，因鬥毆被關禁閉，曾與人決鬥而受受傷。他花費無度，常常負債。父親抱怨他「聖明的上帝！！！我們可敬的兒子不顧一切協議、不顧一切慣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好像我們是闊佬」，「雜亂無章，漫無頭緒地躑躅於知識的各個領域，在昏暗的油燈下胡思亂想，蓬頭亂髮，雖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卻穿著學者的睡衣放蕩不羈；離群索居、不拘禮節甚至對父親也不尊重。與外界交往的藝術僅限於一間骯髒的房間，在那裡，也許在異常混亂的情況下，燕妮的情書和父親的可能是噙著眼淚寫的、善意的告誡，被用來點燃煙斗……」他告誡兒子，警惕「在體魄方面——是花花公子；在精神方面——是狂熱的幻想家；在政治方面——是陰謀家，而在智力方面——則是書獃子。」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亨利希．馬克思致卡爾．馬克思」）這是一個焦心的父親對兒子馬克思的批評。

1818年，馬克思生於普魯士特利爾城一個猶太人中產家庭。當時該市約有一萬五千居民。父親是律師，家境不富有，但殷實。十九世紀初，德國仍處於封建等級社會。如果沒有法國大革命的時潮，馬克思大致會按照父親的安排，取得學位後，做一名哲學教授，或者律師。但是法國大革命為平民知識青年開闢了通向頂層權力的道路，既鼓舞了他們的叛逆青春，也激發了他們的政治野心。革命，是挑戰最高權力與永世聲名的賭博。為此，任何職業生涯都是庸俗的，唯革命值得一搏，而且是最高級別的共產主義革命。

馬克思對猶太人有所批評，而且話語刻薄。有人指責他「反猶」，實則不是。馬克思將猶太人的問題視為政治和社會問題，他批評猶太人在商業和金融資本上唯利是圖，而否定其種族和宗教。馬克思認為，如果國家的政治和資本問題解決了，猶太人的問題也就解決了；而「反猶」是針對種族和宗教的；因此不能說他「反猶」。深入些說，馬克思是徹底的叛逆者，對現存世界全然否定，作為猶太人，他不僅是叛逆、批判猶太人，而且也叛逆、批判整個世界。叛逆蘊含在馬克思血液中，就此而言馬克思又潛在地具有濃重的猶太人的文化基因。

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中，有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有許多重要的領袖、理論家、宣傳家是猶太人，特別是在俄國，比例高得超乎尋常。比如歐洲的共產主義領袖們：伯恩斯坦、拉薩爾、鮑威爾、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庫恩，等等。俄共重要領導者：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仁斯基、卡岡諾維奇……，連列寧也有猶太血統。當時，猶太人在俄國人口中佔1.5％，而「俄國蘇維埃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猶太人佔了75％。」「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小組最早就是出現在猶太人居住比較集中的維爾諾、明斯克、基輔、敖德薩等地。猶太工人中間比任何地方都更早成立了社會民主黨的組織。」（金雁《歷經磨難的東歐猶太人》）二十世紀歐美許多著名的猶太知識分子也是共產主義支持者。許多猶太共產主義者是理想主義者，品格高尚，乃至獻出了生命。蘇維埃俄國得以建立，猶太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斯大林執政後，翻手對猶太人進行清洗，如果馬克思在內，也難逃此劫。

眾所周知，猶太人流落世界，苦難深重，在歐洲遭受歧視與壓迫的歷史有千年之久。由此，猶太人有兩種截然相反，卻同樣極端的思潮，一向是極端的民族主義——猶太復國主義；一向是世界主義、普世價值，否定國家與種族。猶太人的這兩支傳統延續至今，前者是以色列的建立；後者是聯合國精神。

就猶太人的歷史，其民族主義、世界主義都是很可以理解的。高比例的猶太人參與或傾向共產主義，根於猶太民族沒有祖國，到處遭受歧視和壓迫。一方面，就所受的壓迫和歧視，猶太人天然地具有反叛性、批判精神，傾向世界主義、烏托邦；另一方面，迫於被消滅的邊緣，猶太人又要頑強地保存自己，這就使他們竭力地維護猶太民族認同及傳統，成為民族主義者。這兩向，猶太人都做到了極端。

馬克思家族數代是拉比，到他的父親改信基督教。由於猶太人遭到歧視和排擠，在德國有不少猶太人改信基督教，以改善生存處境。此事本身即是猶太人的不幸。儘管馬克思是世界主義者，但他的精神思想還是深深地打上了猶太文化的烙印，而且其內心也有猶太情結。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即與之有關。《舊約》中重要的命題如上帝、苦難、末世、審判、拯救、彌賽亞、天國，均在共產意識中找到對應，二者在結構上相似。共產主義運動之能成為現代宗教與之有關。

馬克思發表《共產黨宣言》的時候尚是青年，其投身共產主義，也包括青年人的熱情、理想、自負、草率、幼稚；與其說他是思想家、政治家，不如說他是詩人。在那個動蕩激烈的年代，如此狂妄的青年如此「救世」的宣言多多，因此在當時《共產黨宣言》應者寥寥，它的「輝煌」是以後的事。

十

德國1848年革命失敗後，馬克思於1849年5月被驅逐出德國。他在法國逗留了兩個月，之後流亡英國，直至他過世。

流亡初始，馬克思繼續鼓動革命，「他深信不久就會爆發革命運動」，「一場新的即將爆發的革命為期不遠了」。他寫信給恩格斯說「革命火山口的大爆發從來沒有像現在的巴黎這樣逼近……我正同全體革命派會晤，過幾天我就將掌握所有的革命報刊」。但事實上，德國、義大利、匈牙利等各國的起義均被鎮壓，法國走向路易．波拿巴軍事獨裁，革命已經耗盡了憤怒的能量，將長久沉寂。馬克思活在自己的幻想裡，拒絕現實，「數年來，他與他的大多數流亡戰友們一直認為這塊大陸將很快出現新的革命浪潮。正如早期基督徒在等待救世主再次降臨一樣。」　（引自戴維．麥克萊倫《卡爾．馬克思傳》）

1851年3月，針對1848年革命的失敗，馬克思、恩格斯以「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名義給作出指示《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其中說：「在1848年和1849年這兩個革命的年頭中，同盟經受了雙重的考驗。第一重考驗是，它的成員到處都積极參加了運動，不論在報刊上、街壘中還是在戰場上，都站在唯一堅決革命的階級即無產階級的最前列。同盟經受的另一重考驗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的通告以及《共產黨宣言》中闡述的同盟關於運動的觀點，都已被證明是唯一正確的觀點，這些文件中的各種預見都已完全被證實……」；「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不言而喻，在即將發生的流血衝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衝突中一樣，主要是工人必須勇敢而堅定地以自我犧牲的精神來爭取勝利」；「工人不僅不應反對所謂過火行為，不應反對人民對可恨的人物或對與可恨的往事有關的官方機構進行報復的舉動，不但應該容忍這種舉動，而且應該負責加以領導」；「工人應該武裝起來和組織起來。必須立刻把整個無產階級用步槍、馬槍、大炮和彈藥武裝起來；……組成由他們自己選出的指揮官指揮的獨立軍團，或者組成無產階級禁衛軍的支隊。武器和彈藥不得以任何藉口交出去；對任何解除工人武裝的企圖在必要時都應予以武裝回擊。」（　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這真是「唐吉柯德博士」在書房裡的白日革命夢！向哪裡去找馬槍、大炮，將無產階級組織成獨立軍團，誰去組織，錢從哪裡來？馬克思如此「偉大的繼續革命」計劃，除了秘密散發幾張傳單，毫無迴音。於是馬克思的革命就陷入「革命家」內部激烈的爭吵和鬥爭。

1850年4月，馬克思、恩格斯與維利希、哈尼、維迪爾和亞當等創建世界革命共產主義者協會。然而，隨即就是激烈的爭執，先是恩格斯和維利希，之後是馬克思和維利希。在同年９月１日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中央全會上，因爭執，維利希提出和馬克思決鬥，被馬克思拒絕；而馬派的康拉德•施拉姆則不顧馬克思的勸阻，與維利希決鬥，結果頭部受傷。其後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再一年，經馬克思提議，解散。

此後10年，馬克思雖然和流亡者還有有些來往，但基本退出了政治活動，主要研究經濟學，著述《經濟學批判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第一卷1867年出版）；同時為報刊寫新聞，以謀生。

從發表《共產黨宣言》到共產主義者同盟解散，前後共五年。作為「革命家」馬克思參與的革命活動是：1848年6月至1849年5月，在科倫辦《新萊茵報》。這是馬克思一生唯一的革命行徑，前後一年，並且是間接革命——辦民主報紙。

十一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始，歐洲的工人運動重新抬頭，其主要是要求改善工人的處境和生活，爭取社會權利。比如英國建築工人爭取９小時工作制，德國拉薩爾創建全德工人聯合會，綱領是爭取普選權，合法參與議會活動，與政府合作，由國家幫助建立合作社，改善工人生活。

1863年，波蘭爆發起義，反抗沙俄統治。這是民族革命，但其重新燃起馬克思心中「革命」的希望，對於馬克思凡「革命」即好。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有一點很明顯，在歐洲有揭開了革命紀元，……但願這一次熔巖從東方流向西方，而不是相反，這樣我們就可以擺脫法國首創作用的『光榮』。」　（引自戴維．麥克萊倫《卡爾．馬克思傳》）

1864年9月英法兩國工會建議成立國際工人協會，並於倫敦召開國際大會，此次會議上成立了「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馬克思受邀參加了此次大會，併當選總委員會委員、章程起草委員會委員。馬克思撰寫了《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並起草了《協會臨時章程》。

恩格斯後來解釋「這個協會成立的明確目的是要把歐美正在進行戰鬥的整個無產階級團結為一個整體，因此它不能立刻宣佈『宣言』（指《共產黨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則。」關於《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他說：「國際應該有一個充分廣泛的綱領，使英國工聯，法國、比利時、義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魯東派以及德國的拉薩爾派都能接受。馬克思起草了這個能使一切黨派都滿意的綱領。」（恩格斯：《共產黨宣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序言》）

馬克思對於此次大會的貢獻就是起草了這個《宣言》及《章程》，並得到使大會通過。該《宣言》近6000字（漢語），絕大部分是論証工人階級的處境沒有改變，仍處於貧困之中；有關該協會的目的、綱領僅有200多字，一掠而過，相當模糊，中心是：各國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團結在一起；其間勉強附帶了一句「奪取政權是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這是一份很勉強的宣言，各派得以認同主要在兩點：１、工人階級仍然處於貧困中，需要改變；２、各國工人階級要組織和團結起來。其實，這兩點都是不言而喻的事，說了等於沒說。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組織起來？目的是什麼、做什麼？如何做？而有關這些，諸派別卻是勢不相立。而在馬克思起草並通過的《章程》中卻沒有「奪取政權」這一條，而是說「要爭得對人人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一切階級統治」。該《章程》的「第一條　本協會設立的宗旨，是要為力求實現相互支持、進步和工人階級完全解放這一共同目標的各國工人，設立一個聯絡和合作的中心。」（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協會臨時章程」）

第一國際是個非常鬆散的多派別的混雜聯盟。義大利的馬誌尼派追求民族統一，主張武裝暴力推翻專制制度；法國的蒲魯東派倡導互助社會，反對工人參與政治；巴枯寧派，主張無政府主義，熱衷密謀起義；德國的拉薩爾派推崇合作社，謀求與政府合作；英國的奧哲爾派尋求改良劑階級合作，反對暴力革命；勒．呂貝則代表法國激進共和派，曾密謀刺殺路易．菲利普，此外還有馬克思的共產革命派，等等。

第一國際的積極意義是：促進了歐洲各國工人組織的建立，以及彼此國際化聯繫和相互支持，也促進了工人維護自身權益的運動，比如爭取選舉權、罷工、縮短工時、爭取福利、保護童工婦女等等。至1867至1869其影響到頂峰。

但是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各國工運組織自身的抗爭，第一國際的作用是間接的。無論是按照章程或其實際所謂，第一國際都是一個「聯絡與合作」的總部，而非是領導中心，其與各國組織之間非領導與下屬的關係，而僅是聯絡及協調中心。戴維．麥克萊倫在《卡爾．馬克思傳》中記述：「國際工會是一個太脆弱的組織」。「國際工人協會是一個國家團體之間的非常鬆散的聯盟。每個團體的政策都更多地根據地方利益，而不考慮總委員會」「……它們聲稱是擁護國際工人協會基本原則的。但在所有這些國家中，這種承諾是感情上的，並沒有嚴密組織形式上的、思想學說上的或者（英國除外）財政上的聯繫和支持。」「即使在英國，重要的工會的領導人很多在總委員會任職，並於馬克思有密切的聯繫，但他們制定工人階級的政策，並沒有提到國際工人協會。……當涉及本國事情時，國際工人協會的影響就變成了外圍的了。」

再而，第一國際內派別林立，各行其是，第一國際對各派均無實際領導權。馬克思希望將各國組織的領導權最終都歸屬到第一國際中央委員會手中，實際絕無可能。第一國際的會員總共不過幾千人，到1870年底英國的總會員254人，德國358人，法國有36個支部，美國據說有500人等等，而且會員間的聯繫是非常鬆散的，大多數人甚至不繳納會費。在1869年至1870年第一國際總委員會的總收入是50英鎊，總部甚至曾因欠房租而被迫搬家。（參見：戴維．麥克萊倫《卡爾．馬克思傳》）可見第一國際的實際起到的作用很有限，可謂空有其名。

馬克思參與第一國際的意圖是，革命高潮即將來臨，因此需要促進工人的組織化，掌握它，待革命再次到來，即可將之投入革命。他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在下次的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上我將親自置這些蒲魯東派的蠢驢們於死地。．．．．．．此外，我將要在總委員會的正式報告中（儘管巴黎的空談家用盡了全部力量，他們也沒有能夠阻止我們再次當選）給他們以嚴厲的斥責。在這期間我們的協會有了很大的成就。．．．．事情在向前發展著。在下一次革命到來時——它也許會比表面看起來到來得更快些——我們（也就是你和我）就將把這個強大的機器掌握在我們手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６７年９月１１日）

這是馬克思付諸如此多的精力時間，乃至一度擱置《資本論》的寫作，投身第一國際的意圖。當然，這仍然是馬克思一廂情願的虛妄。十九世紀歐洲工人運動中，馬克思共產主義暴力革命一派並非主流，而是孤家寡人，追隨者寥寥無幾，大家對馬克思的尊重多在其淵博的知識。

在馬克思的上述中，他的基本判斷都是錯誤的。首先，並沒有他所期待的新的會更快到來的革命；再，他過高估計了第一國際的力量，其派別林立，並不會團結為一部「強大的機器」；還有，他又高估了自己，其並無可能將掌控第一國際，各路「豪傑」各行其是，誰也不會聽他的指使。馬克思再次沉浸於主宰革命的幻想中。

這裡我們還可以看到革命家、組織——「黨」、民眾、政權之間的關係。革命家需要控制「黨」，通過「黨」組織民眾，以民眾暴力奪取國家政權，進而行使權力，實行其革命主張——個人意誌。個人的最高實現不在得到什麼、佔有什麼——包括權力，而是實現個人意誌。慾望、財富、權力，爭奪之，得到之；然而更高的形態則是用所得到的財富和權力實現個人意誌。意誌是精神性的高於物性，僅僅滿足於財富和權力的佔有尚是生命的低等形態，未超乎本能。革命家的「野心」——意誌，不在奪得權力，享用權力，而是摧毀舊世界，開天闢地，創建他意誌中的世界。革命家不同於傳統統治者，後者遵循傳統，即使擴張也是守護舊業的基礎之上；而革命家則是要開天闢地，這是其危險所在。

馬克思是書齋裡的革命家，共產主義革命對他是一種幻想，而非實際行徑。什麼是革命家？羅斯伯比爾、布朗基、馬誌尼、巴枯寧……，無論其對錯，但他們出生入死，身體力行。革命家需要「行」，而非僅是在圖書館空想及在會議上高談。那個時代，革命家需是亡命之徒，而馬克思絕然不是，他非常眷戀家庭和書齋，他只是好指使好妄想而已，因此我說其是書齋裡革命之唐吉訶德。

馬克思看到，實行革命需要有「黨」，而領袖要實行他的革命，則要控制「黨」。但是馬克思不清楚，一個實行暴力革命的黨，只能是一個極權「黨」，而非是一個「議會黨」，其內部不可能協商、民主，如同戰爭中的軍隊，只能是「首領」獨裁，而且成員必須效忠、服從，否則即無戰鬥力。暴力革命乃大規模的殺人流血，非此如何能讓其「黨員」殺人或被殺？暴力革命是戰爭，非領袖獨裁，其「黨員」為何要聽你的，而不自行其是？暴力革命之殘酷首先實行於革命黨內，包括殘酷的「領袖」權力之爭奪，清除異己，不斷地進行黨內清洗。非「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不足以實行暴力革命；而非極權統治與殘酷清洗，則無法保障「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馬克思是書齋中的「大腦」，卻沒有「行」的意誌和能力，其和布朗基、馬誌尼完全不能相比。在前，馬克思解散了「共產主義者同盟」，其後他又將第一國際「打發」到美國，再後建議解散之；可見他做不了領袖，沒那份能力，也沒那麼殘酷。不殺人何以革命？欲建立共產極權政黨，需等到列寧、托洛斯基、斯大林這樣人物的出場，並且要在落後愚昧的俄國。

順便說一段題外話：孫中山革命，要求同盟會成員按手印、發血誓，對其個人效忠，即非此無以實行其革命。國民黨之能打敗各軍閥，在於其「列寧化」；而其敗於中共，則在於其遠不能真正做到「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而中共是真「列寧黨」，其下得了血洗的狠手。而國民黨只是想學「列寧黨」，卻做不到，因為國民黨是上層有產者主導的黨，脫不了君子氣，做不到那麼殘酷；共產黨之能動輒血洗，因為其領袖、骨幹主要是流氓無產者。再，國民黨承襲中國傳統，因此是講仁義、中庸，有人情的，不會將事情做到極端；而中共信奉共產主義，是異端宗教性組織，為主義不惜毀滅一切。

十二

李大釗記述「第一國際這個嬰孩自誕生的時候以至後來遭了災難，都不是因為沒有人照管，乃是因為義父太多的緣故。創造這第一國際的人們，幾乎都同床異夢。英國的Howell和Odger兩君想用第一國際把英國的工聯制推行到歐洲大陸上去。在英倫的法國亡命客想用此引導人去刺殺拿破崙三世。義大利的馬誌尼想借他以恢復他們的已經消滅的秘密的共和國民的組織。只有馬克思是想用他作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宣傳者，同時亦教育工人，聯結工人，結局是馬克思佔了勝利。」（《李大釗文集．馬克思與第一國際》）李大釗是共產主義者，自然要說馬克思「佔了勝利」，實際馬克思毫無領導權，第一國際從未有實，並最終均歸於失敗。

第一國際自建立便充滿紛爭，之後愈發激烈。因為馬克思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章程》完全改寫了馬誌尼派的草本，後者隨即退出，從此雙方成了冤家。馬誌尼派是民族主義加共和，與馬克思的階級論、唯物主義勢不兩立。馬誌尼在他的「告義大利工人書」中宣稱：「這個幾年前在倫敦成立的協會，從一開始我就拒絕和它合作……一小撮人企圖直接領導大批在祖國、誌向、政治主張、經濟利益以及行動方式都各不相同的人，這一小撮人的結局，或者將是完全停止活動，或者必將獨斷地行動。因此我拒絕和他們交往，稍後義大利工人支部也拒絕和他們交往」恩格斯則反駁「馬誌尼所以稱馬克思是一個具有『破壞性的……頭腦，不容異己的性格』等等特點的人，顯然是因為馬克思很成功地破壞了馬誌尼對國際策劃的陰謀，不容異己地反對老陰謀家掩飾不周的貪求權力的野心，從而使他永遠無法再危害協會。」（恩格斯《馬誌尼反對國際的言論．馬恩全集第十七卷．》）

第一國際大會結束數月後，馬克思與愛德蒙．比爾斯等在國際協會內部創建改革同盟，等於是另拉起一派，目的是「打破（了）資產者想把工人階級引入歧途的一切折衷的企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5月1日）。

馬克思和蒲魯東派的鬥爭，貫穿第一國際始終，鬥爭的中心是：工人運動是否要參與政治；是否廢除私有制。蒲魯東是無政府主義者，強調個人自由，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與政府；而用巴枯寧的話說「作為一個德國人和猶太人，馬克思從頭到腳都是個權威論者。」（梅林《馬克思傳，506頁》）蒲魯東反對暴力革命，反對工人參與政治，主張建立自治互助社會，維護小私有者，協調公有制與私有制，和平改良資本主義。馬克思批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蒲魯東是歐洲近代社會主義運動重要的推動者，當今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模式中的諸多元素都可追溯到蒲魯東那裡。蒲魯東推動了了歐洲各派別的社會主義運動，包括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運動。蒲魯東所謂的「無政府主義」並非是漢語翻譯的字面之意，蒲魯東思想的核心是自由、平等，著重底層窮人的權益，他強調人的自治，肯定小私有者。鼓勵建立互助制社會，反對高居人和社會之上的國家和政府。

蒲魯東是青年馬克思的思想啟迪者，對馬克思轉向共產主義至關重要。梅林說，在當時「法國的無產階級認為自己的最卓越的代表就是蒲魯東，他的《什麼是所有權》一書，在一定的意義上是西歐社會主義的最前哨。」（　梅林．《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　何清新譯）

1840年蒲魯東的著作《什麼是所有權——關於法和權力的原理的研究》出版。「1842年，馬克思接觸到蒲魯東的《什麼是所有權》之後，就開始著手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哲學的貧困》（1847年），馬克思的每一部重要著作，幾乎都對蒲魯東有所涉及。」　（余源培、付暢《馬克思與蒲魯東關係之歷史演變》）

馬克思說：「蒲魯東則對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即私有製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帶有決定性的、嚴峻而又科學的考察。這就是蒲魯東在科學上所完成的巨大進步，這個進步使政治經濟學革命化了，並且第一次使政治經濟學有可能成為真正的科學。蒲魯東的『什麼是財產？』這部著作對現代政治經濟學的意義，正如同西哀士的著作『什麼是第三等級？』對現代政治學的意義一樣。」　「以往的政治經濟學從私有制的運動似乎使人民富有這個事實出發，得出了替私有制辯護的結論。蒲魯東從政治經濟學中被詭辯所掩蓋的相反的事實出發，即從私有制的運動造成貧窮這個事實出發，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結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神聖家族．第四章」》）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正是從蒲魯東這裡延伸出去的。

蒲魯東的思想對馬克思有四個至關重要的啟迪：一是蒲魯東從私有制否定了資本主義，認定這是貧困的根源。馬克思由此展開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建立其消滅私有制的共產主義學說，他的《資本論》即奠立在此基礎之上。二是促使馬克思最終走出黑格爾哲學，轉而關註社會的現實問題，特別是勞動者的物質利益。三是開啟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四是確立了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論。蒲魯東在《什麼是所有權》中，表述了經濟是社會及歷史之基礎的思想。

蒲魯東在思想上啟迪了馬克思，馬克思幾大重要思想研究都是從蒲魯東出發的，這似乎傷害了馬克思的自尊。馬克思堅持不懈地對蒲魯東進行批判、鬥爭，當然主要是思想及路線的分歧，但其中也有馬克思心理上潛在的「殺父」之念。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有些批判很是過分，已經不是思想論辯，乃是詆毀、羞辱。蒲魯東逝世後，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施韋澤請馬克思「對蒲魯東作一個詳細的評價」，於是馬克思寫了《論蒲魯東》。在此文中，馬克思對蒲魯東大加批判、羞辱。他指責《什麼是所有權》「聳人聽聞」，「在嚴格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史中，這本書幾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他對政治經濟學的認識「甚至是小學生式的」。這和他在前對此書的評價截然相反。他斥責蒲魯東是「科學暴發戶」，「科學上招搖撞騙和政治上投機」，「胡言亂語」，「自吹自擂、大言不慚」，「卑鄙」、「厚顏無恥」。為了顯示自己淵博，貶低蒲魯東，他說「我使他感染了黑格爾主義，這對他是非常有害的，因為他不懂德文，不能認真地研究黑格爾主義。我被逐出巴黎之後，卡爾.格律恩先生繼續了由我開始的事情。他作為德國哲學的教師，還有一個勝過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點也不懂德國哲學。」在此文的結尾，馬克思寫道「這個人剛死不久，您就硬要我來為他蓋棺論定，那麼這件事就要由您自己負責了。」（「論蒲魯東——給約.巴.施韋澤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六卷）

馬克思和拉薩爾派的鬥爭。第一國際成立前，拉薩爾本人已經死於決鬥，但其派別仍在。拉薩爾1863年創建了「全德工人聯合會」，開創了歐洲現代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先聲。其基本路線是：政治上，反對階級鬥爭、暴力革命，主張進行合法鬥爭，通過爭取普選，議會鬥爭，改造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上依靠國家幫助，建立合作社，實現公平分配，最終建立超階級的「自由的人民國家」。馬克思批判其是庸俗的社會主義，是機會主義。馬克思堅持「沒有超階級的自由」，「也沒有超階級的國家」，因此必須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並在革命成功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針對拉薩爾主義，馬克思說「對於德國工人階級來說，最需要的是停止搞官方恩準的鼓動。」（1868年9月26日，馬克思致恩格斯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

1865年恩格斯發表了《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政黨》小冊子，馬克思推薦此書說：「本書富有遠見地、公正地、熟練地闡述了當代德國所十分關心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四卷）。恩格斯在此書中，批判了拉薩爾派與統治階級妥協合作的路線，強調工人階級要建立獨立的政黨，「不要做資產階級的尾巴」，「並且在最近一次革命風暴到來時——這些風暴現在像商業危機、像春分和秋分時的風暴一樣有規律地重復著——準備好採取行動。」「一旦反動派真的把某些虛假的政治讓步作為誘餌扔給德國無產階級，……『我們將手端著槍去接受你的禮物，我們的槍沖著前方。』」「至於軍事問題本身，……要清楚地意識到，總有一天工人政黨也要進行自己的、德國的『軍隊改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1869年，親馬克思的奧古斯特．倍倍爾和威廉．李卜克內西聯合第一國際在德國的各支部，創建「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其綱領傾向馬克思路線，主張革命，推翻德國君主制，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提出政治鬥爭是經濟解放的前提等等。他們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成為德國工人運動的左派，與拉薩爾的右派相對恃。

1875年，「全德工人聯合會」與「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哥達舉行代表大會，兩黨合併為「社會主義工人黨」——後改名為　「德國社會民主黨」（此黨一直延續到至今，勃蘭特、施密特都曾任其黨魁）。《哥達綱領》即是為兩黨合併確立的綱領，即《德國工人黨綱領》。

該綱領的草案，事前送給馬克思看。馬克思看後，很是憤怒，認為其是對共產主義革命的背叛，指責其是「極其糟糕、會使黨精神墮落的綱領」，是對拉薩爾主義「無條件投降」，「綱領中差不多每一個字都應當加以批判的」；並說「恩格斯和我將要發表的一個簡短的聲明：我們和上述原則性綱領毫不相干，我們和它毫無共同之點。」針對《哥達綱領》，馬克思寫了《哥達綱領批判》。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除了在理論上批判了《哥達綱領》中幾個「錯誤」的觀念，在政治上主要是批判了其如下兩個核心主張：

１、《哥達綱領》：「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來爭取自由國家和社會主義社會。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２、《哥達綱領》：「為了替社會問題的解決開闢道路，在勞動人民的民主監督下依靠國家幫助建立生產合作社。」

難怪馬克思如此氣憤，這兩項主張從根兒上否定了共產主義革命。

首先，共產主義革命之目的乃在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最終也消滅國家，實現天下大同。馬克思以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封建專制的國家，乃是封建主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乃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共產主義革命是要推翻此統治階級，顛覆其國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而《哥達綱領》則是承認當下之國家，不革命，不推翻它，而在現存的國家基礎之上，以合法方式進行改進，爭取自由、平等，由而確立一個全民的，各階級共享的民主國家——包括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共存。其否定了階級對立和鬥爭，否定了革命，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否定了共產主義終極目標。

特別是，《哥達綱領》提出要依靠國家的幫助建立合作社，這更是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其不僅是否定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間的生死對立和鬥爭，而是後者向前者的屈服和諂媚。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之激烈地指責：「綱領的政治要求除了陳舊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義的廢話，如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利、人民軍隊等等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內容。這純粹是資產階級的人民黨、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聲。」「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國看做千年王國，他們完全沒有想到，正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最後的國家形式裡階級鬥爭要進行最後的決戰」；「使國家變成『自由的』，這決不是已經擺脫了狹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

馬克思特彆強調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綱領既沒談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也沒談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哥達綱領》和《哥達綱領批判》體現了兩條道路的分野：一條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革命，核心是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另一條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核心是，反對階級鬥爭、暴力革命，主張合法鬥爭，爭取普選，維護民眾實際權益，公平公正，建立全民民主社會。

1875年，馬克思抱病寫了《哥達綱領批判》，離他逝世只有八年。此間，馬克思已經看到他的共產主義革命在歐洲全無希望，他的共產主義理論難以確立，以至他的《資本論》擱置。李卜克內西、倍倍爾乃是馬克思最親近、信任的人，然而他們也背叛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革命和學說，這是馬克思難以接受的，故而他竭盡全力批判《哥達綱領》，痛斥李卜克內西、倍倍爾。如果說《共產黨宣言》，充滿青年馬克思的理想、信心和激情；那麼《哥達綱領批判》則滿含晚年馬克思，遭致否定和背叛的憤怒，這是馬克思最後一次高昂他的共產主義革命和思想。實際，馬克思死後，恩格斯也放棄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革命，帶領第二國際走向修正主義——社會民主主義。

於第一國際，馬克思較多投入的是前五年，因為他對該組織及共產主義革命尚有幻想；但其後便逐步失望、淡漠，而將更多的精力投入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第一國際一方面遭到各國政府的打壓，另一方面又經受內部無休的紛爭，加之經濟的窘困，其日趨衰落，內外交困，馬克思倍感疲憊厭倦。1872年，他和恩格斯推動，將第一國際總委員會遷到紐約。目的是，他們可以卸掉這個大包袱，同時也不讓他們的對手掌控第一國際。此舉乃是讓第一國際壽終就寢。1876年7月15日，根據馬克思的建議，第一國際在美國費城代表會議上宣佈解散。

十三

馬克思一直著期待歐洲大革命再次來臨，並且總是樂觀的認為革命就要來臨。他之所以積極投入第一國際，即出於此，他欲打造一個龐大的國際性的革命組織，當革命到來時，投入其中，實行共產主義革命。

儘管馬克思關於革命即將到來的預言，一再失實，然而1871年，革命真的到來了——巴黎公社起義。這是他久已盼望的革命，然而他是如何對待這場革命呢？

1870年，拿破崙三世向德國宣戰。馬克思以第一國際的名義發佈了一個聲明《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主要內容是：譴責拿破崙三世發動戰爭；德國應戰不應超過防禦範疇。聲明最後說：「法國和德國工人互通和平與友誼的信息。單是這一件史無前例的偉大事實，就向人們展示出更加光明的未來。事實表明，同那個經濟貧困和政治昏聵的舊社會相對立，正在誕生一個新社會，而這個新社會的國際原則將是和平，因為每一個民族都將有同一個統治者——勞動！」顯然，馬克思的樂觀預言與現實不搭界，屬臆想。

1870年７月19日普法戰爭爆發，法國慘敗；同年９月２日拿破崙三世宣佈投降；９月４日，巴黎爆發起義，宣佈建立第三共和國，成立「國防政府」。９月19日普魯士軍隊包圍巴黎。巴黎市民自發地組建了30萬人的「國民自衛軍」。10月31日，巴黎市民再爆發起義，旨在推翻共和制的「國防政府」，並提出巴黎自治的要求。關鍵時刻，布朗基號召人民群眾支持政府，共同抗敵。起義無果而終。1871年1月28日，法國「國防政府」與普魯士簽訂停戰協定，放棄抵抗。而國民自衛軍不接受政府投降，脫離政府，建立中央委員會，堅持抵抗。同年２月８日，法國國民議會舉行大選，組建新議會，梯也爾被選為臨時政府首腦。

1871年3月18日，梯也爾政府指令軍隊收繳國民自衛軍佔據的400門大炮，遭市民阻攔，指揮官勒康特將軍下令開槍，但士兵拒絕開槍，轉而嘩變。混亂中，勒康特及另一名將軍被殺。騷亂迅速蔓延。國民自衛軍就勢舉行起義，佔領市政廳及各要地。梯也爾帶領政府、官員、企業家、貴族、軍隊、警察、教會等撤退到凡爾賽。巴黎為起義的市民所佔領。3月19日，國民自衛隊中央委員會發佈公告，進行公社選舉，以公社權力取代政府。３月26日，巴黎分區進行公社選舉，96人當選為公社委員。公社委員會取代了國民自衛軍的中央委員會。巴黎公社正式誕生。國民自衛軍拒絕，並殺死了兩名將軍。梯也爾下令鎮壓。

當巴黎爆發革命。馬克思並未積极參与，他和第一國際都是局外旁觀者，對之沒有什麼影響。馬克思在他撰寫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宣言》中說「我們同他們一起為法國建立共和國而歡呼，但是同時我們感到不安……，這個共和國並沒有推翻王位，而只是佔據了它所留下的空位子。……組成這個政府的，一部分人是聲名狼藉的奧爾良黨人，一部分人是資產階級的共和黨人。」「由此可見，法國工人階級正處於極困難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機中，當敵人幾乎已經在敲巴黎城門的時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圖都將是絕望的蠢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七卷）可見，馬克思在早是反對巴黎公社起義的。「按照奧地利社會主義者奧伯溫德的說法，在起義開始之後的兩天，馬克思寫信給維也納說它沒有成功的可能性。」「看起來巴黎人似乎要屈服了。」（戴維.麥克萊倫《卡爾．馬克思傳》第七部分）

在巴黎公社存在的兩個月中，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始終保持沉默。在巴黎公社成立的次日，馬克思提議發佈宣言《告巴黎人民書》，委員會讓他負責，然而一個星期後，馬克思說「已經不合時宜了」。直到巴黎公社覆滅的第三天。馬克思才交給委員會一份宣言《法蘭西內戰》。（參見，同上）

馬克思期待革命、盼望革命，等待革命時機之到來，然而當革命到來時，他則左右徘徊，置身其外。書房裡的革命之唐吉訶德，成為了好龍的葉公。馬克思是書房裡的學者、知識分子、思想家，而絕非革命家。其既無行的渴望，也沒行的能力，多限於空想空談。革命家是行動者，如布朗基、巴枯寧，無論對錯，他們都為了其所認定的革命，抓住時機，捨生忘死，付之以行。比如此次巴黎革命中，當法軍連連敗北，布朗基便於八月中旬由布魯塞爾趕到巴黎，策劃武裝起義，建立共和國。此舉失敗。９月初，拿破崙三世投降，第二帝國覆滅，第三共和國建立。當普軍兵臨城下，布朗基號召民眾支持國防政府，保衛巴黎，一致抗敵；並組建國民自衛軍，當選為169營司令。而當國防政府放棄抵抗，準備投降，布朗基則再次舉行民眾起義……；直至他被捕。

巴黎公社這樣一場驚天動地的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對於馬克思僅是寫了一篇評論《法蘭西內戰》。馬克思作為共產主義革命的奠基人和領袖，面對這場革命，其反差是如此之大，可謂是全然「失職」。縱觀馬克思一生，除了1848年德國革命爆發後，其前去辦了一年的雜誌之外，未曾參加過任何實際的革命。馬克思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幻想家、虛妄家。馬克思更像是詩人，生活在自己的幻想裡，認定了一種意識，即不看現實。《共產黨宣言》是他的共產革命的妄想；《資本論》作為一部經濟學著作，成一家之言，亦有其獨特的貢獻，但是此著是先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然後按此模式建立其經濟學理論。故此，馬克思未能完成《資本論》，因為其理論的基本論點來於其意識形態，而與現實不能自圓。《法蘭西內戰》也是按照作者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意識框架，去解釋巴黎公社革命，但並不合事實。與其說，《法蘭西內戰》是對巴黎公社事件的論證分析，不如說是作者借巴黎公社鼓勵共產革命，並為之論戰。

十四

《法蘭西內戰》的光彩之處，是作者強烈譴責梯也爾政府對巴黎公社的殘酷殺戮，特別是在巴黎公社的抵抗已被平息之後，梯也爾政府大規模摸底抓捕公社成員，並草率地處決，有學者統計估計有２－３萬人被處決；數萬人被監禁及流放。無論如何，如此殘酷血腥的殺戮都是不可寬恕的。在巴黎公社被鎮壓後數日，馬克思便面對「勝利者」發表嚴厲的抗議和譴責，這是他的亮點。但其基本論點乃是高揚其共產革命的思想。

１、簡單化的階級論

《法蘭西內戰》的第一句話就是：「1870年9月4日，當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國而幾乎立刻受到法蘭西舉國一致歡呼的時候，有一夥鑽營祿位的律師——梯也爾是他們的政治家，特羅胥是他們的將軍——佔據了市政廳。」之後又說，「巴黎戰勝普魯士侵略者，就無異是法國工人戰勝法國資本家及其國家寄生蟲。國防政府在民族義務和階級利益二者發生矛盾的時候，沒有片刻的猶豫便把自己變成了賣國政府。」而在《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宣言》中，馬克思這樣論述《國防政府》「這個共和國並沒有推翻王權，而只是佔據了它空出來的位子。它不是作為社會的勝利，而是作為民族的防禦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個臨時政府手中；組成這個政府的，一部分人是聲名狼藉的奧爾良黨人，一部分人是資產階級共和黨人，而後者中間某些人的身上又在1848年六月起義時期留下了洗不掉的污點。……這個政府不只是從帝國那裡繼承了一大堆殘磚斷瓦，而且還繼承了它對工人階級的恐懼。」

馬克思完全是臆想，法德兩個國家及民族間的戰爭，「巴黎戰勝普魯士侵略者」怎麼扯到了「法國工人戰勝了法國資本家」，真是不著邊兒？事實是當普魯士大軍圍困巴黎，法國面臨的是民族戰爭。在此，「國防政府」所代表的是法國國家、民族及全體人民，並非馬克思所說僅代表奧爾良黨人及資產階級，新內閣就任宣言的核心是「拯救祖國」。「國防政府」成立數日後，激進民間領袖布朗基即號召法國人民支持新政府，共同抗敵。他在《祖國在危急中》中，呼籲「在共同敵人面前應該消除一切分歧。」看來實幹家布朗基遠比臆想家馬克思靠譜。

馬克思以階級觀看待民族、國家間的衝突，導致其對整個事件的偏見。他以為「工人」「無產者」是先進階級，代表人類的前途，只有他們是好的，代表歷史的進步；而任何國家的政權，無論是君主制的還是共和制的，都是壞的、反動的，都是階級壓迫，都應該被摧毀、剝奪，無論他們做什麼，怎麼做，都應該反對、譴責。

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的導言中說得更徹底：「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而且在這一點上民主共和國並不亞於君主國。國家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中獲勝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

馬克思主義將人類如此困難、複雜的國家、民族、社會種種問題，簡化為１＋１的階級論教條。按照這種教條，人民需要不斷地造反、革命，凡國家政權就是階級壓迫，不論其好壞，即需要推翻，廢除。如此，人類除了不斷推翻國家政權之外，就再無其它事情該做。

１８７０年９月底，普魯士軍隊包圍了巴黎，一個月後，法國麥茨要塞，由巴贊元帥率領的１７萬法軍，向普魯士軍隊投降。俾斯麥斷定：「只要巴黎幾個禮拜沒有咖啡和牛奶，便會不攻自破。」在普軍圍困中，巴黎走投無路，人們已經到了吃貓、狗，乃至老鼠的地步了，老人和孩子成批地死去。法國政府別無選擇，於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８日，被迫和普魯士簽訂停戰協定，放棄抵抗，割地賠款。這本是國家屈辱無奈之舉，但馬克思斥責其賣國：「國防政府在民族義務和階級利益之間的這一衝突中，沒有片刻的猶豫便把自己變成了賣國政府。」（《法蘭西內戰》）原本是民族、國家之困境，馬克思卻將之視為本國家的階級鬥爭。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對國民政府的鬥爭採取的是同樣模式，將國民政府暫時的防守或後退，斥責投降賣國，以維護大地主、資本家、官僚階級統治。

１８７１年２月初，法國進行了國民議會選舉，保守派大勝。在６４５個議席中，保守派佔據了４２０席，共和派僅佔１４５席，而最具聲望的激進領袖布朗基則落選。這說明民意轉向「恢復」秩序，革命訴求下降。以梯也爾為首的新臨時政府，提出執政首要任務是：結束各派紛爭的混亂局面，恢復和平與秩序。在當時的局勢下，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會如此做，此是國家之大局，也是民意之所在。

馬克思猛烈抨擊了此屆政府，包括對主要閣員，乃至對其私德。當然，其血腥鎮壓了巴黎公社，馬克思難以抑制憤怒，可以理解。但是馬克思指責其是「反革命勢力」，復辟「昔日的千年王國」；「發動反對共和國戰爭」，「在外國侵略者的監視和卵翼下把對外戰爭變成一場國內戰爭——一場奴隸主叛亂」，（《法蘭西內戰》），則是主觀臆斷。

梯也爾政府之所以要收回大炮：一是防止激進的國民自衛軍騷亂，爆發內戰；因為在１８７０年１０月，巴黎市民已經有過一次起義，加重了國家的危機和混亂；再是，防止國民自衛軍用大炮攻擊普軍，破壞停戰協定。況且國民自衛軍已經脫離了政府的控制，成為巴黎一個失控的武裝的政治及軍事中心。在危機中，為了維護和平、恢復秩序，此乃政府必要之舉，是國家、民族之大利；至於策略上是否得當，能否達到目的，另說。

而馬克思譴責說：「巴黎投降了，和平了，這時新的政府首腦梯也爾不能不看到，只要巴黎工人手裡還有武器，有產階級——大土地佔有者和資本家——的統治就時刻處於危險之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設法解除工人的武裝。」「奪取大炮顯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裝」，「武裝的巴黎是實現反革命陰謀的唯一嚴重障礙。武裝的巴黎是實現反革命陰謀的唯一嚴重障礙。因此必須解除巴黎的武裝。」「於是梯也爾發動了內戰」。（《法蘭西內戰》）梯也爾政府恢復國家和平與秩序之舉，又被馬克思解釋為階級鬥爭，並指責其為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而發動內戰。

馬克思以階級論，將整部由普法戰爭所引發的巴黎革命事件，簡化為工人階級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這種簡化、教條化的意識模式貫穿了其後一個多世紀的世界共產主義革命與運動。

２、關於巴黎公社的性質

馬克思熱烈地讚頌了巴黎公社，將之視為工人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是新世界的曙光。他在《巴黎公社一週年紀念大會的決議》中寫道「大會認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運動是把人類從階級社會中永遠解放出來的偉大的社會革命的曙光。　」「……宣判了舊社會的死刑，不管舊社會的統治形式如何　——　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八卷）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法蘭西內戰》的導言中說：「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就是要把大工業以至工場手工業組織起來 ……。這種這種組織工作，正如馬克思在《內戰》中完全正確地指出的，歸根到底必然要導致共產主義。」

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說「這是使工人階級作為唯一具有社會首創能力的階級得到公開承認的第一次革命」，「工人階級充分認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滿懷完成這種使命的英勇決心」，「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而為人所稱頌。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裡。」「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大部分公社委員，都是國際工人協會的最積極、最有見識、最剛毅的人物……這些人都百分之百地正直、真摯、聰明、忠誠、純潔、狂熱——正面意義上的狂熱。」「我們的協會（指第一國際）只是文明世界各國最先進的工人之間的國際紐帶。無論在何處、在何種形式或何種條件下，只要進行著階級鬥爭，自然總是我們協會的會員站在最前列。」顯然，馬克思講巴黎公社革命當作偉大的工人階級革命，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先聲，甚至馬克思將之當作是第一國際的革命。

「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清晨，巴黎被『公社萬歲！』的雷鳴般的呼聲喚醒了。公社，這個使資產階級的頭腦怎麼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麼呢？」馬克思寫到「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但是，無論廉價政府或「真正共和國」，都不是它的終極目標，而只是它的伴生物。」「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產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沒有最後這個條件，公社體制就沒有實現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談。生產者的政治統治不能與他們永久不變的社會奴隸地位並存。所以，公社要成為剷除階級賴以存在、因而也是階級統治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槓桿。勞動一解放，每個人都變成工人，於是生產勞動就不再是一種階級屬性了。」「是的，先生們，公社是想要消滅那種將多數人的勞動變為少數人的財富的階級所有制。它是想要剝奪剝奪者。它是想要把現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剝削勞動的手段的生產資料、土地和資本完全變成自由的和聯合的勞動的工具，從而使個人所有製成為現實。」　（《法蘭西內戰》）

馬克思在這裡，按照他的共產主義革命理論，來闡述巴黎公社；但這只是，他用巴黎公社來註釋他的共產主義革命理論；而並非是巴黎公社原貌。

巴黎公社革命是市民革命，參與者的成分很複雜，包括店主、商販、傭人、店主、僱工、遊民、學生、主婦、知識分子、藝術家、職員、馬夫、皮匠……。按照馬克思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工人階級」、「無產階級」是指產業工人，而在這場革命中，產業工人很少。無論如何，都不能將巴黎公社定為工人階級革命；此說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牽強附會。《共產黨宣言》這樣定義無產階級：「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

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６日，巴黎進行公社選舉，９６人當選為公社委員。其中包括布朗基主義者、巴枯寧主義者、蒲魯東主義者、激進的共和黨人、改良派、雅各賓黨人、社會主義者、女權家，還有工人、醫生、記者、流亡者等等。這是一個龐雜的混合體，工人階級既非主導者，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也並非是其綱領。

１８８１年，巴黎公社失敗十年之後，馬克思在致斐迪南．多梅拉．紐文胡斯的信中，全然顛覆了自己在《法蘭西內戰》關於巴黎公社的論斷，說：「也許您會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說這不過是在特殊條件下的一個城市的起義，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十五卷）顯然，這段論述倒更合乎事實。

巴黎公社革命，更多地屬於無政府主義革命。當然，這裡的「無政府」並非是漢語的字面意義，而是指安那琪主義（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其強調個人自由與人際間的平等，反對國家、政府的權威統治，而主張社會群體的自治。

首先，巴黎公社是繼承了法國大革命的精神：自由、平等、公民權利。巴黎公社中央委員會在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４日公報中宣佈：「巴黎不想統治，但它嚮往自由。除了靠自己的榜樣，它沒有獨裁的野心。……它通過確立自己的自由而為別人準備條件」（趙京《巴黎公社的精神》）自由、平等、公民權利，是法國大革命的精神遺產，也是巴黎公社的最終的政治要求，其起義，推翻現政府，廢棄國家統治機器，均是為了實現此目的。

巴黎公社不同於法國大革命的之處，乃是創造了「公社」的社會組織形式。而「公社」正是蒲魯東主義始終的社會夢想，廢棄國家、政府、統治機器，在保障個人自由的前提下，人與人組織成互助的社群，自由、自立、自治。「公社」正是按照蒲魯東主義的理想，而建立的。馬克思如此熱烈地讚頌「公社」，將之當為未來共產主義的原則和社會組織形式，是自由、平等、民主的最高形態。這也就是其稱巴黎公社「為新社會的光輝」的原因。顯然，就社會的終極形式，馬克思回到了蒲魯東那裡。

那麼，馬克思和蒲魯東主義的區別到底何在呢？主要有兩點：一是武裝暴力革命，二是無產階級專政。這也就是馬克思批判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即「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法蘭西內戰》）無產階級必須用革命暴力「摧毀」和「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革命的暴力鎮壓、消滅舊勢力的反抗。馬克思認為，由於巴黎公社「浪費了寶貴時間」去組織民主選舉，而不是迅速地去消滅凡爾賽的軍隊，而且也沒有沒收法蘭西國家銀行的資產；因而導致「公社」失敗。何為「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這裡說的很清楚。雖然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沒有明確地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文章中表達了這個意思。１８７１年９月，也就是在巴黎公社失敗數月後，馬克思在《紀念國際成立七週年》中，說「在過去發生的一切運動當中，最近的和最偉大的運動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關於這一點不可能有任何異議。」「公社未能建立起階級統治的新形式。……必須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才可能實現這種變革，而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工人階級必須在戰場上贏得自身解放的權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十七卷）

１８７５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特彆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主要是吸取了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他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巴黎公社的第一條令是：「廢棄舊的國家機器——包括廢除徵兵制，常備軍、警察和法院。」這是巴黎公社的核心所在，是其最廣泛地獲得自由、民主、公民權利的前提。此理想可以理解，但是烏托邦的幻想。

蒲魯東主義的合作社，保障個人自由，成員平等合作，實行自治，民主管理，這在許多國家已經實現。在歐美民主國家，有種種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但前提是有國家、制度和政府的保障。如果此類合作社有效運作，真正做到保障個人自由，成員平等合作，實行自治，那麼其規模就不能太大，而且其秩序的保障要依靠每個成員的道德自律。群體的規模越大，則道德約束的指數便越低，而越發地需要以強制的力量——如法規，來保證群體內部的秩序。再而，如果社群與它社群發生衝突，將如何解決？因此也還是需要高於其上的法律給予評斷、裁決。人類原始形態，一個部落佔有一片地域，自立自治，自然無需國家，但是如果其遇到強大外地的攻擊，那麼就需要聯合其它部落共同抵抗。國家由此而形成。國家並不是人性所需，但卻是人類生存現實所需。而國家一旦建立，就需要整套的國家機器，政府、軍隊、警察、司法、稅收等等。其即是對國民安全及社會秩序的保障，也是對國民的負擔、約束和強制。由自由而言，人受制於國家，由此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的廢棄國家的觀念有其道理。但是，在人類發展的一定階段，起碼是我們多能看到或預測的時間內，國家這一人類生存的形態尚是無法擺脫的。當然，在人類歷史上，國家也正是人類無數災難、戰爭的根源，即國家與國家間的戰爭。國家雖不是好東西，但只能如此。我們無法設想，一旦廢棄其國家，人類將是什麼樣子？大致會是無邊的暴亂和殺戮。由此，巴黎公社本質上也還是烏托邦性質的，這乃是其失敗的根本原因。

馬克思與蒲魯東主義之間還有一個差別，就是蒲魯東主張小合作社，成員間能切實做到互助與合作，而馬克思主張的是所有的合作社聯合成一體，整個國家、社會組成共產主義公社。這等於說，推翻舊國家，砸碎其舊國家機器，然後建立一個名為「公社」的新國家，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政府、軍隊、警察、司法、稅收機制，而它的新的統治者則是「無產階級」。群體一定形成到一定的規模，便需要制定法規，建立穩定的秩序，並需要具有經驗的專門職業人員來管理，這就形成官僚階層。理想中的，官員可以由民眾隨時免職，及選舉新官員是沒有可能的。特別是，按照馬克思所說，這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階段。於是我們就回到了在前文章所引用的拉吉斯在《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的論述：職業革命家——革命領袖建立黨，凝聚革命骨幹，帶領人民暴力奪取國家政權。他們代表人民統治國家，由此「創造」出一個「新階級」——高於人民之上的掌有特權的統治集團，即官僚集團，其以集權方式統治國家、社會及人民。在「新階級」統治下，人民不僅都淪為無產者，而且徹底喪失了自由。這無非是奧威爾筆下的「一九八四」、「動物莊園」。

作者投稿

——《共產主義神話與「新中國」第二章》

十五

１９世紀的後半葉，歐洲資本主義並未像馬克思預言的那樣趨向滅亡，而是更加發展，社會的衝突與矛盾相對緩和，工人階級的處境也逐步改善。工人運動雖然更擴大更發展了，但並不是走向暴力革命，而是走向馬克思所批判的改良的妥協的道路，以非暴力的、合法的、議會鬥爭的方式，爭取工人的權益。這條道路是歐洲工人運動的主脈，一直延續至今，並促成了當今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

馬克思過世後，恩格斯調整了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路線，雖然他在晚年沒有完全放棄「暴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說辭，但是他在晚年亦有許多走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的表述，而且在工人運動的現實鬥爭中，他積極支持工人政党參加議會選舉，以爭取選票爭取權力。

１８９３年５月１１日，恩格斯在與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的談話中，滿懷興緻地講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取得的成就，「我們要在所有的４００個選區提出候選人。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對我們的力量進行一次檢閱。」「我深信，我們將比１８９０年多獲得７０萬張選票，也可能多１００萬張。這樣一來，我們總共得到的票數如果不是２５０萬張，也將是２２５萬張。但是我們得到的議席數目將不會同這個數字相適應。如果席位是平均分配的話，我們在選舉中得到１５０萬張選票之後，就應在上屆帝國國會裡有８０名議員，而不是３６名。」記者質疑說：「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能夠實現自己學說的時候，在我看來還非常遙遠。」恩格斯則信心滿滿回答：「並不像您想像的那樣遠，我認為，我們黨擔負起掌握國家管理的使命的時候已經不遠……可能到本世紀末您就會看到這一點。真的！請您看一看從我們開始議會鬥爭以來我們的擁護者的人數吧。它隨著每一次選舉不斷增長。我個人深信，如果上屆帝國國會存在到它的法定期限，換句話說，如果選舉到１８９５年才舉行，那麼我們將會得到３５０萬張選票。全德國的選民是１０００萬，其中參加投票的人數平均是７００萬。如果在總數７００萬選民當中有３５０萬選民擁護我們，德意誌帝國就不能再像現在這個樣子存在下去。還有，請不要忘記這一點，這一點非常重要，就是我們的選民人數反映出我們在軍隊裡的擁護者的人數。在１０００萬選民當中我們已經有１５０萬，就是說大約全體居民的七分之一站在我們這邊，並且可以認為，每６個士兵裡就有１個是我們的。當我們有３５０萬張選票的時候（這個時候不遠了），整個軍隊就會有一半站到我們這邊。」「如果明天我們必須掌握政權，我們就需要工程師、化學家、農藝師。我堅信，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已經準備同我們在一起。再過五年或者十年，這樣的人才在我們這裡將會超過我們所能使用的數量。」（「１８９３年５月１１日弗．恩格斯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的談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而且，恩格斯在他的《遺囑》中，留給倍倍爾和辛格爾一千英鎊，作為他們今後進入德國國會議員的經費。

第二國際由恩格斯領導組建，實行的基本是社會民主主義道路。伯恩斯坦是恩格斯的摯友、忠實的合作者，恩格斯《遺囑》的執行人。恩格斯過世後，伯恩斯坦執掌第二國際，其不僅在實踐上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路線，而且在思想理論上全面「修正」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

事實證明，改良的、非暴力的、合法的、合作的、議會道路的歐洲工人運動是正確道路，而且也是歐洲工人運動的主流。從聖西們、歐文、傅立葉，到蒲魯東、拉薩爾，到伯恩斯坦、考茨基，這條脈絡一直延續到當今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革命——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則是歐洲工人運動邊緣化的支流。至十九世紀末，主要歐洲國家從未發生一場馬克思式的共產主義革命；即使二戰後，蘇俄共產主義革命也未能在西歐民主國家立腳。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主觀推臆出來的，其在歐洲完全是失敗的。其之在蘇俄獲得成功，確實是因為俄國的野蠻和落後；與其說馬克思的思想理論指導了蘇俄革命，不如說後者是借用了前者。馬克思沒有活到那個時候，如果馬克思見到那場革命與成功，他肯定會是激烈的抨擊者。

十六

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蓬勃發展，顯示了強盛的創造力，生產能力成倍翻升，各資本帝國對外野蠻擴張，遍及全球，但由於對外擴張、貿易及掠奪帶來的巨額財富，使其對內逐步改變早期資本主義的野蠻性，提高勞工的待遇福利，改善國民生活，提供社會保障等等，從而使階級矛盾得以緩和。馬克思看低了資本主義，錯誤地認為其將走向滅亡。《共產黨宣言》聲稱：「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佔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判斷。一個多世紀之後，毛澤東的紅色中國，最終還是改弦更張，重新學習資本主義，向各發達國家的「資本家」集團求援。而紅色蘇聯及東歐集團則被埋葬，它們的國家和人民重新返回到「資本主義」。

要說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當今才真是走到了末日。因為，資本經濟的支柱製造業大致被掏空，流向落後國家。因為勞工階級日益強大，工會力量飆升，「資本家」受制於工會；這導致工人工薪福利不斷升高，製造的成本攀升，最終使企業無法持以為續，只能遷移到低成本的貧窮國家。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機中，美國汽車工業幾乎倒閉，是美國政府出巨資救助，並強制性要求汽車行業工會降低其工薪與福利，方起死回升。底特律曾是世界最大的汽車製造業的中心，人口１８５萬，但現今已近乎是座鬼城，人口降至到７１萬，２０１３年底特律政府宣佈破產。底特律汽車工業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會勢力過大，工人的薪金及福利太高，高製造成本導致其在激烈競爭的汽車市場上的失利。英、美、法、意等國家製造業的掏空，不僅使資本家趨於消亡，也使產業工人階級趨於消亡。這是馬克思無論如何想不到的，這是另一種邏輯的「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同歸於盡。

歐美國家製造業掏空，金融業反而蒸蒸日上，成為壟斷經濟的巨頭。金融本是服務於製造業和商業的，為其提供資金保障；而今卻逐步演變謀求暴利的投機。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的經濟危機源於生產過剩，而２００８年美國的金融危機純粹是由於各大金融機構謀求暴力的投機。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危機，前者是由於過強的製造能力，後者則是由於掏空了製造能力。前者是擴張中的挫折，可通過調整產業結構，仍可生機勃勃，繼續前行；而後者則是末路的衰敗，要靠印鈔票，轉嫁危機。當然，我們不知道其後怎樣，是否會創造出新的經濟與社會形態。但這卻是馬克思所預言的工業資本主義的末日，只不過是另一種邏輯上的，卻與他的共產主義革命全然相反，並非翻天覆地，而是潛移默化的，「嗚咽」地一聲。

馬克思在貶低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的同時，則神化了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的美德與能力，其錯誤地將工人階級作為新時代的希望、領導者。《共產黨宣言》宣稱「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說「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裡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１８４５年，恩格斯在《在倫敦舉行的各族人民慶祝大會》上演講中說：「全世界的無產者卻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敵人，面臨著同樣的鬥爭；所有的無產者生來就沒有民族的偏見，所有他們的修養和舉動實質上都是人道主義的和反民族主義的。只有無產者才能消滅各民族的隔離狀態，只有覺醒的無產階級才能夠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愛。」恩格斯還說過：「他們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則、有自己的世界觀的獨立的階級，是和一切有產階級相對立的階級，同時也是國家力量所繫並能推動國家向前發展的階級。（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１８４４年９月－１８４５年３月）

法國大革命開創了革命的神話，進而有了共產主義革命神話，為此神話，進而神化其革命的主體——工人階級，而神話工人階級的後面則是拔高、神話革命領袖自身。

但實際上，天下哪有這樣的工人階級？早期資本主義，工人階級處於社會底層，勞苦不堪，飢寒難挨，無教育，他們所關心的無非是提高工薪，降低勞動強度，供養家庭，改善生存處境。他們的政治要求也是基於此，能夠組織起來、抗議、罷工、互助。他們累於日日艱困的生活，事事是現實具體的生活現實問題，在艱困和絕望中，他們會有出於本能及情緒化的激烈反抗，乃至暴力破壞，如搗毀機器等等。但是如果合法抗爭、議會道路能夠給他們帶來更多的薪水、供養家庭、受到「人」的尊重，他們何樂不為？他們絕不會想到以暴力剝奪資產階級的資產，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由工人階級執政的新國家新制度，此超乎「工人階級」意識之可能，這些是馬克思式的革命家的臆想和宣傳，並將之灌輸給「工人階級」。馬克思，特別是後來列寧式的革命領袖，都強調對工人階級進行革命思想的宣傳和灌輸。這無非是要用共產學說對勞苦大眾洗腦，從而將他們當作炮灰，推向革命的戰場；而革命的主宰者則是領袖們。

歐洲封建制是等級制，世代相襲，特別是農民隸屬於貴族，不僅世代為農，而且不得離開其領地。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有千般不好，但是其有一個偉大的功績，就是沖毀了封建專制的等級制度，給各階層的人帶來空前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仍然分貧富貴賤之等級，但是等級間是流動的，貧賤者可以通過其才能、勤奮、機遇，成為富貴者——反之亦然；即使一代不行，二三代亦有可能，特別是有了國家公共教育之後。

資本主義創造出的最偉大的產品是自由，資產階級是新興階級，是在自由競爭中自然形成的。在這個時代，最有眼光、野心、勇氣、才能、智慧、包容性的人，在自由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資產者；可以說他們是該時代的精英、勝出者；他們代表並引領、主導這個時代。他們中的很多人是白手起家，由無產者、打工仔而成為企業大亨。任何社會都需要由精英帶領、引導。優秀的領導平庸的，能力強的領導能力弱的，有知識有智慧的教育愚昧的，富有的幫助貧窮的……。如果這些關係顛倒，就將是國家與社會的災難。

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是支配階級領導階級，合乎人類存在與發展之規律，其原因不僅是其佔有資本，更在於他們自由競爭中形成的精英——人的綜合素質與能力。那個時代，工人階級雖然受壓迫，生活困苦，值得同情和幫助，但是不能由此而斷定，時代應有他們來主導，國家應交給他們來管理。人類社會需要競爭，在競爭中遴選優秀者領導族群與國家。資本主義強大的生命力在於，其提供了廣闊的自由，鼓勵競爭，並確立了保障公正競爭的憲政制度，由此保障優秀者領導國家，支配財富。

十九世紀，歐洲資本主義蓬勃發展，以如下諸方面，逐步改變了勞工階級的處境。

１、機器的廣泛使用，大幅度降低了歐洲勞工的勞動強度，降低了他們體力的支出。

２、資本全球的擴張，帶來豐厚的利潤，歐洲的勞工階級分享到其中的部分紅利。

３、殖民地的開發，較少了本國的人口擴張壓力，降低了失業率。比如大量底層貧民移民到美國、澳洲、南美、非洲、印度……，從而發達致富。

４、股票制的普及。工人可以將儲存的工資投資股票，成為股東，分享資本帶來的利潤，成為有產者。同時，縮小了勞資至今的對立和差異。

５、工人力量增長，特別是組織起來，建立工會，為維護自身的權益而鬥爭，迫使企業主讓步，縮短工時，提高工人的福利。

６、歐洲各國憲政制度的建立與逐步完善，使工人獲有更多的政治權利，包括自由言論、建立組織、罷工，這是工人可以以合法方式維護自身權益，而無需進行暴力抗爭，更不需要暴力革命。特別有了普選制，工人可以選舉自己的代表進入議會，為工人爭取權益。

７、教育發展，國家實行義務教育，勞工階級家庭的子女可以免費接受教育，這意味勞工階級的後代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進入精英階級，改變其地位。

８、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興起，勞工階級成為直接受益者。比如俾斯麥實行的一系列統一德國、強大德國的國策，包括通過立法，建立工人養老金、健康、醫療保險及社會保險制度。和馬克思的預料的相反，在國家、民族戰爭中，各國的工人階級多支持自己的國家和政府；國家、民族性高於階級性；而非「工人階級沒有祖國」。第一次大戰可見一般。

以上這些因素使歐洲沒有可能發生馬克思期待並預言的共產主義暴力革命，歐洲工人運動走向所謂「修正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乃是必然的，水到渠成。

十七

馬克思晚年退出了政治運動，也退出了各種政治與思想的爭論，與外界聯繫甚少。他生活的平靜，卻孤獨、失落。其將更多的精力時間，用於自然科學的閱讀和思考，包括物理學、地質學、生物學、數學、人類學，以致研讀文學、語言學。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馬克思在孤獨和寂寞中去世。「他去世了，沒有遺囑，沒有國籍。．．．．．．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７日，馬克思被葬在海格特墓地。他的墓地在公墓遠遠的一個角落裡，疏於管理；直到１９５６年，才樹立了一塊蓋著鐵鑄頂的巨大的大理石作為墓碑。」（戴維．麥克萊倫《卡爾．馬克思傳》）

馬克思晚年意識到共產主義革命在歐洲已經沒有可能，比如他認為英國有可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並且他贊成工人運用法律和自由來爭取自身利益。他說「這個黨認為英國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按照歷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的進化轉變為革命，那末這就不僅僅是統治階級的過錯，而且也是工人階級的過錯。前者的每一個和平的讓步都是由於『外來的壓力』而被迫作出的。他們的行動是隨著這種壓力而來的，如果說這種壓力越來越削弱，那只是因為英國工人階級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給予它的力量和自由。」（馬克思致亨利．邁爾斯．海德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

如果資本主義不一定滅亡，共產主義不一定發生，那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革命理論也不能成立。應該說馬克思對此也意識到了。這是《資本論》之所以沒有完成的原因，《資本論》的二、三卷的手稿，馬克思在其生前也未發表。馬克思意識到，《資本論》的核心論點「剩餘價值論」難以成立。那一時期，經濟學有了新的發展，以威廉姆．斯坦利．傑文斯、卡爾．門格爾、利昂．瓦爾拉斯為代表的邊際主義經濟學，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開闢了經濟學的新視野。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經不住分析。

馬克思一生獻於——或說投註——共產主義革命，然而在事實和思想理論兩方面，均告失敗；這是其一生乃至其整個家庭的失敗。而這個失敗，是馬克思所不能面對和承認的；因此他只能將共產主義革命論堅持到底。

「馬克思逝世之後，恩格斯吃驚地發現馬克思的稿紙中有超過兩立方米的材料全是俄國的統計數字。在這些年中，馬克思用他那細小的字體幾乎寫滿了３０００頁紙——這些手稿幾乎全是他的閱讀筆記。」　（戴維．麥克萊倫《卡爾．馬克思傳》）眾所周知，馬克思本不以為俄國會發生共產主義革命，因為其尚是農奴制國家，是歐洲反動勢力的堡壘；而共產主義革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階級的革命。然而１８７５年之後，馬克思越來越多地將革命的希望寄託於俄國，對於俄國民粹主義熱衷於暗殺的民意黨人，馬克思予以高度稱讚「你是否註意到了聖彼得堡對謀殺事件組織者的審判？這真是一些能幹的人，他們沒有戲劇式的裝腔作勢，而是一些普通的、實幹的英雄人物。……他們的行動方式是俄國獨特的、歷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動方式，對此不應多作道德說教——贊成或是反對，就像對待希沃斯的地震一樣。」　（馬克思致燕妮．龍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５卷）馬克思如此論述俄國革命「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但是，俄國政府和『社會新棟樑』正在盡一切可能準備把群眾推入這一災禍之中。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末，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復興的因素，變為使俄國比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壓迫下的國家優越的因素。」（「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草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在１８８２年《共產黨宣言》俄譯本的序言中，馬克思說：「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馬克思對俄國革命的期願，與其說是思考，不如說是對自己的安慰。

馬克思是位偉大的學者，但是作為思想家卻很失敗。他的共產主義革命學說是錯誤的，臆想出來的；《資本論》的出發點用以闡釋共產主義的合理性，因此其基本論點也是錯誤的，牽強的。正常的思想程序是，先考察社會，收集資料；進而分析研究；確定結論；然後根據實況，確定改革規劃和方案。而馬克思共產主義革命學說建立的程序是相反的：先有革命的目的，然後用思想去闡釋其合理性。

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不僅是想改變世界，而是要拯救世界，開天闢地地建立人類終極的理想社會。馬克思太誇大自己了，以致妄想。這是其悲劇的根源。

確立人類社會有三個依據：人性、現狀實情、傳統——漫長時間中積蓄的經驗；在這三個基礎之上，我們方可以考慮社會的變革，即：人性是否可以承負？現實是否可能，付以什麼代價？我們的經驗是否能以應付？思想也只有以此為依託，方有前瞻、指導之意義。脫離此三個依據，僅憑想像、或邏輯推論、或理性設計，而規劃人類社會，強制推行，畢竟是災難，無論其模式多麼美好、高尚、「合理」。人如此之有限，人的思想意識如此之有限，人的每種思想、設想都是片面的，帶有先天的殘缺，都隱含著無數的盲點。昆德拉有句名言「人一思考，上帝就會發笑。」故此，思想是危險的，需要警惕，其僅可以作為我們辨別世事及行為的參照；而非照辦的準則、教條。

思想需要保持它的謙卑，自知其偏狹和有限；即使是解釋世界，其也僅是代表自身的一個角度和方式，而絕非能取代事物本體。至於要用思想去改變世界就更是可怕了。馬克思滿懷激情地臆想出共產主義革命，然後用他的全部才華和知識，對之註釋，以建立一套完整的囊括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的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妄圖按此改變世界——將世界納入此模式，由此拯救世界。這是思想的狂妄。

馬克思作為學者、思想家，在歐洲他的思想並未起到重大的實際作用。如果沒有蘇俄革命，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革命論，至伯恩斯坦也就終結了，人們頂多是將其作為歷史來看，而不會在現實中發生效用。

以思想自由為前提，一個人將其一生乃至自己的家庭都奉獻於自己的思想，著述如此之多，這是很可敬的。思想家的偏頗是難免的，需要給予極大的寬容，沒有人能保障自己思想的正確；思想是一種見解，不能以正確去限定。

馬克思主義之獲得顯赫地位與影響，是由於蘇俄革命的成功，進而是蘇聯帝國全球擴張的結果。列寧黨藉助了馬克思的學說，加以改造，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此鼓動民眾，發動布爾什維克革命，奪得俄國政權。由此，進而馬克思、列寧主義被神化，成為蘇聯帝國的國家宗教——國家意識形態。蘇聯帝國的擴張，首先是其國家意識形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全球擴張和滲透。其征服一個國家，一是建立其傀儡政權，再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取代該國家原來的宗教信仰、意識形態。

中國是蘇聯之後，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其所經歷的共產主義革命，遠比十月革命要漫長壯闊，帶來國家、社會更慘烈的動蕩和破壞。斯大林死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以馬列原教旨自居，反將蘇聯打為修正主義。我們知道，中共本就是蘇共在中國創立的一個分支，中共的革命和戰爭多由蘇共領導和支援。然而中共的意識形態不過是蘇共政治宣傳的小冊子，中共如此大的政黨，沒有幾個人閱讀馬克思的原著，包括毛本人。毛曾感慨「我黨沒幾個懂馬克思主義的！」可見馬克思主義的顯赫地位，來於蘇聯共產革命的擴張和政治宣傳，和馬克思思想本身則少有關聯。當今，中共仍以馬克思主義為旗號，而其實行的權貴資本主義，即比早期資本主義野蠻，又比封建專制專橫。馬克思、馬克思的思想被糟蹋到了什麼程度？由列寧始，整部共產主義革命及極權統治，都是將馬克思主義當作旗號，任其所用。

馬克思的一生是悲劇，他的共產主義革命學說的命運也是悲劇。他絕未想到，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革命席捲半個世界，給人類帶來如此慘重的災難，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演繹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嚴酷的極權統治。如果馬克思生活在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統治下，他會有怎樣的思想和著述？

２０１６年４－６月　於伊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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