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队占领阿富汗20年之后，刚撤离阿富汗几星期，极端宗教势力塔利班就卷土重来，重新控制了阿富汗。美国过去二十年里在阿富汗付出的那么多钱财似乎一夜之间便付之东流。这再一次说明，靠军事力量、靠外国大救星，解决不了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

对阿富汗的巨变，中文网上许多人要么谴责美国政府撤军计划不周，要么唏嘘邪恶和暴力势力的强大，要么对美国的失败或对美国民主党的失败感到幸灾乐祸。在我看来，这样的命运恐怕是美国没有能力阻止的，除非美国永远驻军阿富汗，否则，这是早晚会出现的结局。美国人应该吸取的教训是，用军事力量去解决他国内部问题，往往会得不偿失，美国可以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优势去帮助他国解决外部问题，比如帮助良国击退邻居恶国的侵略，但是，要真正解决其他国家的内部问题，只能靠这个国家的国民自己。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去制裁恶国，或者从道义上声援他国人民争取人权和进步的行动，并接受在他国受到人权迫害的难民，而不是去做越俎代庖的事。美国人还需要做的，是反思为什么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美国会如此频繁地出兵中东地区？美国浪费了无数的钱财和生命，换来的为什么却是中东地区日益走向极端化？我认为，这些问题追根究源，应该从资本主义对金钱的无尽欲望以及不少美国人过度信奉资本主义至上论当中去寻找。

美国插手中东地区，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战后蓬勃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中东地区被美国政府视为关系到美国经济利益的重要地区，虽然美国军队直接出兵中东地区开启于九十年代初老布什总统发动的海湾战争，但是，美国插手中东地区政治早在二战刚结束时的五十年代便开始。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与英国军情处合作，在伊朗推翻了民选首相摩萨台，扶持起巴列维王朝。美国为巴列维国王沙阿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沙阿则在美国的督促下推行了一系列被称为是白色革命的世俗化政策，伊朗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世俗化程度高、经济兴旺发达的国家。

可是，沙阿的白色革命缺乏政治现代化的元素，事实上，美国人恢复巴列维王朝，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反动和倒退，摩萨台是通过民选议会推举成为首相的，他被英美视为敌人，主要是因为他提倡将伊朗石油资源国有化，虽然他承诺向英国人支付赔偿费，英国人却仍然不愿意放弃对伊朗石油业的拥有权。而美国人会参合到英国人的反摩萨台行动之中，既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今天，人们谈起美国，一般强调的是美国是民主国家，可是，这是到上世纪末才流行开来的讲法，美国曾经被苏联人称为是资本主义国家，可笑的是，许多美国人也一度将自己看成是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讲法实际上到今天在美国仍然颇有市场，有些美国人甚至把资本主义看得比民主政治还更重要，批准CIA卷入颠覆伊朗民选政权行动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正是其中之一。在艾森豪威尔的眼里，摩萨台国有化伊朗石油资源的举动等于是在从事社会主义，是向苏联靠拢，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自然有义务去打倒社会主义，哪怕这个搞社会主义的政权是民选的合法政权也在所不惜。伊朗的“社会主义”政权就这样被成功地推翻，美国心满意足，以为自己从此可以依靠中东地区埋头发大财。尼克松总统曾宣告说，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和另一个中东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是西方在中东地区所赖以依靠的两大支柱，美国向这两个国家购买了大量的石油，同时，美国也向这两个国家出售了大批的武器。问题是，两国都是非自由民主型的专制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变得过于强大，必定会给中东地区的未来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未来埋下危险的种子。

首先出问题的是伊朗。伊朗早在1906年就已经建立起一个宪法，明文规定王权必须受到限制，以及要建立议会议政，可是，伊朗人的第一次立宪尝试因1911年沙俄入侵伊朗而遭遇流产，不过，立宪尝试的一项重大成果-议会选举在伊朗被保留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二战结束后，伊朗首次限制住了王权，将执政权交到议会手中，可惜，不出几年，伊朗的立宪之火又被美国扑灭。美国人扶持起来的巴列维国王沙阿视宪法如废物，为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他建立起强大的秘密警察机构，严厉镇压政治异议者，伊朗知识分子也被严格地排除在参与社会和政治的大门之外。沙阿虽然在伊朗社会推动生活方式的世俗化，却没有树立起一套世俗化的、符合人性又有理性基础的现代思想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上，他依靠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传统的伊斯兰教，愿意服从国王的教士们会得到沙阿的赞许和扶持，这使得伊朗国民的思想水平普遍停留在低层次的宗教式思维方法上，很容易走极端。我曾经读过一本前霍梅尼政权外交部长写的回忆录，他评论起美国来，是简单的好人坏人模式，说美国二战以前是好人，二战后就变成了坏人。一个社会的进步，最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的进步，尤其是精英思想的进步，而思想进步需要有政治进步的配合，沙阿的白色革命却局限于物质和经济层面，极为表面浮浅，缺乏深厚的根基，注定会出问题。而不少美国人之所以看不到沙阿白色革命的致命缺陷，在于他们过度信奉资本主义至上的唯物论，以为只要有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1978年，伊朗爆发大规模的反专制群众运动，导致沙阿逃往国外，由于沙阿是美国人支持的国王，反专制运动就带上了强烈的反美色彩，曾经被沙阿驱逐出国的伊朗极端宗教异议人士霍梅尼被捧成了反专制反美的英雄和领袖，连不少伊朗知识分子最初也支持霍梅尼。可是，许多支持霍梅尼的人，眼睛只盯着他反什么，却没有去注意他提倡的是些什么东西。结果，伊朗的反专制运动被转化成一场伊斯兰革命，霍梅尼上台后，修改了伊朗宪法，将伊朗改造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伊朗被拖向了倒退。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也从此急转直下，霍梅尼的极端式仇恨语言，煽动起伊朗群众高涨的反美情绪，他们在革命期间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将66名美国人扣为人质长达444天之久，这就是著名的伊朗人质危机事件，伊朗从此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之一。可以说，伊朗走向极端化是美国中东政策失败的典型代表，而且，这个失败，不仅仅是对美国而言，也是对伊朗而言，是美国和伊朗的双输。

曾经被尼克松赞为是西方所依靠支柱的另一个中东国家-沙特阿拉伯，从表面上看，一直与美国保持了朋友的良好关系，可是，美国从九十年代开始面临极端宗教势力的恐怖主义威胁，其源头却恰恰来自这位美国的朋友-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敌人-伊朗没有多大干系。当然，恐怖主义行动并不直接出自沙特阿拉伯政府之手的操纵，却与沙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密切相关。与伊朗自1979年开始实施政教合一相比，沙特可是自古以来长期政教合一，而且，伊朗的伊斯兰国是共和国，有议会和总统的全民选举，固然，在一个政教合一、没有思想自由的体制下，所谓选举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选举，但是至少伊朗有民主选举的形式，而沙特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国王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国家，不仅没有选举，连一般现代国家皆有的内阁体制都不存在。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不仅其策划者和领导者宾拉登是沙特人，而且，十九名劫机者中，有十五位是沙特人，其余的是一位埃及人、两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和一位黎巴嫩人。可笑的是，小布什总统以反恐名义发动的主要战争，却是去打伊拉克，而川普2017年签署的穆斯林禁令，禁止的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利比亚、和也门公民进入美国，9/11恐怖分子所属国家一个也不包括在内，川普作为美国总统出访的第一个外国也竟然是9/11劫机者的主要来源国-沙特阿拉伯。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伊斯兰教本身并不一定会造成问题，问题出在穆斯林国家大多采用的政教合一政体。而且，伊斯兰教没有统一的教主，教派分支繁多，不同教派之间差异也较大，有些更温和一些，有些更加保守极端。伊斯兰教的最大两个流派之分是什叶派和逊尼派，同是什叶派或逊尼派，不同国家之间又常常会互不相同，同一个国家内还可以有不同流派或同一个流派下的不同分支共存。什叶派在伊朗、伊拉克、巴林和叙利亚等国占主导地位，逊尼派是伊斯兰教的正统派，80%多的穆斯林属于这一流派，参加9/11恐怖袭击的劫机者来源国中除黎巴嫩之外，其他三个国家-沙特阿拉伯、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皆为逊尼派占多数的穆斯林国家，黎巴嫩则为宗教多元化国家，穆斯林占国民的54%，其中逊尼派和什叶派大约各占一半，曾于1993年第一次尝试炸塌美国纽约世贸中心的恐怖分子尤瑟夫的来源国-巴基斯坦也是逊尼派主导的国家，最近成为新闻焦点的阿富汗也不出意外地属于逊尼派。总的来讲，什叶派比逊尼派更温和灵活一些，他们认为，对古兰经教义的解释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出现更新，逊尼派则思想上更为保守死板、更教条主义，9/11恐怖袭击劫机者均出自于这一流派绝非偶然。可以说，你如果在新闻上听到某个国家有穆斯林恐怖主义分子基地，这个国家的穆斯林十有八九是以逊尼派为主，因为提倡从事恐怖主义行为的极端教派，几乎都来自逊尼派。而不同国家的逊尼派中，沙特的逊尼派属于最老牌的极端保守派，宾拉登的基地组织和阿富汗的塔利班都是源自沙特逊尼派的极端教派。这些极端教派主张严格按照古兰经的字字句句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实施一些极其野蛮落后的法律，以建立起“最纯洁”的伊斯兰国。

照理，伊斯兰极端教派自古以来就存在，只不过以前他们被长期局限于角落，如今，这些极端教派能够向世界范围迅速扩散，吸引来足够多的追随者，给世界和平带来冲击，原因与沙特阿拉伯依靠石油发了横财密切相关。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伊斯兰教是全球范围内教民增加速度最快的一门宗教，许多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被穆斯林化，而且，新穆斯林绝大多数是逊尼派，这是沙特经济实力雄厚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沙特人借助于石油给他们创造的巨大财富，在世界各地开办宗教学校，向全球，尤其是向教育落后的不发达地区扩展影响力。阿富汗的塔利班正是沙特人开办的宗教学校的毕业生，塔利班的大部分成员是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难民营长大的人，从小上的是沙特人办的免费伊斯兰学校，所谓塔利班一词本意就是“学生”。在苏联入侵之前，阿富汗并不是一个极端宗教化的国家，这些由沙特人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学生”是导致阿富汗如今被极端宗教势力吞没的原因。不过，我仍然想要对阿富汗怀抱一线希望，希望美国的20年心血没有完全白费，但愿在美国驻军时代和网络时代条件下长大的更新一代阿富汗人能够最终战胜沙特人教育出来的阿富汗人。

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在另一个领域严重依赖于中东地区，即，中东地区是美国军火商出口武器的主要市场之一，源源不断从中东地区输出的石油所换来的硬通货被大量地花费在武器购买上，比如，沙特阿拉伯在人口排行榜上名列世界第四十一位，沙特的国防开支却名列世界第四。大量武器的涌入使得中东地区成为二战结束后战争爆发最频繁之地，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起，几乎每年总有一场战争在中东地区的某个地方进行着。这种现象应验了一种叫做“资源诅咒”的说法，即，一个地区的资源越丰富，当地人民所遭受的人祸灾难就越多。

“资源诅咒”之所以会降临中东地区，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英、美、俄等大国为自身经济利益而插手当地政治，甚至亲自参战，内因则主要来自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造成当地宗教势力过于强大，极端势力极易扩张。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美国人第一次亲身体验到穆斯林极端主义恐怖活动的可怕性，其实，穆斯林平民是最早也是最大的受害于穆斯林极端恐怖主义行为的人群，在一些穆斯林国家里，有些人为了杀掉一个与自己结下个人怨恨的仇人，可能采取将仇人所在楼房整个炸掉的极端手段来进行报复，他们丝毫不在乎这种复仇方式所带来的无数其他无辜生命的损失。人的行为极端，背后所反映的是他们头脑中的思想极端，宗教式思维正是一种很容易将人们推向极端化的思维方式，被宗教思维控制的人一般难以容忍不同意见，在价值判断上黑白分明，解决问题时倾向于选用简单强硬的极端手段，看人喜欢分清敌我，极端穆斯林分子不仅视基督教教徒为不共戴天的异己，对同属于伊斯兰教的其他不同教派的人也可能怀抱深仇大恨。

需要澄清的是，指出宗教式思维的祸害不等于主张禁止宗教信仰自由，防止极端式宗教思维主导人们头脑的最有效手段是，第一，废除政教合一体制，削弱宗教的力量和重要性，比如，土耳其也是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可是，土耳其实行的是政教分离体制，宪法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土耳其社会就相对比较温和世俗；第二，既给人们以宗教信仰的自由，又给人们以言论自由，鼓励有更好的意识形态思想被发展出来与宗教竞争。在西方社会里，虽然基督教广为流传，但是，西方有一个更好的世俗思想体系，即，以良知和理性为基础的普世价值思想体系，其巨大的吸引力使得大多数西方人，包括相当数量的基督教徒们及穆斯林们，自愿选择普世价值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主要思想基础。

还值得补充介绍的一点是，尽管沙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极其落后，沙特国王在保障国民生活条件方面据说做得还不错。我在美国遇到最多的中东国家移民是伊朗人，伊拉克、黎巴嫩、埃及、和阿富汗移民也都遇到过，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沙特移民，据一位在加州大学工作的朋友介绍，其所在校园里有不少沙特公派来的留学生。这说明沙特国内的生活条件应该还算舒适，因此沙特人并不爱移民。问题是，人是需要思想的高等动物，不会只满足于吃饱喝足的生活，如果好思想被禁止传播，坏思想就会乘虚而入。这些坏思想一旦碰到政治结构虚弱的条件，就有可能给当地社会带去灾难，并滋生出为恐怖主义输出服务的基地，阿富汗的情形正是如此。而沙特人热衷于传教，其本意并非要传播邪恶、制造恐怖，而是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人间最高真理，这与基督教徒热衷于传播基督教是一样的道理。只是沙特的政教合一体制和沙特过去几十年的辉煌经济成绩使得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得到了大量的金钱资助，其破坏能量便获得了致命的威力。

美国近年来大幅度减少了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的分量，可是，2019年美国仍然有11%的石油来自中东地区，以美国石油消耗的规模，这依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生意。而且，美国技术和美国经济模式对许多其他国家具有引领作用，使得石油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能源消耗的一种主要形式，虽然沙特阿拉伯如今向美国出口的石油比例已大大下降，但是，沙特依靠向欧洲、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出口石油，仍然维持着高经济水平。另外，美国作为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西方国家中抵制清洁能源技术发展最坚决、抵制势力最强劲的国家，使得清洁能源发展速度缓慢，难以成为主导，这种对清洁能源的长期抵抗给美国和世界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副作用，可以说，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思路和行为既害了美国人自己，也害了全球的人。今天的中国，却正在步美国的后尘，成为给中东地区送去大量财富的主要客户，这最后也必定会害人又害己。

总之，支持石油业、支持人类生活严重依赖于石油消耗的生活方式，既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加速恶化地球温热状况，也是在为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的崛起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