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名主任說，一般來說，雙肺CT呈毛玻璃狀病灶，基本可算作疑似，但只有被收治入院的患者才能統計為疑似，才有資格做核酸試紙檢查。做完核酸試紙檢查的患者其中至少80%能被確診，之後即被轉去其他定點醫院。

《財經》了解到，該醫院已有至少5起死亡疑似病例是未被確診的，因此也不計入確診死亡人數中。這意味着，目前人們所能看到的確診、死亡病例數字，並不能完全反映這次疫情的全貌。

（點擊可查看大圖 武漢各大定點醫院現狀，信息經《財經》記者及志願者反覆核查）

從目前的調查來看，患者主要有兩條路徑可以入院。一是靠社區排隊：1月24日武漢社區分流政策實施後，病人需要拿着住院單入院——病患先去社區交CT、血常規報告，社區上報街道，再根據輕重緩急對接醫院的新開床位；二是去有核酸試紙的定點醫院，48小時拿結果，確診後就不能被醫院拒收。

要走通這兩條路徑並不容易，每一條都可能是無盡的等待。但對於重症患者來說，每一分鐘都可能是生與死的煎熬。

《財經》近日先後採訪的10多位病患家庭，多數家庭全家感染，他們還攙扶着病危的老人、孕婦輾轉在各家醫院。“醫院告訴我們只能自救。”多位患者家屬告訴《財經》記者，他們的家人正處於生死一線。

截至2020年1月31日24時，湖北省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7153例。其中武漢市3215例。

WHO（世界衛生組織）的Twitter主頁上有一句話：記住，這些都不是數字，而是真正的人。不幸的是，還有一些未被囊括進去的人，他們的生死故事都在統計之外。

艱難求生路

“父親不停說，自己沒有死在70年前的戰場，卻可能死在醫療資源調配失控的現在。”

“醫生明確說了，父親是新型冠狀病毒，但因為沒有檢測盒無法確診。“孫晨告訴《財經》記者。

孫晨說，1月26日，在家自我隔離的父親突然咳血。孫晨慌忙將父親送去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做了檢查，檢查結果顯示：肺部中重度感染。但這份CT檢查並沒能讓父親得以入院治療，因為沒有經過完整的確診流程。

醫院讓孫晨父親在家裡隔離、吃藥，但孫晨意識到，“我身邊的例子都很嚴重了，我一定要把父親送到隔離病床上去。”

床位意味着什麼？因為沒有床位，家住漢陽的李開蒙在家裡眼看着父親艱難呼吸了一晚上，最終咽了氣。他的父親生前是一位軍人轉業幹部，是家裡的頂樑柱。父親不幸去世後，殯儀館的車過了十多個小時才到，他們也很忙，一趟得拉好幾個。

家在武漢的鐵路職工陳力的奶奶，也因為沒有病床，在漢口醫院的門診大廳坐了三天，最後沒有撐住，搶救無效去世。奶奶同樣沒有經過確診流程，也不計入統計數據。

一家定點醫院醫生告訴記者，新冠肺炎沒有特效藥，對於中度、輕度患者，門診和住院的治療方式本質不會差太多。但對於重症病人來說卻有很大區別。對於那些一直在家隔離、但身體已經難以支撐的病人來說，住進醫院成了他們最後的希望。

“醫生建議我和爸爸都想辦法去住院，特別是我爸爸不能拖下去了，隨時可能有生命危險。”從1月27日開始，杜紅利的父親開始吃不下飯、說不出話。

武漢梨園醫院檢查結果顯示，杜紅利的父親雙肺毛玻璃狀病灶嚴重，肺部斑點明顯，血氧只有90，表明患者出現嚴重缺氧的癥狀。

杜紅利帶着父親，把所有方法都試了一遍。1月27日，他去社區做了登記，一直沒有消息。他自己也是肺部感染，還發著低燒。他向朋友借了一輛麵包車，強撐着帶父親到處尋找醫院收治。

有300多個床位的武漢672醫院，沒有住院單不讓進；新開放的有700個床位的武漢協和醫院漢陽分院也告訴他：要等。

1月28日，杜紅利趕到區政府信訪辦，得到的答覆還是沒有床位；找衛健委，對方回復稱沒有辦法解決，只能等。因為沒有辦法跨區域協調病人，只能等所在區域的對口醫院收治。

杜紅利的父親曾參軍15年，上過抗美援朝的戰場，曾是兩位高級將領的貼身警衛。杜紅利告訴《財經》記者，現在全家被感染，自己頭暈胸悶的癥狀也越來越厲害，不知道還能帶着父親扛多久。

杜紅利的父親曾參軍15年 上過抗美援朝的戰場

他父親不停對他說，自己沒有死在幾十年前的戰場，卻可能死在醫療資源調配失控的現在。“每天看見醫院門口除了120的車，就是殯儀館的車，只剩絕望和無助。”

父親不便挪動，杜紅利每天帶着父親在協和醫院漢陽分院門診打針，睡在醫院旁的賓館。或是一早就去武漢同濟醫院、協和醫院排隊領試紙，但是每天協和試紙限量100份，往往一過去已經沒了。直到記者發稿，杜紅利的父親也沒能住進醫院，因為仍然沒機會經歷完整的確診流程。

武漢市民王女士告訴《財經》記者，母親已經在家休克過兩回了。母親年前開始一直在社區打針吃藥。1月23日母親感到身體異常難受，便和父親一起騎車去了漢口醫院，排隊12個小時才做完CT，結果顯示：雙肺感染。

王女士說，當時醫院沒有點滴可打，就連抵制流感的藥物“奧司他韋”也不夠了，只能給母親開了兒童劑量的葯。之後母親只能回家自我隔離，靠着家裡的吸氧機度日。“有一次我媽媽休克了，我爸爸就抱着我媽媽哭，以為她過去了。”

之前，兩位老人家“能自己解決的事絕不麻煩別人”，但接連兩次暈厥，讓他們不得不撥通女兒的電話。

但此時，王女士和丈夫也都感染了，她要照顧高燒不退的丈夫，自己的雙肺也出現了毛玻璃狀癥狀。過不去已經被封路的父母家，王女士為父母撥打了120，但是前面排隊將近500人。“當時120說前兩天打的人都沒有送進醫院去，沒什麼希望。”

熬到當天下午三、四點，兩位老人已經全身乏力，但還是掙扎着騎上自行車去醫院。

王女士繼續撥打市長熱線。第二天，市長熱線反饋：“你要找你的社區上報，社區給街道反映，街道給指揮部反映。如果有床位了，指揮部會通知醫院安排，然後再安排你們去。“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基本醫療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姚嵐教授對《財經》記者表示，發揮基層衛生服務體系的作用，實行真正的分級診療，是避免人群扎堆醫院、防止交叉感染的有效措施。

但是對於重症者來說，每一分鐘都是生與死的煎熬，他們不知道社區的上報和等待需要多久。“從頭到尾社區我們都有上報，他們都表示說沒有辦法，只是說在反映，但什麼時候是個頭？”王女士說。

在這期間，他們試了所有能撥的電話、能找的關係，王女士甚至還打了110，最後110給了她一個固定電話，打過去對方說必須要跟社區聯繫。

1月29日，王女士感到爸媽已經撐不下去了，王女士不得已再次求助120。120明確說，只有聯繫好醫院的床位，才能派車過來。

王女士想起在網上看到的，華中科技大學協和西院區加了700張床位，於是勸說120帶着父母去了協和西院。到醫院已是晚上9點，120急救人員說，“（醫院）人非常多，急診室外面都躺滿了人，而且並沒有急救設備，排隊有可能會排不上你。”

關於那700多張床位，據說因為醫生的防護服不夠，暫時不能全部開放，“因為一旦開放了，醫生沒有設備上去也會感染。”

120急救人員讓王女士趕緊選第二家醫院，她懇求救護車把父母拉到武昌醫院。她也拿着被子、暖手寶過去，到了醫院，王女士自1月20日之後第一次見到了父母。

他們臉色蒼白，父親高燒39度多，站都站不穩，母親躺在救護車裡吸氧。沒有床位，醫院不收。120的人在旁邊催促，他們已經在這家人身上花了三小時。

這時，她的母親做出決定。她雙手合十對急救人員說：“我死也要死在家裡，我不再出門了，已經沒有希望了，求求你們把我抬回去吧。”120讓王女士簽完字，重新把她母親帶上車，關上了車門。

看着救護車駛離，王女士再也忍不住。她蹲下身子，坐在被子上嚎啕大哭。

漫長的收治流程

武漢某定點醫院一位醫生稱，該院收了600位重症病人，但無一確診。“缺試紙，但我們也搞不懂為什麼會缺。”

《財經》記者了解到，目前只有兩種路徑可被收治入院。一是靠社區排隊，病患先去社區交肺部CT、血常規報告，社區上報街道，再根據輕重緩急對接醫院的新開床位，病人需要拿着住院單入院；二是去有核酸試紙的定點醫院排隊，48小時拿結果，確診後就不能被醫院拒收。

1月24號，武漢市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7號通告要求，發熱居民需進行分級分類篩查。社區是此次疫情的承壓閥。武漢市規定，個人發熱需要向社區網格員匯總，報社區居委會，再上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接着輕症者自行前往或居家觀察，而重症者救護車接送，去往定點發熱門診。

作為武漢花橋街某社區的一名社工，王木從除夕開始，連軸轉了8天。他們每天會跟蹤發熱居民的狀況。4點前，王木需上報社區內發熱病人的名單，其中單獨一份為發熱重症病人名單。這份名單將上傳至街道及所在區，評估後，社區能夠得到通知，“哪位病人，什麼時間，可以到哪家醫院治療”。

根據《財經》在武漢一線的記者獲取的社區上報標準如下：

發熱人員的標準是：1.發燒37.5度以上；2.咳嗽；3.乏力。

疑似人員的標準是：1.CT檢查結果為雙肺毛玻璃樣改變；2.血常規檢查白細胞異常；3. 含發熱人員標準。

重症人員的標準是：1. 血氧飽和度降低；2.呼吸困難；3.有基礎疾病；4.年齡偏大、體質弱者；5.含發熱和疑似人員標準。

事實上，很多病患家屬告訴《財經》記者，就算社區和醫院都建議患者立馬住院，仍不保證有床位可以住進去。

傳染病對隔離的要求，使得醫療資源空前緊張。以往有着上千床位的醫院，設置隔離單間以後，床位可能只剩下原來的三分之一甚至不到。

武漢某定點醫院一位醫生告訴《財經》記者，該定點醫院就有大量拿着住院單排隊等候，但因為床位緊張無法住進來的病例。

王木所在社區的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僅30日一天，他就有100多條通話記錄。電話那頭，會突然傳來痛哭，或者呼喊，“我只能盡量安慰他們，每天心情好點，免疫力提升，身體也會好起來”，該負責人說。

另一條住院路徑——病患去定點醫院排隊確診之路，也頗為漫長。

劉梅說，她的婆婆去世後，她的大哥、二哥和自己老公也被感染，病情加重，急需住院。他們2月1日去同濟醫院排隊領核酸試紙，被告知一天只有10份。

截至發稿前，武漢市共10家機構可進行病原核酸檢測，分別是：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武漢市肺科醫院、華中科大附屬同濟醫院、華中科大附屬協和醫院、湖北省人民醫院、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武漢市第一醫院、武漢市中心醫院、武漢市第三醫院和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武漢某定點醫院一位醫生告訴《財經》記者，該院收了600位重症病人，但無一確診。“缺試紙，但我們也搞不懂為什麼會缺。”

什麼樣的患者才能用上核酸試紙？武漢市第三醫院的醫生稱，醫院進行檢查後，如果醫生認為需要住院治療，患者才能住院並做核酸檢測。

中南醫院一員工表示：“申請做核酸檢查只能讓醫生開疑似病例報告卡，但只有很緊急的情況才會填寫這個報告卡。”

但什麼才算“很緊急情況”，《財經》記者詢問多處，並未獲得準確答案。

不少患者和醫生的困惑是：1.武漢衛健委在27號稱，原則上每天可檢測樣本近2000份，但為什麼總是缺少核酸試紙？2.做了檢測也無法第一時間出具確診報告。

據第一醫院的醫生說，檢測需要一天的時間，“今天做了，明天能知道一個大概的結果”，但問題是第一醫院無法發出確診報告，而目前定點醫院只能憑報告才能接收病人入院。

當記者問到哪些機構能出確診報告時，該醫生表示：“這我也不清楚，也許同濟、協和可以。患者病情越來越重，也是因為拿不到這個確診報告，就沒有床位。”

對於疑似病患數據的統計，醫生的判斷標準是“低熱、咳嗽、肺部CT結果”。上述定點醫院醫生說，他會上報給科室，但後面的統計過程他並不了解。而另一家定點醫院的主任告訴《財經》記者，被收入的重症病患才能算疑似，需要確診進一步治療。

1月30日，武漢某定點醫院開始上報需要確診檢測的疑似病患人數，從科室、到醫院、到區再到市裡層層上報。該醫院一位醫生表示，如果沒有確診就去世，不會被計算為確診死亡人數，只能算“肺部感染死亡”。

“就我自己所在的科室，死亡率比出院率高很多。同時，很多治癒出院的病例不能算真正的治癒，還需要長期觀察。”上述醫生說。

這也意味着，有大量的病患在確診流程和統計數字之外，只能自我求生。

市民李莉告訴《財經》記者，經過社區人員聯繫，她的父親終於住進了武漢第八醫院。但第八醫院不是定點醫院，此前是專門的肛腸醫院。

醫院診斷說，父親雙肺已經感染壞死，氧氣已經打到最高限度，需要讓他儘快轉到定點醫院，但因為第八醫院沒有測試盒，所以病人一直無法確診，而無法確診也就無法轉院。

“第八醫院已經上報好多天了都沒有任何回復，”李莉說，她撥打120，120的回復是，只能通過社區上報轉去定點醫院，但之前的第八醫院就是社區千辛萬苦才安排住上的。

李莉父親的遭遇，似乎構成了一個無解的痛苦循環。

截至發稿，記者逐一撥打了武漢市定點醫院的電話，接通的7家醫院均表示“暫時沒有床位”。

誰能住進去？

“如果有可能的話，把輕症患者集中起來隔離和治療，這樣可以更有效控制疫情”

在無數患者家屬眼裡，武漢在快速建設的火神山、雷神山醫院是他們僅存的希望。

《財經》記者採訪得知，2月3日，設置1000個床位的火神山醫院按照計劃必須竣工，但具體開放時間需要物業、電力、醫藥設備等配合。目前《財經》記者採訪的多數醫院尚未收到轉移病患的通知。

等待火神山、雷神山醫院開門的這幾天，就是一些重症病人的生死關。據《財經》記者了解，即使確診並獲得社區住院單，也不一定就能第一時間住進醫院。

兩個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加起來也就2000個病床，還不夠湖北省兩天的新增病例使用。

微博公開求助，成為一些人最後的嘗試。一位住在武漢市江夏區紙坊機關幼兒園附近的孕婦家屬告訴《財經》記者，家中孕婦懷孕8個月，最新診斷結果顯示：雙肺重度感染。

但定點發熱門診不收孕婦，門診也沒有胎心監護，區婦幼和省婦幼則不收發熱病人。家人發微博求助幾天後，1月31日他們得到了社區和區政府的關注，被社區車輛載着往返跑了幾家醫院，2月1日上午總算住進了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

對這個家庭來說，這是好消息。但對於另一些家庭，這個消息讓他們心情複雜。“已經到了誰喊得響亮，誰才能活下去的時候了嗎？”一位病患家屬對《財經》記者說。

能找到床位的，都被稱作“幸運兒”。劉小青一家有六人患病，只有三位住到了醫院，“更多是靠自己托關係、找渠道。”

劉小青一家可能在一次家庭聚會上被感染。1月18日疫情還被認為不會“人傳人”，他們一起在外面吃了年飯。之後不久家人陸續發燒，從父母、小姑媽到90歲的奶奶，再到已回的大姑媽和大姑爹。1月21日，劉小青的母親去做了CT，顯示雙肺病毒性感染。

這之後，母親連續高燒了四天，幾近暈厥，“我們聯繫了很多人，才找到漢口醫院那邊，有一個床位讓她住進去了。”

到了1月28日，她的奶奶開始發病，輾轉漢南醫院、協和西院，未能住成院。奶奶排了一天門診，終於打了上針，結果卻“立刻渾身顫抖像癲癇一樣，無法正常行走和說話”。醫生留她在留觀病房吸氧，但回家後，奶奶仍然呼吸困難。

“我們找了很多人才能夠住到第六醫院的ICU。當時我們也是一直在催社區，催協和醫院那邊，但是沒有得到反饋和消息。”

她的父親也在打完針後呼吸困難，用上了吸氧機。劉小青把情況發到了微博，等到第二天七點起來，接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讓父親住上了ICU。

父親說，別人可能會覺得他們發微博求救，最後能住院是一種醫療不公，“但畢竟生命要緊。”後來，她把微博刪了。

1月29日凌晨4點，家住武漢市江漢區萬松街商一社區的陳曉薇，拖着病體去醫院排隊，終於在協和醫院排上了試紙。2月1日試紙結果送達，顯示陳曉薇是“雙陽（確診）”，但當她和家人前往社區準備領取住院單時，他們看到商一社區服務點裡明明有人，就是不給開門。家人只能選擇報警。

警察沒到，是社區所屬的街道辦找到了解決辦法。陳曉薇說，就在今天下午，街道辦幫他們在協和找到了一張床位。“終於有救了。”她說。

晚間，當陳曉薇和丈夫抵達協和西院準備住院時，被告知需要轉去紅十字會醫院。截止發稿，他們仍然在紅會醫院觀察室等候床位。

華中科技大學保障中心副主任姚嵐教授說，她看到澳門徵用了離人群較遠、相對獨立的酒店，作為有湖北接觸史的人群隔離集中管理區。她建議湖北及其它地區也可採取類似舉措，有效控制好疑似病例。

中南醫院急救中心主任助理、急診外科主任沈俊告訴《財經》記者，中南醫院都是收治很重的病人，“屬於生命體征很不穩定的患者（氧合差、心率快，呼吸頻率快，發生呼吸窘迫綜合征的病人）”。床位短缺，疑似或輕症的都在家隔離。

沈俊所在的中南醫院團隊用ECMO（移動心肺儀）成功救治一名重症患者 為全省首例

據悉，醫院基本沒有床位了，急診科也用來收治病毒肺的病人，急診留觀室也滿了，“基本上病房空出來一個，留觀室就進一個到病房。“

沈俊說，床位分配並不能滿足社區的要求，而是評估病人的情況，“比方說有的病人自己被家人送到醫院了，病很重了，留觀室有空床了，就先留觀，我不可能讓他回去排隊，等社區報上來我再安排。或者我不收他，然後把社區上報上來的比較輕的病人收住院，肯定不可能的。”

關於檢測盒，他表示中南醫院發熱門診可以做核酸檢測，大概2小時就可以出結果，但因試劑盒有限，需要肺CT有病毒性肺炎表現的患者才能做。

沈俊建議，如果有可能的話，把輕症患者集中起來隔離和治療，這樣可以有效的控制疫情。他還建議在家的患者服用兩種葯，抗病毒的以及抗感染的，發燒超過38.5℃就退熱，“因為目前沒有特效藥物去治療這個疾病，不能網上跟風，說什麼葯就買來吃，住院治療也是對重症患者提供支持治療，如果能夠扛過這個時間的話，就過去了，就是這樣。“

沈俊和武漢肺科醫院ICU的胡明醫生做完手術後汗流浹背

這兩天他接診了一位45歲的病人，病人一家五口，父母兩個皆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去世了，兒子也感染了。病人的情況十分嚴重，用了高流量吸氧和無創面罩通氣，但血氧飽和度還只有50%，最後不得已給她麻醉插管，上了ECMO（體外膜肺氧合）。

“在插管麻醉前，她看着我們做準備，眼淚不停地往下流，那種恐懼讓人看到很心疼，”沈俊說，像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我們醫生都下定了決心，要盡全力救治所有的病人。

一直和父親在等待核酸檢測試紙的孫晨不允許自己再失眠和哭泣了，她知道自己還得繼續催社區，找醫院，還得給爸媽做飯，太多事要做了，不能倒下。她期待火神山和雷神山快點建好，“必須得住進去了，這是我們最後的希望。”

（文中劉梅、孫晨、李開蒙、陳力、劉小青、李莉、王木為化名，實習生張凡、志願者耿鵬對本文亦有貢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