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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武汉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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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武汉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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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2020 2:06 下午  

易中天:武汉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武汉是镇。武汉有三镇。

武汉三镇很难评说。

这当然并非说武汉是一个“最说不清的城市”。没有什么城市是“说不清”的,武汉就更是“说得清”,只不过有些“不好说”,有点“小曲好唱口难开”而已。因为武汉这座城市确实有些特别。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当年上帝创造武汉三镇时,如果不是头脑发昏,便一定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为武汉选择或者说设计了中国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这种“最好同时也最坏”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左右逢源,腹背受敌,亦南亦北,不三不四。这样一种“最好同时也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也就暗示了武汉将会有中国最好但也可能最环的前途。武汉现在便正在这两种前途之间徘徊,害得研究武汉文化的人左右为难。

的确,无论从哪方面说,武汉都是一个矛盾体。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城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属罕见。而特快列车在一市之中要停两次(直快则停三次),恐怕也只有武汉一例。这曾经是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另一件让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事则是在武汉架起了长江第一桥)并认为据此便足以和其他城市“比阔”。事实上武汉也是中国少有的特大城市之一,它是上海以外又一个曾经被冠以“大”字的城市。“保卫大武汉”,就是抗战时期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事实上那时如果守住了武汉,战争的形势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不过,当时的国民政府连自己的首都南京都守不住,又哪里守得住武汉?

但不管怎么说,武汉的“大”,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国内不多的几个可以和北京、上海较劲比大的城市。可惜,“大武汉”似乎并未干出很多无愧于这一称号的“大事业”。它的成就和影响,不要说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便是较之那个比它边远比它小的广州,也差得很远。甚至在省会城市中,也不算十分出色。在过去某些时期,武汉一直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东西。既没有领导消费潮流的物质产品,也罕见开拓文化视野的精神产品。除街道脏乱、市民粗俗和服务态度恶劣外,在全国各类“排行榜”上,武汉似乎都难列榜首。这就使得武汉在中国城市序列中总是处于一种十分委屈的地位,也使武汉人极为恼火,甚至怨天怨地、骂爹骂娘,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他们的市长或外地来的顾客头上。

无疑,武汉不该是这样。它原本是要成为“首善之区”的。

一、差一点成为首都

武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武汉的地理特征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四海呼应,五方杂处,六路齐观,七星高照,八面玲珑,九省通衢,十指连心。其中,“一线”即京广线,“两江”即长江、汉水,“三镇”即汉口、汉阳、武昌,“五方杂处”则指“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汉口竹枝词》)的武汉市民构成。其余几句,大体上是说武汉地处国中,交通便捷,人文荟萃,具有文化上的特殊优势云云。

具有这样地理文化优势的城市,原本是该当首都的。

《吕氏春秋》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地理加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个“天下之中”,就该是武汉(从纯地理的角度看则是兰州,所以也有主张迁都兰州者),而不是北京。无论从地理上看,还是从文化上看,北京都很难说是中国的中心。它偏在所谓“十八行省”的东北一隅,远离富庶的南方经济区,对于需要严加防守的东海、南海、西北、西南又鞭长莫及。无论从政治(统领控制)、经济(赋税贸易)、文化(传播交流)哪方面看,定都北京,都不怎么方便。惟一的好处似乎是相对安全,但也未必。一旦“拱卫京畿”的天津卫失守,皇上和老佛爷也只好赶忙到西边去打猎。(当时把光绪和慈禧的仓皇出逃称为“两宫西狩”)

看来,元、明、清三朝的定都北京,都多少有点“欠妥”。然而元主清帝系从关外而入主中原者,北京更接近他们民族的发祥地,而明成祖朱棣的封地原本就是北京。他们的定都北京,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何况北京也有北京的优势。它“北枕居庸,西恃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在这里可以遥控东北,兼顾大漠,独开南面,以朝万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确实是理想的帝都。

新中国的定都北京当然经过了周密的考虑,而武汉也曾经是北京、南京之外的首选。南京的落选自不难理解,而北京的当选也在情理之中——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只有北京才“最像首都”。定都北京,至少是顺应民心的。至于定都北京后的种种不便,则为当时人们始料所不及。现在,这种种不便随着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已越来越明显。于是,迁都的问题,也就开始不断地被人提起。

武汉就没有那么多麻烦。

除了“不像首都”外,武汉的条件确实要好得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真正的“国之中”。中国最主要的省份和城市,全都在它周围。南有湖南、江西,北有河南、陕西,东有安徽,西有四川,此为接壤之省份,而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贵州甚至甘肃,距离亦都不远,则“十八行省”得其大半矣。从武汉北上京津,南下广州,西去成都,东至上海,大体上距离相等。到长沙、南昌、合肥、南京、杭州、郑州则更近。何况,武汉的交通又是何等便利!扬子江和京广线这两条中国交通的主动脉在这里交汇,“九省通衢”的武汉占尽了地利。东去江浙,南下广州,不难走向世界;北上太原,西入川滇,亦可躲避国难。正所谓“进可攻,退可守”,无论制内御外,都长袖善舞,游刃有余。

其实,从地理地形上看,武汉也未必“不像首都”。“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泽东这两句词,写尽了大武汉吞吐山河的气势。有此气势的城市在中国并不太多。郑州太开阔,成都太封闭,而杭州又太秀气。南昌、长沙、合肥也气象平平,深入腹地或偏于一隅的贵阳、昆明、兰州、太原、济南、福州更难有提纲挈领、睥睨天下的气势。然而武汉却有,大江东去,两山雄踞,虽不及北京的山川拱卫,南京的虎踞龙蟠,却也龟盘蛇息,得“玄武之象”。“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种雄浑气象,不也天下少有、他处罕见?

总之,由于武汉地处华中,也许无法成为“坐北朝南”的帝都,却未必不能做新中国的首都。不要说它那“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更有利于国家的管理(包括政令通达和调兵遣将),至少也不会像北京那样发生水资源危机,要兴修“南水北调”的大工程。

易中天2岁时和父母亲合影

所谓武汉“不像首都”,一个重要的原因,大约就是它那三镇鼎立的格局。

在传统的观念看来,首都应该是中心,应该像北京那样,呈中心向外辐射状。如果像武汉那样三镇鼎立,岂非暗示着“分裂”?此为大不吉利。再说,三镇一起来当首都,怎么安排似乎也不好摆平。

其实,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这种格局,才是首都的理想状态。综观世界各国,首都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无非两大类型。一种是单纯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疏离。首都就是首都,不承担别的任务,不具备别的功能,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另一种则是复合型或综合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相重叠,或者既是政治中心,同时又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如日本首都东京、法国首都巴黎、俄国首都莫斯科、意大利首都罗马、埃及首都开罗。如果选择前一种类型,自不妨另选区位适中、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而又易于重新规划建设的小城。如果选择后一种类型,则武汉实为首选之地。

以武汉为首都,可以将工商业基础较好的汉口发展为经济中心,将文教业基础较好的武昌发展为文化中心,而在原先基础较为薄弱、易于重新规划的汉阳建设政治中心。三个中心同在一市而分居三镇,能进能退,可分可合,既可以相互支持、补充,又不会相互干扰、牵制,岂非“多样统一”,合乎“中和之美”?

何况武汉还有那么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决非那些干巴巴光秃秃的工商业城市可比。东湖秀色,珞珈青峦,琴台遗韵,红楼倩影,既有历史遗产,又有革命传统。登黄鹤楼远眺,江城景色一览无遗。晴川阁下,新枝历历;鹦鹉洲上,芳草萋萋。一桥飞架南北,三镇通达东西。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紫气南来,云集了四海英雄豪杰。登此楼,观此景,你会感叹:江流浩荡,大地葱茏,湖山俊秀,人文斐然,天下之美,尽在于此矣!这样地灵人杰的地方,不是正好做首都?

武汉的文化地位也不一般。从历史和地域两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大略可以分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两大系统。北方文化又称中原文化,细说则有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秦晋文化等。再往远说,还应该包括西域文化、蒙古文化。南方文化则包括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岭南文化、滇黔文化和闽台文化等。其中,影响最大者,也就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这四大文化,气质不同,风格各异,精神有别,既对峙冲突,叉渗透交融。武汉恰恰是东西南北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

一方面,它是由长江连接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另方面,它又是南方文化“北伐”的先头部队和北方文化“南下”的先开之门。不难想象,武汉一旦获得了北京那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广纳精英延揽人才的文化特权,也一定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气势恢弘的崭新文化。

事实上,武汉文化早就不是纯粹的荆楚文化。它已经具有某种综合、融合的性质。有一个笑话也许能说明这一点。这笑话是武汉人说的。他们说,就像武汉本来要定为首都一样,武汉话本来也是要定为普通话的。道理也很简单:中国人是“汉人”,“汉人”不说“汉话”,说什么?这话的可笑之处,在于把“武汉话”简化为“汉话”,又把“汉话”等同于“汉语”。不过武汉人并不把它当笑话讲,我们也不把它当笑话听。因为武汉话确实有点“普通话”的意味。它是北方语系,南方口音,兼有南北方言的某些共同特征,而且很容易向北方方言过渡(汉剧极其接近京剧就是证明)。北方人听得懂,南方人也听得懂;北方人容易学,南方人也容易学。除不太好听外,并无明显缺陷,定为普通话,也就没有什么不妥。

这就是武汉。它是“七星高照”的地理中心,“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文化上“四海呼应”,军事上“六路齐观”,经济上“八面玲珑”,和全国各地都“十指连心”。

看来,武汉还真有资格当首都。

可惜,历史好像不太喜欢武汉。

事实上,武汉曾经好几次差一点就当成了首都,至少曾短时间地当过首都。按照多少可以给武汉人一点面子的说法,第一次大概是三国时期。当时东吴的孙权打算迁都武昌,却遭到臣民们的反对,道是“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结果,弄得武汉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就只有一样“武昌鱼”可以称道,而且还不如人家的“建业水”。更何况,那“武昌”还不是这“武昌”——孙权拟迁都者,其实是湖北鄂城,而不是现在武汉三镇中的那个武昌。

1926年,北伐军攻克江夏,改江夏县为汉口市,随后中央政府即由广州迁都武汉,武汉成为首善之区。1927年,宁汉分裂,汪精卫在武汉和蒋介石唱对台戏,可惜并未弄成气候,南京独占鳌头,而武汉仅仅只弄到了一个“特别市”的头衔。抗战期间,武汉又曾当了几天战时首都。然而武汉很快就失守,重庆成了陪都。南京、重庆和武汉同饮一江水,结果人家一个当了首都,一个当了陪都,只有武汉夹在当中,两头不沾边,实在够窝囊的。

武汉,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运气不佳”。

甚至直到现在,武汉的“运气”仍不能说是很好。历史没有给它很好的机遇,它自己似乎也没有很好的作为。据方方说,曾经一度有人将武汉(主要指汉口)称作“东方芝加哥”,谓其繁华其现代和美国那“哥们”差不多。可惜“叫了几次没什么人反应,也就没有叫开来。”(《武汉这个地方》)方方热爱武汉,很想为武汉人争面子,就说没叫成也不坏,因为叫成了也只是个“二哥”。但她仍坚持说武汉的知名度“恐怕仅次于北京、南京、西安、上海、天津、广州六城”,而且还很为武汉排在第七不平。

然而在我看来,只怕连“老七”的排名似乎都乐观了一点。武汉的知名度确实曾经是很高的,只不过那多半是老皇历。比如湖南搞农民运动时,便有地主逃难“一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之说。可惜现如今“人心不古”,人们提起武汉,已不再肃然起敬,不怎么把它当了不起的大城市看。当然,知道武汉的人还是很多。但他们的“有关知识”却少得可怜:

一是武汉热,是“三大火炉”之一;二是武汉人惹不起,是“九头鸟”——都不是什么好词儿。

说起来,武汉是有点委屈有点窝囊。它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作过大贡献有过大功劳的。可现在,它似乎不那么风光。当广州和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进行“文化北伐”时,它瞻前顾后(看北京,看广州);当上海以浦东开发为契机,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建设的“龙头老大”,而重庆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时,它东张西望(看上海,看重庆)。它看到了什么?它看到东(上海)南(广州)西(重庆)北(北京)都在发展,而自己夹在当中,却大大落伍。有着辛亥首义之功的武汉,有着能当首都条件的大武汉,现在却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大城市框架,而且“高不成,低不就”,既大不起来,又小不下去。

也许,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武汉人就不该抱怨运气,埋怨别人,而该好好想想自己。长年在外工作、对各大城市市民习气领受颇多的武汉市人大代表王新国就曾很有感慨地说:“武汉人爱到处晃,干事也晃晃,‘荷花’晃掉,‘莺歌’晃哑。我几次看到在街头喝汽水的小青年,喝完了把瓶子砸在马路上。这连小市民都算不上。至于过完早乱扔碗,随便过马路、吵架、抖狠,都不是现代化大都市应有的现象。”

无疑,武汉没当上首都也好,不那么风光景气也好,都不该由武汉市民来负责。这里面有极其复杂的多种原因,不是哪个人负得了责的。但武汉人的性格没帮上什么忙,甚至帮了倒忙,却也是事实。比如,在武汉生活,随时都要准备吵架;而在武汉的国营大商场购物,也很少有心情愉快的时候。“售货员们永远恶劣的态度和永远懒散的作风,使你觉得他们站在那些柜台里所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让你满心不快地走出他们的店门。”(方方《在武汉购物》)

久而久之,人们就习惯了这种恶劣,对那些态度好得出奇的商店反倒起疑,怀疑他们要推销假冒伪劣的产品。很多人都说,武汉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人很好。我也认为武汉人很好,甚至很可爱,然而却让外地人受不了。于是,我们就想问一句:武汉人的性格究竟是怎么搞的?

二、武汉人的性格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武汉人的名声似乎不好。

这有点像上海人。不过,上海人名声不好,是因为他们自视太高,看不起人;武汉人名声不好,则是因为他们火气太大,喜欢骂人。

说起来,武汉人骂人的“水平”,大概算得上全国第一。本书前面引用过的民谣里,就有“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这一句。武汉市的“市骂”很多,最常用和最通用的主要是“婊子养的”(次为“个板马”),使用频率比咱们的“国骂”(他妈的)还高。武汉并非中国妓女集中的地方,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婊子养的”?真是怪事!

其实,这句话,有时也不一定是、甚至多半不是骂人,只不过表示一种语气,甚或只是一种习惯用语,什么意思也没有。比方说,武汉人称赞一本书或一场球赛好看、一场游戏或一件事情好玩,就会兴高采烈地说:“个婊子养的,好过瘾呀!”夸奖别人长得漂亮或事情做得漂亮,也会说:“个婊子养的,好清爽呀!”甚至当妈妈的有时也会对子女说:“你个婊子养的”;或者说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也会说“他个婊子养的”。池莉小说《不谈爱情》中吉玲的姐姐们就是这样相互称呼的。每到这时,吉玲妈就会不紧不慢满不在乎地提醒一句:“你妈我没当过婊子。”想想也是,武汉人这样说话,如果认真算来,岂非自己骂自己?不过武汉人既然“什么娘都敢骂”,当然也就敢骂自己的娘。一个连自己的娘都敢骂的人,当然也就所向无敌,没人敢惹。

这就和上海人很有些不一样。上海人是“派头大,胆子小”。平常没事的时候,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不把外地人放在眼里,一旦外地人凶起来,“乖乖隆地洞”,立刻就“退兵三舍”,声明“君子动口,不好动手的喏”。武汉人可没有这么“温良恭俭让”,他们不但敢“动口”,而且也敢“动手”。武汉人到上海,看上海人吵架,常常会不耐烦:“个婊子养的,吵半天了,还不动手!”他们觉得很不过瘾。

的确,武汉人的敢动手,也是全国有名(但仍逊于辽宁人)。“文革”中,他们可是连江青的特使都打。因此,正如全国都有点讨厌上海人(但不害怕),全国也都有点害怕武汉人(但不讨厌)。讨厌而不害怕,所以讽刺上海人的笑话小品不少;害怕而不讨厌,所以讽刺武汉人的笑话小品不多,尽管背地里也不少嘀咕。

其实,武汉人不但火气大,而且“礼性”也大。武汉人说话,一般都会尊称对方为“您家”(吵架时例外),相当于北京人的“您”,实际上也是“您”字的音变,读作nia,和nin非常接近(武汉话之属于北方语系,此即证明)。不同的是,武汉话的“您家”还可以用于第三人称,比如“他您家”,相当于“他老人家”。同样,一句话说完,也总要带一个“您家”,作为结尾的语气并表示尊敬,也相当于北京人的“您哪”。北京人讲究礼数,开口闭口,每句话后面都得跟个“您哪”:“多谢您哪!回见您哪!多穿点衣裳别着了凉您哪!”武汉人也一样:“劳为(有劳、偏劳、多谢)您家!好走您家!明儿再来您家!”你说礼性大不大。

不过,在北京人那里,“您”是“您”,“您哪”是“您哪”,一用于称呼,一用于后缀,不会混乱。而武汉人则不论是“您”还是“您哪”,通通都是”您家”。结果就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一个武汉人问:“您家屋里的猪养得好肥呀,么时候杀您家?”对方答:“明儿杀您家。”两个人都很客气、讲礼,但结果却好像两个人都挨了骂。

只要使用“您家”,不管是用于称呼,还是用于后缀,都是“敬语体”。这一点和北京话大体上一样。但如果长辈对晚辈说话也用起“您家”来了,则可能会有挖苦讽刺之意。当然,北京人在“损人”时也会使用“您”这个字。比如买东西嫌贵,卖主白眼一翻:“您哪,自个儿留着慢慢花吧!”这种用法武汉也有:“不买就算了响!您家们味儿几大响!”但不难听出,北京人的话里透着股子蔑视,武汉人的话里则是气哼哼的。

所以,武汉人虽然也会“损人”(准确地说是“挖苦”),却更喜欢痛痛快快地骂人。骂人多过瘾呀!不用“您家”长“您家”短的,一句“娘子养的”,就什么意思都清楚。

武汉人虽然十分讲礼(只限于熟人),却并不虚伪。相反,他们还极为憎恶虚情假意、装模作样的做派,称之为“鬼做”,有时也叫“啫”(音ze)。“啫”这个字,是武汉独有的方言。它和上海话中的“嗲”有相近之处又大不相同。上海话中的“嗲”,至少并不都是贬义,比方说“老嗲咯”就是“非常好”的意思。武汉人之所谓“啫”却绝无“好”意,最多只有“娇嗲”的意思。比如一个有资格撒娇的儿童(一般限于女孩)十分娇嗲可爱,武汉人也会赞赏地说:“这伢好啫呀!”而极尽撒娇之能事,则叫“啫得滂醒”。但更多的用法,却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刺和批判,尤其是指那些根本没有资格撒娇、发嗲或摆谱,却又要装模作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啫个么事?”或“闯到鬼了,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个婊子养的还啫不过!”看来,武汉人之所谓“啫”,大概略似于台湾人所谓“作秀”。所以武汉人也把“啫”和很“啫”的人叫做“庄秀梅”,也是有“作秀”的意思。不过,“作秀”作的都是“秀”,“啫”作的却不一定是“秀”,甚至根本“不是东西”;“作秀”虽然假,却或者有观赏性,或者能糊弄人,“啫”却既无观赏性,也不能糊弄人,只能让人恶心。所以,说一个人“啫里啫气”,绝非好评。

武汉还有一句骂人的话,叫“差火”。所谓“差火”,也就是不上路、不道德、不像话、不够意思、不懂规矩、不好说话、爱挑毛病、做事不到位等意思的一种总体表示。因为做饭如果差一把火,就会煮成夹生饭,所以差火又叫“夹生一,也叫“半调子”。在武汉话里,“他个‘板马’蛮夹生”“他个‘板马’蛮差火”,或“莫差火”“你个婊子养的夹生么事”等等,意思都差不多。夹生饭不能吃,半调子不好听。一个人,如果不好说话,不好相处,不够意思,就会被认为是差火、夹生,他在武汉人中间也就很难做人。

 

那么,什么人或者说要怎样做才不“夹生”或不“差火”?

第一要“仗义”,第二要“大方”,第三要“到位”。武汉人很看重朋友之间的友谊,真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一个人,一旦有难,找武汉的朋友帮忙,多半能够得到有力的帮助。如果你是他们的“梗朋友”,则能得到他们的拚死相助。武汉人所谓“梗朋友”,相当于北京人的“铁哥们”。“梗”这个字,有人认为应该写作“耿”,即忠心耿耿的意思。我却认为应该写作“梗”。因为武汉话中的“geng”,首先有“完整”之意。比方说一个东西要保持完整,不能掰开、折断、切碎,武汉人就会说:“莫掰,要geng的”。查遍同音字,也只有表示植物之根、枝、茎的“梗”字约略近之。植物的根、枝、茎在被折断掰断之前,当然是“梗的”。所以,梗,在武汉话中,又有“地道”之意。比如某个人不折不扣地是个糊涂虫,武汉人就会说:“这个老几‘活梗地’是个‘糊溏’(关于“糊溏”,以后再解释)。”所谓“活梗地”,也就是地地道道地、不折不扣地。“铁哥们”当然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朋友,也是没有半点含糊、一点也不夹生的朋友,同时还是可以把自己完整地、全身心地交付出去的朋友,因此是“梗朋友”。

和武汉人交“梗朋友”,说易不易,说难不难。说不难,是因为武汉人对朋友的要求并不高。他们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图对脾气、够意思。说不易,则因为人家是“梗的”,你也得是“便的”。在武汉人看来,交朋友就得“一根灯草点灯——没(读如“冒”)得二心”,不能“码倒搞”(做假)“诈倒裹”(吹牛),更不能“抽跳板”。“抽跳板”也叫“抽跳”。它有“过河拆桥”的意思,但比“过河拆桥”内容更丰富。“抽跳”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朋友搭好了跳板,因为讲义气,让你先上,然而你上去后却把跳板抽走了,害得朋友上不来;二是你答应给朋友搭跳板,甚至已经搭了,但临到朋友准备上时,你却把跳板抽走,害得朋友希望落空,而且想补救也来不及。显然,无论哪一种,都是差火、夹生、半调子,简直不是东西。严格说来,“抽跳”已是背叛。如果竟然出卖朋友,则叫“反水”,那就会成为一切朋友的公敌,最为武汉人所不齿,连“婊子养的”都不如。

照理说,武汉人这个要求并不高。不错,不吹牛、不扯谎、不抽跳、不反水,这些要求是不高,只能算作是交朋友的起码道德要求。而且,不但武汉人会这样要求,其他地方人也会这样要求。所以,能做到这些,还不能算是“梗”。所谓“梗”,就是完整地、全部地、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朋友,包括隐私。这就不容易。但武汉所谓“梗朋友”是有这个要求的。至少,当你的“梗朋友”有事来找你帮忙时,你必须毫不犹豫和毫无保留地全力以赴,连“哽”都不打一个。

打不打“哽”,是看一个朋友“梗不梗”的试金石。所谓“打哽”,原本指说话卡壳。一个人,如果有所犹豫,说话就不会流畅。所以,打不打“哽”,也就是犹豫不犹豫。不犹豫就不打“哽”,也就不“啫”。反之,则是“啫”。一个小女孩“啫”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大男人也“啫”,就会遭人耻笑,因为那往往也就是“不够意思”的意思。如果朋友来找你帮忙,你居然还“啫不过”,那就不但是“不够意思”,而且是“差火”到了极点,简直就是“婊子养的”。

不打“哽”,也就是“爽朗”,武汉话叫“唰喇”。对于一个武汉人来说,“唰喇”与否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但意味着一个人够不够意思和有没有意思,而且甚至决定着一个人会不会被人看得起。比如你对一个武汉人介绍另一个人说“那个人一点都不‘唰喇’”,这个武汉人的眼里马上就会露出鄙夷蔑视的目光。

“唰喇”的本义是“快”。比如要求动作快一点,武汉人就会说“搞‘唰喇’点”。要求决定快一点,也会说“搞‘唰喇’点”。如果如此催促还不“唰喇”,那就是“啫”。显然,这里说的“快”,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快捷”,而是不要拖泥带水、犹犹豫豫,是心理上的快而非物理上的快。所以“唰喇”就是“爽朗”“爽快”。武汉人读作“唰喇”,不知是爽朗、爽快一词的音变,还是一个象声词——书翻得很快,唰喇;箭射得很快,唰喇;衣襟带风,出手很快,也唰喇。不过,从武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性格看,我怀疑那是拔刀子的声音。

快则爽,叫“爽快”;爽则朗,叫“爽朗”。爽朗是武汉人性格的核心。也就是说,如果要用一两个字概括武汉人的性格,那就是“爽朗”。爽朗之于武汉人,犹如精明之于上海人。精明是上海人的族徽,爽朗则是武汉人的旗帜。上海人崇拜精明,因此有一系列鄙夷不精明者的词汇,如戆大、洋盘、阿木林、猪头三、脱藤落攀、搞七廿三等。

武汉人崇尚爽朗,也有一系列批判不爽朗者的词汇,如夹生、差火、半调子、啫不过等都是。此外还有“扳俏”。所谓“扳俏”,也就是北方人说的“拿把”,亦即没来头和没道理地摆谱拿架子。别人给他四两颜色,他就当真开个染房。朋友有事来找他,也要打官腔,或者扭捏拿把不肯痛痛快快答应。这时,武汉人就会既愤怒又轻蔑地说:“老子把他当个人,他倒跟老子扳起俏来。”

扳俏不可取,嘀哆也要不得。所谓“嘀哆”,也就是唠叨、啰咦、粘乎、婆婆妈妈、拉拉扯扯,有时也包括瞻前顾后、想法太多等等,总之是不爽快。比如你做一件事情半天拿不定主意,武汉人就会说:“莫‘嘀哆’,搞‘唰喇’点。”又比如到有关部门去办事,办事人员又看材料又看证明还要盘问半天,武汉人也会评论说:“这个人蛮‘嘀哆’。”显然,这里的“嘀哆”,已不是“唠叨” 不过,就批判谴责的程度而言,“嘀哆”要较“差火”为轻。嘀哆是性格问题,差火是道德问题;嘀哆让人不耐烦,差火则简直不是人。

属于不爽朗的还有尖、沤气、憔气等。沤气和偿气都是生气,但不是一般的生气,而是憋在心里生闷气。因此会沤出病来,使人憔悴;而“憔气古怪”则指心胸狭窄、想不开、小心眼儿、爱耍小脾气等毛病。这也都是不够爽朗的意思。“尖”则是小气。武汉人要嘲笑一个人小气,就会说:“这个人尖死!”外地人往往弄不清武汉话里的这个“尖”宇,以为是“奸”,其实不然。武汉人把“奸滑”叫做“拐”,“尖”则是小气、吝啬。因为爽朗者都大方,不爽朗则小气。小而至于“尖”,可见小气到什么程度。

除为人“唰喇”外,做事到位也很重要。因为差火的本义就是“不到位”;而做事“不到位”,也很容易把事情弄“夹生”。这样一来,弄不好就会把人得罪到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的严重。要知道,武汉人可是连骂人都十分到位的。不信你去听武汉的泼妇骂街,那可真是淋漓尽致,狗血喷头,什么话都骂得出来。所以,你如果做人做事不到位,夹生半调子,那就一定会挨骂,而且会被骂得十分“到旷”。

于是武汉人做事就会“铆起搞”。比如“铆起写”“铆起讲”“铆起吃”等等。有人把“铆起”写成“卯起”,是不确的。方方说“铆起”的意思是“使劲”“不停”“没完”《有趣的武汉话》),也没说全。“铆起”最重要的意思,是死死咬住、不依不饶,就像被铆钉铆住一样,因此是“铆起”而不是“卯起”。如果仅仅只是“不停”,则叫“紧”。比如,“你紧搞么事唦!”“紧搞”只是不停地搞,“铆起搞”则还有一股韧劲,其程度较“紧搞”为重。

武汉人的“铆起”也不同于成都人的“雄起”。“雄起”即坚挺,“铆起”则有坚持不懈、坚韧不拔之意。“雄起”乃勃然奋起,“铆起”乃力求到位。这也是两地人性格不同所致:成都人耙耳朵,故须“雄起”;武汉人燥,故须“铆起”。比方说:“醒倒媒。”

从某种意义上讲,“醒倒媒”也是“铆起搞”之一种,是一种特殊的“铆起搞”。醒,也许应该写作“擤”。方方说,“醒”有“痞”的意思。其实,“醒”这个字在武汉话中意思非常复杂微妙。比如“滂醒”是“厉害”(如“啫得滂醒”就是“啫得厉害”),“醒黄”则是“扯淡”(如“闹醒黄”就是“胡日鬼”)。“醒里醒气”虽然就是“痞里痞气”,却不是一般的“痞”,而是那种涎着脸、赖着皮、纠缠不休又嬉皮笑脸的“痞”,有点擤鼻涕的味道。

倒,在武汉话中是一个常用的助词。说的时候,要读轻声。它的意思,相当于“什么什么样地”,如“诈倒裹”、“码倒搞”等等。码,有做假、装门面等意思。比如一个人其实货色不多,便只好把全部货色都码起来充大。所以,“码倒搞”就是假模假式、虚张声势地搞。“诈倒裹”,则是自吹自擂、狐假虎威地“裹”。裹,在武汉话里有纠缠、理论、撕掳、掺和等多种意思。比如纠缠不清就叫“裹不清白”。诈倒裹,也就是冒充什么什么的来掺和。由此可知,“醒倒媒”就是厚着脸皮没完没了地来纠缠。媒,应写作“迷”。武汉人读“迷”如“媒”,比如舞迷就叫“舞媒子”,戏迷就叫“戏媒子”。迷,可以是迷恋,也可以是迷惑。“醒倒迷”中的“迷”,当然是迷惑。因其最终是要达到某种目的,也可以谐其音写作“媒”。方方写作“醒倒霉”,似可商榷。因为“媚”非目的而是手段,其意已含在“醒”字之中;目的是拉扯、纠缠,故应写作“迷”或“媒”。

崇尚“唰喇”的武汉人最受不了“醒倒媒”。不理他吧,纠缠不休;发脾气吧,拳头又不打笑脸。最后只好依了他拉倒。当然也有先打招呼的:“莫在这里‘醒倒媒’,(东西)不得把(给)你的。”但如果坚持“醒倒媒”下去,仍有可能达到目的。所以方方说“醒倒媒”是武汉人的一种公关方式,这是不错的。武汉人脾气硬,不怕狠,却对牛皮糖似的“醒倒媒”无可奈何。其实,“醒倒媒”恰恰是武汉人性格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武汉人的性格不但包括为人爽朗,仗义、大方,还包括做事到位。要到位,就得“铆起搞”,包括“铆起醒倒媒”。所以,武汉人还不能不吃这一套。

总之,武汉人的性格中有韧性、有蛮劲,也有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这种精神和爽朗相结合,就形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武汉人的这种性格甚至表现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在三伏天也要吃油炸食品的。在酷热的夏天,武汉人依然排队去买油饼油条。厨师们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炸,食客们则汗流侠背地站在油锅前等,大家都不在乎。

有个笑话说,一个人下了地狱,阎王把他扔进油锅里炸,谁知他却泰然自若。阎王问其所以,则答曰“我是武汉人”。武汉人连下油锅都不怕,还怕什么?

他们当然“什么娘都敢骂”。

三、生命的劲歌

武汉人敢骂,也敢哭。

我常常怀疑,武汉人的心理深层,是不是有一种“悲剧情结”。因为他们特别喜欢看悲剧。楚剧《哭祖庙》是他们钟爱的剧目,而他们喜欢听的湖北大鼓,我怎么听怎么像哭腔。认真说来,楚剧不是武汉的“市剧”,武汉的“市剧”应该是汉剧。然而武汉人似乎更爱听楚剧。除嫌汉剧有点正儿八经(汉剧近于京剧)外,大约就是楚剧哭腔较多之故。

武汉人的这种“悲剧情结”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直接继承了屈骚“长太息以掩涕兮”的传统吧!然而同为楚人的湖南人,却不好哭。有一次,我们为一位朋友送行,几个武汉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抱头痛哭,而几个湖南人却很安静和坦然。湖南人同样极重友情,却不大形于颜色。他们似乎更多地是继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传统、达观态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际遇、悲欢离合都看得很“开”。要之,湖南人(以长沙人为代表)更达观也更务实,湖北人(以武汉人为代表)则更重情也更爽朗。所以,武汉人办丧事,往往哭得昏天黑地,而长沙人却会请了管弦乐队来奏轻音乐,好像开“舞会”。“舞会”开完,回家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因此,务实的长沙人不像武汉人那样讲究“玩味儿”。“玩味儿”是个说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摆谱、露脸、爱面子、讲排场等内容在内。说到底,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国癖”。但凡中国人,都多多少少有些爱面子、讲排场的。但似乎只有武汉人,才把它们称之曰“味”而视之为“玩”。武汉人喜欢说“玩”这个字。比如谈恋爱,北方人“搞对象”,武汉人则叫“玩朋友”。这话叫外地人听了肯定不自在,武汉人却很坦然,谁也不会认为是“玩弄异性”。

这就多少有些“艺术性” 实际上,武汉人的“玩味儿”是很讲究可观赏性的。比方说,大操大办婚礼就是。婚礼的大操大办,同样也是咱们的“国癖”,不过武汉人却别出心裁。他们的办法,是雇请“麻木的士”游街。所谓“麻木的士”,其实也就是三轮车。因为驾车者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酒麻木”,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举行婚礼时,就由这些“麻木的士”满载从冰箱彩电到澡盆马桶之类的嫁妆,跨长江,过汉水,浩浩荡荡游遍武汉三镇,成为武汉市一大“民俗景观”。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而不用汽车,是因为“麻木的士”有三大优点:第一,载物较少,用车较多,可以显得浩浩荡荡;第二,车身较低,便于观看,可以尽情摆阔;第三,车速较慢,便于游览,既可延长游街时间,又便于路上闲人一饱眼福。总之是极尽表演之能事。在武汉人看来,只有这样,“味儿”才玩得过瘾,玩得足。

不过,虽然是“玩”,武汉人却玩得认真。因为谁也不会觉得那“味儿”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所以,当一个武汉人在“玩味儿”的时候,你最好去捧场。即便不能捧场,至少也不要拆台。否则,武汉人就会祝你为“不懂味”。而一个“不懂味”的人,在武汉人眼里,就是“夹生半调子”,甚至“差火”到极点,不和你翻脸,就算对得起你。

事实上,武汉人的讨厌“啫”,也多半因于此。在武汉人看来,一个人要想“玩味儿”或“要味儿”,就不能“啫”;而一个人(尤其是男人),如果居然“啫不过”,就肯定“不懂味”。什么是“玩味儿”?“玩味儿”就是“派”,就是“唰喇”,怎么能“啫”?啫、尖、瘫腔(贪生怕死),都是“掉底子”(丢脸)的事。所以,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玩味儿”,武汉人就往往不惜打肿了脸来充胖子,甚至不惜吵架打架。比方说,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抖狠”(逞凶、找碴、耀武扬威或盛气凌人,也是“要味儿”的方式之一),这个人就会跳将起来说:“么事呀!要味要到老子头上来了!”后面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

武汉人的“玩味儿”,还有许多难以尽说的内容。甚至他们的骂人,没准也是“玩味儿”或“要味儿”,正如旧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坐在酒缸沿上“开骂”和“听骂”也是“一乐子”一样。事实上,骂人也不易。一要敢骂,二要会骂。如果有本事骂得淋漓尽致,声情并茂,谁说不是“味儿”,不是“派儿”?

武汉人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历史、地理、文化甚至气候诸方面的原因。

武汉的气候条件极差。上帝给了它最坏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结果夏天往往持续高温,冬天却又冷到零下。武汉人就在这大冷大热、奇冷奇热、忽冷忽热中过日子,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其脾气之坏当然也可想而知。

所以,武汉人有句口头禅,叫“烦死人了”。当一个武汉人要诉说一件不太开心的事,或要表示自己的不满时,往往会用这句口头禅来开头。比如等人等不来,就会说:“烦死人了的,等半天了,这个鬼人还不来!”要表示讨厌某人,也会说:“这个人蛮烦人。”不过这些话也可以反用。比如一个妻子也可以这样夸奖她的丈夫:“他这个鬼人,晓得有几(多么)烦人 ”或:“你说他嘀哆不嘀哆,非要我把那件呢子衣服买回来穿,烦死人了!”这里说的“烦”,其实就是乐 嘴巴上说“烦死人了”,只怕心里倒是“不厌其烦”呢!

看来,武汉人是和烦恼结下不解之缘了:好也烦,环也烦,乐也烦,烦也烦,反正是烦。说起来也是不能不烦。1999年“两会”期间,武汉市人大代表团《新周刊》说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而引发了一场讨论。江岸区人大代表王丹萍说:“天热太阳大,外面脏乱差,怎么会有好心情?人说女人一白遮百丑,武汉女人难有这福分,动不动就灰头灰脸,跟进城的农民似的。”的确,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生存的困难,都很难让人心情舒畅。难怪武汉街头有那么多人吵架了,烦嘛!

事实上武汉人也确实活得不容易。武汉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武汉的生活条件也相当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气,南方有艳阳;夏天,北方有凉风,南方有海风。武汉夹在中间,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么好处都没有。别的地方,再冷再热,好歹还有个躲处。武汉倒好:夏天屋里比外面还热,冬天屋里比外面还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家具都发烫,三台电风扇对着吹,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那么,就不活了么?当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窝里放个热水袋,夏天搬张竹床到街上睡。于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汉的街头巷尾,便摆满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裤,睡满一街,成为武汉一大景观。

在如此恶劣条件下挺熬过来的武汉人,便有着其他地方人寻常没有的“大气”和“勇气”。你想想,武汉人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什么洋相都见过(包括在大街上睡觉),差一点就死了,还怕什么?当然连“丑”也不怕。因为他们赤膊短裤地睡在街上时,实在是只剩下最后一块遮羞布了,那么,又还有什么好遮掩的。

所以,武汉人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鬼做”这个词是十分有趣的。它表达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人生观:是“人”,就不必“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而不必顾忌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即便有人不以为然,他们也不会在乎,而只会大骂一句:“闯(撞)到鬼了!要啫,到你自己屋里啫去!”

同样,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的武汉人,也有着不同于北京人的“大气”。如果说北京人的“大气”主要表现为霸气与和气,那么,武汉人的“大气”便主要表现为勇气与火气。北京人的“大气”中更多理性内容,武汉人的“大气”则更多情感色彩。他们易暴易怒,也易和易解;能憎能爱,也敢憎敢爱。他们的情感世界是风云变幻大气磅礴的: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武汉人称之为“(口昂)”)。而且,爱也好,恨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很唰喇,都很到位:哭起来铆起哭,笑起来铆起笑,吵起来铆起吵,骂起来铆起骂,真能“爱你爱到骨头里”,恨你也“恨到骨头里”,一点也不“差火”。这实在因于他们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

武汉人生命中“垫底的酒”太多,生活中“难行的路”也太多,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还有什么样的沟沟坎坎过不去?

武汉人确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为武汉是“镇”。

镇,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之天险也。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买东西出了点小问题,双方往往都立即会拉开架式,准备吵架,而且往往是理亏的一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

不信你到公共汽车上去看,挤撞了别人或踩了别人的脚,武汉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反过来攻击别人:“你么样不站好唦!”或:“怕挤就莫来搭公共汽车!”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当然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九头鸟”,则一场好戏当然也就开锣。武汉街头上吵架的事特别多,商店里服务态度特别坏,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外地人视武汉人为“九头鸟”,认为他们“厉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这里。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的公共汽车也挤。但上海人挤车靠“智”,占据有利地形,保持良好体势,则拥挤之中亦可得一方乐土,也不会发生“两伊战争”(盖“伊拉”与“伊拉”都能好自为之也)。武汉人挤车则靠“勇”,有力便是草头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而双边磨擦也就时有发生。细想起来,大概就因为上海主要是“市场”,而武汉长期是“战场”。“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的这句话,道出了“九头鸟”的野性与蛮劲。敢斗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还怕哭么!”难怪武汉人爱看悲剧和爱听哭腔。

所以,武汉人特别看不起胆小怕事(北京人叫“怂货”)、逆来顺受(北京人叫“软蛋”)和优柔寡断(北京人叫“面瓜”)。所有这些“德行”,武汉人统称之为“瘫腔”。不过,“瘫腔”与“怂货”“软蛋”“面瓜”有一点不同,就是可以拆开来讲。比如:“别个(别人)还冒(没)吼,他就先瘫了腔。”这样的人当然没人看得起。正如方方所说:“一个人遇事连‘腔’都‘瘫’了的话,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有趣的武汉话》)因此,不但不能凸瘫腔”,而且还得梗着脖子死硬到底:“不服周(服输)!就是不服周!老子死都不得服周!”

吃软不吃硬,宁死不服周,这大概就是“九头鸟性格” 这种性格的内核,与其说是“匹夫之勇”,毋宁说是“生命的顽强”。因为所谓“九头鸟”,也就是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意思。你想,一鸟而九头,砍掉八个,也还死不了,等你砍第九个时,没准那八个又活了过来。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动乱”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的确,“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分的舒适温馨可能使人脆弱绵软,恶劣的生存条件也许反倒能生成顽强的生命力。

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不但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是池莉一篇小说的标题)。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淡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大灾人祸、严寒酷暑、战乱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

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汉的小伙子不像北方汉子那样人高马大、魁伟粗壮,却也相当地“野”:敢打架,敢骂娘,各种冲动都很强烈。他们酷爱一种能够显示生命活力的、紧绷在身上的红布三角游泳裤。他们也往往会在炎热的夏夜赤膊短裤,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大声吼唱各种歌谣,从“一个讶的爹,拉包车”直到种种流行歌曲,以宣泄他们过剩的生命活力。

事实上,武汉人不达观也不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已经把武汉人逼到墙角了:躲没处躲,藏没处藏,就是想装孙子也装不了,再不达观一点,怎么活?所以,凡事都最好搞唰喇点,凡事也都最好能要点味。生活已经不易,再不搞唰喇点,不是自己烦自己?生活已经缺油少盐,再不要点味,还能过下去?

什么是味?“味”这个字,在武汉话里有极为丰富的含义。除前面说的面子、排场、风光、体面等等外,还有“规矩”的意思。比如“不懂味”,有时也指“不懂规矩”。不过,当一个武汉人指责别人“不懂味”时,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规矩,而是特指“捧场”的规矩,即在一个人“要味”时让他觉得“有味”的规矩。懂这个规矩并能这样做的,就叫“就味”;不懂这个规矩和不能这样做的,则叫“不就味”。就味不就味,也是衡量一个武汉人会不会做人的重要标准。因不懂而“不就味”,尚可原谅(但也不招人喜欢);如果“懂味”而“不就味”,那就是“差火” 这时,“要味”者就会视对方为故意冒犯或有意挑衅,因而反目翻脸,甚至大打出手,因为那个“婊子养的”实在“太不够意思”。

所以,味,又有“意思”的意思。要味,也叫“要意思”;就味,也叫“就意思”。如此,则“有味”就是“有意思”,“冒得味”就是“没意思” 。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还能活下去?当然不能。因此不能不要“味”。显然,武汉人之所谓“味”,说到底,就是让人觉得活着有意思的那个“意思”。

武汉人是很看重这个“意思”的。虽然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但如果活得有意思,岂不更好?于是,武汉人就往往会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我就曾在医院里遇到过一个典型的武汉人。这个武汉小伙子大概初为人父,看什么事都新鲜。看到护士给婴儿洗澡、打包,也觉得好玩,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好过瘾呀!洗毛毛(婴儿)像洗萝卜,包毛毛像叠‘撇撇’。”“撇撇”是每个武汉小男孩都玩过的一种自制玩具,由每个人自己用香烟盒叠成,技巧纯熟者可以叠得很快。把包婴儿说成是叠撇撇,既有赞其“技巧纯熟”的意思,也有言其“不当回事”的意思。妇产科的护士一天不知要包洗多少婴儿,自然见惯不怪,不怎么当回事,但让这个小伙子这么一说,一件本来没什么意思的事情,也就颇有点意思。

武汉人是很能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的。比如武汉的夏夜是很难熬的,因为一到下午六点,老天爷就会准时停风。曝晒了一天的街道余热经久不散,没有一丝穿堂风的室内更是酷热难当。要熬过这样一个长夜,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然而武汉人却能把它变得有意思。太阳一下山,他们就开始往地上泼水,然后搬出自家的竹床,摆出清爽的小菜和绿豆稀饭,一家人吃得“欢喜流了的”。吃完饭,收拾了碗筷,洗个澡,街坊邻居都到露天地里来乘凉。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看电视的看电视,更多的人则是“咵天”。“咵”,音kua,读平声,是个象声字,即“叽里呱拉”的意思。武汉人说话节奏快,频率高,因此不能叫“聊天”,只能叫“咵天”。武汉人“咵”呀“咵”呀,“咵”得星星都“笑眯了眼”,一个难熬的长夜也就意趣盎然。

武汉人确实很爱说话,也很会说话。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到了武汉人嘴里,往往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比如一件东西或一个地方被弄脏了,武汉人不说“太脏’,也不说“脏死了”,而说:“哟,么样搞的唦,搞得灰流了!”灰而至于“流”,可见有多脏。夸奖一个人漂亮,也可以这样说:“哟,好清爽呀,清爽流了!”清爽,也就是漂亮、派头、美。一个人的漂亮都“流溢”出来了,可见漂亮之至。又比如“抖狠”,是耀武扬威的意思,却比说“耀武扬威”生动得多。你想,一个人把“狠”都“抖”出来,是个什么样子?有点像全身的毛都乍了起来的好外公鸡吧?再说,一个人的“狠”(厉害)要“抖”出来后别人才知道,则其“狠”也有限。所以“抖狠”这个词是略带贬义的,情感色彩很浓,形象也很生动。其余如把孩子长个叫做“抽条”,把东张西望叫做“打野”,把趁机下台叫做“转弯”,把死不认错还要倒打一耙叫做“翻翘”,都十分形象、生动,富有动感。

这也不奇怪。武汉人是“要味”的人,武汉话也就必然是“有味的话”。

的确,武汉话和北京话一样,都具有艺术性和戏剧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听北京话像听相声,怎么听怎么可乐;听武汉话则像听戏,有板有眼,铿锵有力。事实上武汉人的人生观中也确实有一种“戏剧性情结”。在他们看来,人生就是一场戏,就是一场自编自演又可供观赏的戏。演戏就是“玩味”,看戏就是“要味”,会看戏就是“懂味”,不会看戏就是“不懂味”,而不会演戏则是“冒得味”。因此,他们主张人生在世,应该活得有板有眼。有没有板眼是很重要的。

在武汉人那里,一个人有本事、有能耐、有办法,就叫“有板眼”;而不知搞什么名堂就叫“搞么板眼”。所谓“搞么板眼”,也就是“演什么戏”的意思。显然,武汉人之所谓“板眼”,也就是戏曲中的节拍,就像“瘫腔”的“腔”是戏曲中的唱腔,“醒黄”的“黄”是戏曲中的皮黄(声腔)一样。醒,有“假”的意思。比如“醒倒迷(媒)”就不是真迷(真喜欢对方),只不过“醒倒迷”罢。 “醒黄”也一样。一个人,一本正经地上台了,大家都以为有什么好段子听。听了半天,却发现原来不是皮黄,而是“醒黄”。所以,武汉人便把“胡日鬼”“瞎胡闹”之类称作“闹醒黄”。

“闹醒黄”也好,“有板眼”也好,都是演戏。戏演砸了,就叫“瘫了腔”;演假了,叫“闹醒黄”;不按角色行当台词剧本演,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则叫“开黄腔”。“闹醒黄”是“诈倒裹”,“开黄腔”是“码倒搞”,都是“不懂味”(不懂规矩)。这是不会有人捧场的。不但没人捧场,没准自己还会“掉底子”。

“掉底子”之于武汉人,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所谓“掉底子”,也就是“穿梆”、“露馅”。这当然是一件丢脸的事,所以“掉底子”即等于“丢面子”。不过,说“掉底子”可比说“丢面子”生动,也比说“丢面子”严重。因为“面子”是要安装在“底子”上的。如果连“底子”都掉了,那还有“面子”。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面子即面具,而面具是用来演戏的。既然是“演戏”,就得把“面子”装严实了,不能“露馅”。一旦露了马脚,那就不是“丢面子”,而是“掉底子” 所以,一个人,在粉墨登场表演人生时,如果把“戏”演“砸”了,武汉人就会哄堂大笑:“好掉底子呀!”

由是之故,心直口快的武汉人并不喜欢“岔把子”。所谓“岔把子”,就是说话不知轻重不看场合的人。遇到这样的人,武汉人就会说:“他是个‘岔把子’。”或“这个人‘岔’得很。”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岔得很”,他在武汉人中间同样是吃不开的。因为“岔把子”最不“懂味”,常常在别人“要味”的时候扫别人的兴:或者是半路“岔”了进来,害得“要味”的程序不能顺利进行;或者是把老底也端了出来,害得别人大掉其底子。但因为“岔把子”都是有口无心的,你心里有气还发作不得,所以很有些讨人嫌。

比“岔把子”更讨厌的是“夹生苕”。所谓“夹生苕”,也就是又“夹生”又“愚蠢”的人。武汉人把傻叫做“苕”。苕,也就是红薯、地瓜。红薯烤熟蒸熟了,就是“糊”(武汉人读如“户”)的,也就是“糊涂”。所以,武汉人说一个人稀里糊涂,就会说:“他‘糊’得很”,或“这讶么样是个‘糊’的?”又因为熟红薯不但“糊”,而且“溏”,因此又把糊涂虫叫做“糊溏”。“岔把子”虽然“岔”,却不“糊”;“夹生苕”则不但“夹生”,而且“苕”。“苕”则“蠢”,“夹生”则“岔”,简直不可理喻。如果和他理论,非把你的底子掉光不可。

“岔把子”和“夹生苕”的共同特点,是“不够意思”。甚至也不是“不够意思”,而是根本就“没意思”。然而武汉人是不能“没有意思”的。他们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找乐子”,也不会像上海人那样给自己来点“小乐惠”。他们的括法,是向生活“要意思”,把单调枯燥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把艰难困苦的人生变得其乐无穷。

于是,武汉人便把生活变成了艺术。或者说,把他们九死一生的艰难人生和不太顺心的烦恼人生,变成了有板有眼、有腔有调、值得“铆起唱”的生命劲歌。

四、可爱的武汉人

如此说来,武汉人还真可爱。

其实,武汉人是非常可爱的。外地人害怕武汉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武汉人。

武汉人有武汉人的优点。

武汉人最大的优点是直爽。爱骂人,就是他们直爽的一种表现。尽管表现得不大文明,但却至少也说明他们喜怒哀乐胆敢形之于色,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这种天性使他们极其厌恶“啫”,厌恶“鬼做”,同时也就使他们不太注意修养,给人一种“少有教养”的感觉。武汉人说话直统统的,很少拐弯,也不太注意口气和方式。比方说,到武汉的机关单位去办事,门房会问:“搞么事的?”而不会问:“您是哪个单位,有什么事 ?”甚至做生意,他们也不会说:“你看我们怎么合作?”而会说:“你说么样搞唦!”这种说话方式,就很让外地人受不。

更让人受不了的,则是他们表示不同意见的时候。一般地说,中国人说话比较委婉。即便要发表不同意见,也要先作铺垫,比如“阁下所言极是,只不过”云云。武汉人可没有那一套。如果他不同意你所说的,那么,对不起,你的话还没说完,他就会一声断喝:“瞎款!”所谓“瞎款”,也就是“胡说”“乱讲”“扯淡”的意思。但如果你亲耳听过武汉人说这两个字,就会觉得它要比其它说法生硬得多。

这其实也是直爽的一种表现,即因直而爽,因爽而快,其结果便是快人快语 。武汉人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喜欢当面锣当面鼓,最痛恨“阴倒搞”(背地里搞小动作)。“阴倒搞”也叫“戳拐”,一般指背后告刁状,也指说坏话、散布闲言碎语等。与之相配套的另一个词是“找歪”,也就是找岔子、找麻烦、找不自在的意思。所以,一个武汉人如果发现有人“戳拐”,就会找上门去,毫不客气地说:“么样,想找老子的歪?”这个“戳拐”的人也就只好躲起来。因为一个喜欢“戳拐”的人,在武汉是不会有容身之地的。

武汉人痛恨“阴倒搞”,所以他们有什么不同意见,也要痛痛快快地当面说出来,包括说你“瞎款”。这好像有点奇怪。武汉人不是挺讲究“就不就味”的 怎么能这样不给人面子 也许,武汉人并不认为这是“不就味”吧!至少,我在武汉生活多年,还没见过因说“瞎款”而翻脸的。相反,如果一个武汉人会当面说你“瞎款”,则多半是把你当作了自己人。因为这说明他和你之间没有芥蒂,没有隔阂,可以随便说话,包括说你“瞎款”。

同样,说话“带渣滓”,也不会引起太多的麻烦。所谓“带渣滓”,也就是说话时带出骂人的话,又叫“带把子”。把,要读去声。方方说“带把子”就是“话中有话夹枪带棍的意思”,(《有趣的武汉话》)其实不然。所谓“把子”,就是男性生殖器。因此“带把子”便有“见谁操谁”的意思。骂人的话,常常与“性”有关,这也是天下之通则。比如“他妈的”,就略去了后面“儿童不宜”的一个字。“个板马”,后面也省掉了两个字,也是“儿童不宜”的。所以,说话“带渣滓”“带把子”,不太文明。

一般地说,和长辈说话,或者和重要人物(比如领导)说话,是不能“带渣滓”的。不但不能“带渣滓”,还得“您家”长“您家”短。吵架时最好也不要“带渣滓”,因为那会扩大事态。如果是平辈朋友熟人间说话,那就满口是“渣滓” 而且,越是关系亲密,“渣滓”就越多。比方说两个好朋友见面,一个说:“你个婊子养的,这几时跑哪里去?”另一个就会说:“找你老娘去 !”这实在很不像话,却没有武汉人会计较。

另一件常常让外地人受不了的事是喝酒。武汉人极重友情,而且把喝酒看作是衡量友情深浅的试金石,谓之“感情浅,尝一点;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武汉人酒量并不是最大的,难对付的是他们劝酒的方式。比方说,如果你不肯和他们一起大碗喝酒,他们就会不以为然地说:“又不是姑娘伢,啫个么事!”丝毫也不考虑对方听了以后,脸上是否“挂得住”。这就颇有些北方汉子的味道,大大咧咧,“缺心少肺”。

的确,一般地说,武汉人心眼不多,至少不像上海人那样精于算计,事事精明,或像福州人那样深于城府,处处周到。他们甚至常常会做蠢事,而且不讲道理。比方说,你到武汉的商店去买东西,问价的时候,如果碰巧那售货员心里不太痛快,便会白眼一翻:“你自己不晓得看!”这是一种很没有道理的回答,也是一种很不合算的回答。因为假设这件商品价值十元,回答“十块”,才说两个字;回答“你自己不晓得看”却是七个字。多说了五个字,还不落好。可武汉人不会去算这笔账。他们宁肯不落好,也要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的不耐烦。

所以,如果你了解武汉人,又不太计较他们“恶劣”的态度,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极好相处的。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有时甚至会有点像孩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像小伢”)。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像那种被惯坏了的骄横无礼的孩子。孩子总是比大人好相处一些。要紧的是以心换心,打成一片。如果你真的和他们成了“梗朋友”,那么,不也可以拍着他的肩膀揪着他的耳朵叫他“婊子养的”。

武汉人也像孩子一样爱玩。不过,武汉人的爱玩,又不同于成都人的爱耍。成都人的爱耍,是真的去玩,武汉人则往往把不是玩也说成是玩,比如“玩味”“玩朋友”“玩水”。玩水其实就是游泳。全国各地都有爱游泳的,但把游泳称之为“玩水”,好像只有武汉。武汉夏天时间长、气温高,江河湖泊又多,玩水遂成为武汉人的共同爱好。武汉人“玩水”的高潮或者说壮举是横渡长江。这件事是毛泽东带的头。毛泽东不但开横渡长江之先河,还写下了“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名句,使武汉人大得面子,也大受鼓舞。于是横渡长江便成了武汉市每年一度的大事。不过这事可真不是好玩的,非水性极好不可。但武汉人却乐此不疲。因此我常想,幸亏武汉人只是爱“玩水”。要是爱“玩火”,那还得了。

武汉人像孩子的另一表现是不太注意吃相。他们吃起东西来,往往“直呵直呵”地。尤其是吃热干面。热干面是武汉特有的一种小吃,一般做早点,也有中午晚上吃的。做热干面工序很多。先要在头天晚上把面条煮熟,捞起来摊开晾凉,拌以麻油。第二天吃时,烧一大锅滚水,将面放在笊篱里烫热,再拌以芝麻酱、小麻油、榨菜丁、虾皮、酱油、味精、胡椒、葱花、姜米、蒜泥、辣椒,(此为最正宗之做法,现在则多半偷工减料)香喷喷,热乎乎,极其刺激味觉。武汉人接过来,稀稀唆唆,吧答吧答,三下五去二,眨眼工夫就下了肚。第二天,又来吃,永远不会细嚼慢咽地品味,也永远吃不腻。

所以有人说,爱不爱吃热干面,是区分正宗武汉人和非正宗武汉人的试金石。许多地方的知识青年都有自己的《知青之歌》,其中以南京的最为有名,词曲都有些伤感,作者也因此而遭通缉和批判。武汉的《知青之歌?却不伤感,也没有遭批判。因为武汉的《知青之歌》竟是:“我爱武汉的热干面。”爱热干面,是不好算作“修正主义”的,也扯不到“路线斗争”上去。

爱吃热干面,我以为正是武汉人性格所使然:爽快而味重,干脆而利落。他们处理人际关系,也喜欢像吃热干面一样,三下五去二,不“啫”,不嘀哆,也不装模作样。的确,正如方方所说:“武汉人特别的真。”心直口快的性格使他们即便要说假话,也不那么顺当。尤其是,“当他认定你这个人可以一交时,他对你是绝对掏心掏肺地真诚。他为你帮忙不辞辛苦也不思回报,当然他可能在办事过程中大大咧咧、马马虎虎,但真诚之心却是随处可见的。”(《武汉人特别的真》)

当然,武汉人并不“苕”(愚蠢),他们也欣赏“贼”(聪明)。比方说,他们要夸奖一个孩子,就会说:“呀,这伢好‘贼’呀!”当然要“贼”的,如果不“贼”,何以叫“九头鸟”?不过,一般地说,武汉人的“贼”,大多“贼”在明面上,一眼就能看穿。他们也会耍点小心眼,做点小动作,玩点小花招,在掏心掏肺的时候打点小埋伏,但往往一不小心就露出马脚来。因为他们的天性是率真的。所以,尽管他们也想学点狡滑,玩点深沉,无奈多半学不像玩不好,反倒被人骂作“差火”鄙作“啫”。

武汉人的好相处,还在于他们没有太多的“穷讲究”,——既不像北京人那样讲“礼”,又不像上海人那样讲“貌”。如果说要讲究什么的话,那就是讲“味”。武汉人的“味”确实是一种讲究:既不能没有或不懂,也不能太多或太大。“冒得味”是遭人痞的,“不懂味”是讨人嫌的,而“味太大”则又是会得罪人的。“你这个人还味大得很呀”,也就无异于指责对方端架子摆谱,不够意思。

由此可见,武汉人的处世哲学比较朴素,而且大体上基于一种“江湖之道”。武汉人的确是比较“江湖”的。他们远不是什么“最市民化”的一族。尽管武汉建市已经很久,武汉人也都多少有些市民气,但他们在骨子里却更向往江湖,无妨说是“身处闹市,心在江湖”,与北京人“身居帝都,心存田野”颇有些相似。这大约因为北京周边是田园,而武汉历来是水陆码头之故。码头往往是江湖人的集散地,江湖上那一套总是在码头上大行其道。

久而久之,江湖之道在武汉人这里就很吃得开,武汉人也就变得有点像江湖中人。比如“拐子”这个词,原本是江湖上帮会中用来称呼“老大”的,武汉人却用来称呼自己的哥哥:大哥叫“大拐子”,二哥叫“二拐子”,小哥就叫“小拐子”。又比如“叶子”,也是江湖上的语言,指衣服。衣服穿在身上,一如叶子长在树上,关乎形象,也有装饰作用。由是之故,武汉人又把手表叫做“叫叶子”。因为手表也是有装饰作用的,但又有声音,因此是“叫叶子”。对于这些带有江湖气的话,武汉人都很喜欢,流传起来也很快。

武汉人也像江湖中人一样,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比如他们把所有结过婚的女人统统叫做“嫂子”,这就无异于把她们的丈夫统统看作哥哥,他们当然也像江湖中人一样爱“抱团儿”。这一点也和北京人相似。不过北京人的圈子和武汉人的圈子不大一样。北京人更看重身份和品类,武汉人则更看重恩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武汉人的信念。在他们看来,一个分不清恩怨的人,也一定是分不清是非的人。

所以武汉人极重友情。重友情的人都记恩怨、讲义气、重然诺。这些特点武汉人都有。为了哥们义气,他们是不惮于说些出格的话,做些出格的事,甚至以身试法的。比如先前武汉街头常有的打群架就是。至于商店里服务态度恶劣,则因你不是他的朋友。如果你是他的朋友,那就不一样,店里来了价廉物美的东西,他一定会告诉你。如果你一时没法来买,他会给你留着,并以恶劣的态度拒不卖给别人。反正,武汉人一旦认定你是朋友,就特别帮忙,特别仗义,不像某些地方的人,没事时和你套近乎,一旦有事,就不见踪影。他们也不像某些地方的人,看起来“温良恭俭让”,一团和气,满面笑容,心里面却深不可测。武汉人是爱憎分明的。他们的喜怒哀乐、臧否恩怨都写在脸上。这就好打交道。所以,不少外地人初到武汉时,多对武汉人的性格不以为然,难以忍受,但相处久了,却会喜欢武汉人,甚至自己也变成武汉人。

总之,武汉人是很可爱的。他们为人直爽,天性率真,极重友情。要说毛病,除爱骂人外,也就是特别爱面子,要味。所以,和武汉人打交道,一定要面子给足,顺着他的毛摸。苟能如此,你就会在他们粗鲁粗暴的背后体会到温柔。

武汉人也基本上不排外。除不大看得起河南人外,武汉人很少以“大武汉”自居。对于外地文化和外来文化,武汉人的态度大体上比较开明。不排外,也不媚外,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海货、港货和汉货一样平等地摆在柜台上卖,京剧、豫剧、越剧和汉剧、楚剧一样拥有大批的观众,不像河南、陕西那样是豫剧、秦腔的一统天下。甚至武汉的作家们也不像湖南、四川、陕西那样高举“湘军”“川军”“西北军”的旗号在文坛上张扬。武汉,总体上说是开放的,而且历来是开放的。这种开放使得武汉人“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聪慧。”或者说,“既有北人之蛮,亦有南人之狡。”(方方《武汉人的性格是怎么搞的》)这就无疑是一种文化优势,有此文化优势,岂能不大展鸿图?

五、优势与难题

武汉的确应该大有前途。因为武汉虽然自然气候极差,历史气候不佳,文化气候却不坏。

这无疑得益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它的北边,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边,是屡次成为革命策源地、如今又是经济活力最强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东边,是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上海;西边,则有得天独厚、深藏不露的成都。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都会吹进武汉。哪怕只是吹过武汉,也“水过地皮湿”,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何况,武汉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水陆码头。各路货物固然要从这里出进,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武汉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

事实上,武汉人的文化性格中,确有周边四邻的影响。比方说,西边巴人好斗,南边湘人倔犟,武汉人就有点又冲又犟。所以,维新和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首义第一枪却打响在武昌城。不过,武汉人虽然又好斗又倔犟,却不是“冲头”和“傻冒”,林语堂谓之“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诡计”。武汉人很会做生意,生意场上公认“九头鸟”不好对付,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汉人之会做官、会做学问,则接近于北京人。至于“白云黄鹤”的仙风道骨,又颇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的确,武汉文化东西结合、南北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以饮食为例。武汉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闽粤,厚重似徽鲁,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济”的文化特点。武汉人在体格、性格上也兼东西南北之长。他们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朴直,比广东人会做官,比山东人会经商,比河北人会作文,比江浙人会打架。总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也是官商并存,文武兼备。

三镇中市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汉口,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且也和上海一样,曾经有过租界。它是我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门户。作为一度独立的城市,它也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类新型城市中重要的一员,在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得风气之先。相对逊色的汉阳,则有着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也曾名驰一时。至于“文昌武不昌”的武昌,历来就是湖北甚至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湖广总督府曾设立于此,湖北省政府也至今设立于此。

在武昌,还集中了众多的高等学府,无论数量还是水平都居于全国前列,而且名牌大学就有好几所。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其朴素学风,素为学术界所看重。其他几所理工科大学,在各自的领域内,也都卓有盛名。武汉的学术事业,尤其是人文学科,曾号称与北京、上海成“鼎足之势”。一个老资格的开放口岸,一个高水平的文化重镇,再加上一个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武汉三镇,难道不是一种最佳的城市组合?这样美妙的组合,国内又有几个?

更何况,武汉的“运气”也并不那么坏。内陆开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解放中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武汉都扮演过重要角色。1949年后,它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改革开放时期,它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陆开放城市。此之谓“得天时”。地处国中,九省通衙,此之谓“得地利”。集三镇优势,合四海人文,此之谓“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尽占,武汉应该成为文化上的“集大成”者。

然而事实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正如武汉原本可以成为首都却终于没有当上一样,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未能领袖群伦。岂但未能领袖群伦,连十分出色也谈不上。它的学术研究成就一般,文艺创作也成绩平平。人们像朝圣一样涌进北京,像观风一样看着上海,对南京也另眼相看,却似乎不大把武汉放在眼里。武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从来没有成为过全国的中心,甚至哪怕是“热点”。

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只不过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武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显,广州便更是特色鲜明,就连一些不怎么样的小城镇也不乏独到之处。请问武汉文化有什么特色?似乎谁也说不出。它“雅”不够,“俗”也不够,既不新潮,也不古朴,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点,却又什么味道都没有。武汉人自嘲兼自慰的说法,叫“以无特色为特色”。然而如果表现不出特色来,岂非“不出色”?

事实上,武汉文化原本是应该“出色”而且也不难“出色”的。这个特色,就是前面说的“集大成”。这无疑需要大眼界、大气魄、大手笔,然而武汉人似乎胸襟不大,魄力不够,底气不足,手脚放不开。结果,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吹进武汉,只不过“吹皱一池春水”,却不能形成“扶摇羊角”,让武汉如鲲鹏般“直上九万里”。

最不喜欢“差火”的武汉人,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文化和塑造自己的城市人格时,似乎恰恰“差”了一把“火”。

这是武汉文化之谜,也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难题。

这个谜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

这个难题也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决。

而且,一旦解决,武汉便会让北京、上海、广州都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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