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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悠久历史的上海药物所】 - 单若水: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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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悠久历史的上海药物所!

单若水:剽窃

剽窃,一般是指抄袭别人的思想、言论和创作的产品而不注出其来源。与那些明火执仗打家劫舍者相比,剽窃者其赃物为思想和精神产物,虽属雅贼,其行为却也是偷盗和掠夺的一种方式,造成的伤害通常并不比前者小。

2020年4月30日,中科学院上海神经所杨辉,在《细胞》杂志上发表论文,报道了他们近期的一项实验成果:通过操控实验小鼠体内PTBP1 基因的活性,即可将神经系统内主要起支持作用的胶质细胞,转变为能够起神经信号传递作用的神经细胞。

无独有偶,2020年6月24日,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付向东教授,在《自然》杂志发表了学术论文,也证明在小鼠大脑中操控 PTBP1 基因能够制造大量神经细胞,恢复帕金森氏症小鼠的运动机能。

不同的实验室先后发表类似的科研成果,原本是稀松平常之事,但付教授却实名向中科院、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举报信,举报杨辉实验室发表的论文涉嫌剽窃和造假。

付教授的举报信声称,自己实验室早在9年前就发现,操控 PTBP1 基因能够将胶质细胞人工转化为神经细胞,并在2013年也已经正式发表了这项结果。当时他们发现,基因PTBP1在许多动物组织里都很活跃,而在神经细胞里活性却很低。根据这个发现,他们最终证明,如果人为把 PTBP1 基因的活性降低,就能强行改变细胞的命运,把很多其他种类的细胞转变成神经细胞。从那时候起,付向东实验室就开始探索这项研究发现的应用价值,经多年努力,历经坎坷,最终得到了可喜成果,并在2020年6月在《自然》杂志发表上述成果。

付教授在举报信中称,在此成果正式发表之前,他曾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上,多次报告此研究成果。尤其2018年6月,受邀在杨辉所在中科院上海神经所做了有关此成果的学术报告,并且和杨辉深入讨论,详细介绍了实验细节。为此他认为杨辉涉嫌剽窃他的研究思路,付诸于实施,并抢先发表。而杨辉旋即也发布公开声明,否认了付向东教授的指控,并回呛道: “难道已经公开发表的基因就可以霸占,不允许其他人用新的技术来尝试吗?这和大佬圈地有何区别呢?”

学术界通过审稿、学术交流等途径剽窃他人成果之丑行时有所闻,与抄袭、造假同为学术不端行为,为行内所不齿。按国际学术界的惯例,有此劣迹者一经查实,大多会被逐出学术界,完结学术生命。而在有特色的造假大国,此类丑闻却连绵不断,不仅有急功近利的寒窗学子,一大批教授、院士大佬也屡屡涉案。如早已被揭的丁祖诒、魏于全、贺福初、陈竺等,也有近年来才浮出水面的李红良、曹雪涛、韩春雨等。今年2月,超过400篇中国作者的论文被发现学术不端而被质疑,近期又有121篇论文被发现造假。如此惊心动魄之丑闻,成了国际学术界空前绝后的笑话,也折射出国内学术领域里急剧恶化的生态现状。

在国内,学术不端之所以“后浪推前浪”源源不断,就是学术不端几乎没有成本。而且涉案者往往会被层层护驾包庇,从来不会被认真追究,学术不端者嚣张跋扈、逍遥法外,而举报者如位卑无靠山反被打击报复,于是学术不端在国内早已见怪不怪了。杨辉是否剽窃,目前定论尚为时过早,也许是清白的,可即便是“罪证”确凿,按以往的惯例也会不了了之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笔者的学术生涯中,也曾近距离见识过剽窃丑闻,受害者是我曾经的导师黄先生。因是已过四十年之久的陈年往事,在具体细节上稍有模糊,当事人也早都谢世,无法再一一仔细求证,但事件的起因走向却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黄先生早年师从著名的天然产物化学家朱子清教授,作为朱先生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了贝母碱等一系列天然产物化学的研究工作,并做出了突出贡献,甚得朱先生赏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中,被朱先生带到条件简陋的大西北。有了朱先生等名家的加盟,这所地处偏僻的大学化学系,特别是天然产物化学专业在国内名声鹊起,到文革前,整体研究水平在国内已属一流,不遑多让北大等名校。可惜好景不长,在那场肃整知识分子和精英的“阳谋”中,朱先生和他带来的另一名助手陈先生同时被打成右派。同为右派的兰大副校长、化学家陈时伟被流放到夹边沟,差一点丢了性命,他们虽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但学术生涯几乎被划上句号。

朱子清教授专攻天然产物的分离、分析和结构鉴定,而黄先生从五十年代后期则逐渐锺情于天然产物的合成。在朱遭到肃整无法全力开展研究工作后,就独自将研究重点移向合成,先后完成了碘杂环化合物的合成研究、三尖杉酯类生物碱的合成研究和固氮酶活性中心化学模拟物的合成研究,居同期国际同类研究的领先地位。

1963 年国外学者首次从三尖杉和日本粗榧中分离得到三尖杉酯碱及三尖杉碱,1969 年确定了它们的结构。此后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三尖杉属植物,并从中分离到大量具有生物活性的生物碱。这些化合物对小鼠P388 和L1210 癌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于是在国际上许多实验室开始了化学合成和药理研究。

七十年代初,作为为数不多的科研课题之一,国内也开始了三尖杉酯碱的研究工作。按文革中的惯例,成立了由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医科院北京药物研究所和我校化学系三方组成的三尖杉酯碱类合成攻关协作组,高怡生和黄量分别领衔上海、北京所,黄先生则为我校首席。高、黄二位并非等闲之辈,在国内业界可谓名人、大咖。

高怡生,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学系,1950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任研究员、中科院药物所副所长,领导全所药物化学和天然有机化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在天然产物化学,特别是在肿瘤化疗药物研究和天然产物全合成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1978-1984年,任该所所长。还曾担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化学学报》、《药学学报》等专业期刊的编委,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化学学部委员。

黄量,1942年圣约翰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进入上海生化药厂工作,1946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化学系深造,1949年获该校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多所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56回国后入中央卫生研究院工作,1958年任医科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1960年任药物合成室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曾研制出“降压灵”,参加并指导了三尖杉酯碱的化学研究,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靛玉红衍生物新药“甲异靛”,肿瘤预防、治疗新药“维胺酯”和抗病毒合成新药“酞丁胺”等项目。黄量先生还是我博士论文的审稿人和答辩委员会主任,也算与我有缘。

据说当初组建协作组时并无我校,黄先生在一个偶然机会闻讯后,几经努力,死缠软磨,又由朱子清背书,极力推荐,加之在朱先生麾下已有的傲人学术成果,方才勉强被允入围。朱先生当时虽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在学术界的威望却依然不减当年,同行们都认他。

黄先生之所以不管不顾、几乎是厚着脸皮硬要挤入协作组,也是有自己的盘算的。从文革开始,大学教学、科研被封杀停顿已有多年,近日虽已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似乎大学还是要办的。但整个学校在军、工宣队的“领导”下,仍然是以阶级斗争,具体就是斗批改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那些平均只有小学水平的“工农兵学员”整天可劲地闹腾着。他们可不是仅来上学求知识,还要“管大学、改造大学”,在他们眼里,学校的臭老九们正是他们要“管”和“改造”的对象。因而黄先生所锺情、甚至成癖而为之痴狂的科研仍是禁忌,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顽固阵地”,无人敢于触及,更不敢解封。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虚度光阴,简直就是浪费生命。而如果能进入由“上面”支持的协作组,纳入国立科研项目,则可名正言顺地启动科研,一展身手,而且可以得到宝贵的经费和人员上的支持,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天赐的良机。

上海、北京的科研单位,虽也被文革搞得支离破碎、半死不活几乎散架,科研人员基本上都被流放到穷乡僻壤的农场、干校以强体力劳动来改造思想。但毕竟还没有被撤销,无论人员还是科研硬件也都是现成的。有了国家科研课题,一声令下立马可以运作起来,因而由高、黄牵头,科研班子很快就搭起来了,旋即开始有序运转。有幸被纳入团队者如同中了彩票大奖,不仅可以脱离苦役的折磨,还可以回城和家人团聚,其积极性无疑是高涨的。入选者除业务能力外,与领导的关系则是至关重要的。

可大学里,在当时条件下要拉起一支科研队伍却远没有如此便利,尽管有上面的红头文件,但层层的阻力和刁难还是疲于应对。尤其在人员的选择上更是限制诸多,经黄先生费尽精力,最后才勉强凑起了一个由两名教师,一个实验员组成的班子仓卒上阵。

在协作组,黄先生资历最浅,仅是讲师职称,又未曾出洋镀金,虽为后起之秀,年轻有为,但在国内有机合成化学领域还是籍籍无名。如今能有机会与两位前辈先贤共事,十分虚心,格外谦恭,工作也更加勤奋。他原本就是个工作狂,被文革耽搁了数年后能逮到此机会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工作劲头越发不可收拾。

由于文革的影响,课题起步的前期,国内科研水平较之国际同行相差甚远,在科研经费、资讯和设备、试剂供应等方面更是无法相比,困难重重,进展缓慢。和北京、上海大都市的同行相比,我校地处偏隅,各种条件又更逊一筹,当时我校还没有核磁、质谱等关键性大型现代仪器,一些主要样品都要送北京、上海检测,一些专用、特殊试剂也要去北京、上海定购、采买,耗时费力,其困难可想而知。

既然是攻关协作组,三方平日里就保持着常态联系和通报研究进展的“协作”,并互派人员到对方课题组学习、考察,以期取长补短,互通有无。黄先生先后派出助手到北京、上海进实验室学习,长达一年之久,他们也同时派人来我校观摩,相互切磋,受益匪浅。当时的学术界还是一方净土,学者们视学术操守和诚信为生命,严格恪守学术规则,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因而攻关组员之间的频繁交流,一片祥和,除互相学习、促进外,并无任何学术不端发生。

在前期的摸索中,黄先生几乎将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其中。他本就睿智聪颖,有深厚的有机化学功底,又在朱先生麾下锤炼多年,得其点拨和真传,加之拼命三郎般的勤奋,到底是功夫不负有心人,1973年 5月,他尝试把经典的“Reformatsky反应”用于生物碱的合成,率先成功地合成了脱氧三尖杉酯碱。脱氧三尖杉酯碱的研究得到文革后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

初试锋芒便锐不可挡,他的才能和勤奋得到回报,脱氧三尖杉酯碱的合成成功,为其他 4 种酯碱的合成提供了重要经验。随着文革后科研工作渐次趋于正常,科研条件的逐步改善和团队的壮大,他的团队陆续共合成了5 种,其中4种为世界上首次,该项成果曾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上海、北京的同行们也各有斩获,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相继问世,在此课题领域达到国际同行水平,这在文革中是少有的成绩。而且总体来说,在协作组里,我校的团队无论在成果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领先于上海、北京,由此黄先生脱颖而出,令行内刮目相看。当然以目前的水准来审视当年的那些成果,已属平常,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足以傲人的。

也许是迫切渴望成功,也许不甘落后于同行,急功近利的结果终于在协作组内出现了不和谐、甚至剽窃他人设计路线抢先发表的学术不端。

那是四人帮被一场宫廷政变绞杀、文革嘎然终结,中国进入一个曾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时间节点,按协作组的安排,黄先生去上海药物所进行学术交流。黄先生团队前期的工作,在协作组已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其青涩的资历远不及上海、北京的掌门,但傲人的成果却不容小觑,由此也得到了破格尊重和礼遇,每有新思路、新成果,总会及时被邀交流、讨论。这次交流是他对困扰整个课题的一个瓶颈有了解决方案,思路大胆,路线简介,应该是一个高水平的设计方案。

按惯例他毫无保留地介绍了整个方案,从文献的引用到具体实验的详细操作过程无一遗漏。与会者对此路线进行了深入讨论,从不同角度对其“评头评足”,提出了不少疑问和不同的见解,也有一些有益的建议和改进意见。因设计时就做了周密的考证和研究,来沪前又对同行们可能的质疑做了预案,黄先生轻松地一一做了解答和诠释。但毕竟这还只是纸上谈兵的理论设计,只有在实验室里成功地做出来才能算数。

但凡做过合成的都知道,在那个闭关锁国的年代,有时候一个课题的成败和速度,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得到一些关键和稀有试剂。在国外,一个电话隔日就会送达的试剂,在国内往往需要经过自己耗费漫长的时日,艰辛的多步合成方可得到。用当时的行话来说,就是不但要自己制备反应所需原料,有时候还要制备原料的原料,而且这些大量的额外工作根本无法写进论文。和上海、北京同行相比,地处大西北的黄先生更难,这次来沪就还有顺便采购和寻找所需试剂的使命。其中有的可以在试剂公司买到,一些买不到的特殊试剂还要凭原在沪的关系去寻找、讨要。

回到学校后,黄先生带领助手们夜以继日地忙碌起来,他设计的那条路线实施时没有大的问题,除个别步骤不尽完美、稍有改动外,进展顺利。就在胜利在望,实验即将完满收官之时,一篇以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李述文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发表了,其内容竟与黄前不久在上海交流时的思路完全一致。显然,李述文利用上海所的优越条件,全盘照搬了黄的设计路线,捷足先登,在黄之前完成了这一工作。这是明目仗胆的学术不端,妥妥的剽窃。

李述文应是上海药物所的研究员(现已无法查到他的详细履历),三尖杉协作组高怡生团队干将,其资历当比身为讲师的黄先生高出一截。此人曾与韩广甸等三人编著过一套三卷本的《有机合成制备手册》,堪比国际上流行的《Vogel‘s Textbook of Practical Organic Chemistry》。在鲜有外文参考书的当时,是国内有机化学实验室不可或缺的工具书,韩广甸(或李述文)的大名,成了这套书的代名词,因而李在国内有机化学界也算小有名气。

李述文的这篇论文是有关三尖杉酯碱系列中这个化合物的首次合成,而且方法新颖,总产率较高,发表后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和注意,在此后提及此酯碱的合成时,都归为李的首创,并自然地引用此论文。

黄先生生性憨厚,常年投身于科研,整日泡在实验室里,社交能力是其短板,平常难免书生气十足。看到李的论文蒙了,他没有料到同行中有人会如此卑鄙,吃此闷亏竟不知该如何处置。经咨询校内有关人士,又和团队成员再三斟酌,决定不能就此罢休,定要讨回公道。他们将此案上诉至上级部门,要求秉公处理,竟然长时间无人理睬,而且他们还被质疑名利思想严重,斤斤计较,这都是什么事啊!

其实这毫不奇怪,文革前国内就以突出集体功能,抹杀个人贡献的极左思潮统治学术界,对学术奖励制、成果、论文署名制采取全盘否定的政策。他们认为论文、著作署作者个人名号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其所持的荒谬理由是:难道农民要在粮食、蔬菜上署名吗?纺织工人要在布匹上署名吗?文革时,这一思潮更是登峰造极,那个时期能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科研成果,统统以单位或什么“协作组”、“攻关组”署名,没有参与者个人什么事。文革后这一政策才开始松动,逐渐能见到由作者署名的论文。

由于案情简单、明了,事实清楚,所有人证、物证都齐备无瑕,而且嫌疑人也是供认不讳,不表态,不处理,于情于理又都说不过去。于是,在他们不懈地坚持下,上面终于有了处理意见,但也只以李内部道歉了事,不要公开,更不必撤稿,要黄以大局为重,不再纠缠、提及。因为文革刚过,中国鲜有如此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问世,对于这种丑闻也只能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名誉为重,内部消化。并不许细究,也不得外泄,黄先生被打掉的牙只能往肚里咽。据说,李被迫所做的道歉,也是有恃无恐,振振有词甚为嚣张,没有一丝悔过和诚意,居然声称无论谁先发表都是为国争光,他并非为了个人名利,不应被视作剽窃,没有功劳也还有苦劳。看来他已不知世上还有羞耻二字,也许只是得了孔乙己老先生“读书人偷书不算窃”的真传罢了。

至于这个剽窃事件是李个人行为,还是集体所为,高怡生是否涉嫌参与其中就语焉不详了。按常理,高的团队成员发生剽窃他人成果抢先发表的恶性事件,作为掌门人他不可能一点不知情,至少应负纵下和失察之责。可叹上海药物所自此在同行中名誉扫地,直接当事人更为学界不齿。在协作组里,不仅我校黄先生的团队不再与其有任何瓜葛,北京所的黄量先生在事件的调查处理时亦秉公仗义执言,此后也不屑于继续与他们为伍。

虽然只是个别人的偶然一次行为不端,却引发了严重的后果,最终导致了协作组之间的互信和尊重荡然无存,本来坦诚的交流和无保留的通报自然也是嘎然而止。自此后各家都不由地扎紧了自己的篱笆,原来是互不设防、相互透明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现在则成了互相防备和竞争的对手,“协作组”从此也就名存实亡了,这就是剽窃的杀伤力。此后黄先生对李述文极其反感和鄙视,甚至将实验室存的那套《制备手册》也扔了出去。受此株连,我们这些研究生绝对不敢在其面前使用此手册。

“在人类诸多事业当中,科学探索是一种极端依赖交流、合作和分享的事业。在人类科学史上,除了极少数天才能够完全独立地做出一番成就之外,绝大多数时候,新的科学进展都离不开科学家之间密切的互动。很多时候,一个科学家的工作会建立在同行已经完成的工作的基础上,也会成为其他同行继续工作的基础;很多时候,一个科学家的工作要持续接受同行的建议和评价,帮助他持续修正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向;而在更多时候,科学家们在咖啡厅、酒吧甚至是海滩上的闲聊,会直接催生很多新鲜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研究思路。……而对研究思路,对研究想法的剽窃,是对这种交流、合作和分享的重大打击。”(王立铭,《造假、剽窃和荣誉:何谓科学研究》《知识分子》,2020年7月5日, https://mp.weixin.qq.com/s/sLad3MQTbiT-lEn33eSeYA)

题外话:由于在科研方面的突出成就,黄先生在文革后1978年的第一次职称评定时,被破格直接由讲师提升为正教授,并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第一批导师,1982年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我也有幸成为黄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1982年7月,作为访问学者,黄先生在美国工作了一年半后回国,他踌躇满志,计划开展多项高水平的研究课题。天妒英才,可惜的是同年12 月 24 日,他应邀赴广州参加中科院会议,因班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后发生事故不幸去世,终年 54 岁。假以天年,以他的才能和勤奋,在有机合成领域应该会有更辉煌的成就。1986 年我省科协在当地科学宫为他塑像,以缅怀这位献身化学事业的科学家。

四十多年过去了,经历史的尘封,已鲜有人还记得当年上海药物所的这件剽窃公案,这些年来是否又有什么新料也不曾关注过。岂料,后浪推前浪,后浪更比前浪猛,在武汉瘟疫失控的今年初,该所有人又勾结武汉病毒所的不肖之徒,联合上演了那场“半夜药叫”的闹剧,急急忙忙用几个小时的神操作,仅以细胞实验为据,就敢推出一款“双黄连口服液”的“特效药”,他们这哪里是在搞科研,简直就是谋财害命的罪恶勾当。

与此前后,该所中共党委书记、副所长耿美玉被PubPeer等举报,其有关阿兹海默新药“九期一”(甘露特纳,代号GV-971)的系列论文涉嫌造假。当然,像以往所有被举报的学术不端一样,经该所“自审”初核结果,“虽有瑕疵,但不存在学术造假问题”。对此结果人们只能呵呵!

近日耿美玉又被人在《Cell Research》上质疑举报(Yi Rao, 06 July 2020):“从这些论文来看,GV-971功效之神奇确实令人咋舌,既可在大鼠模型中治疗帕金森氏病、减轻东莨菪碱诱导的记忆损伤,也能够抑制由 H2O2 诱导的神经元死亡,还可在体外作用于星形胶质细胞等。GV-971涉及到如此不同的靶点及治疗机理,这不得不引发人们对它们可信度的担忧,在生物医学研究历史的研究中,‘从来没有遇到过一种药物有这么多治疗或缓解一种疾病的靶点。’”。只是不知道这次他们又会如何洗地、突围。

呜呼!这是怎么了?有学术不端悠久历史的上海药物所!

2020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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