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我第一次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观看《曹操与杨修》首场——犹如一股清新之风徐徐吹来。这部戏正是全国当时正在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作品中的突出体现。

　　之前我们习惯于写戏直奔主题，非黑即白，泾渭分明，写正面人物难脱离“高大全”的模式。这个戏却不同，剧中曹操与杨修都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正面人物，抑或是反面人物，他们具有伟大而卑微的多重人格，是有人格缺陷的悲剧性人物。

　　戏的主题也是引人思索，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一场关于性格、人格的冲突，不是简单的以古喻今或借古讽今，而是在当时当下接通了历史和现实，引发人们对历史、生命、人性的深刻思索。

　　这个戏的运作方式也给人深刻的印象。《曹操与杨修》的剧本原来由湖南剧作家陈亚先创作。他的剧本曾辗转于北京等地的几个京剧院团，但始终未被采纳。后来尚长荣看到了剧本，非常欣赏，但苦于他当时所在的陕西省京剧团没有条件排。于是他带了剧本来找上海京剧院，时任上京院长的马博敏等院领导慧眼识珠，一下子拍板接纳了这个剧本，随即把陈亚先请来上海改剧本，邀请尚长荣饰演曹操一角，后又配备了马科担任导演，言兴朋出演杨修，强强联合组成了该剧的主创团队，充分显示了上京领导的魄力、胆识和智慧。这样的优化组合在当时是破天荒的，打破了长期以来人才凝固的壁垒，促进了人才的流通。后来又进而引进尚长荣加盟了上京，更有了随后的“尚长荣三部曲”。

　　《曹操与杨修》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新创剧目的里程碑。该剧久演不衰，近年来更推出了传承版，还拍摄了首部3D全景声戏曲电影，让这部经典之作在新时期闪耀着璀璨的生命力。

　　2006年初春的一天，时任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李伦新先生前来找我，向我吐露了想要出版海派文化书籍的愿望。这正与我不谋而合。关于图书的文体和文风，我们一致认为，此书系拟以“大文化散文”的样式较为合适，既有一定的文化含量，又有较强的阅读愉悦；同时，既要有生动翔实的文字，又应有珍贵精美的图片，图文并茂，符合当下的阅读习惯和趋势；基于此，“学者型的作家”或“作家型的学者”无疑是最佳作者人选。

　　关于“丛书”的规模，应以整合海派文化所涉各领域为依据，以此作为整套丛书的框架。我们组织了既有权威人士又有普通市民参加的各类座谈会，在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后，又经过多次的研究论证，终于初拟了分类书目，其中包括海派书画、海派文学、海派音乐、海派电影、海派滑稽、海派建筑等，共约30余种。

　　至于“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时间，因当时举国上下、尤其是上海的全体市民正在积极筹备将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参观者都将云集上海——这无疑是让全国、全世界了解上海、了解海派文化的绝佳机会！因此，我们决定全力以赴，在世博会前完成全套丛书的编辑、出版任务，作为我们向世博会送上的一份礼物。

　　为了使“海派文化丛书”的立意更高，每一卷的分类更加科学，我们特邀王元化、徐中玉、钱谷融等专家学者担纲丛书的顾问；又请陈钢、邓伟志、程乃珊、王汝刚、钱乃荣等知名学者、作家、艺术家作为撰稿人；同时，我又从出版社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门编辑班子。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33卷本的“海派文化丛书”终于如期出版。

　　丛书在世博会现场整体亮相后，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与好评。诚如业内一位资深人士所言：这套丛书的出版，为海派文化构建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图书界的某些空白，具有非同寻常的出版意义。

　　生逢1978，似乎是相约相守的人生交响乐。1978年底，上海作家协会办了两个班，一个是文学创作班，有曹冠龙、陈村、程乃珊、沈善增、薛海翔等；另一个班是文学理论班，有吴亮、程德培、毛时安、陈思和、许子东、许锦根、周惟波、蒋红及我等，当时我们的年龄大都在二十出头至二十七八岁左右，并且其中有不少人在报刊杂志上已发表过作品。但大家毕竟还是业余文学爱好者，而且大都在工厂，有的还在里弄生产组，生活的境遇并不如意。当时的作家协会能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无疑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和文学的环境。

　　上海作家协会的金色大厅，曾是我们这批文学青年心中神圣的殿堂。巴金、柯灵、于伶、师陀、吴强等著名作家曾在这里谈文论艺，当我们踏进这座大厅并能置身其中时，内心是相当激动的。这种命运的转机预示着我们的人生将翻开新的一页。我们理论班的带班老师是李子云、周介人，基本上是每月初集中一次，时间是一个下午。理论班的具体内容是：一是邀请作家、教授、艺术家、学者为我们上辅导课，先后有邱明正、蒋孔阳、钟望阳、张骏祥、吴强、茹志娟等；二就大家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如“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学”、“文学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等；三就当时引起关注的某篇文学作品或理论文章进行分析、评论。当时，大家刚刚从禁锢封闭的文学艺术环境中走出，通过观念的碰撞、理论的探讨、思想的交流，为我们年轻人展示了一片崭新的阳光天地。

　　文学理论班虽然于1980年底就结束了，但大家已把上海作协看作自己的“黄埔军校”，和作协保持着联系与交往，不少学员凭借着这个平台，实现了华丽转身。而我也正是通过理论班的授课，认识了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在蒋教授的支持下，我费时八年，修改五次，写出了《中国艺术通史》。

　　对于40年前上海作家协会的理论班，我们心怀感恩，没有当初的引领就不会有日后的登攀。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岁月史诗，使我们邂逅了一个大时代。日后，不少名教授、名学者、名作家，当初都源于金色大厅内青涩的文学憧憬。

　　迷恋电影，自少年始。观《苦恼人的笑》时，我并不了解这部片子与《生活的颤音》《小花》一起构成了代际线而具有史学意义，只感觉它和以往的电影有所不同——它专注于人了。中国电影从事到人的叙述变化，隐约透露出了时代的变革。在时空设置上，《苦恼人的笑》不拘泥于传统线性结构，或是单纯的倒叙和插叙，而是进入了人的心理时空，写出了人的无意识、潜意识，颇有精神分析意味，从而呈现出现实、回忆、幻觉三个叙事时空，是人在特殊时期的复杂体验。尤其可贵的是，三个时空的转换颇为自然，可见导演已将剧情化为了自己的内心逻辑，达到了纯熟自如的境界。在表演上，完全与此对应，现实时空是纪实表演，回忆时空是浪漫表演，幻觉时空是怪诞表演，这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表演美学进入了重构。

　　关于电影美学的改革开放，最全面和集大成的体现在影片《人·鬼·情》上。但作为先行者，《苦恼人的笑》已居于改革开放中国电影史的肇始地位。

　　后来我进了上海戏剧学院任职，才知道《苦恼人的笑》与学院关系十分密切——导演杨延晋是表演系的毕业生，风流倜傥，才情横溢。该片的男主角李志舆是上戏表演系教师，他的生活形象与银幕形象基本相似，少语内慧，书生气质；女主角潘虹则是李志舆老师的学生，凭此片在表演上再度提高，终成一代表演艺术家。

　　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电影人，我们不该忘记起始点上那些开创者、拓荒者。这是因为始点决定终点。

　　苦恼之后的脸上，出现了明媚的笑容。

　　1979年7月1日晚上，电视剧《永不凋谢的红花——张志新之死》在上海电视台播出，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这部电视剧不仅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相呼应，也为中国电视剧在新时期迅速发展和壮大拉开了序幕。

　　《永不凋谢的红花》是上海电视台女编剧黄允的第一部电视剧剧本。1979年6月初，黄允读到《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撰写的报道《一份血写的报告》后，心情无法平抑，她决心要在电视荧屏上让广大观众看到这位为真理而献身的烈士的光辉形象。她的想法得到了上视领导的支持，她迅即前往沈阳等地收集素材、实地采访。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黄允勇于承担风险，而正在全国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给了她冲破思想樊笼的力量和信心。黄允说：“在我看来，张志新是英雄，但也是女人，所以，我不仅要写出英雄的铮铮铁骨，也要写出她作为一个常人、一个女人的真情实感。”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视剧第一个大规模发展阶段。1980年全国电视剧产量达131集，1987年，则达到1500集。上海显示出如同过去“中国电影之半壁江山”的势头，不仅产量多，还在连续剧、单本剧、儿童剧、戏曲片等全方位开拓，这是当时另两个电视剧生产重镇北京和广州无法企及的。

　　凭借黄允、孙雪萍、张雪村、黄海芹、黄蜀芹、张戈、郭信玲、张弘、富敏、蔡永瑞、沙如荣等一批艺术家们的努力，《上海屋檐下》《穷街》《家风》《陈毅与刺客》《燕儿窝之夜》《家·春·秋》《大酒店》《上海的早晨》《十六岁的花季》《围城》《小不点》《一个盲人的心灵》《西园记》《璇子》等体裁、题材和艺术风格各异的精品力作迭出，“上海制造”品牌不仅为中国电视剧留下了经典作品，为中国电视剧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

　　留守，是当下农村的一个现象。男人为了谋生到城里打工，于是有了“留守家庭”；如果夫妻双双外出，年迈的父母就成了“留守老人”；最让人揪心的，是每到年关倚门而盼的“留守儿童”。“留守”成为一个社会热词，其发端在城市，具体说，在上海。

　　1991年初，当时我担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室主任，一个名为《留守女士》剧本辗转到了我的手中。之前，我只知抗日战争时大后方有“八路军留守处”，看了剧本，我被吸引，被打动，让我对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出国潮背景下，出走和留守之间的感情撕裂，有了强烈震撼。

　　剧本作者是时任上海文联秘书长的乐美勤。用“留守”这个词凝练出一种生存状态，并以此体现在文艺作品中，他无疑是率先的。在文联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这个戏所写的留守故事乃至这个剧名本身，是会在历史上留下印痕的。后来，乐美勤把《留守女士》给了上海人艺。

　　时任人艺副院长的俞洛生不仅喜欢这个剧本，而且亲自导演，并以小剧场样式推上舞台。他把戏的风格定位于“沙龙戏剧”，让观众随意参与，并要求演员的表演真实、质朴，不露痕迹。饰演男女主角的奚美娟和吕凉出色地体现了导演意图。演出获得极大成功，不仅场场满座，而且需要提前一个多月才能买到票，这在话剧还不太景气的上世纪90年代初实在是罕见的。

　　这个戏以及后来的同名电影之所以风靡一时，根本原因还是剧本戳中了时代的痛点。经历了浩劫而又困于物质匮乏的国人，以为出国就能改变命运。虽然一时间“我们的同胞遍天下”，但大部分在异国成了端盘子、洗车子的“下等公民”，空有满腔抱负，却落得无地自容。对恋人曾经的许诺成了一纸空文，重逢的向往成了可望不可及的泡影……乐美勤敏锐地察觉了这个痛点，这是民族之痛，时代之痛，他怀着悲天悯人之心写下了这个带有泪痕的作品。

　　历史翻篇了。《留守女士》确实在历史上留下了印痕。而“留守”也有了更为宽泛的涵盖，成了时下社会的一个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