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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如何改变了隔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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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如何改变了隔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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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2/2020 7:32 下午  

智能手机如何改变了隔离生活

一名乘客站在“钻石公主号”邮轮的阳台上,该邮轮在日本港口横滨隔离。船上的一些人感染了冠状病毒。
一名乘客站在“钻石公主号”邮轮的阳台上,该邮轮在日本港口横滨隔离。船上的一些人感染了冠状病毒。 CARL COURT/GETTY IMAGES
亚德里·王(Yardley Wong)困在一艘正在奋力抗击冠状病毒的日本邮轮上,用一张照片捕捉到隔离状态下的生活本质。在她狭小的客舱内,亚德里·王为关着门的房间入口拍了张照片。上周,她把它发在了Twitter上。
 
她写道:“看着这道门真是令人百感交集。”
 
从黑死病到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再到最近的疫情暴发,隔离和医疗隔离的历史表明,门内和门外的人有着共同的情绪脉络——不确定、恐惧、孤独和分裂。但是这一次,由于智能手机的存在,原始的物理障碍被打开一道缝隙。
 
 
在发帖几天后,她的帖子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支持。“在情绪一度崩溃后,我最终从诸位这里找到了平静,”亚德里·王发推文说。“感谢你们的好意。你们的推文给了我力量。”
 
虽然在过去,报纸、广播和电视对隔离的苦难有缓和的作用,但由于几乎覆盖全球的数字网络连接,2020年的冠状病毒隔离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隔离都不一样。
 
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使被隔离人员可以远程办公、点餐、在亚马逊上购物、与亲朋好友面对面聊天、追社交媒体、下载电影和音乐——简而言之,继续保持与世界的的联系,完成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活动。
 
在同一艘邮轮上,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凯莉·马尼斯高科(Karey Maniscalco)与丈夫罗杰(Roger)一起隔离,她惊讶地发现身处隔离仍然很忙碌。在美国政府从船上撤离大多数美国乘客并送回美国之前,她在上周的采访中说:“最近几天,我们一直在网上赶工作,并且常常用Facebook。”回到美国,他们将继续被隔离。“我们的收件箱总是满的。令人惊讶的是,追逐社交媒体的步伐非常耗时。”她开始发布TikTok视频,以防止她所说的“无法承受的”情绪出现。“当我醒来,意识到自己还在这里,就哭了起来。”在社交媒体上与人互动时,她说:“我想这让我忙得没时间坐下来乱想。”
 
在中国,现年22岁的伊莎贝尔·达姆(Isabel Dahm)与在明尼苏达州的父亲鲍勃·达姆(Bob Dahm)通过应用程序微信聊天,还看到了家中的猫和狗。她在浙江省,自去年11月以来一直在那里教英语,现在大部分时间只能呆在处于半隔离状态下的公寓里。
 
达姆在电子邮件中说:“我想如果这是发生在中世纪的话,我真的可能几周前就已经发疯了。”
 
她每两天才可以出公寓一次,所以在配备齐全的小公寓里,她通过电脑在线授课。她说:“我有一个VPN,这是一个虚拟专用网络,因此我可以访问所有我在美国能访问的网站,例如通常在中国被封锁的Netflix、Hulu和YouTube。”她还在网上下单订餐,但是送货员不被允许上楼。
 
她父亲说:“她学会了‘我到大门口见你’这句中文。”
 
更重要的是,那些被隔离的人前所未有地获得了有关病毒本身的信息。例如,在武汉以外感染率最高的广东深圳,来自堪萨斯城的教师克里斯塔·朗·布莱克伍德(Krista Lang Blackwood)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病毒信息更新。有时,她和家人从五楼的窗户望出去,想知道安静的街道是否在表明感染正在蔓延。然后他们拿出手机查找答案。
 
早些时候,朗·布莱克伍德(Lang Blackwood)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提到,人们会焦虑离自己离疾病病例到底有多近。“在21世纪,不用担心!有专门做这个的应用程序!”她写道。
微信小程序在地图上显示附近所有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
微信小程序在地图上显示附近所有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 KRISTA LANG BLACKWOOD

“你真的可以看到你所在的小区,看到每个报告病例在地图上的位置。我们不知道谁在运营这个应用,因为它都是中文的,但是,在这个应用上,街那头的公寓楼上没有红色感叹号。”
 
“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她补充道,“信息过剩与隔离结合在一起。”
 
据研究技术应用社会学和检疫学这两个不同领域的专家说,这种广泛的连通性似乎正在改变隔离的性质。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美国部分地区采用了一种名为“社交疏远”的策略,旨在明确限制人际接触。当时只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电话,人们害怕接触报纸,害怕细菌传播。
 
几十年前的研究表明,新生媒体有助于减少孤立感。早期关于广播的期刊论文显示,它有助于提升医院隔离病人的精神状态。1950年代末在奥马哈进行的一项实验发现,通过从闭路电视上看到亲人并对他们做出反应,精神病院的病人情绪得到了改善。
 
1832年霍乱疫情袭击北美时,报纸刊登了霍乱疫情的消息。
 
“新生媒体在改变这种情况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医学史系主任杰里米·格林(Jeremy Green)博士说。现在的媒体似乎把以前的一切媒介都结合起来——书信、录像、广播和电视,一切都是即时的、无处不在的。在谈到2009年的猪流感大流行时,他说,“即使是H1N1流感时期,我们也没有看到社交网络的这种突出表现。”
 
哈佛大学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全球卫生和社会医学系兼职讲师杰里米·诺贝尔(Jeremy Nobel)博士警告,广泛的沟通能力伴随着同样强大的操纵、扭曲和审查信息的能力。因此,他说,被隔离者可能要思考政府是否在说实话,这在人际交流的舒适和官方交流的不适之间产生了对立。“在假新闻泛滥的时代,”他说,“人们可能会问: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相?”
 
去年12月底,最早警告这种病毒传播的中国医生在一个聊天群里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在我们医院急诊室隔离。”这个名叫李文亮的医生后来死于这种疾病。
 
硅谷的广告创业者雪莉·林(Shirley Lin)通过一个微信小组定期与中国的朋友和同事沟通,他们都有家人和朋友在病毒的重灾区武汉。雪莉·林说,如果有人上传一个批评中国政府的视频,它往往会在所有人看到之前就消失了。
 
监控实在令人担忧,因此这个小组最近放弃了由一家中国公司拥有的微信,转而使用Telegram或WhatsApp这种加密的移动电话服务。她说,她不愿说出这种服务确切的名字,以免引起政府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交往可以刺激大脑的奖赏中心,进而抑制压力反应,增强适应能力,甚至增强身体健康。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从事这项研究的心理学副教授戴维·克雷斯韦尔(David Creswell)说,智能手机在一定程度上被用来建立令人愉悦的社交联系,这是有道理的,它可以减少孤立感的压力。
 
波士顿大学新兴媒体教授詹姆斯·卡茨(James Katz)说:“如果没有接触,就相当于单独监禁,这被视为一种残忍的、非同寻常的惩罚。被社会隔绝是一种死亡,但也是一种可逆转的死亡。有了交流,人们才可以在心理上适应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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