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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若水:鸡嗉苔 - 毛時代的醫療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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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若水:鸡嗉苔 - 毛時代的醫療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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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20 5:06 下午  

单若水:鸡嗉苔

1970年11月,在中国总理周恩来亲自部署下,由卫生部牵头,向全中国医疗系统发出号召,展开攻克老年慢性气管炎的科研攻关活动。一个堂堂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怎会亲自出面去管一个区区“老年慢性气管炎的科研攻关活动”这样的小事,难道全国发生了“老年慢性气管炎”的重大“疫情”,严重影响到国祚民生?非也!原来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毛爷爷老人家开始患有老年慢性气管炎等疾病,1970年10月下旬冬季即将来临时,毛的龙体欠安,老毛病又复发了。虽经太医和国内最好的专家们轮番精心医治,苦于国内并无十分有效的药物,大概也进口不到什么特效药,因而其病情日趋加重,气喘不止呼吸不畅,几乎难于卧床。没有良药,在顽疾面前专家们也是束手无策的。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毛龙颜大怒,虽没有听说将主治大夫推出午门斩首,却也咆哮道:你们大夫怎么连气管炎也治不好?

周氏对外是堂堂总理,可在毛的身边不过是总领宫内事务的大总管而已,“寡人有疾”并大发雷霆,自然要惊动他这个大总管的。伟大领袖需要良药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全国闻风而动,于是在周的提调下,卫生部立即成立了“防治老年慢性气管炎办公室”专司此职,动用举国医疗力量,前后抽调医药卫生人员近30万名,以“专业人员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式,临床验药治疗440多万病例,以图研发出能治毛氏顽疾的妙药,向伟大领袖表忠心。这项专为毛气管炎所动用的人力、物力资源无疑是天文数字,与当今数十亿水平的贪污腐败相比不遑多让,而且是合法、明目张胆,大张旗鼓。

现今有些人,口口声声毛时代清廉、少有腐败,基本没有贫富差距,这些人不是糊涂无知就是故意装傻的无耻。那时是没有贪污受贿高达千万、亿数量级的腐败分子,在没有私营经济、全国每个人都是靠工资和工分为唯一经济来源的计划经济体系下,其腐败形式和现今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虽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制度性腐败,都是特权阶层以手中的权力,去谋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今日的腐败也是一脉相承于毛时代。因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司法权柄都掌控在他们手中,各级官僚在他们管辖之处就是土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欲取欲夺,随心所欲,在计划经济下,他们想要什么就能合法得到什么。而且他们的腐败都是以“待遇”为名义的合法腐败,是由上到下设计到位的一条龙腐败,在当时条件下最高的物质、精神享受,包括美女,只要有的,没有他们得不到的。而且这些几乎不用他们付一分钱,国库就是他们的钱包,金钱对他们来说,完全失去了意义,所以不能仅用贪占金钱的多少来衡量腐败的程度。其实不仅是四九年以后,即便在占山为王的艰苦时代,中共就有严格的等级之分,这才有了延安当年的王实味事件。

实际上毛本人就是特权阶层中最大的腐败者,虽然官方和媒体不时宣传他的皮鞋穿了多少年,睡衣上有多少补丁,但这都不过是故意作秀的表象。毛生前所有生活用品都是动用大量人力不惜工本为其专门制作的,即便在大饥荒的年代,御厨们为吃腻了式样万千的中式美味后的毛,制定的“换换口味”的西餐菜谱就令人咂舌,其中罗列了数十种中外名贵鱼虾和海味及奇特的烹调格式。至于强行在全国发行毛著作而所得过亿元的“稿费”,更是公然、合法的巧取豪夺,这些都不过是冰山一角。四九年以后,各地都大兴土木,先后为其修建三十多处豪华行宫,引入成百上千各色美女供其淫乐。且不说毛更大的腐败则是政治腐败,为了自己的政治权利,不惜串通林彪将自己抬上神坛,发动文革在打倒所有政敌的同时,将江青、毛远新等一干家人推到权力高位,实行家天下并企图实施封建的世袭统治,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在周恩来的部署和那些以为只要政治挂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一定能研制出有效药物的外行领导下,发动了一场逾时五年多的浩大的人民战争。要研制出有效的创新西药,依如今中国的科技水品都是难事,遑论几十年前经济几乎崩溃的文革时期。幸好,国人虽信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毛氏思想,没有研制过创新西药,但好歹也听说了其艰难和国内无法逾越的困难,知难而退,总算没敢动研发西药的念头。于是只能遵照毛“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最高指示”,从中国特有的现成中草药中筛选,成了重点目标。屠呦呦的青蒿素研发大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毛虽会不时地鼓吹中医药,但在骨子里实际上是根本不相信的,据闻,毛一生中,尤其是四九年坐上龙椅后,侍候他的御医和不时被召进宫内为他诊治的都是西医,毛从不服用任何中药。

从1971年起,针对气管炎“咳、喘、痰、炎”的特征,在全国范围内筛选出止咳、定喘、化痰、消炎的18种慢性气管炎中草药,可仍脱不出川贝、枇杷、杏仁、紫苏、甘草、半夏、陈皮、桔梗、麻黄、瓜蒌、夏枯草这些传统止咳定喘草药的范围。可惜这些出自药王、药圣、流传了数千年的经典品种,无论单用还是复合,较之市面上早已流行的治气管炎药,其药效连研发者都不敢恭维,也就没有人敢把“伟大领袖”当作小白鼠去试了,劳民伤财,最后也只能落得个束之高阁的下场。直到五年后毛去见他的秦始皇,也没有吃上任何可治其气管炎的灵丹妙药。这也毫不奇怪,以麻黄素为始,百余年以来,全世界从植物里直接成功提取分离成为化学药的品种,也还不到六十个。

既然是一场“人民战争”,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除这些还算中规中矩的研发外,还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73年人民衛生出版社曾出版《慢性氣管炎實驗方法彙編》一书,其内容洋洋大观,无奇不有。例如,1971年,《遼寧醫藥雜誌》刊登一篇署名为“抚顺市卫生局攻克老年慢性气管炎协作组”,题为《煤油治疗慢性气管炎的临床疗效观察》的實驗報告竟稱:使用民間單方煤油,“共治療慢性氣管炎182例,其中男83例,女99例,年龄最小7岁,最大72岁;病程最短四个月,最长45年……有效率達91.0%。”具體實驗方式是:“用撫順市石油三廠生產的煤油,成人用量每次四至五毫升,每日一至二次,飯前二至三小時服用,十天為一療程,可連續用三個療程。”

请注意,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工业用煤油,就敢让病人去喝,这些病人连小白鼠都不如。须知,煤油是石油分馏后的一种混合物,含有各种不同链长的碳氢化合物,包括对人体有剧毒并可致癌的芳香烃,和诸如硫醇、胶质、等有害杂质,食用煤油有害于健康甚至直接危及生命。不知道5毫升煤油喝下肚的感觉如何,大概会肠胃翻滚,热浪滔滔吧。先不论其是否真能治气管炎,也不论那所谓“有效率達91.0%”的数据有多少水分和可信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患者所受的毒害和副作用比之其气管炎之危害不知大多少倍。此方如敢献给毛爷服用,不被满门抄斩,也会立即打成现行反革命的。

在那个奇葩的年代,我也曾有幸近距离观察和跟踪报导过我所在城市攻关老年气管炎药物“鸡嗉苔”的工作,虽已是在末期,但也算人生中的一个奇特经历。

1975年毕业我被分到正在筹备的市科技局,十月初的一天,我们情报组的头儿让我去工业组找老匡,他在主抓市卫生系统一个“老年慢性气管炎药物攻关”的项目,看有什么可报道的科技成果,刊登在下一期我们主办的科技情报杂志上。老匡是文革前的文科老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在市人委(即市政府,文革前各级政府都称为“XXX人民委员会”,简称“X人委”)的经委做秘书。文革中“走资派”都进了牛棚,他们这些“革命群众”就在机关里混着,市革委会成立后,他又在几个部委间被调来调去,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岗位,去年筹建科技局时,才被调到我们这儿。得知我的来意后,在一个午后他带我去了攻关组,攻关组目前设在市药检所。

据老匡事前的介绍,攻关组是1971年2月份,按省、市卫生局的指示成立的,由市卫生局牵头。其成员是从我市唯一的一家中成药制药厂-佛慈制药厂和市药检所抽调工人、技术人员,从几家市属医院抽调有经验的中医师,组成了“工人、技术人员(包括中医师)和革命领导干部” “三结合”的小组。在那个年代,无论是“抓革命”还是“促生产”,“三结合”都是不可或缺的标配,例如“老中青三结合”,“解放军、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等。开始时,攻关组有四、五十人之多,似乎要开展大兵团作战。这是上面作为忠于毛的政治任务布置的,这些人哪敢说个不字,只好按政治任务来完成。折腾了两年多,毛著学了一篇又一篇,各种保密级别的文件也没少学,整天就是表决心,说些虚无缥缈与药物研发几乎无关的大话,结果是一无所得,连新药的边都没有摸着。

其实也难怪,听起来人不少,但研发团队里的这些人中,却没有一个有研发新药的经验。为了体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攻关组从佛慈制药厂抽调了七八个工人,当然又是“老中青三结合”,其中有四九年前就在药厂的老药工,也有文革前、后进厂的中、青年药工。可惜的是他们都是第一线的生产工人,整日或炮制草药、或炼蜜成丸、或操作压片,甚至有的只是产品包装工,要他们来研制新药,还要他们“领导一切”,无异于天方夜谈。之所以选调如此多的工人,除上述关系到路线性、方向性的政治原因外,他们以为很快就会研发出一批又一批的新药来,有这些可靠的工人来生产、制备供毛老人家享用的御用药,才可安全,不出政治问题和事故。其实,我市这家药厂虽是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大潮中从上海迁来的,但和国内所有的中药厂一样,只能生产一些早已成型的丸、丹、散中成药,什么藿香正气丸、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丸,其最富盛名的拳头产品则是专治妇科顽疾、有百年历史的“二益丹”,只是从来没有研制过任何新药。

从药厂和市、区卫生部门来的“领导干部”们,也只能在政治上领导,对于新药的研发几乎是一窍不通。从药厂也来了几个技术员,虽都有中专文化程度,但都是检验员、化验员之类,几乎就没有听说过药物研发。从医院里来的那几个中医,也是“老中青三结合”,但即便是医术最精、从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也只不过记住了一些汤头,似乎知道一些望闻问切,能给普通病人开个吃不死的方子。他们倒是知道不少专治老年气管炎的草药、单方、验方、秘方、复方,却都是些承传了数千年的老古董,与新药、奇效的要求对不上号。唯一还靠点谱的大概就是药检所的几个技术员,他们都是文革前沈阳、南京等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虽也没有做过药物研发,但有点现代药学知识,至少知道些药物研发的常识。可他们对中医药并不熟悉,又作为被改造的知识分子“臭老九”,早已习惯了夹起尾巴做人,不敢去压过工人和领导干部的风头,甘当配角,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好。

佛慈药厂的人占了几乎一半,初期的攻关组办公室和实验室就设在了药厂。由于是打着为伟大领袖研制特效药的旗号,这在当时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无人敢有任何怠慢。从驻厂军宣队到厂革委会,都对攻关组特别照顾,只要是他们需要的,无论是器材、原料还是食堂等后勤保障都必须首先满足。岂知,研发药物,不是像扛麻袋、拉板车那样的体力劳动,人多力气大没有用,也并非像种洋芋蛋那样,只要种下去总会有收获的。转眼到了1973年的初夏,两年多过去了,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人多乱,龙多旱”,几十人经两年多的“攻关”,除整日高谈政治阔论,互相掣肘,没有任何能拿出手的成果,卫生局的领导们这才意识到这种大部队作战并不适合药物研发。经“领导干部”们再三考虑,药检所技术员们提出的建议是目前唯一可以采纳的有效办法,即由药检所和药厂的四个技术员及一个中医师组成五人“尖兵组”继续研发工作,其他人暂回原单位,且将办公和实验处迁到药检所。这实际上已将其他“南郭先生”们踢出局了,考虑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一原则性问题,包括这些工人在内的原组员,名义上还在“攻关组”的编制和名册上,这样方可进退有据。

“尖兵组”成立后,才有了一点科研的样子,面对困局,药检所的技术员们提出,从中医师们推荐的甘草、麻黄、紫苏、川贝几个传统止咳、去喘的草药中,看能否分离提取出治气管炎的有效成分来,再做进一步打算。可如何分离、提取、鉴定出有效成分,却无从下手,药检所和药厂技术员们的学识和他们的那些设备,做一些简单的药物理化分析尚可勉强,根本无法胜任如此复杂的任务。于是他们想到我市那所重点大学化学系,找被斗倒批臭的专家们帮忙。这在文革年代可是犯路线和原则问题的大忌,但为了解决问题,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其实,这种事在文革中并不少见,常有成了牛鬼蛇神的名医们,被从牛棚中提出去给高官、贵人们治病、保健。

该系的朱教授是全国著名的天然产物化学领域的专家,文革前研究硕果累累,五十年代系统地研究了贝母生物碱,并率先确定了其化学结构,在国际学术界也有一定影响。朱教授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又被批判迫害。从文革开始,“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教学和科研都完全终止,大学停办,除接受批斗、参加学校的政治活动外,他基本上赋闲在家。因其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加之其在国际上的影响,被法外施恩地准许在家,而没有被关在牛棚。

得知他们的来意后,朱教授只是客气地表示,实验室和图书馆、资料室都被封多年了,实在无能为力。在他们的一再恳求下,他才给他们大致讲解了这类研究的主要程序和要点,并开列了几本参考书和文献,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找。在核磁、质谱、色谱等现代化技术和仪器出现以前,药用植物有效成分的分离、提纯,特别是结构鉴定,全凭经典化学方法。这需高深的有机化学知识和丰富的实验经验和技能,还要有好的运气,是一项极耗时、耗力的浩大工程,有的课题往往数年、甚至十数年都可能得不到预期结果。屠呦呦的青蒿素分离出来后,只知其在较高温度下会立即失活,并不知其原因和准确的化学结构。多年后才经由其他部门有机化学家的数年艰苦、卓越的努力,方才推断出其化学结构,并用人工全合成的办法最后确证。由此得知青蒿素分子中含有一对温度极其敏感的过氧桥环,这还是在现代化分离、分析仪器逐渐普及的条件下完成的。青蒿素正是由于化学结构的确定,才使其真正成了有严谨科学研究背书的现代药物,也对其推广、应用及药性改良奠定了基础。

听完朱教授的介绍他们就傻了眼。凭借“攻关组”的政治地位,动用权威机构的介入,方才找到了朱教授开列的部分参考文献,仔细读后更是大所失望,凭他们这些人的水平和实验条件,说好听些是好高骛远,刻薄些根本就是异想天开。无所适从的“尖兵组”只能完全停顿下来,向上面汇报了窘况。可这是“奉旨”的科研项目,是直接向“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献忠心的光荣任务,没有人敢做主暂缓,更不敢停掉。只好由卫生局革委会主任出面召集“尖兵组”再次带着问题学毛著,可毛著里却没有答案。被逼到死角的主任只好鼓励大家解放思想,思路活泛一些,并暗示只要大家努力了,忠心尽到了,无论将来研制出的药物疗效如何,都没有关系。既然如此那就好办了。

药检所的技术员们从大多数中成药都由添加西药达到药效受到启发,他们认为何不如法炮制呢?前不久刚从湖北探亲回来的陈技术员记得,他们家乡有一种叫“鸡嗉草”的野草,这是一种和韭菜类似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每年六、七月份也会如韭菜一样抽苔开花,最后结出外形如鸡嗉子一样的小红果。而在抽苔开花、正要坐果之时,将此苔折下称其为“鸡嗉苔”,晒干即可入药,在缺医少药的当地民间常用来止咳、平喘,据说效果还不错。如以此草为主药,再添加其他的经典草药和适当的止咳、平喘的西药,有可能会有疗效的。尤其鸡嗉苔是中药典籍上从未记载过的品种,如果真有效,将必可作为“反潮流”的“新生事物”而得到重视。“反潮流”和“新生事物”是那个“造反有理”的文革时代最革命、最时髦的标记。

他们的这一想法如同雪中送炭,得到卫生局领导的大力支持,立即派陈技术员和他的同事回湖北老家收购一些鸡嗉苔来先试试。陈技术员他们不负使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以每斤五毛钱的价格收购了近百十斤,并及时托运出去。在那每个工分不到一毛钱的年代,五毛钱的价格十分抢手,十几里外其他社队的人闻讯也纷纷送上门来,无奈需要有限,只能请他们先放在家里,也许随后他们还会来收购的。

在家的另几个成员,也在加紧琢磨着药物的配方,贝母、甘草、紫苏、桔梗、麻黄素、氨茶碱、磺胺、马来酸氯苯那敏等一些经典止咳、平喘、消炎、抗过敏的中、西药也被选出来,等待着和鸡嗉苔“会师”后大有作为。

鸡嗉苔到位后,原攻关组的“工人阶级”们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怀着对伟大领袖的一片忠心,精心地将上述初选的草药逐一按制药标准炮制成初料备用。“尖兵组”的成员们则开始琢磨配方成分。中医师们对这些传统中药的药效、配伍禁忌和剂量烂熟于心,很快就拿出方案。药检所的技术员们对候选的几个西药做了细致、全面的研究,尤其对其可能的副作用、剂量、药物相互间可能的作用这些至关紧要的性质和数据特别关注,好在这些都是早已上市多年的药物,可在药典中查到。而对作为将来新药名号和噱头的鸡嗉苔却知之甚少,仅知民间传说有止咳、平喘功效,其他诸如毒性、副作用、剂量,与其他药物的配伍禁忌则一无所知。那又如何,民间已用了数百年,也没有听说有人中毒,看来至少吃不死人,只要将来成型的新药有疗效即可,对此并没有人觉得有何不妥。经各方人员紧锣密鼓地准备,各项工作都已基本到位,此时已是1974年的冬季了。

中、西医结合,经几个月的奋战,很快就按排列组合,设计出十几个不同的配方来,其中有单组分的鸡嗉苔,其他均为鸡嗉苔和各种中、西医药的组合,并被依次编号为鸡嗉苔1号、鸡嗉苔2号、……鸡嗉苔N号。由药厂的工人阶级们将这些不同配方的组分,压制成色泽光鲜、外形美观的片剂,并精心包装如出厂成品,准备进入临床试验。当然,这一切都按老祖宗炮制中药的程序和规范,不会有什么GMP认证。所谓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良好生产规范)认证,是现代药物及所有医疗产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法则,由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公布的,其中严格、细致地规定了药物开发所必需具备的环境、技术、样品质量标准等。

已回到医院里的原攻关组中医们,这时在临床试验中大显身手,他们很快将这十多个鸡嗉苔候选药物样品发送到患者手中,只等他们服用后收集疗效和副作用等数据,以作进一步的分析。那些对药物研发外行的卫生局的领导们,对此十分满意,大概觉得不论将来药效如何,只要能拿出一个还说得过去的东西来,至少可以向上面交差了,于是不时地莅临现场视察,给予攻关组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科技局作为科技主管也适时介入其中,从经费、宣传等方面予以支持。于是所谓的临床试验也开始了。

这就是老匡介绍给我有关攻关组的历史和现状。

老匡带我来到了攻关组在药检所的试验室,有四五个人在忙碌着,老匡说明了来意,把我介绍给他们就走了。陈技术员热情地接待了我,详细向我介绍了鸡嗉苔研发的进展状况,情况大致如老匡所述,他们已开始在市属几个医院里进行临床试验了。即将来临的冬季,正是每年老年气管炎开始发病的时机,这将会有源源不断的患者成为新药鸡嗉苔的试用者。

作为科技成果的征集者,我最关心的自然是其疗效,尤其是有详尽、准确数据支持的疗效。陈技术员带我到实验室里端一个书架前,只见上面排列着十几个文件夹,在夹子的背脊上标有“鸡嗉苔-1号”、“鸡嗉苔-2号”、……“鸡嗉苔-N号”,他说这就是近期从医院里反馈来的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数据。他随意地从中抽出一个夹子递给我说,这都是由医生们上报的临床数据,你如有兴趣可看看。我仔细地翻看了这个标有“鸡嗉苔-5号”的夹子,里面有五六页表格,每页记录一个患者的身份、病史和用药情况。患者有男有女,职业也是五花八门,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在最主要的栏目“治疗效果和患者自诉”中,都是“有效”、“缓解”等字样,其中一份上则是“药效慢”。我是个外行,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但还是感觉到这样的临床试验其实并没有任何严格、明确的程序和步骤,也没有任何科学的指标和参数,更没有提及任何有效的检测方法和工具、仪器,只是按数千年的中医传统,由患者自己的感觉口述来定而已。我又随意翻阅了几个夹子,也都是大同小异,好像看不出这些不同的组分其疗效有多大的区别。

看来临床试验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还没有最后的结果,只能等有明确的结论再说吧。于是我按老匡和陈技术员的介绍,写了一篇介绍攻关组研发新药鸡嗉苔动态的报导,刊登在我们的期刊上,算是交差了。以后每隔一两个月,我都会抽空去药检所看看有什么进展,除了夹子里多了一些表格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到了来年的初夏,一天老匡告诉我,鸡嗉苔的临床试验已完成,市卫生局和科技局将联合举办成果鉴定会,邀我一起去参加。

鉴定会是在市卫生局的会议室举行,与会者大约有三四十人,除有卫生局和科技局的领导外,还有一位市革委会的副主任出席,另有有关的业务人员和报社、电台的记者们。鉴定会给每个参会者发了一瓶包装精美的“鸡嗉苔片”样品,标签是烫金、彩色印刷,这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是很稀罕的,由此可见对其重视的程度。

鉴定会首先由陈技术员做了研发介绍,听了半天,其着墨点都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三结合的攻关组又如何带着问题认真学习毛著的过程,与平时的活学活用毛著讲用会好像没有什么区别。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在贫下中农们的帮助和启发下,他们才找到了鸡嗉苔这个宝贝,使他们有机会向伟大领袖献上忠心。显然,所介绍的这些内容都远离了科技成果鉴定这个主题。至于新药的成分、药理和其他理化数据则是一笔带过,只有“其中含有鸡嗉苔、紫苏、麻黄碱、氨茶碱等数味中、西药成分”一句,和鉴定会上展示的样品药上的标签一致。至于他们如何设计试验样品的组分,有什么根据和考虑,最后定型的样品是如何从十几个试过的样品中脱颖而出的,与其他样品相比好在哪里,则是一个字都没有。

随后一位参加研发和临床的医生介绍了临床疗效,其内容与陈如出一辙,通篇的毛泽东思想、毛著,至于药效就一句话,有效,受到患者欢迎。接着,作为攻关组领导的卫生局负责人也作了发言,除重复上述二人的内容外,用了不少的篇幅莫名其妙地批起了那个朱教授。他杜撰了朱教授如何刁难攻关组的故事,又推断出朱教授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什么也不懂的结论,以此印证了毛“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英明论断”。

参加鉴定和评审的领导和各路专家们,也纷纷发言,他们既不讨论和仔细询问研发过程中的学术问题,也没有人提出副作用、毒性、禁忌及任何疑问和不足之处,而是赞不绝口,一致认为这个新药的研发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最后在一片掌声中顺利通过鉴定。

鉴定会后我也乘机约请陈技术员撰写一篇有关鸡嗉苔研发的学术论文,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鸡嗉苔的研发,可以说是一个既具有文革时代特色,又具有中医特色、土法上马药物研制的典型事例。在陈技术员送来的学术论文里,也是满篇的政治术语,大段的毛语录,却既没有该药的主要成分分析、确切活性成分是什么,也没有规范、说得过去的临床试验数据,更没有大样本、随机、对照、双盲实验的标准和思路,遑论什么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机制、药代动力学的研究、副作用,只是简单地给数十个病人服用过,前后考察过半年据说有效而已。至于他们的这个“有效”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怎样才算”有效”,如何量化的就没有人知道了。

大失所望的我也只能佯装不知,还不得不再添油加醋吹嘘一番,随后在我们的杂志上全文发表。与此同时,当地的报纸和电台将其视为我市的重大科研成果,不吝篇幅、连续几天地详尽报道了这个新药的研发,并采访了研发人员和一些典型患者,着实热闹了一阵。后来此药竟在文革后“科学的春天”里,1977年的市科学大会上得了奖,真是滑稽之至。那一时期,数百个如此的新药充斥在全国的新闻报道里,当然不会有一个真能治毛的气管炎,包括我市研发的“鸡嗉苔”在内,最后也都就不了了之,再也无人过问。

现代药物的研发其过程十分复杂、冗长,目前研发出一种新药,平均大致要耗费数十亿美元和十多年的时间。而且,现代药物的研发都有一整套科学、严谨的程序可循,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可能研发出真正有效、安全可靠的新药来。

以小分子化学合成药为例,先要通过药物靶点的确认和化合物的合成,然后由生物实验方法(细胞实验,in vivo),初步筛选出有活性的先导化合物(lead compounds)备用,并由化合物构效关系的研究,反复不断改进、修饰这些候选化合物,方可得到活性足够理想的化合物。对此化合物还需用动物实验(in vitro)来评估其药理作用,安全性与毒性及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情况,即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以期确定其药效和安全性。通过动物实验的化合物,还要经过“制剂开发”的研究,方可制成适合的剂型用于人体临床。

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是一種根據研究方案,利用已上市药物或安慰剂作为对照的方式,對药物在受試者身上進行比較測試的過程。其目的就是要證明它能有效延長病人的生命、減輕特定症狀或降低不良事件之發生以改善病人生活品質。一般的临床实验分三期,加上上市后反馈的疗效、安全性评价,共有四期。这就是通过: 临床药理和毒理作用试验,即确定人体可接受而又不会导致毒副反应发生的剂量;临床疗效初步探索试验,即对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临床研究,同时,还要研究新药的药物代谢动力学;全面评价临床试验,对已确定了疗效的新药与现有已知活性的药物或无药理活性的安慰剂进行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以全面评价其疗效和安全性,该试验至少需要500-800名患者,測試百多次,只有通过此关的药才能被批准上市;对已上市的新药还要进行临床监察,若疗效不理想或出现严重的副作用且发生率又较高,监管部門则會将此新药召回和退市,此项測試會一直進行,只要仍有很多人用這種藥物。

对比现代药物研发的程序,鸡嗉苔的研发简直就如儿戏一样,称其为小孩子的过家家都不为过,这也是当年中国药物研发的状态和水平。他们将几种不同的中、西药掺和在一起,不做任何毒性和副作用试验就敢直接给患者吃,在这里,患者同时兼职充当了细胞、小白鼠的角色。

实际上这也是中医用药的的传统和思维方法。在中医看来,只要是中医典籍上所列的任何草药,都可拈来配伍处方,直接给患者服用,根本无须弄清其化学成分和做任何副作用、毒性等考察和实验,更没有临床试验这一概念。先开几副吃着看,没有效果再来改处方,治好了是我手到病除,华佗再世。治不好,甚至治死了,那也不足为奇,与医生、药物都无关,那是你的命、你的造化,因为中医本来就是“治得了病,治不了命”。鸡嗉苔的研发与之相比,还是有进步的,至少还知道要做临床试验才可定论,尽管这个临床草率、随意、没有严谨的科学规范。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中药的研发实际上还是没有什么进步,许多所谓有疗效的中药,都和当年的鸡嗉苔一样,大都是其中掺有能治病的西药,遑论文革末期国民经济频于崩溃的时代。

如今,中国的经济有长足的发展,科研也在不断地接近国际水平,国际知名的大药企纷纷在国内安营扎寨,建立研发机构,利用中国无人权廉价劳力和资源,赚取最大利润。大批曾在西方发达国家从事药物研发的科研人员也陆续回国发展,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国内药物研发水品的提高。即便如此,几十年来中国也还没有研发出一个真正的新药来。据报道11月3日,由上海药物所耿美玉为主要发明人、据说耗时22年,投入30亿元人民币的靶向脑-肠轴阿兹海默治疗新药GV-971获中国药监局批准上市。在引起轰动的同时被人揭出,耿美玉今年9月份在Cell Research发表的有关GV-971的关键性论文造假,此前另有四篇论文也被揭出造假。国内学术界造假由来已久,也是司空见惯,但愿这款新药的研发不要卷入造假丑闻。与此同时,2019年11月15日,美国FDA才批准由中国药企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泽布替尼在美国销售,有了“零突破”。可见现代药物开发的艰辛和困难,由此来看近五十年前鸡嗉苔研发中的种种怪状和荒诞,也就不奇怪了。

2019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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