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改开路线的挣扎

从今年夏天的北戴河预备会议结束之后，大会的矛盾就已现出端倪。当习李二人在会后各赴南北发表不同基调的讲话，尤其当李克强在深圳说出改革开放就像长江黄河一样不会断流之语，党内邓小平路线的最后继承者们就在为保卫改开路线做最后挣扎了。坚持改开路线，不仅关系到中共党内的自由派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邓小平路线的遗产，而且关系到他们在二十大上能够保有多少权力空间和关键位置，并且影响未来五年的经济政策。

然而，在10月16日的开幕讲话中，或许为了节约时间，或许只是故意选取单方立场，习近平显然故意不读长达三万字的报告全文。在他高度省略的口头报告中，改革开放被最小化地轻描淡写，通篇都在大谈“斗争”和“安全”，斗争安全俨然取代了改革开放，作为“两个确立”的执政路线。对继承儒家传统的中共及其大会来说，大会报告的修辞直接反映政策路线和权力分配。习在开幕式上的如此偏废，自然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在有意偏离经过多次集体修改的报告正文，继续消弱邓小平路线的残余影响。

对此，在第二天的分组讨论中，尽管习近平和王沪宁等继续强调所谓“两个确立”的历史意义，为习的连任和党章修改营造声势，但是同一天李克强则在甘肃省代表团上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似乎显示了某种无力的“最后的抵抗”。

而对党内经历改革开放、坐在主席台上的元老们来说，面对大会上如此低落的改开声音，他们的表情大概说明了一切。十年前，正是党内元老们的集体投票，支持了习近平上台。习近平上任后的个人集权和对党内外的全面清洗，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党内高层的集体选择。胡锦涛在2011年2月19日的省部级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可算是习近平路线的发端。

也就是说，在北非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中共最担心的就是遭遇颜色革命的冲击而发生前苏联式的崩溃，才有积极进行所谓社会管理创新的调整。在这一政策下，党内的寡头统治模式被看作可能孕育戈尔巴乔夫式人物或者民主转型的温床，党外的公民社会则被看作颜色革命的推手，也就是党的敌人。

也正是在这一党内共识推动下，习近平以警告“无一人是男儿”的危机执政上台，俨然作为中共的历史守护者，先后清洗党内对手、弱化集体领导、清洗公民社会、镇压新疆的分离主义和香港的“颜色革命”，借此不断加强和巩固了个人权力，也逐渐将中共的威权主义转向极权主义。

元老们的自我否定

特别是，在十九大后的修宪之后，二十大的连任不过就是过去十年习个人集权道路的继续。对此，党内元老们作为始作俑者，早已经集体背叛了邓小平时代的政治规矩，自然难以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发出任何异议声音、进行自我否定。作为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他们更害怕的是任何杂音，无论是来自四通桥上的喇叭横幅，还是会场内部来自李克强等人最后的一点坚持。

尤其对后者来说，即便留任意味着最后一代的改开路线继承者，他们不掌握党的组织体系，也不掌握意识形态机器，党内自由派的自我再生产已然断绝。当然，即便对那些当选常委的习家军来说，政治局常委本身或许也是最后一届常委。五年后的“二十一大”或将正式确立党主席制，根本取消名存实亡的常委-集体领导制度。

以此观照，二十大仍然是过渡性的。只是，极权主义确立的第一刻起，它就面临着自我消解的开始。因为中共百年所引以为傲的纠错能力和自我调整机制正在这一周之内全然丧失：当改革开放被抛弃，中共在过去三十年得以维系、壮大的韧性也将被一个高度服从领袖的僵化官僚体制所取代；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对全球化的承诺被抛弃之后，中国与世界的脱钩进程也就再也无法阻止。这恐怕才是二十大所标志的历史转折的真正意涵。

或许因此，中共的二十大所需要的，并不是拥护与掌声，而是清零，无论是对新冠病毒的清零，还是对任何杂音的清零，也就是全民全域的静默。在中国，政治的死寂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