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16年，本人编辑出版了一部《文革五十年祭》。这一部收入32位澳新作家学者35万字文章、厚达456页的文集，据说当年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世界各地都绝无仅有。本人更撰写了长达三万字的“代序”：《毛泽东与当今中国社会》。现适逢文革六十周年和毛泽东去世五十周年，特发这篇“代序”的第一节。这一节回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广大民众、中共思想理论界以及中共高级领导干部，经历十年“法西斯专制暴政”后，痛定思痛，热切参与“拨乱反正”，体制外和体制内都出现了一股“评毛批毛”浪潮。然而，文革以后所出现的这一评毛批毛、有可能让中国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势头，最后戛然而止。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终止了“非毛化”浪潮；又以他强势修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今天，其错失历史契机的恶果影响之大毒害之深，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真是令人仰天长叹难以释怀！】

1976年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伙被抓。消息传出后，全中国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为这场反文明、反人类、摧残中华民族的大劫难的结束喜极而泣。当时人们把文革定性为极其残酷的“十年法西斯专制暴政”，全国掀起一个铺天盖地的控诉、批判浪潮。在文学领域，出现“伤痕文学”，后来进而有“反思文学”。各式各样的非官方刊物也像雨后春笋，纷纷问世。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五十余种出版，较著名的如《探索》《四五论坛》《中国人权同盟》《今天》《北京之春》……等等。北京在1978年至1979年间还出现令人瞩目的西单民主墙，每天群情汹涌，张贴许多不同政见的大字报。许多文章，包括文学艺术作品，以激烈悲愤之情，揭露、控诉江青、林彪两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及其爪牙的罪行，这也是当局所需要的，可以堂而皇之进行，加之他们的种种罪行确实罄竹难书；而其中所透露的精神实质，是要肃清专制余毒，要言论自由，要争取人民权利，是呼唤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是评论、批判毛泽东（“评毛批毛”），找出罪恶的根源……这个“非毛化”浪潮，一时声势浩大，波及全国，俨然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被史家称之为“北京之春”。中共当时要“拨乱反正”，所以领导人也给其以很高的评价。叶剑英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胡耀邦认为，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新的觉醒”。有一段时间，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也是肯定的。1978年11月，他借接见日本客人的机会表示：“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在当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邓小平更掷地有声地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当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贴满大字报。

如果说，历经十年暴政的体制外广大民众通过地下刊物和民主墙自发评毛批毛，为民主、自由、人权大声疾呼，并不足为奇，那么，1979年1月18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则可谓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理论界一件破天荒大事。在第一阶段会上，体制内的思想理论界，首次公开出现大规模评毛批毛的壮举。近两百位与会者解放思想，争相发言，痛快淋漓，会议气氛非常活跃。

与会代表以“实践标准”的精神广泛地论及到1949年以来中共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各个方面，指名道姓公开批评毛泽东，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批判他极左的思想、理论、指示和决策，诸如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专政理论、关于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等等。所有这些文革中被认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体现了“第三个里程碑”的宝贝，全都受到批判。与会代表对中共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提出质疑，认为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统统是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产物，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应该彻底平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被批得很凶。为“十七年”正名的结果，也得出“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极左路线的结论。与会代表批判“两个凡是”，全面否定中共十一大仍表示要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会上很多人还主张：把西单民主墙变成一个常设的发扬民主的阵地，要给它建一个挡风避雨的场所，大家可以到那儿去自由发表意见。

在会上，王若水一马当先，开公开评毛之先河，作了振聋发聩的长篇发言，题目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整整讲了一天，反应异常热烈，被誉为评毛“第一炮”。哲学家王若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得以参与高层意识形态工作的讨论，因而对毛泽东的为人和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在王若水看来，毛泽东总是犯左的错误，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左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大跃进”，这和毛的好大喜功有关；左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又和毛的缺乏容人肚量和猜忌多疑有关。这里是毛的个性起作用。毛泽东的这种个性之所以能不受抑制地发展，这就有制度的条件（高度集权体制），也有文化的原因（包括传统文化和来自苏联的党文化）。在这种体制下，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个人迷信，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王若水一针见血地指出：“个人迷信是文革能够产生的重要条件。”

当时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李洪林也在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题为《领袖和人民》。他认为，要求人民都用封建社会忠于皇帝的标准去对待国家领袖，绝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要求每个党员都忠于党的领袖，也显然根本不符合共产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他说，从历史观来看，《国际歌》和《东方红》就是不一致的。一个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一个说“他是人民大救星”。还有一首歌，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它把鱼水关系完全弄颠倒了。如果党是“水”，人民是“鱼”，那么1921年以前，几万万人民岂不是都变成干鱼了吗？他的结论是：“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

公开评毛批毛的思潮甚至发展到中共领导干部大会上。1980年秋，中共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央机关约一千人，地方、省军级干部三千人）加上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千五百多名学员，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史家认为，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

当时会议简报刊登许多精彩的发言。

例如：中共元老、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发言中列举了毛泽东的片面性和十大错误：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不熟悉工业；不懂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经济规律；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发作；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挥手（1）》（澳华画家王旭作品）

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李颉伯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说，毛泽东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胡克实举例说毛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他说，毛的问题“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说：毛泽东的错误太大、太多。因此，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

对外友协副会长、著名作家夏衍概括毛泽东的错误是十六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则言简意赅地概括毛泽东的性格特征是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

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上将说，毛是“言必称秦始皇”。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孙冶方说，毛“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

中纪委驻农机部纪检组第一副组长宋敏之说，毛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得更直白，他认为毛泽东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连朱元璋也不如他。

许多参与讨论者反对把毛泽东“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他们强调，1949年中共执政后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毛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最后，许多参会人员要求重新撰写《决议》这个文件。在重新写的过程中，应该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种通过文字游戏来区别两者的论断显得太勉强了。还有，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大家认为，草稿讲“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个估计显然与事实不符，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

《1966年北京吉普》（澳华画家沈嘉蔚作品，2001–2002）

这些中共领导干部，以其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对毛泽东的思想、品性、行为及其在各个阶段引发的后果，深有体会，切肤之痛难以忘怀。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固然由于时代局限、自身局限，未必具有理论深度具有系统性，但句句实情，句句中的。

在那几年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中，当时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功勋至伟。他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非凡胆略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开始并完成了中共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平反冤假错案，给右派摘帽，基本解决了殃及一亿人的问题。他斩钉截铁地强调：所有冤假错案，即使是毛主席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为代表的贱民群体背了三十年的耻辱桎拷。他这个贡献堪比解放黑奴的美国林肯总统。在意识形态方面，胡耀邦顶着来自各方面甚至是最高层的政治压力，一步步推进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特别是，他毅然决然破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由此，那场此后被反复追忆、赞誉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全面铺开。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在其《交锋三十年》一书中评论道：如此重大的举动，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属胆大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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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维恒（Victor H. Mair），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教授、汉学家，于2026年6月28日去世。噩耗传来，我为突然间失去了一位知音和挚友感到悲伤。5月份我们还有好几封邮件往来，最后一封是5月25日。我和梅教授并没有私交，在学术研究领域也隔着行，但是当我集中到研究自己的出生和成长地——新疆和田——的考古和历史文化之时，发现梅教授早已是这方面著名的学者。尤其是他的《塔里木木乃伊》（The Tarim Mummies，跟J. P. Mallory 合作）一书以及与其相关的纪录影片发表和公演，引起了中外学界的大讨论，也为他带来声誉。我很快还发现我们之间在知识和研究兴趣上也有很多方面重合，特别是对古代西域、中亚和东西方几大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关注。此后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时常互相请教一些问题，多是语言文字方面的和艺术史方面的。交往中我发现跟他交流很自然轻松，而且都能对到点子上。我写的东西他一看就明白，而且不少的东西只有他明白其中的意义。他去世前一个月我们还在Email上说起我于一年前给他透露过的我的一个新的研究题目，还一再叮咛他暂不要泄露出去。我知道他对那个题目很感兴趣，告诉他我一旦完成，第一个就给他看。不成想，一个月后，我的论文还没有完成，他就离去了。知音人已经不能够回音。呜呼！

三年前，他的同事、同行、老同学和学生在波士顿（他是哈佛博士）举办了庆祝梅维恒教授八十诞辰的庆祝会，并出版了汇集三十八篇文章的文集（Victor H. Mair: A Celebration. Cambria Press, 2023），尽数了他的学术成就和为人师表的品行。我应邀也写了一篇短文，现在重新修改和增加，用中文再写一遍，以示对他的怀念。

我在讲授丝绸之路艺术课程中有关塔里木盆地的内容时，常常会以一张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出土的木乃伊（即干尸）的照片作为开头，并引用维克托·梅尔（Victory H. Mair，他本人选用名字的三个开头字母VHM转为中文名字“梅维恒”）对这具木乃伊令人惊叹的第一印象：他说，这具木乃伊看起来简直就像他的一个兄弟大维（Dave）。的确如此，这具保存完好的尸体的容貌，跟高加索后裔的梅教授家人的容貌相像得令人难以置信。

梅教授对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盆地出土木乃伊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与宣扬工作，使古代中国西域在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探险并发表有关该地区著作数十年之后，再次闻名于世。也许正是因为认出这具木乃伊与自己的兄弟相像，梅教授与塔里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木乃伊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颇为出人意料的整体体貌特征，促使他进一步探索古代世界早期人群的地理迁徙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相互关系。

我与塔克拉玛干也有着无以割舍的联系。我出生于乌鲁木齐，成长于和田绿洲，又在皮山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接受“再教育”。因此，我总是对那些了解新疆及其各民族人民的人怀有天然的亲近感。梅教授正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他来自距离新疆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却让我感觉仿佛是一位相识已久的老朋友——甚至不仅仅是朋友，因为我们共同分享着一种同样深厚的塔里木情缘。

梅教授先联系的我。二十多年前，梅教授邀请我参加一个由他和中国学者联合举办的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研讨会，据他说是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汉学家吉德炜（David Keight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历史、甲骨文专家教授；已于2017年去世）推荐了我。其实我跟吉德炜先生只见过一面，是在90年代的一次学术会议期间，那时我还是古代美洲艺术史的博士生；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若干年后他还记得我并推荐我。而那会儿我尚不知梅维恒是何方神圣。但是那次会议最后名单上并没有我，他为此非常抱歉，一再解释最后名单不是他决定的。当然我们也因此失之交臂。但是保持了书信来往。

我多年教授“非西方艺术”和“亚洲艺术”课程，十多年前，在美术系又增设了一门高年级和研究生的“丝绸之路艺术”课程，从此也开始更多地收集各种资料著述，并在研究方面也开始偏向古代西域、特别是古和阗的文化艺术。

维克多创办的学术期刊Sino-Platonic Papers（《中西交流学报》）成为我开展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最理想的平台。创刊于1986年的这份期刊，历经近三十五年，至今仍是唯一一本始终严肃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学术刊物。梅教授思想开阔，不仅关注“旧大陆”多文化之间的关联，也很乐于接纳有关古代“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联系的研究，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在他的刊物中。它展现了梅教授在探索人类历史与文化知识方面的宏大视野。

梅教授最早是对我的古代美洲文化跟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兴趣，因为我曾在一些大的研讨会议上探讨过曾经风靡一时的奥尔梅克文化起源于中国殷商文化的提法。后来我给他了一篇反驳辨认奥尔梅克图案为中国文字的论文，并且提前警告他我的这篇论文很有可能不受欢迎，尤其是不受中国学者的欢迎。尽管我也希望能在两个古老文明之间找到一些联系，而且做了很多的比较研究，但是最终仍然不能在现有的材料基础上得到确凿的直接往来的证据和结论。而几位中国的和留美的中国学者对奥尔梅克图画的错误辨识和发表，把问题越搞越乱。我的文章是跟著名的奥尔梅克遗址发掘者和玛雅文化学家麦克-寇（Michael Coe，于2019年去世）共同讨论过的（他曾带领我们一个研究团队考察了在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多个玛雅和奥尔梅克遗址；后来我们也一直有电邮往来）。寇教授给我推荐了一个他认为最为合适的学术期刊，而且给我透露了他曾经给《大西洋》杂志写的一封信，也正是反驳那个错误的辨识的。但是《大西洋》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误，没有公开发表他的信。因此，他也提醒我可能会遇到的拒绝。事实上也正如他预料的，两家刊物回绝了我的文章。虽然其中那家“最适合的”刊物反悔，又问我是否愿意重新递交，这次被我拒绝了。当我跟梅教授提起此事，他很快在他主编的《中西交流研究》上发表了我的这篇文章。自此，只要他遇到古代中美关系问题时，都会跟我讨论。后来又发表了我认为比较有分量的关于中国的六十甲子历法和玛雅的几种循环历法的比较。

在我教授丝绸之路艺术课程后，由于偶然的机遇，我集中到和田地区考古发掘和被盗的古代地毯和毛织品的研究，并在中外不同刊物上连续发表了若干篇论文。有一次，在一个非常随便的电邮中，梅教授问我一个纺织品中的常用词汇 “kilim”如何解释，这是他的一个中国学生问他，他转来问我。他这一问不要紧，却引起了我随后的一长串的研究和结果。我先给他一个字面上的解释，说明Kilim是土耳其语的“地毯，”但是织法上属于一种英语中所说的Tapestry（一种“通经断纬”的平织织物）。但是因为要告诉中国同学相应的汉字，我又告诉他相应的汉字和意思都应该是“缂，”如“缂丝、”“缂毛、”“缂织”等。于此同时，我意识到中文里并没有我这样的解释，英中翻译里也没有这个词汇的解释；我把“kilim”和“缂”联系在一起是我自己对纺织技术和文字关系之间的自然的理解和解释。再进一步，又发现中国古代很多关于纺织品的词汇参杂了不少外来语，但是并没相应的解释和现代的考证。当代的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都把地毯叫做“kilim”或“gilim”或“hali”或汉语的“地毯”，而这些词汇都是近代使用的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汉语词汇。这使我想到我研究了几年的古和阗地毯，古和阗人把地毯叫什么？这个想法一开头，便一发不可收拾。

幸运的是，和田的尼雅遗址出土有约760件公元3至4世纪的以佉卢文书写的木犊和木板文书，多为世俗生活记录文件，记录了很多日常生活物品和买卖交易的情况。文献的语言为梵语变异的犍陀罗俗语普拉克利特语（Prakrit），文字为由阿拉美（或译亚兰）字母（Aramaic）发展而来的佉卢文（Kharosthi）。文书里多处出现“和阗地毯”——Khotani kojava 和Khotani tavastaga的买卖交易记录。这些记录为我们保留了不仅是3到4世纪和田地区的纺织品名称，还向我们展示了世界上最早的对“和阗地毯”的专门分类记录和它在塔克拉玛干-塔里木的知名度！

公元4世纪至11世纪和阗地区的官方语言转变为“于阗塞语”（一支东伊朗语的分支），文字变为“于阗文”——由婆罗米和佉卢两种文字书写。文献主要出土于和阗地区和敦煌藏经洞，内容以佛经及佛教文献为主，但其中也包含有一些织物的名称，比如“地毯”是： gahavara和thauracaiha；跟普拉特利克语的两个地毯名称相对应。

我又考证了这两种曾经流行于古代和阗语言文字中所使用的“地毯“和其它毛纺织品的名称术语跟汉文中自汉代以来所使用的“氍毹、”“毾鄧、”（“鄧”右边旁应为“毛”）“毯、“缂”等借用词汇的对应关系。除了这几种语言文字，研究还涉及到古、中、新波斯语、粟特语、突厥语、甚至苏美尔语和楔形文字。

梅教授对我的这项研究非常关心和支持。因他本人也一直关注在塔里木盆地使用过的几种印欧语系的语言，也曾经和他的搭档、印欧语言学者Mallory 提出塔里木出土的木乃伊跟持印欧语的吐火罗语（Tocharian；也被叫做“龟兹语”）人相关的可能性，尽管他们的假设一直难以证实。古龟兹（今库车、克孜尔千佛洞一带）出土的吐火罗文书出现于公元4到12世纪，距离公元前1000年的木乃伊时间跨度太大，很难证明他们的语言关系。

我的地毯术语研究源自梅教授问我的问题，又跟语言学相关，所以论文也就直接投给了他的刊物。英文发表后我又觉得应该也用中文发表，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可以说都是空白，需要填补，所以又用中文再写一遍，发至《敦煌研究》。这里顺便致谢敦煌研究刊发了我的这篇《古代西域及中亚地区地毯名称术语考证》（《敦煌研究》2018年第4期）。有意思的是，我的中文文章受到了国外汉学家的注意，有家美国刊物编辑马上询问我能否译成英文，由他们发表。我自然抱歉的告诉他们梅维恒的刊物已经最早刊登了我的英文版本！

梅教授也常常跟我谈论艺术史方面的话题，主要是新疆出土文物的情况。谈到过出土的双腿长裤和上面的装饰花纹；敦煌藏经洞里的丝绢绘画和有绘画的文书；宾大博物馆里收藏的中国文物和艺术品，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了。

梅教授在中国语言文学及历史的研究领域成就和贡献我了解的很不完整，没有资格评说。但是知道他在美国推广中国的汉语拼音不仅是先行者，而且不遗余力。1980年代早期就在他发行的中、英文刊物上使用拼音系统，对在美国和西方国家采用汉语拼音系统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与梅教授多次在公开活动中见过面，但更多的交流则是通过电邮进行的。直到前不久，我们才终于在费城真正聚了一次。当时，他推荐了学校附近的一家西安餐馆，可惜那天餐馆没有营业。我们在宾大校园里边走边聊，涉及了很多方面。大家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一起去一家名叫“塔里木美食”（我们想象的餐馆）的餐馆，在那里品尝拉面、烤包子、抓饭和馕。

后记：四、五年前“塔里木美食”的想象和预约终成遗憾。Victor，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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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是大暴君毛泽东死去50 周年。他不仅生前祸害中国，死后这么多年还在继续祸害中国，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作祟，阻碍着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这两天，全国10多万毛粉聚集在韶山的“毛泽东广场”，唱红歌，跳忠字舞，痛哭流涕地缅怀他们心中的红太阳。既有官方组织的大型纪念仪式，也有民间自发的各种悼念活动。中国的各个微信群里都有不少人怀念毛泽东，不仅有中学同学群、大学同学群、老战友群，还有大学教师群。崇毛者理直气壮，反毛者不敢吭声。50年来，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态度是，先前进了一小步，又后退了一大步。

回顾历史。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被毛泽东打下台的原中共副主席陈云率先开炮，批评毛泽东在文革前后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党内一大批高级干部（胡耀邦、谭震林、陆定一等等）纷纷响应，说出了多年来对毛泽东的强烈不满。这个工作会议改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原定议程，把全会开成了否定“两个凡是”、开启改革开放的大会。随后陆续为毛泽东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平反，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刘少奇、彭德怀、黄克诚、陶铸、丁玲、胡风、潘汉年等人平反，为55万“右派分子”平反。接着又解散了被毛泽东视为命根子的人民公社。在文艺方面也否定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允许出版大量的外国图书，允许控诉毛时代苦难的“伤痕文学”发行，大家有了出气的机会。

在八十年代前半期，由于官方和民间的这一系列“去毛化”举动，把毛泽东赶下了神坛。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大部分单位（工厂、机关、学校）的毛泽东塑像都被推倒了，没有人公开表示异议。在同学和朋友的聚会中，批毛者理直气壮，崇毛者不敢吭声。

转折发生在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邓小平等一批元老派认为，毛泽东是中共的象征，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就会动摇中共的执政基础。于是不再允许公开批评毛泽东，也禁止了“伤痕文学”。1989年“六四”之后，官方对舆论的管控更加严厉。经过大约10年的沉默和死灰复燃，到00年代初期，毛泽东又悄悄地走回了神坛。最近10多年，在官方媒体的引导下，在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毛泽东又象在文革中那样控制了很多中国人的头脑，特别是控制了各级当权者的思想，所以毛时代的许多恶政又屡屡重现。

毛泽东为什么又重新回到许多中国人的头脑中呢?我认为，对于经历过毛时代的老年人来说，毛时代的宣传灌输太厉害了，什么“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搞出了两弹一星使中国敢于和美国叫板”，谎言重复一千遍他们就信以为真了。具体的苦难都忘记了，头脑中只剩下这些抽象的宏大叙事。八十年代“去毛化”的不彻底，导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死灰复燃。

刚才看到一个朋友9月8号晚上在韶山拍的照片。在人山人海中，大部分是黑头发的中青年人，这太可怕了！为什么在中青年中也有这么多毛粉呢？我觉得，应该是在“六四”之后的30多年里，这一代人不了解毛时代人民的苦难，不知道毛泽东犯下的屡屡罪行，他们在教科书和官媒中看到的都是对毛泽东的颂扬，连文革浩劫也被说成是“艰难探索”。

揭露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清算毛泽东，是一项极端艰巨的历史任务。不彻底否定毛泽东，中国人就得不到真正的思想解放。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实现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必须铲除，必须彻底“去毛化”！就象德国那样，如果不彻底清算希特勒，就不可能诞生全新的德国。只有彻底清算毛泽东，才能迎来民主的和现代化的新中国。

（20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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