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的失敗源於制度滯後，所有變革都非常被動，在外部力量的推動下，不得已一點點做出改變。這種滯後導致了最終的滅亡。

觀念和利益的問題導致清政府的改革滯後

改革滯後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觀念的原因，沒有認識到世界的變化和現代化對中國的挑戰。二是利益的原因，現代性的制度改革影響到皇家的利益。

最早在鴉片戰爭的時候，林則徐就認為英國的武器那麼好，我們應該向英國學習。但是道光皇帝給了一個批示：一派胡言。事實上當時人們就是這種觀念。

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做了件在當時犯忌的事，他組織翻譯了《四洲志》。魏源在這個基礎上搜集更多的資料，編寫了《海國圖志》。這本書中最重要的一個觀點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認為中國還是在世界的中心，中國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武器不如狄夷，只要學習它的武器，就能把它打敗。

觀點出來，石破天驚，從朝廷到讀書人再到一般士紳，只要知道這本書的人，絕大多數都很憤怒，覺得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用今天的話說，你身為一個高級幹部，怎麼能主張全盤西化，所以《海國圖志》很快被禁了。

作為一個政府和狄夷打仗，它的武器比我好，把我打敗了，我要想辦法用他的武器，這才是一個正常的政府。但為什麼清政府就不允許？

華夏是世界的中心其他的國家都是狄夷

這裡我們要說到更深遠的一個傳統觀念，就是中國曆來所謂的國際關係，就是和東亞周邊國家的關係，而這些國家沒有一個比中國發達。無論是日本、朝鮮、越南，還是其他東南亞有些還不能稱之為國家的地方，都是在學中國。

所以中國從春秋時候起，就形成了一個觀念，叫做狄夷和華夏，把北邊的非華夏文化的稱為狄，把南邦稱為蠻，把西邊的非華夏文化稱為戎，把東邊稱為夷。

這種觀念在千百年里發展成一種很深厚的理論：只能用夏變夷，不能用夷變夏。只能我們去感染他們，改變他們，因為那些都談不上是文明。只有我們是文明的，不可能是我們向他們學習。

外交部一旦成立中國就不再是天朝上國

所以清政府是沒有平等外交這個觀念的。

直到1901年簽訂辛丑條約，在八國聯軍的強迫下，必須成立一個外交部，中國才有外交部。鴉片戰爭之後簽訂南京條約，開放南方五口通商，清政府用一個什麼機構和他們打交道？

清政府覺得自己還是天朝上國，不能用外交部，一旦成立外交部就標誌着自己不再是天朝上國了。但是英國的船炮又很厲害，必須得有一個機構來和他們打交道，怎麼辦？他們想了一個辦法，用地方官來跟他們打交道。

清政府覺得特別巧妙，自鳴得意，其實是被固有的觀念絆住手腳，非常缺乏遠見。

外交權應該是中央的，在近代中國這樣的環境下，哪個地方掌握了外交權，地方官的權力就會很大。所以袁世凱當了北洋大臣，北洋軍閥做大，而清政府毫無辦法。

所以究竟什麼是真正的愛國？什麼是真正的誤國？

是堅持中國有幾百年傳統，寧願打敗仗也不向狄夷學習，是真正的愛國；還是像林則徐師夷長技以制夷，承認東方有優長之處，是真正的愛國呢？

把盲目排外稱之為愛國，是中國近代的一個悲劇。

清政府的禁書成為明治維新的推動力

林則徐和魏源為啟蒙中國人編寫的《海國圖志》被清政府拒絕，卻無意中啟蒙了日本人，對日本的明治維新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被“天朝上國”的觀念所誤，清政府將這本書列為禁書，最後給自己挖了一個坑。

日本找了當時最了解漢語、學問最好的人來總編校訂《海國圖志》。這個叫岩谷宕陰的人翻譯完書，寫了一個序說：讀完這本書，我不禁為魏源感到悲哀，忠正之士，你寫的書，自己的君主不用，反而流落他邦，被我們日本人用了。

從1840年到1862年，22年時間，清政府什麼都沒有做，因循守舊、空度歲月。

所以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兩個不同國家，一個現代國家和一個非現代的國家之間的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都沒有給中國帶來多大震動，真正帶來震動的是甲午戰爭。

正如梁啟超說，中國四千年迷夢是甲午一役而震驚。

革命和改革的賽跑最終以清政府立憲失敗落幕

到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的時候，中國社會出現三種力量，一是清政府，力量最大，二是立憲派，三是力量最弱小的革命派。三者的政策互動決定了中國的未來，是用改革延續清政府統治，還是革命。而在當時，支持清政府的社會基礎階層都認為立憲假的。

1910年春天，當堅決反對同盟會的上海商會領導人集體加入同盟會革命黨的時候，革命和改革的賽跑基本上已經結束。

這七十年來制度非常滯後，清政府的改革每一次都是非常被動，無論是用器物、用槍、用炮、架電線、修鐵路、建海軍司令部，都是非常被動。 

清政府一次次錯失了最好的窗口期，總是在下一個階段才做上一個階段應該做的事。就像一個企業負了大量的債務，不願意付利息，最後必然破產。

體制的變革和調整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關鍵

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士紳開始投身現代企業，新聞記者、律師等職業出現。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型，就必然要求更深層次的改革。

否則，社會矛盾就會越來越尖銳。矛盾積累到最後，整個社會情緒就是寧願魚死網破、玉石俱焚而不願意接受改革。這種情緒占社會主導地位的時候，就為社會邊緣的革命黨人提供了一個舞台。只要時機合適，這些人一下子就會站到歷史舞台的中央，暴力革命就成了不二之選。

借用梁啟超1907年寫的那一句話：“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要真正的避免革命和暴力、維護社會穩定就需要不斷地進行體制的調整和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