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师米尔斯（W.P.Mills）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首先提议成立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国际委员会的发起成员共有十五人，他们是：1）丹麦德士古石油（Texas Oil）公司的经理汉森（J.M.Hansen）、2）德国兴明贸易（Shingming Trading）公司的舒尔茨-潘廷（G.Schultze-Pantin）、3-4）英国亚细亚石油（Asiatic Petroleum）公司的芒罗-福勒（P.H.Munro-Faure）和利恩（J.Lean）、5）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皮克林（J.V.Pickering）、6）英国和记洋行（International Export）的希尔兹（P.H.Shields）、7）英国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的麦凯（I.Mackay）、8）拉贝、9）德国上海保险（Shanghai Insurance）公司的施佩林（E.Sperling）、10）米尔斯、11）马吉、12）金陵大学的美国社会学教授斯迈思（L.Smythe）博士、13）金陵大学的美国历史学教授贝茨（M.S.Bates，中文名贝德士）博士、14）金陵大学的美国农艺学教授里格斯（C.H.Riggs，中文名林查理）博士和15）美国卫理宗教会（Methodist）传教士、鼓楼医院副院长特里默（C.S.Trimmer）医生。

实际上，那十五人中的七个在南京沦陷前就遵循各自公司的命令离开了，坚持留在南京主持安全区事务的只有两个德国人拉贝和施佩林以及六个美国人米尔斯、马吉、斯迈思、贝茨、里格斯和特里默，加上不久后加入委员会并担任总干事的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苏州出生的美国新教（Protestant）牧师菲齐（G.Fitch，中文名费吴生）和担任财务总管的礼和洋行（Carlowitz & Co）的德国人克勒格尔（Christian Kroger，他也是个纳粹党员）。

其中施佩林是委员会的总稽查，他领导四百五十个训练有素的警察加上一个平民纠察队。据拉贝说，施佩林搭救的中国姑娘比谁都多，那部分归功于他会说日语，而他最常用的两个日语词是“滚！”和“快滚！”。斯迈思是委员会的秘书，作为社会学家，他主持编写过《南京城乡地区战争破坏调查报告 1937年12月—1938年3月》（War Damages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March 1938 Urban and Rural Surveys）。

在安全区期间大力帮助国际委员会工作的西方人还有鼓楼医院的院长、美国联合基督教传教团（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的牧师麦卡伦（J.H.McMallum）博士、奥地利人哈茨（R.R.Hatz，安全区机械师）、白俄齐阿尔（O.Zial，安全区机械师）、美国医生威尔逊、美国圣公会牧师福斯特（E.H.Forster）、金陵神学院的美国卫理宗牧师索恩（H.L.Sone，中文名宋煦伯，他后来担任了委员会副总干事）、美国护士鲍尔（G.Bauer）和海因兹（I.Hynds）、商格伦电器商行（？）的白俄波德希沃洛夫（C.Podashivoloff）以及北方饭店的老板、德国人黑姆佩尔（R.Hempel）等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基督教徒。无疑，宗教就是为那样的时刻存在的。

国际委员会设置的安全区位于城区西部，东面以中央路和中山北路为界，从南面的新街口广场（德国人称之为波茨坦（Potsdam）广场）到山西路广场；北面从山西路广场往西到西康路；西面沿西康路向南到汉口路口，然后向东南到汉中路上海路交叉路口；南面从汉中路上海路交叉路口到新街口广场。安全区占地约三点八六平方公里。选择那片区域是出于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具有重大军事价值的目标。

国际委员会迅速把为平民设立安全区的建议通过美国大使馆分别通知了日本政府、日本军方和中国政府。

委员会要求中国政府保证撤除在拟建的安全区内所有的军事设施和军事交通指挥机构；安全区内不准驻扎武装人员（携带手枪的平民警察除外）；禁止所有士兵与军事团体进入安全区。

中国政府刚开始时对国际委员会的建议不以为然，因为那些外国人事先没有请示汇报。不过蒋介石很快改变了主意，他不仅任命了杭立武为委员会的中方总干事，而且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许诺为委员会提供十万元资金（委员会实际上先后收到来自国府的共八万元的资助，他们还收到过南京市长马超俊提供的一万多袋米、一万袋面粉以及不少盐和煤）。

拉贝还通过德国大使馆和在上海的纳粹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Lahrmann）给希特勒发了电报，恳请希特勒劝说日本政府同意建立中立区，但希特勒始终不置可否。

日本政府在十二月五日通过美国大使馆给了委员会一个正式答复，他们否决了建立安全区的建议，其答复包含五点：

“1.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委员会不具备完全切断安全区与外界联系的自然条件与人工设施；

2.不论是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附近都有中国的军事设施和据点，一旦在南京发生战斗，这些设施和据点很难做到不会被中国军队利用；

3.即使该建议受到中国当局的欢迎，仍然不能保证做到在南京发生战斗时，能够完全阻止中国军队进入安全区并将安全区用于军事目的；

4.尽管日本政府完全认可对设立安全区的建议负责的领导层的高尚动机，但不能承担在未来保证所述区域免遭炮击或轰炸的义务；

5.日本军队无意对未被中国军队使用的地点或不存在军事设施或没有部署中国军队的区域发动进攻”。

因而在进入南京的日军先遣部队的地图上，根本没有标注安全区的位置。

在国际委员会看来，安全区能否成功，关键首先在于能否真正保持中立，即能否确保区内无一兵一卒，无军事设施。尽管唐生智一再保证将撤出所有军事人员，但拉贝他们不断发现新挖的战壕和新修的高射炮阵地。拉贝曾被迫向唐生智的代表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国军不立即停止修筑工事，并将军人清除出安全区，他将辞职并解散国际委员会。唐生智的代表对委员会提出的所有要求都立下了书面保证，不过同时又留了个尾巴，说执行起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事实上，唐生智对部队已经失去了控制。士兵们非但没有如唐生智所许诺的那样撤出安全区，反而继续挖掘新的战壕，并架设军用电话线。在拉贝又一次当面请求唐生智撤出他的士兵时，唐生智说，那起码还要两个星期才能做到。

许多人认为，士兵进入安全区，就是因为那里相对安全。唐生智自己会见委员会成员时，也选择了在安全区里面。

国际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宁海路五号，那里原来是国府外交部长张群的住宅。张群在病中离开南京时，把它交给德国大使馆使用，大使馆则转手给了拉贝和他的委员会。

上海的《蚁报》曾发表文章，高调呼吁读者不要进入西方人设置的安全区，说中国人应当勇于面对危险，那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义务（“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一个来自最高统帅部的黄姓上校在十二月六日强烈谴责拉贝们设立安全区，他慷慨激昂地对拉贝说：“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热血来保卫祖国，不让日本人占领一寸土地。……南京应当抵抗到最后一个人。如果你们不建立安全区，那些搬进区内的人本来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士兵的。”

拉贝在他当天的日记里写道：“留下的人之所以留下，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带着自己的家人和一点点财产逃走。为什么不迫使那些有钱人留下？为什么总是那些最穷的人必须牺牲？对他（黄上校）来说，几十万同胞算得了什么！他们贫穷，没有任何用处，只有去死！”

第二天，拉贝在日记里写下：“昨天的黄上校走了！”

尽管没有获得日本官方的同意，国际委员会在十二月七日还是在安全区四周的边界插上了大量白底红圈、内有一个红十字的安全区界旗，在安全区转角处的地面或建筑物的房顶上水平悬挂起了画有安全区标记的大横幅。然而不少刚竖起的界旗很快就被中国士兵拔掉了，士兵们在腾出来的地方构筑火炮阵地和防御工事。

国际委员会还通知了日本军方有十五至二十名外籍人士在主持安全区的工作。

委员会本来每天下午六点都开个短暂的碰头会和新闻发布会，以前从不缺席的马超俊在七日那天没有露面，一些外籍委员会成员也不辞而别。

城门外的房屋被烧毁后，失去住所的老百姓被命令搬去安全区，于是第一批难民在那天涌进了安全区。

因为谣传紧挨南门的城内的房屋也将被烧，更多的人在那天夜里进了安全区。

不少士兵混在难民中间，他们扔掉武器，脱下军装，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

国际委员会在十二月九日提议双方停火三天，即日军按兵不动，而中国军队从城中撤出，唐生智表示同意（实际上积极鼓动），但那个提议被蒋介石断然否决了。

在十一日晚上的记者招待会上，到场的二十人就全是洋人了。贝茨说：“我不认为怯懦会改善我们在世界上所面对的一切。让我们去履行我们自己认定的责任，以善良的心去做并且承担其后果。”

十二日，在安全区里仍然到处可以看到佩戴黄袖标的中国士兵，他们携带着步枪、手枪和手榴弹，连警察也违反规定带上了步枪。要清理安全区已经不可能了（不过到头来那些士兵根本没有尝试过巷战抵抗，所以日军也没有用武力进攻过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要求难民原则上在安全区里投亲靠友或设法租房居住，实在没有办法的则被分别安排进二十五个由一些公共场所改造而成的难民收容所，它们是：1）交通部、2）五台山小学、3）汉口路小学、4）汉口路陆军学校、5）小桃园南京语言学校、6）军械库、7）干河沿的金陵大学附中（最大的难民所）、8）锏银巷的圣经师资培训学校、9）华侨俱乐部、10）金陵神学院、11）中山路司法学校、12）最高法院、13）金陵大学、14）金陵大学图书馆、15）德国俱乐部、16）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7）法学院、18）小桃园的金陵大学农艺系、19）山西路小学、20）金陵大学宿舍、21）贵格会传教团、22）大方巷军用化工厂、23）高家酒馆五十五号、24）西门子公司（即拉贝住宅）、25）金陵女子神学院。还有两个难民所在安全区的外面，它们是栖霞山江南水泥厂（该厂由丹麦人设计建造，德国设备，当时尚未移交给中方业主。其负责人为德国人京特（Gunther）博士和丹麦人辛德贝格（Sinderberg）以及双塘长老会传教团。在最高峰期间，那些难民所共收容了七万多人。那些难民所的负责人大多是中国的基督教徒、中国红卍字会（一九二二年在北京创立的一个“以救济灾患、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的民间宗教慈善救济机构，发源于民间宗教组织道院）成员、中国红十字会成员，还有个别面目暧昧的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分子。南京安全区主要就是那些人加上几个德国纳粹分子和美国传教士维持的。

十二月十三日，国际委员会开会，他们只花十分钟就成立了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由马吉任会长，拉贝是理事会成员。他们会后立即去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用医院巡视，发现那里的医护人员在战火中已经撇下病人和伤员逃得一干二净。他们马上弄了一面红十字会旗挂在外交部医院的上空，并据此召回了一些医护人员。

委员会的几个人先后缴了一两千来不及渡江撤退的士兵的枪，其中许多士兵是自己直接跑到委员会总部去的（委员会成员许诺那些士兵的生命安全，但那些士兵被移交给日本人以后都被枪毙了）。

那几天里的中山路等大马路上遍地是中国逃兵扔下的军服、皮带、帐篷、弹药箱、手榴弹和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国际委员会的人光在他们办公室的前面和附近就捡到了二百三十五杆步枪、八十把毛瑟手枪和左轮手枪、两挺重机枪和六挺轻机枪以及大量的手榴弹。

日军在十三日进城时，安全区里几乎集中了城里全部的平民百姓。委员会是城里唯一在运行的机构，他们管理着警务、食品供应、卫生、消防以及看守公共机构等事宜（不过他们掌握的四辆消防车和许多消防设备很快就被日本兵抢走了）。

在占领南京以前，日军飞机一直散发传单宣称日本是中国唯一的真正的朋友，日军“将尽力保护良善的人民，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十二月十日，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Iwane Matsui）大将（松井是驻扎中国三十年的资深中国通，淞沪会战中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一九四五年被盟军逮捕，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十二月在东京巢鸭监狱伏法）在空投给唐生智劝他放弃抵抗的传单里也称，日军“对于抗日分子固然苛酷无情，但对于平民和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容和善的态度”。

然而从十二月十四日起，无休无止的骚扰、偷窃、掠夺、强奸、谋杀和屠杀在安全区大规模发生，完全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持续了足足九、十天。日本兵到处找“花姑娘”，在光天化日下毫无顾忌地奸污妇女。有个美国人说：“安全区简直变成了日本兵的妓院”。连鼓楼医院的几个护士也险些被强奸。安全区里的许多房子，不管有没有悬挂外国旗帜，都被砸开偷盗洗劫（为了自保，许多住宅外挂出了日本太阳旗）。安全区外的店铺更是没有一家未遭难。安全区根本无力保护已经放下武器的士兵，那些士兵成千上百被拖出安全区集体屠杀，大约有五十个警察也被杀死了，他们的罪名是让士兵进入了安全区。

十二月十六日，拉贝给日本大使馆写信，要求日本当局派出宪兵在安全区里昼夜巡逻；在安全区的各通道口设置岗哨，阻止四处游荡的日本士兵进入；同时在所有难民收容所的入口处设置岗哨，但日本当局根本不予理会，置之罔闻。

委员会要养活二十多万难民，他们千辛万苦地弄米弄煤，售卖或分发米面，他们的免费粥厂每天一日两顿维持着五万多人的生命。在后期，他们还为儿童提供鱼肝油，给民众接种天花、霍乱和麻疹的疫苗、为脚气病病人分发维生素B，为白喉病人准备抗毒血清。他们千方百计从上海运进绑带纱布和补充营养的蚕豆。委员会在第二年春天还试图为近郊的农民提供种子和耕畜。国际委员会得到了全国基督教总会、美国联合基督教理事会、国际红十字会和上海救援南京委员会等国内外慈善组织的大力帮助。

国际委员会的总预算来源（因为款项中一部分为受行情波动影响的有价证卷，所以他们将资金估定为三十万元）包括蒋介石政府赞助的八万；卖米收入的一点三万；南京基督教徒战争救济会的捐款零点七万；中国银行家协会的捐款五万；美国红十字会的捐款二点五万；英国市长基金会的捐款二万；美国纽约黄金律基金会（？）的捐款六点三五万；总部设于美国伊利诺伊（Illinois）州埃文斯顿（Evanston）的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的捐款零点二五万；美国西雅图中国俱乐部的捐款零点二零三五万以及上海救援南京委员会的捐款十点九一一五万。

那些外籍委员没有人从委员会支取过一分钱的工资，而中国志愿工作人员每天的报酬是口粮以及一角两分的菜金。

国际委员会更吃重的任务是白天黑夜保护难民的人身安全。十二月二十一日，十四个美国人、五个德国人、两个白俄和一个奥地利人，排着队走进日本大使馆，向日本人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其中主要要求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立即停止在城里大规模的纵火焚烧；立即停止日军士兵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恢复城里的法律和秩序；保证对安全区的食物和煤的供应。请愿书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别无请求，只希望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住房、安全和食品”。他们在那天见到了刚到南京不久的松井石根。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委员会始终不折不挠地坚持每天去日本使馆提交经过核实的日军暴行的记录加上抗议信，尽管他们明知毫无作用。

在三个多月里，跟委员会先后打过交道的日本外交官有日本使馆上海总领事冈崎胜雄（Okazaki Katsuo，他战后曾在吉田茂（Yoshida Shigeru）政府里任内阁官房长官和外务大臣）、代理总领事福田德康（Fiyoshi Fukuei）、一秘兼领事日高新六郎（Shinrokuro Hidaka。他后来曾任外务省中国部部长，据说他是个好人）、参赞（Hidarka）、副领事田中（Kikudi。魏特琳对他的评价是“善解人意、略带忧郁”，不过其他人看到他多次从外国人的住宅里顺手牵羊）、副领事（Tanaka）、二秘福井（Kiyoshi Fukui）和武官Tokuyasu Fukuda等等。总的来说，那些外交官通常很有礼貌，他们一方面极力维护日本军方的荣誉，另一方面也为难以启齿的日军军纪问题感到羞愧，并许诺“尽力而为”，向有关部门汇报，还保证局势很快就会好转。不过在实际上他们很少能有所作为。西方人能明显地感到日本文官在军人面前的低声下气、俯首贴耳。

几乎每一个洋人在那些日子里都救助过无辜无助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妇女。洋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吓跑或赶走为非作歹的日本兵，阻止暴行，而中国人一见到洋人往往就会跪下磕头哀求帮助。没有洋人在场的时候，往往什么事也行不通。甚至中国警察有时也需要洋人当保镖。那些手无寸铁的洋人有时自己也诧异他们的高鼻子蓝眼睛竟然有那么大的魔力（有人说那多半是因为那些洋人的主要当事人是日本人的反共伙伴德国人和在“帕奈号”惨案后日本政府急于加以安抚的美国人）。问题是敢于仗义出头的洋人数量实在太少，他们分身无术，因而他们能帮到的中国人有限，而能够及时抢救的妇女更少。其实，在夜里，连洋人也不敢单独外出，他们总是三两人结伴而行，因为他们也吃过那些彻底失去理智、极端疯狂的日本兵的苦头，洋人被打被搜身被粗暴对待的事时有所闻。鼓楼医院的院长麦卡伦牧师甚至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七日被两个非法闯入的日本兵的刺刀刺伤了脖子。林查理曾挨过日本人的耳光。

日本当局从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开始在安全区进行了十多天的登记，并一共发放了约十六万张登记证（约占人口四分之一的十岁以下的孩子不作登记，许多地方也不登记老年妇女）。按规定有了登记证就是“良民”，可以回家不受骚扰了，而实际上许多日本兵随意撕碎登记证，然后照样搜身殴打抢劫。在登记的过程中，估计有两万余年轻力壮的男子被清理出来，哪怕其中许多其实并不是军人，他们不是被拉去服劳役，就是被集体处决。为诱骗前军人自首，日本人在登记以前总要进行一番“坦白从宽（去做工）、抗拒从严（被枪毙）”的思想动员，而那些上当自首的人百分之百被拉走杀死，许多尸体被抛进了滔滔扬子江。

日本人在登记时不时让女人抱着小孩作微笑状，然后拍照用于宣传中日和善。还有日本记者在难民所入口处分发饼干、苹果和铜板，同时拍摄电影。日本准国家通讯社同盟（Domei）通信社报道说，南京居民已经全数回到了家中，商业已经恢复正常，人们欢迎日军的到来。

偶尔也有真正行善的日本人，比如曾有一个在美国生活过四年的日本军官主动向鼓楼医院赠送了不少大豆和牛肉。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红卍字会主席陶锡三任会长、副会长为孙淑荣医生（也是红卍字会的负责人）和程朗波。其他责任人有詹荣光（原日本使馆翻译）、王承典（杰米·王（Jimmy Wang），据说他是国际委员会的秘密成员）和许传音等。作为一个傀儡机构，南京自治委员会意在取代国际委员会，他们觊觎国际委员会的资金和物质储备。而国际委员会非常乐意交出行政职能管理权，成为单纯的救济组织，但绝不肯轻易交出资金和物质。

自治委员会强迫各个难民所组织难民在那天举着五色旗和日本太阳旗上街庆祝，千人以上的难民所必须出二十人以上，小的难民所至少得出十人。

就在自治委员会的五色旗伴随着太阳旗升起的同时，苏联大使馆着火了。

自治委员会最初的告示之一，是让民众都戴上白底红日的日本袖章。

一月二日，南京电厂临时恢复了向部分地区送电。有了电，就能收听电台广播，在安全区的那些外国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与世隔绝的感觉。

一月三日，部分地区恢复了自来水供应，一月七日恢复了正常供水（直到五月初，当局忘了收水电费）。在那以前，人们不得不自深井里打水，因为池塘和渠道里的水大都被死尸污染了。国际委员会的人一度非常担心春天气候转暖后城里会瘟疫流行，幸好那样的灾难没有发生。

一月六日，三个美国外交官返回南京平仓巷三号的使馆。其中的三秘爱利森（J.M.Allison）是国际委员会最坚强的后盾，他不断向美国国务院汇报日本人的暴行（在一月二十七日，爱利森被一个日本哨兵打了耳光。日本政府立即道歉，但强调是爱利森先出口不逊）。

一月八日，德国使馆三人和英国使馆三人也返回了。后来又回来了一个荷兰外交官。外交官的回归除了为安全区提供了多一层的保护，还为那些侨民无偿提供了通过军舰运送包裹和信件的方便。

在西方使馆人员返回的前夕，日本人匆忙地清理了市区部分垃圾和尸体。

从一九三八年一月起担任第二任日军南京警备区司令的天谷直次郎（Naojiro Amaya）少将指责是境外势力在鼓励中国人抵抗，拱火浇油，煽动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他说，没有西方列强的干涉和挑拨离间，中日关系和谐友好、亲密无比。他自称，在他的治下，南京的秩序有明显好转（天谷在一九四一年退役，年仅五十三岁，原因不明。他曾是日军驻镇江司令，据说在他被调离时，有当地老百姓挽留他，可见他治军比较严厉）。

德国使馆的政务秘书罗森（G.F.Rosen）博士有次在跟天谷谈话时，说到“既然贵军失去了控制……”，天谷马上气急败坏地说：“你竟敢胡说八道！我们有世界上最守纪律的军队！”罗森顺势反唇相讥：“那就是说，那些士兵是奉命行事啰？”

因为国际委员会经常通过美、英、德使馆直接向东京日本外交部告状，而日本外交部不得不怪罪南京当局治理不力，所以南京当局非常讨厌那些洋鬼子。他们不需要旁观者。一些委员会的成员本来很想离开南京到上海喘口气，休息一下，但是因为日本当局不肯为他们颁发返回南京的通行证，他们就不愿离开了。他们知道在南京的外国人团体实在太小，每一个人都很珍贵。

从一月初起，安全区里有了十几个宪兵日夜巡逻，那些宪兵能管住四处流窜为非作歹的兵痞，也比较文明，只是人数少得出奇。

从一月十三日起，另有十三个日本宪兵组成了专门的使馆卫队。使馆人员外出，车里必须有一个宪兵随行。同时，使馆人员再不准出城。

从那一天起，安全区里的秩序进一步得到了恢复，似乎很少再发生强奸的事，但在安全区外，强奸、敲诈勒索抢劫、殴打乃至谋杀依然时常发生，尽管频率低了，规模小了。

在一月十一、十八、二十五和二十八日，难民所负责人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议。

从一月底起，城里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因为老百姓原来的私人储备都枯竭了，而日本人不准从外面运进粮食，又不发放米、面和燃煤，也不给医院急需的医生和护士发入城许可。据国际委员会说，日本人至少扣留了委员会的一万零九百三十三袋米和一万袋面粉。

日本当局在一月二十八日发出通告，要求所有难民在二月四日以前返回原住处（后来又延期到二月八日）。那时安全区内人满为患，区外则荒无人烟。那些被迫离开安全区的难民回到家里后，男人往往很快被抢劫毒打，女人往往很快就遭到强奸，于是不得不又返回安全区。许多人回家只为了那是保住房屋、门窗和地板不被毁坏或偷走的唯一办法。

二月八日，国际委员会全体成员以及德、美、英大使馆的代表应邀出席了日本使馆举办的军乐团表演。那二十个音乐家是特地从东京请来的。那些洋人早晨刚查看了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下午却要去欣赏日军表演的音乐，那很有点过分，但是他们明白，在那个充满欺骗和虚伪的世界，给对方面子是最大的礼数（德国使馆的罗森博士坚拒不去捧场）。

因为日本当局下令关闭安全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二月十八日正式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从此成为一个纯粹的民间救济组织。鉴于拉贝即将离开，米尔斯被推选为主席，即拉贝的接班人，索恩成了已经去了上海的总干事菲齐的继承者，秘书斯迈思则兼任了财务主管。

同时城里有了六百多个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日本平民，随着日本人到来的，还有些韩国人。城里出现了各种日本商店（到年底，南京有了日本平民约七千人），日本货卖得最多的是香烟、火柴、糖和蜡烛。

与各种商店出现的同时，南京出现了二百多家出售鸦片的土膏行。那些旅馆和慰安妇场所也卖鸦片。

三月，南京和上海之间恢复了火车、汽车和轮船交通。三月二十五日，南京全面恢复了邮政服务。

从四月起，国际救济委员会雇了几百个工人协助红卍字会加速处理暴露在外的尸体。

四月底，以梁鸿志为首的中央政府维新政府下令成立督办南京市政公署（一九三九年三月改称为南京特别市政府），同时解散了自治委员会。

五月三十一日，南京所有的难民所及粥厂都被关闭了。

六月一日，国际救济委员会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礼拜堂里为在那以前的六个月里为委员会和难民所工作过的大约四百五十个义工颁发了证书并拍了集体照。

尽管南京的社会秩序逐渐好转，其周围的农村始终民不聊生，除了日军的散兵游勇动辄抢劫、强奸妇女以外，因为日本人摧毁了原有的政府职能，又无意承担责任建立新的机构，加上经济生活的基础被破坏殆尽，土产的土匪活动非常猖獗，女人往往只能整天躲在地洞里才能免于侮辱。

从六月份起，日本当局开始在南京城里推行联保制度。

到十一月初，城里的一些商店饭店外出现了招揽顾客的穿蓝衣白裙的女孩。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特别市政府下令解散国际救济委员会，要求所有外籍委员立即离境。此命令被日军当局否决。二十一日，市政府又借故抓走了委员会六名中方工作人员（直到第二年四月底才被放回）。

汪精卫伪政权在一九四0年三月三十日举行了就职典礼。

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文名华群）

魏特琳一八八六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其父是个法国移民，有个铁匠铺和小农场，其母在她六岁时就因难产而去世了。魏特琳半工半读从州立师范学院毕业后，在一个中学教了几年数学，然后又进伊利诺伊大学读书。当时美国大学里传教运动大火，不少年轻人都满腔热情希望走向世界传播上帝的福音，拯救深陷水火之中的万万千千的民众。远东是基督教扩张的主要疆域，六千多美国年轻的传教士中的三分之一去了中国。在义和团动乱以后，连慈禧的清廷都在倡导现代化，他们尤其欢迎西方传教士去帮助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对孙中山的民国来说，传教士更是多多益善。

一九一二年，二十六岁的魏特琳在获得科学学士学位以后，被美国基督教海外布道团（Foreign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派到中国合肥。中国妇女的贫困、愚昧和地位低下令她万分震惊，使她下定决心要为改善中国妇女的教育和社会地位而贡献一生。

一九一八年，在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合肥三育女中任教六年以后，魏特琳回国休假一年，其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教育学硕士。美国基督教海外布道团原定再派她去南通创办一所女子中学，但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North）、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South）、浸礼会（The Baptist Church）和基督会（Christian Church (Disciples of Christ)）在一九一五年联合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正急需一个代理校长以顶替回国休假的校长瑟斯顿（Matilda Thurston），于是她在一九一九年秋天到了金陵女大。到南京以后，魏特琳先是推迟了与同是传教士的未婚夫的婚礼，后来又取消了婚约。

因为国民党政府规定所有中国大学的校长必须是中国人，魏特琳当了几乎九年的代理校长，直到金陵女大董事会在一九二八年任命该校一九一九年的五个首届毕业生之一、美国密歇根（Michigan）大学昆虫学博士吴贻芳为校长。吴贻芳上任以后，魏特琳担任了她的秘书和助理。吴贻芳是社会名流，与宋美龄的关系极为密切。抗战开始后，她是全国妇女伤兵救济协会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极为忙碌，因此魏特琳也跟着极为忙碌。除了校长秘书和助理，魏特琳还担任金陵女大教育系的主任（金陵女大在一九三0年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吴贻芳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离开南京以后，魏特琳又一次被任命为代理院长。为了应付特殊时期学院里的事务，吴贻芳指定由魏特琳、魏特琳的助理兼宿舍总监程瑞芳（Tsen Shui-fang）和学院总务处长陈斐然（Francis Chen）三人组成了一个紧急委员会。

当时只有三个学生还留在学院里，而十五个教职员工都只能拿半薪。

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淞沪会战的前一天起，到一九四0年四月十四日，魏特琳在日记里记下了她在那些岁月里经历的苦难、悲剧、挣扎和奋斗。她分批把那些日记寄给了在美国的同事和朋友。

美国大使馆从八月下旬起曾四次告诫敦促所有美国公民离开南京，魏特琳每次都温柔而坚定地拒绝了。她说：“我认为我不能走。……我觉得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十八年的经历，以及与学院邻居十四年的交往，使我能够承担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该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该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

她相信：“烈士们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有时人们应该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个人或政府”。

她又说她要清楚地表明，“我们是自愿留下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愿以任何形式使政府或学院感到他们对此负有责任”。

魏特琳第一时间参加了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当时她和金陵大学的特威纳姆（M.Twinem，中文名戴籁三）是那个组织里仅有的两个妇女。

为了防止日机的轰炸和日军士兵的骚扰，魏特琳安排在学院四周插了八面美国国旗，到处张贴美国大使馆出具的英日双语告示，并在学院中心竖起了一面自制的九米多宽的巨大的美国国旗，以宣示学院是美国的资产以及其在战争中的中立地位。魏特琳他们还从阁楼上找出了两块早就不用的“大美国女子学校”的校牌挂在大门门框上，希望能起一点驱邪的作用。

为了接纳难民，他们把大部分家具搬到了阁楼上。由于那些阁楼比较隐蔽，日本人始终没有发现那些家具。

他们还及时用学院里的锅炉烧掉了刚搬来不久的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存放在学院里的大量书籍、政治宣传品和传单（因为靠近美国大使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那一带被认为相对安全，被炸的机会较少，因此许多政府机构在南京沦陷前的几个月里纷纷迁移到那附近）。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晚上接受了第一批难民，那些人不是从无锡、苏州等地逃来的难民，就是被中国军队从城南赶来的南京居民，中国军队要放火烧后者的家，威胁说如果他们不离开，就是汉奸和间谍，就要被枪毙。

魏特琳始终坚信国军焚烧城内外的民房绝对是大错特错，因为那根本阻挡不了日本人（至多能推迟日军晚二十四小时进城），那种牺牲毫无价值，而受害者尽是穷人。魏特琳质问：为什么非毁灭城市不可，为什么不能把城市完整地交出去？

魏特琳他们原计划在学院的八栋建筑里收容二千七百五十个妇女和儿童，实际上他们在最多时收容了一万多个难民。除了极少数老年男子，他们坚决拒绝接收成年男性。

因为当家的是美国人，又只收容妇女儿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是南京所有难民所里相对最安全的一个，尽管实际上那里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妇女免于被日本兵掳走或强奸的危险，更不能阻止日本兵入内抢劫。比如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就有十二个妇女被从学院里掳走（其中六个在第二天早晨回来）。在治安情况已经大为好转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还有三个姑娘被从学院里掳走。有一次魏特琳自己甚至被一个日本兵打了耳光。她还曾多次被日本兵用枪用刺刀威胁。为了维护那些妇女的安全，魏特琳整天不停地奔走于各个大门和宿舍之间，一旦得到日本兵闯入学院的报告，不管什么时候，她都会匆忙赶去阻止他们作恶，为此她经常和衣睡觉。因为日军在安全区里放肆强奸轮奸，许多年轻妇女从安全区的其他区域逃进学院避难。在城外乡村的许多青年女子为了逃避日寇的侮辱，剪短头发、用灰土涂脸、穿着男人或老年女人的衣服，跑到学院门外祈求收容。为了收容更多的年轻女子，魏特琳他们往往不得不劝说老年妇女离开学院为未婚的姑娘们让出位置。魏特琳经常在学院的前门坐镇，不只吓唬试图进院的日本兵，同时也阻挡许多想到学院里找他们的老婆、女儿和姐妹的男人。

那些留在南京的美国人，如菲齐、斯迈思、米尔斯、福斯特、贝茨和索恩等，都经常到学院里给魏特琳他们助一臂之力。

到文理学院来的日本兵许多穷凶极恶、粗鲁可憎，也有的友善和气、彬彬有礼，像好奇的观光客，有人甚至为学院捐款。有的日本兵看到美国和日本使馆颁发的告示就离开了，有的则视而不见，甚至嗤之以鼻。

有一百多个日本官兵曾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到学院搜查中国士兵，他们的刺刀上带着血迹，并在学院里的交通要道架起了六挺机关枪，在学院外布置了随时准备射击的士兵，如果有人试图逃跑或反抗，他们就会开枪。学院里没有一个中国士兵，但是有不少士兵逃跑以前扔下的军服和少量武器还没来得及被处理干净，幸亏日本人在各栋建筑搜查时不很彻底。那次搜查后，带队的军官给学院开了份没有中国士兵的证明。可是第二天又有一批日军来搜查，他们对前一天的证明不屑一顾。最后是日本使馆的武官给魏特琳再次出具了证明，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搜查。

十二月二十日，日本使馆给学院派了二十五个巡逻的警察。但当天晚上，那些警察就强奸了两个女子。在魏特琳的强烈抗议以后，那样的事停止了。不久改为每天四个警察。问题是那些警察每天都换，为了跟他们搞好关系，魏特琳特意每天都去跟他们的军曹打招呼，聊上几句家常。

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起，日本使馆不再为学院派警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都有妇女找到魏特琳，哭泣磕头哀求她设法帮助寻找并救出在十二月中下旬、尤其是十二月十六日那天被日本人抓走的被怀疑是士兵的他们的丈夫和儿子。那些妇女无依无靠，却往往拉扯着几个孩子，还要赡养老人，处境令人心碎。魏特琳的助手们先后记录下了多达七百三十八个失踪者的姓名、年龄、职业、被抓走的日期和地点，魏特琳则把那些材料交给日本使馆的武官。日本人嘴上总是答应尽力调查，有错纠错，其实只是敷衍了事。而魏特琳心里明白，那些男人多半早就被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集体屠杀了，只是她怎么也不忍心让那些妇女绝望。后来有大约一千五百个男人被发现关在金陵大学东面那个臭名昭著的“模范监狱”里做苦工，但日本人坚持他们全是前军人。魏特琳又分两批把有一千二百四十五个妇女签名或按指印的陈情书呈交给了日本当局、自治委员会和国际救济委员会。收集那些资料花费了魏特琳和她的助手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魏特琳总觉得她有义务为那些可怜的女人做些什么，哪怕能救出一个人也好。在长时期的徒劳无功以后，魏特琳最终得以从模范监狱里保释出了三十多个人。

让魏特琳他们特别头痛不已的是那么多难民制造的排泄物和垃圾，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怎么也不肯听从规劝，到处拉屎撒尿，把学院变成了一个大厕所，让人无处下脚。一些宿舍的浴缸里满是屎尿。还有就是进进出出的人群的鞋底带来的烂泥，尤其是在雨雪天，那些烂泥成了泥浆，使一向整洁干净的学院变得不堪入目。

二月十八日以后，南京只剩下了六个难民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其中之一。许多妇女在白天回到家里，在晚上又回到学院过夜。她们在家里没有丝毫的安宁，日本兵不断地骚扰，抢东西。有时日本兵把丈夫赶出去，然后强奸他们的妻子，甚至睡到天亮才离开。那些妇女一直处于两难的境地：她们逃进学院，会救了自己，但可能害了丈夫和儿子，因为在日本人眼里，单身的男子，哪怕是十六七岁的男孩，都可能是前中国军人。

先后有三十七个婴儿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诞生，同时有二十七人死亡，其中大多是夭折的孩子。

到五月底，所有的难民所都关闭了，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还收留着八百多个无家可归的妇女儿童。

那时学院里整洁了很多（虽然严重缺少消毒的石灰），花匠甚至清除了被折断踩坏的灌木和草地，种上了新树和水仙、茉莉和紫罗兰等花卉。

魏特琳他们始终没有停止过福音布道和祈祷，更不用说感恩节、圣诞节和复活节等的宗教庆祝活动了。

在程瑞芳等许多人的帮助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一九三八年二月起先办了几个组织妇女学习圣经、唱赞美诗的圣经班，然后仿照丹麦的“人民教育”模式（从六岁到十六岁的强制义务教育），从九月起启动了两个项目：家政手工课程和实验课程。前者为期一年，每期有一百来个学生，收的都是一贫如洗、文盲或只有极低文化、没有依靠、没有生活来源的妇女，该课程主要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培养集体生活、团结互助、轮流做饭、清洁等习惯；二是学文化，如中文、算术和圣经等，还学习卫生知识和育儿经验；三是学习种种谋生技能，如缝纫、针织、种菜、腌菜、养鸡和烹制点心等等。毕业以后，学院会给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小笔贷款，帮助她们开始小生意。为了让学生们有更大的实践的基地，魏特琳甚至用自己的钱在学院旁边买了一亩多的一小块地。实验课程从初一到高二分五个年级，前后收了三百多个学生，教语文、算术、音乐、生物、化学、英语、历史、体育和宗教教育等课程。那些学生中大部分勤工俭学，即用为学院打扫教室、宿舍和食堂，为无家可归的人缝制棉衣被褥等抵消部分或全部学费和生活费。魏特琳还计划以后为学院附近的邻居的女孩子们提供学习的机会。

魏特琳他们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足够的合格的教师，还有就是根本买不到圣经、铅笔和笔记本等学习用具。学院里也缺乏合适的教室，因为那里大多被难民占住了。

让魏特琳长久恼怒不已又无可奈何的，还有红十字会为学院办的粥厂大肆克扣，中饱私囊，那里的勤杂工小偷小拿，负责人大偷大拿，以致难民们经常饥肠辘辘。

魏特琳自己也经常为物价飞涨而发愁。

在很长的时间里，每天从头顶呼啸而过的日军轰炸机都会让魏特琳心惊肉跳，那会让她联想起狂轰滥炸下肢体不全的尸体。她经常希望有某种力量把那些飞机从空中拉下来，把那些炸弹沉入长江。

从广州、汉口、长沙、桂林、贵阳、宜昌、万县、西安、南昌、重庆和成都等地陆续不断传来的坏消息让她感到压抑和无助。她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会寄希望用战争用杀戮解决矛盾和纠纷。

下雪和结冰时，魏特琳会为缺衣少食的中国民众和士兵感到心痛。出太阳时，她则会宽慰地想到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会比较暖和舒适。

在为中国民众的苦难时时焦虑的同时，魏特琳和她的朋友们也时刻关注担忧着欧洲局势的发展，那里也是越来越阴云密布，不容人宽心。

除了主持学院的管理、制定和安排学院的教育项目、代人上课、面试学生、给学生评分、以及应付外人无穷无尽的要求、为人调解纠纷排忧除难，还有极其频繁的迎来送往，魏特琳还要为学院募款、核算帐目、写财务报告、向在纽约的学院的董事会定期汇报学院的工作、写信与全国和全世界的同事朋友熟人们互通消息，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并经常应邀撰写文章，她早就在日记里抱怨身心疲惫，压力太大，不堪重负，要做的事情太多，做事时不断受到干扰，老是担心要及时做完一切该做的事似乎永远没有指望，两个得力助手之间的意气相争以及她跟回到学院的前金陵女大校长瑟斯顿的争吵也于事无补。到一九三八年下半年，魏特琳觉得快要撑不住了，更年期的反应更是雪上加霜。同事和朋友们都劝她回美国休假。一九三九年六月，联合基督教布道团希望她回去担任副主席（她谢辞了那个工作，她认为自己的智力、精力、文化和训练背景都不能称职；她不能离开南京；她认为布道团需要一个年轻人接班），学院的董事会也在美国为她安排了工作，但她放心不下已经开始的那两个项目，怕那些项目会随着她的离开而半途而废，她觉得学院太需要她了。她希望那些项目能够成为学院里永久性的组成部分。

从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到二十二日，魏特琳有整整三个星期没写一行日记。她说：“原因不止一个，而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最容易让魏特琳暂时忘掉悲伤、恐惧和沮丧的是学院里孩子游戏时的欢笑以及他们的歌声。

一九三九年七—八月在青岛的四五个星期的休假也没能让魏特琳恢复健康。

一九四0年五月二日，魏特琳当众宣布自己恐怕不行了。她恳求瑟斯顿答应坚持把那两个项目办下去。

不久，魏特琳因严重的神经衰弱不得不离开南京回美治病。回国以后，她先后求助于几家精神病院。在那个年代，精神疾病被视作耻辱。除了她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那些口风极紧的朋友，没有人知道多少魏特琳的病情和她离开南京以后的情况。

魏特琳先企图服用安眠药自尽而未遂。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她在她借住的联合基督教布道团一个秘书的公寓里用煤气自杀身死。在她最后留下的文字里，她认为自己已经不能恢复健康了，她说她宁可死而不愿发疯。魏特琳终年五十五岁。她全心全意为中国贡献了二十八年。

魏特琳有个王姓私人汉语老师。她经常感叹自己的汉语不够好，不能用汉语流利地布道，汉字也写得不够漂亮。

在去世以前，魏特琳反复念叨她想念中国，要回到中国去。她说中国才是她真正的家。在她最后的文字里，有一句是：“如果我能生活十次，我都会把它们献给中国”。

在位于密歇根谢泼德（Shepherd）的魏特琳的墓碑上镌刻着四个汉字：金陵永生。

拉贝在日记里曾写到他并不清楚魏特琳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只知道她是个正直可爱的美国人，她一直像抱窝的老母鸡带小鸡那样保护躲在学院里的那些姑娘。拉贝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魏特琳昂首挺胸走在前面，领着四百个妇女穿过街道，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走到金陵大学。

魏特琳被中国人称为“活菩萨”或“慈善观音”。毫无疑问，她是个极富同情心和共情心的大慈大悲的圣人。

重庆的国民政府曾在一九三八年七月授予魏特琳一枚襟绶采玉勋章。

魏特琳的全部日记被保存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里。

二000年，张连江、杨夏鸣和王卫星等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和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编译出版了《魏特琳日记》，在二00五年又进行了一次修订。

在南京师范大学里陈列着魏特琳的半身铜像。

魏特琳的主要助手程瑞芳一八七五年出生于武昌。她是个护士，在一九二四年被聘为金陵女大的舍监。她深受魏特琳的信任和学生的爱戴。

在难民所期间，照料病人、接生婴儿和处理死者等等都是程瑞芳的事，她一直在超负荷工作。

程瑞芳的战时日记始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终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她的日记是已知的唯一的由中国人用中文写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记录。

作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档案的一部分，程瑞芳的日记被保存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军占领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把它变成了日本驻军的司令部。

日本投降后，程瑞芳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参与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回归和校园的修复。

一九五二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为南京师范大学的一部分，程瑞芳退休回到了武昌，但因为没有养老金而在贫困中挣扎。一九六四年，她曾应吴贻芳和一些校友的邀请重访了文理学院。

一九六九年，程瑞芳去世，终年九十四年。

Hu Hua-ling（胡华凌，音译）和Zhang Lian-hong（张连红，音译）根据魏特琳和程瑞芳的部分战时日记编译而成的《无畏的南京妇女：明妮·魏特琳和程瑞芳的战时日记》（Undaunted Women of Nanking: The Wartime Diaries of Minnie Vautrin and Tsen Shui-fang）在二0一0年出版。

日军的暴行

国军可耻的溃败与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焚烧抢劫骚扰，使得许多南京居民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在日军刚进城时，曾由衷地表示宽慰，以为和平和秩序很快就能得到恢复。不料日军在占领南京最初几个星期里的疯狂野蛮，难以言状，令人发指，罄竹难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南京成了不折不扣的人间炼狱，以致拉贝他们那些洋人怀疑那些日本兵都是从监狱里刚释放出来的嗜杀成性的凶犯。日本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一直要求与西方强国并起并坐，然而他们部分士兵丑恶的本性一旦得到纵容，却极其残暴兽性、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以致南京市民久久不能克服对日军的近于歇斯底里的恐惧。

那些日本兵痞不分昼夜在大街小巷流窜，闯进住宅和难民所，肆意调戏和侮辱妇女。年纪大或长得一般的妇女，白天被拉去干活，晚上被轮奸十～二十次，而比较漂亮的年轻女子一晚被轮奸多达四十余次。他们连已经有六个半月身孕的十九岁的女孩、十一二岁的女孩、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和庵里的尼姑都不放过。那个十九岁的女孩因为挣扎反抗，脸上被割了七刀，腿上被刺了八处，肚子上两英寸的一处刀伤导致了流产。好几个妇女被奸死后阴道里又被插了竹竿、木棍或酒瓶。有时日本兵实在找不到女孩，就拿男孩子发泄。

在英美烟草（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公司职员帕森（Parson）的住宅里，人们发现一个中国妇女的阴道里插进了整根高尔夫球棒。

日本兵还曾强迫中国老头与互不认识的老妇性交，而自己在旁观看，哈哈大笑。

有个日本兵闯进一家，发现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女儿，他企图强奸其中一个女儿，被坚拒后恼羞成怒，将三个妇女锁入屋内，然后纵火，把一个女孩烧成了焦炭。

有个八十一岁的老妪被要求脱光衣服，她拒绝说自己太老了，当即被杀。

一个日本兵在强奸一个妇女时，因为五个月大的婴儿在旁边啼哭不止，兽性大发的他竟蒙住婴儿的嘴和鼻子，把婴儿活活闷死了。

日本兵的兽行还导致了南京城里一时性病泛滥。

因为鼓楼医院的那些传教士医生护士出于信仰而坚决拒绝为被日本兵强奸的妇女堕胎，那些妇女和他们的家人不得不用各种土办法堕胎，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生命危险。

八九个月后，城里还出现了许多日本兵作孽以后留下的弃婴。

华裔美国人张纯如（Iris Shun-Ru Chang）根据《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等大量资料撰写并在一九九七年出版了《南京之强奸：二战中被遗忘的种族灭绝》（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一书。孙英春等翻译的中文本《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于次年出版。二00四年又出版了由马志行、田怀滨和唐乃颖翻译的《南京大屠杀》。该书分三部分：1）日本军方、中国受害者和西方目击者的陈述；2）战后世界舆论、主要是欧美舆论的反应；3）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掩盖的原因。

张纯如在书中把拉贝称作“中国的辛德勒”。

张纯如的书出版以后，引起了社会轰动，长达十星期被列于《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单上。她的研究受到不少专家的赞誉，不过也受到另外一些专家的质疑（比如张纯如人云亦云，估计南京被强奸的妇女人数在二万至八万之间，那上下幅度未免太大，而且恐怕不太可靠。因为当时在南京的全部成年妇女只有八九万，没有任何历史学家说过几乎每个妇女都遭到过被强奸的厄运），同时张纯如受到了日本极右翼势力的攻击和威胁。

除了《南京之强奸》以外，张纯如的第一部著作是Thread of the Silkworm（蚕丝），台湾中文版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大陆中文版题为《蚕丝：钱学森传》。

      （张纯如在一九九一年采访了毕业以后留在美国工作的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她写道：“永刚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对于五十年代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仍耿耿于怀。他说：‘就像先把人家请来作客，然后一脚踢他出门。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了罪，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他奉献了二十年青春为美国卖命，对这个国家的科技有莫大贡献，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赶出去。’”她还说：“永刚告诉我，要他父亲重返美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公开道歉──对一九五Ｏ年代把钱学森当作罪犯囚禁，以及在把他递解回中国之前，让他过了五年悲惨生活的错误，多少表示歉意。”）

张纯如的另一部著作是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美国华人史），台湾中文版题为《美国华人史：十九世纪至二十一世纪初，一百五十年华人史诗》。

二00四年八月，在为她的第四本著作、记录在一九四二年四—七月那三个月间发生的“巴丹死亡行军”（Bataan Death March）的过程中日本皇军虐待七万五千个美军和菲律宾战俘的罪行收集素材时，张纯如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和抑郁症。她的家人、朋友和医生们都怀疑那部分归因于她睡眠严重不足、胡乱大量服用五花八门的中草药以及对心理健康有副作用的药物。随着抑郁症每况愈下，张纯如被诊断为患有“反应性精神病”，而医生给她的药物同样于事无补。据说她研究的题目如南京大屠杀、在美华人的遭遇和“巴丹死亡行军”，都使她感到压抑和悲凉。

十一月九日上午，张纯如在自己的车内饮弹自尽，年仅三十六岁。她的身边有用于镇静神经的药物。她在前一天留下了三张纸条，其中一张上写道：“我无法甩掉那种念头，即某个比我能够想象的更强大的力量，不管是中央情报局还是其他什么我永远不知道的组织，先是招募了我，然后是迫害我。只要我活着，那些力量决不会放过我”，“我突然意识到对我的生命的威胁：我惊恐地感觉到自己在街上被人跟踪，有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我家的外面，送到我的邮箱的信件被损坏。我相信我被关进诺顿病院是因为政府在企图破坏我的名誉”。

张纯如被埋葬在加州洛思阿图斯（Los Altos）的天堂之门（Gate of Heaven）天主教公墓里。

南京市为张纯如制作了两尊雕塑，一座陈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另一座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

张纯如的祖籍江苏淮安在二0一七年建立了一个张纯如纪念馆。

张纯如的研究严肃认真，取材丰富，然而她的《南京之强奸》被引进中国后并不畅销。与之相反的是张艺谋根据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改编的同名电影，尽管纯属充满鸡血意淫的天马行空胡编乱造，却赢得了票房的巨大成功，观众近千万。严歌苓的全部历史根据是魏特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的一段话：

“圣诞节前的一天！大约在十点钟，我被叫去办公室见XX师团的一个高级参谋。幸亏他带着一个使馆里的年纪很大的中国翻译。他要求允许他们从我们的一万多个难民中挑选妓女，他说他们要一百个。他们觉得如果让他们开办一个正规的有执照的场所，那么士兵们就不会去强奸无辜清白的妇女了。在他们答应绝不带走良家妇女之后，我们就让他们自己去挑选。在那期间，那参谋就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久，他们找到了二十一个。他们说其中一些妇女是听说在找妓女而主动站出来的，同时他们认为还有一些妓女躲着。事后，一群又一群的姑娘来问我日本人是否还会来选另外的七十九个。我能够回答她们的就是，如果我能做到，我绝不会让他们那么做”。

在严歌苓的笔下和张艺谋的镜头下，魏特琳的那段记录却被演义成了李教官的殊死抵抗、杀敌无数，美国浪子米勒的智勇双全、见义勇为以及一群风尘女子的爱国情怀、舍身相救！

在夫子庙那一带建立的大型士兵妓院里不仅有中国女子，还有日本和韩国的慰安妇。

没有人确切知道日军在南京到底残杀了多少中国人。在拉贝日记及其所附的文件中都没有提及死亡人数。拉贝在德国的演讲中曾说到他们欧洲人估计在五～六万人之间。他显然大大低估了被日军集体屠杀的国军士兵的数量。不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进口处那“3”后面五个“0”的数字恐怕也未必靠谱，因为当时南京只有平民二十五万，其中绝大多数在国际安全区里得以存活，其他约有不到十万的军队，他们中的一部分在抵抗中牺牲，比如孙元良在他的“战斗详报”里就说，在保卫紫金山和雨花台的战斗中，“全部官兵六千余皆英勇壮烈殉国”（当然那样的数字也不宜全信），还有一部分国军成功撤退或突围，如从下关全员撤退到浦口的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和从南京东北方的栖霞山冲出日军包围圈的粤军叶肇的六十六军和邓龙光的八十三军。守军在投降被俘后一部分被迫当劳工，大部分被日军屠杀，但他们远远没有三十万之众。

红卍字会的大约六百个义工每天平均埋葬二百具上下的死尸，他们往死尸撒上石灰消毒，用草席裹住，然后运到下关和上新河地区的万人义冢埋葬。根据最后的统计，他们一共埋葬了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尸体，其中在安全区外如燕子矶、下关和三汊河等地收殓的近四万尸体中绝大多数是战俘，他们中许多人的双手被铁丝绑在身后，而在安全区内收殓的百分之八十是平民。还有许多尸体是由其他慈善团体或亲友埋葬的。

日本兵往往把许多尸体塞进空屋里，然后点火焚尸灭迹，那同时也烧掉了日本兵洗劫掠夺的痕迹。

当初意图阻挡日军坦克而挖掘的壕沟里曾一度填满了尸体。

日军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古林寺枪杀了许多僧侣。

下关有五十四个发电厂的工人，被安排住在和记洋行。为了帮助电厂恢复发电，拉贝应日本人的要求把他们派去电厂，他们中的四十三人却被日军捆绑着带到江边，用机枪射杀了，因为日本人诬指他们是国营企业的员工，而实际上发电厂是个私营企业。

任何日本兵都有处死中国人的权利。老百姓在日本兵面前不及时鞠躬行礼就有被刺杀的危险。许多人因为一时不明白日本兵要什么而被杀。只要稍有反抗或不顺从，更会立刻被枪击或刺刀捅戳。许多中国人被日本兵用作练习刺杀的靶子。那些见到日本兵而惊恐逃跑的人，都会被从背后射杀。在许多西方人看来，日本兵杀中国人“就像在野外杀兔子一样”。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南京的街道边到处可见尸体，池塘沟渠更是填满了尸体，恶臭熏天。在开始的二十多天里，日本人不准红卍字会收尸埋葬，以致许多尸体被野狗啃咬，而市场上有人在卖狗肉。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起，一具被捆绑在竹床上的中国士兵的尸体出现在离拉贝的住宅不远处，他无数次向日本人要求将其埋葬或他自己安排人将其埋葬，却莫名其妙地总也不得允许，直到几乎五十天后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才被准殓尸。

一个日本兵要一个男孩抓住一头猪，孩子劲不够而没抓住，日本人就开枪打碎了他的颚部。

另一个男孩没法给日本兵找到猪，被破腹后扔进了池塘。

据说南京每四个家庭至少有一人被杀。

中国军人先以抵抗为名烧了南京市郊，日军后以防止中国军人抵抗为名烧了市区。日军有组织的纵火是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的。夫子庙连同其周围的茶馆和大市场、主要商业区如太平路、新街口广场、中山东路、国府路和珠江路等都变成了垃圾场瓦砾堆。被烧的还有国立大剧场、高尔夫俱乐部、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中央财政部长孔祥熙和中央地质研究所所长、国家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的住宅等等（翁文灏的住宅最后只剩下了一堵墙的一小截）。中央研究院的五幢主要建筑中，三幢被烧毁，里面经营多年的生物标本室被彻底烧焦。

日本人毁掉了一大半城市。在那些天里，晚上天空被大火照得通亮，白天浓烟滚滚。

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筑被烧，保险柜被砸开，里面的钱被偷走。

德国人克勒格尔写道：“令人多少感到有点安慰的是，这次破坏的程度不如太平天国进城的那一次”（其实上一次的南京大屠杀并不是太平天国进城时发生的，而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的湘军在一八六四年攻陷天京后纵火杀掠，造成了二～三十万平民的死亡）。但是在其他西方人的眼里，日本人无异于当年破坏一切、摧毁一切的成吉思汗（即某些人极端推崇的“一代天骄”！）。也有人将之比拟为一九一五—一七年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

日本兵经常无视住宅大门上张贴的日本大使馆签发的告示，他们甚至公然撕下日本宪兵颁发和张贴的布告。

他们对美国星条旗和美国大使馆的告示更是没有丝毫敬畏之心，许多星条旗被扯下撕毁或踩在脚底。总计有一百五十八所美国人的住宅被抢。贝茨的住宅四次被劫掠。美国大使馆的十一辆汽车和两辆卡车被抢。美国大使住宅的汽车被偷。留守美国使馆的中国职员及其家属全部被劫掠。美国使馆三秘的住宅（马合街29号）里两个佣人被杀，尸体一具在车库里，另一具在床底下。

三十八所德国人的住宅被抢，其中包括德国使馆的参赞、行政官员和秘书的住宅。留守在那里的中国仆人被打。连大使陶德曼在萨家湾九号的住宅也曾被抢，里面墙上挂着的中国画被偷走，过道里的壁橱被打坏。四栋德国商人的住宅被彻底烧毁。不过大约有二十幢德国人（大都是军事顾问）的住宅基本无损。

德国哈普罗（Hapro）公司的五处房产中，一处遭劫被焚，全损，三处被劫，只有一处无损（Hapro是一家工业制品公司的“马甲”，直接听命于德国战争部（后来是戈林（H. W.Goring）），曾秘密为中国军队提供武器）。

英国使馆也被抢走了十一辆汽车。

那些往往喝醉的毫无节制的日本兵日以继夜地抢劫，他们什么都抢，连人们身上的几个铜板也不放过。鼓楼医院的美国护士海因兹的手表也被他们抢走了。

有时日军先把商店的货物库存搬运一空，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

日军用抢来的各种运输工具如卡车、汽车、自行车、手推车、童车、驴子和骡子运走他们抢来的财物。有时他们让中国人扛着抬着他们抢来的东西，然后拍照制造中国人抢劫的伪证。

日本兵更是什么都偷，小到火柴、蜡烛、碗盆、铜壶，大到马匹、水牛、汽车、钢琴，以及戒指、耳环、手表、相机、被褥、鞋子、衣服、床、床垫、地毯、家具、餐具、自行车、字画、缝纫机、腌菜、酒、香烟、车胎和汽油等等。

一个中国工人替日本人干了一天活，回到家里，一家六口正要吃饭，一个日本兵路过，朝桌子上放着的几碗稀粥里撒了一泡尿，然后狞笑着扬长而去。

偶尔有胡作非为的散兵游勇被日本宪兵或军官当场逮住，往往只是扇几个耳光，痛骂几句了事，再没有其他惩处（后来据说有日本兵因此而受到严重惩罚的，比如被立即送往前线）。

不过在占领期间，日本人基本上没有触动中山陵寝所在的国家陵园和灵谷寺地区，谭延闿墓也大致没有受到破坏（墓前珍贵的白色大理石石瓮和瓷罐被砸坏了）。蒋介石的住宅同样没有遭劫。日本人还把孔庙修葺一新（莫非他们也想过办些“孔子学校”？）。

据说那时在扬子江上的日本海军纪律比较严明，几乎没有水兵施暴的事件。

日本宣传机构在为他们的士兵在南京的暴行辩护时经常引用的例子是“通州事件”，说一些士兵实在是义愤填膺，报复心切。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下属的通州保安队约五千士兵哗变，他们攻击了居住在通州城内的约四百二十个日韩官兵、浪人和侨民，至少二百余个日本人和韩国人，大多是老弱妇孺，被抢劫、强奸、凌辱和杀戮（日方称二百三十五人被杀。一九七0年代公开的蒋介石日记里记载有一百零四个日本人和一百零八个韩国人被杀）（次日，日军杀回，屠杀中国军民七百余人。哗变士兵曾希望驻在附近的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能施以援手，但二十九军纹丝不动）。

南京沦陷期间一部分国人的丑行

紧随着日军，国人入室偷盗非常普遍。秩序稍微恢复以后，安全区里上海路和宁海路一带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用芦席木板搭成的极其简陋的店铺里出售的绝大多数东西如衣服、布匹、床具、餐具、花瓶和铜器等等，一看即知是偷来抢来的赃物。那里摩肩接踵，生意兴隆，仿佛成了以前新年里的夫子庙庙会。而那些市场越兴旺，店铺越多，偷盗的行为就越普遍。原本拯救生命的安全区一度变成了窝藏和销售赃物的巨大黑市。除了商店，那里还有不少茶馆和饭铺（日本当局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底清除了安全区里的店铺，于是那些店铺转移去了莫愁路那一带）。

只要家里没人，桌椅、木床、窗框、门和地板等都会变成他人取暖的木柴。到后期，为非作歹的多数是中国人。为了减少损失，许多老百姓不得不先下手为强，砍下了自家土地上的树木。

一九四0年一月二十四日，美国大使馆的保险库被窃，五万美元不翼而飞。

国人中的瘾君子赌棍偷盗更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他们拆房卖砖，偷农民种的菜，甚至挖棺材当木柴卖。在“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以后，一切妖魔鬼怪垃圾渣滓都浮了出来。

尽管始终没有离开南京，索恩家的门也被拆掉了，他的家在安全区外面，但离安全区很近。何应钦的住宅开始时作为日军秋山支队的司令部，毫发无损，秋山支队司令部转移以后，那房子失去了保护，到后来几乎完全消失了，日本兵用里面的家具烧火取暖，老百姓又把它一片片拆得精光。

在拉贝的日记里还记录着四个中国强盗认定一个同乡家里藏有钱财，于是把同乡的四肢捆绑起来，吊挂在火堆上烤，逼他供出藏钱的地方。

拉贝曾提到，帕特南·威尔（Putnam Wheale，真名Bertram Lenox Simpson，汉名辛博森，出生于中国，早年加入中国海关，后因报道义和团事件成名后改行专任驻华记者。他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政府顾问，一九三0年受阎锡山委任掌管天津海关，任内遭遇暗杀不治身亡）在他记录一九00年北京围困期间经历的书《北京信札》（Letters from Peking）中承认，他和其他一些欧洲人也干过抢劫的勾当。拉贝坦白：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的仆人张国珍曾用一块二毛钱买回了一台价值三十八元的台式风扇，另外用两块钱买回了两个明代花瓶（当时昂贵的是食物，一只鸡就要两块钱）。

程瑞芳在她的日记中有一段叙述：几个中年妇女难民互相咒骂撕打，争夺来访的日本妇女国防组织辅助协会的三个老太扔下的几个烂苹果和几颗糖果。程瑞芳说她被“气死了。……那些女人毫无羞耻心，她们是人渣。她们哪怕饿死，也不该吃日本人的东西。”

难民们经常争吵不休，甚至向日本人互相举报揭发告状。不少人狐假虎威，借日本人之手挟私报复，而被举报者往往大祸临头。

有人从伪政府找来警察，然后当面无端指控别人卖枪给游击队，迫使那人掏钱消灾。

更有无赖为日本人当奸细，出卖当过兵的同胞，或出卖妇女的藏身之地。

在日本人的胁迫下，一些中国人愿意证明抢劫、抢劫和焚烧是中国人而非日本人所为。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一些难民妇女不肯待在屋子里，愚蠢地走到大门附近闲逛招摇，以致惹来日本兵的骚扰。

补遗

在南京沦陷前后的那段非常时间里，人们看到国府、国军、日军、日本当局、日本外交官、伪政权官员、列强外交官、洋传教士、洋商、洋医生护士以及形形色色的中国百姓的种种表现，不过似乎没有看到“中流砥柱”的丝毫踪影，他们好像并不存在（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暗中或远处“偷着乐”。一九三九年以后开始有新四军在乡村地区活动的传说）。日本人倒是很热衷反共，他们经常喜欢把蒋介石和共产党（苏俄和共产主义）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