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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约翰:《干部国家》之一:体制内、体制外,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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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约翰:《干部国家》之一:体制内、体制外,干部

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改朝换代的事情。每次的改朝换代,都是换个皇帝,和一班大臣,及一众官员,底层社会的文化和结构,很少触动。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就是这个意思。

中共建政后,逐步清除旧的社会精英,废除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秩序,然后,按照党的组织框架和网络,建立了一个“组织起来的”中国。

这个组织可以自我复制,而且,处于网络框架每一结点上的,是干部。

干部服从党的领导,可以调换,没有私利。他们既代表党,又代表人民,是中共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工具。没有干部,国家就无法运转。

党通过干部代表人民,领导人民。所以,人民不是公民,他们是党和国家制定政策的客体,是受众,不是主体。

干部制定发展规划,管理各种资源,收取税收,分配收入。逐渐地,他们就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既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和特权,又要管理社会大众的生活。

改革开放后,干部依然拥有特权,继续获利。改开时代结束时,中国有3000多万家私营或民营企业,雇用2亿多劳动力,贡献了国家GDP的一半。从路边街头很小的面店,到大型中外合资企业,它们的开业许可,经营范围,都要干部批准。在经营过程中,也时常需要干部的关照。

党的干部一直受益于改革开放。

现在的中国,能否既保留干部的地位和特权,又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平等,就成了一个新问题。

这涉及到体制问题。

中国的体制很有特色。十几亿炎黄子孙,被主观地分为两个阵营:体制内和体制外。体制内的人是指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或居领导地位的人,其他人都是体制外的人。

中共认为,无论体制内外,都是体制的受益者。所以,体制外的人应该听从体制内的建议和领导。少部分体制外的人,可以通过政协或统战的渠道,成为名义上的体制内人士,一窥体制内的运作方式和决策过程。

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要把体制外的民营经济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是民营企业不欢迎的。几天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叶青发文说,“体制内的领导干部,和体制外的民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都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

所以,体制外的民营商业在企业管理、人事选拔、审计和工会等方面,要接受体制内人士的监督。事实也是如此。

在中国,关于体制内外的划分相对较新,关于体制的情结则由来已久。历史上,科举取士的官员,是体制内人士,享有特权,“老百姓”是体制外的人,从皇帝时期直到中共建政,都是如此。体制外的人羡慕体制内的地位和特权,同时,也会想方设法进入体制内。

近些年,人们把体制内的称为“赵家人”,这源于鲁迅的《阿Q正传》。赵家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总是努力将阿Q这样的“老百姓”排除在外。

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阿Q也感到与有荣焉,因为他也姓赵,被赵太爷叫去,“给了他一个嘴巴”,叱到,“你怎么会姓赵! — 你哪里配姓赵!”

体制内的干部有很多特权,包括医疗、食品供应、住房、汽车、孩子教育,以及退休后的待遇,等等,这些都是老百姓无法奢望的。

社会大众关注特权,不是针对财富本身,或财富的多少,而是获得财富的途径,因为财富的获得总是与身份和地位相联系,很多时候,是老百姓无法企及的,而这些特权,成了体制内外的一个重要差别。农民工无法获得城里人享有的各种服务和待遇。拥有权力的人,特别是干部,可以从无权者那里获取资源和财富。

吉拉斯在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一书中,谈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南斯拉夫,掌了权的共产党,不只是要消灭特权阶级,而且用自己的干部制造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因此,吉拉斯才说,共产主义制度只是一个“虚假的幻像”。

计划经济时期的苏联,也是如此。干部主导发展,管理资源,分配收入,他们会想方设法地保住自己的这些特权,因为,没有了这些特权,他们什么都不是。

一方面,干部享有许多特权,另一方面,他们也要经受政治斗争的考验。毛泽东时期,中共的做法是,通过群众运动逐步淘汰或清除“不合格的”地方党政干部。1951年的“三反”,第二年的“五反”,都是如此。矛头指向共产党内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些干部,他们经受不住资产阶级的腐化,出现拜金主义和权力寻租的现象。1957年的“反右”,是又一场旨在清除旧官僚、旧专家和旧知识分子的群众运动,也是“文革”前最大的一场群众运动。

建政初期,中共录用了一批旧社会留下来的“爱国”人士、读书人和起义人员。经过多次的群众运动,这些与旧政权有联系或受过西方教育的干部,逐步被清除,干部队伍也就留下空缺。

苏共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二十年里,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革命成功后,苏共没有足够的干部队伍管理整个社会。原因之一,是斯大林的清洗。另外一个原因,是很多党政干部的退出。从1922到1935年,大约150万苏共党员自动脱党,因此,列宁和斯大林不得不从旧政权留下的人员中录用、补充。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对苏共里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过于宽容。1953年,斯大林死后,毛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他认为,在斯大林时期,“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干部形成了一个“自己人的利益团体”。这些封闭的干部小团体,在斯大林死后,登上领导岗位,成为苏联社会特殊的利益集团,并进一步成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社会基础。

为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毛要培养自己的接班人,确保党的领导在无产阶级革命者手中。1964年7月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开报道了毛的这一指示。两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选拔革命接班人的运动。

“文革”波及的范围很广,常被人忽视的是“文革”期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据统计,“文革”期间,中央一级有70%,地方有54%,全国共有60-80%的干部被清除或替换,往往通过非正规程序,比如,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军队与“革委会”选拔了一些好斗但却没有任何经验的积极分子,充实干部队伍。或者,由上级“革委会”指派干部去领导地方政府。很多时候,地方政府人员的组成,又是由群众运动决定的。

原有的干部被就地免职,忠于毛的年轻好斗的积极分子获得任命和提拔。成千上万的年轻干部就这样走上领导岗位,他们唯一的资本就是对毛的忠诚,对反动分子的暴力,以及清除异己分子时的无情。“文革”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却也是清除、替换和培养干部队伍的大规模试验。在这一过程中,毛逐步建立了对全国干部队伍的控制,保证了党的领导,避免了苏联的修正主义复辟。

军队为毛重新控制全国的干部队伍起了重要作用。“文革”期间,毛用军人控制党政机关。历史学家余汝信认为,1968年,在48个中央部委中,至少45个在军人的领导之下,包括一些重要部门,如中宣部、统战部、外联部、中央调查局,甚至选拔和任命干部的中组部,也在军人的领导之下。

毛以后,平反干部队伍,也就成了“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毛的继任者发现,干部队伍只是在政治上忠诚,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能力有限。随之,干部选拔的标准发生了变化,政治忠诚逐步让位于教育水平和能力的选拔。

五年的时间里,逐步纠正了毛在1964年以后的做法,平反了冤假错案的干部、专家和知识分子被选拔充实到干部队伍中。从1978到1982年,组织部门平反了390万从“反右”到“文革”期间受冤屈的干部,包括547,000“右派”、“文革”前后被打倒的158万知识分子和“文革”中因所谓“反人民罪”被“文革”积极分子打击的干部。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受毛的政治运动牵连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远不止这个数。

“清理三种人”,与恢复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职务同时进行,这样做的后果之一,是干部队伍的年龄偏大,多数在50岁以上,70%的没有高中教育。陈云副总理在1981年5月提出,要启用新一代年轻干部。1982年3月,中组部设立青年干部局,负责考察和选拔“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干部。

即使在选拔任用年轻干部时,也有特权问题。陈云就倾向于选拔任命靠得住的干部子女。用陈云自己的话说,“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

其他一些领导人也认为,应该让自己的子女接班,因为他们建立了这个国家。

“文革”期间,血统论很流行。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攻击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他们认为,自己是“自来红”,“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的话,在当时很流行。

年轻的遇罗克在1966年写下《出身论》一文,批判血统论,于1968年被捕。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角膜在死后被移植给了一名劳动模范,其他器官则移植给了其他的病人。

即使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大规模清理老干部的同时,血统论也很流行。习近平便是红二代之一。毛在1968年将大批城市知识青年送往农村时,有些高干子女发誓说,他们不久就会回来。历史学家宋永毅记录了一位红二代的话说,“我们与权力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未来的中国,一定是这样的:我们掌权,你们给我们工作。不信,二十年后见”。

“文革”后,习近平为代表的“红二代”的回归,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说明,即使经过改革开放,经过体制改革,1949年掌权的那批人,和他们的后代,不会轻易将权力交给其他人,更不用说局外人了。

(本文译自 John Fitzgerald, Cadre Country: How China became the Chinese Community Party, UNSW Press, Februa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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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约翰:《干部国家》之二:谁的中国?

语言可以互译,互相转换。英语可以译成中文,反之亦然。

语言又与特定的文化或政治相联系,所以,将一种语言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有时无法真实译出原来的含义。

比如,英文的“China”一词,我们都知道它指“中国”,可是,有时又不能直译为“中国”,因为这两个词不能互相转换。

早几年,北京成立了一个China Non-Profit Centre,这个英文名字,直译应是“中国非盈利中心”。成立的目的,是要增加中国非营利组织的透明度,加强与政府和社区的联系,统筹、协调各非营利组织的活动。

在成立仪式上,英文上方的中文名字是,“非营利组织中心网”,“中国”没有了。英文名字有“China”,中文名字没有“中国”。

这是因为,在中国,“中国”这个词不能随便用。只有中共中央的党政军机关可以用,没有中共中央的同意,其他人不可随便使用“中国”一词。换句话说,名字带有“中国”的,都是党和政府认可的,并派干部负责管理的,

这是常识,外国人不懂。

* * *

中共拥有“中国”,普通人不能随便用。

英文的China一词倒是可以,很多与党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的组织、企业、社团,都可使用英文的China一词。中文的“中国”一词,就不能随便使用,因为,会给人一个印象,这个组织似乎是党和政府认可的。

就像China Non-Profit Centre,英文可以用China,中文不可以用“中国”,因为它是体制外的,没有得到党和政府认可或授权的。

“中国”一词,是党的专有名词,任何独立的或专业的组织、商业团体,慈善机构,如果不在中共的组织架构内,就不能自称自己是“中国这”,“中国那”的。

“中国”属于党,不属于人民。

以此类推,地方政府亦如此。“中国”属于北京的党中央,任何带有“中国”一词的组织或机构,不仅属于中央,而且受中央管理。名字中带有“湖南”或“上海”之类的名字,理应属于湖南省或上海市的党政机关管理。

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前尤其如此。1990年代后,党和政府对名称的管理有所放松,不过,各级党和政府依然对当地的名字拥有优先使用权。

换句话说,党不仅拥有全中国,而且拥有它的每一个部分。

这一命名权,剥夺了公民、公民组织和私营企业与干部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人们无法使用自己国家或自己省市的名字,说明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局外人。

* * *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平时不说自己的方言,而说标准的国语。在现代中国,这一官话成了一种政治语言,其重要性远超过任何方言。

二十世纪初,一批精英发明普及了一种新的全国性语言,一种符合民族主义要求的语言。这种语言,一开始称为“官话”,民国时叫“国语”,新中国叫“普通话”。人们用这种新的语言谈论国家大事,辩论政治和公共话题,方言则用来“买鱼,骂孩子,嚼舌头,日常聊天”。很多地方都是如此,一种语言用来谈论国是,另一种语言用来日常生活, 二者各有不同的生存空间。

因为全国统一的教育体系,国语得以普及,并与20世纪很多抽象的政治术语相联系,这些术语多来自日语。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威尔逊的民主理想、列宁的激进主义,进入中国,并通过辩论和出版物开始传播。一些新的术语进入中文大家庭,如政治、经济、民主、社会、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等。1949年后,中共为这种新国语加上自己的标签,语法也随之变化,很多时候,主语省略了,动词变得抽象,成为一种干部语言,或官方语言。因为不用于日常生活,普通人难以理解党内人士使用的抽象的、高屋建瓴的表述方式。举例来说,“坚持四个理解,实践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维护四个原则,落实四个服从”,这样的话语,普通人难以理解,也很难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或方言。

党的话语用国语说起来较为流利,用方言就会有诸多不便。人们用普通话讨论国家大事,如果用广东话或上海话,就显得别扭。广东人和上海人对北方政治的理解不同,他们都用普通话辩论国是,而不用各自的方言,方言只是用来讨论当地的生活。

干部在学习新的政治术语方面具有优势。全国有3000多所党校,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之一,便是捕捉政治新词。他们在写报告,或做报告时,往往会夹杂着新出现的政治术语。

领导换届后,首先要做的工作之一,便是清除前任领导陈旧的话语,代之以新任领导新的政治术语。当然,新词也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比如,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等等。为解释新词,成千上万的党校老师也就忙个不停,每隔几年,就要轮训一遍干部队伍。

为了紧跟形势,党外人士也要培训,学习掌握时髦的政治术语,这就为党校的老师和理论工作者们提供了赚外快的机会,他们利用周末时间,给企事业单位讲课,赚点外快,贴补家用。

旧词不断淘汰,新词不断出现。这种语言周期,大约五年时间,与党代会和领导层的更替相一致。每隔十年,就会出现一套新的官方术语和理论释义。

党的话语还可分为30年和10年两个周期。从1949年中共掌权,到1979年,党的话语是“阶级斗争”。从1979年到2009年,是“改革开放”,从2009年开始,是“中国梦”。

作家摩罗归纳说,1949年后的30年,是“自力更生”,然后的30年,是“改革开放”,2009年后,是“中国崛起”。

在30年的周期内,每隔10年,还有一个小周期,这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一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都是盛行一时的“旗语”。

* * *

这类官方语言,只为干部专用,就像他们专有“中国”这个名词一样。有时候,意义相当含混,只有少数精英能够掌握,普通人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外国人尤其如此,即使是中文流利的老外,谈起“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也不免引人发笑。这些政治术语,只有干部说起来,才像是那回事。

中共还有一套专为国际媒体和外国政要设计的口头语。有些老外在费力学习后,掌握了这些口头语,北京的党媒就会给予鼓励。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共建美好未来”,“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被译成上百种语言,供老外学习使用。

2017年12月,数百名外国政要参加了北京的高端论坛,为习近平的未来世界背书,有美国的共和党人,也有英国的保守党人。这些外国政要认真学说党的术语,北京的党媒欢欣鼓舞。在党媒和普通的中国人看来,会说党的口头语的老外,差不多就是局内人了,或者是体制内的人了。

* * *

从地名的变化,也能看出,中共执政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党的威权如何影响到每一个家庭。

历史上,中国的行政区划,以京城为中心,下设省、州、府、县,等等,这些行政区域的命名,有时以自然地理为据,如,河南河北以黄河为界,湖南湖北以洞庭湖为界,山东山西以太行山为界,广东曾是广南东路,广西曾是广南西路。青海因青海湖得名,宁夏之名始于元代,因为那里曾是西夏故地,取“夏地安宁”之意。还有很多的行政区划取名于山川河流。山之南为“阳”,山之北为“阴”,河之南为“阴”,河之北为“阳”。有的以方位取名,含东、西、南、北等字。这些取名方式,囊括了大多数中国行政区划的名称。

那些不属于行政区划内的自然村落和乡镇,多以当地居民的姓氏命名,如刘庄、张家寨、林家铺子。这些自然形成的村镇,不属于庞大的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多是自治的,由读书识字的乡绅或族长,按照儒家传统自己管理,这是传统的帝国社会的基础。

上面的行政机构,与下面的基层社会,通过科举联系起来。行政区划与自然村落各有不同的命名方式和依据,也说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京城下派的巡回官员,一般只到省州县,不会到这些自然村落视察。俗话说,“皇权不下县”,是说帝国的官员通过族长或乡绅收取税收,并不干涉自然村落里家族内部的事情。

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保留了国家与社会的传统建构,只是改为自己所用。干部进入乡村后,先是组建党支部,用自己的方式把乡村社会组织起来,然后,清除了乡绅、族长这些传统社会的精英,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再后,取消了祖庙,善堂,削弱了家族和家庭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创造了“人民”这么一个概念,与党相对应。

“人民”是个集体概念,没有性别、种族或职业之分,他们在党领导下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生活,比如,大队和生产队。这样,党和人民就在“党国”这个框架内联系了起来,而不再置身于人民和社会之外。

人民不是国家。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这种做法延续了下来,只是,这种关系转换为国家与“人民”这个集体概念的关系,而不再像从前那样,是国家与政府之外的社会群体如家族或独立社团的联系。党用自己的群众组织取代了从前的各类社团,而且,除了党的组织,其他都是非法的。

随着市场改革,这一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和集体对个人生活的控制有所放松。人们可以自由流动,自寻职业;可以为私企工作,自营生意;可以购买物业,追求自己负担得起而且党也允许的生活方式。不过,像从前那样,让人们自发地组织各种社团,独立参与社会生活,党还是有点不放心。

一些公民领袖,在“人民”这个集体概念之外,另外发明新词,就逾越了党的列宁主义界限,前面所述关于“中国”的禁忌,就是如此。其他的禁忌,如“非政府组织”,也是这样。“非政府”一词,会让人联想到“反政府”。“组织”一词更是如此,在中国, 任何没有得到中共认可的组织,都是非法组织,任何在党的认可范围之外的组织,不管有没有“非”这样的前缀,都可能具有煽动性。

同样,“公民社会”也成了敏感词。21世纪最初几年,“公民社会”这个词很流行,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的一些大学成立了“公民社会研究所”和培训中心,开展课题研究,发表文章,出版刊物和书籍。从2009年起,负责国安的人物,包括周永康,开始有意识地提倡一种新的党政管理模式,称为“社会管理”。不久,一些大学里的“公民社会研究所”,也就悄悄地变成了“社会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 * *

中共的权威,及其网状的组织结构,也影响到媒体。因为所有的公共媒体都“姓党”,也就无法监督党的地方干部。

作为规矩,所有的新闻媒体只能报道当地的新闻时事,比如,上海的报纸报道上海新闻,广东的媒体评论广东时事。当然,地方媒体有义务转播全国性的新闻,或其他地区的消息,只是,要以新华社的报道为准。在报道邻近省市的新闻时,也以转发当地新闻媒体的报道为主,不可派人去隔壁省市调查或报道新闻。从1980年代至2000年代,时常发生这种报道隔壁省市新闻的情况,说明党的权威和结构都出了问题。

换句话说,湖南的报纸,拥有独家报道湖南省内新闻的权利,但是,不能派人去独立调查报道隔壁湖北省的新闻,那是武汉的媒体的权利。当然,媒体会经常转载别的省份的新闻或消息,来源多是当地权威媒体发布的。全国性的新闻则要以北京的权威媒体为准。如果湖南的报纸报道了武汉的新闻,而湖北的报纸却没有,这就歪了。

党的干部不怕媒体曝光,因为媒体姓党,在当地“一把手”的领导之下,一把手可以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约束。本地记者不敢报道他们的行动,因为可能被关进监狱,外地记者也不能随便来调查报道他们的作为。

没有媒体监督,中国的干部很舒服。他们从一个地方,调到另外一个地方,让媒体不敢随意调查他们,因为有朝一日可能成为自己的上司。干部也不知自己何时调动,所以,在保证自己治下的报纸循规蹈矩的同时,他们也不会让手下的记者去外地调查报道,因为可能间接影响自己的前途。

所有负面的报道或评论,都不易出台,除非最上面的“一把手”,也就是习主席,决定要修理某个人,曝光某个人,或处理某个人。这种新闻报道,虽然针对某一个地方干部,却会成为全国性的新闻。

在中国,媒体就是这样报道新闻的,这样的新闻报道,很难通过翻译正确转译过来,因为无法翻译其中的含义。

* * *

中共通过控制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告诉中国人民,自己不会与他们共享中国。这是所有权问题,也是身份认同问题。1921年,中共成立时,信奉马克思主义理想,遵循列宁主义原则。一个世纪后,中共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是,它不仅打碎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并且取而代之。这个党,就是中国,它按照自己形象改造了这个国家,将中国融入自己。对中共来说,中国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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