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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捷生:行走的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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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捷生:行走的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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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捷生:行走的脸谱

风景飞驰如通勤族的记忆拼图,看不尽的脸谱摇晃而来咣啷而去。二十年走过的里程,足以铺展到故国,那里深藏着我的刻骨情感,却已被年轮密密缠绕。

移居美国卅载,半生都在调整时差。直至命运之轮楔入轨道,隆隆驰往人生锚地。

我在美有二十年通勤生涯,从而冶炼出箴言:地铁是半封闭的移动社会。硕大铁蜈蚣在固定时刻蠕动入站,把人群吞进去,而后逐一吐出,我就是食物链一环。

蜈蚣属多足类唇足纲,宗祠里还有虾蟹和蜘蛛,地铁加入改变了家族结构。我怀疑最早地铁设计采用了仿生学,它像蜈蚣一样每节都有孔道气门。我被某节车厢吞吐,每天双程来回耗时一个半小时,累计二十年被这铁蜈蚣吞掉约300天。这冗长段落,足以长成记忆之树粗大的寄生藤。

我移居美国前九年都在普林斯顿。这座典雅大学城历史比美国建国更早,殖民时期的城堡如帝国扶不起的倒影。此间山明水秀,不沾一片都市尘埃与繁嚣。

其实普林斯顿离纽约不远,开车与乘火车都是一个钟头。我常去,却对许多朋友那份纽约情结缺乏共鸣。我坐地铁,就像堕入蜘蛛网的乡下老鼠,极具年代感的站台在昏暗中摇晃掠过,好像时光穿越,回到十九世纪末,纽约地铁正建于彼时。浅薄观光客或会讥诮它老旧,我不会,那是纽约人自矜的历史。我受不了的是迷宫般的幽闭恐惧。

我造访刘索拉在纽约苏豪(Soho)的公寓,去小剧场看她的蓝调《中国拼贴》首演;去皇后区陈丹青家和他的画室,都宁愿开车去。从雅致古城走来,我与地平线和天际线更亲近,这两条线纽约都看不到,但至少地面可靠,支撑着乡下人坚实的存在感。

我的田园生活终于结束,有如沾满花粉的牧笛从牛背滑落。我在首都华盛顿找到工作,搬离居住九年的普林斯顿。

海明威写过这段话:“年轻时在巴黎居住过,此后无论你到哪里,巴黎都将一直跟着你。”其实记忆烙印只与生命特定时段有关,位置可以是任何地方。

譬如我生于广州,十五岁就远赴天涯,刚开始辨识社会的年龄段在五指山中,此后热带林莽气息就萦绕于心,那是比广州更吃重的感情砝码。及至我飘萍渡海,初履异国,形同回到启智阶段。

如果那时落脚纽约,无论爱它恨它,此后纽约都一直跟着我。但驻足驿站普林斯顿红尘不兴,塔楼、城堡、林木、湖泊、溪河和自由的风,俨然十八世纪殖民时期的原始素描。

除了琼崖青春辙印,我曾在首都北京住过十年,这亦是坚牢的记忆绳结。谁知掌心蜿蜒命运线的纹脉兜兜转转,又把我搁浅在另一个首都。

华盛顿没有摩天楼群,却有别样喧嚣,它是权力游戏场,是世界风云天文台。在无数影视中已熟悉的轮廓真正呈现眼底,却颇有出入。华盛顿名气远大于它的规模,须知陈丹青的人生旅次是上海——北京——纽约;刘索拉是北京——伦敦——纽约,都是世界大都市。

华盛顿却不大,联邦制国家首都大都如是。按城市人口计算,华盛顿排到全美城市二十名之外。不过依照现代大城区概念,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紧傍首都的地带都称为大华府,那就不小了。

华盛顿上班族约七成都住城外,我迁来大华府,住在北弗吉尼亚。来自大西洋的风越过蓝岭山脉,掀动波托马克河波涛,摇响异乡人新挂的风铃,田园诗却如蒲公英般飘逝。住在这里,自然成了通勤一族。

我再度调整时差,校准生物钟与地铁时刻表同步,到五角大楼站坐蓝线转乘橘线,才到华盛顿西北区M街写字楼。这份辗转曲折,犹如我起伏跌宕的人生行旅。

被刻板通勤时间麻木之前,我对地铁百态充满新奇,尤是戎装笔挺的军人,我在普林斯顿九年几乎没见过,美国大部分地区都难得见到军人。

大华府有一景,现役军人不住营房而跟平民混居。国防部这座美国军徽形状的五角大楼,共有两万几千军职人员,加上几千文职,奔三万去了。在国防部上班的军人具有流动性,没人能把办公椅坐穿。连阿灵顿国家公墓仪仗队都轮替到阿富汗前线作战,五角大楼的人一般几年就换血,为他们建造军营实属不能,所以都在大华府自行卜居,由国防部提供补贴。

我初来乍到,曾诧异地铁上各色戎装,我以努力掩饰的目光去识别制服所隶属的军兵种,这不难,但始终未学会阅读他们的军衔。渐地新奇感消失,便放弃努力了。

“9·11”,五角大楼也遭自杀式恐袭。那日有如晴天霹雳,公司人人惊怒不已,都盯着电视滚动新闻,无心工作。到下午,公司通知提早下班,走到街上,只见全副武装国民警卫队封锁周围要津道路,联邦机构外围已架设隔离带,装甲车镇守路口。

上了地铁,乘客表情凝重。记得这节车厢照明短暂熄灭,溅起一阵惊惶低语,旋被地铁行进声音吞噬。那霎间,我觉得历史在黑暗中拐弯。

回家路上,看到悲愤民众在街上挥舞星条旗;未几国会通过《爱国者法案》;紧接着是第二次海湾战争攻打伊拉克……当国家意志与民众情绪契合,时代一转身就是许多人的生死和国族的兴亡。

权力因愤怒而青筋暴突的手,急速翻过了好几本日历,直至制衡机制被一连串决策失误所激活,四年后参议院不予延长《爱国者法案》,令它自动失效;接着国会通过《自由法案》,取缔对公民的电话窃听与网络监控。

我经历了这个激荡年代,它的大悲大恸不止对美国人民而言。要合上史册这一篇章,比打开它时要缓慢得多。记得911之后,地铁上开始见到默背阿拉伯单词卡片的西装革履年轻人,或隶属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更大可能属于国务院,这是和国防部鼎足而立的两大联邦机构。国务院有两万多职员,包括我那社区多户邻居。

此间通勤族很多政府雇员,华府政治的纵横网络,恰似它的城市格局。纽约街道构成是严整方格式,黑色柏油河流笔直奔流,河岸是高峭的钢筋水泥大厦。我在纽约从不会迷路。而华盛顿建城最早由法国人协助规划,街道采取巴黎那样的放射式布局,酷似蜘蛛网。那正是权力与政治复杂关系的写照。

而我恰似蛛网以外的蠓虫,却游走于地下迷宫之中,如同卡夫卡《变形记》里“非我”的他者。

移动的风景框

地铁里风景静止,甚至沉闷。朝九晚五的通勤人群,成了附着于铁蜈蚣而被它吸食生命的活物,一日最无聊的时间就在地铁肚腹度过。

乘客约定俗成地规避目光对视,偶有交集,匆忙闪过。有绅士范的或报以颌首微笑,绝大多数是掉头做颈椎运动,假装根本没有发生目光碰撞,但这样太累。在前手机时代,随身听和电子游戏机是地铁常见物事,当然还是低头看书和翻垃圾报刊者为多。

移动通讯革命是欧洲的贡献,美国很迟钝,甚至比中国还滞后好几年。美国要等到智能手机面世才重新超前,进而成了地铁通勤族的恩物,有如荒漠驼队成群俯向泉眼。

我从俗如流,由垃圾报刊翻阅者过渡到手机低头族。幸有文学细胞不灭,在打发无聊之余,会偶尔掺点有聊佐料。观察生活和发挥想象力是作家本能,以目之余光又或飘忽不定的高速扫描去鉴别人群,然后给人家编排故事,我长于此道。

毋庸讳言,美女是看不厌的。大华府各种肤色的美眉万紫千红,我的审美流程是第一眼不可超过三秒,间隔一阵的第二波扫描必须更短促。第三眼就免了,既是同路人,惊鸿丽影总会重现。

我闲来给素昧平生者编故事。有一绝色美女,初睹如同一蓬毫光,点亮我的瞳仁。只缘上班路线时间相同,此后遇见率相当高。从青春玉女看她成长到仪态万方,教人想起王安忆小说“女子”成为“女人”的传神笔触。忽有数月不见,伴我同行的那道光竟消散于人海之中。我失落之余便给她安排人生路向,想必出嫁了,故事美好圆满。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份惆怅萦绕好一阵才消失。

几年后某日我才入地铁,瞳仁倏然颤动,重现的美女已是雍容妇人。此后连续见她好几回。我的故事线索随即浮现,极端版是婚变,温馨版是回娘家小住,还有更多可能性组合,如同华盛顿放射性的街道布局。不管选取哪一端,她的倩影都将很快消失。果然如是。

我和妻子描述这位绝色女子,以及自己即兴创作的微型小说。妻说我有病——职业病。我承认,但作家想像力远未释放,真实生活的质地更粗糙更凹凸不平,无论文学怎去涂抹暖色,现实的冰冷都远远超过想像边际。

我某部分脑质层毕竟过于活跃,鉴析人面进而胡编故事,总闲不下来。某次地铁上出现一张新面孔,是个英俊小子。他不翻书刊,不闭目养神,也不看除自己之外的任何影像。他总把玩手机,却非低头族,他从不同角度自拍,然后自我欣赏。

他的时新西装指引我去判断,这小子可能是去面试,或者是刚工作,便注意仪表,不停揽镜自赏。此后一旬半月,他都在地铁上,依旧从发型到领带各个细部频频自拍。阅人无数的我便认定此人超级自恋,而且这份工作不会长久。我的微型小说很快得到验证,他消失了。

某次隔座有一长者,穿西装,式样却过时不止一个年代。我判断他并非上班族,望之像外州观光客,只有很老派的人才穿西装旅游。他目不转睛盯着身边两位戎装军人,让我念及自己刚迁来华府那份好奇。长者行注目礼之余,好像憋不住有话说。正在交谈的一黑一白两位军人觉出来了,便报以微笑。敦朴长者冒出一句:“感谢你们的服务!”我仿佛闻到牛粪和玉米灌浆的气息。在内陆腹地农业州,军人更难得一见。

美国八成民众信奉基督教,却实行政教分离,宪法禁设国教,宗教符号只见于私人生活。三十年前刚来美国,还有上门传教者,后不复见。偶遇商店超市外热心传教的人,几乎都是韩裔,他们的宗教热忱超群,连战火连天的阿富汗也有舍生忘死的韩国传教团。

华盛顿地铁一景就是常有韩裔传教者在车厢里唱圣诗,到下一站再转到另一车厢继续献唱,人家练过的,唱得真不错。车上乘客都抿嘴而笑,并非嘲讪,总觉得有点……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姑且用“真逗”吧。

然而,当另一种宗教仪式挤进公共空间,就不那么逗了。某天上班地铁人多,站立者不少。我见到一位蓄大胡子的穆斯林在座上做祷告,手抄经文摊在膝上,摊开双手喃喃吟哦。我对其信仰认识有限,亦未见过宗教仪式在公众场合进行。他诵经身心投入,抑扬顿挫。身旁白人大婶顿觉不适,局促片刻,终于离座。那个座位就一直空着,很扎眼,如同密林里新砍的树墩。

宪法保障美国境内所有人(不管是否公民)的信仰自由,但要消弭文明冲突实非朝夕之功。

我鉴人不倦,难免有失仪之时。某日我正魂游手机,一位穿白领套装的姑娘落座身旁,开始窸窣翻纸。我瞟一眼,竟在一笔一画写着稚嫩的汉字,就按捺不住多看了几眼。

爬格子出身的我,辨认汉字与阅读英文有如光速与音速之比。我不须扫描全部,便清楚那是记叙文作业,程度大约是高小。然而,眼瞟别人手中书卷报刊很不礼貌,至于书写或手机短信更属大禁忌。

姑娘一抬眼,修饰过的睫毛像兽夹子,精准捕捉到邻座偷窥。我大窘,姑娘却报以嫣然一笑。我赶紧说一声抱歉,美国人很直率,问:“Are you Chinese?”我答是。她自我介绍叫詹妮,这是她的中文功课。姑娘很年轻,头发棕红,轮廓像南欧裔。

我也介绍自己,说如果下次再遇到的话,或许我能帮上一点忙。顺便幽一默,说自己没有教过汉语,但可以教那些教汉语的人。姑娘很欣喜,涂成淡紫色的嘴唇绽开笑纹,宛如矢车菊初放。她自报在国务院实习,每天都坐橘线,一定会遇到的。

我们生命的有机部分都被铁蜈蚣无情消化,能在它的腹壁留下一点刻痕,就不至于沦为多足类动物的营养分泌,地铁反而成了我们寄托意义的宿主。

人生意义即时应验了,姑娘抓紧时机问我一个字的写法。我乐于助人,并注意到她描画汉字的笔画顺序不对,但没有必要纠正。能写出来就不错了,况且这个年代连我都甚少提笔写字,键盘剥夺了书写愉悦,那是无可挽回的变迁。

我和詹妮同站下车,扶梯把我们拽上地面,国务院向右,我的公司向左,有如被风吹散的云片,车厢里随机生长出来的意义没有延续。某日下班,我在地铁月台人堆里见到一头辨识度很高的红色卷发,如同一簇火焰,但不确定是她。总之我们没再相遇,空负了我满腹锦绣汉语。

这个片段或堪为小说伏线,但在现实中还是少窥视他人为妙。最符合礼仪的是让目光漂移窗外。大华府五条地铁线都有一段在地面行驶,可看尽飞驰的四季景色。

美国客运铁路不堪提起,早就从辉煌走向没落。我坐过几次,沿途满目苍凉,毕竟谁也不愿住在铁路之侧。只见废弃破房点缀其间,如朽树残存的鸟巢。大华府周边却是膏腴之地,当铁蜈蚣拱出地表,林木掩映的民居星星点点,如同树冠上漂浮的岛群。

华盛顿四季分明,维瓦尔第的音诗《四季》被视像化,俨然一轴快速展开的画卷。华府春天美而恼人,满目繁花锦簇,姹紫嫣红,花粉漫天飞扬,很多人严重不适。我对花粉过敏天生免疫,是春之恋人。地铁两旁的闲花野草,让乘客憋屈的视线得以舒缓,春意就写到了每个人脸上。

夏天绿云压城,深浅有致。秋天更斑斓,车窗一格一格变幻颜色,如3D电影。当远近林木裸呈一片褐锈,便是萧瑟冬日。只有雪天遮盖阴郁,视界才为之一亮。车窗外被惊动的松鼠在雪地跳跃,令乏味的通勤时间增添了几许活气……

四季时序就这样描画着我的生命年轮,二十年如同地铁行进,一晃就过去了。

熟悉的陌生人

飞驰的风景与人面都是浮光掠影,难有故事沉淀下来。当年有部电影令我印象深刻——罗伯特·德尼罗和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信是有缘》Falling in Love ,故事就发生在地铁里。我的人生没有此类情节,却记下一组脸谱。

社区远近邻居通勤族不少,我住的小区叫布莱德菲尔德Bradfield,意为开阔地,我译为“平川”。旁边那个小区叫RedFox,意为红狐狸,我译为“红狐”。它确是红区,居民多支持共和党,那里住着不少现役军人。

我们这片平川属蓝区,多支持民主党,这从大选前草坪插的竞选标语牌就看得出来。红狐区与平川区投票意愿分野在于,共和党执政多半会裁减国务院经费,反之民主党上台,多会压缩国防预算。

我的邻居有三户在五角大楼供职,都是文员,穿戎装的一个都没有。邻人还有劳工部、农业部、国家气象台、FBI联邦调查局等联邦雇员;至于CIA中央情报局的人,我不会知道,想来有也不多。CIA在兰利Langley,那是银线地铁所到之处。我只知道平川社区在国务院上班最多。

地铁所见的都是素昧平生,只有小区通勤族才是熟悉面孔。先说FBI这位汤尼,住在另一条街,不算近邻,但通勤时刻相同,相遇率甚高。汤尼矮个,头发花白,面相不好形容,属于掉到人堆里找不着的平庸面孔,这相貌似乎更适合做CIA特工。汤尼在地铁上西装革履,提公文包,一副体制化的样子。但在小区相遇,他和善有礼,每次都打招呼。

汤尼家坐落街角,这位置符合美国人的风水观,不知道理何在。他家旺丁,有四个儿子。秋天清理落叶最为烦人,我累得抽筋也难毕其功于一役,只见他家四条汉子齐出动,如风卷残云。

在联邦政府工作的邻人门前多悬挂国旗,汤尼家连院子围栏上都是红蓝白装饰,我猜他至少是FBI小头目。我散步经过汤尼家门,常见他在修剪草坪庭院。偶尔我们会聊几句,无非是花花草草与狐狸麋鹿出没之类。花开花落,云聚云散,我们的地铁缘份终于完结。五年前他退休,一年前我也跟随其后,退出通勤族。

本想写点FBI邻人生猛吸睛的段子,惜乎编不出来。我对汤尼毫无了解,更不知他负责什么专项。惟见他家儿子一个个离巢,独剩小儿子穿着FBI圆领衫在剪草。CIA、FBI系统常见子承父业,相信他儿子也入行了。

与其貌不扬的汤尼相比,马克俊朗颀长,是国防部文职。他生性矜持,不太搭理人。五角大楼是地铁枢纽站,亦是华府一景。军民同站下车,却在紧挨的两条通道分流。美国肥胖者不少,出入国防部的却个个体型标准,更常见穿礼仪戎装的军人在月台举牌子接人,访者都是其他国家军方代表。

我和马克通勤相遇率最高,却形同陌路,足足十年后才互报姓名。某次暴雪令联邦政府停摆,我赏雪时见到他带孩子玩雪橇,打照面躲不过去了,这才说上话。

马克年纪不大,却有三个小女孩。美国早婚族多半是虔诚教徒,马克太太也很年轻,看似“高中甜心”(即青梅竹马)早恋早婚之家。她同样不爱搭理人,应和种族无关,别的邻居也说过这两口子冷淡。逢礼拜天都见他们全家打扮整齐去教堂,却未觉出很有友爱尚礼的情怀。

只不过,和这位社区邻人相比,马克夫妇就不算什么了。算来平川与红狐两个小区仅有一户非洲裔,他很神秘,我和妻子嘀咕,觉得他最像CIA的人。

他单身,养一条灰黑猛犬。除了遛狗,从不见他有其他活动。有一次散步,他的爱犬挣脱狗索,追上来作势要扑我,被主人吆喝住。他道歉一声,我说没关系,还夸赞这狗雄伟矫健,对方却无进一步攀谈意愿。

他身板笔挺,像旗杆,但神情冷峻,或是性格使然,或是孤零零非裔直面种族壕堑的反抗。华府是国际化都市,我这异乡人感受不到族裔摩擦,也许内在文化紧张是捉摸不到的,如同水底鱼鳍轻轻摆动,平潭涟漪一圈圈扩展到堤边,能拍出水沫与声音。

同为少数族裔,我不知他的内心世界,甚至不知他的日常生活,只知他开奔驰车,极少乘公交。偶尔和他同一地铁,中途他就下车了,那是接驳银线的中转站,CIA总部就在那边。近几年已不见他身影,极可能已迁走,又或到某个遥远角落出外勤,去拯救我们这个星球,亦未可知。

这一众面孔都熟悉,却对他们几无所知。就像我家梨树和隔篱李树,春来同时开花,各尽娉妍,却各有根系,彼此不能传授花粉。

有情节的故事总会发生。那年春暖,花事剧繁,月台满是印着凌乱脚印的花粉。我身边有一染绿色头发的娇小女子过敏严重,涕泪滂沱。眼见纸巾告罄,她在包里乱翻。花粉免疫的我深表同情,便递上一小包纸巾。女子抬头连声称谢,脸上一片狼藉。这张脸未见过。

她好半天才缓过气来,电影《信是有缘》戏码开场了,却是别种缘份。她三言两语就单刀直入:你是Chinese吗?我给她的纸巾是华人超市赠品,印有中文。她得到肯定答复,一口娴熟汉语便喷薄而出。大华府不乏会中文的西人,我已见怪不怪。不过这女孩有点特别。

她叫史蒂芬妮,住红狐小区,早几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东亚系,刚毕业。真是缘份非浅,我自报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当访问学者。我们聊起余英时和其他熟悉的教授,聊起独创“普林斯顿体系”战术的大学篮球队,聊起每年和哈佛大学对决的划艇队……萍水相逢倏然长出了荷盖与莲蓬。

史蒂芬妮汉语发音四声相当标准,不由赞叹东亚系语言教学之品质。史蒂芬妮正要去和平队(Peace Corps)总部面试,申请到国外服务两年。和平队是志愿者组织,总部就在国务院附近。我们同站上下车,聊足一路。

没看出名校毕业的史蒂芬妮扮相前卫,却满腔热忱做国际义工。我不由想起在费城的儿子,他也常做义工,帮助有阅读障碍(爱因斯坦曾有此症)的孩子,也热心投入其他公益活动。史蒂芬妮清澈的蓝眸子如同明镜,映照出儿子的影像,他们是同代而且是同一类人。

史蒂芬妮戴鼻环,后颈有刺青,其实长相可人,神情有一种孩童的纯真。我童稚之年也曾阳光澄澈,少年伊始发育未全,就被崇高沉重的意象挤压脊椎,纯真早化为页岩里湮沦的标本。

史蒂芬妮面试通过,还需受训,其后我们几乎每日相遇。她喜欢说话,尤其在地铁人堆里飙中文,感觉超“酷”。她告诉我,最盼望到中国去做和平队。我纠正道:在中国叫“美中友好志愿者”。

同一物质置放于不同烧杯,沉淀物迥异,和平队这个称谓,在另一种言说里是令胆囊疼痛的结石。史蒂芬妮说她知道这个项目办公室在成都,“美中友好志愿者”只到中国西部几个省服务,教英语和环保课程。“我爱死川菜了!”她说。

再后来,史蒂芬妮和我从泛泛之谈深入到中国风土民情、历史文化等话题。我申明去国已久,很多事都如雾里看花,然而总有亙古不变的,如同江河行地。我越解说,她问题越多,我不能解答的也就越多。

看到史蒂芬妮对中华文明的痴迷,不由感触百端,我和故土疏离已久,无论怎样在时光溶洞里穿行,却再也回不到起点。无数事件与人物堆积成陌生年代,如同千姿百态的石笋生长,隔断我的归程。当我已习惯不再回望,史蒂芬妮又把我拽回溶洞,让我在迷离光缕中辨认自己的蜿蜒来路。

匆匆谢了春红,初夏某日下班再遇史蒂芬妮,她与我道别。原来她受训期结束,要到国外服务了。去哪里?我错愕不已,竟是塞拉利昂,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再见,史蒂芬妮。她如一颗流星掠过,擦亮我寂寥的天空。

她离去后,我上网搜索出几部电影重温,《走出非洲》《刚果惊魂》《沙漠之花》,特别是描写塞拉利昂的《血钻》看了两遍。无端多出这份关切,或许是从史蒂芬妮透明的天幕看到了我儿子未来的投影。

日子流淌依旧,夏去秋来,凛冬又至。史蒂芬妮如春天飞来的蝴蝶,幻化为冬日雪片,渐渐淡出我的生活。

某天忽有来自非洲的明信片寄到我公司,正面是塞拉利昂莽莽苍苍的狮子山,蓦地唤醒我知青年代遗落五指山的青春记忆;明信片背面写着几行象形文字,落款是史蒂芬妮中文名字“石温旎”。

她的中文书写远不及口语,歪扭如晒干的蚯蚓。信上说,她在当地教环保,只怕汉语要忘光了,于是想起我。她毋忘初心,期盼以后到中国西部支教。我回了一张波托马克河雪岸与冰河夕照的明信片,给地平线以下的她寄去家乡念想和冬日的清冽寥廓,并祝她一切如愿。

然而我是过来人,念及海明威那句话:“年轻时在巴黎居住过,此后无论你到哪里,巴黎都将一直跟着你。” 人生最初起锚之处,往往决定了航线的经纬度。有如我的命运罗盘,指针几经晃悠摆荡,指向了始料未及的终极泊位。不管信不信,其实是定数。

我的通勤生涯已结束,二十年走过的里程,足以铺展到故国,那里深藏着我的刻骨情感,却已被年轮密密缠绕。

廿载光阴,一粒沙砾也会在蚌壳里长成珍珠;一块石板也会被水珠滴穿;一颗种子也会长成大树。我收藏的记忆只有这一组浮光掠影,看不尽的脸谱摇晃而来咣啷而去,都是平面形象。我触摸不到他们心扉的门环,却从史蒂芬妮的纯真明眸里看到了人性。

一个人的感情绳结,未必要和大苦难或大欢乐缠绕,而在于生命中最美丽的部分是怎样点燃的。当我在地铁枯燥的时空里低头冥想,看去就是一张平板庸常的东方面孔。谁能知晓,我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我的生命曾燃烧过,迄今暗红炭粒犹存,它终有一天会冷却,却不在此刻。

当生活不再摇晃行进,我知道还有什么能飞翔,甚至在炭粒熄灭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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