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黑暗时代里，个人的良知和良心是使人性生存的明灯。

我的方叔叔就是这样一盏我生命中的明灯。当我过早地失去父亲、在黑暗中迷失时，是他默默地担负起一份像父亲一样教育我的责任。他是第一个像孩子一样与我们孩子玩的大人。他在每个夏日的午后都带我和他的孩子去大自然里游泳。他是唯一一个平等地与六岁的我和其他小孩每天不厌其烦地争论问题的大人。他在那个靠撒谎生存的黑暗时代里指给我看真实之中的光明。也是他示范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生气伤心，而是要以各种无拘无束的笑声来对待人间的一切烦恼和黑暗。

我的方叔叔也是这样一盏他的学生的明灯。他的学生们是这样评价他的：当他是他们的老师时，他们都把他当做实在的益友；而当他不再是他们的老师时，他们却都要把他当作终身的良师。我想不出对于一个教育家有能够比这更好的评价。

我的方叔叔更是这样一盏我们中国那个时代中的明灯。在今天，在亚利桑那州明朗的天空下，我们想像不出他所照亮的是什么样的黑暗。为了平息他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有限的几个语言炸弹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专政要在八七年搞反自由化运动，并引发了八九年的中国人民大规模的争取民主的运动。让我在这里回顾一下他那时的那几颗主要的民主炸弹吧：

• 我们不应该让百年前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列主义继续束缚现代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每一步。自然辩证法的许多结论已经被近代科学和现代科学证明是错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列主义必须被现代化——人类总是脱掉旧思想才能进入未来。

• 在经济上是人民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人民。

• 现代化必须是全方位的。中国的近代史上已经证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行不通。相较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社会制度和人的观念的现代化对于我们中国重要得多。

• 除了共产主义各个领导人的错误，共产主义本身可能就有制度上的根本缺陷，因为普通人民总是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生活得更幸福。

方叔叔的这几点在今天在中国，已经成了所有人民心中不证自明的真理，虽然方叔叔本人仍然是中国政府眼中的头号通缉犯。在中国政府为中国不能民主化所做的诸多证明中，最近期的版本是“中国某些村落交通不便”。方叔叔，您是不是非常得意您的一生，也是不是正在冥冥中和我们这些悼念您的人们一齐－－在为您一生中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而在暗自微笑？

谢谢你，方叔叔。

——王成朴，写于二零一二年。

这是我至今为止一生中最不愿写的一篇文章，因为这是我在我的方叔叔－－方励之先生追悼会上的悼词。

我在年轻时刻意隐瞒我与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的亲密关系，觉得这样才能保持我的独立人格。现在生命已经过去了一半，我开始懂得弃恶扬善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现在我这一代曾经年轻过的痕迹已经被中国当局基本抹掉，忘却的焦虑早已取代了沽名钓誉的疑虑。

二

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是我母亲大学时最好的朋友。五七年反右时，方励之和李淑娴提出中国那时专制体制上的诸多根本问题，尤其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马列主义的实质”、和“青年该不该独立思考”等问题，李阿姨被划为右派，两人都被开除党籍。因为王竹溪老师的仗义执言和黄昆老师的赏识和保护，落入另册的李阿姨幸运地没有像其他右派那样被北大开除。我母亲思想正统，但是总替被批判的同学和同事求情，总说被批判的人有缺点和错误，但不是敌我矛盾，因此，她也从漏网右派开始，一直是被整肃的对象。因为怕别人说串联反党，方叔叔和李阿姨此后多年不敢和我母亲相互来往，直到我父亲去世。

我第一次见到李阿姨，是在我父亲于１９７３年去世后，我母亲由于过度悲痛和过度劳累而暂时不能理事，李阿姨带着5岁的我在她家里小住。李阿姨那时住的地方其实不能叫家，大约只有10平方米，是三家人挤在一套三居室的公寓中的最小一间，她自己的两个孩子很大了都没有条件接回来，丈夫也长久在外很难相聚。李阿姨自己身体那时也不好－－因长期在没有防护的条件下研制半导体材料和做晶体管，导致中毒弄垮了身体，又在鲤鱼洲超强劳动染上肺病－－她大学时是长跑运动员，那时肺病刚刚好，上四层楼回家都要喘半天气。在她的小屋里，李阿姨天天尽可能给我做好吃的、陪我聊天。李阿姨那时挺穷的，因为当右派，她的工资要比同龄人低几级。她熨烫衣服用的是个铸铁的烙铁，在火炉上先烧到烫手，然后在衣物上喷过水后再烫，烫时要全神贯注。李阿姨把我的话匣子打开了，自己一分神，把她唯一的一条“好”裤子（还是自己手缝的）烫了一个大洞。我至今还记得那条棕色的裤子烧糊时的焦味，和那时李阿姨气恼中咯咯的笑声。

我第一次见到方叔叔，是1976年李阿姨分了两居室的新房。从旧居搬去的家具连一间都放不满，另一间小居室是全空着。这就让方叔叔晚上关了灯用来当“鬼屋”：他在里头装怪，我们一帮小孩进去捉怪，但在“鬼屋”里总是被怪捉，那时整个小单元里都是大人和孩子的笑声。我是第一次遇见这个与我们这些小孩玩到一起的叔叔。以后我们这些孩子总盼那个装怪的叔叔快点从外地回来。

在改革开放以后，方叔叔有机会在暑假从合肥回北京。只要有时间，方叔叔都会带着我们一帮小孩去颐和园游泳。开始我们是在颐和园知春亭旁的游泳区游泳。但那里太浅，水也浑。等我们小孩都学会游泳了，方叔叔就带着我们去颐和园后湖。那是一片未开放的水域，要用雨衣遮蔽着换衣服。湖水很清湖也很深，湖四周长满了杂草。方叔叔怕我们这些小孩游泳的力气不够，就买了一个充气垫以便我们累了就趴在上面跟着游。后湖的中心有个岛，岛上的野树丛中有个高高的土堡，据说是以前宫里关太监的地方——我们按照《基督山伯爵》，叫它伊夫堡。当第一次我们几个孩子终于能够扶着充气垫游过宽阔的湖面上岛，方叔叔马上带着我们，披荆斩棘，一直走到土堡的下面，那时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被荆棘划伤的印痕。土堡很高很窄，裂了一个半人宽的缝，从下往上看，是裂缝之间巴掌大的天。方叔叔就试图斜着身子撑着两边的墙爬上去，被李阿姨以太危险的理由马上制止了。与我们这些孩子在一起时，方叔叔显得非常好奇和贪玩，“没有正型”，经常给我们以讲笑话和讲悖论的方式讨论问题，喜欢与我们这些小孩争辩、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追问、直到我们开始认真地思考。他在我们中间经常爽朗地大笑。方叔叔其实是我们这些孩子中最大的孩子。

在颐和园后湖以外，在玉泉山方向上还有一个湖。与荒凉的后湖不同，远望那个湖上亭台楼阁、花木扶疏。于是在我们好奇心的驱动下，在我们的催动下，方叔叔带着我们这群孩子远足去看个究竟。湖周围除了我们没有其它行人，湖中的岛上是现代化的仿古大屋檐建筑，连路灯也是仿古的，是我在那个时代第一次见到。而那时中国其它地方，都是破破烂烂的。在通往岛的桥前有个大门，挂着北京党校疗养所的牌子。那个湖和那个岛每隔一小段便有一个便衣警察守着，也严厉地打量每个路过的人，我们围着湖转了一圈都是如此。方叔叔对我们这些孩子很坦诚：他估计那个岛不是北京党校的疗养所，而大概是某些大人物的行宫。从那个岛，方叔叔直接向我们这些孩子讲了中国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包括老百姓的贫困、和官员的特权。

而其它家长，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家长，为了孩子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和融入社会，掩藏起自己的不满和家族的不幸，只向他们的孩子灌输官方的观点，使每个孩子不再知道家族和中国的真实历史，让中国在民智上从文革以后的觉醒开始大步倒退。其实学习在中国一直是功利性的，两千年来的科举、毛时代的学毛选、现代的高考和考公，都是这个目的，也都使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越学越自私和愚昧，和教育一直是专制最好的帮凶。所以文革中被老师革命洗脑成功的学生会去整和打老师，使老师整体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在家长和老师的配合下，任何时代只要十年，就会按照政府的需要被忘得干干净净，使这个民族健忘和幼稚得非常容易被欺骗和被奴役。今天中国年轻人知道的反右、文革、和八十年代，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直到今日，任何对革命史的怀疑在中国都成为不可触碰的法律禁忌，而且有大量的守法群众自觉地检举揭发。

平时方叔叔也很爱与我们这些孩子开玩笑，经常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而且他对我们从不摆长辈的架子，有问必答，而且都是极其真诚的回答。大概是1979年初，他们那班老同学们劫后在他家聚会。大家都在唏嘘每个人这些年的遭遇、庆幸能够活过来、骂骂四人帮和具体整人的人，方叔叔却当着一桌子的人，包括家属小孩，说：“问题不是出在某些坏人身上，而是制度有问题。”当时这句话真是让满座皆惊，一下没有人敢接话，静可闻落针。我也对这句话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它直接挑战了我从小到大一直被灌输的真理。这次事后不少人私下议论：方励之太狂了、太不小心了，以后肯定要出大事。

三

以后，那个装怪的房间成了方叔叔和李阿姨的两个孩子的卧室、放电视的地方，也是我周末躲在里面看书的地方。方叔叔从国外带回好多书，两个居室顶天立地的书柜都装满了书。我一边在装怪屋里看我能懂的书，比如在美国的黑猩猩露西如何开始用手语与人类交谈，一边咀嚼着白天学的那些被要求必须熟背但已经没人相信的政治答题、和中文语文的那些围绕着革命思想的课文，心里开始了对谎言教育的小小反叛历程。

方叔叔和李阿姨是书痴，小小家里的各种书摆得顶天立地，对孩子也是如此。比如他们家里当时《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原版各有一套，也有其它的世界名著如高尔基的三部曲，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等。给孩子的小人书也各有一套，每套小人书几十本。我看过原版，再一页页看看小人书里具象化的各名著，也是饶有兴趣。除了各种物理专著、科普读物，还有不少海外的文史读物，比如香港出的讲中国现代史的课本。使我从八十年代早期开始，就接触到了不同的思想、和不同思想之间的争辩。可能也是因为太爱书了，方叔叔认为灵魂不死：人可以身灭，但是人的思想可以以信息的的方式永存——特别是那些不需要人来坚持、信仰、和武力维护的思想，是会永存的。

但是方叔叔这么说作为信息的思想可以独立于物质，居然在当时触动了唯物辩证法卫道士们的神经，认为他在宣扬唯心主义和灵魂不死，也于1983年反精神污染时对他开始了一场小小的学术批判。当然，方叔叔杵逆唯物辩证法也不是第一次了，因为他从文革中他劳动改造回来，第一项学术任务就是批判当时被认为是违反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他却越看越对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着迷，并在山高皇帝远的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偷偷组织了一个研究宇宙学的小组，从此开始了他研究天体物理的历程。1983年时方叔叔挨批时一点也不服气，公开和当面顶撞卫道士们，还给我们这些小孩逐条去讲当时的科学圣经《自然辨证法》中的错误，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因为不懂微积分，而批判“白夜佯谬”——也因此宇宙学成了苏联和红色中国的伪科学和禁地，而那时我恰巧在学中学课本中恩格斯的《在马克思葬礼上的讲话》，对恩格斯夸奖马克思的“在微积分上也有独到的见解”也私下有了独到的见解，也让我渐渐成了另一个思想上的“刺头儿”。

今天中国当局以阅读反动读物的罪名严肃处理官员，其实是有道理的：禁锢思想一定要从禁锢思想的传播开始，然后划出禁地，比如不能亵渎圣像、质疑圣言和圣迹、和篡改红歌；同时指定思想的标准答案、要求每个人自觉维护专制、时时互相提醒和监督、一日多次重复。这套控制方法，非常有效，因为不断的重复是有效的思想控制手段。北韩金家靠此七十年来一直一统江山；柬共甚至为了这个目标拆散家庭、以便更有效地给儿童洗脑。这也是今天中国政府在努力中的发展方向，并且已经卓有成效。

那也是个最给人以希望的时代，当报纸上三十年来的第二次真正的争论变成官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再是马列主义或者毛泽东思想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大人们当时的各种反应上，我就隐隐地觉得世界要大变了；几年以后我才知道方叔叔和李阿姨、与他们不少同代人，为了二十年前的那一场第一次真正的争论，付出了他们的青春、幸福、甚至生命。反右并不仅是一场运动，而是一次对民智的彻底掐死。中国不幸的地方，就是每一次民智运动都被完全掐死，然后完全从新开始。五十年代如此，八十年代如此，在今天由民间自发开始于千禧年的民智运动正在被逐步掐死，它所依赖的网络和自媒体也在一点点被收紧，包括在上飞机和地铁前抽查旅客的手机，只要偶尔的抽查就会形成寒蝉效应。同时，政府以民族主义来煽动人民的排外情绪，极端的民族主义加极端的专制，正是军国主义的温床。

但是那时我生活在八十年代。从那些书里，从不同思想的碰撞中，我明白了探讨问题一定要追到原始资料，而不是只是相信概念。以后我迷恋上物理，也第一时间读到方叔叔和李阿姨编的大学课本：它不是像其它课本那样尽量往高深里讲，而是总在认真探索每个物理概念的本源。比如书里用“芝诺佯谬”来说明时间不是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测量出来的量；因为时间是测出来的，所以它在不同的参照系里可以是错的。那个课本里还以物理为例对“普世价值”做了深入的讨论，即物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和等待人们去发现和学习的真理，而是所有物理量以测量的方式相互联系，并且必须在任何场景下都在理论上自洽、和经受得住实验的检验：在物理史上最典型的是电学、磁学、光学、高能物理、直到宇宙学的逐步统一。所以真理在西方的原意是事实（truth），而不是中文中被误译成的“真理”——靠包括马恩列斯毛在内的真主的“理”。以这种互相关联的普遍性推广到人类社会，就是不能在承认西方物质世界的先进性同时，强调马列主义在理论上的先进性——这恰恰揭露了当时邓小平四个坚持下黑猫白猫理论的最基本的逻辑矛盾。

小单元的另一间居室成了方叔叔李阿姨的卧室、书房、兼客厅，在那里方叔叔李阿姨接待过的既有科学上的世界名人、又有他们的同行同事，更多的是他们的学生、与他们同样在过去落难的普通人、和思想敏感的艺术家。一些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写好了文章，甚至只是有了想法见解愿他们分享，就大胆登门来访，也能得到他们的耐心倾听、热忱鼓励、和诚恳意见。他们夫妇对青年人种种优秀之处也总是赞不绝口，是真正地喜爱青年人。八十年代中后期，方叔叔在家时，那一间居室有时就像年轻人的俱乐部；年轻人多时不仅那一间居室的床沿地上坐满人，走廊里甚至厨房厕所里也站着人；大家的争论声和欢笑声不断。

那也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很多被过去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只因为看到方叔叔的文章，或知道了他的右派经历，就贸然慕名来访，并受到方叔叔和李阿姨的热情接待，因为他们感同身受，知道历经苦难的人需要一点关爱。我记得方叔叔的书桌上有一个右派画家送给他的画像，用笔极粗，一道道油画重笔之间有裂痕，在像与不像之间。当时我不欣赏这种画风，以后理解了那是画家本人对苦难中的生活经历的感悟。

我记得有一位完全陌生的人，大学是学工程的，在一个山沟里修战机，但他对广义相对论和天体物理感兴趣、并且做了多年的探索；他辗转通过我母亲找到方叔叔，希望给他指点一下。方叔叔专门用了一个晚上屏开他人它事，看他的工作和给他答疑。那个叔叔事后非常感动——因为方叔叔是完全平等地待他，肯定了他工作的大方向是对的；也有些遗憾——因为他信息不灵闭门造车用许多年走了很多老路和弯路，做出的成果要么是错的，要么是别人已经发表的。

在与社会同呼吸的同时，方叔叔和李阿姨在那另一间居室里做了很多研究，翻译了许多书，写了一套思路很新颖的普通物理教材，并推动中国和国外在科技、文化、和思想上的交流。我在方叔叔和李阿姨家多年，很少听到他们互相谈政治，他们互相谈的总是业务。那时李阿姨忙得走路带风，天天没有时间做饭，家里常吃的是食堂买来的馒头夹酱豆腐，再加外头店里买来的烧鸡或粉肠加强营养，尽量生吃蔬菜、或把水果当蔬菜吃。有一阵李阿姨的妈妈来北京小住，觉得李阿姨顿顿从外面买回来，花钱如流水却吃得并不好并不健康，对李阿姨的这种管家方式不满意，不断向我母亲抱怨；因为老人穷苦了一辈子，不理解方叔叔和李阿姨在以这种方式争分夺秒，来弥补他们被剥夺了的青春。

那个两居室小单元在顶楼，夏天特别闷热，没有客人时，方叔叔总是挥汗如雨地穿着小汗背心在书桌前工作；有人来就赶紧好好整洁一下穿上衬衫出来会客。方叔叔和李阿姨在那里蜗居了许多年，１９８７年方叔叔被开除党籍踢出科大时那个小单元还上过美国的《时代》杂志，直到那时当局才匆匆给他们按照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待遇换新房。以后他们非常留恋那个杂在北大教工宿舍中、熟人老来串门、经常挤满了大学里来的年轻人、冬冷夏热的小单元。

四

方叔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在政治思想上的风云人物。因为他出国较早，感受到几十年浩劫以后的中国和西方现代化社会的巨大反差，成了思想上的先行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方叔叔就是在那个时代喊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小男孩，并且坚持不懈地喊。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是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共产党按部就班，无意间放松了不断在人民的思想里勒紧的枷锁，也揭示了红色大门后的触目惊心的特权。文化大革命中，每逢过年过节前，都要枪毙一批人，其中包括大量的政治犯；节前看朱笔勾决，和他们被枪毙的原因，也是老百姓过节的期待节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仍有几批人因为质疑毛泽东或党的领导被枪毙，其中著名的包括王申酉（1977 年）、李九莲（1977 年）和钟海源（1978 年），其中钟海源被枪决前被活体取肾以供移植，李九莲被枪毙后被暴尸被挖去乳房和阴部。文革的遗风在继续的同时，1978年5月胡耀邦顶着巨大的压力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开始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11月北京西单民主墙诞生。在那里，人民表达着对过去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期待，北岛以诗歌《回答》表达了几代人的心声，而魏京生在政府于1964年提出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以外，加上民主与人的思想的现代化这“第五个现代化” 的呼吁——其实是对整个八十年代的前瞻。西单民主墙中，有不少反对当时掌权的华国锋，要求邓小平彻底掌权的呼声，但是当邓小平彻底掌权后，于1979年3月逮捕了魏京生、和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于1979年12月关闭了西单民主墙、并于1980 年 9 月取缔了人民贴大字报和公开辩论的自由。那以后尚有伤痕文学延续。但伤痕文学所反映的，只是各人所受到的磨难，特别是当权者和他们的家属所受到的暂时的磨难，对民族所受的痛苦的根源根本没有触及。多数伤痕文学所增加的不过是另一种“公子落难”式的京戏。伤痕文学也于1981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叫停。以后的少量反思文学于1983年再次被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我的中国心》和《霍元甲》《陈真》这些宣扬民族主义的“海外”作品。再次如五四运动一样，民族主义在中国取代了民智，不过这次是当局主动主导的，并借助香港殖民地文化的胡编乱造来完成。当局向年轻人推崇的模范，是曲啸这种痴忠的制度受害者——1951 年大年初一，他父亲在大连街头被苏联军车撞死，未获一分赔偿；当局推定他必然仇苏，而反苏即反党，遂定为反革命；因为这种出身，曲啸从十四岁起，前后入狱二十二年。其名言"母亲错打了儿子，儿子不能不爱母亲"——他说的母亲，指毁了他一辈子的党。

但是方叔叔的脚步并没有按照官方的步调停下来，而是不断地探索制度的缺陷，想在根本上避免民族再次重蹈苦难。按照方叔叔率真的性格，他一直就是有话直说、不假修饰、“太狂了”。比如他当时最破惊天的言论，就是：中国是人民养着政府，而不是政府养着人民——这现在已经是多数中国人的共识；而那时，政府一直强调是党靠着6%的耕地养活着世界上20%的人民。另外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套在历史上行不通，在现代照样行不通——这现在仍然还是禁忌，虽然从逻辑上讲，马列主义也是西学。至于方叔叔说的“民主不是政府赐予的，民主是人民争取来的”——这至今也是反动言论。另外那时方叔叔从官员多侵占住房分配、官员子女在内搞官倒在外包揽进出口贸易的现象，察觉到腐败将是改革开放的癌症，并呼吁官员制度性地公布财产——他要求这一制度从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做起。甚至在他已经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方叔叔仍于1989年1月6日，写信给邓小平，希望他能够大赦已经被关押十年的魏京生，虽然方叔叔与魏京生素不相识。他凭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和童心，成了八十年代最著名的异见者。方叔叔的这些言论，给千禧年靠互联网和自媒体由民间开始的另一次民智开启铺了路，虽然方叔叔本人作为八十年代最著名的异见者已经基本上被中国人民所遗忘。

对于八十年代人民不断对民主与自由的呼声，邓小平掌权的当局：

1. 于1981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狠批描写归国学者不幸的电影剧本《苦恋》，只因其中有一句台词“您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还批判了反对特权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为了彻底禁止非官方出版物，邓小平抓捕了西单民主墙的其它民刊发行者并处以重刑，以儆效尤。此次运动因为党内反文革力量的抵制而收场。

2. 于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批判人道主义、和批判沿用马克思早期的异化论。那时中国研究马列主义的专家王若水等，把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概念推广到领袖崇拜、公仆变成主人、和计划经济的盲目性这些问题上。中共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动向他的革命行动的受害者道歉、认为革命已经由反专制的解放异化成了专制的迫害，并主张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清除精神污染还包括批判：包括朦胧诗的现代诗歌形式、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聚焦个人感受不符合共产主义风格的文艺作品， 如戴厚英《人啊，人！》、张洁《沉重的翅膀》、与高行健的《车站》。此次运动因为胡耀邦的抵制而收场。

3. 于1983年到1987年在全国实行不走法律程序的严打。以包罗万象的“流氓罪”处理穿喇叭裤、流长头发、烫发、带蛤蟆镜、私下跳舞、谈多角恋、婚前性行为、一夜情等，比如把办家庭舞会的判处死刑，把大量婚前性行为重判十几年。这些严打其实是对老百姓搞的清除精神污染，以更野蛮的方式。严打持续三年，判刑一百七十余万、处决两万四千余人，各地普遍下达抓捕和处决指标，配合公判大会、游街示众。程序压缩加指标压力，冤假错案数量可观。此次严打完全是复辟文革中的法律手段和标准，是对人民开始享有自由的一次镇压。

4. 于1987年再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因是因为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不满区人大代表选举被操纵，而上街游行，从而引发各地的学潮，因为这种操纵到处都是。即使作为特例北大于1980年选出胡平当区人大代表，丝毫没有作用空间，硕士毕业分配长期受阻，几年无法正常就业；1987 年被迫赴美求学。同样命运的是复旦大学的徐邦泰，于1980年以个人身份当选后被开除党籍，然后不得不赴美留学。而且政府已于1981年发文件禁止学生以个人身份参选。而且各地一直以各种手段压制学生的新思想，比如北大历史系的两个学生因为私下交流自己写的“反动”言论《青年马克思主义宣言》而于1986年被开除和逮捕判刑。中共中央召开党内生活会，集中批评胡耀邦、总清算、迫使其下台。方叔叔被开除党籍，免去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副校长职务并调离。他的罪名是“煽动学生闹事、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公开提出改造共产党"。其他一些被认为有自由化的党员也被开除，包括1983年已经被整肃过的马列学者王若水。

邓小平和以后继承者的思路一直是只准经济改革、不准政治改革，同时保证官员家族在经济改革中拿到利益的大头。比如他一直拒绝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在八十年代开始就纵容红色家族把持外贸自肥。邓小平次子邓质方于1988年来北大向部分老师告别，自述是因为家族决定、不得不离开物理研究。在八十年代中期建设领导干部第三梯队时，据传陈云说过：“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当时就在党内民间对此反感的声音很大；然而这也成为事实上的选拔标准；所以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以后的第五代领导人，最高层的政治候选人已基本由红色家族后代占据，如习近平、俞正声、王岐山、薄熙来。在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后，政府以强迫下岗买断后用通货膨胀的方式血洗人民的财富和退休契约、让工人下岗的同时让更廉价的农民工来当工人，把医疗、住房、和教育从政府基本职能变成高盈利机构，同时以改制的方式直接把公有财产送给权贵和贪污腐化分子。并在新世纪，通过有意违反与世界贸易组织条约的方式，放弃让中国在经济制度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在二十年里为各个红色家族和权贵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让各种国企持续成为人民生活中的痛。邓以后的时代，在腐败上登峰造极，纵容对工人的欠薪，并以收容遣送制度，限制外地工人的人身自由，以计划生育和城市化为借口，洗劫农民的财富。这些改革的倒行逆施，使被欺压的底层人民重新怀念唯一合法的另外的政治力量，而成了错误地寄希望于极左的“毛左”。

所幸在整个八十年代，人心特别是年轻人的心，都是在主张政治改革的胡耀邦、和主张不再被蒙骗的方叔叔这边。同时，党内仍然有推动政治改革的力量，比如胡耀邦不断被批判以后，另一位改革派赵紫阳，坚持开放，借《河殇》来反传统文化中的专制文化，并且比主要平反冤案的胡耀邦走得更远，推动“政府非党化“和”军队国家化”——在孙中山搞以人御党、以党御国以后，党其实一直是现代中国独裁专制的工具，并在毛泽东手里登峰造极；只是因为极端的独裁通过文革把中国搞得天怒人怨以后，在八十年代初通过党的专制有所松动。因为国民经济已经山穷水尽，赵紫阳和另一位改革家万里，才能从联产计酬和包产到户的农业政策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才解决了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的饥饿问题。如果赵紫阳这两条能够实现，中国将能够看到民主与自由的曙光，脱离专制带来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循环。

八十年代早期，方叔叔和李阿姨家里雇了个农村来的钟点洗衣工，她的丈夫仅因在大饥荒中从以前自己的田里偷了五块白薯给频死的一家人，便被送到青海做了十二年苦役。这种事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在生活中已经见过多次。因为报上正面报道过方叔叔，提到他曾经是右派，很多当时被政治逼得走投无路的陌生人就贸然登门拜访，希望他们帮助找活路，八十年代初期他们的家有点像全国右派知识分子在北京的救助站。这些比《悲惨世界》更悲惨的中国现实版，给我的触动很大。所以八十年代初，中国觉醒最早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出路不是头痛医脚式的平反，而是在根上改变中国的制度里害死人的那些东西，就像方叔叔更早说出的“问题不是出在某些坏人身上，而是制度有问题”。

那时在北大和中科院与方叔叔经历相同的人，与方叔叔的看法都相似，甚至私谈中的观点比他还激进；只不过别人都在一面在公开场合说官话，一面给子女攒钱出国留学；这些子女也因此在八十年代的屡次学潮里置身之外，因为怕档案里的污点影响他们出国。八十年代初，几乎所有在西方的中国访问学者都在吃方便面煮鸡腿给自己省钱。可方叔叔在意大利作访问学者时，一次因为要出席正式场合，却跑到最好的西服店里自费高价做了两身西装，说他代表着中国科学家，不能在台上穿着当时国内做的土西装丢人现眼；虽然方叔叔平常不讲究穿。平时在国外开会，他为了多与国际同行交流，总是自费和外国同事一起出去吃饭。而在那个时代，中国的访问学者为了省钱，在外尽量憋着不去上厕所；加上外语不好，绝大多数基本处在半自我封闭的状态，最感兴趣的只是国外哪东西便宜。

但是那时候在方叔叔家的小书屋里，和在八十年代的北大这个特殊的思想伊甸园里，我并没有感受到这一波波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压力，而是不断沉浸在对新思想的汲取和消化中。即使我几次在高中作文中思想越界——比如在学习曲啸的作文中写：历史上的愚忠的最大作用，就是一次次证明一个个王朝的无可救药——也只是被请家长，不是从政治上，而是从我该如何融入社会、和如何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的角度上，警告一下，没有留下处分。这也是得益于当时北大附中的宽松环境，和当时的北大附中的校长夏学之思想非常开放。

我小的时候馋，记得好多方叔叔说的世界各地和吃有关的故事。比如他说日本餐馆里的饺子很精致美味，都是用最好的东西做的，但一顿饭只给五个；害得他为吃饱饭专心搞科研，又不好意思给日本人留下中国人是饿鬼的印象，最多时一顿吃了七个餐馆。那个时代，很多家庭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肉，而且因为饮食中缺少蛋白质，饭量普遍很大——所以八十年代初期方叔叔在日本饺子吃到虾和贻贝，肯定也是挺震惊的。别人请方叔叔在东京银座最好的餐厅吃饭，主菜是一束连壳蒸熟的绿色的稻子，以极特别的方法精心培养成，配以最名贵的清酒——结果他还是没吃饱。由此，我对日本的文化，有了很深的印象。又比如他说他在巴基斯坦开学术会议，那里的羊油炒饭特香特好吃，与会者都吃了不少；可吃完后不管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拉肚子，结果那段会议是大家边拉肚子边开的，为此一个讲座中间要额外加休息时间——从这个故事里，我一下明白了高鼻子篮眼睛的西洋人和我们中国人其实是一样的。

同时，方叔叔经常把自己较高的国外收入用来帮助在国外较困难的出访朋友和学生，在私德上方叔叔其实是个真正的和本质上的、只讲对别人付出的“共产主义者”；他的朋友很多，自己也很因朋友多多而快乐和得意。我母亲去意大利做不同物理学科的访问学者，素不相识地遇到好几个他的朋友。方叔叔在这点上，有点像北大的老校长胡适的善良。

方叔叔为了追求思想上的交流，那时他在国外也是很独行肆意的。在世界各处，方叔叔总是找机会自费到处游历和体验。他的体验往往转化成美妙的文章，在八十年代，为我们打开除了“物质极大丰富”以外的另一面现代文明的窗子。他的那些体验文章，许多已经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中的经典，比如《在赞美我主之后的午夜里》和《重访卡布里》。特别是出版于1979年的《在赞美我主之后的午夜里》，优美的感受与语言中，一句“西方把神变成人，东方把人变成神”，一下拨开了当时很多中国年轻人心中的迷雾。

五

1986年底科大的学潮，方叔叔曾经在科大图书馆前劝阻学生、力阻学生走出校园，然后却以“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鼓动学潮”的“罪名”再次被开除党籍、撤职查办、和调离科大。今天中国科技大学的记忆里，已经不再有锐意改革、鼓励学生去外国留学、天天在学生食堂吃饭的方励之第一副校长。甚至80后的中国人基本上已经不知道这个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

1987年方叔叔被整肃后，李阿姨顶着巨大的压力站出来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数天站在北大三角地拉票和答疑，并以89.9%的选票当选。这是已知的第三个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人大代表，也是里程碑式的，利用了尚存的允许非学生个人参选区人大代表的法律漏洞。李阿姨在海淀区人代会上反映选民意见，一次发言不到十分钟，就三十三次被台下热烈的掌声打断，说明即使在政府内部，也有很强的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政治改革的期望。方叔叔和李阿姨那时天真地以为他们能够用民意和人民的声音，来从外部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李阿姨向我母亲叙述她在区人大所受到的欢迎和支持时，因为觉得看到了肃杀之后的希望，李阿姨和我母亲都激动得落泪。方叔叔和李阿姨那时不知道的，这些人民的声音会让某些人心中更恐慌，并因为恐惧而更残暴血腥。

1989年胡耀邦逝世，人民因为痛惜胡耀邦的遭遇、不满腐败专制、和担心国家前途，支持学生搞了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次学潮。我在北大参加1989年学潮完全是个人的行为，学潮开始后就刻意不和他们联系；而且因为顾虑到要不连累他们，尽量不做出风头的事。

1989年学潮期间，方叔叔早已在监控之中；他们因为怕学生运动受他们的连累，而且觉得自己光明磊落，他和他当时工作的北京天文台也有意给监控提供一切方便，运动开始的很长时间方叔叔和李阿姨在山西开天体物理方面的学术会议，全程都有明确的跟踪，全程也没有从事任何与学术无关的活动。即使如此，事后他们仍然还是被当局定为学潮的主要推动者、组织者、和中国的头号通缉犯。这两次被修理，不过是那时中国的太上皇邓小平一贯的把被他整过的人当私敌的阴暗心理的延续，和中国过去重点打击敢于独立思考的人的传统、及指鹿为马的统治手段的复辟。

不过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对中国八十年代所发生的历次学潮，并不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在当权者灌输的党性和纪律以外，已经给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播下了人性和自由的种子。那时大学里的年轻人普遍厌恶入党钻营，方叔叔反而号召优秀的年轻人都去入党，从党内改变这个党，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中国的进步——这竟然也堂皇地成了他反党和推动学潮的罪名之一。中国当局那时不能相信的，或者干脆不愿相信的，是接触到民主自由和人性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搞学潮争民主自由和人性，是不需要幕后推手的。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所触发的学潮，开始完全是为了反腐，主要是针对基层开始的腐败、官倒、和裙带现象，要求继续已经停滞甚至倒退的政治改革。但是此时当局已经容不下任何要求民主的呼声。据传邓小平在4月25日的会议上叫嚣要“杀两三万人，换二十年和平”，杀气腾腾的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和更加杀气腾腾的党内传达，一下激怒了学生和人民。我参加北大4月27日的大游行并且在冲出校门时在第一排拿着北京大学的横幅，完全是因为被这篇社论、这些传达、和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当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然而，2001年张良在美国出版的《天安门文件》，以政治异见者的姿态，却把邓小平的这段关键的话，放到戒严以后，完全改变了因果关系；并把“两三万人”，换成“二十万人”。邓小平的4月25日讲话，层层向下传达，越是党内高层的版本血腥味越重，到公开社论时已被大量弱化，仍然是杀气腾腾。那时谁都明白，邓小平老爷子这次是真地怒了，准备大开杀戒。但是4月27日没有抓人杀人，一是因为没有预料到4月27日只北京一地就有几十万人上街、完全超过了邓小平“杀两三万人”的预算，二是因为党内高层并非一致，赵紫阳当时正在访问朝鲜——4·26 社论正是趁他离京期间出台的——他 4 月 30日回国后即主张缓和；据传参与将邓小平讲话弱化成社论的胡启立，六四后也因不同意镇压被免职。作为当时党的总书记的赵紫阳，更以“邓小平同志才是改革开放的总书记”这句话，向世界揭露邓小平才是那时中国真正的专制者和镇压者这一事实，而不是现在政府宣传民间相信的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因为后人没有亲身经历那一段历史，和人工智能只依赖已正式发表的东西，这段历史现在已经颠倒黑白了。所以现在我感到我一定要把我的亲身经历写出来，顺便揭开一些骗人的画皮。

然而，那时中国的民主运动，也是先天不足的。因为革命教育中对激进革命的不断推崇，和对妥协的不断贬低，青年学子并不明白民主需要妥协去实现目标的。虽然我们这几代人在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过程中转换了角度，但我们的视野却是很难一下提高——明白路要一步步走，妥协才是民主政治的精髓。在政治重压下的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是有欠缺的，因为它侧重德法两系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左派思想、重点是黑格尔、尼采、萨特、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等；德法文化从哲学上探讨绝对真理、在行动上从法国大革命到共产主义一脉相承。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忽略了拒绝绝对标准、讲究经验主义、讲究宽容、与妥协的英美文化，包括北大老校长胡适反主义反激进的言论，也造成了这些启蒙后的学生们在行动上对激进的盲目崇拜。更何况在学潮中有各种野心家和阴谋家在挑事出风头和兴风作浪。另外，与东欧民主运动的成功不同，因为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私与胆怯，没有“长胡子的”从一开始就参与到民主运动中，用他们的人生智慧来掌控运动；使中国的学生运动一直不成熟。而那时青年学生面对着公然以家天下和武力独裁的当局。“红色江山绝对不能变色，它是几十万人的鲜血染成的，除非你们拿多几倍的人命来换”——这句首长的原话，居然在事后用来教育和恐吓参加过学潮的学生，包括本人。也许从一开始，学生们就太天真和幼稚了。

我在1989年学潮绝食开始后开始担心学生运动的走向，打破了自己的禁忌去找方叔叔和李阿姨，希望再一次得到他们的指点和帮助——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劝学生冷静和退让一下；结果发现他们已经在竭其所能用他们的所有渠道劝说学生冷静和妥协。而且他们和我的想法一样，原来希望学生复课并不断推动与政府的对话。可惜在那样的形势下，他们从不同渠道发出的的谆谆忠告被淹没在口号的汪洋大海里。我周围的多数人，即使私下能够被说服，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那个情绪和那个政治大舞台，就再也不能自持、而投入到那场忘我的全民汇演之中，让我们的青春风暴变成了马上让体制转型失败的民族悲剧。那一刻我第一次看到以前在任何时候一直都是乐观和激情的方叔叔和李阿姨，在历史的大潮面前变得无助、无力又无奈，心里能够想到的答案只有自己“多做事”三个字。

六月四日凌晨，我作为学生纠察队的队员，在六部口亲眼见到杀人，看到上百个被子弹打伤的百姓被别人扶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去医院，每辆这样的自行车后都是一路的鲜血滴。这一切竟然是发生在我们十几个学生刚刚在长安街上救了几个从被路障挡住的先遣侦察装甲车上下来的士兵，用我们的身体去为他们挡老百姓打来的砖头和棍棒。我们这些学生当时都蒙了，是老百姓拼命把我们往后推。冲进北京的部队，占了长安街，仍然不放过街两旁怒吼的老百姓，时时用冲锋枪往街旁和交叉路口里扫射。所以我所看到的政府和军队在六月四日时杀人根本是为了泄愤和立威，而不是为了完成占领广场的任务。我在六月四日凌晨，给方叔叔和李阿姨打了个电话，介绍一下我亲身看到的情况，和表达了一下我的悲愤。

以后，通过一些侧面的消息，我开始怀疑攻入北京的军队像二战的日军德军那样以战斗剂的名义嗑药了，造成他们在北京市内因为过于兴奋而乱射，包括乱枪打死在海军大院门口值勤的哨兵、长安街旁高干楼上看热闹的家属、和在南城追到小巷里射杀老百姓。

几日后事态平息些，和方叔叔和李阿姨已经失去联系，我骑车出去转转，看到北大已经成了鬼校；北大周围的小脚侦缉队已经被组织起来带着袖标巡查、使外地人惶惶不可终日；老百姓抗争过的烽烟还没有完全熄灭，北京的各主要街口已经有全副武装带钢盔持冲锋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一下明白我已经是亡国之人了，而且想到我给方叔叔和李阿姨打的那个最后的电话忘了说：赶快逃吧，这个政府不值得你们被抓在它手上。

整个八十年代，也以这样的血腥收场。

六

方叔叔和李阿姨因为六四后去美国大使馆避难而被人质疑，认为他们夫妇该当那时中国的谭嗣同。我们中国人有很浓的怯懦的英雄情结，即爱看杀头和给杀头叫好；这种怯懦的英雄情结从京剧的舞台上漫延开来，不少人希望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该当“六四”时中国的谭嗣同，而不应该到美国大使馆里去避难。

其实中国在清末出了谭嗣同是有条件的，因为那时清朝还在事先公开罪名和公开杀人——如果像前苏联和我朝那样审判和执行都是黑箱操作、罗织罪名，谭嗣同大概会被默默地活埋在历史里，就像无任何法律文书却被软禁近十六年至死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和因不断在体制外争取政治改革而被累计囚禁十四年至死的2010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在中国的境遇一样——刘晓波妻子另外被非法软禁八年。刘晓波的遭遇说明方叔叔在共产党监狱中的遭遇会更糟，作用也几乎没有。谭嗣同所在的那时的清朝已经在司法改革前夜，不再搞满门抄斩，株连也只限于直系亲属；否则像清朝以前那样把家人流放到极北苦寒之地给披甲人为奴，或者像明朝那样干脆把犯人的家属男性送去净身女性送去教坊，或者像苏联肃反时直接以妻子儿女父母来威胁，谭嗣同大概不会去争当谭嗣同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前苏联和红朝被批判之人，往往在公开的场合拼命地认罪和痛骂自己，和痛批自己的同党。

而且出了谭嗣同，中国的维新运动并没有因英雄式的死有所进展，而是走进死胡同；死了黄花岗七十二志士，辛亥革命逐渐演变成黑社会老大兼政治流氓的复辟独裁史。有理想的纯洁之士死了，野心家阴谋家没了制约、就会随心所欲地翻云覆雨；所以为演戏式的壮烈而死其实在历史的进程中一般不可取。何况方叔叔和李阿姨那时已经被指鹿为马地整了多次了，再去学做谭嗣同就是愚蠢和自寻冤死。

在今天，一个历史上不断靠一次次运动整人的人，和一介屠夫，已经被包装成“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并且把很多别人的历史功绩算到他的头上。这一包装，也让1989年的学生误以为”您好”的邓小平是改革派，以为用绝食的方法，可以让反右时的总屠夫邓小平让步。而被他整的，如五十年代的右派、七十年代末西单民主墙的参与者、八十年代被整包括名义上党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和八十年代最后被血腥镇压的人民，已经成了历史上不存在的众人，或者给改革开放捣乱的罪魁。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头衔，其实是对被迫害的众人的另一次迫害。

从历史的大趋势上讲，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家天下的转化，是历史的必然。虽然有毛皇帝的极度专制，八十年代初尚有良知和革命理想尚存的老一辈共产党员如胡耀邦与赵紫阳，同时老人帮如陈云薄一波王震等全力促成了家天下的转化。所以，八十年代从政治改革开始，到胡耀邦被打倒、万里被架空、赵紫阳被内定于1990年退休，也是历史的必然。九十年代美国的克林顿政府不仅放弃年度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审查、而且拉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且纵容中共违约为入世界贸易组织所签的协议——让制约中共的外部力量也完全失去，并且养虎为患。除了八十年代，中国另一个历史机遇是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因为他们有真正融入世界和搞政治改革的历史机遇与权柄，却继续和深化邓小平的路线，并以腐败、下岗、靠医疗教育与住房敛财、在财政上最极度的中央集权、和土地财政的歪门邪道，虽然两人会表演个人魅力，其实是千古罪人。以后，中国继续延续和扩大邓小平路线，和江朱路线，在胡锦涛时期开始搞中国式的政治正确、开始高压政治、国进民退、并让国企如五大银行和两桶油成为中国人民生活中永远的痛，比如人民必须偿还烂尾楼的贷款、民间企业只能借高利贷、油价永远涨。今天，毛病不改，集恶成习。为了阻止这一历史趋势，方叔叔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在美国国会作证、在各大学演讲、和在各报纸各刊物上发文章，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几乎把在美大陆留学生、和美国朝野得罪光了——毕竟那时全球化和中国资本化的巨大诱惑，对美国也是历史的必然。方叔叔在去世前，仍然在写文章批驳美国最知名的中国通傅高义（Vogel）写的美化性的《邓小平传》，指出对邓小平这样的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的迷信，只注重经济发展，而不是客观地看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看不到他独裁式的政治操纵和所带来的政治倒退，恰是中美关系的误区。该文章在他去世后于《纽约书评》（New York Book Review）发表。

所以今天，我完全赞成方叔叔和李阿姨那时做的那个选择，并且庆幸他们及时做了那个选择。亡过一次国的我也找到了新的祖国。在国外，在繁忙和丰硕的科研教学工作以外，方叔叔仍然为中国的天体物理做了极大的贡献。做为中国的头号通缉犯，方叔叔竟然真的像中国的《人民日报》所刻意宣传的模范那样，１９９２年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安定下来，就用当教授不多的工资给北京天文台买了四片天文望远镜专用的特别滤光片，每片五千美元。他不仅一直和国内合作、出文章，带国内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而且通过意大利的一些研究机构，每年给国内年轻人提供出国研究的经费，一度是科大和中国科学院的天体物理方面，能独立出来做研究的年轻人的主要途径；这笔钱包括原来出资方拟资助他小儿子的全部费用。不再有条件和中国的年轻一代直接对话，方叔叔就尽其可能一个个地帮助中国的青年人。而他每次从美国西部飞去意大利天体物理所开理事会，为了给这笔经费省钱，都是坐２４小时的经济仓。方叔叔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其实是累死的。方叔叔真的是最后献身给了他所热爱的科学和中国的年轻人。

究其一生，方叔叔其实尽其力量在做学问、和帮助他人一齐来做学问，只不过他不说假话不害人的道德底线、他当科大副校长的历史机遇、他光明磊落的顽童性格、和他爱帮助人的秉性，使他在官话假话横行的中国文化里，突显出来，成了喊“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那个小孩。方叔叔和李阿姨，没有当过一天政治家——他们只是有社会责任的和正直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因大多数人的退缩和自私，而在当时成了肩负起时代使命的政治人物。

我深切地怀念您，我的方叔叔。　　

——写于二零一二年，改于2026年。

作者投稿

本文刊发在大西洋月刊，作者大卫·布鲁克斯是《大西洋月刊》的专职撰稿人，著有《如何了解一个人：深刻地了解他人和被深刻地了解的艺术》。作者属于保守派人士，常在电视节目中与左派人士辩论。加美财经编译.

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将近十年：为什么美国有一半人看着唐纳德·川普，却不觉得他在道德上令人厌恶？

他撒谎、欺骗、偷窃、背叛，以残酷而腐败的方式行事，可7000多万美国人至少认为，他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有些人甚至把他视为英雄，觉得他值得钦佩、非常出色。

我们究竟是怎么走到这种道德麻木的地步的？

我要讲一个故事。这是我对于美国为何陷入这种令人沮丧境地的最佳解释。这个故事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伟大道德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的思想。他今年5月去世，享年94岁。

这个故事试图解释，西方文化是如何一步步演变，以至于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无法作出最基本的道德判断。而这种情况绝不仅仅发生在共和党人和川普支持者身上。

故事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回到某座古代城市，比如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雅典。

在那里，如果有人问你：“你怎样定义自己人生的目的？”

人们恐怕根本无法理解这个问题。

寻找人生目的，并不是个人自己的选择。

人们出生并成长在由家庭、部族、城邦和国家构成的紧密社会网络中。他们从这些共同体那里继承各种职责、责任和义务，也继承自己的社会角色，以士兵、农民、商人、母亲、教师等身份服务身边的人。

每一种社会角色，都有相应的卓越标准，也有一套规范来判断一个人应该做什么。

成为优秀的战士、母亲或者朋友，都有相应的标准。

人生目的同样存在于共同体的福祉之中：以某种角色服务社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传给下一代，并遵守神圣律法。

随后发生了17世纪的宗教战争，无数人为此流血丧生。

人们对这些宗教的厌恶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兴起。宗教的神圣色彩逐渐消退，理性受到推崇。

启蒙思想家提出：我们不能继续因为谁的道德观才是正确的而彼此杀戮。那就让道德成为私人事务吧。每个人都可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而我们要学习如何与这种多样性共存。

粗略地说，启蒙运动不再把共同体置于首位，而是让自主的个人取代了共同体的核心地位。

启蒙运动建立了民主、法律和言论自由等中性的公共制度，为个人提供一个足够宽松的公民秩序，让每个人可以在其中决定自己的人生。

如果还存在某种共同道德，那么这种道德必须建立在理性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宗教教条之上。人们是否忠于这种共同秩序，也应出于自愿。

功利主义就是建立这种理性道德体系的尝试之一：去做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事情，不要去做会给别人造成痛苦的事情。

我认为启蒙运动是人类向前迈出的一大步。美国的政府制度，就是启蒙运动众多成果之一。

我珍视我们今天拥有的自由，也就是按照自己的选择塑造人生的自由。我也相信，即使拥有这种自由，我们仍然可以坚持一些固定的道德原则。

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看看马丁·路德·金牧师就知道了。

他说：

“坐在这里的这些人，当年为我们这些后来者铺路，不是为了让今天的球员每次上场都只想着把球打出墙外，却忘了怎样把跑垒者推进到二垒。

“那是对他们、对你们，也是对我们从小打到大的这项运动的不尊重。

“我按照正确的方式打球，并不是因为看到隧道尽头有什么奖赏。我这么打，是因为你本来就应该这么打。你就应该按照正确的方式打球，而且要怀着尊重。”

桑德伯格的演讲体现的正是这种古老的道德准则，以及其中代代传承的卓越传统。

这种传统给了我们一套道德模板，可以用来评价身边的人，也给了我们一套道德标准，用来塑造人生、赋予人生意义。

从古代雅典向前跨越一千多年，来到中世纪。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改变了人们对于何为人类卓越的标准，对同情和谦卑赋予了更高价值，但人们仍然保留着一些古老的基本观念。

个人并不自行选择自己的道德标准，因为人们相信宇宙中存在一种根本的道德秩序。

人也不会自己选择人生的目的。

在这种道德体系中，一个人努力达到这些标准，并不仅仅因为这样可能带来荣誉和财富，而是因为他希望自己配得上这个角色。

教师不会接受学生贿赂，让他获得更高的分数，因为这样做会背叛教师这个职业本身所要求的卓越品质。

当我努力把自己的社会角色做到最好时，我也在为塑造我的城市作贡献。当我遵循自己所从事事业的内在标准时，我就会逐渐从一个平庸的人，成长为自己有可能成为的优秀的人。

我的人生意义，也存在于这一场持续终身、追求卓越和充分实现人的潜能的旅程之中。

如果我走好了这条路，就会获得身份认同、自尊和目标感。我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而这种确定感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安慰和满足。

如果这些听起来过于抽象，我可以举一个现代的例子。

2005年，前芝加哥小熊队球员莱恩·桑德伯格入选棒球名人堂。在入选仪式上，他谈到了自己对棒球这门技艺的敬畏：

“每一次走上球场，我都会心怀敬畏。这就是尊重。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你绝不能不尊重自己的对手、队友、球队、教练，更绝不能不尊重自己身上的球衣。

“你完成了一次精彩的防守，就要表现得像以前也做过这一样；你击出一记好球，就去看三垒教练，准备跑垒。”

桑德伯格指了指坐在身边的其他名人堂成员。

反正这一切都没那么重要。

这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审美式生活”：我只作出此刻让我感觉舒服的选择，而不去过多思考人生最终关切的那些问题。

麦金太尔对此有一句话：

“在伦理生活与审美生活之间作选择，并不是在善与恶之间作选择，而是选择自己是否要以善与恶为标准来作选择。”

可是，与今天相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道德相对主义，简直像是一个和平宁静的黄金时代。

过去30年，人们开始试图通过政治身份来获得一种正义感，以此填补灵魂中的空洞。

一旦如此，政治就开始渗透一切，最后变成一场圣战。在这样的战争中，妥协也开始显得像背叛。

更糟糕的是，人们已经没有接受过那些真正能够帮助人过好生活的美德训练。

诚实、忠诚、同情、把他人而不是自己放在中心，这些都是过好生活的实际工具。

缺乏这些东西，人就会变得焦虑而脆弱。

正如尼采本人所说，知道自己为何而活的人，几乎能够承受任何境况。

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那么挫折一来，人就会崩溃。

社会也会趋向解体。

中央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家特德·克莱顿很好地概括了这个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情感主义显得格外自然，因为资本主义本来就是围绕个人消费者偏好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

生活在一个不存在共同道德秩序的社会中，会出现一个严重后果：我们失去了终结争论的办法。

我们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可以用来判断一种观点是正确的，而另一种观点是错误的。

于是，公共争论只能无休止地持续下去，愤怒越来越强烈，社会越来越极化。

人们使用充满道德优越感的语言，试图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进行真正的道德辩论，只是在借用道德语言，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偏好。

如果没有人能够说服别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解决分歧最后只剩下两种办法：强制，或者操纵。

我们每个人都会开始把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仅仅视为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试图强迫他们接受我们相信的东西。

欢迎来到企业DEI项目的世界。

另一种做法，则是广告商、煽动者和网红试图操纵我们的情绪，让我们最终想要他们希望我们想要的东西，从而帮助他们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欢迎来到那个操纵大师唐纳德·川普的世界。

20世纪80年代，哲学家艾伦·布鲁姆写过一本书，提出在一个没有道德标准的世界里，人最终只会变成平淡乏味的道德相对主义者。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他让我们想象，有人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科学书籍全部撕碎，所有科学家都被杀死，所有实验室也全部被焚毁。

最后剩下的，只是这本科学教材的一页、那本科学教材的几页，零零散散地散落在那里。

我们可能仍然知道一些科学词汇，比如“中微子”“质量”“原子量”，却完全不知道这些概念彼此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麦金太尔认为，我们今天的道德生活大致就是这种状态。

我们还会使用“美德”这样的词，也还会谈论“人生目的”，但这些只剩下一些彼此孤立的碎片，无法组成一套完整而可靠、值得一个人拿自己的一生来遵循的体系。

人们已经与关于自己最终人生目的的一切完整想象切断了联系。

如果一个人并不生活在某种恒久的道德秩序之中，那么他该怎样判断一件事究竟应该不应该做？

答案往往是：当时感觉怎样对，就怎样做。

麦金太尔把这种观念称为“情感主义”。

所谓情感主义，就是认为“所有道德判断都不过是个人偏好的表达，是态度或感受的表达”。

“麦金太尔认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碎片化的社会中。这个社会由一个个彼此分离的个人组成，他们没有共同利益的概念，不知道怎样团结起来追求共同利益，也不知道怎样说服彼此什么可能属于共同利益。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甚至相信，共同利益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然后，川普出现了。

他甚至根本不试图使用道德语言。

当他赦免那些毫无悔意的无赖时，他似乎根本不会想到，这样做会削弱我们共同的道德规范。

川普说的是我们现代人能够听懂的语言。

偏好的语言：“我要。”

权力的语言：“我手里有筹码。”

还有自我、获利和占有的语言。

川普不会让自己的个人身份服从于某种社会角色。

他也不会努力达到某种社会实践本身所包含的卓越标准。

就连总统职位本身，他都把它当成一件私人财产，可以拿来实现自己的欲望。

政治理论家尤瓦尔·莱文曾经指出，很多人都是这样，川普也是其中之一。

他们进入一个机构，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受到这个机构的塑造，而是想把机构变成自己的舞台，在上面表演，展示那个无比美好的自我。

所以，很多人当然不会觉得川普在道德上令人厌恶。

他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原本就会塑造出来的那种人的一个夸张版本。

民主党人也不要因此产生太强烈的道德优越感。

如果川普属于你们这一边，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同样会喜欢他。

你们当然可以否认，但那只是自欺欺人。

我们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逃离这个时代的道德气候。

麦金太尔本人曾经写道：

“野蛮人并没有在边境之外等候；他们已经统治我们很久了。而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本身就是我们困境的一部分。”

麦金太尔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而且既有左翼的一面，也有右翼的一面。

他希望我们重新回到启蒙运动失败之前那种完整一致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道德共同体，先从地方层面开始，随后再扩大规模。

今天很多后自由主义者正在进行的，正是这样的工程。

他们试图围绕更强大的“神祇”来建立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共同体，比如信仰、家庭和国旗。

我必须承认，我觉得近些年的许多后自由主义者，不论左翼还是右翼，都非常荒唐。

有些人的思想成熟程度仿佛从未超过研究生第一周，却能够洋洋洒洒构建抽象理论，谈论怎样重新创造某种总体化的团结。

可后自由主义一旦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最后往往就是残酷的威权主义。

一个世纪前，马克思主义者也曾使用同样高尚宏大的语言谈论建立团结，但他们的思想在现实世界里最终造就的，却是一批苏联那样的黑帮式国家。

我们不会放弃多元主义，也不应该放弃。

事实上，答案恰恰在于多元主义。

真正的多元主义者，能够承受彼此不可通约的价值观之间产生的张力。

优秀的多元主义者，一方面可以肯定启蒙运动、民主资本主义，以及族群和思想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尊重麦金太尔所强调的那些恒久真理和永恒价值。

一个好的多元主义者，可以像前芝加哥小熊队球员莱恩·桑德伯格那样理解自己的人生。

个人应当服从于某种社会角色，在必要的时候愿意牺牲眼前的个人利益，把跑垒者推进到得分位置。

要从川普主义带来的道德灾祸中恢复过来，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一套语言，让人们能够有条理地谈论自己的道德生活，也能够分辨什么样的人具有真正的品格，什么样的人没有。

我们不需要彻底否定启蒙运动的事业，但很可能需要重新校准我们的文化。

人们应当更愿意为了更大的共同体，牺牲一部分个人自主的自由。

我们也需要给下一代提供严格的道德教育，其严谨程度应该不亚于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

古人早就明白，道德教育并不仅仅是塑造理性的头脑，同样也是塑造人的内心和意志。

麦金太尔毕生投入的，正是这一类人文主义事业。

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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