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第二章》

七

马克思成长的年代，正是法国大革命蔓延欧洲的时代。启蒙思想已经普及，激进之思想，激进之革命是时尚，而早期其资本主义的野蛮及社会的动荡，使下层民众饱经磨难，欧洲的人文精神扩展到对底层民众的关怀与同情，比如狄更斯、雨果……。法国大革命的主题是“自由”“平等”，其所针对的是封建等级制度，当贵族、教士阶层的特权被废除，平民由封建体制中获得人身自由，劳动阶级的不幸生活便凸显出来，成为社会的主题。“自由”、“平等”没有给穷人带来面包，反之穷人更多，生活更困难了，因为动荡总是摧毁经济，再而大量“解放”了农民涌入城市，却没有工作。穷人们每天经临的是饥饿、贫民窟、10多个小时的繁重劳动，还有大批街头流浪的儿童……；重要的是，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这些不仅折磨著社会，也折磨着人们的良心。这些乃是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根源，它们的到来不是没有合理性。

在当时的社会潮流中，在自由、平等之后，谁给穷人工作？谁给面包？于是在革命的惯性下，共产主义革命便呈现出来。共产主义革命是共和革命的继续革命；资产阶级革了国王、贵族的命；无产阶级就进而再革资产阶级命。故而，共产主义是更激进的思想和革命。

无论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多么不靠谱，但它们提出的问题是真实的，并是社会最痛楚、最难堪、最普遍的问题，然而其又恰恰是国家、社会束手无策，一时所无法解决的。而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提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张和办法。当然，其是空想，但是在未完全经历前，怎么能证明其是空想呢？无论如何，其起码是在无望中，给出了一个希望。希望就是人接受的理由。至于暴力革命的残酷与破坏，法国大革命则开辟了再一个传统，为了自由、正义、人民、真理、理想……，暴力革命不是问题，乃理所当然。而且当时的欧洲，暴力革命是“先锋”派。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1842年得到第一份工作，就职《莱茵报》编辑。他在该报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为贫苦民众到树林拾捡枯枝辩护，反对将之作为盗窃治罪，申明传统上穷人拾捡枯枝的习惯权利需要得到保护，说“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他引用孟德斯鸠的著述：“有两种腐败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腐败；后一种弊病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种弊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维护穷人权益的立场，谴责国家维护有产者，帮助其剥夺穷人。

马克思的伟大理想，是彻底解救人类的苦难，彻底铲除不平等，一劳永逸地建立人类大同天下。他认为人类罪恶的根源是私有制，私有制导致阶级，阶级带来剥削和压迫；要建立人类全然公正、平等的社会就要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其是最高形态的革命，是彻底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其不仅可以解救被剥夺被压迫的穷苦劳动阶级，而且将彻底铲除人类压迫与被压迫的根源——私有制，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大同，给人类带来共同的幸福。这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而在这事业中，他拯救了人类，也实现了他的伟大和永恒，也就是成为救世主、神。这可以说是他伟大、高尚的情怀，但也可以说是他的虚妄。当个人设想解救全人类，为之设划永世之美好蓝图，那已经很可怕了。那是对此世的妄想及对个人的无限夸张，他以此世取代宗教，以个人取代神。既然上帝死了，我就是神，这是那个时代最先锋的意识。尼采简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马克思的父亲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有一段很诚恳的话：“人类最高的美德是自我牺牲的能力和意志，是把‘自我’撇在一边的能力和意志，如果责任和爱要求这样做的话。这里说的不是那种光彩夺目的、浪漫主义的或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瞬间的英雄主义或幻想的产物。这样的牺牲连最大的利己主义者也做得出，因为正是在这种场合，‘自我’显得特别光彩夺目。不，我说的是每日每时不断表现出来的牺牲，它出自好人的纯洁的心，出自慈爱的父亲、温存的母亲、恩爱的夫妻、感恩的儿子的纯洁的心，这种牺牲赋予生命以无与伦比的魅力，使生命不论遭受多少苦难都变得更加美丽。你自己曾经很出色地描写过你的崇高的母亲的生活，曾经满怀深情地说过她的一生整个儿地贡献给了爱与忠诚。你的确没有夸大其词，但是，光辉的榜样如果不能引起仿效，又有什么用处呢？你能不能问心无愧地说，到目前为止，你都是这样做的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这位慈爱的父亲道出了永世真理，人的高尚美德需要体现于日日常常的具体事务中，而那些“伟大”“高尚”的理想、抱负中隐含着“最大的利己”，是为了自己的“伟大”“永恒”“光彩夺目”。

知子莫如父。这位父亲在另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你走后已经有三个多星期了，可是音信全无！你是知道你母亲和她担惊受怕的心情的，但是你竟漫不经心到这种地步！非常遗憾，这完全证实了我的一个看法，虽然你有某些优良品质，但是你内心是自私的。”马克思并非是一个利他，充满悲悯的人，否则他会像罗伯特．欧文去为穷人办合作社、医院、学校……，实实在在地改善穷人的不幸生活，如其父亲所说，将对劳工阶级的伟大之爱，施行于日常中，给穷人谋取具体福利，而不是鼓动他们为了天上的伟大规划，牺牲他们的生命。

马克思是个自我中心的人，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是其“自我”的伟大扩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摧毁旧世界，实现人类终极的完美共产主义，而他则是教主、王，为人类永世瞻仰颂扬。马克思的这个“我”夸张到了极限，将自己当作世界的救主，主宰人类的上帝。

推倒神，而将自己放到上帝的宝座，这是文艺复兴后，人放肆“膨胀”的疾病，这是一种由欧洲中心，蔓延向世界的疾病。马拉、罗伯斯比尔、拿破仑、马克思、列宁、希特勒、墨索里尼、毛泽东、卡扎菲……，都是其果实——他们无不具有“拯救人类”的伟大抱负和理想，靡菲斯特取代了上帝。

八

马克思在大学期间，写过不少诗作。这些诗作比他的思想论述更真实地表述了他个人：在《绝望者的祈祷》这首诗中，他写道“我给自己建了一座威严的城堡／它将耸立寒宫，直插云霄／这城堡的围墙将用恐怖砌造／那里面统治著的将是痛苦和煎熬”。《我的世界》：“大千世界不能慰藉我的愁念／就是神的法术也无济于事，——／意志较神明无比崇高／它在我心里默默燃烧”“豪迈的情怀无止境／而愿望呀浩瀚无边。瞧！在这场无节制的残酷战斗中／仿彿有一道万能的符咒／把我推向如此遥远的目标／而阴险的云雾却把它蒙住。”另一首诗《人的自豪》：“我就向整个世界提出挑战，面对庞然大物发出嘲笑／外表魁伟的侏儒将倒地哀号／他的残骸窒息不了我心中的火苗／我可以像神一样漫步徜徉／胜利行进在那片废墟之上／我的每句话都是火焰和行动／我就像造物主那样襟怀坦荡”。《钟楼上打钟人之歌》中：“那亮光的灵魂／离开自身翱翔／使周围一切惊慌／同时也在毁灭著／自身力量的飞扬／和神创造的一切”。《海上船夫歌》中：“在漫长的决死战斗里／我浑身是喜悦的活力”“我狠狠地把你们抽打／无穷尽地把你们鞭挞”。（引文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此类情绪贯穿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马克思的诗作中包含有三种可怕的东西：

１、“自我”的无限扩张和征服意志。蔑视神，推倒神，崇拜“自我”，将自己放到主宰宇宙的位置。马克思宣称：“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著，……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引自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学生时代”》）

由于人的微小、无助和恐惧，人先天具有敬畏、尊崇神的要求，神给人以保护，同时要求人顺从。神是绝对的永恒的，人将自身的生存经验和规范托付给神，以神的旨意训示于人，人诚恐遵循，文明由此确立。统治人的不是王，也不是教主，而是神训——人世代积蓄的生存经验及由此归纳出来的法则和规范。人类的群体总是不断出现变异的个体，叛逆、挑战人既在文明秩序。就文明体内部而言，如果文明秩序足够强大，叛逆的个体可扩展文明的空间，为之增添新元素；反之，如果文明本身虚弱，那么其将被颠覆，毁灭性的灾难即到来。

任何族群、文明体总会不断出现个别的变异个体，叛逆、挑战，别出心裁。而最危险、最野蛮、最狂妄的叛逆，乃是自立为神，此即魔鬼。靡菲斯特是一种人格，非常理可以理喻，其任何堂皇的言辞均在蛊惑，以建立他的王国。他受基因支配，亦不能决定自己，事实和道理对他是无用的，其不受此辖。魔鬼都是高智商，清醒、深邃、冷酷，足智多谋，然而他们的终极目的是占据神的至高位置，夺取神统治万物的权柄。但其被此虚妄所支配，并最终为此而毁灭。这是他们的宿命和悲剧。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这样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何以不惜一切，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如此不靠谱的事情。

２、在马克思的这些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于外部世界的关系：叛逆、挑战、敌视、摧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中说：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29岁，与其结束写诗的时间相隔没几年。如果我们跳开政治，着眼马克思个体，就会发现马克思的诗作与《共产党宣言》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社会化政治化的翻版。《共产党宣言》中隐蔽著青年马克思，他是其核心、灵魂。

人存在于与时空种种错综关系中，他依赖它们，并受之限定和制约，他唯有接受它们，与之共处，方得安宁。个人的膨扩张，则意味既有关系及对象是你的障碍和压迫，你需要对之否定、反抗，并将之打碎；个人的野心越大，所遭到的障碍和压迫也就越大越广泛，其所要否定、反抗、摧毁的关系及对象也就广阔。二者是正比。当个人野心膨胀到极限，将个人放到神的位置，那么其否定、敌视和欲摧毁的范畴也就扩大到极限。马克思和尼采很像，只是尼采更单纯，他的中心是个人，将个人创造为神——“超人”；而且尼采只是言说；而马克思则不同，他是要砸烂世界，拯救人类。马克思的果实是世界共产革命，尼采的果实是希特勒。

在青年马克思的诗作和《共产党宣言》中，我们都看到了这两向：一方面是个人的无限扩张，开天辟地，“解救”人类；一方面是无限的否定、批判：现今的国家、社会、制度、思想、宗教，以及人类以往的历史和文明。并且批判的武器最终走向武器的批判。

３、暴力与摧毁。在这些诗作中，燃烧著作者愤怒的激情，反复表述暴力对世界的摧毁：“我就向整个世界提出挑战……／我的每句话都是火焰和行动”；“在漫长的决死战斗里／我浑身是喜悦的活力”“我狠狠地把你们抽打／无穷尽地把你们鞭挞”；“使周围一切惊慌／同时也在毁灭著／自身力量的飞扬／和神创造的一切”；“我可以像神一样漫步徜徉／胜利行进在那片废墟之上”……。如果我们了解马克思的内心，就不难理解其共产理想与暴力革命之间的关系了：无限膨胀的野心与生命中压抑的愤怒及暴力。

如果马克思是当今伊斯兰青年，大概就会组织或参与ISIS了；或者这样说，
就人的内心与人性，马克思与ISIS领袖属于同类人格。敌视世界，而又怀有
个人野心及无限的虚妄。千万不要小看ISIS领袖，如果从伊斯兰世界看，他们也怀有“伟大、高尚”的理想和情怀。共产主义革命，就其叛逆性、极端性、暴力性、残酷性、专制性、虚妄性，与ISIS同属一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特莱尔所建立的共产国家，就是革命成功了的ISIS国。今天世界主流的和平、非暴力意识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因此ISIS格外恐怖，而百年前人类有关战争与暴力的观念与现今则大不相同。

九

马克思的父亲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有时仍不能摆脱那使我感到害怕的忧郁而纷乱的念头，因为有时在脑海中会像闪电一样冒出一个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称？……显然在你心里活着并主宰一切的那个魔鬼，并不是附着在一切人身上的魔鬼，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魔鬼呢？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这一疑虑使我心里感到十分痛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1848年，马克思在德国参加了“科伦社团”，该社团核心人物奥格尔．容克评价马克思“虽然马克思博士是一位革命魔鬼，但他是我所认识的拥有最为敏锐思想的人之一”。马克思的朋友埃德加尔．鲍威尔写诗讽刺马克思“一位自由魔怪，来自特利尔的黝黑身影／似乎想要抓住天空使它匍匐在地／他自信的步履敲击着地面／震怒的双臂直指苍穹／他似乎，千万恶魔攫住身体／攥紧可怖的拳头狂奔不停。”　（引自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暴力、专横、虚妄、统治欲这是马克思性格中的重要因素，这些是马克思置身共产主义革命的内在因素。少年时代，他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马克思姐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同上）他大学时期，因斗殴被关禁闭，曾与人决斗而受受伤。他花费无度，常常负债。父亲抱怨他“圣明的上帝！！！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协议、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好像我们是阔佬”，“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躅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与外界交往的艺术仅限于一间肮脏的房间，在那里，也许在异常混乱的情况下，燕妮的情书和父亲的可能是噙着眼泪写的、善意的告诫，被用来点燃烟斗……”他告诫儿子，警惕“在体魄方面——是花花公子；在精神方面——是狂热的幻想家；在政治方面——是阴谋家，而在智力方面——则是书呆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这是一个焦心的父亲对儿子马克思的批评。

1818年，马克思生于普鲁士特利尔城一个犹太人中产家庭。当时该市约有一万五千居民。父亲是律师，家境不富有，但殷实。十九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封建等级社会。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的时潮，马克思大致会按照父亲的安排，取得学位后，做一名哲学教授，或者律师。但是法国大革命为平民知识青年开辟了通向顶层权力的道路，既鼓舞了他们的叛逆青春，也激发了他们的政治野心。革命，是挑战最高权力与永世声名的赌博。为此，任何职业生涯都是庸俗的，唯革命值得一搏，而且是最高级别的共产主义革命。

马克思对犹太人有所批评，而且话语刻薄。有人指责他“反犹”，实则不是。马克思将犹太人的问题视为政治和社会问题，他批评犹太人在商业和金融资本上唯利是图，而否定其种族和宗教。马克思认为，如果国家的政治和资本问题解决了，犹太人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而“反犹”是针对种族和宗教的；因此不能说他“反犹”。深入些说，马克思是彻底的叛逆者，对现存世界全然否定，作为犹太人，他不仅是叛逆、批判犹太人，而且也叛逆、批判整个世界。叛逆蕴含在马克思血液中，就此而言马克思又潜在地具有浓重的犹太人的文化基因。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有许多重要的领袖、理论家、宣传家是犹太人，特别是在俄国，比例高得超乎寻常。比如欧洲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伯恩斯坦、拉萨尔、鲍威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库恩，等等。俄共重要领导者：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仁斯基、卡冈诺维奇……，连列宁也有犹太血统。当时，犹太人在俄国人口中占1.5％，而“俄国苏维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犹太人占了75％。”“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最早就是出现在犹太人居住比较集中的维尔诺、明斯克、基辅、敖德萨等地。犹太工人中间比任何地方都更早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金雁《历经磨难的东欧犹太人》）二十世纪欧美许多著名的犹太知识分子也是共产主义支持者。许多犹太共产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品格高尚，乃至献出了生命。苏维埃俄国得以建立，犹太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斯大林执政后，翻手对犹太人进行清洗，如果马克思在内，也难逃此劫。

众所周知，犹太人流落世界，苦难深重，在欧洲遭受歧视与压迫的历史有千年之久。由此，犹太人有两种截然相反，却同样极端的思潮，一向是极端的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一向是世界主义、普世价值，否定国家与种族。犹太人的这两支传统延续至今，前者是以色列的建立；后者是联合国精神。

就犹太人的历史，其民族主义、世界主义都是很可以理解的。高比例的犹太人参与或倾向共产主义，根于犹太民族没有祖国，到处遭受歧视和压迫。一方面，就所受的压迫和歧视，犹太人天然地具有反叛性、批判精神，倾向世界主义、乌托邦；另一方面，迫于被消灭的边缘，犹太人又要顽强地保存自己，这就使他们竭力地维护犹太民族认同及传统，成为民族主义者。这两向，犹太人都做到了极端。

马克思家族数代是拉比，到他的父亲改信基督教。由于犹太人遭到歧视和排挤，在德国有不少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以改善生存处境。此事本身即是犹太人的不幸。尽管马克思是世界主义者，但他的精神思想还是深深地打上了犹太文化的烙印，而且其内心也有犹太情结。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即与之有关。《旧约》中重要的命题如上帝、苦难、末世、审判、拯救、弥赛亚、天国，均在共产意识中找到对应，二者在结构上相似。共产主义运动之能成为现代宗教与之有关。

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尚是青年，其投身共产主义，也包括青年人的热情、理想、自负、草率、幼稚；与其说他是思想家、政治家，不如说他是诗人。在那个动荡激烈的年代，如此狂妄的青年如此“救世”的宣言多多，因此在当时《共产党宣言》应者寥寥，它的“辉煌”是以后的事。

十

德国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于1849年5月被驱逐出德国。他在法国逗留了两个月，之后流亡英国，直至他过世。

流亡初始，马克思继续鼓动革命，“他深信不久就会爆发革命运动”，“一场新的即将爆发的革命为期不远了”。他写信给恩格斯说“革命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巴黎这样逼近……我正同全体革命派会晤，过几天我就将掌握所有的革命报刊”。但事实上，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各国的起义均被镇压，法国走向路易．波拿巴军事独裁，革命已经耗尽了愤怒的能量，将长久沉寂。马克思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拒绝现实，“数年来，他与他的大多数流亡战友们一直认为这块大陆将很快出现新的革命浪潮。正如早期基督徒在等待救世主再次降临一样。”　（引自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1851年3月，针对1848年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名义给作出指示《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其中说：“在1848年和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同盟经受了双重的考验。第一重考验是，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刊上、街垒中还是在战场上，都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同盟经受的另一重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不言而喻，在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者组成无产阶级禁卫军的支队。武器和弹药不得以任何借口交出去；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时都应予以武装回击。”（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这真是“唐吉柯德博士”在书房里的白日革命梦！向哪里去找马枪、大炮，将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军团，谁去组织，钱从哪里来？马克思如此“伟大的继续革命”计划，除了秘密散发几张传单，毫无回音。于是马克思的革命就陷入“革命家”内部激烈的争吵和斗争。

1850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与维利希、哈尼、维迪尔和亚当等创建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然而，随即就是激烈的争执，先是恩格斯和维利希，之后是马克思和维利希。在同年９月１日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中央全会上，因争执，维利希提出和马克思决斗，被马克思拒绝；而马派的康拉德•施拉姆则不顾马克思的劝阻，与维利希决斗，结果头部受伤。其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再一年，经马克思提议，解散。

此后10年，马克思虽然和流亡者还有有些来往，但基本退出了政治活动，主要研究经济学，著述《经济学批判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同时为报刊写新闻，以谋生。

从发表《共产党宣言》到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前后共五年。作为“革命家”马克思参与的革命活动是：1848年6月至1849年5月，在科伦办《新莱茵报》。这是马克思一生唯一的革命行径，前后一年，并且是间接革命——办民主报纸。

十一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始，欧洲的工人运动重新抬头，其主要是要求改善工人的处境和生活，争取社会权利。比如英国建筑工人争取９小时工作制，德国拉萨尔创建全德工人联合会，纲领是争取普选权，合法参与议会活动，与政府合作，由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改善工人生活。

1863年，波兰爆发起义，反抗沙俄统治。这是民族革命，但其重新燃起马克思心中“革命”的希望，对于马克思凡“革命”即好。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有一点很明显，在欧洲有揭开了革命纪元，……但愿这一次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而不是相反，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法国首创作用的‘光荣’。”　（引自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1864年9月英法两国工会建议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并于伦敦召开国际大会，此次会议上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受邀参加了此次大会，并当选总委员会委员、章程起草委员会委员。马克思撰写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并起草了《协会临时章程》。

恩格斯后来解释“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指《共产党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关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他说：“国际应该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恩格斯：《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序言》）

马克思对于此次大会的贡献就是起草了这个《宣言》及《章程》，并得到使大会通过。该《宣言》近6000字（汉语），绝大部分是论証工人阶级的处境没有改变，仍处于贫困之中；有关该协会的目的、纲领仅有200多字，一掠而过，相当模糊，中心是：各国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来，团结在一起；其间勉强附带了一句“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这是一份很勉强的宣言，各派得以认同主要在两点：１、工人阶级仍然处于贫困中，需要改变；２、各国工人阶级要组织和团结起来。其实，这两点都是不言而喻的事，说了等于没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组织起来？目的是什么、做什么？如何做？而有关这些，诸派别却是势不相立。而在马克思起草并通过的《章程》中却没有“夺取政权”这一条，而是说“要争得对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该《章程》的“第一条　本协会设立的宗旨，是要为力求实现相互支持、进步和工人阶级完全解放这一共同目标的各国工人，设立一个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协会临时章程”）

第一国际是个非常松散的多派别的混杂联盟。意大利的马志尼派追求民族统一，主张武装暴力推翻专制制度；法国的蒲鲁东派倡导互助社会，反对工人参与政治；巴枯宁派，主张无政府主义，热衷密谋起义；德国的拉萨尔派推崇合作社，谋求与政府合作；英国的奥哲尔派寻求改良剂阶级合作，反对暴力革命；勒．吕贝则代表法国激进共和派，曾密谋刺杀路易．菲利普，此外还有马克思的共产革命派，等等。

第一国际的积极意义是：促进了欧洲各国工人组织的建立，以及彼此国际化联系和相互支持，也促进了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运动，比如争取选举权、罢工、缩短工时、争取福利、保护童工妇女等等。至1867至1869其影响到顶峰。

但是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各国工运组织自身的抗争，第一国际的作用是间接的。无论是按照章程或其实际所谓，第一国际都是一个“联络与合作”的总部，而非是领导中心，其与各国组织之间非领导与下属的关系，而仅是联络及协调中心。戴维．麦克莱伦在《卡尔．马克思传》中记述：“国际工会是一个太脆弱的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国家团体之间的非常松散的联盟。每个团体的政策都更多地根据地方利益，而不考虑总委员会”“……它们声称是拥护国际工人协会基本原则的。但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这种承诺是感情上的，并没有严密组织形式上的、思想学说上的或者（英国除外）财政上的联系和支持。”“即使在英国，重要的工会的领导人很多在总委员会任职，并于马克思有密切的联系，但他们制定工人阶级的政策，并没有提到国际工人协会。……当涉及本国事情时，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就变成了外围的了。”

再而，第一国际内派别林立，各行其是，第一国际对各派均无实际领导权。马克思希望将各国组织的领导权最终都归属到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手中，实际绝无可能。第一国际的会员总共不过几千人，到1870年底英国的总会员254人，德国358人，法国有36个支部，美国据说有500人等等，而且会员间的联系是非常松散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缴纳会费。在1869年至1870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总收入是50英镑，总部甚至曾因欠房租而被迫搬家。（参见：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可见第一国际的实际起到的作用很有限，可谓空有其名。

马克思参与第一国际的意图是，革命高潮即将来临，因此需要促进工人的组织化，掌握它，待革命再次到来，即可将之投入革命。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在下次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我将亲自置这些蒲鲁东派的蠢驴们于死地。．．．．．．此外，我将要在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中（尽管巴黎的空谈家用尽了全部力量，他们也没有能够阻止我们再次当选）给他们以严厉的斥责。在这期间我们的协会有了很大的成就。．．．．事情在向前发展着。在下一次革命到来时——它也许会比表面看起来到来得更快些——我们（也就是你和我）就将把这个强大的机器掌握在我们手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马克思致恩格斯１８６７年９月１１日）

这是马克思付诸如此多的精力时间，乃至一度搁置《资本论》的写作，投身第一国际的意图。当然，这仍然是马克思一厢情愿的虚妄。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中，马克思共产主义暴力革命一派并非主流，而是孤家寡人，追随者寥寥无几，大家对马克思的尊重多在其渊博的知识。

在马克思的上述中，他的基本判断都是错误的。首先，并没有他所期待的新的会更快到来的革命；再，他过高估计了第一国际的力量，其派别林立，并不会团结为一部“强大的机器”；还有，他又高估了自己，其并无可能将掌控第一国际，各路“豪杰”各行其是，谁也不会听他的指使。马克思再次沉浸于主宰革命的幻想中。

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革命家、组织——“党”、民众、政权之间的关系。革命家需要控制“党”，通过“党”组织民众，以民众暴力夺取国家政权，进而行使权力，实行其革命主张——个人意志。个人的最高实现不在得到什么、占有什么——包括权力，而是实现个人意志。欲望、财富、权力，争夺之，得到之；然而更高的形态则是用所得到的财富和权力实现个人意志。意志是精神性的高于物性，仅仅满足于财富和权力的占有尚是生命的低等形态，未超乎本能。革命家的“野心”——意志，不在夺得权力，享用权力，而是摧毁旧世界，开天辟地，创建他意志中的世界。革命家不同于传统统治者，后者遵循传统，即使扩张也是守护旧业的基础之上；而革命家则是要开天辟地，这是其危险所在。

马克思是书斋里的革命家，共产主义革命对他是一种幻想，而非实际行径。什么是革命家？罗斯伯比尔、布朗基、马志尼、巴枯宁……，无论其对错，但他们出生入死，身体力行。革命家需要“行”，而非仅是在图书馆空想及在会议上高谈。那个时代，革命家需是亡命之徒，而马克思绝然不是，他非常眷恋家庭和书斋，他只是好指使好妄想而已，因此我说其是书斋里革命之唐吉诃德。

马克思看到，实行革命需要有“党”，而领袖要实行他的革命，则要控制“党”。但是马克思不清楚，一个实行暴力革命的党，只能是一个极权“党”，而非是一个“议会党”，其内部不可能协商、民主，如同战争中的军队，只能是“首领”独裁，而且成员必须效忠、服从，否则即无战斗力。暴力革命乃大规模的杀人流血，非此如何能让其“党员”杀人或被杀？暴力革命是战争，非领袖独裁，其“党员”为何要听你的，而不自行其是？暴力革命之残酷首先实行于革命党内，包括残酷的“领袖”权力之争夺，清除异己，不断地进行党内清洗。非“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足以实行暴力革命；而非极权统治与残酷清洗，则无法保障“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马克思是书斋中的“大脑”，却没有“行”的意志和能力，其和布朗基、马志尼完全不能相比。在前，马克思解散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其后他又将第一国际“打发”到美国，再后建议解散之；可见他做不了领袖，没那份能力，也没那么残酷。不杀人何以革命？欲建立共产极权政党，需等到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这样人物的出场，并且要在落后愚昧的俄国。

顺便说一段题外话：孙中山革命，要求同盟会成员按手印、发血誓，对其个人效忠，即非此无以实行其革命。国民党之能打败各军阀，在于其“列宁化”；而其败于中共，则在于其远不能真正做到“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而中共是真“列宁党”，其下得了血洗的狠手。而国民党只是想学“列宁党”，却做不到，因为国民党是上层有产者主导的党，脱不了君子气，做不到那么残酷；共产党之能动辄血洗，因为其领袖、骨干主要是流氓无产者。再，国民党承袭中国传统，因此是讲仁义、中庸，有人情的，不会将事情做到极端；而中共信奉共产主义，是异端宗教性组织，为主义不惜毁灭一切。

十二

李大钊记述“第一国际这个婴孩自诞生的时候以至后来遭了灾难，都不是因为没有人照管，乃是因为义父太多的缘故。创造这第一国际的人们，几乎都同床异梦。英国的Howell和Odger两君想用第一国际把英国的工联制推行到欧洲大陆上去。在英伦的法国亡命客想用此引导人去刺杀拿破仑三世。意大利的马志尼想借他以恢复他们的已经消灭的秘密的共和国民的组织。只有马克思是想用他作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同时亦教育工人，联结工人，结局是马克思占了胜利。”（《李大钊文集．马克思与第一国际》）李大钊是共产主义者，自然要说马克思“占了胜利”，实际马克思毫无领导权，第一国际从未有实，并最终均归于失败。

第一国际自建立便充满纷争，之后愈发激烈。因为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章程》完全改写了马志尼派的草本，后者随即退出，从此双方成了冤家。马志尼派是民族主义加共和，与马克思的阶级论、唯物主义势不两立。马志尼在他的“告意大利工人书”中宣称：“这个几年前在伦敦成立的协会，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和它合作……一小撮人企图直接领导大批在祖国、志向、政治主张、经济利益以及行动方式都各不相同的人，这一小撮人的结局，或者将是完全停止活动，或者必将独断地行动。因此我拒绝和他们交往，稍后意大利工人支部也拒绝和他们交往”恩格斯则反驳“马志尼所以称马克思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头脑，不容异己的性格’等等特点的人，显然是因为马克思很成功地破坏了马志尼对国际策划的阴谋，不容异己地反对老阴谋家掩饰不周的贪求权力的野心，从而使他永远无法再危害协会。”（恩格斯《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马恩全集第十七卷．》）

第一国际大会结束数月后，马克思与爱德蒙．比尔斯等在国际协会内部创建改革同盟，等于是另拉起一派，目的是“打破（了）资产者想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的一切折衷的企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5月1日）。

马克思和蒲鲁东派的斗争，贯穿第一国际始终，斗争的中心是：工人运动是否要参与政治；是否废除私有制。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与政府；而用巴枯宁的话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马克思从头到脚都是个权威论者。”（梅林《马克思传，506页》）蒲鲁东反对暴力革命，反对工人参与政治，主张建立自治互助社会，维护小私有者，协调公有制与私有制，和平改良资本主义。马克思批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蒲鲁东是欧洲近代社会主义运动重要的推动者，当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中的诸多元素都可追溯到蒲鲁东那里。蒲鲁东推动了了欧洲各派别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运动。蒲鲁东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并非是汉语翻译的字面之意，蒲鲁东思想的核心是自由、平等，着重底层穷人的权益，他强调人的自治，肯定小私有者。鼓励建立互助制社会，反对高居人和社会之上的国家和政府。

蒲鲁东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启迪者，对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至关重要。梅林说，在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最卓越的代表就是蒲鲁东，他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前哨。”（　梅林．《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何清新译）

1840年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所有权——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出版。“1842年，马克思接触到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的每一部重要著作，几乎都对蒲鲁东有所涉及。”　（余源培、付畅《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

马克思说：“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正如同西哀士的著作‘什么是第三等级？’对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一样。”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民富有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中被诡辩所掩盖的相反的事实出发，即从私有制的运动造成贫穷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神圣家族．第四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从蒲鲁东这里延伸出去的。

蒲鲁东的思想对马克思有四个至关重要的启迪：一是蒲鲁东从私有制否定了资本主义，认定这是贫困的根源。马克思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其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学说，他的《资本论》即奠立在此基础之上。二是促使马克思最终走出黑格尔哲学，转而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三是开启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四是确立了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表述了经济是社会及历史之基础的思想。

蒲鲁东在思想上启迪了马克思，马克思几大重要思想研究都是从蒲鲁东出发的，这似乎伤害了马克思的自尊。马克思坚持不懈地对蒲鲁东进行批判、斗争，当然主要是思想及路线的分歧，但其中也有马克思心理上潜在的“杀父”之念。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有些批判很是过分，已经不是思想论辩，乃是诋毁、羞辱。蒲鲁东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施韦泽请马克思“对蒲鲁东作一个详细的评价”，于是马克思写了《论蒲鲁东》。在此文中，马克思对蒲鲁东大加批判、羞辱。他指责《什么是所有权》“耸人听闻”，“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他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甚至是小学生式的”。这和他在前对此书的评价截然相反。他斥责蒲鲁东是“科学暴发户”，“科学上招摇撞骗和政治上投机”，“胡言乱语”，“自吹自擂、大言不惭”，“卑鄙”、“厚颜无耻”。为了显示自己渊博，贬低蒲鲁东，他说“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律恩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在此文的结尾，马克思写道“这个人刚死不久，您就硬要我来为他盖棺论定，那么这件事就要由您自己负责了。”（“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六卷）

马克思和拉萨尔派的斗争。第一国际成立前，拉萨尔本人已经死于决斗，但其派别仍在。拉萨尔1863年创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开创了欧洲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声。其基本路线是：政治上，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主张进行合法斗争，通过争取普选，议会斗争，改造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上依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实现公平分配，最终建立超阶级的“自由的人民国家”。马克思批判其是庸俗的社会主义，是机会主义。马克思坚持“没有超阶级的自由”，“也没有超阶级的国家”，因此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在革命成功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针对拉萨尔主义，马克思说“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最需要的是停止搞官方恩准的鼓动。”（1868年9月26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

1865年恩格斯发表了《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小册子，马克思推荐此书说：“本书富有远见地、公正地、熟练地阐述了当代德国所十分关心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四卷）。恩格斯在此书中，批判了拉萨尔派与统治阶级妥协合作的路线，强调工人阶级要建立独立的政党，“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并且在最近一次革命风暴到来时——这些风暴现在像商业危机、像春分和秋分时的风暴一样有规律地重复著——准备好采取行动。”“一旦反动派真的把某些虚假的政治让步作为诱饵扔给德国无产阶级，……‘我们将手端著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著前方。’”“至于军事问题本身，……要清楚地意识到，总有一天工人政党也要进行自己的、德国的‘军队改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1869年，亲马克思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联合第一国际在德国的各支部，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其纲领倾向马克思路线，主张革命，推翻德国君主制，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提出政治斗争是经济解放的前提等等。他们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成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左派，与拉萨尔的右派相对恃。

1875年，“全德工人联合会”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哥达举行代表大会，两党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改名为　“德国社会民主党”（此党一直延续到至今，勃兰特、施密特都曾任其党魁）。《哥达纲领》即是为两党合并确立的纲领，即《德国工人党纲领》。

该纲领的草案，事前送给马克思看。马克思看后，很是愤怒，认为其是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背叛，指责其是“极其糟糕、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是对拉萨尔主义“无条件投降”，“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的”；并说“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的一个简短的声明：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针对《哥达纲领》，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除了在理论上批判了《哥达纲领》中几个“错误”的观念，在政治上主要是批判了其如下两个核心主张：

１、《哥达纲领》：“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２、《哥达纲领》：“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

难怪马克思如此气愤，这两项主张从根儿上否定了共产主义革命。

首先，共产主义革命之目的乃在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最终也消灭国家，实现天下大同。马克思以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封建专制的国家，乃是封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共产主义革命是要推翻此统治阶级，颠覆其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而《哥达纲领》则是承认当下之国家，不革命，不推翻它，而在现存的国家基础之上，以合法方式进行改进，争取自由、平等，由而确立一个全民的，各阶级共享的民主国家——包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存。其否定了阶级对立和斗争，否定了革命，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了共产主义终极目标。

特别是，《哥达纲领》提出要依靠国家的帮助建立合作社，这更是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其不仅是否定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生死对立和斗争，而是后者向前者的屈服和谄媚。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之激烈地指责：“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

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哥达纲领》和《哥达纲领批判》体现了两条道路的分野：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核心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条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核心是，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主张合法斗争，争取普选，维护民众实际权益，公平公正，建立全民民主社会。

1875年，马克思抱病写了《哥达纲领批判》，离他逝世只有八年。此间，马克思已经看到他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欧洲全无希望，他的共产主义理论难以确立，以至他的《资本论》搁置。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乃是马克思最亲近、信任的人，然而他们也背叛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和学说，这是马克思难以接受的，故而他竭尽全力批判《哥达纲领》，痛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充满青年马克思的理想、信心和激情；那么《哥达纲领批判》则满含晚年马克思，遭致否定和背叛的愤怒，这是马克思最后一次高昂他的共产主义革命和思想。实际，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也放弃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带领第二国际走向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

于第一国际，马克思较多投入的是前五年，因为他对该组织及共产主义革命尚有幻想；但其后便逐步失望、淡漠，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第一国际一方面遭到各国政府的打压，另一方面又经受内部无休的纷争，加之经济的窘困，其日趋衰落，内外交困，马克思倍感疲惫厌倦。1872年，他和恩格斯推动，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迁到纽约。目的是，他们可以卸掉这个大包袱，同时也不让他们的对手掌控第一国际。此举乃是让第一国际寿终就寝。1876年7月15日，根据马克思的建议，第一国际在美国费城代表会议上宣布解散。

十三

马克思一直著期待欧洲大革命再次来临，并且总是乐观的认为革命就要来临。他之所以积极投入第一国际，即出于此，他欲打造一个庞大的国际性的革命组织，当革命到来时，投入其中，实行共产主义革命。

尽管马克思关于革命即将到来的预言，一再失实，然而1871年，革命真的到来了——巴黎公社起义。这是他久已盼望的革命，然而他是如何对待这场革命呢？

1870年，拿破仑三世向德国宣战。马克思以第一国际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声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主要内容是：谴责拿破仑三世发动战争；德国应战不应超过防御范畴。声明最后说：“法国和德国工人互通和平与友谊的信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向人们展示出更加光明的未来。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显然，马克思的乐观预言与现实不搭界，属臆想。

1870年７月19日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惨败；同年９月２日拿破仑三世宣布投降；９月４日，巴黎爆发起义，宣布建立第三共和国，成立“国防政府”。９月19日普鲁士军队包围巴黎。巴黎市民自发地组建了30万人的“国民自卫军”。10月31日，巴黎市民再爆发起义，旨在推翻共和制的“国防政府”，并提出巴黎自治的要求。关键时刻，布朗基号召人民群众支持政府，共同抗敌。起义无果而终。1871年1月28日，法国“国防政府”与普鲁士签订停战协定，放弃抵抗。而国民自卫军不接受政府投降，脱离政府，建立中央委员会，坚持抵抗。同年２月８日，法国国民议会举行大选，组建新议会，梯也尔被选为临时政府首脑。

1871年3月18日，梯也尔政府指令军队收缴国民自卫军占据的400门大炮，遭市民阻拦，指挥官勒康特将军下令开枪，但士兵拒绝开枪，转而哗变。混乱中，勒康特及另一名将军被杀。骚乱迅速蔓延。国民自卫军就势举行起义，占领市政厅及各要地。梯也尔带领政府、官员、企业家、贵族、军队、警察、教会等撤退到凡尔赛。巴黎为起义的市民所占领。3月19日，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会发布公告，进行公社选举，以公社权力取代政府。３月26日，巴黎分区进行公社选举，96人当选为公社委员。公社委员会取代了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巴黎公社正式诞生。国民自卫军拒绝，并杀死了两名将军。梯也尔下令镇压。

当巴黎爆发革命。马克思并未积极参与，他和第一国际都是局外旁观者，对之没有什么影响。马克思在他撰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说“我们同他们一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位，而只是占据了它所留下的空位子。……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七卷）可见，马克思在早是反对巴黎公社起义的。“按照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奥伯温德的说法，在起义开始之后的两天，马克思写信给维也纳说它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看起来巴黎人似乎要屈服了。”（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七部分）

在巴黎公社存在的两个月中，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始终保持沉默。在巴黎公社成立的次日，马克思提议发布宣言《告巴黎人民书》，委员会让他负责，然而一个星期后，马克思说“已经不合时宜了”。直到巴黎公社覆灭的第三天。马克思才交给委员会一份宣言《法兰西内战》。（参见，同上）

马克思期待革命、盼望革命，等待革命时机之到来，然而当革命到来时，他则左右徘徊，置身其外。书房里的革命之唐吉诃德，成为了好龙的叶公。马克思是书房里的学者、知识分子、思想家，而绝非革命家。其既无行的渴望，也没行的能力，多限于空想空谈。革命家是行动者，如布朗基、巴枯宁，无论对错，他们都为了其所认定的革命，抓住时机，舍生忘死，付之以行。比如此次巴黎革命中，当法军连连败北，布朗基便于八月中旬由布鲁塞尔赶到巴黎，策划武装起义，建立共和国。此举失败。９月初，拿破仑三世投降，第二帝国覆灭，第三共和国建立。当普军兵临城下，布朗基号召民众支持国防政府，保卫巴黎，一致抗敌；并组建国民自卫军，当选为169营司令。而当国防政府放弃抵抗，准备投降，布朗基则再次举行民众起义……；直至他被捕。

巴黎公社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对于马克思仅是写了一篇评论《法兰西内战》。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奠基人和领袖，面对这场革命，其反差是如此之大，可谓是全然“失职”。纵观马克思一生，除了1848年德国革命爆发后，其前去办了一年的杂志之外，未曾参加过任何实际的革命。马克思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幻想家、虚妄家。马克思更像是诗人，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认定了一种意识，即不看现实。《共产党宣言》是他的共产革命的妄想；《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成一家之言，亦有其独特的贡献，但是此著是先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然后按此模式建立其经济学理论。故此，马克思未能完成《资本论》，因为其理论的基本论点来于其意识形态，而与现实不能自圆。《法兰西内战》也是按照作者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意识框架，去解释巴黎公社革命，但并不合事实。与其说，《法兰西内战》是对巴黎公社事件的论证分析，不如说是作者借巴黎公社鼓励共产革命，并为之论战。

十四

《法兰西内战》的光彩之处，是作者强烈谴责梯也尔政府对巴黎公社的残酷杀戮，特别是在巴黎公社的抵抗已被平息之后，梯也尔政府大规模摸底抓捕公社成员，并草率地处决，有学者统计估计有２－３万人被处决；数万人被监禁及流放。无论如何，如此残酷血腥的杀戮都是不可宽恕的。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数日，马克思便面对“胜利者”发表严厉的抗议和谴责，这是他的亮点。但其基本论点乃是高扬其共产革命的思想。

１、简单化的阶级论

《法兰西内战》的第一句话就是：“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呼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之后又说，“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而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马克思这样论述《国防政府》“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权，而只是占据了它空出来的位子。它不是作为社会的胜利，而是作为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某些人的身上又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留下了洗不掉的污点。……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继承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继承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

马克思完全是臆想，法德两个国家及民族间的战争，“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怎么扯到了“法国工人战胜了法国资本家”，真是不著边儿？事实是当普鲁士大军围困巴黎，法国面临的是民族战争。在此，“国防政府”所代表的是法国国家、民族及全体人民，并非马克思所说仅代表奥尔良党人及资产阶级，新内阁就任宣言的核心是“拯救祖国”。“国防政府”成立数日后，激进民间领袖布朗基即号召法国人民支持新政府，共同抗敌。他在《祖国在危急中》中，呼吁“在共同敌人面前应该消除一切分歧。”看来实干家布朗基远比臆想家马克思靠谱。

马克思以阶级观看待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导致其对整个事件的偏见。他以为“工人”“无产者”是先进阶级，代表人类的前途，只有他们是好的，代表历史的进步；而任何国家的政权，无论是君主制的还是共和制的，都是坏的、反动的，都是阶级压迫，都应该被摧毁、剥夺，无论他们做什么，怎么做，都应该反对、谴责。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中说得更彻底：“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马克思主义将人类如此困难、复杂的国家、民族、社会种种问题，简化为１＋１的阶级论教条。按照这种教条，人民需要不断地造反、革命，凡国家政权就是阶级压迫，不论其好坏，即需要推翻，废除。如此，人类除了不断推翻国家政权之外，就再无其它事情该做。

１８７０年９月底，普鲁士军队包围了巴黎，一个月后，法国麦茨要塞，由巴赞元帅率领的１７万法军，向普鲁士军队投降。俾斯麦断定：“只要巴黎几个礼拜没有咖啡和牛奶，便会不攻自破。”在普军围困中，巴黎走投无路，人们已经到了吃猫、狗，乃至老鼠的地步了，老人和孩子成批地死去。法国政府别无选择，于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８日，被迫和普鲁士签订停战协定，放弃抵抗，割地赔款。这本是国家屈辱无奈之举，但马克思斥责其卖国：“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法兰西内战》）原本是民族、国家之困境，马克思却将之视为本国家的阶级斗争。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对国民政府的斗争采取的是同样模式，将国民政府暂时的防守或后退，斥责投降卖国，以维护大地主、资本家、官僚阶级统治。

１８７１年２月初，法国进行了国民议会选举，保守派大胜。在６４５个议席中，保守派占据了４２０席，共和派仅占１４５席，而最具声望的激进领袖布朗基则落选。这说明民意转向“恢复”秩序，革命诉求下降。以梯也尔为首的新临时政府，提出执政首要任务是：结束各派纷争的混乱局面，恢复和平与秩序。在当时的局势下，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会如此做，此是国家之大局，也是民意之所在。

马克思猛烈抨击了此届政府，包括对主要阁员，乃至对其私德。当然，其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马克思难以抑制愤怒，可以理解。但是马克思指责其是“反革命势力”，复辟“昔日的千年王国”；“发动反对共和国战争”，“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把对外战争变成一场国内战争——一场奴隶主叛乱”，（《法兰西内战》），则是主观臆断。

梯也尔政府之所以要收回大炮：一是防止激进的国民自卫军骚乱，爆发内战；因为在１８７０年１０月，巴黎市民已经有过一次起义，加重了国家的危机和混乱；再是，防止国民自卫军用大炮攻击普军，破坏停战协定。况且国民自卫军已经脱离了政府的控制，成为巴黎一个失控的武装的政治及军事中心。在危机中，为了维护和平、恢复秩序，此乃政府必要之举，是国家、民族之大利；至于策略上是否得当，能否达到目的，另说。

而马克思谴责说：“巴黎投降了，和平了，这时新的政府首脑梯也尔不能不看到，只要巴黎工人手里还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解除工人的武装。”“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武装的巴黎是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唯一严重障碍。武装的巴黎是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于是梯也尔发动了内战”。（《法兰西内战》）梯也尔政府恢复国家和平与秩序之举，又被马克思解释为阶级斗争，并指责其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而发动内战。

马克思以阶级论，将整部由普法战争所引发的巴黎革命事件，简化为工人阶级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这种简化、教条化的意识模式贯穿了其后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与运动。

２、关于巴黎公社的性质

马克思热烈地赞颂了巴黎公社，将之视为工人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是新世界的曙光。他在《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的决议》中写道“大会认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宣判了旧社会的死刑，不管旧社会的统治形式如何　——　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八卷）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中说：“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就是要把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组织起来 ……。这种这种组织工作，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说“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积极、最有见识、最刚毅的人物……这些人都百分之百地正直、真挚、聪明、忠诚、纯洁、狂热——正面意义上的狂热。”“我们的协会（指第一国际）只是文明世界各国最先进的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无论在何处、在何种形式或何种条件下，只要进行着阶级斗争，自然总是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显然，马克思讲巴黎公社革命当作伟大的工人阶级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声，甚至马克思将之当作是第一国际的革命。

“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唤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写到“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　（《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在这里，按照他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来阐述巴黎公社；但这只是，他用巴黎公社来注释他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而并非是巴黎公社原貌。

巴黎公社革命是市民革命，参与者的成分很复杂，包括店主、商贩、佣人、店主、雇工、游民、学生、主妇、知识分子、艺术家、职员、马夫、皮匠……。按照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指产业工人，而在这场革命中，产业工人很少。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巴黎公社定为工人阶级革命；此说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牵强附会。《共产党宣言》这样定义无产阶级：“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著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６日，巴黎进行公社选举，９６人当选为公社委员。其中包括布朗基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激进的共和党人、改良派、雅各宾党人、社会主义者、女权家，还有工人、医生、记者、流亡者等等。这是一个庞杂的混合体，工人阶级既非主导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也并非是其纲领。

１８８１年，巴黎公社失败十年之后，马克思在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信中，全然颠覆了自己在《法兰西内战》关于巴黎公社的论断，说：“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十五卷）显然，这段论述倒更合乎事实。

巴黎公社革命，更多地属于无政府主义革命。当然，这里的“无政府”并非是汉语的字面意义，而是指安那琪主义（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其强调个人自由与人际间的平等，反对国家、政府的权威统治，而主张社会群体的自治。

首先，巴黎公社是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自由、平等、公民权利。巴黎公社中央委员会在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４日公报中宣布：“巴黎不想统治，但它向往自由。除了靠自己的榜样，它没有独裁的野心。……它通过确立自己的自由而为别人准备条件”（赵京《巴黎公社的精神》）自由、平等、公民权利，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遗产，也是巴黎公社的最终的政治要求，其起义，推翻现政府，废弃国家统治机器，均是为了实现此目的。

巴黎公社不同于法国大革命的之处，乃是创造了“公社”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公社”正是蒲鲁东主义始终的社会梦想，废弃国家、政府、统治机器，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前提下，人与人组织成互助的社群，自由、自立、自治。“公社”正是按照蒲鲁东主义的理想，而建立的。马克思如此热烈地赞颂“公社”，将之当为未来共产主义的原则和社会组织形式，是自由、平等、民主的最高形态。这也就是其称巴黎公社“为新社会的光辉”的原因。显然，就社会的终极形式，马克思回到了蒲鲁东那里。

那么，马克思和蒲鲁东主义的区别到底何在呢？主要有两点：一是武装暴力革命，二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也就是马克思批判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法兰西内战》）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革命的暴力镇压、消灭旧势力的反抗。马克思认为，由于巴黎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去消灭凡尔赛的军队，而且也没有没收法兰西国家银行的资产；因而导致“公社”失败。何为“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这里说的很清楚。虽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没有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文章中表达了这个意思。１８７１年９月，也就是在巴黎公社失败数月后，马克思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中，说“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公社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十七卷）

１８７５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吸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巴黎公社的第一条令是：“废弃旧的国家机器——包括废除征兵制，常备军、警察和法院。”这是巴黎公社的核心所在，是其最广泛地获得自由、民主、公民权利的前提。此理想可以理解，但是乌托邦的幻想。

蒲鲁东主义的合作社，保障个人自由，成员平等合作，实行自治，民主管理，这在许多国家已经实现。在欧美民主国家，有种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但前提是有国家、制度和政府的保障。如果此类合作社有效运作，真正做到保障个人自由，成员平等合作，实行自治，那么其规模就不能太大，而且其秩序的保障要依靠每个成员的道德自律。群体的规模越大，则道德约束的指数便越低，而越发地需要以强制的力量——如法规，来保证群体内部的秩序。再而，如果社群与它社群发生冲突，将如何解决？因此也还是需要高于其上的法律给予评断、裁决。人类原始形态，一个部落占有一片地域，自立自治，自然无需国家，但是如果其遇到强大外地的攻击，那么就需要联合其它部落共同抵抗。国家由此而形成。国家并不是人性所需，但却是人类生存现实所需。而国家一旦建立，就需要整套的国家机器，政府、军队、警察、司法、税收等等。其即是对国民安全及社会秩序的保障，也是对国民的负担、约束和强制。由自由而言，人受制于国家，由此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废弃国家的观念有其道理。但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起码是我们多能看到或预测的时间内，国家这一人类生存的形态尚是无法摆脱的。当然，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也正是人类无数灾难、战争的根源，即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国家虽不是好东西，但只能如此。我们无法设想，一旦废弃其国家，人类将是什么样子？大致会是无边的暴乱和杀戮。由此，巴黎公社本质上也还是乌托邦性质的，这乃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之间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蒲鲁东主张小合作社，成员间能切实做到互助与合作，而马克思主张的是所有的合作社联合成一体，整个国家、社会组成共产主义公社。这等于说，推翻旧国家，砸碎其旧国家机器，然后建立一个名为“公社”的新国家，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政府、军队、警察、司法、税收机制，而它的新的统治者则是“无产阶级”。群体一定形成到一定的规模，便需要制定法规，建立稳定的秩序，并需要具有经验的专门职业人员来管理，这就形成官僚阶层。理想中的，官员可以由民众随时免职，及选举新官员是没有可能的。特别是，按照马克思所说，这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于是我们就回到了在前文章所引用的拉吉斯在《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的论述：职业革命家——革命领袖建立党，凝聚革命骨干，带领人民暴力夺取国家政权。他们代表人民统治国家，由此“创造”出一个“新阶级”——高于人民之上的掌有特权的统治集团，即官僚集团，其以集权方式统治国家、社会及人民。在“新阶级”统治下，人民不仅都沦为无产者，而且彻底丧失了自由。这无非是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动物庄园”。

作者投稿

——《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第二章》

十五

１９世纪的后半叶，欧洲资本主义并未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趋向灭亡，而是更加发展，社会的冲突与矛盾相对缓和，工人阶级的处境也逐步改善。工人运动虽然更扩大更发展了，但并不是走向暴力革命，而是走向马克思所批判的改良的妥协的道路，以非暴力的、合法的、议会斗争的方式，争取工人的权益。这条道路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主脉，一直延续至今，并促成了当今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

马克思过世后，恩格斯调整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路线，虽然他在晚年没有完全放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辞，但是他在晚年亦有许多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的表述，而且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斗争中，他积极支持工人政党参加议会选举，以争取选票争取权力。

１８９３年５月１１日，恩格斯在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满怀兴致地讲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就，“我们要在所有的４００个选区提出候选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力量进行一次检阅。”“我深信，我们将比１８９０年多获得７０万张选票，也可能多１００万张。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得到的票数如果不是２５０万张，也将是２２５万张。但是我们得到的议席数目将不会同这个数字相适应。如果席位是平均分配的话，我们在选举中得到１５０万张选票之后，就应在上届帝国国会里有８０名议员，而不是３６名。”记者质疑说：“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实现自己学说的时候，在我看来还非常遥远。”恩格斯则信心满满回答：“并不像您想像的那样远，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可能到本世纪末您就会看到这一点。真的！请您看一看从我们开始议会斗争以来我们的拥护者的人数吧。它随著每一次选举不断增长。我个人深信，如果上届帝国国会存在到它的法定期限，换句话说，如果选举到１８９５年才举行，那么我们将会得到３５０万张选票。全德国的选民是１０００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７００万。如果在总数７００万选民当中有３５０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还有，请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选民人数反映出我们在军队里的拥护者的人数。在１０００万选民当中我们已经有１５０万，就是说大约全体居民的七分之一站在我们这边，并且可以认为，每６个士兵里就有１个是我们的。当我们有３５０万张选票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远了），整个军队就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我坚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准备同我们在一起。再过五年或者十年，这样的人才在我们这里将会超过我们所能使用的数量。”（“１８９３年５月１１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而且，恩格斯在他的《遗嘱》中，留给倍倍尔和辛格尔一千英镑，作为他们今后进入德国国会议员的经费。

第二国际由恩格斯领导组建，实行的基本是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伯恩斯坦是恩格斯的挚友、忠实的合作者，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恩格斯过世后，伯恩斯坦执掌第二国际，其不仅在实践上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而且在思想理论上全面“修正”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

事实证明，改良的、非暴力的、合法的、合作的、议会道路的欧洲工人运动是正确道路，而且也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主流。从圣西们、欧文、傅立叶，到蒲鲁东、拉萨尔，到伯恩斯坦、考茨基，这条脉络一直延续到当今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欧洲工人运动边缘化的支流。至十九世纪末，主要欧洲国家从未发生一场马克思式的共产主义革命；即使二战后，苏俄共产主义革命也未能在西欧民主国家立脚。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主观推臆出来的，其在欧洲完全是失败的。其之在苏俄获得成功，确实是因为俄国的野蛮和落后；与其说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指导了苏俄革命，不如说后者是借用了前者。马克思没有活到那个时候，如果马克思见到那场革命与成功，他肯定会是激烈的抨击者。

十六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显示了强盛的创造力，生产能力成倍翻升，各资本帝国对外野蛮扩张，遍及全球，但由于对外扩张、贸易及掠夺带来的巨额财富，使其对内逐步改变早期资本主义的野蛮性，提高劳工的待遇福利，改善国民生活，提供社会保障等等，从而使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马克思看低了资本主义，错误地认为其将走向灭亡。《共产党宣言》声称：“随著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一个多世纪之后，毛泽东的红色中国，最终还是改弦更张，重新学习资本主义，向各发达国家的“资本家”集团求援。而红色苏联及东欧集团则被埋葬，它们的国家和人民重新返回到“资本主义”。

要说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当今才真是走到了末日。因为，资本经济的支柱制造业大致被掏空，流向落后国家。因为劳工阶级日益强大，工会力量飙升，“资本家”受制于工会；这导致工人工薪福利不断升高，制造的成本攀升，最终使企业无法持以为续，只能迁移到低成本的贫穷国家。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汽车工业几乎倒闭，是美国政府出巨资救助，并强制性要求汽车行业工会降低其工薪与福利，方起死回升。底特律曾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业的中心，人口１８５万，但现今已近乎是座鬼城，人口降至到７１万，２０１３年底特律政府宣布破产。底特律汽车工业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会势力过大，工人的薪金及福利太高，高制造成本导致其在激烈竞争的汽车市场上的失利。英、美、法、意等国家制造业的掏空，不仅使资本家趋于消亡，也使产业工人阶级趋于消亡。这是马克思无论如何想不到的，这是另一种逻辑的“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同归于尽。

欧美国家制造业掏空，金融业反而蒸蒸日上，成为垄断经济的巨头。金融本是服务于制造业和商业的，为其提供资金保障；而今却逐步演变谋求暴利的投机。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源于生产过剩，而２００８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纯粹是由于各大金融机构谋求暴力的投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危机，前者是由于过强的制造能力，后者则是由于掏空了制造能力。前者是扩张中的挫折，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仍可生机勃勃，继续前行；而后者则是末路的衰败，要靠印钞票，转嫁危机。当然，我们不知道其后怎样，是否会创造出新的经济与社会形态。但这却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末日，只不过是另一种逻辑上的，却与他的共产主义革命全然相反，并非翻天覆地，而是潜移默化的，“呜咽”地一声。

马克思在贬低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同时，则神化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美德与能力，其错误地将工人阶级作为新时代的希望、领导者。《共产党宣言》宣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著的新社会因素。”１８４５年，恩格斯在《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上演讲中说：“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著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恩格斯还说过：“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４４年９月－１８４５年３月）

法国大革命开创了革命的神话，进而有了共产主义革命神话，为此神话，进而神化其革命的主体——工人阶级，而神话工人阶级的后面则是拔高、神话革命领袖自身。

但实际上，天下哪有这样的工人阶级？早期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处于社会底层，劳苦不堪，饥寒难挨，无教育，他们所关心的无非是提高工薪，降低劳动强度，供养家庭，改善生存处境。他们的政治要求也是基于此，能够组织起来、抗议、罢工、互助。他们累于日日艰困的生活，事事是现实具体的生活现实问题，在艰困和绝望中，他们会有出于本能及情绪化的激烈反抗，乃至暴力破坏，如捣毁机器等等。但是如果合法抗争、议会道路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薪水、供养家庭、受到“人”的尊重，他们何乐不为？他们绝不会想到以暴力剥夺资产阶级的资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由工人阶级执政的新国家新制度，此超乎“工人阶级”意识之可能，这些是马克思式的革命家的臆想和宣传，并将之灌输给“工人阶级”。马克思，特别是后来列宁式的革命领袖，都强调对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和灌输。这无非是要用共产学说对劳苦大众洗脑，从而将他们当作炮灰，推向革命的战场；而革命的主宰者则是领袖们。

欧洲封建制是等级制，世代相袭，特别是农民隶属于贵族，不仅世代为农，而且不得离开其领地。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有千般不好，但是其有一个伟大的功绩，就是冲毁了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给各阶层的人带来空前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仍然分贫富贵贱之等级，但是等级间是流动的，贫贱者可以通过其才能、勤奋、机遇，成为富贵者——反之亦然；即使一代不行，二三代亦有可能，特别是有了国家公共教育之后。

资本主义创造出的最伟大的产品是自由，资产阶级是新兴阶级，是在自由竞争中自然形成的。在这个时代，最有眼光、野心、勇气、才能、智慧、包容性的人，在自由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资产者；可以说他们是该时代的精英、胜出者；他们代表并引领、主导这个时代。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白手起家，由无产者、打工仔而成为企业大亨。任何社会都需要由精英带领、引导。优秀的领导平庸的，能力强的领导能力弱的，有知识有智慧的教育愚昧的，富有的帮助贫穷的……。如果这些关系颠倒，就将是国家与社会的灾难。

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是支配阶级领导阶级，合乎人类存在与发展之规律，其原因不仅是其占有资本，更在于他们自由竞争中形成的精英——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那个时代，工人阶级虽然受压迫，生活困苦，值得同情和帮助，但是不能由此而断定，时代应有他们来主导，国家应交给他们来管理。人类社会需要竞争，在竞争中遴选优秀者领导族群与国家。资本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其提供了广阔的自由，鼓励竞争，并确立了保障公正竞争的宪政制度，由此保障优秀者领导国家，支配财富。

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以如下诸方面，逐步改变了劳工阶级的处境。

１、机器的广泛使用，大幅度降低了欧洲劳工的劳动强度，降低了他们体力的支出。

２、资本全球的扩张，带来丰厚的利润，欧洲的劳工阶级分享到其中的部分红利。

３、殖民地的开发，较少了本国的人口扩张压力，降低了失业率。比如大量底层贫民移民到美国、澳洲、南美、非洲、印度……，从而发达致富。

４、股票制的普及。工人可以将储存的工资投资股票，成为股东，分享资本带来的利润，成为有产者。同时，缩小了劳资至今的对立和差异。

５、工人力量增长，特别是组织起来，建立工会，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斗争，迫使企业主让步，缩短工时，提高工人的福利。

６、欧洲各国宪政制度的建立与逐步完善，使工人获有更多的政治权利，包括自由言论、建立组织、罢工，这是工人可以以合法方式维护自身权益，而无需进行暴力抗争，更不需要暴力革命。特别有了普选制，工人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进入议会，为工人争取权益。

７、教育发展，国家实行义务教育，劳工阶级家庭的子女可以免费接受教育，这意味劳工阶级的后代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精英阶级，改变其地位。

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兴起，劳工阶级成为直接受益者。比如俾斯麦实行的一系列统一德国、强大德国的国策，包括通过立法，建立工人养老金、健康、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险制度。和马克思的预料的相反，在国家、民族战争中，各国的工人阶级多支持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国家、民族性高于阶级性；而非“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第一次大战可见一般。

以上这些因素使欧洲没有可能发生马克思期待并预言的共产主义暴力革命，欧洲工人运动走向所谓“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乃是必然的，水到渠成。

十七

马克思晚年退出了政治运动，也退出了各种政治与思想的争论，与外界联系甚少。他生活的平静，却孤独、失落。其将更多的精力时间，用于自然科学的阅读和思考，包括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数学、人类学，以致研读文学、语言学。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马克思在孤独和寂寞中去世。“他去世了，没有遗嘱，没有国籍。．．．．．．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７日，马克思被葬在海格特墓地。他的墓地在公墓远远的一个角落里，疏于管理；直到１９５６年，才树立了一块盖著铁铸顶的巨大的大理石作为墓碑。”（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马克思晚年意识到共产主义革命在欧洲已经没有可能，比如他认为英国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他赞成工人运用法律和自由来争取自身利益。他说“这个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按照历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前者的每一个和平的让步都是由于‘外来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他们的行动是随著这种压力而来的，如果说这种压力越来越削弱，那只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马克思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

如果资本主义不一定灭亡，共产主义不一定发生，那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也不能成立。应该说马克思对此也意识到了。这是《资本论》之所以没有完成的原因，《资本论》的二、三卷的手稿，马克思在其生前也未发表。马克思意识到，《资本论》的核心论点“剩余价值论”难以成立。那一时期，经济学有了新的发展，以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利昂．瓦尔拉斯为代表的边际主义经济学，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开辟了经济学的新视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经不住分析。

马克思一生献于——或说投注——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在事实和思想理论两方面，均告失败；这是其一生乃至其整个家庭的失败。而这个失败，是马克思所不能面对和承认的；因此他只能将共产主义革命论坚持到底。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吃惊地发现马克思的稿纸中有超过两立方米的材料全是俄国的统计数字。在这些年中，马克思用他那细小的字体几乎写满了３０００页纸——这些手稿几乎全是他的阅读笔记。”　（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不以为俄国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因为其尚是农奴制国家，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而共产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然而１８７５年之后，马克思越来越多地将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俄国，对于俄国民粹主义热衷于暗杀的民意党人，马克思予以高度称赞“你是否注意到了圣彼得堡对谋杀事件组织者的审判？这真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对此不应多作道德说教——赞成或是反对，就像对待希沃斯的地震一样。”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５卷）马克思如此论述俄国革命“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覆信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在１８８２年《共产党宣言》俄译本的序言中，马克思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期愿，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对自己的安慰。

马克思是位伟大的学者，但是作为思想家却很失败。他的共产主义革命学说是错误的，臆想出来的；《资本论》的出发点用以阐释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因此其基本论点也是错误的，牵强的。正常的思想程序是，先考察社会，收集资料；进而分析研究；确定结论；然后根据实况，确定改革规划和方案。而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学说建立的程序是相反的：先有革命的目的，然后用思想去阐释其合理性。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不仅是想改变世界，而是要拯救世界，开天辟地地建立人类终极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太夸大自己了，以致妄想。这是其悲剧的根源。

确立人类社会有三个依据：人性、现状实情、传统——漫长时间中积蓄的经验；在这三个基础之上，我们方可以考虑社会的变革，即：人性是否可以承负？现实是否可能，付以什么代价？我们的经验是否能以应付？思想也只有以此为依托，方有前瞻、指导之意义。脱离此三个依据，仅凭想像、或逻辑推论、或理性设计，而规划人类社会，强制推行，毕竟是灾难，无论其模式多么美好、高尚、“合理”。人如此之有限，人的思想意识如此之有限，人的每种思想、设想都是片面的，带有先天的残缺，都隐含着无数的盲点。昆德拉有句名言“人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故此，思想是危险的，需要警惕，其仅可以作为我们辨别世事及行为的参照；而非照办的准则、教条。

思想需要保持它的谦卑，自知其偏狭和有限；即使是解释世界，其也仅是代表自身的一个角度和方式，而绝非能取代事物本体。至于要用思想去改变世界就更是可怕了。马克思满怀激情地臆想出共产主义革命，然后用他的全部才华和知识，对之注释，以建立一套完整的囊括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的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妄图按此改变世界——将世界纳入此模式，由此拯救世界。这是思想的狂妄。

马克思作为学者、思想家，在欧洲他的思想并未起到重大的实际作用。如果没有苏俄革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论，至伯恩斯坦也就终结了，人们顶多是将其作为历史来看，而不会在现实中发生效用。

以思想自由为前提，一个人将其一生乃至自己的家庭都奉献于自己的思想，著述如此之多，这是很可敬的。思想家的偏颇是难免的，需要给予极大的宽容，没有人能保障自己思想的正确；思想是一种见解，不能以正确去限定。

马克思主义之获得显赫地位与影响，是由于苏俄革命的成功，进而是苏联帝国全球扩张的结果。列宁党借助了马克思的学说，加以改造，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鼓动民众，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夺得俄国政权。由此，进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神化，成为苏联帝国的国家宗教——国家意识形态。苏联帝国的扩张，首先是其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球扩张和渗透。其征服一个国家，一是建立其傀儡政权，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取代该国家原来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

中国是苏联之后，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其所经历的共产主义革命，远比十月革命要漫长壮阔，带来国家、社会更惨烈的动荡和破坏。斯大林死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以马列原教旨自居，反将苏联打为修正主义。我们知道，中共本就是苏共在中国创立的一个分支，中共的革命和战争多由苏共领导和支援。然而中共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苏共政治宣传的小册子，中共如此大的政党，没有几个人阅读马克思的原著，包括毛本人。毛曾感慨“我党没几个懂马克思主义的！”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显赫地位，来于苏联共产革命的扩张和政治宣传，和马克思思想本身则少有关联。当今，中共仍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而其实行的权贵资本主义，即比早期资本主义野蛮，又比封建专制专横。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被糟蹋到了什么程度？由列宁始，整部共产主义革命及极权统治，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旗号，任其所用。

马克思的一生是悲剧，他的共产主义革命学说的命运也是悲剧。他绝未想到，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席卷半个世界，给人类带来如此惨重的灾难，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演绎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极权统治。如果马克思生活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统治下，他会有怎样的思想和著述？

２０１６年４－６月　于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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