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剽竊，一般是指抄襲別人的思想、言論和創作的產品而不注出其來源。與那些明火執仗打家劫舍者相比，剽竊者其贓物為思想和精神產物，雖屬雅賊，其行為卻也是偷盜和掠奪的一種方式，造成的傷害通常並不比前者小。

2020年4月30日，中科學院上海神經所楊輝，在《細胞》雜誌上發表論文，報道了他們近期的一項實驗成果：通過操控實驗小鼠體內PTBP1 基因的活性，即可將神經系統內主要起支持作用的膠質細胞，轉變為能夠起神經信號傳遞作用的神經細胞。

無獨有偶，2020年6月24日，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付向東教授，在《自然》雜誌發表了學術論文，也證明在小鼠大腦中操控 PTBP1 基因能夠製造大量神經細胞，恢復帕金森氏症小鼠的運動機能。

不同的實驗室先後發表類似的科研成果，原本是稀鬆平常之事，但付教授卻實名向中科院、科技部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提交舉報信，舉報楊輝實驗室發表的論文涉嫌剽竊和造假。

付教授的舉報信聲稱，自己實驗室早在9年前就發現，操控 PTBP1 基因能夠將膠質細胞人工轉化為神經細胞，並在2013年也已經正式發表了這項結果。當時他們發現，基因PTBP1在許多動物組織里都很活躍，而在神經細胞里活性卻很低。根據這個發現，他們最終證明，如果人為把 PTBP1 基因的活性降低，就能強行改變細胞的命運，把很多其他種類的細胞轉變成神經細胞。從那時候起，付向東實驗室就開始探索這項研究發現的應用價值，經多年努力，歷經坎坷，最終得到了可喜成果，並在2020年6月在《自然》雜誌發表上述成果。

付教授在舉報信中稱，在此成果正式發表之前，他曾在國內外學術會議和交流活動上，多次報告此研究成果。尤其2018年6月，受邀在楊輝所在中科院上海神經所做了有關此成果的學術報告，並且和楊輝深入討論，詳細介紹了實驗細節。為此他認為楊輝涉嫌剽竊他的研究思路，付諸於實施，並搶先發表。而楊輝旋即也發布公開聲明，否認了付向東教授的指控，並回嗆道: “難道已經公開發表的基因就可以霸佔，不允許其他人用新的技術來嘗試嗎？這和大佬圈地有何區別呢？”

學術界通過審稿、學術交流等途徑剽竊他人成果之醜行時有所聞，與抄襲、造假同為學術不端行為，為行內所不齒。按國際學術界的慣例，有此劣跡者一經查實，大多會被逐出學術界，完結學術生命。而在有特色的造假大國，此類醜聞卻連綿不斷，不僅有急功近利的寒窗學子，一大批教授、院士大佬也屢屢涉案。如早已被揭的丁祖詒、魏於全、賀福初、陳竺等，也有近年來才浮出水面的李紅良、曹雪濤、韓春雨等。今年2月，超過400篇中國作者的論文被發現學術不端而被質疑，近期又有121篇論文被發現造假。如此驚心動魄之醜聞，成了國際學術界空前絕後的笑話，也折射出國內學術領域裡急劇惡化的生態現狀。

在國內，學術不端之所以“後浪推前浪”源源不斷，就是學術不端幾乎沒有成本。而且涉案者往往會被層層護駕包庇，從來不會被認真追究，學術不端者囂張跋扈、逍遙法外，而舉報者如位卑無靠山反被打擊報復，於是學術不端在國內早已見怪不怪了。楊輝是否剽竊，目前定論尚為時過早，也許是清白的，可即便是“罪證”確鑿，按以往的慣例也會不了了之的，讓我們拭目以待。

二

在筆者的學術生涯中，也曾近距離見識過剽竊醜聞，受害者是我曾經的導師黃先生。因是已過四十年之久的陳年往事，在具體細節上稍有模糊，當事人也早都謝世，無法再一一仔細求證，但事件的起因走向卻至今仍然記憶猶新。

黃先生早年師從著名的天然產物化學家朱子清教授，作為朱先生的主要助手之一，參與了貝母鹼等一系列天然產物化學的研究工作，並做出了突出貢獻，甚得朱先生賞識。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院系調整中，被朱先生帶到條件簡陋的大西北。有了朱先生等名家的加盟，這所地處偏僻的大學化學系，特別是天然產物化學專業在國內名聲鵲起，到文革前，整體研究水平在國內已屬一流，不遑多讓北大等名校。可惜好景不長，在那場肅整知識分子和精英的“陽謀”中，朱先生和他帶來的另一名助手陳先生同時被打成右派。同為右派的蘭大副校長、化學家陳時偉被流放到夾邊溝，差一點丟了性命，他們雖幸運地躲過了這一劫，但學術生涯幾乎被划上句號。

朱子清教授專攻天然產物的分離、分析和結構鑒定，而黃先生從五十年代後期則逐漸鍾情於天然產物的合成。在朱遭到肅整無法全力開展研究工作後，就獨自將研究重點移向合成，先後完成了碘雜環化合物的合成研究、三尖杉酯類生物鹼的合成研究和固氮酶活性中心化學模擬物的合成研究，居同期國際同類研究的領先地位。

1963 年國外學者首次從三尖杉和日本粗榧中分離得到三尖杉酯鹼及三尖杉鹼，1969 年確定了它們的結構。此後許多學者開始關注三尖杉屬植物，並從中分離到大量具有生物活性的生物鹼。這些化合物對小鼠P388 和L1210 癌細胞有明顯的抑制作用，於是在國際上許多實驗室開始了化學合成和藥理研究。

七十年代初，作為為數不多的科研課題之一，國內也開始了三尖杉酯鹼的研究工作。按文革中的慣例，成立了由中科院上海藥物所、醫科院北京藥物研究所和我校化學系三方組成的三尖杉酯鹼類合成攻關協作組，高怡生和黃量分別領銜上海、北京所，黃先生則為我校首席。高、黃二位並非等閑之輩，在國內業界可謂名人、大咖。

高怡生，1934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化學系，1950年獲英國牛津大學博士學位。1950年回國任研究員、中科院藥物所副所長，領導全所藥物化學和天然有機化學兩個領域的研究工作。在天然產物化學，特別是在腫瘤化療藥物研究和天然產物全合成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1978-1984年，任該所所長。還曾擔任《中國科學》、《科學通報》、《化學學報》、《藥學學報》等專業期刊的編委，1980年，當選為中科院化學學部委員。

黃量，1942年聖約翰大學化學系畢業後進入上海生化藥廠工作，1946年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化學系深造，1949年獲該校博士學位，之後在美國多所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56回國後入中央衛生研究院工作，1958年任醫科院藥物研究所研究員，1960年任藥物合成室主任，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化學學部委員。曾研製出“降壓靈”，參加並指導了三尖杉酯鹼的化學研究，治療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的靛玉紅衍生物新葯“甲異靛”，腫瘤預防、治療新葯“維胺酯”和抗病毒合成新葯“酞丁胺”等項目。黃量先生還是我博士論文的審稿人和答辯委員會主任，也算與我有緣。

據說當初組建協作組時並無我校，黃先生在一個偶然機會聞訊後，幾經努力，死纏軟磨，又由朱子清背書，極力推薦，加之在朱先生麾下已有的傲人學術成果，方才勉強被允入圍。朱先生當時雖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冊，在學術界的威望卻依然不減當年，同行們都認他。

黃先生之所以不管不顧、幾乎是厚着臉皮硬要擠入協作組，也是有自己的盤算的。從文革開始，大學教學、科研被封殺停頓已有多年，近日雖已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似乎大學還是要辦的。但整個學校在軍、工宣隊的“領導”下，仍然是以階級鬥爭，具體就是鬥批改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而那些平均只有小學水平的“工農兵學員”整天可勁地鬧騰着。他們可不是僅來上學求知識，還要“管大學、改造大學”，在他們眼裡，學校的臭老九們正是他們要“管”和“改造”的對象。因而黃先生所鍾情、甚至成癖而為之痴狂的科研仍是禁忌，被視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頑固陣地”，無人敢於觸及，更不敢解封。在他看來這不僅是虛度光陰，簡直就是浪費生命。而如果能進入由“上面”支持的協作組，納入國立科研項目，則可名正言順地啟動科研，一展身手，而且可以得到寶貴的經費和人員上的支持，這對他來說無疑是天賜的良機。

上海、北京的科研單位，雖也被文革搞得支離破碎、半死不活幾乎散架，科研人員基本上都被流放到窮鄉僻壤的農場、幹校以強體力勞動來改造思想。但畢竟還沒有被撤銷，無論人員還是科研硬件也都是現成的。有了國家科研課題，一聲令下立馬可以運作起來，因而由高、黃牽頭，科研班子很快就搭起來了，旋即開始有序運轉。有幸被納入團隊者如同中了彩票大獎，不僅可以脫離苦役的折磨，還可以回城和家人團聚，其積極性無疑是高漲的。入選者除業務能力外，與領導的關係則是至關重要的。

可大學裡，在當時條件下要拉起一支科研隊伍卻遠沒有如此便利，儘管有上面的紅頭文件，但層層的阻力和刁難還是疲於應對。尤其在人員的選擇上更是限制諸多，經黃先生費盡精力，最後才勉強湊起了一個由兩名教師，一個實驗員組成的班子倉卒上陣。

在協作組，黃先生資歷最淺，僅是講師職稱，又未曾出洋鍍金，雖為後起之秀，年輕有為，但在國內有機合成化學領域還是籍籍無名。如今能有機會與兩位前輩先賢共事，十分虛心，格外謙恭，工作也更加勤奮。他原本就是個工作狂，被文革耽擱了數年後能逮到此機會自然不會輕易放過，工作勁頭越發不可收拾。

由於文革的影響，課題起步的前期，國內科研水平較之國際同行相差甚遠，在科研經費、資訊和設備、試劑供應等方面更是無法相比，困難重重，進展緩慢。和北京、上海大都市的同行相比，我校地處偏隅，各種條件又更遜一籌，當時我校還沒有核磁、質譜等關鍵性大型現代儀器，一些主要樣品都要送北京、上海檢測，一些專用、特殊試劑也要去北京、上海定購、採買，耗時費力，其困難可想而知。

既然是攻關協作組，三方平日里就保持着常態聯繫和通報研究進展的“協作”，並互派人員到對方課題組學習、考察，以期取長補短，互通有無。黃先生先後派出助手到北京、上海進實驗室學習，長達一年之久，他們也同時派人來我校觀摩，相互切磋，受益匪淺。當時的學術界還是一方凈土，學者們視學術操守和誠信為生命，嚴格恪守學術規則，尊重他人的學術成果，因而攻關組員之間的頻繁交流，一片祥和，除互相學習、促進外，並無任何學術不端發生。

在前期的摸索中，黃先生幾乎將全部精力和時間投入其中。他本就睿智聰穎，有深厚的有機化學功底，又在朱先生麾下錘鍊多年，得其點撥和真傳，加之拚命三郎般的勤奮，到底是功夫不負有心人，1973年 5月，他嘗試把經典的“Reformatsky反應”用於生物鹼的合成,率先成功地合成了脫氧三尖杉酯鹼。脫氧三尖杉酯鹼的研究得到文革後的全國科學大會的獎勵。

初試鋒芒便銳不可擋，他的才能和勤奮得到回報，脫氧三尖杉酯鹼的合成成功，為其他 4 種酯鹼的合成提供了重要經驗。隨着文革後科研工作漸次趨於正常，科研條件的逐步改善和團隊的壯大，他的團隊陸續共合成了5 種，其中4種為世界上首次，該項成果曾獲1982年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上海、北京的同行們也各有斬獲，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相繼問世，在此課題領域達到國際同行水平，這在文革中是少有的成績。而且總體來說，在協作組裡，我校的團隊無論在成果的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領先於上海、北京，由此黃先生脫穎而出，令行內刮目相看。當然以目前的水準來審視當年的那些成果，已屬平常，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是足以傲人的。

三

也許是迫切渴望成功，也許不甘落後於同行，急功近利的結果終於在協作組內出現了不和諧、甚至剽竊他人設計路線搶先發表的學術不端。

那是四人幫被一場宮廷政變絞殺、文革嘎然終結，中國進入一個曾被稱為“科學的春天“的時間節點，按協作組的安排，黃先生去上海藥物所進行學術交流。黃先生團隊前期的工作，在協作組已處於領先地位，儘管其青澀的資歷遠不及上海、北京的掌門，但傲人的成果卻不容小覷，由此也得到了破格尊重和禮遇，每有新思路、新成果，總會及時被邀交流、討論。這次交流是他對困擾整個課題的一個瓶頸有了解決方案，思路大膽，路線簡介，應該是一個高水平的設計方案。

按慣例他毫無保留地介紹了整個方案，從文獻的引用到具體實驗的詳細操作過程無一遺漏。與會者對此路線進行了深入討論，從不同角度對其“評頭評足”，提出了不少疑問和不同的見解，也有一些有益的建議和改進意見。因設計時就做了周密的考證和研究，來滬前又對同行們可能的質疑做了預案，黃先生輕鬆地一一做了解答和詮釋。但畢竟這還只是紙上談兵的理論設計，只有在實驗室里成功地做出來才能算數。

但凡做過合成的都知道，在那個閉關鎖國的年代，有時候一個課題的成敗和速度，完全取決於是否能得到一些關鍵和稀有試劑。在國外，一個電話隔日就會送達的試劑，在國內往往需要經過自己耗費漫長的時日，艱辛的多步合成方可得到。用當時的行話來說，就是不但要自己製備反應所需原料，有時候還要製備原料的原料，而且這些大量的額外工作根本無法寫進論文。和上海、北京同行相比，地處大西北的黃先生更難，這次來滬就還有順便採購和尋找所需試劑的使命。其中有的可以在試劑公司買到，一些買不到的特殊試劑還要憑原在滬的關係去尋找、討要。

回到學校後，黃先生帶領助手們夜以繼日地忙碌起來，他設計的那條路線實施時沒有大的問題，除個別步驟不盡完美、稍有改動外，進展順利。就在勝利在望，實驗即將完滿收官之時，一篇以中科院上海藥物所李述文為第一作者的論文發表了，其內容竟與黃前不久在上海交流時的思路完全一致。顯然，李述文利用上海所的優越條件，全盤照搬了黃的設計路線，捷足先登，在黃之前完成了這一工作。這是明目仗膽的學術不端，妥妥的剽竊。

李述文應是上海藥物所的研究員（現已無法查到他的詳細履歷），三尖杉協作組高怡生團隊幹將，其資歷當比身為講師的黃先生高出一截。此人曾與韓廣甸等三人編著過一套三卷本的《有機合成製備手冊》，堪比國際上流行的《Vogel‘s Textbook of Practical Organic Chemistry》。在鮮有外文參考書的當時，是國內有機化學實驗室不可或缺的工具書，韓廣甸（或李述文）的大名，成了這套書的代名詞，因而李在國內有機化學界也算小有名氣。

李述文的這篇論文是有關三尖杉酯鹼系列中這個化合物的首次合成，而且方法新穎，總產率較高，發表後受到國際同行的重視和注意，在此後提及此酯鹼的合成時，都歸為李的首創，並自然地引用此論文。

黃先生生性憨厚，常年投身於科研，整日泡在實驗室里，社交能力是其短板，平常難免書生氣十足。看到李的論文蒙了，他沒有料到同行中有人會如此卑鄙，吃此悶虧竟不知該如何處置。經諮詢校內有關人士，又和團隊成員再三斟酌，決定不能就此罷休，定要討回公道。他們將此案上訴至上級部門，要求秉公處理，竟然長時間無人理睬，而且他們還被質疑名利思想嚴重，斤斤計較，這都是什麼事啊！

其實這毫不奇怪，文革前國內就以突出集體功能，抹殺個人貢獻的極左思潮統治學術界，對學術獎勵制、成果、論文署名制採取全盤否定的政策。他們認為論文、著作署作者個人名號是資產階級名利思想，其所持的荒謬理由是：難道農民要在糧食、蔬菜上署名嗎？紡織工人要在布匹上署名嗎?文革時，這一思潮更是登峰造極，那個時期能發表的為數不多的科研成果，統統以單位或什麼“協作組”、“攻關組”署名，沒有參與者個人什麼事。文革後這一政策才開始鬆動，逐漸能見到由作者署名的論文。

由於案情簡單、明了，事實清楚，所有人證、物證都齊備無瑕，而且嫌疑人也是供認不諱，不表態，不處理，於情於理又都說不過去。於是，在他們不懈地堅持下，上面終於有了處理意見，但也只以李內部道歉了事，不要公開，更不必撤稿，要黃以大局為重，不再糾纏、提及。因為文革剛過，中國鮮有如此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問世，對於這種醜聞也只能以國家利益和國家名譽為重，內部消化。並不許細究，也不得外泄，黃先生被打掉的牙只能往肚裡咽。據說，李被迫所做的道歉，也是有恃無恐，振振有詞甚為囂張，沒有一絲悔過和誠意，居然聲稱無論誰先發表都是為國爭光，他並非為了個人名利，不應被視作剽竊，沒有功勞也還有苦勞。看來他已不知世上還有羞恥二字，也許只是得了孔乙己老先生“讀書人偷書不算竊”的真傳罷了。

至於這個剽竊事件是李個人行為，還是集體所為，高怡生是否涉嫌參與其中就語焉不詳了。按常理，高的團隊成員發生剽竊他人成果搶先發表的惡性事件，作為掌門人他不可能一點不知情，至少應負縱下和失察之責。可嘆上海藥物所自此在同行中名譽掃地，直接當事人更為學界不齒。在協作組裡，不僅我校黃先生的團隊不再與其有任何瓜葛，北京所的黃量先生在事件的調查處理時亦秉公仗義執言，此後也不屑於繼續與他們為伍。

四

雖然只是個別人的偶然一次行為不端，卻引發了嚴重的後果，最終導致了協作組之間的互信和尊重蕩然無存，本來坦誠的交流和無保留的通報自然也是嘎然而止。自此後各家都不由地紮緊了自己的籬笆，原來是互不設防、相互透明的“一個戰壕里的戰友”，現在則成了互相防備和競爭的對手，“協作組”從此也就名存實亡了，這就是剽竊的殺傷力。此後黃先生對李述文極其反感和鄙視，甚至將實驗室存的那套《製備手冊》也扔了出去。受此株連，我們這些研究生絕對不敢在其面前使用此手冊。

“在人類諸多事業當中，科學探索是一種極端依賴交流、合作和分享的事業。在人類科學史上，除了極少數天才能夠完全獨立地做出一番成就之外，絕大多數時候，新的科學進展都離不開科學家之間密切的互動。很多時候，一個科學家的工作會建立在同行已經完成的工作的基礎上，也會成為其他同行繼續工作的基礎；很多時候，一個科學家的工作要持續接受同行的建議和評價，幫助他持續修正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向；而在更多時候，科學家們在咖啡廳、酒吧甚至是海灘上的閑聊，會直接催生很多新鮮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研究思路。……而對研究思路，對研究想法的剽竊，是對這種交流、合作和分享的重大打擊。”（王立銘，《造假、剽竊和榮譽：何謂科學研究》《知識分子》，2020年7月5日， https://mp.weixin.qq.com/s/sLad3MQTbiT-lEn33eSeYA）

題外話：由於在科研方面的突出成就，黃先生在文革後1978年的第一次職稱評定時，被破格直接由講師提升為正教授，並成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第一批導師，1982年第一批博士生導師，我也有幸成為黃先生的第一個博士生。1982年7月，作為訪問學者，黃先生在美國工作了一年半後回國，他躊躇滿志，計劃開展多項高水平的研究課題。天妒英才，可惜的是同年12 月 24 日，他應邀赴廣州參加中科院會議，因班機在廣州白雲機場降落後發生事故不幸去世，終年 54 歲。假以天年，以他的才能和勤奮，在有機合成領域應該會有更輝煌的成就。1986 年我省科協在當地科學宮為他塑像，以緬懷這位獻身化學事業的科學家。

四十多年過去了，經歷史的塵封，已鮮有人還記得當年上海藥物所的這件剽竊公案，這些年來是否又有什麼新料也不曾關注過。豈料，後浪推前浪，後浪更比前浪猛，在武漢瘟疫失控的今年初，該所有人又勾結武漢病毒所的不肖之徒，聯合上演了那場“半夜葯叫”的鬧劇，急急忙忙用幾個小時的神操作，僅以細胞實驗為據，就敢推出一款“雙黃連口服液”的“特效藥”，他們這哪裡是在搞科研，簡直就是謀財害命的罪惡勾當。

與此前後，該所中共黨委書記、副所長耿美玉被PubPeer等舉報，其有關阿茲海默新葯“九期一”（甘露特納，代號GV-971）的系列論文涉嫌造假。當然，像以往所有被舉報的學術不端一樣，經該所“自審”初核結果，“雖有瑕疵，但不存在學術造假問題”。對此結果人們只能呵呵！

近日耿美玉又被人在《Cell Research》上質疑舉報（Yi Rao, 06 July 2020）：“從這些論文來看，GV-971功效之神奇確實令人咋舌，既可在大鼠模型中治療帕金森氏病、減輕東莨菪鹼誘導的記憶損傷，也能夠抑制由 H2O2 誘導的神經元死亡，還可在體外作用於星形膠質細胞等。GV-971涉及到如此不同的靶點及治療機理，這不得不引發人們對它們可信度的擔憂，在生物醫學研究歷史的研究中，‘從來沒有遇到過一種藥物有這麼多治療或緩解一種疾病的靶點。’”。只是不知道這次他們又會如何洗地、突圍。

嗚呼！這是怎麼了？有學術不端悠久歷史的上海藥物所！

2020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