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芸 只有放下杜尚，才能更接近杜尚2018-12-09

王瑞芸，江蘇無錫人，1985年獲得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史碩士學位，1991年獲美國俄亥俄州西方儲備大學藝術史碩士學位。旅居美國20年。現供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迄今發表的著述有：《巴洛克藝術》、《20世紀美國美術》、《美國美術史話》、《通過杜尚》、《戈登醫生》（小說集）、《美國浮世繪》（散文集），翻譯《杜尚訪談錄》。

《杜尚傳》

作者：王瑞芸

版本：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9月

《杜尚訪談錄》

作者：皮埃爾·卡巴納

譯者：王瑞芸

版本：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年6月

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杜尚對西方藝術進行了一場悄無聲息的“改寫”。他把繪畫從畫布上擺脫出來，在玻璃上作畫，又把現成品升格為藝術，對後來的行為藝術、波普藝術等產生了重大影響。但這並不是他想做到的。他所想要的，就是與一切事情保持距離，維護自己的自由，並對現有規則保持着一抹帶着少許不屑意味的平靜微笑。

所有藝術家都在談藝術

只有杜尚談人生

新京報：你是怎樣開始接觸並喜歡上杜尚的？

王瑞芸：我在1988年去美國留學，學習西方藝術史。當時中國藝術研究院交給我一個項目，要寫一本《20世紀美國藝術》，我必須把那個時段中美國重要的藝術家逐一弄清楚，杜尚不過是其中之一（杜尚是法國畫家，但他同時是美國公民）。那個過程很枯燥，也辛苦，因為每個藝術家各執一詞，看多了頭腦一片混亂。有一天，終於輪到杜尚了，我很沒精神地拿起一本關於他的書來讀，那是《杜尚訪談錄》，翻開第一頁，我就讀到採訪者問：“杜尚先生，回顧您的一生，什麼是您最滿意的？” 杜尚回答：“我很幸運……我從某個時候起認識到，一個人的生活不必負擔太重，做太多的事，不必非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車。幸運的是我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相當早，這使得我得以長時間地過着單身生活。這樣一來，我的生活比之娶妻生子的通常人的生活輕鬆多了。從根本上說，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則。所以我可以說，我過得很幸福……還有，我沒有感到非要做出什麼來不可的壓力，繪畫對於我不是要拿出產品，或者要表現自己的壓力。我從來沒有感到過類似這樣的要求：早上畫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畫草圖等等，我是生而無憾的。”這話對我猶如當頭一棒。在他之前，我閱讀的所有藝術家都在談藝術，只有杜尚談的是人生。在藝術史上沒有哪一個藝術家像他那樣，在藝術中先考慮的是怎麼活得好，藝術卻是次要的，這個讓我覺得太新鮮了，也太喜歡了。

新京報：作為杜尚的傳記作者，他人生的哪一部分是你最感興趣的？

王瑞芸：他時時保持警惕，一點都不肯讓自己的心失去自由，絕不讓自己的心受苦。

新京報：杜尚是個幽默的人，像你在書中所說，“有趣”是他生存的原則，這種“幽默”和“有趣”應該如何去理解？

王瑞芸：心頭無雜事，就有閑心旁觀了。人類成天瞎操心，急亂慌忙地做那麼多可笑之事，叫他看出來了，不發笑都難。

新京報：說到二十世紀的藝術，大家往往會想到畢加索，他對繪畫藝術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你覺得，杜尚和畢加索之間的區別主要在哪裡？

王瑞芸：畢加索注意力全在藝術——讓自己畫得好，杜尚的注意力全在人生——讓自己活得好。

對自己的保護 與一切人事保持距離

新京報：無論是在法國，還是1915年到美國後，杜尚與當時流行的繪畫流派（如野獸派、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等）及其代表人物多有接觸，其中有的人，如達利，還是杜尚的朋友，但他一直保持着“局外人”的角色，不過多參與其中，其中原因你認為有哪些？

王瑞芸：原因很簡單：做局外人最好，可以避免惹上是非。人是很麻煩的動物，一有了組織，勾心鬥角一定開始。讀一讀美術史，有哪一個號稱優秀的組織和團體中不吵架反目散夥的？杜尚的朋友們都看出，杜尚終身處於一種狀態：保持距離，對任何事情都是，包括對愛情。保持距離是對自己的保護。人不會保持距離，傷害馬上開始。比如失戀了，就會呼天搶地，甚至還自殺呢！哪怕是對親情的過分投入，全都能讓人受傷。因此說，做局外人就是保持距離，保護自己。再多說一句，一個人如果能對自己都可以做成一個“局外人”，那麼連生死都傷害不到他了。

新京報：1913年在紐約舉行的軍械庫畫展中，杜尚的《下樓的裸女》在觀眾中造成了轟動效應，這件事應該對杜尚產生了一些影響，你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王瑞芸：這個事杜尚自己是這麼看的：“這讓我一到紐約，對於美國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了。”這給他在紐約開始生活帶來了方便——是世俗利益上的方便。對此他不拒絕，因為沒有人願意自己生活上有不方便，畢竟，方便比不方便好。杜尚這個人從不用任何原則來拘束自己。他沒有說，啊，我這人不在乎世俗名利，我討厭它們。他是，來了，他接，沒有，他不求。這叫“無掛礙”，也叫不迎不拒，這樣就叫自在。人一旦有了智慧，做出來的每一件事都會合理，都不愚蠢。國內有個說法叫“隱性成功者”，對嗎？杜尚如果後來不成為名人，他依然是一個很棒的成功者，因為他處處不叫自己受傷害，處處做合理的事。一個人讓自己在每一件事上受益，還不是成功者嗎？

新京報：幾乎一生，杜尚都在用他“懷疑一切”的精神走在擺脫傳統繪畫的路上，這一過程大致是怎樣的？

王瑞芸：對我來說，杜尚的懷疑精神不僅僅在擺脫傳統繪畫這件事。雖然他對此力度最大，但他意不在此，藝術對他是個小事，他更在意一個大事，就是怎麼生活，怎麼活得明明白白。那麼第一件要緊之事，就是別被任何東西壓迫到自己，無論那是藝術、科學、政治、宗教……有再大名頭的東西他也必定先要考察，它們會不會對生命構成傷害——他的懷疑精神全從這裡來。只要被他看出有傷害，他全都拒絕接受。他對藝術的態度就非常清晰地反映了這一點： 你們都在說蒙娜麗莎是最好的，是要叫我膜拜下跪嗎？那不成！就往她臉上畫了鬍子……我們說特立獨行，就應該是指這種品質吧。

可這裡要強調的一點是，特立獨行是不必一定採用劍拔弩張的方式，可以非常溫和，甚至了無痕迹，就自己知道，先自己解脫，也一樣有效果，甚至會更有效果。因為這麼做你完全不會樹敵，人就不會對你產生對抗，不對抗，人就不會對你轉過臉去，興許還願意對你多看一眼……這就是杜尚的方式——“沉默，緩慢，獨處”，完全不表白和宣揚。因此西方人也奇怪：杜尚是西方藝術這隻水果籃中的一條毒蛇——他惹出了多大的事，讓西方歷史上輝煌的現代藝術貶值失效了，可是他終身沒有一個敵人，而且最終，大家一窩蜂跑去效仿他，現在還在效仿他。

新京報：從數量上來說，杜尚的作品很少，中間有長達二十年，幾乎沒有作品，你認為這是一種“無”，而且覺得“無”比“有”更高超，這如何理解？

王瑞芸：“有”是執著，“無”是不執著。不執著是不是比執著高超呢？因為不執著的心靈有自由，來去無礙。執著的心靈難有自由，因為他要“非如此不可”。在佛家看，執著都是“痴”，被視為人生的三毒——貪、嗔、痴——之一。杜尚比較厲害的地方是，他一生的行為盡量讓自己遠離這三毒。執著一定讓人受傷害，先傷害自己；如果你有一定權勢，就傷害一群人；如果身居高位，就傷害到一國之人……想想是不是？

至今沒有被超越

我們連超越他的念頭都不必有

新京報：現在看起來有些弔詭的是，杜尚的“反藝術”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看成是“藝術”，你怎樣看待這種現象？

王瑞芸：這個問題非常好，這涉及一個深層次。藝術界不變的軟肋是，一度拿寫實做唯一標準，後來拿抽象為標準，到了當代則拿反藝術再次做成一個標準。這已經成為人類的痼疾：一直在用同一個遊戲方式導致自己不停地輪迴，並在這種輪迴中受苦……一句話，把“反藝術”當成現在的藝術樣式，根本是沒有學到杜尚的真精神。

新京報：在杜尚的影響下產生了眾多新興藝術流派，如波普藝術、偶發藝術、行為藝術等等，你如何評價這些流派？這些藝術的創造者們是否成為了“杜尚二世”？如果沒有的話，原因在哪裡？

王瑞芸：這個問題杜尚自己也回答了，他在世時，波普藝術、偶發藝術、行為藝術都已經出現了，可是他說，“我從現在的年輕人身上沒有看到多少新的東西。”所以說杜尚至今沒有被超越。何必做“杜尚二世”？我們甚至連超越杜尚的念頭都不必有，杜尚做杜尚的，我們做我們自己的，想畫具象就畫具象，想讓藝術美就讓藝術美（只是別把自己喜歡的認定為藝術標準），為什麼一定要去學杜尚的反藝術？當杜尚成為現在權威時，只有放下杜尚才能更接近杜尚，因為你讓自己自在，不推崇權威了。

新京報：在藝術層面之外，您認為，杜尚崇尚的至簡生活方式，以及他看待人生的態度，是否對當下中國焦慮的大眾也有着啟示作用？

王瑞芸：他至少對我有用，我也曾經是個焦慮的人，接觸了杜尚，真有三伏天喝涼水的感覺。任何時候我讀一讀他，都能再次獲得這種“三伏天喝涼水”的感覺。大眾會怎樣，卻不是我能回答的，因為有人願意喝這杯水，有人不願意喝——認為杜尚不過就是個“法國混混”。我們每個人只能對自己負責，把自己這一生過好，對別人無害，就已經蠻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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