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夫人江冬秀出身的江家，是旌德县的名门望族。繁衍江氏家族的江村，是一个有着1300余年历史的古老村庄。村庄四面环山，林木葱茏；两溪绕村，水清见底。村口几十亩大的聚秀湖，是江氏族人人工挖掘的灌溉工程。

村内祠堂气派，屋舍俨然，田连阡陌，牌坊林立，一派农耕景象，长达十几公里的石板路从村里一直铺设到村外。

江氏族人因仕途商贾发达以后，纷纷回乡办学兴教。清咸丰年间，便有江村书屋、桐竹居、松筠书屋、鳌峰书屋、传泰堂等29间书舍。明清两朝，从江村走出去的进士就有11名。明代有父子进士江汉、江文敏，清代有同科进士江希曾、江联蓉，都是江氏族人引以为傲的话题。

此地有崇山峻岭，流水淙淙，堪称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当年胡适娶江冬秀，不能不说也是考虑到了家族背景。

1919年初，胡适回乡探亲，发现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是个读书种子，便将这个小舅子带到北方求学。江泽涵果然不负期望，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二年级，中学毕业后又升入了南开大学数学系。

在南开，江泽涵幸运地遇上了著名数学大师姜立夫。他毕业后，跟随老师去了厦门大学担任助教。1927年夏天，清华大学向社会宣布该年留美生考送计划，总共四个名额，英文两名，数学、化学各一名。在老师姜立夫的鼓励下，江泽涵报名参加了考试。当年考场设在上海交通大学，由清华大学派人主持考试。正是暑假期间，来自各地的应试学生云集上海，角逐仅有的四个名额，竞争之激烈可以想见。

考试结束后，江泽涵回了一趟家乡。不久，报上公布了考试结果，江泽涵拿到了唯一的一名数学留美名额。

胡适当时正在上海，他在报上看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把喜讯传回了江村。亲朋好友闻讯，纷纷上门祝贺，一时间门庭若市。一位教书先生在院子里高声说道：“这要是在清朝，就是金榜题名了！”随即，南开大学也发来电报表示祝贺。

1930年，留学美国的江泽涵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其研究成果被数学界称之为“江泽涵定理”。1931年暑期，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一年的江泽涵回到国内，应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数学系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江泽涵带领全家逃离北平，一路辗转回到安徽江村，与父母姐妹在时隔十年之后，为躲避战乱团聚到了一起。

9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聘请江泽涵为数学系教授会主席。江泽涵把长子、三子留在江村，托付给父母和姐姐照顾，便携夫人、次子匆忙赶往长沙赴校授课。

不久，武汉沦陷，日寇逼近长沙，学校再次南迁，一路颠沛流离，辗转抵达昆明。1938年4月，西南联大成立，5月，正式上课。到暑假时，江泽涵才抽出时间赶回江村，把长子、次子接到昆明。

这年底，父亲去世。时隔两年，母亲去世。此时山河破碎，遍地狼烟，交通断绝，二老丧事只能委托姐姐料理。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各校复原。江泽涵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理学院代理院长兼数学系主任。

1947年夏，江泽涵被国民政府教育部选派出国进修，在老师姜立夫的劝说下，他去了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院，跟代数拓扑学家霍普夫教授进修。两年后回到北平，新政权建立，继续在北大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三所大学的数学系合并，成立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江泽涵不再担任主任。1955年江泽涵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文革中，江泽涵单枪匹马，冒着风险，坚持偷偷摸摸搞他的拓扑学研究。

因为家中狭小拥挤，他就每日清晨出门，手提一只旧暖壶，穿过北大校园，到教研室查找整理资料，假日也不休息。即使唐山大地震人心惶惶的时候，他也在抗震棚里做他的研究。最终完成了专著《不动点类理论》。

早前，胡思杜自杀的事传到海外后，胡适和大儿子胡祖望都隐约耳有所闻，但又无法证实。胡祖望曾在文革后期，也就是1974——1975年前后，从美国给舅舅江泽涵写信，信的内容主要是了解江泽涵的近况，同时也问及弟弟胡思杜是否还活在世上。

当时，江泽涵一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来，不敢给胡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灾祸，江泽涵把胡祖望的来信主动交给了学校领导，想知道学校领导的看法。结果学校没有明确给出答复，江泽涵也就不敢轻意给胡祖望回信。直到1976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环境宽松，江泽涵才与胡祖望恢复了联系。

直到此时，胡祖望才从舅舅口里，证实了弟弟的死讯。对于自己的胆小怕事，江泽涵感到非常内疚。胡适对他是有恩的，当年胡适回乡探亲，发现他是可造之材，于是将他带出偏僻的江村，引领他来到外面的世界，这才使他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1979年9月，江泽涵利用到安徽参加学术会议的时机，在15日这天，与夫人一同回到了老家江村。这是他离乡41年后再次返回故乡。

姐姐早已在老宅的家中等待，一见面，77岁的江泽涵就紧紧拉住姐姐的双手，热泪盈眶，连声叫着“姐姐，姐姐”。中午，江泽涵在姐姐家中与亲戚们共进午餐。席间，他不停地询问“这是谁？是哪家的？”下午，拍合影照，江泽涵让姐姐坐在中间，自己与夫人分左右坐在姐姐旁边，与一众亲戚合影留念。

16日，江泽涵在家人陪同下，在村子里四处走动，寻找童年记忆。

17日上午，江泽涵离开江村。这次回家，江泽涵住宿了两个晚上。从姐姐家出来时，他再次拉住姐姐的手，声音哽咽地说：“姐姐，我要走了”。

江泽涵这辈子欠姐姐的。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因长年在外，父母晚年直到离世，都是姐姐在替他养老送终，尽孝敬的责任。江泽涵对此深感内疚，决心要报答姐姐。姐姐晚年，儿子早逝，祖孙三代一家五口，仅靠儿媳做教师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江泽涵知道后，主动提出承担姐姐的全部生活费用，直到姐姐过世。甚至姐姐孙子一辈的读书花销，也是他在资助。

感恩者高寿。1994年江泽涵谢世，享年92岁。

2024年09月20日

来源：汉嘉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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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一些曾以恐惧政治迫害为由获得美国政治庇护、却长期频繁往返中共党国的现象，在舆论场上引发了广泛讨论。这再次勾起了我的记忆，也让我想借这个机会，重新整理并反思当年我们游说美国国会和政府、推动保护中国留学生那段历史，以及它遗留的现实问题。

八九六四惨案后，我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学自联”，IFCSS）的国会游说，全力推动《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CSPA）获得通过。最终，该法案顺利成为法律，帮助十几万在美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取得了美国永久居留权。

由于这是一项一揽子保护法案，并未对申请人是否直接参与过民主运动进行个案甄别，只要在规定时间（1990年4月11日前）已入境美国，原则上都可受益。因此，后来有人将其批评为“六四血卡”，甚至指责受益者是在“吃人血馒头”。

事实上，在游说过程中，我们内部曾反复讨论过是否应对申请人进行政治甄别。但最终大家达成共识：从实际操作来看，逐案甄别几乎不可能及时完成，与其如此，不如先把整个群体保护下来，再由相关部门处理个案问题。

这种妥协，在当时有其现实合理性，但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制度漏洞。后来事实证明，确有少数中共特工、线人甚至统战人员借机混入美国。他们中的一些人拿到绿卡后，立即频繁往返中国，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中共在海外的统战、游说、大外宣等活动。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反思：当年的决定究竟是对还是错？

总体而言，我的基本判断至今没有改变。能够把这十几万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留在美国，不仅改变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也为美国社会贡献了大量人才，同时也是对中共六四暴行最有力的制裁。从历史的大局来看，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即便后来其中许多人销声匿迹，甚至长期定居中国，但在1989年前后的历史关头，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支持过民主运动，对未来可能遭受政治迫害的恐惧也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当时所表达的民主理念，我相信是真实可信的；如果中国未来再次出现类似八九民运那样的历史契机，其中大部分人仍可能重新站出来。

当然，回过头来看，当年对于“迫害恐惧”的叙事，确实存在夸大的成分。事实上，对于一般性的游行参与者而言，回国后遭受严重政治迫害的概率并不高。不可否认，在美中国留学生成功利用了美国社会对天安门惨案的巨大同情，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因此，外界对于《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掺杂现实利益考量的质疑，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也无可厚非。

也有人批评学自联借此发财、扩大组织。平心而论，功利性的考虑确实存在。我们当时希望借助这一历史机遇凝聚留学生群体、壮大组织，同时也让更多中国学生亲身学习和了解美国民主政治的运作。

法案通过之后，学自联内部也确实曾讨论过利用办理相关手续增加组织经费，并实行过几年，最终并未成功（此前，我离开学自联）。作为由中国留学生民主选举产生、代表其利益的组织，把推动《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作为最重要的服务内容之一，本就是学自联的职责。

至于我个人，从未借办理“六四绿卡”赚过一分钱。当年有人邀请我合伙做办理绿卡的生意，被我一口回绝。提供专业服务、收取合理费用，本身符合美国自由市场原则，并无可厚非；但对于直接负责这项游说工作的人而言，如果借屠城受害者的鲜血与悲剧牟取私利，不仅背离了我参与游说的初心，也会授人以柄，更有违我个人的道德底线。

真正让我失望的，是法案通过之后，大多数受益者迅速退出了海外民运。

每年纪念六四的活动，参加人数一年比一年少，最终形成参与者寥若星辰的场景。我理解，在美国白手起家并不容易；当社会运动陷入低潮时，人群退去也是常态。但我没有想到，这种疏离会来得如此之快，又如此彻底。

另一件让我寒心的，是感恩精神的缺失。

当年，无数美国政要和普通民众为了《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的通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许多受益者在身份到手之后，很快便将这些恩人抛诸脑后。

例如，为法案通过立下汗马功劳的华盛顿州联邦参议员斯莱德·戈顿（Slade Gorton）去世后，他昔日的工作人员曾联系我，希望我能找几位中国留学生写一些纪念文字。我四处联系，最终竟找不到一个人愿意执笔。每每想到这里，我都感到无比遗憾。

更令人唏嘘的是，当年的不少游说骨干和积极分子，后来纷纷返回中国工作、经商或任教。有的人在体制内一路高升；有的人帮助中国政府建设互联网信息封锁体系；有的人利用在美国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协助中共企业占领美国市场；还有的人甚至沦为向中国输送敏感技术的掮客。

当然，也有像陶业、葛询等学自联老骨干，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帮助天安门死难者家属，为中国民主事业默默奉献。但必须承认，在如此庞大的受益群体中，他们只是凤毛麟角。

更令我深恶痛绝的，是那些转身便迫不及待地直接为中共极权效力的无耻之徒。他们充当统战棋子、大外宣喉舌，甚至涉嫌从事海外情报搜集、走私违禁物品、协助跨国镇压异见人士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对于这类两头通吃的害群之马，显然其取得美国绿卡或国籍的过程中存在欺诈、隐瞒重大事实或其他违法行为，绝不能任其继续享受美国法律赋予的保护。

然而，我主张的并不是推翻《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也不是否定当年的历史选择，而是依法弥补这一历史性政策留下的制度漏洞。当年的立法保护了十几万中国留学生，整体而言，这是一个正确的历史决定；但任何重大公共政策都可能伴随成本。当漏洞已经暴露，政府就有责任依据现行法律进行修补，而不是继续视而不见。

我认为，这种补救至少应当区分三个不同层面，而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是移民诚信问题。 《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得以立法的重要前提，是申请人回国后具有”遭受政治迫害的合理恐惧”（well-founded fear of persecution）。如果有人取得身份后立即长期往返中国、长期居住、投资、执教，甚至公开为中共政权服务，这至少足以对其当年申请身份时所作陈述的真实性提出合理质疑。如果存在伪造证据、隐瞒重大事实或其他重大虚假陈述（Material Misrepresentation），就应依法重新启动审查程序。然而，由于此类群体基数过于庞大，而美国司法部撤销国籍（Denaturalization）的司法程序极其繁琐、举证门槛极高，所以对他们，美国司法系统必须区别对待，放过大多数，而进行重点重新甄别。

第二，是效忠义务问题。美国国籍不仅意味着权利，也意味着忠诚义务。根据美国《移民与国籍法》（INA）的相关规定，对于涉嫌在入籍过程中隐瞒真实政治背景，或者取得国籍后迅速加入、效忠或积极服务于危害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极权组织者，在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程序的前提下，政府应依法调查其是否符合继续保有国籍的条件，必要时启动撤销国籍（Denaturalization）程序。

第三，也是最严重的一类，是国家安全问题。 如果有人在取得美国身份后，又实际协助外国敌对政权从事情报活动、技术窃取、跨国镇压、非法输出敏感技术，或者实施其他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移民事务的范畴，而属于联邦刑事犯罪和国家安全案件。对此，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凡符合撤销身份或国籍法定条件者，也应同步启动相关司法程序。

当前，中共对美国社会的渗透方式早已不同于三十多年前。面对新的国家安全挑战，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也应与时俱进，在坚持正当法律程序和个案审查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提高对移民欺诈和国家安全案件的调查效率，降低因程序过于繁复而导致违法成本过低的现实困境。唯有如此，才能既维护美国宪法和法治的尊严，也才能堵住历史遗留的制度漏洞，守护这个国家最根本的安全。

以上措施，也应适用于并非基于 《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获得的政治庇护人士。

总之，历史不会因为后来出现了败类，就否定当年的正义；但历史也不能因为当年的正义，而纵容后来出现的欺诈与背叛。真正尊重历史的方式，不是掩盖错误，而是在坚持初衷的同时，勇于修补制度的漏洞。这，才是我今天重新回顾“六四绿卡”的真正目的。

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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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屏山”的俊影从窗外掠过。

“西陵峡！”导游一语，蓦地把我一段久远记忆，撞醒了。

“画屏山”，其实是我当年——50余年前，对西陵峡山形的私下命名。那一年，船过三峡——瞿塘峡和巫峡，沿途都是高峻挺拔的苍郁群山，唯独船近宜昌，进入西陵峡，山形山影陡然一变——每个山巅都是一坂嶙峋的石壁，却似一个个被融融绿雾簇拥着而连绵不绝的彩色画屏，让我想起桂林山水中某几个如画屏般的山影。西陵峡“画屏山”，便从此镂刻进我的记忆皱褶深处了。

“真的吗？宜昌，真的是你青少年时踏足过的旧地吗？”从武大会议转往三峡大学的一路上，同行友伴们一再如此问询。是的，它触碰到的，其实不单是个人的记忆，也是时代的一道疤痕，一脉心火。

1972年夏秋之间，我19岁，尚在海南岛乡间抡锄挥汗作知青。1971年“9·13”林彪事件的发生，无疑是划开我辈青春行旅的一道最深的刻痕。此前的纯真崇拜与蒙昧浪漫，一夕之间粉粉碎，一变而成众多的疑问号与感叹号——何为真理又何为真实？何以自立又何以自处？“中国向何处去？”是当年乡间知青读书群落的一个热词——何方何土，方可为我等安身立命的“中国”呢？……等等等等。

于是，便和一位同在乡间读书写作的好友相约：学古人的“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我们各自攒两年农垦兵团的探亲假（一年12天，两年则可超过20天），利用“9·13”一周年的时段，结伴渡海穿山，去看看外面真实的中国与世界。

我俩筹划好了这个环游半个中国的路线——自雷州海峡过海，从湛江出发，坐慢车穿越云贵高原抵达山城重庆，再自重庆坐客轮自长江三峡顺流而下到武汉，再自武汉经长沙、湘潭返广州，最后返归海南。

自然，这个雄心勃勃又有点异想天开的行程计划，在当时不但属犯傻犯狂，也算犯忌犯禁。我俩严守着出行秘密，同时也得把出行的盘缠，从微薄的“农工一级”工资里一点点省攒下来。春去秋来，日落月升，泪洗汗耕。好不容易熬到那一年秋临，几番折腾后请得了探亲假而整装待发之时，那位好友忽然告我：他临时怯阵了，打退堂鼓，不想与我出行了！

“——大家看，屈原故里秭归，就在对面河岸的高坡上。”导游一语，又把众人的目光，引向了那片滚腾河水托着的迷蒙屋宇间。“因为三峡大坝建成蓄水会淹没秭归古城，现在的秭归，是当年把古城整体位移到了对面那片岸坡上。”导游解说道。可以想见，当年三峡工程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沿江两岸城镇村宅的移民搬迁，是一个何等艰巨甚至不无惨烈的大工程。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时间，这熟习的《离骚》句子浮上心头，我又追念起过往人生，那些“路漫漫其修远”的求索日子了。

彤云密布的当年，无论社会或个人，都陷在一段至暗时光之中。如今追思怀想，我才意识到，老友临阵退别的那一刻，扔在我人生十字路口的，竟是一个哈姆雷特之问：“To be? Or not to be?”——那既是“做，还是不做？”的选择之问，也是“生存，还是毁灭？”的灵魂拷问哪!——艰难筹措了一整年的梦想之旅，难道就因之破灭吗？同伴怯阵止步，我就该放弃吗？！

捏捏怀里揣着的两年间拼力省吃俭用攒下的70块钱，我一咬牙：“To be! To be! To be!”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做，必须走，我一个人，也要完成这个逐梦之旅！

记忆的奔马，一下子跳到了14年后的另一段生命驿旅——因为有了1972年独行之旅的垫底，1986年秋，在留学美国决意“海归”前夕，我打算安排一次只身上路的欧洲流浪。凭着一张以留学生身份购买的廉价欧洲火车月票和身上的700美元现金（又是“7”！），这场独自跋涉欧洲五六国的流浪孤旅，却是毫不犹豫、不假思索就上路了！

——“独自面对”。曾是我多少年后第一本散文结集采用的书题。这四个字，其实就是在海南老友临阵辞别的那一刻，凸显在我脑海屏幕的。“雪满千山行独夜，声喧九域守荒晨”,则是我若干年后自寿诗的句子。

几十年后返顾人生来路，我发现：19岁那年，决意迈出“独自面对”步伐的那一刻，其实是我人生长旅中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一步迈出去了，我的独立心志就从此确立了；你看的世界大了，心就大了，人生格局、视界，就完全不一样了。

同样道理，几十年后，一个不小心，我向久别的老友重提当年的诀别分手，竟然就不经意地，触痛到老友多年郁积的自尊苦楚了——他不得不承认，当年他把即将迈出的那一步缩了回去，从此，他就不得不继续退缩下去，委顿下去而难以振作了！他的生命之树，也就因之变得平俗萎靡，莫以言说了！

那段久远回忆不经意触动了老友积年的伤痛懊恼，他甚至因之与我再次“取关”失联，至今让我赧愧不已。

车子行走在宜昌平坦顺畅的高速车道上，向三峡大坝驶去。

宜昌本是山城。当年重重叠叠的山城陡街, 曲曲弯弯的峡边山路，盘着头巾、背着背篓蠕蠕爬行的人群，于今都全然不见踪影了。我只能从峡谷群山那一坂一坂的“画屏”山影里，找回当年的记忆。

记得当年，坐绿皮慢车出湛江、过柳州，第一眼看见柳江边那喀斯特地貌的“桂林山水”的惊喜感叹；从贵阳车站下车，一出广场就看见一个背上插着一把血刀子的大汉在哭号奔跑，后面簇拥着一群大呼小叫的追逐人群。

重庆街头，当时到处还留下文革武斗的弹孔、废墟痕迹，我甚至误入进一个规模宏大的知名红卫兵墓群。掏掏口袋，我舍不得花三毛钱吃一顿著名的重庆火锅，只能在朝天门码头，和那些扛活的棒棒工们并排坐在石阶上喝水聊天，听他们吆喝、唱曲、骂娘……

我在沿途每一个大站走走停停，睡火车小站台、长椅底、行李架，和各色人等接触聊天，记写日记。一直到自重庆坐上了吐着黑烟顺流而下的三峡客轮，在混杂着汽油味、烟草味和汗酸味的三等舱通铺上，开始了我的那本《写在长江上》的札记写作。从此，那支磕磕碰碰览阅人生、观察世态的钝笔，就再也没有搁下……

窗外，连绵的画屏山影，重叠在阴晴流转之中。

我没想到，三峡大坝的此次行旅，忽然成为我返顾人生来路、观照世态世道的一个契机。千流百转的长江巨流，穿越三峡，就此在这宜昌地面的大坝前，被锁住了，降伏了。三峡出平湖，曾经是多少代伟人贤杰的梦想。如今这梦想，就呈现为一条伟岸的白玉带，同时也翻覆出各种感叹号和疑问号，耸立在我眼前。

此一刻，阴霾天难得地阻挡了七月的毒日头，陪同的小伙伴却告我：更难得的是，恰是你们到来，带来了风停雨住的这样几个阴晴天。今年汛期凶猛，湖北当地的连月暴雨令得三峡大坝前水面高涨，据说几天后，就要开闸泄洪了。可惜,我们无缘得见那白龙列阵吐珠的壮伟景观。

记得，史学家唐德刚曾提出过一个“历史三峡论”。唐教授把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作为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与标志。他将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比作水过三峡。历史的潮流中，前后两个社会政治形态的转换，其间必然有个转型期，此转型期就是个瓶颈，也是一个“三峡”。然而历史的前进，如帝制向民治转型，是江流东去的大势，是任谁也无法否认和扭转的；但每个阶段又都是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有时甚至会出现历史的倒退回流，一如三峡对长河流水的屏障阻隔，却又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眼前，绿水在侧，青山敞开怀抱。水流山立，苍郁葱茏，似脉脉含情，又似向你昂首挺胸。

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一道生命河流之“三峡”？——汲活水渊源，汇流成川；经土石阻隔，再夺势而出；有激流险滩，也有奇幻奇景；抵潮平岸阔，却不忘居安思危——是奔流之望，构成了我们人生的底色。

人生，又是一道命运的齿轮，随时需要与机会交手而作出抉择——有取有舍，有所为有所不为；机会敢去争取，也要知道止损放弃；关键的一步要抓紧迈出，试一试就有无限可能性；如是，果断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就是接得住机会橄榄枝的那只妙手——可能性的追求，正是人生向上的內驱动力。

人生，亦是一场未知之旅。——只有你敢于去面对未知，又可能从未知中创造新知，把新知转化为新果，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现在有一个网红词，叫“逆袭”，也叫“逆风翻盘”。其实，“逆袭”和“逆风翻盘”的前提，是“逆风坚持”——咬牙坚持，坚持自己的选择，强迫自己不放弃，不半途而废——不坚持，怎么可以看到希望，怎么可能成功翻盘？！——“剩者为王”，才能“胜者为王”啊！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曾说过：“人生，是等待收割的土地，活着就是一种恩典。”“活着”，正是一种坚持啊！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夫在他的《狂热分子》一书中如是说，“自我若是软弱无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

是的，自我的力量，是自由的根源。抚今追昔，当年的三峡独行给予我、滋润我的，正是这么一种自我力量带来的自由抉择，自由选择带来阅历与视界的升华，从而打开了人生更大的格局和焕发了更高的境界啊！

一路上，同行友伴对我当年的三峡宜昌行很感兴趣，我反而向他们打听：现在的宜昌，还盛产藤吗？藤制品，还是你们当地的土特产吗？见有点头的，也有摇头的，我便给他们讲了一个“两张藤椅”的故事。

当年，宜昌，是三天两夜的三峡客轮唯一一个长时停靠的码头。客船靠岸碇泊，除了到站下船的，其他乘客可以出外行走小歇。当年我踏出船舱，首先闯入眼帘的，就是重叠陡斜的码头石阶上，一溜溜像瀑布向下流泻的白藤制品——藤萝藤篮藤篓藤筐藤凳藤椅什么的。当地土话的叫卖声尖利入耳，让我不得不留心起这些白花花的精巧手工制品来。

那年月，“9.13”事件后，整个紧绷的社会情状有所松动。我隐约听闻，此时还在系狱的父兄有可能在近期解脱释放。虽然囊中羞涩，可一路风餐露宿千省万省的盘缠中，还是略有节余。我便动了心思：想给当时已步入老境的父亲，送上一把宜昌藤椅，作为儿子送给他出狱的见面礼。

我看中了一把藤椅，便开始和那位拖着孩子一再纠缠我的老婶子讨价还价。记得当时，码头高阶上铺满的各色藤制品中，以藤椅价最贵，也就是10元钱一张。我挑中的那张藤椅还在讲价中，催促旅客回船的汽笛就拉响了。无奈那张藤椅与套在下面的另一张藤椅粘连在一起，却无论如何分不开来。原来是藤椅编织完后，都要刷上一层透明光油漆。是完工时未干的油漆把两张藤椅死死黏合在一起了。

催客的汽笛一再拉响，我只好放弃，正欲转身离去，不料老婶子一咬牙，发狠说道：做买卖就讨个开市吉利，这两张藤椅都给你，我只收一张的钱！她搂着孩子向我伸出手，目光里带着急切哀求。我看一眼她和孩子，心头一软，便说：老婶子，我也不要占你的便宜。这样吧，刚才还在跟你讲价，我就给你十五块钱，把两张藤椅一起背走吧！汽笛声中，我把十五元钱掏给她，匆匆把那两张藤椅背上。

老婶子在千恩万谢中，还不忘利用我身后突起的大挎包，把两张藤椅自然地“挂背”在我身后。我就如此滑稽地“挂背”着两张藤椅，一步一颠地回到即将启碇的客轮上……

“噢噢，你真的就这样从宜昌，背着两张藤椅上了路？”旅伴们啧啧惊奇，叹道，“多别扭，多奇怪呀，你从宜昌到武汉上了船，难道你还这样背着两张藤椅上火车，再背到长沙、广州？——没有人为难你、取笑你吗？”

我笑着摇头。

哈，一个从宜昌背着两张藤椅继续上路的少年人，既然当初敢迈出千山独行的第一步，如今早已不在乎什么别扭、美丑了。舟车劳顿，我一路上兀自背着这两张藤椅颠簸上下，更变得随遇而安，笑骂由人了。记得，在当时自武汉南下的绿皮火车上，车厢拥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这两把紧紧粘连在一起的藤椅，反而成为我挤在车厢过道一角，得以安坐度夜的结实“宝座”呢！

随后，这两张粘连的藤椅，在我落脚留宿的长沙亲戚家中，被我分解开来，留下一张送给了亲戚；剩下的一张带回广州，真的成为不久后离开冤狱回家的老父亲的开心安慰，并且一直陪伴他老人家度过了晚年岁月……

大河侧畔，岁月沉香。

我向同行友人讲述着这段奇葩的宜昌回忆，就像把一束青春花瓣，投进了三峡大坝下的平湖里。——三峡，我回来了。是的，归来还是少年。就让我永远带着那一颗少年壮游之心，去继续面对未来的人生时空吧。

8/20/2024午后，于康州衮雪庐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