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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萍:从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如何走回了专制邪路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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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萍:从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如何走回了专制邪路谈起(一)

苏联解体后的俄国为何民主转型如此不成功?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对探索中国未来道路有着极其重要的警醒作用,值得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人思考。俄乌战争爆发后,我读到一篇由中国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女士就此话题写的文章,她在文中指出,俄国民主的失败是一种很经典的失败,因为俄国民主是不自由的民主。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刘瑜的文章没有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俄国民主会成为不自由的民主,是因为俄国人不懂得民主必须以自由为基础吗?

事实上,民主与自由形影相随的理念早已在几乎所有向往民主人士心间成为常识。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媒体大多将乌克兰人抵抗俄国侵略说成是为了保卫民主而战,有时又将其说成是为保卫自由而战,这两种说法在多数西方人眼里可以互换、相互等同。美国人在自豪地表述美国代表着什么时,更是民主与自由不分,一会儿说美国是民主的灯塔,一会儿又说美国是自由的灯塔。而俄国人在追求民主时对自由的重视也一点不亚于西方人,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任俄国总统叶利钦曾经宣告,要给予俄国人民以最大限度的自由(Maximum Freedom)。西方学界和媒体界至今仍然广泛认为叶利钦是一位真正相信民主自由的政治领袖,叶利钦时代的俄国也确实一度存在过自由,可是,叶利钦于1999年底宣布辞职之前,亲手挑选了普京作为自己的总统接班人,将俄国推上了政治不自由的道路。一位相信最大自由的政治领袖为什么会做出将国家政治道路引向不自由的举动?这种从最自由到不自由的转换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用一言以蔽之,即,因为叶利钦不懂得什么是自由,换句话说是,叶利钦对自由的理解出了大错。这种对什么是自由的错误理解在受俄式红色教育长大的中国人当中也非常普遍,所以,回顾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是如何走回了专制邪路的,探讨俄国的民主转型为什么会最终转成不自由的民主,对提高中国人对民主自由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叶利钦崛起的时代,正是哈耶克主义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大肆流行的时代,叶利钦作为一位生长于思想封闭落后的苏联时代之人,对自由的概念自然没有什么深入理解和独立想法,他照单全收了美国总统里根所推崇的哈耶克式自由观,埋下了让俄国走回专制邪路的祸根。哈耶克主义从本质上讲,是资本主义至上论,资本主义自由被哈耶克吹捧为是自由的最高境界,政府对资本主义的约束和限制被说成是通向专制和奴役之路,那些主张限制资本主义、以防止社会问题恶化的西方知识分子们则被哈耶克斥为是自由的背叛者、是假自由派,会把西方引向专制,在哈耶克看来,只有赞同让资本主义走向彻底放任自由的人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自由派。这种对自由一词的极其狭隘的定义,导致有些西方人错误地将自由与民主的相互伴随解读为自由市场与民主的伴随,以至于他们认为,只要有了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就会自然而然地接踵到来。这种自由市场经济必然通向民主政治的历史发展观被美国著名作家、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Timothy Snyder描述为是一种politics of inevitability,即,政治发展必然性学说。这种描述让我联想起在中国受教育时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必然性之说,事实上,哈耶克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相似和相通之处,历史发展必然性只是其中之一,两者的相似和相通是为什么受苏联式教育长大的人很容易被哈耶克主义吸引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在哈耶克主义自由观的影响之下,叶利钦开始了他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所进行的体制改造,改革的重点被放在了推行经济私有化上,所谓“最大自由”,重点即在于给予资本主义以无限自由,如何改造权力腐败泛滥的苏联式政治体制问题被严重忽略。我曾读到过中国历史学者沈志华先生撰写的一篇题为《苏联腐败简史》的文章,讲述了与苏联70年历史相伴随的苏联官员70年腐败史,该文展示出,苏联的腐败从苏联刚建国的列宁时代起就已经非常严重,进入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时代,腐败变得制度化、合法化,再到苏联后期的勃烈日涅夫时代,腐败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列宁创建苏联体制时完全没有考虑设立监督和制衡权力机制的反科学设计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可惜的是,在分析苏联式体制为什么邪恶时,哈耶克没有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政治体制上,未能抓住东西方阵营的根本差别在于一方是专制政治制度、另一方是民主自由政治制度的实质。哈耶克上了苏联宣传的当,眼睛只盯着经济体制,将东西方对抗看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对抗,由此得出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导致苏联专制的结论,并进而认定,只要有了资本主义私有化经济,就可以防止专制。在这种错误结论的指导下,叶利钦在尚未建立起具有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功能的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过早地开启了对原先苏联公有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造,原先的社会主义公有财产迅速变成了少数寡头的私有财产。苏联时代的腐败主要是所谓“公有”变成了官有,但这种官有毕竟与官职相连,有其暂时性,而在政治体制不健全条件下所进行的私有化改造,使得“公有”很快变成了政府官员们的永久私有。这一错误的改革道路选择,造成苏联垮台没能带来腐败的终止,反而进一步合法化了腐败,叶利钦时代以及随后普京时代的俄国官场腐败不仅一点也不亚于苏联时代,而且变得更加直接、更赤裸裸,许多美国的俄国通们将叶利钦时代的俄国称为是寡头们偷窃国家资产的时代。而腐败在苏联垮台后的俄国继续延续,直接导致了民主自由长期无法在俄国被真正建立起来,因为官员们害怕实现了民主自由,自己的腐败就会遭到清算。叶利钦在退职前挑选普京做自己的总统职位接班人,其出发点正是从如何确保自己离位后可以逃脱因腐败被起诉的法律安全角度考虑,克格勃官员出身的普京由于具备对上司格外忠诚的特点,被叶利钦看中,至于普京有没有价值和理念追求,是否相信民主自由,能否继续推动俄国沿着民主自由的道路走下去,这些问题,对腐败缠身的叶利钦来讲,根本就顾不上考虑了。

普京在苏联解体前是克格勃派驻东德的一名不起眼的工作人员,柏林墙倒塌后,丢失了克格勃工作的普京回到家乡列宁格勒(后恢复旧市名圣彼得堡),在自己的母校列宁格勒大学工作。他的母校导师索布恰克于戈尔巴乔夫时代在市政选举中当选为列宁格勒市市长,普京通过师生关系当上了市长特别助理。进入叶利钦时代后,继续担任圣彼得堡市市长的索布恰克于1994年将普京提拔为第一副市长。普京作为第一副市长,主管对外贸易,常常是卖出国的货物运出去了,说好要买进来的东西却不见运进来,因此有人怀疑市政府腐败严重,还有人指控索布恰克在房产私有化过程中贪污严重,主张调查。1996年,索布恰克在新一轮市政选举中落选,落选后不久,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家人提出让索布恰克去国外治疗的要求,称如果在俄国接受治疗,他有可能会被政敌暗杀。普京果断地批准了索布恰克家人的请求,坐在轮椅上的索布恰克被推上一架私人飞机,飞往法国。索布恰克到达法国后,却没有进任何一家医院,可见去法国治病纯属托词,真实目的是为了躲避落选后被追查腐败。普京的举动,叶利钦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叶利钦知道,自己一旦下台,也将面临被追究腐败罪的危险局面,普京对恩人的忠诚之心,成为叶利钦重用普京、最终挑选他做总统接班人的主要因素。

叶利钦所推行的最大经济自由政策不仅导致官场腐败恶化,而且造成贫富差距加深,少数富人富得流油,俄国开始出现亿万富翁,多数底层民众却被推入了生活贫穷困难的深渊。原先苏联政府給农民的补助被叶利钦取消,各收入阶层的俄国人不论贫富一律按照同样的税率缴税,可以说,许多美国右派在美国难以实现的“自由”梦想,在叶利钦领导下的俄国成了真。

在极度“自由”、政府什么都不管的叶利钦时代里,不仅上面的人乱来,下面的人也乱来,俄国城市街头被黑帮控制,做生意的人面临敲诈勒索,必须向黑帮上缴保护费,否则轻则店面被砸,重则有可能丧失性命。这种“最大自由”所带来的政府腐败泛滥、街头黑帮横行、以及底层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使得多数俄国民众对普京上台后陆续收回自由之举,怀抱着完全无动于衷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自由”不是一个好东西,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全是坏处。

当然,叶利钦时代的自由并不仅仅是经济自由,还包括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但是,对老百姓来讲,他们分不清此自由与彼自由的差别,他们只看到自由所造成的实际结果。不过,自由在俄国的消失并非民众选择的结果,民众只是抱无所谓态度而已,自由在俄国消失是叶利钦一手造成。叶利钦先是将普京提拔为FSB(克格勃的后身)第一把手,普京主持FSB期间,公布了一段嫖娼录像,录像中那位与两个年轻女子同床寻欢的中年男人看上去像是正在调查叶利钦腐败案的检察官。录像质量极差,让人难以辨别录像中的男人是否真是那位检察官,但普京一口咬定,那个男人就是检察官,结果,检察官被判嫖娼罪,对叶利钦及其家人的腐败调查从此销声匿迹。

叶利钦要保证自己下台后不被清算,就必须保证普京能够顺利当选俄国总统,为此,叶利钦于19998月任命普京为俄国总理,并公开表示希望普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普京当上总理后不到一个月内,莫斯科连续发生了四起公寓楼爆炸案,案发后,普京迅速得出结论,称爆炸案是“车臣恐怖分子所为”,他以极其强硬的言辞,发誓要将车臣恐怖分子“淹死在马桶里”。199910月,借口车臣分离分子挑衅,普京发动了车臣战争,采用类似于他如今攻打乌克兰的残酷手法,几乎炸平了车臣首府格罗兹尼,打赢了战争,将闹分离的车臣收回俄国。联合国于2003年发布的一份文件称,格罗兹尼是地球上损毁最严重的城市,国际特赦组织于2007年出的一份调查报告则报道说,有多达25千名平民死于普京发动的车臣战争。普京对待车臣恐怖分子的无情态度、以及他不计代价打赢车臣战争的战绩,使他在俄国民众当中人气大升,厌倦了混乱的叶利钦时代的俄国人,此时盼望着有一个强人来解救俄国。

虽然普京通过打赢车臣战争树立了强人形象,叶利钦对普京当选下一任总统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他进一步部署一系列操纵手法,以加强普京当选的机会。1999年底,尚未服完第二任总统任期的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指定普京接任代理总统,让普京在参加竞选之前先沾上一些总统的光环。接着,执政当局又宣布将2000年的俄国总统大选日期提前三个月,使没有准备的反对派竞选对手措手不及。叶利钦一派还通过操纵媒体,为普京打造形象。叶利钦时代的媒体大多是私营,掌握在几个寡头手上,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叶利钦时代钱权勾结问题严重,有权就有钱,有钱的也离不开有权的,私营媒体并不完全独立于权力。靠腐败发了不义之财的寡头们与叶利钦一样担心自己被清算,因此他们支持叶利钦扶持普京之举,他们掌控下的媒体在塑造普京的高大全形象时,掺和了许多虚假成分,为普京当选总统立下了汗马功劳。普京在参加2000年的俄国总统大选之前,从未参加过任何一个级别的民主选举,他被叶利钦任命为总理时,绝大多数俄国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可是,通过当权者及其同伙的一系列相助和操纵,他在几个月内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政治无名小卒火速上升为政治明星,于20003月在俄国总统大选中赢得53%的选票,当选为俄国总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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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萍:从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如何走回了专制邪路谈起(二)

(接上文)

曾经亲手为普京打造了形象的俄国媒体人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于大约五年前接受美国PBS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评价说,普京不太聪明、本性懒惰,尽管如此,帕夫洛夫斯基仍然出于对叶利钦选择的服从,积极参与打造普京形象,普京在他手上就像是一个演员,被他调教成扮演一位强人总统的电影角色。在采访中,帕夫洛夫斯基承认,是自己一手创造了一个魔鬼。普京原本是一个讲话礼貌、外在性格并不强势的人,在导演们的调教下他扮演强人总统成功当选后,普京爱上了自己的电影角色,从此很注意保持自己的强人形象。普京上台后的第一个重要举动是将几家最大的私营媒体收归国有,当时,连一些俄国知识分子都支持媒体国有化,因为拥有媒体的寡头大多钱财来路不正,也没有什么价值和理念追求,他们掌控下的媒体往往是为有利于寡头敛财的权力服务,帮助普京竞选成功正是明证。真正具有独立思想的俄国媒体大多是一些缺乏赞助者的小媒体,在俄国收视率不高,因此,俄国知识分子并不将寡头们私营的媒体看成是言论自由的希望所在。而媒体国有化也不一定意味着言论自由的消失,英国最大媒体BBC即是国有媒体,曾经长期占据英国媒体的主导地位,英国却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实现言论自由、并长期保持高言论自由度的国家。英国议会专门立有法律,明文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干涉BBC发表的内容。关键是,如果政治精英素质差,法律再怎么规定不得干涉,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同样,如果媒体人素质差,缺乏价值追求和独立思想,那么,无论是私营还是国有,也都将难以成为独立自由的媒体。在叶利钦时代,由于后者素质低,俄国私营媒体自甘堕落地充当了为权力服务的角色,到了普京时代,前者素质低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国有化后的俄国媒体被迫做权力的宣传工具。而那些真正独立的媒体人在普京时代面临被毒杀、被监禁的危险,俄国的言论自由走向了恶化。

普京上台后做出的另一个举动是立刻恢复了学校的军训,每一名学生必须参加军训原本是苏联时代的传统做法,自戈尔巴乔夫时代起,一直到叶利钦时代,这一传统被取消,普京却找回了这一苏联时代的做法。普京还大幅度增加了俄国的军费开支,开始了他的强军之路。

在外交政策上,普京最初并没有放弃叶利钦的向西方靠拢的对策,他刚上台时曾与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关系打得火热,美国总统小布什去莫斯科访问时,普京也曾故意向小布什透露自己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以博取小布什的好感。普京发动全面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后,许多西方人在震惊之余,不断地询问:普京从上台初期讨好西方、到如今与西方为敌,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原因使普京越来越背离西方?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回答让我感到颇为认同,布莱尔认为,是因为普京没有能力承担在俄国继续推动改革的任务,改革对普京来讲太难了,因此他寻找了一条容易的捷径,将俄国推向了民族主义化的道路。

普京走民族主义化道路的理论依据来自俄国著名知识分子索尔仁尼琴的思想。索尔仁尼琴曾因写下《古拉格群岛》等作品、揭露苏联政府的对内残酷镇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意思的是,索尔仁尼琴恰恰是普京最喜爱的精神导师,普京于2007年在克里姆林宫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俄国最高奖-俄罗斯联邦国家奖时,称赞索尔仁尼琴“将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索尔仁尼琴对普京也欣赏有加,在一次采访中歌颂普京为俄罗斯带来了“缓慢而渐进的复兴”。索尔仁尼琴是一位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将乌克兰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认为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必须包括乌克兰,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所有关于自9 世纪以来就存在并拥有自己的非俄语语言的独立乌克兰人民的言论都是最近捏造出来的谎言”。索尔仁尼琴虽然痛恨苏联体制,却仍然反对俄国走西方式道路,他说:“如果有人问我,我们国家是否应该以今天的西方为榜样,坦率地说,我不得不给予否定的回答”,他预言:“下一场战争很可能将永远埋葬西方文明”。普京曾特意去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自己心目中的大师,告诉对方说,自己对俄罗斯未来的规划与大师的看法是如此地一致。美国《Politico》杂志记者将普京自2008年以来不断侵略他国之举解读为是在一丝不苟地遵循着索尔仁尼琴为俄国设计的新帝国主义复古议程。索尔仁尼琴的例子说明,我们不能只看一个人反对什么,同样重要的是要看这个人支持什么。

从苏联时代起就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如今仍在艰难地维持着俄国仅存不多的一家独立媒体的俄国著名女记者叶夫根尼娅·阿尔巴特,在接受美国PBS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称普京是一位斯大林主义者,是一种轻型版北朝鲜领袖。她说,普京不怕打仗,甚至不怕打核战争。叶夫根尼娅说这些话时,是大约五年前,结合普京不久前因入侵乌克兰受阻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语言,听上去像是北朝鲜领袖,使我不禁感叹,还是俄国人最了解普京,叶夫根尼娅对普京的判断是如此地准确,她的话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但愿普京自己还想活下去,不会使用核武器。

普京时代的俄国,街上不再有黑帮,老百姓为之拍手称快,许多俄国民众对提倡“最大自由”的叶利钦充满了微词,对专制的普京却更为支持。不过,普京时代的俄国官场依然腐败泛滥,普京禁止了街上的黑帮,自己却用黑帮手段统治俄国,用英语讲,叫做kleptocracy-盗贼统治。一群听普京话的新寡头崛起,不听普京话的寡头财产被没收、被国有化,敢于公开表达不同意见的寡头甚至被判刑、被关监狱。许多偷窃了俄国国家资产的寡头们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方各国洗钱,有不少干脆移民到西方生活,英国伦敦如今被人称为是小莫斯科,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俄国寡头现在生活在那里。购置美国房地产也成为俄国寡头们洗钱的一大渠道。

据一位用英语主播的俄国90youtuber介绍,俄国如今推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意识形态上,普京用保守主义替代了共产主义,这后一句话让我听了不禁发笑,我观察美国社会时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即,美国保守派更像中共,得到了另一个印证。我以前写文章批判哈耶克主义时,曾以纳粹德国和今天的中国为例,证明资本主义完全可以与专制共存,普京的俄国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例子。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为普京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充足的金钱基础。

除了政治专制和官场腐败严重,普京时代与苏联时代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城乡差距、地域差距巨大,首都莫斯科极为光鲜发达,小城镇和偏远地区依然贫穷落后。俄国经济则非常单一,主要靠卖自然资源(如石油和天然气等)维持。俄国优秀人才纷纷移民他国,流失严重。在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下,不可能发展出健康先进的经济,因为利益的大头流入贪官的口袋,优秀人才缺乏创新和勤奋工作的动力。

普京于2000年第一次当选为俄国总统的那一场选举,固然充斥着当权者的种种操作和其他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还算是自由的选举,有真正的反对派对手参选。普京上台后的历届连任选举,成了没有竞争对手的假选举,选举过程作弊也日益严重,在有些地区,普京的得票率甚至超过百分之百。任何有可能威胁到普京权力的竞争对手不是被暗杀,就是被关进监狱,那些坚持调查普京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期间外贸有出无进问题的人、以及那些执意追究可疑的莫斯科公寓楼爆炸案真相的人,同样是轻者被关监狱,重者被毒杀。普京还于2008年取消了省长选举,省长职位变成了任命制。可以说,自普京上台之日起,俄国的民主自由转型就注定走向了失败。在《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2021年世界各国民主指数排行榜上,俄国名列第124位,被归入专制(authoritarian)国家的行列。民主并不意味着只有投票的形式,一个不自由的民主实质上就等同于专制。否则,据从北韩逃到南韩的脱北者youtuber介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即北韩)的领袖还是通过人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呢,问题是,北韩选票上每一个职位都只有一名候选人,没有竞争对手,更可笑的是,北韩人没有不投票的自由,你如果不去投票,会被逮捕,所以,北韩选举的投票率和北韩领袖的得票率都是百分之百。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于2000年访问莫斯科时与俄国新总统普京面谈后,曾告诉叶利钦,说普京是一个对民主毫无兴趣的人。对当时已经离职的叶利钦来讲,他可能早已认识到自己建立民主的失败,他面临的更急切问题是,自己与家人在他离职后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普京上台,对解救他和家人至关重要。普京于20012月签署了一项法案,赋予前总统及其家属以法律豁免权,保证了叶利钦和他家人的法律安全。叶利钦扶持普京之举取得了他所期望的回报,他的个人利益得到了保护,可是,换取叶利钦个人利益的,是俄国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正是这样一位相信“最大自由”的政治领袖亲手葬送了俄国走向自由的机会。叶利钦辞职时曾公开向俄国人民表示抱歉之情,他或许真像许多西方人所说的那样,真心相信民主自由,可惜的是,他缺乏独立思想,盲目地跟随在英美右派观点之后,不具备建设民主自由的领导能力。叶利钦以为自己是在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制度,最后建成的却是一个腐败专制的制度,这与当年列宁创建苏联时是一样的状况。列宁也以为自己是在建设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可是,由于列宁思想水平低,不懂得制度设计需要符合人性、需要有科学性,使得他建成的苏联式体制成为一种极其腐败落后的体制。所以,建国时或转型时的第一代政治领袖的思想水平和政治素质,对新建体制的性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俄国民主改革失败经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自由绝不等同于市场自由或资本主义自由,盲目轻信哈耶克式的资本主义至上自由观,不仅可能带来贫富差距和地球环境问题的恶化,而且会导致腐败泛滥,而一个腐败的政府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哈耶克所指的道路才是一条真正会通向奴役和专制的道路。事实上,哈耶克本人反对民主,民主被他视为是多数人暴政,如果从民主与自由不可分割、民主即自由、自由即民主的角度衡量,哈耶克恰恰是一位反自由之人,拜哈耶克为自由大师实在是天大的笑话。中国如果未来有机会推翻苏联式体制,绝不能立刻进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改造,而是必须首先致力于健全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的政治功能,以防止原来的“公有”变成官员们的私有。

俄国民主转型失败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教训是,追求民主自由单凭一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虽然民主并不像中共所说的那样是一项如此之难、以中国人的素质和能力无法实现的事业,但是,民主也不像有些天真浪漫的人所以为的那样是一个如此容易、不需要智慧、不需要人们的努力、只需凭借着某种必然发展规律就可以轻轻松松自然而然到达的仙境。民主是一个人类理想,也是一门科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民主需要领导者有高超的思想和智慧、有考虑周全的科学性制度设计和法律建设,还需要有来自政府和民间,尤其是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们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完成。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应该努力提高自身思想认识水平,加深对各种人文概念的理解,再通过教育自己的学生、读者、或听众,带动社会各界,包括政治精英们,抬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否则,哪怕未来推倒中共专制的机会真的降临了,也有可能最终导致的不过是换一种专制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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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萍:从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如何走回了专制邪路谈起(三)

(接上文)

急待中国知识分子们来帮助中国社会各界提高认识水平的人文概念之一是,到底什么是自由?自由一词如今在许多中国人的口中被捧上了天,几乎成了一个悬在空中的崇拜物,可是,多数人对什么是自由的理解停留在看标签的水平上,很容易被乌托邦式的空想主义理念吸引、或被骗子欺骗,有人(比如哈耶克)给自己的理论贴上个“最自由”的标签,不少中国人就盲目地拜倒在这一“最最自由”的旗帜之下,正像当年有人(即列宁)给自己贴上“最先进”的标签,有些中国人就信以为真,跟在其后闹革命,以为自己真的是在建设一个“最先进”的国家。

受苏联式红色教育长大的中国人在理解自由时除了思想容易停留在标签化水平上,还常常会以非此即彼的单向化和一维化视角来看待自由,他们将人类的自由理想与人类其他理想的关系视为相互独立、甚至相互排斥的关系,比如,不少人将自由与平等说成是不可共存的状态,要自由就必须以牺牲平等为代价,要平等就必须牺牲自由,甚至有些人将自由与民主分裂开来,以至于提出自由高于平等、自由高于民主、或先自由再民主等说法,据说中国国内有一些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梦想要建立一个没有民主的自由宪政,却完全罔顾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着没有民主的自由国家的事实。还有一种在中文界广为流传的将自由孤立化的说法是,右派看重自由,左派看重平等,在我看来,这是对左右之争的一种极大误解。撇去一些极端政治流派不谈,西方社会左右派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谁更看重自由,而是在于双方对什么是自由的理解互不相同,左派对自由的看重丝毫不亚于右派,关键是左派所说的自由与右派所说的自由常常不是同一回事。这种同一个人文概念在不同人心目中意味着不同的含义,是为什么说文科比理科更难的主要原因之一。理科概念的定义往往相对来讲比较客观简单,可以遵从某个权威机构或专家的统一定义,文科概念却由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以及人类社会条件的多维性与流动性而呈现千姿百态的状况,因此,难以有统一、简单的定义。一些缺乏理解复杂概念能力、无法进行立体思考的人常常会用狭隘的方式去简化人文概念的定义,使理念变得绝对化、极端化,另一些人则会利用文科概念的千姿百态性故意搅浑其含义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所以,我们在判断人文事物时决不能停留在看标签的水平上。我们不能因为列宁党将“社会主义”、“左派”、“平等”、和“先进”等标签贴在自己身上,就让列宁党占有这些概念,同样,我们不能因为哈耶克和一些美国右派给自己贴上“最自由”、“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等标签,就把自由的头衔出让给他们,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普京给乌克兰人贴上“纳粹”的标签,就支持普京的侵略战争一样。每一个人都愿意将好听的标签贴在自己的身上,把贬义的标签贴在对手或敌人的身上,如果判断人文事物时只会看标签,就注定常常会被骗子欺骗,或被思想水平低下者误导。

正是由于左右派对自由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带来了左右派对平等价值重要性的不同认识,左派所追求的自由不需要以牺牲平等为代价,右派所主张的自由却往往为保护少数人的自由而牺牲其他人的自由,西方右派与许多中国人一样,大多将平等视为对自由的威胁。作为政治上的左派,我认为,不讲平等的自由,只能是极少数人的自由,反过来,不讲自由的平等,也只能是一小撮人的平等,正像民主与自由相互依靠、缺一不可一样,平等与自由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平等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反过来,也只有自由的平等,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三个词常常被同时写入现代国家的宪法、或现代人权宣言之中,原因即在于这三项权利是同一个立体概念-人权的三个不同之面,缺了任何一面,其他之面就会倒塌。以列宁式国家为例,列宁党将平等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列宁式体制却剥夺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使得列宁式国家恰恰是一个极度等级化、极度不平等的国家。

中国人理解自由时容易掉入的另一个思想陷阱是像叶利钦(及哈耶克和许多美国右派)一样,以极其狭隘简单的方式来看待自由,自由被他们当成是等同于放任自由,等于政府什么都不管,属于一种极端化的绝对自由观。我在本系列之前的上一篇博客中,比较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大小,展示出,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属于大政府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民主自由指数高,这说明,大政府更有利于提高民主自由指数,只有政府将该管的部分管好了、将该约束的领域约束住,人民才更自由。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也是一个大政府,中国的民主自由指数却跻身于世界最坏国家行列,这说明,并不是任何大政府都有利于改善民主自由指数,如果大政府将不该管的领域管得死死的,该管的却不管,人民就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中国恰恰如此。前一阵在海内外中文界引起极大反响的“铁链女”事件、及其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农村贩卖妇女问题严重现象,正是因为中国政府长期不管造成。所以,如果政府什么都不管,恰恰会导致人民失去自由,社会会成为弱肉强食。而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才更有利于自由,这样的细节分析,是许多中国人缺乏认识、缺乏判断力之处。中国人的自由观,大多容易处于两极,要么主张极端自由、政府什么都不管,要么因害怕天下大乱而倒向极度不自由、一管就管死,这两种一刀切式的认识方法不需要分辨细节、不需要人文价值判断能力,是最容易的思维方式,用这种简单思维方式来指导国家政策的制定,不管是处于哪一种极端,都必定会给社会带来祸害。正如平等的概念不能被绝对化一样,自由的概念也不能被绝对化。同时,我们在理解民主的概念时也要注意不能走过头,不能将其绝对化,这是为什么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是民主代议制,而不是直接民主制。

许多中国人对言论自由的认识同样容易处在极端化和绝对化的水平上,他们认为言论自由就是任何人说任何话写任何文章,都值得发表,都可以被推上首页,许多身处自由世界的海外中文媒体毫无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追求,我很难想象这样的“自由”媒体对建设民主自由能有什么帮助。每年发布世界各国言论自由指数排行榜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衡量言论自由指数高低时使用的标准既包括政府对言论的压迫程度,也包括民间传播假信息(disinformation)的任意度,其中一个评估标准是看自由是否被滥用(abuse)。滥用自由所导致的假信息广泛流传会让人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从而破坏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所以,滥用自由最终会带来破坏自由的后果。滥用自由还可能引发社会风气恶化、加重人与人之间的互害,在一些管理功能不健全的网站上,常常出现因自由被滥用而使少数霸陵以少胜多的局面,越来越多的西方网站因此关闭了读者或听众评论的功能。坏人总是以少胜多的,因为他们常常借助于暴力(在网上是语言暴力)和不择手段,容忍滥用自由的坏行为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变相地破坏自由,是以侵害大多数人的自由为代价,让少数坏人拥有更大的自由。可以说,许多海外民间中文媒体是滥用言论自由权利造成假信息广为流传、价值曲扭现象泛滥、以及戾气横行的典型范例,叶利钦时代的俄国私营媒体与权力沆瀣一气、通过作假帮助普京登上总统职位也是民间滥用自由导致自由被破坏的另一个例证。

在无国界记者组织最新发表的2022年言论自由排行榜上,三个北欧国家:挪威、丹麦、和瑞典,名列头三名的榜首,而自称为自由灯塔的美国仅名列第42位。造成美国言论自由排位不高的原因与政府压迫关系不大,从政府是否压制言论自由、迫害媒体人的角度衡量,美国的言论自由颇为完善(主要指美国联邦政府,美国有些红州的州政府目前正在破坏言论自由)。但是,威胁自由的力量不一定只来自政府,还可能来自民间,美国媒体人更易于被富人起诉、更经常遭受民间暴力威胁,美国社交媒体的运作方式造成假信息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尤其是收视率颇高的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为传播假信息提供话筒,这些是导致美国言论自由指数排名靠后的几个主要原因。当然,假信息不一定只来自民间,像中国和俄国这样的国家,政府有组织地系统性制造假信息,其危害程度比民间流传假信息要更恶劣得多,中国和俄国还存在政府对自由媒体的严重迫害,这是为什么俄国的言论自由排名位于第155名,中国排在第175名,而在总共180个所列国家中,给所有国家垫底的是位于倒数第一名的北朝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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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萍:从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如何走回了专制邪路谈起(四 全文完)

(接上文)

回到如何定义自由、到底什么是自由的问题,启蒙时代的著名德国思想家康德曾经说,自由就是做最好的自己。在康德看来,只有当人们自觉遵守道德规则时,人才是自由的,自由的意义在于人们遵守的是自己心中自愿认同的道德标准。康德认为,如果一个人只是出于欲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没有自由可言,因为这时人会成为各种欲望的奴隶。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自己只是一位常人、达不到像康德那样的境界,不过,在我看来,自愿地做最好的自己至少可以是衡量自由的一种标准,如果某种政策带来的是鼓励更多的人自愿地做最好的自己,那么这种政策就可以被称为是有利于自由的政策,而有些政策哪怕自贴“自由”的标签,结果却导致社会上的人互害加重,那么,这种政策就是反自由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哈耶克主义思想指导出来的政策往往是反自由的政策。

做最好的自己并不等于否认合理地追求欲望。人不可能没有欲望,我也不赞同为了要求社会上的人做更好的自己,变成主张完全压制欲望,这既不可能、也未必有益,关键是要掌握好追求欲望和做最好的自己之间的平衡。做最好的自己也不等于要求做完美的自己,而是每一个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最好,如果自己做不到更好,至少支持和宣扬那些有能力做到更好的人,尤其是在投票时将选票投给他们,将政府大权交到素质更高的好人手中。如果像哈耶克式自由观那样,把无限制地追求欲望当成是真正的自由,欲望被捧到最高地位、被推向极限,一切任由欲望来驱动,人就会成为欲望的奴隶和受害者,社会将退化成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政府大权会落入自私腐败的最坏者手中,地球环境会遭受严重破坏,最终使人类被自己不受限制的欲望毁灭。

在自由社会里,做最好的自己是自愿选择的,而不是被强迫的,因为自由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不被强迫。尽管自由社会里的法治带有强迫的意义,但法治限制的是下限,是不可逾越的底线,而人们向上追求到什么程度,是人民的自由,靠的是自愿,也只有靠自愿,人们才可能向上追求得更高。记得以前在中国,常常听到政府整顿社会风气的说法,在美国,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由政府来整顿风气,美国的社会风气却比中国好得多,这说明,第一,美国比中国自由,第二,自由有利于社会上更多的人向上追求,做最好的自己。另外,怎样才算是最好的自己,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对底层民众来讲,遵纪守法常常就足够好了,可是,越往上的人,越是有影响力的人,对他们的要求就应该越高,对国家总统或最高大法官绝不能仅仅要求他们不犯法。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既离不开合理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也取决于人们的自觉努力程度,这是为什么说民主制度不是保证国家成功的充分条件,而只是必要条件,有些国家由于传统文化习惯、或传统宗教思维的强势阻碍了人民自觉地做最好的自己,造成这些国家哪怕实现了民主制度,也难以走向成功,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台湾民主的成功则说明,只要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就会显示出其有利于人民自觉地做最好的自己的一面。

自由还意味着挣脱思想的枷锁,摆脱无知、偏见、和盲从。思想的自由和解放是做最好自己的一个重要条件,只有摆脱无知、偏见和盲从,学会独立思考,才可能获取更强的判断是非对错、辨别真假善恶的能力。我曾在另一篇博客中详细解释过思想自由的具体含义、以及思想自由与政治主张左倾、提倡社会向前迈进、和受教育水平高之间的相通关系,在此就不再重复了。

自由的另一层含义是多元化,我有做左派的自由,你有做右派的自由,有主张进步的自由,也有主张倒退的自由;可以信基督教,也可以信佛教、伊斯兰教,还可以信无神论,甚至可以信共产教。那么,在一个政治主张多元化、每一个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互不相同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达到共识呢?这时就需要有民主程序,需要人们共同承认和遵守民主规则,民主投票结果证明大多数人主张进步,社会就向前迈进,选票证明大多数人主张倒退,社会就向后复辟。如果大多数人投票支持进步,规则却让那些坚持倒退的少数人说了算,这就成了强迫,自由就出了问题,这是为什么说民主与自由不可分割、民主即自由、自由即民主的原因之一。中国某些“自由主义者”们所幻想的没有民主的自由宪政,只能是一种乌托邦,没有民主的宪政必将成为不自由的宪政。而自标为自由灯塔的美国,在我看来,恰恰是一个自由有问题的国家,因为美国总统选举规则、尤其是美国参议院名额分配法常常给美国政治带来少数人战胜多数人的不民主结果。

民主与自由不可分割的另一个原因是任何少数人统治的制度必定会面临社会维稳难度大大增加、言论自由需要受到限制的局面。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做到十全十美,政府推行的政策总是会有得有失、甚至有成有败,如果放开言论自由,在少数人统治条件下,批评政府之过的人多于为政府成败负责的人,大多数人的怒气会冲着少数人而发,少数人反过来会担心自身安全,造成少数人害怕大多数人,统治者因此必须管制言论自由,以减少人民心中的怒气,所以,少数人统治与言论不自由必然相随。只有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才可能既保证言论充分自由又便于维护社会稳定,因为这时批评的人与负责的人合二为一,可以让社会既充满批评与反对之声,又在反对的动态中维持着稳定。

总之,中国人应该从俄国民主转型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思考如何让中国未来避免俄国式的专制循环命运,即,专制者系统性地破坏人民的思想素质,人民又不懂得该如何提高自身思维能力,导致国家无法从专制的怪圈中走出来。要提高人民的思想能力,只能依靠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首先自觉地做最好的自己,率先加深对人文概念的理解,才有可能引导人民,包括未来的政治精英们,从低思想水平中走出来。西方国家之所以相对优秀发达、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学习的榜样,其根源就在于西方知识分子思想优秀,带来了西方社会中思想水平高的人比例较高、尤其是西方精英里优秀人才比较多。如果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大多停留在索尔仁尼琴那样的水平上,如果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像叶利钦时代的俄国私营媒体人那样不在乎做最好的自己,中国就会与俄国一样,陷在专制的循环圈里难以自拔。幸运的是,比起苏联解体时的俄国人来,人们今天拥有更发达的信息交流技术,数量可观的中国人如今在西方各国留学或生活,为中国人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运作提供了方便,俄国民主转型失败又可以作前车之鉴,而台湾民主的成功则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因此,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应该比苏联解体时的俄国人有更好的机会来提高自身思想水平。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说西方知识分子思想优秀,不等于说西方存在某个完美的知识分子或某种完美的理论体系,有些中国人总是喜欢在西方知识分子当中捧某个大师或在西方著作中捧某个最高经典。西方知识分子的优秀是一种群体的优秀,是从古到今、来自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西方知识分子集体智慧的传承、结合和互补,才使得西方思想的整体水平相对较高,而西方社会中从事教育和媒体等行业的大批知识分子们富有理念和价值追求、自愿地做最好的自己、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虽然他们每一个人未必完美,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也未必全对,但是,他们的集体智慧,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所进行的不懈的共同努力,是西方为何优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根本因素。

本文开头提到的刘瑜女士出过一本颇受欢迎的书,叫做《民主的细节》,虽然对我来讲,书中有些观点似乎过于倾向于美国右派,让我不太苟同,但书中也有令我赞同的闪光点,比如刘瑜在介绍美国民主制度时强调了设置权力制衡机制的重要性,我尤其赞赏该书从具体细节的角度来讲解政治概念的思路。我写文章时爱用的一个词叫做“接地气”,在某种程度上,我所谓的“接地气”与刘瑜所说的“细节”是一回事,都是从生活中的具体事实、从政治概念所带来的实际结果入手,来谈政治理念。同时,知识分子在分析人文概念时不能局限在接地气和谈细节的水平上,还要有超越,要在扎实的地气和广泛的细节基础上,实现理论的升华。我们不仅应该讨论民主的细节,更需要从细节的角度、从接地气的层次上,去论述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平衡中庸、更立体多维、更系统全面的自由观。我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能进行一场大讨论,深入地探讨自由的细节,从而带动社会各界更透彻地认清楚,到底什么是自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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