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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眉水眼:提倡科学防疫,拒绝战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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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眉水眼:提倡科学防疫,拒绝战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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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眉水眼:提倡科学防疫,拒绝战争语言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 李文亮

上海封城已经一个多月,虽然有宽松迹象,完全恢复生活工作常态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近日看到一份上海市政府内部讨论文件,说要打“上海保卫战”,让我很担心,这和平时期,咋弄得战争风云一波又一波。难道病毒是敌人,你要跟它势不两立?

中国媒体上的疫情话语,包括很多官方文件和官员谈话,充斥着各种战争语言。故事大致情节如下:“武汉保卫战”很成功,可喜可贺(庆功会已开)。原来想打“歼灭战”,看来是不行了,准备“持久战”吧,思想不能松懈,决不能轻敌, 因为这次的敌人顽固且狡猾。上面下了军令状,必须拔除它们的“据点”(上海便是一个),坚壁清野,让它无处藏身。成败在此一举,必须抱有必胜信心,绝不动摇。人民必胜!

这种话语,中国人一听就懂,什么“武汉保卫战”,“上海保卫战”,“打一场人民战争”。虽说中国已经有了七十多年的和平时期,但老一辈人不会忘记毛泽东老人家的话: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人定胜天!)、与人斗(阶级斗争)其乐无穷。直到邓小平时代,才有了几十年消停的日子。但这种战争语言依然很有市场,尤其是碰上了疫情,很快被激活。这不,有人说了: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用战争语言去形容全局性的疫情防控有合理一面:疫情的传染性和对生命的威胁,防疫和与疾病的抗争也确实有“战争”的某些相似性,所以英语中也会说某人好多年在“fight the cancer”(与癌症 “抗争”),或者用lost the battle to cancer(败给了癌症)来形容死于癌症。这种把疾病(或病毒)看成敌人的隐喻思维本质是一种拟人思维。但隐喻归隐喻,没有人真的认为癌症或者病毒就是“敌人”,而且也没有人认为人和癌症(或病毒)是势不两立的敌我矛盾。毕竟,人都要死的,所以疾病是生命的应有之义。更重要的是,当政府用“xx保卫战”来形容抗疫,那是有计划带节奏的,即类似“战争动员”。当公权力使用这样的语言时,它实际上是暗示社会进入了某种紧急状态,这种状态赋予公权力上不封顶的指挥和支配所有人的权力。

战争思维的特点

战争思维确立的是军事化决策模式的优势地位。在一些极端条件下,必须有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决策模式作为主导,如泰坦尼克号巨轮即将下沉,或者广岛遭遇原子弹攻击时,为了保障大多数人的安全,社会管理一定呈现自上而下、高度一律的特征,不能容纳太多弹性和多样性,否则会乱套,从而损害大部分人利益。但用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尤其是政府官员在社会治理中用战争思维取代科学理性思维,就会陷入诸多误区。就拿这次上海的防疫封控作为例子,存在诸多“战争思维”的陷阱。这里例举几个典型的“战争思维”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

零和博弈,你死我活。本来,防疫抗疫是个公共健康危机管控事宜,并没有输赢问题,要打“歼灭战”,把病毒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是非科学的思维,乃至妄念(人家在地球上生存了几十亿年,你人类算老几啊)。但是因为战争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于是“赢”很重要(否则开什么庆功会),输不起。其实Covid-19新冠病毒在变异,奥密克戎毒性减低到了比流感的病死率还低很多,甚至它为大部分感染者(绝大部分奥密克戎感染者为无症状感染)提供高效的天然免疫。但是,因为 “零和博弈”的执念,敌人永远是敌人,只会干坏事,不会干好事!你的生存就意味着我的失败,所以即使这个敌人不那么可怕,也必欲剿灭之而后快。

单一目标,不计代价。战争的有效性在于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减少自己战争损耗。当生存成为唯一目标时(如战场上拼刺刀),战争思维是有用的。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的“惨胜”,有时因为战略上的考量,也是必要的。辽沈战役中著名的塔山阻击战,林彪下令:“我只要塔山,不要伤亡数字!” 就是说牺牲再大也在所不惜。但是,“不惜一切代价”,在防疫抗疫中是不适用的。防疫抗疫是为了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但假如结果是更多人因为防疫抗疫中的极端措施而死亡(这也是张文宏医生一再强调的“过度防疫”),你还觉得这个“不惜一切代价”有任何合理性吗?这里我还没有包括多少家庭和个人因为失去谋生机会甚至缺少食物所遇到的生活磨难和各种不幸。但是战争思维下,“惨胜”也是胜利,消灭疫情是“攻坚战”,为此不惜牺牲民生,不惜经济遭受重创,不惜剥夺百姓自由(如硬隔离),不惜有更多人为此死亡(粉身碎骨!),和平时期的成本效益计算(cost-effectiveness)一概可以不计。几十年后我们的后人看到这一切,会觉得荒唐可笑,匪夷所思。

运动模式,劳民伤财。“xx保卫战”就意味着全社会动员,意味着启动“运动模式”。有人统计,1949年后中国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五十多个。比较接近防疫抗疫的有1958年 “大跃进”中的“除四害运动”,伟大领袖说,麻雀是害鸟,最好要消滅,于是,一呼百应,史无前例的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开始了。北京300万人总动员,仅三天就歼灭麻雀40多万只。上海人民大战一天歼灭麻雀掏雀蛋35万只(郑光路《1958年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是如何发动的》)。可怜的麻雀们,碰到愚蠢的人类真是没辙,当年被大街小巷的敲锣打鼓给震晕了,全都成了“战利品”。可是,病毒你肉眼看不见。复制速度比所有有机物都快,而且非常狡猾,经常“换马甲”,让人类的免疫系统真假莫辨。因为要打人民战争,所以把人口两千五百万的超大城市一封了之。结果是病毒来去潇洒一回,不带走一片云彩,人折腾了个半死,事倍功半。这是政府的初衷吗?

总体思维,刚性执行。战时施行总体计划经济,全面控制,全面规划,乃至食品配给制(如上海对2500万人的食品配送)也是正常的。 除了领导层,绝大部分中下层人民只有服从,没有个人意志的空间,当然也没有个人能动性和创造力的空间(除了“团购”自救)。但是和平时期,即使涉及疫情的危机管理,这种简单粗暴的军事化管理必然会损害大部分人的正常生活、工作权益(商业全部停摆,小业主们首当其冲)。很大部分上海市民感受到的是无休止的折腾,忍耐到忍无可忍(不少人甚至跳楼一了百了)。当然地域和文化差异是存在的。比如有些城市的百姓比较“顾全大局”,“不给国家添乱”,上海人比较海派、比较自由主义,不吃“管控“那一套,锅碗瓢盆敲得震天响(据说有境外势力指使,但肯定不是鄙人)。但问题是同样的:政府对老百姓不能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样样都要“微观管理”甚至随意发配,那是要把人逼疯的。你不能用两千多年前管仲发明的那些套路来管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

战争思维的连带后果

上纲上线。本来,关于“清零”还是“共存”,只是个技术问题,涉及危机管控的宽严程度和不同策略,应该按照实效和情况变化来决定取舍。但一旦启动“零和博弈”的战争思维和“刚性执行”的军事管理,“清零”变得理直气壮,尤其是当你充满“人定胜天”的信念,而与病毒“共存”就显得底气不足:为什么要与“敌人”共存?在一些强硬派看来,就有信念不坚定乃至“投降派”之嫌。当然,再进一步,技术问题就成了路线问题,成了政治立场问题,OMG!

权力傲慢。上海的永康路,原来有很多画廊、是网红打卡地,现在因为有感染人群,很大的街区全部用铁篱笆封住,进行“硬隔离”,被上海人形容为“动物园”(人关进了笼子)。关于这种“硬隔离”的合法性,无论从技术上(防火灾条例)还是从是个人自由上都是一个问题。人是有尊严的,不是猪羊,不能说“圈起来”马上就给整个街区上铁丝网,也没有政策宣示(包括期限)和管理条例,不经过里面人的知情同意。但是因为防疫政策的“刚性执行”,只要结果,不论手段,权力傲慢的问题就会愈加突出。

群思效应:“群思效应”(Groupthink)是一种人的思维取向和逻辑向服从权威或共同立场倾斜的现象。它可以造成群体大面积智商下降,造成盲从和群羊效应。“群思效应”在垂直权力社会中更加普遍(比如儒家传统的中国)。“群思效应”在历史上“大跃进”或“文革”这些灾难性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群思效应”会使一些完全不可行的决策(比如“大炼钢铁”,“粮食万亩田”)大行其道。战时“群思效应”突出,还因为在民主集中过程中,“民主”成了摆设,“集中”才是目的,而且中国历代的传统不是专家治国,而是官僚治国,地方官僚可以轻易否决专家意见。当然,地方官员最后要服从中央统一部署统一指挥。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刚性垂直体系中,“政治正确”的嗓门必然高于“可行性”的技术考虑,而人民大多成为“群思效应”的牺牲品。

纠错难度: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说的是治理国家分寸很重要,不能过头;下重手猛炒一通,这锅“小鲜”一定被搅和得面目全非。自上而下的社会“清零”动员,以“军令状”的形式,从中南海一直推到每个小区居委会,会产生“一刀切”的不合理处置(比如,要求九十多岁老人去方舱医院隔离)。军事决策具有不可逆性,所以很难纠错、止损,比如,指挥官一个命令,可能几十万几百万条命就没了。但和平时期的刚性命令,其纠错难度还源于信息不畅、下边发生的种种问题无法有效传达到决策层,要么因为“信息屏障”,要么是决策层只重视自己的政治权衡而忽视底层百姓的遭遇和感受。为了“人民”的利益,你们个人受点罪算什么!

喜用“战争思维”的原因

首先是执政党战争年代形成的领导风格、思维方式、决策机制并未有彻底的改变。用全民运动来治理社会(如重庆的唱红打黑)依然是现成的治理套路,虽然这么做很容易偏离法治的轨道,甚至导致文革重现。

第二是在公共事件尤其是危机管理中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对政府权限没有概念,或者说:“全能政府”主导一切,“人大”形同虚设,宪法成一纸空文,百姓只有服从意识,缺乏法权意识。“法无授权不可为”变成了“法无授权皆可为”。

第三是下“死命令”的执政习惯(比如立下“军令状”,今年要达到多少GDP增长,好像GDP是可以事先规划的,骨子里还是“计划经济”),但更深刻的底层逻辑是,只要目标正确手段可以不论。“你给我把病毒灭了,怎么做我不管”。孙立平教授认为,这种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方法,说的难听些,就是“授权作恶”。

弃用战争语言,回归防疫抗疫的正道

弃用战争语言和战争思维至少有三大好处:第一是实事求是:尊重事实,而不是被战争语言绑架(如“成败在此一举”),才会关注细节,关注实效,关注变化。第二是灵活应对:这在当下语境中尤其重要:一方面要给予地方足够的因地制宜的权力,另一方面是需要根据形势及时调整策略。第三是留有余地:政府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不要动不动就要“决一死战”,就要“发起总攻”,就要“开弓没有回头箭”。政府从来不是万能的,抱有这种妄念,只会把事情搞砸。

那么,科学防疫到底依靠什么?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

A)有效疫苗和药物;注意,疫苗和药物从来不是为了消灭病毒,而是说即使被感染,也不会产生严重公共健康问题,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放开了,不是因为病毒没有了,而是说疫情可控。封控只能是临时应急,最高效的策略还是疫苗和药物,而不是封堵。

B)当下情形的有效防控策略,实行“精准防控”(包括对70岁以上高风险老年人群的重点防护,比如进口高效疫苗为他们系统接种),而不是“株连”式的大面积隔离和城区封锁,是眼下最有效的策略。这个奥米克隆感染病死率已经远低于流感,按照“清零”的逻辑,是不是流感病毒也要剿灭?为了避免百分之一的人口的重症风险,让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活得苦不堪言,和“精准防控”比较,哪个更加理性,不言而喻。

C)个人的营养和心理调节;说到底,公共健康问题无法由国家包办,防疫需要每个人的积极参与和自我保护,大量奥密克戎感染者其实可以居家隔离,完全不需要占用公共医疗资源,如果是70-90岁的感染人群,子女需要承担更大责任;测试呈阳性的老人居家隔离,无论从道德上还是效率上都更加可行。

中国人历来习惯靠搞运动来建功立业,执政党的本钱是在战争中练就的一套本事,在战争年代可能管用,但在和平时期被证明经常搞得一地鸡毛。政府当然要负责公共健康问题和疫情种的危机管理,但不能样样包管,全部通吃。依法治国,科学防疫,从政府做起。

写于2022年5月6日星期五,改定于5月7日星期六。

后记:

这篇时评被审查部门枪毙了。老友说你是撞枪口了。也确实,有些话如同“圣旨”,你也敢碰!有朋友说,你必须用春秋笔法才行,用些错别字也行(能把机器骗了),这个我不会(而且我很忌讳用错别字,我怕毁了美丽的汉语,也怕糟蹋了我们的理性和智力赖以生存的语言)。还有朋友说,你要人家拒绝“战争语言”,那不是要了别人的命,那是人家的吃饭家当!但总有人愿意换换思路,习惯新的语言。也有人会说,你已经是局外人何苦来关心中国的事,我的回答是任何人都有理由关心中国的事,都有自己的发言权,更何况我还是“海外华人”。

我为什么在学期结束这段最忙的时段写这篇东西、做这样的“无用功”,是因为总要有人出来当这个“傻子”,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所以我用了李文亮的话作为对自己的激励。我前些日子写了《我的最大恐惧是配不上我(经历)的苦难》那篇小文,也是关于疫情反思的。写这样的东西说得“矫情”一些,就是希望对得起李文亮医生他们作出的牺牲。我不能保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这才使得不同意见的交流成为必要),只能保证我的观点的诚实,只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至于有多少人愿意听我的意见,甚至我发表的意见会不会遭骂,或者有人说你犯上作乱,我都不在意,种自己的地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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