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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者如何治理国家:从毛泽东统治看塔利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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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乱者如何治理国家:从毛泽东统治看塔利班的未来

  记者:MAX FISHER
  2021年9月2日纽约时报

  当塔利班指挥官用枪炮夺取权力时,3800万阿富汗人只能屏住呼吸,等着看
他们最新的征服者将如何统治。

  这种拿不准的态度在外国的首都——从华盛顿到北京——也很明显,但由于
该组织在1996年至2001年上任期间的极端主义和暴行记录与其今天的温和承诺之
间存在深刻矛盾,这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历史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线索。塔利班是现代历史上第六个(或第七个,看你
怎么定义)接管国家的反叛组织。虽然没有任何两个反叛组织完全相同,但它们
的统治方式已经出现了某些模式。

  有些学会了有效治理,甚至实现现代化,还有一些则在混乱或重新爆发的战
争中崩溃。有些执政后变得更加残酷,对臣民大肆宣泄,让他们感到恐惧和不安。
还有一些则温和治理,但主要是为了寻求合法性和外国援助。

  而它们似乎有一些共同点:

  一种严密的官僚威权主义,尽管有时允许一定程度的政治开放。专注于控制
或胁迫被视为与旧秩序相关的社会元素,有时是通过令人惊骇的暴力。而且会寻
求外国的支持和承认,以克服用枪炮夺取政权的激进分子所面临的被遗弃孤立的
地位。

  这些习惯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巩固权威。这几乎总是反叛组织的统治者最关
心的问题,他们往往明白,夺取政府大楼与成为执政政府不同。

  内战学者泰伦斯·莱昂斯(Terrence Lyons)写道,这个长达数年的过程既是
由胜利者对“战后合法性和巩固权力”的需求决定的,也是由“获胜叛乱组织的
性质”决定的:强硬、纪律严明和意识形态。

  叛军的治理

  夺取政权的叛军往往会迅速将自己转变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政府:基于政党的
威权主义。

  想想曾经的反叛者、1949年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吧。他们紧密团结,内部等级
森严,在官僚组织方面驾轻就熟,几乎不能容忍异议。

  反叛组织选择这种模式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

  “一个成功的反叛组织同时是一个政党、一个军事组织和一个企业,”莱昂
斯博士在一篇关于反叛者如何治理的论文中写道。

  在权力方面,反叛组织的纪律性和凝聚力往往使他们的政府比其他类型的威
权主义更稳定、更务实,甚至可能寿命更长。

  莱昂斯博士发现,即使他们声称代表民众解放,他们也倾向于表达“对民主
的矛盾心理,甚至敌意”。他们在战争时期零和竞赛中的经验使他们将和平时期
的竞争——选举、抗议、异议——视为一种威胁。

  毛泽东掌权后,他曾邀请知识分子、记者和其他人批评新政府。但他显然对
他们的批评大吃一惊,许多接受他提议的人被送进监狱或杀害。

  尽管如此,虽然反叛政府的施暴能力可能很强,但多年来躲藏在村庄和山口
的经历让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培养民众支持的价值。

  许多反叛组织执政后继续这种做法,尤其是那些代表特定种族或宗教团体的
人,比如塔利班,他们可能希望让其他群体放心。

  1986年占领乌干达的反叛军向旧秩序的支持者提供了大赦。1991年掌权的埃
塞俄比亚激进分子在全国各地主持成立了“和平与稳定委员会”(peace and
stability committees),试图表明他们打算代表每一个人。1994年,当图西族
民兵在自己的族人遭遇大屠杀后控制了卢旺达时,他们承诺和解并建立一个泛民
族团结政府。

  这三个反叛组织都举行了选举——尽管主要是为了作秀,并在严格控制的范
围内允许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

  但毫无疑问:叛乱分子通常会以独裁者的铁腕牢牢抓住政权,警惕又多疑,
害怕失去他们辛苦赢得的权力。

  大清洗和大出逃

  叛乱政府往往围绕着担心遭到公众拒绝、前政府的残余势力破坏甚至是来自
内部的叛乱,来组织早期的统治。

  作为回应,他们往往会寻求控制和胁迫,甚至会暴力清洗被视为与旧秩序结
盟的整个社会阶层,这些阶层可能仍然对文化、经济和政府官僚机构存在影响力。

  毛泽东的第一批行动就包括清除农村地主,这是一个被视为经济上强大的右
翼群体。

  他的势力抓捕了成千上万的人,并鼓励当地村民铲除残余势力。许多人被送
到劳改营或当场被殴打致死。毛泽东估计死亡人数为200万,但一些历史学家认
为死亡人数为20万。

  在毛泽东的运动中,这样的暴力是不寻常的,但其规模并不罕见。

  1959年上台后,古巴革命者明确表示,他们把主要支持旧政府的中上层阶级
视为敌人。大约25万人逃离。他们的离去永久地改变了古巴社会。

  塔利班表示,他们希望在阿富汗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并警告,如果受过教育
的中产阶级出逃,那就会出现“人才流失”。过去两周里,当数万人撤离时,该
组织没有阻拦,但表示希望与留下来的人合作。

  在冷战的极端时期,叛乱分子很容易赢得超级大国对大屠杀的支持;此后,
叛乱分子已学会了迎合国际社会的期望。

  乌干达表现出了温和与包容,虽然只是表面上的,却避免了战后最可怕的互
责。

  寻求认可

  为了寻求合法性,说服国内民众和国外政府将其视为合法政府,统治者通常
需要寻求社会和宗教领袖的公开承认,甚至包括战败者的承认。

  在塔利班向喀布尔进军的报道中出现过这样的场景:当地领导人或铁腕人物
欢迎塔利班,以示接受。

  但反叛组织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国外。外国势力的承认可以带来合法性和援
助——这对内战后的重建至关重要——并且避免被孤立的威胁。

  卢旺达和乌干达的叛军领导人与西方外交官坐下来谈判,并承诺听从命令,
尽管他们的军队仍在为夺取控制权而战。

  塔利班的外交接触活动几乎是逢迎的,他们甚至对印度等长期敌对的政府也
表示了赞扬。对于这个庇护基地组织的组织来说,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不容易。

  还有一些国家可以说遭到了更冷淡的待遇。毛泽东的政府花了22年才获得联
合国的承认,又花了几年时间才赢得美国人的承认。

  这段经历很有启发性。尽管毛泽东掌管着一个世界大国,但叛乱者统治的固
有弱点造成了对承认的深度需求,足以使他彻底改变其外交政策以获得承认。

  面对国际社会的谩骂和潜在的毁灭性经济危机,塔利班的需求可能更大。

  阿富汗学者巴尼特·R·鲁宾(Barnett R. Rubin)在今年春天写道,该组织
“对获得认可和最终获得援助资格的追求,为其他行为体提供了一些影响该组织
最重要的筹码”。

  然而,中国政府只是按照世界要求的方式做出了改变。1972年,当理查德·
尼克松(Richard Nixon)抵达北京时,他的东道主正在进行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
长的政治清洗之一。他们叛乱者的天性和习惯依然存在。

  Max Fisher是一名驻纽约的国际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曾在世界各地报道冲
突、外交、社会变革和其他主题。他撰写的“解析”专栏探讨重大世界事件背后
的想法和背景。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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