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日通过港版国安法前夕，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而美国参议院也无异议通过法案，就港版国安法制裁中国官员、企业和国有银行。

此前，中共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6月17日在夏威夷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晤时表示，美国在香港、台湾等问题上“越过红线”的做法将危及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新冠疫情继续肆虐并重创经济的背景下，美国为什么要在香港问题上采取愈发强硬姿态？华盛顿的出手能否制止北京对香港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不断侵蚀？

香港工会组织向英国总领事馆递交请愿信表达反对新国家安全法的决心。

时政评论人、《江峰时刻》主持江峰认为，美国推出《香港人权法》和其后的一系列行动，包括《香港自治法》和《香港问责法》的出台，中共一贯地挥起了所谓“干涉内政”的大棒。中共说西方制裁六四屠杀是干涉中国内政，后来外界批评北京将百万维族人关进集中营，中共也说是干涉中国内政。我发现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围绕的一点就是人权。人权，它不是我把中国圈起来了，你不能伸手进来，不准管我们这个事情，它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

江峰表示，人权是没有国界的。对人权迫害，搞种族灭绝，这就不是简单的内政了。全世界都可以曝光的，都可以关注的。因为有一个世界人权宣言在那里，这个普世价值，包括中共当初加入时也是承认的，也签了字，也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看香港“反送中”，香港警方用警棍、催泪弹、橡胶弹、布袋弹疯狂攻击着拿着雨伞的孩子们。在香港民间的说法，就是“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所以美国再关切香港的问题上，主要是以人权为参照标的。人权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是符合联合国的基本法，也是符合人权的普世价值定义。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表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看美中关系的大背景。香港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美中现在正在进行的新冷战。冷战主要是价值之争，根本上就是人权问题，人权高于主权这已成为世界的主流。

中国作为很多国际公约的签署国，他要负一个国际的责任，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包括联合国的一些人权协约，中国都是签署者。你有这个国际职责。而这个价值问题恰恰是冷战的根本，现在香港正处在美中或者说自由世界和中国的冷战的最前沿。而且现在美中的冷战正在开始，而且往纵深开展，香港的价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杨建利认为，第二个背景就是贸易战。中国利用香港得到了很多的利益，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时吸引外资。那时候，西方的资金通常不去中国，没有信心。主要是靠港资和台资，或者说很多外资也是通过香港进入中国的。中国在这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利益。如果香港还享受着特殊的贸易地位，可能客观上帮助了中国，对打贸易战来讲可能是不利的，这是对美国的一个利益上的考量。

杨建利解释说，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技术战。尤其是军事技术战。在美国大家经常看到一些新闻，抓捕了一些华人、美籍华人卖一些禁运的科技给中国，被抓坐牢的大部分都是通过香港。因为香港不在禁用之列。他用一个变通的模式先进入香港，然后再进入中国。

这个背景之下，当然美国就要考虑，如果香港不能够继续有自由和法治，那这样的话，和中国的贸易肯定会中国带来更多的利益。美国和香港的关系，是建立在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还有自由和法治基础上。如果你自由港的定位不存在了，那我就要给你解除关系。这不是内政，这是我的权利。

美国“精确打击中共和香港政策实施者”

江峰指出，在中英联合声明之后，美国为了保障香港能够继续拥有民主自由市场的机制，好做生意，它制定了一个香港关系法，里面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一旦香港不具备了上述的民主法制和自由市场的体制，美国是有权终止对香港的优惠地位待遇，把香港视为中国内地的一个城市。但是香港关系法这个核心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说一旦实现这一条就叫泥沙俱下，是不是香港整个的经济都会受到摧毁，整个西方世界在香港的经济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会让原来一个世界金融中心，东方明珠黯然失色。

所以，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后，美国形成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有点像这个海湾战争之后，美国的战略思想转变，由全面战争的一种形式变成了精确打击的行为，也就是谁造成香港丧失他原先拥有的这种自由市场地位，是中共对一国两制的背叛，所以要惩罚的是中共和他的相关政策实施者。所以，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尽可能的保护香港，保护更多的香港人，而对这些中共的相关人士进行制裁。而这种精确打击对于以权贵阶级为主要特质的中共，及其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打蛇打七寸，就打中了他的要害之处。因为权贵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为个人利益，为个人家族谋利益。你把他们在美国的签证停了，甚至他的家属的签证停了，那么他们的妻子、子女在美国享有真实民主和自由的这种机会就渺茫了。这对他们是真正的打击。

美国的制裁对中共官员还是有很大威慑力

杨建利认为，对中共官员的制裁，包括签证制裁，另外一个就是冻结他在美国的一些财产，很多人说这个力度不大，但是，我对这个抱怀疑的态度。因为什么呢，你美国还没有做，问题是你能不能真实地去做。

这个法案，他不像有的法律说你必须做，它说你是可以做。所以包括前几年通过的马格尼斯基法案，他的那个含义是一样的，就是我对人权侵害的官员进行制裁。但是由于外交的考量，这种制裁的力度不大。基本上没有上升到副部长以上这样的制裁。你不真实地去使用这个工具，真正的使用的话，你怎么知道它的力度呢。

所以香港的人权民主法案是不是有力度，不在于它本身的文字，在于说你能不能认真的落实这个法案。如果美国明天就把一批官员的名单，不管你的级别多高，你只要是破坏了香港的自治，在香港的人权侵害上负有责任，我全都给你制裁的话，你看看有没有力度？我相信还是有力度的。在这里我们也是期待着美国政府能够认真切实地履行这个法案。

杨建利认为，仅仅美国一个国家做还是不够的，其他的民主国家也有责任，尤其是英国政府还有它特别的责任。他的道义责任应该是超过美国。英国还有其他民主国家也应该对中国实行这样的制裁。如果说，中国内地的一些官员还不是那么特别在意来不来美国的话，香港的大部分官员都有和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所以，当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香港的高官基本上没有出来说话，只有中国的外交部在谩骂。因为香港高官他心里非常明白，如果这个方案真实的去执行的话，对他们是有很大的威慑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