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日本的谈判与降日（二）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汪在法国养伤十一个月后乘德轮抵上海。

一月十八日，汪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演说称，对外愿本两利原则与任何国家携手，对内不得有两种政府与军队。

一月二十二日，汪广播讲演《怎样救亡图存》，谓“不特中国目前实行共产可以亡国，即使接近共匪，受其操纵，也足以引起大乱，而至于亡”。

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就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

一天，汪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吴稚晖突然向汪下跪，十分激动地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十分错愕，不知所措，于是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

此后汪开始公开主张“和平运动”，他的观点主要为：1）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有利；2）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认为日占区需要照料；3）如果蒋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汪和日本的协定自然会被取消；如果蒋不能获胜，那么协定还可以限制日本的行为。

蒋梦麟曾在北大三青团的内部进行调查，收回了一百五十九份答卷，其中六十三份支持汪，二十五人反对，其他不表示意见。

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代表、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以支持汪的和平运动。日方的条件对汪的诱惑极大

十一月三日，近卫文麿宣布了一项包含六原则的“亚洲新秩序”声明：1）东亚的永久和平；2）善邻友好和国际正义；3）联合防共；4）经济合作；5）创建新文化；6）世界和平。

日本那时在寻找“第一流的中国领导人”，候选人有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

唐绍仪是第一批留美学生之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他是首届民国政府的内阁总理，在华南很有影响，在国民党内有一定威信。唐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法租界唐公馆里被戴笠的蓝衣社分子暗杀。

吴佩孚是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华人，与华西、华北都有联系，这点使他成为日本的一个有价值的合作者。吴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突然去世。

当然日本人的首选是汪，他的地位和声望是唐、吴两人不能相提并论的。

十一月七日，汪派高宗武、梅思平为全权代表与日方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一栋西式二层住宅开始密谈（该处事后成为土肥原贤二的宅邸，命名为“重光堂”）。那住宅在淞沪会战中被打得弹痕累累，一直无人居住，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才急急忙忙进行修缮，并从附近的饭店租来了够七、八个人用的家具。

芦沟桥事变时，高仅三十岁，他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系，非常聪明，尤其擅长辞令，日语极好。高身材瘦小，患慢性肺结核病，一生中好几次长期住院。留学回国后，他在南京中央大学教政治学。他的关于中日外交关系的博士论文的一些片段在中国的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后，影响颇大。

梅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曾任江宁实验县县长，在发展教育、卫生和生产方面颇有成效。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后，他成为以汪精卫、周佛海等为核心的低调俱乐部的中坚分子。

影佐祯昭是公认的中国通，在七七事变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长、谋略课长，一九三八年任参谋本部军事课长。他策划建立了汪伪政权。汪伪政权成立后出任最高军事顾问。东条英机担任内阁总理后，认为影佐和汪谈条件的时候让步太多，一九四二年将其调任北满的第七炮兵司令官，一九四三年又调往南洋，任驻拉包尔的第三十八师团长。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曾要求将其作为战犯引渡，但因其患肺结核暂缓审判，一九四八年九月影佐病死（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法务大臣谷垣祯一是影佐的亲外孙）。

今井武夫曾任驻华大使馆武官辅佐官。一九三七年参与策划了芦沟桥事变。一九三九年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与影佐祯昭等人策划成立汪伪政府。后任新编步兵第一四一联队队长、大东亚省参事、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长兼第四课长、上海陆军高级部长等职。一九四四年九月，今井任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他代表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与中国政府接洽投降事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今井返回日本，被解除军职，一九八二年死于日本。

中日双方于十一月十九日晚开始正式谈判，二十日晚七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其要点是：1）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兵，以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2）中国承认满洲国；3）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许诺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租界；4）日华经济提携，以平等互惠为原则，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关于华北资源之开发、利用，为日本提供特殊的方便；5）中国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侨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6）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日汪《协议》还有三点附加说明，即《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

此外，日汪还有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但没有签字。其文字为：“日华两国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加强善邻团结，约定今后实行下列条件：第一条：日华两国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各自实施亲日、亲华教育及政策。第二条：日华两国对苏联共同设置宣传机构，井缔结军事攻守同盟条约，在平时互相交换情况。为确保内蒙及其联络线的治安，在必要的地区驻扎日本军队，在新疆驻扎中国军队，互相协力，在战时实行共同作战。第三条：日华两国共同逐步改变东亚的半殖民地地位，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此，须研究协力所必要的措施。第四条：日华两国以东亚的经济复兴为目的进行经济合作，其具体办法另行研究。此外，经济合作，在中国以外的南洋，也依同样原则实行之。第五条：为实施上述条款，日华两国委派必要的委员。第六条：日华两国尽可能努力使亚洲其他各国参加本协定。”

《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还策划了汪逃离重庆的具体计划：如双方确认协议，汪率陈公博、陶希圣等寻找借口逃出重庆去昆明；在他到达昆明之际，日本政府见机而行，公布日华和平解决事变条件；汪发表声明与蒋断绝关系，即日乘机飞往越南河内再转香港；汪到达香港以后，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同时，以国民党党员联名名义发表反蒋声明，并对中国国民以及国外华侨开始和平运动；为响应汪的声明，云南军队首先反蒋独立；接着，四川军队与之相呼应；广东军队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军队，有不少也是谅解本运动的，因为受到中央军的监视，为避免暴露计划，应推迟起义时间；日本军队应对上述军事行动予以协助，为中央军的讨伐制造困难。

日汪还策划成立以广东、广西、云南和四川四省为辖区的新政府，新政府的政策明确规定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宣布日华提携，并开始在海外进行和平运动。新政府将组织五到十个师的军队，军事以及其他教官从日本招聘，进行东亚新秩序的教育，培养人材。

这份被称为“重光堂协议”的文件，被汪的代表梅思平缝在他的西装马甲内，经由香港带回重庆，向汪、周佛海秘密汇报。

十二月一日，梅思平再次返回香港与日方代表接头，转达了汪认可协议的立场，并承诺汪将按照约定计划行动。

十二月九日，蒋在重庆黄山官邸召集汪、孔祥熙、王宠惠等人会议，研究今后对日方针。蒋称：“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汪则提出：“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两者皆有困难”，“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

这一天，蒋、汪之间激烈辩论。据汪自称：“复彻切言之，卒不纳。”

十二月十八日，汪离开重庆出走，在昆明时与龙云深谈。

十九日，汪乘龙云提供的飞机从昆明前往法属印度支那保护国越南的河内。蒋发电报给香港《大公报》张季鸾，希望舆论对汪宽留余地。

二十二日，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在以下几个条件的基础上将和一个新的中国政权调整中日关系：1）亲善友好：日本对中国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2）按照轴心国之间《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同样的精神，共同防共；3）经济合作，日本绝无垄断中国经济的意图。

二十九日，汪响应近卫声明，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电报“艳电”（二十九日电报代码为“艳”字），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日本“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愿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那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

日本最初对汪能获得广泛的支持非常乐观。一九三八年末和一九三九年初日本曾透露了一个可能是汪的合作伙伴的中国领导人的名单：甘乃光、王世杰、张道藩、蒋的政敌CC系的陈立夫、陈果夫、各地军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龙云、张发奎、陈济棠、白崇禧，还有何键、张嘉璈等。

汪自己估计国民党会有三百名中央委员，其中包括陈立夫和军政部长何应钦，还有五分之二或五分之三的国民党部队不久会参加他的和平事业。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开除汪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会议通过决议如下：“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居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主张。二十九日来电，竟以日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其欺蒙。……汪之所言，不但为中央所痛绝，实亦为全国民众所不容。查战争期间，任何国民，绝对不得违反战时国策之决定，而自作主张；本党纪律，更绝对不许逾越党的正式决议，违反党的规则，而以个人发表其意见。汪兆铭此种行动，其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当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观听。”

同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元旦讲话指出：“偷生怕死，卖国求荣就是汉奸。这种人虽然暂时保了性命，得了小小利益，但是遗臭万年，上辱没了祖先，下贻害到子孙。”

汪出逃后，由于近卫内阁在一月四日因中小企业倒闭剧增、通货膨胀率显著加速、亲轴心情绪日益高涨而突然辞职，政府政策一时未定，日汪关系处于低潮，以及原先设想的西南、华南各省将领、官员如云南军阀龙云、广东军阀许崇智、张发奎和广西军阀白崇禧等纷纷响应的局面并未出现，汪有被遗弃之感（龙云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初到南京时，即对汪推崇备至。广州、武汉失守后，龙云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在和汪的秘密通信中接受其妥协求和思想，汪即将龙作为叛降卖国计划的领头羊。汪经昆明出逃，向龙坦述全部计划，得到龙的充分支持和帮助。但是龙云首鼠两端，希望看看风向再作决断。而许崇智、张发奎、白崇禧等人除了一度反蒋以外并不支持和议)，和平运动失败。

汪对他的运动的前途越来越感到泄气。外长王宠惠和陈布雷到河内劝汪出洋。二月十日，蒋介石备好护照及五十万元现金，派汪的老部下、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到河内，再次劝汪赴法。实际上到了一月下旬，汪已在考虑流亡欧洲了。他向东京的德国使馆申请了签证，此外，重庆的英国使馆也给汪发了签证。

在此同时，蒋介石和军统决定以暗杀手段消灭汪，陆续派人赴越执行计划。三月十一日，戴笠致蒋介石电云：“顷据河内电告，某寓已有内线买通，较易进行。”三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刺汪发生，但误杀了汪的秘书、翻译家兼作家曾仲鸣，其夫人方君璧受伤（汪临时将大房间让给了带着孩子的曾仲鸣夫妇）。

这事大大激怒了汪。汪从此打消了赴欧的念头。

日本方面得知刺汪的消息后，急忙派影佐祯昭和议员犬养健前往河内将汪营救出境。

四月八日，汪抵上海，在江湾土肥原公馆与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会谈。

犬养健是孙文的密友、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儿子。犬养毅在五一五事件中被刺杀，犬养健因正在招待来访的国际谐星卓别林而逃过一劫。

那时汪还是不愿意接受被日本陆军保护的臭名。陈璧君拒绝被送往日本控制区的重光堂。她声称如果日本人不发给她去法租界的通行证，她就打算游过苏州河去。犬养想到这位胖老太太要在半夜里游过浑浊的苏州河，就不禁发笑。

汪精卫与日本的谈判与降日(三)

四月三十日，汪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十一人，乘日本海军飞机，在影佐祯昭和犬养健等的陪同下，由上海飞抵东京。

六月四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联席会议作出决定要求汪在建立中央政府时，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政权合作，其政府组成及地方自治，不得违反日本的既定方针。汪欲召开的国民党大会不得在南京举行。采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须在旗的上方加上一个三角形黄布片，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汪政府应以日、满、华睦邻结合为指导方针。

六月六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定《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

六月八日，国民政府宣布通缉汪：“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纲纪。”

六月十日至十八日，汪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藏相（财务大臣）石渡庄太郎、外相有田八郎和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麿。

六月二十四日，汪离开日本后抵达天津。汪欲见吴佩孚，提议借顾维钧宅见面，或由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安排。吴佩孚以理应“行客拜坐客”为由而拒绝与之见面。后又提出先谈正副关系，实际上看不起汪。

日本人又专程派了飞机送汪去广州，但广州的军人都避而不见汪。

六月二十七日，汪抵达北京会见华北日军司令官杉山元，后与临时政府王克敏会面。

六月二十八日，汪由天津回到上海。次日，他与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内务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会谈，双方在政府合并问题上矛盾重重。

七月四日，汪与梁鸿志在南京进行第二次会谈。汪通过拉拢陈群与任援道，许诺成立中央政府后两人可官任原职，从而分化了维新政府，使两人转而支持自己。

七月十一日，梁鸿志、王克敏在接见新闻记者团时分别表示对汪“全力协助之重大意志”。三方就“反蒋、反共、亲日”达成一致。

亲轴心的平沼内阁由于它昔日的反共盟友德国的出卖而大受震动，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垮台，由以阿部信行大将为首的内阁继任（阿部后被任命为日本驻汪伪政府的第一任大使）。

九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汪以中国国民党的旗号，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秘密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决定重庆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无效，并推选汪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根据“和平反共建国”的宗旨，大会还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国民党基本政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指派中央执、监委，连同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关于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等提案，选举了中央执、监委员，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宣言着力对中共进行批判，认为中共“假借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借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借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机取国民政府而代之，易中华民国为中华苏维埃，使永为苏联之附庸。”大会决议解除蒋总裁一职。

出席汪伪六大的有二百三十三人。

汪伪的国民党六大结束后，于九月五日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推选陈公博、周佛海、

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陶希圣、高宗武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陈璧君、

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褚民谊为中央党部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丁默村为社会部长。

褚民谊是陈璧君的义妹的丈夫，性情温和。他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得到医学博士学位，其博士毕业论文的题目为《对雌兔阴道震动的研究》。他曾任行政院秘书长、中国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等职务。他是太极拳的大力提倡者，一种拳击用的机器人的发明人，还热衷于放风筝。他同汪是国民政府中的老同事，常年担任典礼方面的职务，如主持庆祝孔子诞辰之类。

十月一日，汪在《致海内外诸同志通电》中说：“综括宣言所示，非根绝赤祸，无以维持国内和平；非与日本协力，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非与各国增进友谊，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

同日，蒋在接见中外记者时指出，“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根本上已自绝于中华民国全国国民，对此汉奸罪犯，人人得起而诛之”，并表示“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

十一月一日，汪派周佛海为首席代表，协同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与日本人举行了约两个月的会谈，林柏生、陈公博后来参加。日本方面首席代表为影佐祯昭，其他人包括犬养健等人。会谈开始前，日本兴亚院在内政、军事、经济等方面已经为会谈定下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兴亚院中的大部分军官不是对汪漠不关心，就是反对汪的事业。而汪几乎屈从了日方提出了全部条件。

在第一次会议上，日方要求新政权承认满洲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层设置政治顾问和技术顾问，由日本人担任；在自然科学、技术、财政、经济方面，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专家当顾问，其直属机关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税官吏及技术员等；在地方政府设置与日本军队协商的交涉专员；在必要的地区的军队中配备日本军事专家；由日方以“保管”和“战争中的特殊情况”为名控制关税收入、统税、盐税等，部分税收要分给蒙疆和华北；日方以“最大的诚意” 借款四千万元给汪政府；拒绝汪开放长江、使用京沪铁路的要求。

汪方代表表示应坚持近卫声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上海重光堂会谈记录和一九三九年六月东京会谈为讨论基础。会议的关键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上海重光堂会谈记录。汪出走重庆就是根据其中达成的协议。他认为日本方面应遵守其中的承诺。但是日方认为该文件由两名陆军军官签署，对日本政府没有约束力。日方遵循的是十天后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制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而该方针大大超出了上海会谈的条件。

日本不承认立即撤军，否定了重光堂协议，汪方认为这是日本方面最不讲信用的行为。

汪把日本在重光堂立下的保证视作日本政府的旨意，把日方代表当作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不过这个协议从国际法上讲是无效的，因为重光堂会议上确实没有互相认可的使节。

日本人普遍认为，蒋、汪是在唱双簧，和平运动是缓兵之计，是一个企图松懈要彻底粉碎中国全面抗战的帝国陆军的决心的诡计。

汪方希望新政府建立在“未被日军占领的领土”内。要是汪可以在被占领区外进行统治，就能说明他不受日本控制，不是日本的傀儡。然而他不能如愿。

汪要求日本说明打算采取哪些具体步骤交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规定中国铁路国有化，规定占领期限，日本人对之置之不理。

当汪在一九三九年在争取民众支持时，他向他们许诺的要点之一，就是他要做过去维新政府没有做到的事：促使日本偿还中国业主被没收的财产，或是设法使日本发还财产。而结果是汪方被迫接受了日本把没收的中方资产“由于是敌产而作为战利品处理”的辩解。

在委任日本顾问的问题上，汪方被迫同意把财政、经济的顾问当作技术岗位而派到华北、蒙疆以及上海、厦门这些“中日合作密切的地区”。

关于军事顾问，汪方要求派遣国际顾问团，其中一半是日本人，另一半是德意顾问。日方断然拒绝，他们坚持只有日本顾问才能在建立反共的永久防御中起作用，任何第三着的干预都不能允许。

汪方认为只要日本同意尊重中国对自己的全部国土拥有主权，中日就能实现体面的和平，但是日本根本没有给予汪方所需要的保证。

会后，汪听取了与会人员的报告，他在看过日本人的方案后流着泪对陈璧君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那时生米已煮成了熟饭，汪已经骑虎难下。

汪还给影佐写了一封信：“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定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以此拟定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则任命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

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0年八月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汪节节倒退，节节投降。没有国民政府的关键人物的倒向，没有赢得东南亚广大华侨的支持，没有任何军阀将领的赞助，与之相反，蒋则获得了西方援助以及继续援助的许诺。

汪坚持，他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和领导一个与重庆对峙的政府，而是希望跟重庆重新联合起来。他不希望看到他的和平运动转化为一场内战。他说“我将用一切办法来保证这些军队不跟重庆打仗，不给我国国民带来一场血腥的灾难”，汪拒绝让哪怕“一兵一卒”与日军并肩作战。

一九四0年一月，陶希圣与高宗武脱离汪组织。高宗武托杜月笙将“汪日密约”呈送蒋介石。蒋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专程由重庆飞往香港，亲自指挥发稿事宜。

一月二十二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即“汪日密约”）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各地同时见报。

三月二十六日，汪出任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

影佐是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犬养是汪政权的最高政治顾问。

三月三十日，汪在南京举行伪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在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的同时，取消了华北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和长江下游梁鸿志的维新政府。

同日，汪发表“和平建国十大政纲”，表示要和重庆国民政府“共谋和平方案”。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立即发表广播讲话《痛斥汪逆伪组织》，回击说：“敌人的侵略一天不止，我们的抗战也就一天不止，……我们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一天不能获到，我们将要继续奋斗一天。……只有抗战到底，才算是总理的信徒。”

五月，南京正式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兼任委员长，周佛海、陈公博为副委员长。

八月三十一日，汪伪政府与日本缔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

十一月二十九日，汪就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同日，重庆国民政府颁布《悬赏通缉汪精卫即汪兆铭令》。

日本在汪伪政府成立了六个多月以后还没有正式承认它，为的是让谋求通向重庆的秘密外交途径的探索得以进行下去。从事有关探索的“桐工作计划”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开始，持续了将近一年的尔虞我诈的一系列谈判，直到一九四0年十月才中断。

犬养曾指出，跟汪的谈判就像举行一次宴会，但在宴会上却把最精美的菜肴留起来不给请来的客人吃，以便为尚未请到的客人在将来摆一席盛宴。

除了日本和满洲国最早承认汪政府的合法性之外，先后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还有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维希法国、西班牙、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印度、缅甸、菲律宾和泰国。

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

四月，汪在李士群安排下于南京汪公馆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会面。汪向潘汉年请求共产党参与其政府治下的议会政治，表示共产党不应该和独裁的蒋介石联合，但是遭到潘汉年拒绝。

十一月初，汪以中华民国伪国民政府名义，参加了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

年底，汪的健康恶化。

汪精卫与日本的谈判与降日(四)（全文完）

一九四四年三月，汪赴日治疗。

十一月十日，汪因“多发性脊骨瘤肿”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去世。

十一月二十三日，遵其遗愿，汪归葬南京梅花山西南中山陵之侧（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何应钦奉令将汪墓炸毁，在其原址建亭（今观梅轩）。打开棺木时，见汪的遗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由于使用过防腐剂，遗体尚未腐烂。其后汪的遗体被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骨灰被抛到长江里（使用鼓风机吹散其骨灰）。

汪伪政府收回了部分外国在华租界，如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与日本签约收回苏州、杭州、天津等日本租界；一九四三年七月，从维希法国手中收回上海法租界；八月，从日本手中收回日军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起占领的上海公共租界；十月，宣布废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条约》；一九四四年七月，从意大利收回天津意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意大利界区。

一九三八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七点八万人，随着一九四0年汪叛离国民政府建立伪政权后，由于国军投敌部队数量激增，汪伪军队居然迎来了一波“发展快车道”，数量急剧上升至十四点五万人。根据国府军政部长陈诚报告的数字，日本投降前，伪“和平军”一共编成了六个方面军和若干绥靖公署，总兵力高达六十五万五千人。这支伪军的主要来源是国军投降部队、日军移交的国军俘虏、投敌的国军游击队、来不及撤退的国军溃兵和收编来的土匪。自抗战开始至一九四三年八月，据延安《解放日报》不完全的点名，其中旅长以上将领五十八人（另有中央委员二十人）。

这些将领们有的是国民党军队中互相倾轧的牺牲品，有的是受到日军和共军两方面的夹攻而投靠汪伪政权以求生存，有的是国民党的编外部队，缺乏实力而备受歧视者，有的是发现日军与国军之间武器质量和数量的悬殊差别而完全丧失斗志者。值得一提的是，有十五个一期到四期的黄埔生降日（其中刘明复、金亦吾和李寄梅因留在大陆被枪决）。

投日归附汪伪政权的国军将领中较著名者有：

1.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刘夷。刘夷为黄埔二期生、刘峙之侄，授陆军少将。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参加南京保卫战时身为第二六0旅旅长，城陷时躲避于难民区。汪伪政权建立后投奔周佛海，周佛海举荐其为军官训练队总队长，后又推荐其为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兼教育长、汪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2.张岚峰与日军第十师团指挥官矶谷廉介当年在陆军士官学校时有教生关系。他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主动降日后，矶谷廉介写了一封推荐信，令张岚峰赴北平参与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张岚峰在北平受到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和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接见，并获封“豫东招抚使”，在陇海路沿线鹿邑、亳县、夏邑、商丘、宁陵、睢县以及其家乡柘城等地招募土匪及流民，被日军编为“豫东剿共军”，不久更名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一九四0年春，汪伪政府任命张岚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又任命其为“苏豫皖边区绥靖副司令兼和平救国第一军司令”。

3.军统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支队长丁锡山。一九三九年秋丁锡山率部于淞沪地区投敌，一九四0年所部被汪伪政府改编为暂编第十三师。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正，继续抗日。丁锡山后参加了共产党，被任命为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一九四九年被国民党逮捕杀害。

4.鲁苏皖边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兼第一路游击总指挥李长江。一九四一年二月，李长江率领所部八个支队投敌，所部被汪伪政府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李后任汪伪军事参议院上将副院长。

5.军统忠义救国军蔡鑫元。一九四一年春蔡率部在江苏泰兴投敌，所部被汪伪政府改编为“暂编和平建国军第七路军”，年底，汪伪政府又将其改编为“暂编陆军第十九师”。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侵略军投降后，新四军进攻泰兴，蔡被俘，一九四六年一月被处以极刑。

6.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陆军中将孙良诚在一九四二年四月率所部陈光然暂编第二十八师、赵云祥暂编第三十师、王清瀚独立第四旅、黄贞泰新编第十三旅、郭俊峰特务旅和于飞第四游击纵队投敌。孙良诚历任汪伪政府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和苏北绥靖公署主任。他于一九五0年在上海被捕，一九五二年病逝。

7.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鲁西保安司令宁春霖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于山东临沂、莱芜率领所部投敌。吴部改组为山东方面军，吴任总司令，宁任副总司令。七月，山东方面军改组为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任上将总司令。一九四五年一月，吴任汪伪政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抗战结束后，吴回到蒋介石手下，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吴继续担任总司令，并兼任津浦铁路南段警备司令。吴在一九四八年九月起义，所部被解放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其部下第一0四师三一五团是率先攻占南京总统府、并在门楼上升起红旗的部队。吴化文在建国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于一九六二年四月病逝。

杜聿明对吴化文的评价是：“吴化文反复无常，表面服从而内心诡诈，靠不住，要注意他。”

于怀安随吴化文率部投靠汪伪政府，任汪伪军第三方面军第六军军长。抗战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五路军（总司令吴化文），于任第一军军长。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山东被新四军第二纵队俘虏，经教育后任八路军山东军区高参，受中共指派积极开展对吴化文的争取工作。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战役后，历任由吴化文起义部队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代参谋长和第一0三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等职。一九五二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历任绍兴联合工厂厂长、绍兴市政协副主席、浙江省政府委员等职。

8.第一二八师中将师长王劲哉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湖北咸宁被俘投敌，所部被汪伪政府改编为暂编第四十三师。不久王率部出逃。一九四六年王与共军联络，任陕西自卫军纵队司令，一九四八年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一九四九年任渭南军分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二年后曾任政协陕西省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常委等。王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斗，一九六八年春去世。

9.黄埔军校毕业的第六战区挺进军副总指挥兼第二纵队司令金亦吾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湖北咸宁被俘投敌，任汪伪政权暂编第六师师长。抗战后重回国民政府。一九四九年十月在湖南大庸被俘，一九五一年一月在湖北京山被处决。

10.孙殿英因盗掘慈禧和乾隆帝陵而臭名昭著。一九三九年，孙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军，孙任军长。彭德怀曾评价说，新编第五军是抗战期间与八路军关系最好的国军。一九四三年四月，日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孙殿英在防地林县率部投降日军，成为“和平救国军”司令并任新五军军长，兼任第四方面军指挥官、豫北保安司令。

一九四四年，孙部改编为第六方面军。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孙投诚蒋，任新编第四路军总指挥。一九四六年孙部改编为暂编第三纵队。一九四七年三月孙与刘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汤阴激战，城破被俘，一九四七年九月去世。

11.庞炳勋是台儿庄战役的功臣，为此升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兼四十军军长，一九三九年又升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于河南陵川被俘后投敌，在汪伪政权中任暂编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后任开封绥靖公署主任。一九四五年九月所部为国民政府收编为新编第一路军，一九四六年初被编入国民党第四十军，庞炳勋去职，寓居开封。庞随国民政府迁台湾，与昔日西北军旧友孙连仲合开餐馆度日，于一九六三年一月病逝。

12.齐子修的兵有两套军装：一套国民党的瓦灰色，一套皇协军的草绿色；他们有两种番号：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保安第五师和日寇和平治安军二十二师。“齐子修的队伍，到底是什么队伍？”有人这样问他的高级参议张伯禹，张伯禹回答很干脆：“一子二爷，两系传家。” 齐于一九四三年夏季率部投降日寇。抗战期胜利后，齐逃往济南，企图召集旧部东山再起，后被国军司令王耀武以图谋不规的罪名将其枪毙。

汪在投敌之前，一直标榜自己是政治家，对军队不屑一顾，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因此在与蒋的斗争中屡次吃亏，所以他投敌之后特别重视兵权，他还专门制作了大元帅常服和礼服，每周三伪政权举行军事会议时，这个一天兵也没当过的汪委员长必定穿着全套军服参加。

汪的私生活一直无可非议，不贪财,不贪色。家里摆设简单。他喜欢请客吃饭，但吃的总是“极平常”的西餐。据说陈璧君有一次买了些西式餐具，汪误以为是昂贵的东西，暴怒之下把那些东西摔得粉碎，并责备陈璧君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时候把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

一九四三年有一次，听说他的下属准备把日本人交给他们的一批中国士兵关到战俘营去，汪勃然大怒，气得泪流满面，责备他的下属没有爱国心。他说，日本人自然把那些士兵当作敌人和战俘，但那些人为祖国卖过命，中国同胞除了向他们致敬以外，怎么能那么对待他们呢？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中日战争史专家博伊尔（J.H.Boyle）在《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一书中称：汪精卫国民政府和维希法国相似，“当他们认为德意日轴心国会取得胜利时，他们设法为自己的国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较为有利的地位。当战争胜利归属没有把握的时候，他采取哄骗、拖延的办法来避开日本的勒索，并且多少为自己的管辖区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走投无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对汪政权的势力重视起来，“汪就越来越有可能为同胞争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敌军进攻。在享有中国物产和资源方面同日本人竞争。在汪看来，签订一些协定和条约，都是一种竞争的方法。一旦战争结束，假如同盟国获胜，反正这些条约也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汪出走时留函给蒋说：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究竟这封信有没有感动过蒋很难说，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里，的确是挑起了很重的担子，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汪实际上用他自己巨大的名望和威信……去帮助日本最坚决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的‘分治合作’计划。……这个计划使汪所许下的‘复兴中国’的诺言成为荒诞不经的假话。为汪辩护的人声称：汪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真正替日本计划卖力气，他们只不过是骗骗日本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是在卖力干而已。他们可能没有说错，事实也许真是那样。但这丝毫也不能够削弱对方反驳他们的理由，那就是说：凭汪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哪怕他只是暖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会使他本国人民陷于不和与混乱。”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称：“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处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晤。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利的人，中山逝世后，汪氏一意左倾，与蒋中正互为表里，不择手段地揽权夺位。谁知他的合作者蒋氏，也是个热衷权力不择手段的人。他两人各取得党权、军权之后，竟又短兵相接，火并起来，经历多次，汪氏自知非蒋的敌手，故此次我们诚心诚意地请他留在南京主持党政，他总以为沪、宁一带是蒋的老巢，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断非彼久恋之乡。他如要掌握党政，必须回广东另起炉灶。这便是汪氏的基本观念，也是嗣后宁、汉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但是我们也应该说一句公道话，便是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例如汪氏投敌后，以前与汪氏渊源最深的国军将领，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都是抗战阵营中的柱石。然终汪之世，未尝作片纸只字向张、黄等招降，足见大义所在，纵是卖国贼也颇觉不为已甚，而自我抑制。”

抗日名将张发奎曾经负责接收广东地区，他说：“我没有听到广州民众对汪伪政府的抱怨或抨击，也没有广州民众对伪政府怀抱恶感的印象。……无论广州抑或上海，这些伪府政要都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他们鼓吹所谓的‘和平’，其叛国理由就是‘中国打不过日本’，汪精卫组织就是基于这一理念。事实上，日本人并不是平等对待他们，他们充当了傀儡。然而他们宣称，即使他们仅仅是傀儡，也要为老百姓争回一点权益。我没有见到伪府在广东压迫民众的任何证据。”

在汪死后，其妻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的责任与行为辩护：“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寸国土是汪先生卖去日寇的？反而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