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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秦始皇的幽灵与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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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秦始皇的幽灵与中国革命


Lin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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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秦始皇的幽灵与中国革命 (一)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一首诗批评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这首诗广为人知,却少有人重视它的意义。这是一首政治宣言诗,也是解密中国革命的一把钥匙。毛泽东在诗里借批郭沫若,公开宣示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就是做皇帝,而且是做秦始皇那样暴虐的皇帝,把秦始皇开创的封建专制制度延续下去。简单说,就是像袁世凯那样,复辟帝制。

这似乎很吓人。事实就是这样。早在1945年公开发表的《沁园春•雪》诗中,毛泽东就透露了这样的信息,立即被人们捕捉到了。当时主办大公报的王芸生写信给傅斯年,批评道:“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从1945年12月16日起,王芸生连续四天同时在《大公报》重庆版和上海版连载《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长文,说道:“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利益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

其时中共方面赶忙予以否认,拒绝承认诗中隐含的帝王思想,认为这是蒋介石政府对中共领袖的恶意攻击。此刻抗战刚刚胜利,中国前途未定,国共两党都在为争夺天下作准备,中共正以“民主自由”为口号笼络人心,当然要与“帝王”之类撇清关系。到了1949年之后,毛泽东就无所顾忌了,江山到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先是称万岁,后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公开为焚书坑儒辩护,赞美秦始皇,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比秦始皇更厉害,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个儒,他反右派一下子坑几十万。后又多次在不同场合为秦始皇翻案。再后来,1973年9月23日,也就是写诗批评郭沫若之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干脆坦承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到此为止,谜底完全揭开,毛泽东复辟帝制大功告成。尤其是诗中的两句话“祖龙魂死业犹在”与“百代皆行秦政制”说的更明白:“祖龙”是秦始皇的别名;“业”,基业,即“秦政制”;“犹在”,在哪儿?当然是现在,当下,毛泽东打下的江山,建立的政权,就是秦政制的延续。

关于这两句诗,还有另一种版本,改了两个字:前一句的“业犹在”改为“秦犹在”,后一句的“秦政制”改为“秦政法”。这一改诗的含义变得模糊不清,文字也不通顺了。秦王朝灭亡两千年,早就不在了,在的只是秦始皇创立的基业,即“秦政制”。而把“秦政制”改为“秦政法”,更是莫名其妙:“秦政法”是什么东西?谁能说的清楚?

凭毛泽东的文字功底和写诗作文的认真态度,绝不会写出这样不清不楚不通不顺的句子。这是别有用心的人企图篡改诗的原意,掩盖毛泽东复辟倒退的反动行径。这是徒劳的。毛泽东做皇帝,延续秦政制,不只是嘴上说说,更是在现实中实施,身体力行的。所谓“秦政制”的本质,就是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加个人独裁;做皇帝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生杀予夺,权力在我,横行无忌,作威作福。毛泽东不就是这样做的么?

“四人帮”垮台后,官方批判他们的文章,经常控诉“四人帮”推行“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路线”,疯狂迫害干部群众云云。这句话后半段正确,前边的主语错了。“四人帮”都是毛泽东提拔起来,为他做事的,用江青的话说,她只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咬谁就咬谁。“四人帮”无非一帮奴才而已,毛泽东才是制定路线、发号施令的主子,皇上。皇上不说话,他们敢擅自推行自己的什么“主义”、什么“路线”吗?看看刘少奇不按皇上旨意办事,不老老实实走社会主义道路,擅自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资本主义路线,最后落得什么下场?

不过,毛泽东复辟帝制,与袁世凯不同,没有昭告天下公开称帝,也没有举行登基仪式,没有戴皇冠,没有坐龙椅,也没有改年号,只是悄悄地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皇帝。袁世凯搞了那些形式,什么“洪宪元年”等等,惹得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皇帝没坐几天,落得身败名裂。毛泽东显然比袁世凯聪明。时代毕竟不同了,民主是潮流,专制不得人心。知道不得人心,还要做,就只能做事实上的皇帝,不能要那些形式。

那么,毛泽东是不是真的做了事实上的皇帝?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事例来证明。

譬如,每逢国庆日,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广场上总是人山人海,山呼万岁。这样的荣耀,除了皇帝,谁能享受到?

事实上,毛泽东享受的荣耀和尊崇,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也超过了秦始皇。有一首歌叫《东方红》,专门颂扬毛泽东,称他是“大救星”,比作“红太阳”,从1949年开始,天天唱,月月唱,年年唱,直到今天还有人唱,说是“红歌”。请问,历史上可曾有人为秦始皇或其它皇帝专门写一首歌,称他“大救星、红太阳”,天天唱,月月唱,年年唱,永远唱么?

到了文革时期,更厉害了。全国几亿民众,芸芸众生,不分男女老幼,像敬神一样,天天念叨吟诵祝愿这个湖南人“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是的,不是说一遍,至少说三遍,以示真诚。特别真诚的可以说许多遍,没有限制,上不封顶。譬如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们,仰望着城楼上那个胖子,不停口地一直重复说着这句话,嗓子都哑了,还在说,脸上的表情痴呆,像患了神经病一样。好像没有这个人,中国人真的就活不下去似的。这又岂是秦始皇能比的!

大凡做了皇帝,身份至高无上,享用的东西也是独一无二,平民用不上,叫“御用”。譬如皇帝喝的酒,叫御酒,专为皇帝酿的,别人休想喝到口。非此显不出皇帝的尊贵来。毛泽东既做了皇帝,用的东西当然也要独一无二。不说御用,那是形式,叫做专用。据说毛泽东用的筷子,就是有专人用一种特殊的很稀有的木头为毛泽东特制的。一般木头遇潮会腐烂,这种木头永不腐烂。毛泽东用的瓷碗,也是特制,叫做“主席专用瓷”,由湖南醴陵瓷厂专窑生产。1974年11月烧制出一批薄胎碗,碗内外用红月季、红芙蓉、红秋菊、红腊梅四种纹饰,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早前醴陵专窑就曾多次为毛泽东制作专用瓷器。1958年烧制过茶杯,1971年烧制过烟灰缸和餐具,1972年烧制过汤盘和平盘,1973年烧制过带盖的鱼盘。1975年春,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奉命研制新的“主席专用瓷”。根据毛泽东自己提出的要求,设计出两套瓷器图案,一套为梅花图,取“梅花欢喜漫天雪”之意;一套为桃花图,取“桃花源里可耕田”之意。桃花图由画师刘平继承父亲刘雨岑创作的“水点桃花”之画技精心绘制而成,集绘画、书法、篆刻、诗词于一体,风格独特,品味极高。毛泽东十分喜欢,赞不绝口。

这件事在正史上都有记载,从百度上就可以查到,官方没有屏蔽。但查不到为毛泽东制作“主席专用瓷”前前后后总共花了多少钱。毛泽东也不在意,从未问过,只管享用。说起来,皇帝嘛,整个江山社稷都是他的,用几个小钱还不是应该的?

皇帝在宫里住久了,喜欢到外面走走,四处巡游。各地官员会建造一些行宫,专供皇帝食宿之用。毛泽东也喜欢乘坐专列出游。他分封各地的诸侯们也为他建造了不少行宫别墅,据说有几十处。不错,毛泽东喜欢把他任用的地方官如省委书记们叫做“诸侯”。这些人来京开会,毛泽东就称他们是“各路诸侯”。这样称呼特别合适,合理,合法。有皇帝,有诸侯,就完美了。秦政制可不就是这样的嘛。可以想见,毛泽东站在“各路诸侯”面前,身为皇帝的他,说出这句话时,心情多么舒畅、自豪、得意、满足啊!

其实称不称诸侯不重要,这都是形式。毛泽东不注重形式,只享受实惠。然而偶尔有机会“形式”一下,也是很痛快的啊!不然袁世凯怎么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公开昭示天下,登基称帝呢?我想,在他戴上皇冠终于坐到龙椅上,让世人皆知他是皇帝的时候,他心里一定乐开了花,像喝醉了酒似的痛快。哪怕只做一天皇帝,也总算做了皇帝了,此生不虚也!

毛泽东故意在外国总统面前声称他做了皇帝,说“我也是秦始皇”,让世人皆知,传遍天下,大概也是这样的想法。这样做对他原有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有很大损害,这种损害甚至是毁灭性的。但他忍不住。尽管他已经得到了皇帝所能得到的所有实惠,却没有人知道他做了皇帝,心里有缺憾。形式给人带来的特有的满足感和快乐任何人都难以抵御,包括毛泽东。在皇帝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他宁愿选择做皇帝,而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各路诸侯建造的行宫,毛泽东十分喜欢,欣然享用,从不拒绝,也没有批评过他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合适。当然也不会问花了多少钱。心安理得。1960年,毛泽东自己又提出要求,让湖南诸侯省委书记张平化为他在韶山盖一座房,以备他退休后回来养老居住。毛泽东特别交代,弄个“小茅屋”就行。张平化领了圣旨,不敢怠慢,立马行动,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商议,房子怎么弄。其时恰逢大饥荒,饿殍遍野,粮食奇缺,物资匮乏,资金紧张,许多工程都下马了。但“小茅屋”是皇上钦定的工程,不能不盖,还要盖好。杨尚昆亲自担任工程督办,调来解放军工程兵,按高标准严要求建造。资金材料充分保障供应。1961年开工,62年就建成完工,进展神速,就是现在的滴水洞。工程总造价近一亿元。那时候的一亿元,应该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亿。“小茅屋”弄好了,里面的服务人员也配备齐全,毛泽东却没有来住。直到1966年7月份,毛泽东才到这里住了十几天,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来住过。

就为十几天的居住,大动干戈,搞这么大工程,花这么多钱,且正值大饥荒时期,这是干什么呀!纯粹的劳民伤财。

当年秦始皇建阿房宫,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会不会超过这个数?

各地诸侯们为毛泽东建的行宫别墅,许多是在大饥荒期间造的。算起来加在一起,应该是一大笔钱。如果拿这些钱换成粮食,能挽救多少农民的生命呵!

大饥荒期间农民吃不上饭,粮食供应紧张,毛泽东想了个办法,叫做“糠菜半年粮”,让有关部门只给农民发一半口粮,另一半吃糠咽菜,就行了。这的确是一条节省粮食的妙计。只是听起来不像是人的食谱,倒像是饲养牲畜,随便弄点什么东西喂一喂,不管能不能吃,总算喂过了。毛泽东身为“人民领袖”,也没有率先垂范,与人民同甘苦,试一试“糠菜半年粮”是什么滋味?

网上曾流传一份毛泽东在大饥荒期间的1961年4月26日使用过的食谱菜单,这份菜单是从一个在毛泽东身边做过服务员的人写的一本书上摘录下来,绝对真实,不是谣言。菜单上的食品种类极为丰富高级,有中餐,有西餐,各种肉类齐全,应有尽有:“这份菜谱包括七大系列: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类、羊肉类、牛肉类、汤类。毛泽东喜欢吃鱼虾,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而且风味独特,有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种类:蒸鱼卜丁,铁扒挂鱼,煎挂鱼,软炸挂鱼,烤青鱼,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第94页)

也有传说毛泽东有几天不吃肉,这有可能,但没有意义。毛泽东不是吃不上肉,上述那份菜单就是证明。几天不吃肉,只是作秀罢了。而且,不吃肉那几天,若是吃糠咽菜,还算是作秀;若是吃了别的好东西,连作秀也不算。只能算做作,伪善,自欺欺人而已。

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反彭德怀之前,会议气氛轻松愉快。李锐身为毛泽东秘书,去毛泽东住处谈工作。到了饭点,毛泽东留他吃饭,说今天吃熊掌,你要不要尝尝?李锐没吃过熊掌,就留下尝了尝。

熊掌究竟是什么食品,毛泽东为什么要吃熊掌,我不明白。上百度查了一下。嘿,百度还真是管用,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都有答案。关于熊掌的解释是:“熊掌为古代‘八珍’之一,早在周朝就被列为贡品来进献给帝王食用,是高级筵席上的名贵珍馔。熊掌异常珍贵,是因为熊掌味美汁鲜,营养丰富,非其它名菜可比。熊掌干制品富含大量胶原蛋白质、脂肪和无机盐。熊掌还是一种滋补强壮药,食之有滋补身体,增强耐力之功效。”

原来如此!熊掌本来就是专供皇帝享用的御用食材,毛泽东当然要吃。看来,凡是皇帝能够享用、应该享用的东西,毛泽东当仁不让都要享用,这才对得起皇帝的身份,此生不虚啊!

这件事是李锐在一篇回忆毛泽东的文章里透露出来的。遗憾的是,李锐品尝过“八珍之一”的熊掌后没几天,他就和彭德怀一起被认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沦为阶下囚,再也没机会去毛泽东那里品尝“八珍之二、之三、之四、之五”等等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珍奇美味,他也不能再透露出更多的宫廷秘闻了。

1959年是三年大饥荒的第一年。农民大批大批地饿死。毛泽东自己吃着熊掌,却让农民吃糠咽菜。由此足见皇帝与百姓的差别多么大,距离多么远。这时候再来听《东方红》的歌声“他为人民谋幸福”什么什么,就让人很迷惑:吃熊掌幸福,还是吃糠咽菜幸福?到底谁在为谁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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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秦始皇的幽灵与中国革命 (二)

毛泽东享有的皇帝特权远不止生活上的奢侈。更厉害的是政治方面。有一次毛泽东与刘少奇争吵时说了一句狠话:“我动一动小指头,你就完蛋了!”后来刘少奇果然完蛋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包含有非常丰富而残酷的含义:毛泽东拥有剥夺刘少奇生命的权力。刘少奇根本没有生命权,他的生命权是操在毛泽东手里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及其它中央领导人的关系,不是同志关系,也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君臣关系。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毛泽东显然认为自己就是皇帝,实实在在的皇帝,余者皆奴才,或奴隶,生杀予夺,皆由我便。

有人企图把刘少奇的冤死归罪于“四人帮”,这是徒劳的。1966年文革开始,刘少奇的身体是健康的,没有听说他得了什么绝症或其它病症,短短三四年之后,就一命呜呼,显然是人为迫害的结果。毛泽东不下令,谁敢迫害他?譬如邓小平,是与刘少奇并列的全国最大的两个走资派,毛泽东手下留情,不想让邓小平死,尽管“四人帮”对他恨之入骨,无奈毛泽东不发话,谁也不敢迫害他。邓小平一直活得好好的,毫发无损。

“我动一动小指头,你就完蛋了”这句狠话,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他是跟斯大林学来的。在苏联大清洗时期,斯大林对那些将要被清洗而又不肯低头认罪的人就是这样说的。赫鲁晓夫是知情人,把这句话写到了苏联的史书上。他是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讲到这个情节的。毛泽东不久就看到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报告。东方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收录了报告的全文。有心人可查阅该书第791页,赫鲁晓夫具体是这样陈述的:“斯大林习惯于这样说:‘我动一动小指头,柯秀尔就完蛋了。’‘我再动一动小指头,波斯蒂谢夫、邱巴尔就会完蛋了。’‘我再动一动小指头,沃滋涅夫斯基、库兹涅佐夫就完蛋了。’”

斯大林显然也是如秦始皇一样的暴君。斯大林说这些话的时候,可以想象他的表情似乎很愉快,语气也很轻松。随心所欲地剥夺这些人的生命,在他看来是一件无足轻重且有趣的事。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政治局委员、党的高级干部、将军元帅们,就像他饲养的一群小动物,只要他觉得不满意,都可以随便宰杀,让他们完蛋。大清洗时期,斯大林每天都要在一些枪毙人的名单上签字,以示负责任。他当然要负责任。一个名单上往往有几十或几百个人的姓名。这些人都是“人民的敌人”,至少斯大林这么认为,必须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

被斯大林消灭的也不都是“人民的敌人”。他的妻妹安娜•阿利卢耶娃写了一篇回忆录,内容涉及到她的姐姐和姐夫斯大林。她把书稿交给斯大林,让他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妥。斯大林看了十分恼怒:这个小姨子未经他同意,竟敢把他的事情写出来。像他这样伟大的人物,如神灵一般,岂能让一个普通人随便写写画画?不由分说,斯大林命令保卫部门立即把安娜抓起来,关进卢比扬卡监狱。不审,也不判,一直关着,到死也没有放出来。谁也不知道这个女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抓进来。也没有人敢问。安娜到死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得罪了姐夫。这个可怜的女人,就这样被斯大林轻易地消灭了。

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行为,很适合“杀人如麻”、“草菅人命”这样的中国成语。斯大林在杀人方面的暴虐残忍,丝毫不亚于希特勒。斯大林如此疯狂地杀人,只为一个目的:巩固他的权力和权威。事实上所有的专制独裁者都是这样。秦始皇焚书坑儒,无非就是为了巩固他的权力权威。毛泽东对此却很赞赏。这就是说,一个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权威,无论杀多少人,多么残忍,都是合理的,应该的,可以原谅的。因此毛泽东推崇秦始皇,称他是“英雄”。也因此毛泽东不同意完全否定斯大林,一定要三七开,认为斯大林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甚至警告党内同志:否定斯大林,就等于否定我们自己。这句话很有意味。这似乎是说,我们做的事情和斯大林一样;斯大林做过的事,我们都会做,现在没做,将来也要做。斯大林在苏联主要做了两件坏事:一是强制农民搞集体化,饿死了几百万人;二是大清洗,受难者也有几百万。这两件事毛泽东果然都做了。毛泽东强迫农民搞合作社、人民公社、大食堂,饿死了几千万人,比斯大林更甚。大清洗毛泽东搞了好几次。第一次是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接着又在全国搞“肃反”,清洗对象是所谓“反革命分子”,涉及几十万人;第二次是57年“反右派”,清洗对象是民主党派和所有具有民主意识、民主思想、民主倾向的人士,受难者也多达几十万;第三次是66年文革,清洗对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反对派,结果如叶剑英所说,“斗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 ,同样远超斯大林。

看得出来,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政治路线和理念及所作所为完全一致。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看到斯大林亲自编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书中记录了斯大林如何整肃党内反对派,取消党内民主,建立独裁统治的全过程。毛泽东如获至宝,看了好多遍,受益匪浅。如果说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好学生,应该不会错。斯大林去世时,毛泽东还掉了眼泪,可见情谊之深。

毛泽东把杀人如麻的斯大林吹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当然觉得自己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毛泽东有时候也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称呼很别致,也很荒诞。只有毛泽东这样狂妄自负、无法无天的人才会说出这样荒诞不经的话。马克思和秦始皇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在政治上是完全对立的。秦始皇是专制暴政的象征,杀人不眨眼,毫无人性。他的暴虐残忍不是一般人能比。举个例子来说吧。公元前238年,秦始皇发现他的母亲有奸情,还生下两个孩子,十分气恼,便用车裂的酷刑将奸夫处死,母亲迁到外地囚禁起来,两个私生子也装在布袋里摔死。有人谏言,认为这样做不妥,太残忍,秦始皇就把他杀了。又有人谏言,又杀死,接连杀了二十七个。这时有个叫茅焦的山东人就此事再次向秦始皇进言,说:“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

把马克思与秦始皇捏合在一起,首先是对马克思的侮辱。马克思毕生的努力,都是为了人类的自由幸福。实现自由幸福的前提是打碎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权,实行人民自治,不允许任何统治者凌驾于人民之上。马克思、恩格斯盛赞的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的政权。所以说,专制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头号敌人。马克思对专制制度深恶痛绝,他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兼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页) 他还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1页)这些话恰好对上述秦始皇和斯大林的杀人暴行加上了一个精辟的注解,即:专制者干的任何坏事都与专制制度有关,专制乃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

由此可见,斯大林绝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当然也不是。

一个对秦始皇和秦政制推崇备至、立志要做皇帝、做秦始皇第二且果然实实在在做了皇帝和秦始皇第二的人,却声称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是不是很滑稽,很可笑,很荒唐呢?如果真是这样,秦始皇不也可以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被拯救,被解放,已经站起来,幸福无比了,那又何须劳烦毛泽东于今再来一次呢?

如果一定要在秦始皇前面加个什么东西,应该是斯大林,不是马克思。说毛泽东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就很恰当,名副其实。

有人会说,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消灭了私有制,搞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不就是马克思主义么?

不是的。前面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包括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部经典著作的末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人们成为“自由的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为公有制而公有制,公有制只是一种手段,自由才是目的。而人的自由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实现。所以民主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理念。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自治政府,如巴黎公社那样。原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反思文革时说过一句话:“民主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理念。”非常正确。有民主自由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排斥民主自由就是排斥马克思主义。反对民主自由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最大错误就是抛弃了民主自由,实行一党专制。毛泽东又取消了党内民主,恣意妄为,称皇帝,搞秦政制,中国实际上又回到古代王朝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时代。人民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利,连人身自由和生命权都没有保障(譬如刘少奇)。在如此严酷而恐怖的专制制度下实行公有制,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公有制”决不是朝向社会主义的进步,也不会给人民带来自由幸福,只能倒退到奴隶社会,使人民遭受的压迫更惨重,生活更痛苦。这个事实不是已经出现了么?在苏联和中国,当人民的财产、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统统被剥夺,变的一无所有之后,只能靠政府供养,才能有一口饭吃。这不就是奴隶么?奴隶就是一无所有,靠奴隶主养活,吃了饭给主人干活。不同的是,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有很多奴隶主,现代一党专制下的公有制社会只有一个奴隶主,就是国家,或执政党,或执政党的党首。就说农民吧。实行了公有制之后的中国农民,被圈养在“人民公社”这个体制内,每天早出晚归干活,为国家生产粮食。国家只给他们留下一点口粮,其余全部拿走。这样的生存状态跟奴隶有什么区别?口粮留多少,国家说了算,农民没有发言权。留多多吃,留少少吃,或者“糠菜半年粮”也可以,或者半年粮也没有了,只能饿着。饿急了想去逃荒都不行,只能呆在人民公社里,画地为牢,死活不能动。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不就是这样发生的么?

一个印度学者认为,中国大饥荒能延续三年之久,是制度原因,否则不可能。说的很对。这也证明马克思的论断多么正确:“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

大饥荒起源于浮夸风。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上意,虚报粮食产量,放卫星,亩产万斤粮、十万斤粮等等。有关部门就按虚报的产量制定很高的征购任务。比如实际亩产400斤,按百分之二十五的征购率,交一百斤就可以,剩余三百斤供自己食用。若虚报亩产一万斤,就要交2500斤。农民把收获的400斤粮食全部交上去也完不成征购指标。官员们认为农民狡猾,不老实,瞒产私分,把粮食藏起来,不愿意交给国家,就派人到农民家里挨户搜查,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有一粒粮食就拿走。农民稍有阻止反抗,就被当做反革命抓起来,捆绑吊打,或关进监狱。其实这些官员不是外星人,农民一亩地实际产多少粮食他们很清楚;征购指标虚高,农民根本不可能完成,他们也很清楚;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搜光抢光会产生什么后果,他们更清楚,但他们还是要这样做,像土匪一样闯进农民家里搜抢,眼看着农民两手空空没东西吃,一个个饿死,完全丧失了人性。

这情景很可怕,不由让人想起杜甫的《石壕吏》诗。诗中说的是抢人,抓壮丁,抓走一个人,家里其他人还活着。这些共产党的官员们是抢粮,抢光了,一家人都要饿死。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讨上级欢心,让上级满意,而不管农民死活。

这也再次证明马克思论断的正确:“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兼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为什么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因为专制制度是压迫人民的,专制就意味着压迫,把人民当做奴隶来驱使,奴役。人民不甘于压迫,就要反抗。专制者要遏制人民反抗,必然使用暴力来镇压。既要动用暴力,就不能有人性,只能张扬兽性。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宣传口号:“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还有“我动一动小指头,你就完蛋了”之类。

一般来说,面对大饥荒这样巨大的人为制造的灾难,一个国家领导人会觉得痛心疾首,羞愧难当,不用别人指责,自己就会无地自容,引咎辞职。毛泽东可不会这样。他不认为饿死几千万人有多大了不起。更不会引咎辞职。就算有点问题,也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事。毛泽东也从来不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反而把这当做经验介绍给波尔布特,让他在柬埔寨如法炮制。如同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好学生,波尔布特也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他同样搞一党专制,毫无人性,兽性十足。他以极其残暴的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搞公有制,消灭城乡差别,把城市居民统统赶到山区,甚至取消货币和商品交易,同时疯狂地屠杀知识分子和不同政见者。结果同样给柬埔寨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毛泽东却很高兴,大力支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泽东当然不觉得波尔布特杀几个人有什么大不了,就像他不觉得斯大林杀几个人有什么大不了,大饥荒饿死几个人有什么大不了一样。那也无非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事。波尔布特赴京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赞叹说:“你做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啊。”美国耶鲁大学教授Ben Kiernan写的书《波尔布特政权》透露,仅1975年,中国就向柬埔寨提供了20亿美元无息贷款和价值400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这些物资是作为“礼物”无偿赠送给波尔布特,以表扬他的政绩,维持他的统治。毛泽东似乎很看重这个柬埔寨年轻人,在他身上寄予无限希望,觉得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可以磅礴于全世界了。但是,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波尔布特的事业就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身败名裂。毛泽东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波尔布特暴虐无道的杀人罪行,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认为他的问题不是一个指头,也不是九个指头,而是赤裸裸的严重的犯罪行为,是“反人类罪”,最终受到了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这大概是毛泽东料想不到的。他的在天之灵若能感知到这件事,不知会做何感想。作为波尔布特的教唆犯,他会觉得有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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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秦始皇的幽灵与中国革命 (三)

邓小平在评论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时说过一句话:“不要把毛泽东的错误归咎于他的个人品质。”这似乎是说,毛泽东的个人品质没问题,光明磊落,高风亮节,无可指责。

真是这样吗?我们可以举两个事例来看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如何。

一是西路军事件。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将张国焘调离四方面军,来中央任职。尔后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直接指挥四方面军,命令徐向前率部渡过黄河西进新疆。后又多次发布电令控制西路军的行止,忽东忽西,捉摸不定,导致两万多西路军在与马家军的战斗中进退失据,全军覆没。这件事与张国焘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毛泽东错误指挥的结果。毛泽东却在西路军失败后把责任扣到张国焘头上,大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张国焘不知道西路军怎么失败的,解释不清楚,被搞的灰头土脸,一蹶不振,中央的职位也被取消了。从此毛泽东少了一个党内的竞争对手。

用嫁祸于人的手段栽赃陷害,排斥异己,是一种什么品质?是好的品质么?

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严重事件。失败的原因不是指挥员战术上的失误,而更像是有意为之,如有些人所说,是借刀杀人。这样说有证据么?当然有,就是毛泽东发给西路军的一系列电令。这是最强有力的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也推翻不了且无法狡辩的证据。从徐向前接到毛泽东代表军委发出要求西路军渡过黄河的第一封电令起,直到全军覆没,西路军的一举一动,都是按照毛泽东的电令行事。毛泽东不允许徐向前有丝毫的机动指挥权力。毛泽东的所有电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西路军限制在一个地方,前不能进,后不能退,不能自由行动,只能被动挨打,让马家军的骑兵反复杀伤。马家军有后方支援,有源源不断的后勤供应,徐向前没有。西路军损失惨重,部队减员得不到补充,伤者得不到救治,最后陷入绝境,弹尽粮绝。徐向前要求派兵支援,毛泽东不给。徐向前要求突围求生,毛泽东依然严厉拒绝,命令他们必须在原地坚持,“创建根据地” ,否则就是“右倾逃跑主义” 。“右倾逃跑”既不能,全军覆没就是必然了。

我看到过一篇研究西路军的文章,说毛泽东指挥西路军失败,是因为当时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还不成熟,没有达到后来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这是避重就轻。前面说过,西路军的失败不是一般的战术指挥失误,不是指挥员的能力欠缺所致。尽管我也不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有多么了不起,就把三年解放战争算进去,毛泽东也没有达到人们所吹嘘的“用兵真如神”的地步。举一个例子说,用兵之前,先要知己知彼,再决定用兵还是不用兵,或怎样用兵。这应该是用兵打仗的人起码应有的常识。而毛泽东从来没有和美国人打过交道,更没有和美军交过手,就敢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冒冒失失地派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跟美军作战,结果碰了硬钉子,吃了个哑巴亏。说“哑巴亏”,是吃了亏,不能声张,打掉牙齿往肚里咽,还要说自己没吃亏,打赢了。朝鲜战争究竟谁打赢了,是志愿军,还是美军,毛泽东心里最明白。1957年7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来访的苏联领导人米高扬,谈到朝鲜战争,懊恼地说:“朝鲜战争是个错误。绝对错了。”如果志愿军打赢了,没吃亏,完胜,毛泽东绝不会懊悔,更不会在外国人面前承认“错误”。当然,毛泽东这段话从来没有公开过,这是曾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在回忆录里透露出来的。

还有一个事实是,从朝鲜战争之后,毛泽东再也不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种毫无科学根据的狂言,反而说:“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也要有一个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空军。”

毛泽东贸然出兵朝鲜,是犯了轻敌和自负的毛病。但毛泽东指挥打仗,并不愚蠢。一旦局势对自己不利,陷于被动,马上拔脚就走。用他的话说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种战术也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古代兵书上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是这个意思,也是军事常识。“走”就是逃跑,先脱离险境,保存有生力量,以利再战。红军长征就是逃跑。在江西根据地待不下去了,不逃跑,就要被消灭。跑到贵州遵义,毛泽东接手红军的指挥权,也没有停留在遵义坚持创建根据地,而是继续逃跑。不逃跑还是会被消灭。当西路军陷于绝境,徐向前要求突围求生时,毛泽东严词拒绝,斥之为“逃跑主义”,是他忘了“打不赢就走”这条妙计吗?当然不是。就在毛泽东指挥西路军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同时,他正在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收入毛选四卷,文中论述红军的作战原则,明明白白写有“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一条。毛泽东给西路军的电令恰恰违背了他认可并一直遵循的作战原则,其意欲何为,傻子都明白。

毛泽东有意置西路军于死地,当然是有原因的。此前长征期间毛泽东与徐向前在草地分兵,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有“武力解决”中央的企图,要求徐向前率部(就是后来的西路军)与张国焘分离,跟随中央红军一起北上。徐向前没有答应,觉得四方面军不能分裂,率部南下与张国焘会合了。于是毛泽东认定徐向前是张国焘的死党,倘有“武力解决”的事情发生,徐向前也会积极参与。报复心极强的毛泽东就把徐向前及其所部当成了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从一开始,毛泽东在革命队伍内部就搞专制独裁,就有皇帝意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早在江西根据地时期,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与江西根据地创始人李文林率领的红二十军产生了矛盾分歧。李文林对毛泽东的专制霸道作风不满,只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领导人,不愿和毛泽东共事。毛泽东勃然大怒,便以“反AB团”的名义整肃李文林。这一次不是借刀杀人,而是亲自操刀。他污蔑李文林是“AB团”的“总团长”,将其逮捕枪毙。又以开会名义将红二十军副排级以上200多名干部诱捕缴械,押到一个河滩上,统统杀死。据目击者说,河水都被染红了。史书上称此为“富田事变” ,却没有写出事实的真相。

“AB团总团长”当然是莫须有的罪名。“武力解决”也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至今也查找不到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的实质性证据,只是传言和猜测。而两万名西路军将士的头颅却实实在在被马家军的大刀砍掉了。而后又诿过于张国焘,说是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导致的。既报复了徐向前,又整倒了张国焘,一箭双雕。毛泽东排除异己、党同伐异的手段的确高明,也很毒辣无耻。只是不知道,毛泽东这样做的时候,是否顾及到那两万名西路军将士的惨死多么冤枉,多么无辜,多么可怜。如果他根本就不去想这个问题,或者想到了也觉得无所谓,那该是多么残忍冷酷可怕的一颗心呵!

二是彭德怀冤案。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诬以“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 、“里通外国”等罪名遭到猛烈批判,罢官撤职。此后“彭德怀”成了一个可怕的名字。那时候我还小,刚上小学。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可怕,听到他们的名字,就会想到“反动、反革命”这样的字眼。这个人是胡风。许多年之后,这两个人都平反了,什么罪名都没有,而且他们都是极其忠诚、正直的人。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样好的人没有得到好报,反而受难?

许多人认为彭德怀受难的根源是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对大跃进的缺点提出了批评。其实那封信没有一点问题。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彭德怀,谈到大跃进和庐山会议的旧事,说了一句话:“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毛泽东还让彭德怀去西南三线工作:“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这件事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都知道。这说明彭德怀没有问题。毛泽东也承认了彭德怀没问题,等于给他平反了。蹊跷的是,一年后文革开始,彭德怀又莫名其妙地被红卫兵从四川揪回北京,受到残酷的批斗和殴打,遭到非人待遇,含冤去世。现在我们知道,毛泽东和彭德怀谈话时,他正在炮制批《海瑞罢官》的文章,紧锣密鼓地筹备文革。《海瑞罢官》就是针对彭德怀的。彭德怀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离开北京,刚刚到达四川成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就发表了。彭德怀看了文章十分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毛泽东在文章发表前把彭德怀调到西南,是担心彭德怀在北京,看到文章后闹起来,局面不好收拾。毛泽东和彭德怀谈话是很虚伪的。他并没有打算放过彭德怀,只是先稳住他。“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是毛泽东后来批判林彪的话语,他对彭德怀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唆使红卫兵揪彭德怀回京批斗,是毛泽东干的吗?这毫无疑问。资料显示,揪彭德怀的红卫兵接受的是戚本禹的指示,后来戚本禹交代,他是按江青的指示做的。至于江青受谁的指示,资料上就不显示了。但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问题。红卫兵揪彭德怀坐的是火车。到达北京时,周恩来亲自去接站,带着卫戍区的几个领导。红卫兵将彭德怀交给周恩来,周恩来还郑重地给他们写了收条,然后把彭德怀交由卫戍区监管。这说明,周恩来也参与到这件事当中了,而且是主角。当时刘少奇邓小平都已垮台,周恩来事实上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除了毛泽东,谁能支使周恩来做事情?而彭德怀是毛泽东之前钦定放到西南去的,没有毛泽东的指令,周恩来或江青敢擅自把彭德怀揪回北京,关押、批斗、殴打、迫害致死么?

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究竟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怨,有什么刻骨的仇恨,使得彭德怀已经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撤职,批倒批臭了,毛泽东还是不肯放过他,还要再整他一次,一定要将他置于死地呢?

我看到过一份资料: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文工团回国,被安排在中南海,专为中央领导人演出。中央机关经常举办舞会,伴舞的就是文工团的女演员。当时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也住在中南海内。有一天,一个文工团的女演员突然找到彭德怀,向他哭诉,说她在伴舞时被一位领导欺负了。彭德怀曾任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算是文工团的老领导。女演员希望老领导能为她做主。彭德怀怒不可遏,当即找到毛泽东,面对面斥责他:这是共产党人应该做的事情吗?毛泽东突然遭此诘问,无言以对,很尴尬。而后彭德怀又下令,志愿军文工团立即解散。中南海因此冷清了几天。

这件事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彭德怀也没有继续追究这件事。毛泽东当然平安无事。彭德怀似乎也无事,继续做国防部长。中南海很快又热闹起来。身为公安部长,又被称为毛泽东大警卫员的罗瑞卿又搞了个演出班子为领导们演出,伴舞,舞会照常举行。

彭德怀大概想不到这件事会产生什么后果,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命运。事实上他闯了大祸。我看到这个资料,立刻明白了彭德怀受难的真正根源所在,毛泽东一直不放过他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件事。至于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的那封信,无足轻重,毛泽东只是借那封信做文章,横生枝节,罗织罪名,报复彭德怀。如同狼要吃羊,就说羊把水弄浑了一样。后来毛泽东和彭德怀谈话,说“真理也许在你那边”,等于承认了那封信没问题。毛泽东公开说过:有人伤害了我,我会先忍着,不发作,等待机会,机会到了,我就会反击,一击制胜!彭德怀找上门,劈头盖脸地训斥他,像训斥一个干了坏事的小流氓,不给他留一点面子,毛泽东觉得这是对他严重的冒犯。毛泽东也不认为他干了什么坏事。他是皇帝,皇帝就是无法无天,什么事都可以干。皇帝可以管任何人,而任何人都不能管皇帝!彭德怀敢来管教他,这是犯上,死罪呀,岂能容忍?不除掉这个人,他的皇帝就做不安稳。由此毛泽东认为彭德怀脑后长有反骨,不肯臣服,有谋反弑君之嫌。他跟身边的女服务员说,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得华,就是想得到中华,当皇帝。毛泽东自己想当皇帝,也确实当了皇帝,就总是怀疑别人在觊觎这个位置,想取而代之。这就是典型的皇帝心态。

换是别的领导人,碰上这种事,大概都不会像彭德怀那样去冒犯主子。他们会好生抚慰女演员,让她以大局为重,不能损害党的领导人的光辉形象,再从别的方面给她补偿,破格提拔一下,或者开后门让她上大学,等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你好我好他也好,大家都好,天下太平!

彭德怀这件事是不是做错了?当然不错。一点也不错。他是凭着善良、纯洁、嫉恶如仇、不畏权势的本能做这件事,不是基于某种利益的考量。他没有故意冒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是有意让毛泽东难堪。他也没有把毛泽东当成主子或皇帝。这是彭德怀和别的领导人不一样的地方。彭德怀太单纯了。别的领导人都看出来毛泽东事实上就是皇帝,不能冒犯,只能严守为臣之道,唯唯诺诺,恭恭敬敬,低眉顺眼,小心侍奉。在1937年西路军事件之后就与毛泽东分道扬镳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这样说:“毛泽东一生盗用共产党的招牌,满脑都是帝王梦。在他以下所有干部,都是他随时任意取舍的工具。人民在他心目中,一如草芥。”这里边数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对毛的政治本质看得最真切透彻。林彪在《571工程纪要》里揭露毛泽东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彭德怀却看不透这些。他不知道毛泽东是以皇帝自居的。他觉得毛泽东是党的领袖,也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人,有错误也可以批评。共产党不是天天宣扬“批评和自我批评”吗?不是天天宣扬“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吗?这些话不都是毛泽东亲口说的吗?于是彭德怀就毫不犹豫地去批评了。

彭德怀做这件事跟他的平民出身可能也有关系。彭德怀是农家子弟,家境贫寒,小时候历尽苦难艰辛,备受豪强欺凌。这些经历在他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使他对平民百姓和弱者始终怀有同情和怜悯。女演员也是普通人,而且受了欺负,他不能不管。他本能地认为,任何人都不能欺负别人,任何人干了坏事,都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他就这样做了。他以为毛泽东听了他的批评,会感到惭愧,无地自容,痛改前非。绝不会报复他。他想象不出毛泽东报复他的理由。他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以为毛泽东是像他一样善良、纯洁、正直、单纯的人。

因为这件事,我对彭德怀的敬仰增加了十倍。如果世上真有圣贤,彭德怀就是。圣贤不是十全十美,没有缺点。彭德怀也有缺点。但圣贤能达到的道德和精神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从这件事看出来,彭德怀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的心灵是透明的,思想是纯净的。他有一颗孩童般的赤子之心。他做事情没有心机城府,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把彭德怀和毛泽东放在一起比较,很能显示出两个人品质的高下:谁光明磊落,谁卑鄙龌龊,谁高风亮节,谁阴狠歹毒,一清二楚,泾渭分明。

彭德怀跟明朝的海瑞真的很相似。他们都因骂皇帝而获罪。海瑞骂皇帝昏庸,彭德怀骂皇帝无耻。海瑞比彭德怀幸运,在监狱里关了两个月,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又官复原职,活了好多年。彭德怀从文革开始,被批斗殴打关押折磨了八年,身边见不到一个亲人、同事、战友,孤苦伶仃,最后在癌症剧痛的折磨中悲惨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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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秦始皇的幽灵与中国革命 (四)(全文完)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有了当皇帝的想法?我们推测,应该是青年时期。毛泽东在长沙师范读书时,对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一度休学,去图书馆自学,读了大量历史书籍,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的大都是帝王将相争夺天下称王称霸的故事。长期浸淫在这种情境中,性格强势自负的毛泽东难免会有“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之”的冲动。当时正值袁世凯称帝失败,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群龙无首,社会重新洗牌,恰好给他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鉴于袁世凯的教训,毛泽东当然不敢公开他的野心,只能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借共产党的势力,为己所用,伺机而动。到了抗日战争开始,毛泽东在延安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与蒋介石和日本人形成三足鼎立局面时,他觉得自己的抱负有了实现的可能。有一次在窑洞里和丁玲谈话,毛泽东神气十足地说,他在延安就是个皇帝,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都是他的大臣,丁玲也可以做他的妃子。丁玲拒绝了。丁玲觉得奇怪,始终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的,一般人都不会想到,一个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共产党的领袖,内心深处耿耿于怀的竟是做皇帝,号令天下,称王称霸,颐指气使,让亿万人匍匐于他的脚下,山呼万岁。虽然这时候毛泽东还待在陕北的黄土坡上,屈居于狭隘昏暗的土窑洞里,身上生了很多虱子,做皇帝的欲望却在他心中一直熊熊燃烧着。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军队从三四万人猛增至一百万,毛泽东更加信心满满,立刻公开发表了《沁园春•雪》诗,抒发他的豪情壮志,勃勃野心,就是要做秦皇汉武。诗以言志,虽然当时中共方面极力否认,今天看来,此言的确不虚,他果然做到了。

有学者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国共内战,逐鹿中原,毛泽东为什么能战胜蒋介石?许多人会说:这是因为毛泽东代表进步,蒋介石代表反动,毛泽东代表民主自由,蒋介石代表专制独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进步的民主自由必然战胜反动的专制独裁,此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种说法既是对的,也是错的。在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确实一直在宣扬鼓吹民主自由,攻击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以此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和民主党派站到了共产党一边。早在抗战胜利之前,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有一首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天之所以明朗,是因为人们以为那里有民主自由。中国人在专制独裁的地狱里煎熬太久,整整做了两千年奴隶,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太强烈,一听说那里有民主自由,就奋不顾身飞蛾扑火似的奔涌而去了。

人们想不到,所谓的“民主自由”,只是说说罢了。对于毛泽东来说,宣扬“民主自由”只是争夺人心的一种手段,只为欺骗舆论。一个铁了心要当皇帝的人不可能喜欢民主自由。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对民主自由的态度则是另一种样子: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代会上,张闻天作报告,提出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天后毛泽东也到会作了报告,此报告后来收入《新民主主义论》 ,却只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取消了“民主的” 。

1943年2月8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华北局太行分局高干会上就教育问题发了言。讲到民主教育时,他说: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由于敌人正在用一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它的统治工具,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就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迁徒、通信以及处理自已生活的自由,等等。1943年6月6日,也就是彭德怀发言四个月、公开发表两个月之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批评该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而强调为着反封建;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并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等等。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共产党宣传民主自由,只是权宜之计,不是真的要实行什么“思想自由”、什么“言论出版自由”、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毛泽东只是把“民主自由”当做一根棍子,狠狠击打蒋介石,打倒蒋介石,棍子就扔掉了。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极大地巩固中国革命。”这时候国共两党还在鏖战,蒋介石的一党专制还没有打倒,毛泽东就在策划自己的一党专制,准备扼杀民主,做皇帝了。

苏联学者阿尔兰•梅里克塞托夫在评论中国内战时也指出了这一点:“在国共两党尖锐的对立中,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将孙中山的思想解释为强硬的国家主义。加强国民党政治独裁,铲除异己。这些观点使得国民党极大地疏远了自由主义者,并最终发现自己陷于孤立状态。中国共产党设法利用了这种状况。它联合了所有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力量,在国内战争期间将国民党彻底击败,并于1949年年底夺取了中国大陆。”

由于斯大林的反对,毛泽东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没有马上对民主党派下手,这件事延搁到了1957年。斯大林反对这件事,不是说这件事不该做,而是时机不对。此前毛泽东曾公开承诺革命胜利后与民主党派联合执政,共同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现在革命胜利了,立即清除民主党派,把他们一脚踢开,搞一党专制,自食其言,在道义上说不过去,会受到指责。毛泽东在政治上毫无操守,并不在意什么道义问题,但他不能不接受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在政治上比毛泽东更老道,更冷静,更成熟,更稳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能没有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不敢违拗的人。他是他的教师爷。到了1957年,教师爷已经去世,无人掣肘了,毛泽东在精心策划的反右派运动中将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所有民主人士一网打尽,清除出政治舞台。这些人头上戴着“右派”帽子,虽然没有被直接逮捕判刑,却像囚犯一样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强迫劳改,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只要毛泽东活着,他们休想翻身。如果毛泽东真的活到“万岁”,他们只能终生劳改,一直到死。这是毛泽东为绞杀民主、消除不同政见采取的特别歹毒的手段。

由此可见,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及镇压民主方面是一致的,毛泽东甚至更厉害。但毛泽东更狡猾,善于伪装,在国共争斗期间,他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和目的,以假民主自由战胜了蒋介石的真专制独裁。中国内战的奥秘不过如此而已。

现在看来,1949年之前和之后的中国政治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变成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变成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如同秦皇变成了汉武,唐宗变成了宋祖,依然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所谓“新中国” ,其实并不新。

有人会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呀!“解放”了呀!真的吗?什么叫“解放”?什么叫“站起来”?谁站起来了?就说那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吧,在1949年之前的蒋介石统治时代,他们还可以站着,虽然受到压制,但他们还可以活动,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批评国民党,为民主自由呐喊。然而在“新中国”,到了1957年之后,民主忽然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成了反动的东西。批评共产党,成了恶毒攻击,颠覆政权。民主党派变成了反动的右派,站不住,都趴下了。不是他们愿意趴下,是共产党打断了他们的脊梁骨,强迫他们趴下去,不允许他们站起来。

还有鲁迅先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赞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骨头最硬。是的,在蒋介石时代,鲁迅一直挺直腰杆站着,写文章,横眉冷对千夫指,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揭露社会黑暗。尽管蒋介石不喜欢他,但也没有把他打趴下,一直让他站着。如果他活到“新中国”,就不行了。已经做了皇帝的毛泽东不再需要硬骨头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只需要为他歌功颂德的软骨头的奴才。若鲁迅还要写文章,抨击这个,揭露那个,毛泽东会毫不留情地打断他的脊梁骨,强迫他趴下去,甚至抓进监狱。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亲口说的,皇帝钦定,有人证。鲁迅的弟子胡风等人已经落到了这样的下场,被关进了监狱。何其毒也!

中国革命也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对革命的贡献最大,牺牲也最大。据说中国革命胜利是三千万人头换来的。这里边绝大多数应该是农民的人头。然而革命胜利给农民带来了什么?他们站起来了吗?他们获得了政治权利,当家做主了吗?好像没有。这在前面说过。在旧中国,农民还可以拥有土地,自主经营,经营得好,还可以发财,发家致富,日子过好一点。也可以去到城市,做生意,在城市生活。在“新中国”,农民这些权利都没有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将农民入了另册,沦为二等公民,只能呆在土地上苟活。土地成了公家的,人也是公家的,收获的粮食也是公家的,农民只能像奴隶一样干活,什么也得不到。发生了饥荒,逃荒的权利都没有。官员们不允许农民逃荒,有两个原因:一是大批农民逃荒,四处流散,会影响社会稳定。共产党一直把“维稳”看得很重要;二是农民逃荒逃到哪儿,就会把饿死人的事情传播到哪儿,不利于封锁消息,闹得沸沸扬扬,天下皆知,败坏党和政府及英明领袖的美好形象。在官员们看来,社会稳定和党的形象都比农民的生命重要,农民活该饿死。

这样的农民算是站起来了,还是获得解放了呢?

一言以蔽之:在“新中国”,如果连毛泽东的副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都没有得到解放,也站不起来,甚至活不下去,还有谁能站起来?

我们知道,刘少奇被打倒后,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辞去一切职务,回老家种地,永不再过问政事。这样他或许能活得更长久,甚至活到毛泽东去世之后。但毛泽东不答应,也不允许,只允许他呆在被严密监管的房内,见不到任何人,直到死去。这就是皇帝的权威: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

还有人说,1949年之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独立自主了,不受外国列强欺辱了。这是事实,但我们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有没有民主自由,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还是奴隶?如果人民只能像刘少奇那样做奴隶,受压迫,被奴役,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身自由和生命都没有保障,国家的独立自主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有意义吗?

譬如在毛泽东特别崇拜的“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秦始皇统治的秦帝国,非常的独立自主,而且强大,非但不受外国欺辱,还常常欺辱吞并别的国家,开疆拓土。然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却一点也不幸福,他们也一点不喜欢缔造了这个“独立自主”国家的残忍暴虐的国君。秦帝国只存在十年,就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推翻,抛弃了。

在毛泽东缔造和统治“独立自主”的中国大陆期间,香港还没有回归。常常有大陆民众使用各种方法偷渡到香港生活。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不喜欢“独立自主”的大陆故乡,却要去到既不“独立”也不“自主”且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香港,到底是为什么?

直到今天,据说中国已经崛起了,经济发达了,世界第二了,非常厉害了,人民好像也富起来了,可以引领世界了,而且一如既往保持着“独立自主”,却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包括许多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想方设法逃离中国,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民主国家,年复一年,络绎不绝,趋之若鹜。中国政府天天宣传爱国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好,这些人就是不爱“独立自主”的中国,不爱社会主义,宁愿背井离乡,去到陌生的万里之外的资本主义的异国他乡,又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么?

只有皇帝和专制者才会特别看重“独立自主”。没有独立自主,他们只能做儿皇帝,不能为所欲为,更不能无法无天,如满洲国时期的溥仪。老百姓则无所谓。老百姓只看重民主自由,国家甚至都不重要。爱因斯坦逃离希特勒统治的独立自主的法西斯德国,去到美国,帮美国造原子弹,打德国。他说:“哪里有民主,哪里就是祖国。”由此可见民主多么重要。

中国革命据说就是“民主革命”。当年亿万民众投身革命,舍生忘死,就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打的旗号也是“民主自由”。1948年11月,郭沫若应中共邀请,从香港到解放区来共商开国大业。12月6日,他和翦伯赞等一行三十余人平安抵达东北解放区首府沈阳。按捺不住喜悦之情的郭沫若,高声朗诵了一句诗:“于今北国成灵锁,从此中华绝帝王。”郭沫若对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也投入了巨大热情。他以为推翻了专制独裁的蒋介石,民主自由就要变成现实,再也不会有帝王出现。他写的《十批判书》 ,就是批判秦始皇的帝王专制的。

然而历史跟郭沫若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也跟所有渴望民主自由的中国人开了个玩笑:帝王没有绝种,秦始皇又回来了。郭沫若的两个儿子仅仅因为有一点不同政见,便受到迫害,先后死于非命。1973年,当郭沫若看到毛泽东写给他的“祖龙魂死业犹在”的诗时,心中一定五味杂陈: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到底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有什么意义?

在蒋介石统治下,郭沫若还可以借古讽今,以批判秦始皇来抨击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在毛泽东统治下,郭沫若却不得不按毛皇帝的旨意去赞美秦始皇。对郭沫若来说,这无异于思想上的自我强奸。仅此一点,足见毛泽东的专制独裁所实施的对人民的压迫,尤其是思想压迫,比蒋介石更残酷很多倍。

是的,中国革命的结局,只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只让一个人获得了解放,也只让一个人站起来了,就是毛泽东。革命前他只是一个青年学生,凡夫俗子。革命胜利,一步登天,做了皇帝,号令天下,驱使万民,亿万庶民沦为奴隶,匍匐于他的脚下,唯唯诺诺,恭恭敬敬,好不威风!中国又回到了封建皇朝时代。延续了两千年的秦政制仍在延续。

毛泽东的秦政制与秦始皇的秦政制不太一样,多了“一党专制”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斯大林的发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如法炮制,包括蒋介石的国民党,希特勒的法西斯党,都采取了这样的体制。一党专制制度事实上是中世纪欧洲反动的政教合一体制的翻版,特征是政治组织与行政权力机构合二为一,政治组织同时拥有并可直接行使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一切重要事务和人事任用甚至包括对某些人犯的司法判决都由政治局及其首脑决定。(譬如胡风仅仅因为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一些批评和不同意见,毛泽东寻衅报复,没有任何证据,仅凭主观臆断,就直接判定胡风是“反革命集团”首犯,将其逮捕关押,并株连2000人之多)。这样的体制对社会的控制特别严密,对权力的垄断特别有效。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党组织,每一个人都不能脱离共产党的监视和控制,不能乱说乱动。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民丧失了一切自由权利,只能按照共产党的要求行事,不能越雷池一步。在一党专制国家,社会总是出奇地稳定,哪怕发生了大饥荒,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社会依然平静如初。毛泽东对这样的体制十分满意,用他的话说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既是党的领袖,又是皇帝,双重的权力,双重的荣耀,比秦始皇更了不得。毛泽东对权力的控制,对中国人的控制,都超过了秦始皇。那时候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用林彪的话说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奴隶。”最后两个字原本是“战士” ,我改成了“奴隶” 。这样的生存状态不就是奴隶么?

有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打下江山后为什么一定要做皇帝,拒绝民主?难道民主是个坏东西吗?

早在一百年前,晚清名臣徐继畲在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了解到西方国家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官员不是朝廷任命,是由百姓自己选举出来。他感到很新奇,也很震惊。他把这些事情写在《瀛寰志略》这本书中。书中这样描述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美利坚合众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叹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华盛顿与毛泽东一样,也是用枪杆子打江山的人。不同的是,华盛顿打下江山,没有据为己有,不当皇帝,不称万岁,把江山交还给人民,实行民主自治制度,让人民自己选举总统,以此奠定了美国几百年的繁荣昌盛,美国人民也由此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幸福。华盛顿才是真正为人民打江山,为人民谋利益,真正解放了人民。从这个角度讲,华盛顿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民主自由理念付诸实践,并获得了成功,成为其它国家纷纷效法的榜样。所以徐继畲对华盛顿倍加赞赏,称他是古今第一个有名的人物。

毛泽东不是不懂得民主的好处。他也不是不了解华盛顿其人其事。他在革命期间说了许多有关民主的好话。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和黄炎培谈话,说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他甚至明确地说过,中国革命胜利后,就要实行美国那样的民主制度,等等。但他食言了。革命胜利后他什么也没做,就做了皇帝。他做的和他说的正好相反。

毛泽东曾经说“刘少奇是政治骗子”,说林彪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其实毛泽东才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最大的政治骗子。他把亿万人参加的民主革命运动搞成了一场骗局,以民主为幌子,号召人们去推翻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事成之后,民主没有了,站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面目狰狞、翻脸不认账的新皇帝,秦始皇第二。三千万人头的代价只是为毛泽东铺就了一条复辟帝制的道路而已。

毛泽东和华盛顿在打下江山后的不同作为,也足以显示两个人的品质高下。华盛顿不当皇帝,把江山交给人民自治,表明了他的大公无私,真正的以天下为公。毛泽东拒绝民主,执意称万岁,当皇帝,据江山和政权为私有,将亿万民众踩在脚下,无法无天,作威作福,排斥异己,嗜权如命,则说明了他的极端自私和贪婪。

民主的好处只是对人民而言。对皇帝和一切专制者而言一点都不好。民主革命就是要废除皇帝和专制,革他们的命,让他们垮台。辛亥革命不就是要革皇帝的命么?毛泽东执意做皇帝,必然敌视人民,仇恨民主。1957年反右派,毛泽东对民主人士大开杀戒,一点不奇怪。这是皇帝的本性使然,专制者的本性使然。这时候的毛泽东,完全变成了民主的敌人。如果民主代表革命,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陈毅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期间,不能理解毛泽东的做法,愤然地说:“我跟了四十年都跟不上,不跟了!”为什么跟不上?因为陈毅不是反革命。陈毅绝不会把民主和民主人士视为敌人。事实上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大都和毛泽东的政治立场不同,除了个别毛泽东的亲信。现在有一句话叫“不忘初心。”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就是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打江山,争取民主自由。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期间说过一句话:“共产党将来绝不搞一党专制。”我相信邓小平这样说是真诚的,不是欺骗。但是这些领导人的思想不能代表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嘴里也这么说,心里却藏着皇帝梦,他的初心就是做皇帝,没有别的。谁也不能改变他的主意。毛泽东参与革命,加入共产党,完全是投机,利用共产党作为他复辟帝制的工具。毛泽东在革命期间已经把共产党改造成了一个私党,一个专制集团,集团的最高首领就是他。这个党的一举一动都要听凭他的旨意,所有人必须服从他的指令。1949年之后毛泽东开始做皇帝,搞专制,反民主,反革命,这些领导人都有一点不理解,跟不上。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譬如个人利益和利害的关系,他们还是跟着。毛泽东做了皇帝,他们也成了高官显贵,朝廷重臣,有了特权利益,享了荣华富贵。这时候他们的“初心”渐渐地或多或少都有些放弃,淡漠了。或甘愿做奴才,助纣为虐,与主子同流合污。初心保持最多最好最纯粹的是彭德怀。这位贵为元帅和国防部长的高官,始终保持着朴素的平民思想和立场。革命胜利后进了城,彭德怀看到有些官员把家里布置得富丽堂皇,很看不惯,也很生气。他知道,老百姓家里还是空空如也,家徒四壁,吃饭都是问题。他总是忘不了老百姓。他不追求享受。他也不会为自己打算。应该说,彭德怀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个好人,却被毛泽东蓄意迫害死了。毛泽东竟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彭德怀的生活简朴和清廉是装出来的。多么恶毒的揣测!毛泽东觉得彭德怀同样身处高位,应该像他一样追求享受,穷奢极欲,这才正常。否则就不正常,是装出来的。毛泽东和彭德怀的不同,就是假革命和真革命的不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迫害,就是一个做了皇帝的反革命对真正革命者的迫害。历史会记下这笔账的。

如同华盛顿不当皇帝,倡导民主,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进步一样,毛泽东复辟帝制,扼杀民主,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倒退。毛皇帝统治中国二十多年,祸国殃民,没有为人民做一件好事。身为皇帝的他,狂妄自负,滥施淫威,制造了许多世所罕见的灾难和荒唐惨剧。譬如大跃进,只因他说了一句“以钢为纲,大炼钢铁”,奴才官员们闻风而动,驱使亿万国民都去炼钢。炼钢厂当然可以炼钢,不是炼钢的厂也要炼钢,机关单位也要炼钢,农民也要炼钢,在田间地头用泥巴垒个土炉子,砍树烧柴火,黑烟滚滚。难道炼钢像烧锅做饭一样容易,人人都能做,都能做得好么?当然不是。这不符合常规常识。然而皇帝说出话,没人敢抗旨,必须全民炼钢。想象一下那个情景吧: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见到一座座小高炉,冒着黑烟,人们都在高炉前忙活,有的砍伐树木,有的搬运矿石,看似热火朝天。大家都知道,这是瞎忙活,炼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但又不能不做。那是公有制时代,谁不去炼钢,就不给谁饭吃。结果就是劳民伤财,树木砍光了,环境破坏了,人也累坏了,浪费了无数的财政资金,钢也没炼出来。

仅仅是劳民伤财没炼出钢来,还不算太坏的事。皇帝忽然又说了一句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奴才官员们又闻风而动,为讨皇帝欢心,纷纷虚报产量,放卫星,亩产万斤粮,十万斤粮等等。浮夸风瞬间弥漫全国。这又是一场闹剧。亩产万斤粮也不符合常规常识。奴才官员们都知道这是假话,却谁也不说破,层层上报,堂皇地登在《人民日报》上,连篇累牍。皇帝看了报纸,居然开始发愁:粮食太多吃不完该怎么办呢?然而可怕的事情很快发生了:浮夸风带来了高征购,毫无人性的奴才官员们将农民手中的粮食搜刮一空,掠夺净尽,颗粒不剩。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最不可思议最令人震惊的由于官府的胡作非为导致的大饥荒降临了。数千万农民用自己的生命为皇帝和奴才官员们共同上演的这出闹剧买了单。闹剧变成了惨剧,血迹斑斑,白骨累累,无村不戴孝,户户闻哭声,惨不忍睹。而官方对这件事至今没有一个交代和忏悔。

本文多次谈到大饥荒,因为这个事件太严重,太邪恶,太典型,从中即可透视出毛皇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多么黑暗,多么专制,多么野蛮,多么恐怖,多么荒诞,多么丑恶。这种景象只是在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里出现过。毛皇帝和他的奴才官员们硬是把一百多年前童话故事里的荒唐丑恶画面演变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现实,而比童话故事更残酷,更血腥。这不就是历史和社会的倒退么?

文革期间,身处囚牢中的胡风写了两句诗描述当时的社会现实:“赞成腐败皆同志,反对专横即异端;昨日葫芦今日画,人为奴隶狗为官。”

中国没有出华盛顿,却出了个毛泽东,秦始皇第二。中国只会出秦始皇之类的人物,是中国人的大不幸。秦始皇死了两千年,他的幽灵一直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不肯离去。早些年曾有人在西安为秦始皇铸了个铁像竖在大街上,意图让他永垂不朽。无奈大多数中国人不接受,铁像又毁掉了。自称秦始皇第二的毛泽东也死几十年了,他的画像却一直挂在那个城楼上,意图似乎也要让他永垂不朽。这就在昭示着人们,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多大改变,依然是秦政制的时代。秦始皇的幽灵依然在古老而僵化且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上徘徊。还要徘徊多久呢?谁也不知道。

2019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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