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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 侥幸的小可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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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 侥幸的小可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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侥幸的小可见闻

黄永玉

 

 

 

 

◆黄永玉 文并图

应该在一九六六年以后罢?认识了张学铭先生,他刚从监狱放出来?我的猫头鹰案子还未有结果。

怎么认识的?谁介绍的?忘记了。可能是跟我有过来往的他家两位公子的介绍,想想又不像;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崇文门新侨饭店东向的西餐馆认识的。也记不住认识的过程。总之是认识了,来往了。

一 一坐就是一整天

我和他不一样,我没有后台,日日惶惑;他不同,他的哥哥是张学良,有周总理时时关心照顾;丈人是朱启钤先生。朱启钤先生我凭什么有胆提起?他是新建筑系统的祖师爷爷,做过中国的总理和一系列的大官,只要讲大白话,老百姓听了就明白了:北京大前门是他改建的。

张学铭先生常常到当年我那个局促的罐儿胡同家里做客。我那个住家窄小到任何客人做个小移动,屋里头全体人马都要站起来让路。张先生高大的中型胖子,见过全世界大场面的人,那时候能找到个随心交谈的人真不易,居然一坐就是一整天,上午来,聊、聊、聊,吃中饭,喝茶,再聊、聊,吃晚饭,吃大西瓜,再喝茶,再聊,九点钟,起立,再见。我们送他出门。

他走后,我们一家四口想起才吓一大跳,他怎么一整天没上厕所?

我去过他家,见过洛筠夫人,家具陈设都很讲究,床头墙上随随便便挂着两幅龚半千。房子位于东四八条111号。我说这四合院不是普通的大,不要说以前没见过,听也没听过。解放那么多年了,就那么从容阔亮在太阳底下,一点不受惊扰,尤其是从没受到街道居委会的挂念和关心,这是非常难得的。

太阳按规矩每天从东边照到西边,随便哪进绕院子小小跑个圈很容易累得主客不分。这是个比喻,是个估计,说明院子大得非同凡响。做客喝茶是有的,跑圈没发生过。

我一辈子记地址的天分很低,常来常往的地方竟然把一个那么有名的地点忘记了,再也叫不出名字。仔细想想也不能光怪天分。旧时代,全中国大大小小城市,中间重要马路无论宽窄不叫中山路就叫中正路,我从小认马路的习惯让孙中山、蒋介石的名字搞混了,这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解放后没听说哪个城市、镇大马路用国家主席的名字取名字。用伟人与名人名义做这做那很容易搞乱记忆,淡化轻重,这是事实。朱先生在我心中的分量太重了,尤其是我尊重的长辈讲到朱先生时也不断地诗一般地赞美。

从文表叔有次对我说:“朱启钤先生的子孙繁衍,换家人家是养不活的。光是女儿就有九个,加上儿子媳妇,要多少房子装?听说,女儿、儿媳清早起来穿的是牡丹花苞的漳绒料子旗袍,中午换成盛开的大花,晚上换伏收的朵子。”话不一定真,不过传得很美。实际上只有他们一家做得到。

你知不知道漳绒是什么?天鹅绒的料子按设计的花样用剪刀平平贴贴地剪出高低层次的花样来,这是种很珍贵讲究的手工技巧。

请原谅我把话扯远了。想想看,写张学铭不提一提朱老先生岂不欠打?专门要写,几十万字的厚本本也不够,这位那年代忘不了的文化高峰。

学铭先生在不同时代做过东北的大司令,小司令,大大小小不同的官,做过天津市长,警察局局长,顾问,人民公园主任。值得一提的事:委托章士钊先生转请毛主席题了“人民公园”四个大字,做成黑底金字挂在公园正门下方。这恐怕是毛主席亲笔为国内公园题写的唯一匾额。

我们认识以来从不提上头说过的那些事,顶多是我从熟人口头或报章杂志上看到的。这些过去的事好不值得来回细论?他只谈他年轻时代和有趣的人的交往。

二 活现“王道源故事”

他说:“我当天津市长的时候还很年轻,一个人到日本去玩。别瞧我在天津发号施令神气活现耍大王,到了东京住进旅舍就孤家寡人单独一个,找到了你们画家王道源。”

我说:“王道源先生我在广州见过,他在广州华南文艺学院教油画,一脸大胡子,一头卷发,有点马克思的神气。”

“是那么回事!很有点气派,有他在一起,我放心了一大半。他这人有个特点,喜欢玩派头,爱把走在一起的朋友当作马弁跟班,大街上昂扬至极。完全甩开走在一起的朋友。你清楚我是个爱吃的人,我们两个个都不小,整个礼拜简直吃遍了东京著名的大小餐馆。有一天吃完午饭他说:‘我带你到黑社会的黑龙会咖啡馆喝咖啡去!’

“我问他:‘熟不熟里头的门道?’

“他说:‘管他妈的熟不熟,去了再说。’”

这咖啡馆名叫“A、Z、Q”,一进去黑不溜秋,又宽又矮。座位全是藤躺椅,中间搁了张小咖啡桌,算不得神秘,也不简陋。我们两人各自躺下,王道源大概是刚才的午餐吃累了,闭下眼睛。我怎么睡得着?看看吊灯,看看墙上挂的神怪画,听那些怪腔怪调音乐。

这时,咖啡送来了。茶具颇为讲究,王道源睁开眼睛,小调羹在杯里搅了搅,既不放牛奶也不放糖,猛猛地举起杯子喝了一口,眼看杯子里头剩下小半,搁着不动。烟盒里取出支大雪茄,点燃抽将起来。火点得大,抽得威猛十分。我咖啡里放了糖,也放了牛奶,用勺子搅了搅,轻轻呡了一口,觉得不错,正欲躺下闭目养神,忽然来了位赤膊胖汉,上半身刺满紫红色游龙刺青。双手撑住王道源左右扶手上。脸孔、鼻子相隔五六寸光景,像似在交换呼吸,一边抖动上半身肌肉,让“游龙”生猛起来。

你说我那时怎么办?我吓得动弹不得。

王道源一声不响狠狠抽了口烟,喷出个又圆又大的烟圈,优雅地,准准地套在那汉子脖子上,那汉子起身拨了一拨;没想第二个大圆圈又套上了,那汉子刚拨开第二个大烟圈,第三个烟圈又跟上来……王道源从容吐着大烟圈,看也不看那汉子一眼。

那汉子一声不响地溜了。

“你这两手,我还真没想到!”我对王道源说。

“抽烟吐个大圆圈,这算得什么本事?”王道源说。

“你最近见过王道源么?”张学铭先生问我。

“我只是解放初在广州见过他。知道他在日本多年,在中国美术界活动得轰轰烈烈、多姿多彩,是位满腔热血的画家和教育家,为民主革命做过不少贡献。就是他跟画家、金石家钱瘦铁先生把郭沫若先生掩护回国的。听说他没逃过‘反右’劫数,1960年死在劳改农场。”

后人怀念他,称他作“美术史中的失踪者”。他一生在文学艺术界非常活跃,实心实意参加各种益人的艺术活动。快活复杂的身世,后来向组织方面交代起来,令人感到生鄙和很不耐烦,更加上不善于政治语言表达,这都是一些遗憾的事……

“你想想这个王道源!黑龙会咖啡馆当年喷烟圈的派头和胆子也不晓得缩到哪里去了?”张先生说。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啊!”

“跟你来往无害,不江湖。”他说。

三“他去世了?我怎么不知道?”

“北京崇文门内新侨饭店东门开了家西餐馆,过得去。西直门那家莫斯科餐厅,黄油鸡卷、罗宋汤。地方远了点,费鞋。”问他城里几家本地西餐馆,他听了轻轻说:“岂!”说“岂”,他又常在那里请客。“地方家常”,“公安局后台,安全。”

几乎北京大饭馆,没一家不认识张二先生。今天哪家出什么菜?他说可以,或不可以;说今天他们进的鸭子不新鲜,青岛对虾放了四天!他哪儿来的消息?你受不受得了!怪不怪?

那时期过日子紧张,得他的指点很得益处。问他:“您等于一年到头不在家吃饭。师母怎么办?”

“她?她吃饭有顿没顿的,打电话叫馆子送。饭碗,菜碗,汤碗,调羹筷子都撂在大桌子上,饭馆来人各认各的碗回去,有时还吵起来。”

有天,张先生一大清早来罐儿胡同找我:“快……快!今天崇文门外XX屯赶集,我们去那儿选只小猪回来烤着吃,快点!”我说:“我不想去,麻烦,走那么远路,回来还要背只小猪,还要花时间杀猪,洗呀,烤呀……”

“你看你,还是个年轻人,还打猎。你骑自行车,我坐公共汽车,到崇文门换车,换不到车不过十里八里!哎呀!回来全部的事有我嘛!没有你,我自己也不干,就图的这份味道。你,你,好,好!多可惜呀你,你看你,你看你……”

“你该找允冲、鹏举两兄弟陪你弄这些玩意,他们年轻。”

“你想想!他们配吗?他们有这种兴致修养吗?我怎么会叫他们两个?无聊,我做梦都没想过……”

在我家吃饭,梅溪出名的手艺,他不说好也不说坏,饭量显得出众,一碗一碗。

有回聊天,提起一件事,他有点生气,“‘文革’时期,北京某个大学出了本大辞典,张学良这一项目里头说:‘张学良从小当大官,是个花花公子,已去世。’这简直岂有此理至极。说他从小当大官,是个花花公子,我没意见,说他已去世,怎么他们知道,我做弟弟的反而不知道?张学良如今好好地活着。怎么回事啊!王八蛋!狗日的!”

这话我找不到角度安慰和劝勉他。

朱启钤先生去世好些年了,后来某一进四合院给人住了。有本事住进这院子的绝非凡类。果然。原来是我们湖南鼎鼎大名的唐生明先生。他的哥哥是唐生智。我从小知道一件事,家母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师范毕业颁发的纪念品铜墨盒,上面清清楚楚刻着唐生智赠的大名字。

唐生明在抗战八年是位出名打仗的将军。我再长大一点的抗战八年之后,又听说蒋介石曾派他到汉奸汪精卫那里去混,立了不少抗战功劳;全国解放之际,唐生明先生在湖南和平解放中起了不小的作用。特别精彩醒目的是一篇他在汪伪时代如何毒死大汉奸李士群经过的文章。他一辈子过的都是风花雪月的日子,恰好运用这种花花公子擅长的天分进行对革命有益的工作,何乐而不为也?

我有一套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讲的都是这类有趣的人间奇迹。

大概是张先生向唐生明先生讲过我一些琐事,唐先生想约我有时间到他那里喝下午茶,我去了。

见到唐先生,晋了礼;夫人徐来是画报上的熟人,也行了礼,坐下了。

我说:“我妈是桃源省二师范的学生。”

他说:“现在有些老头子居然说自己是省二师范毕业的,简直荒唐,无异讲男人生男人。根本不清楚省二师范是个专门女子学校。比如现在的高干子弟学校101中学校长杨代诚(王一之)就也是省二师范的。我以前开贺龙的玩笑,他常到桃源省二师范去找女朋友……”

我说:“王一之先生是我妈同班。她还有很多同班,凤凰陈渠珍的大夫人楚玉美也是当时的同班。”

咖啡来了,喝咖啡。

唐先生问:“听说你平常常出城外打猎,北京有什么东西好打的?”

“有,有,北京到冬天,麦子割了,郊外一展平,几家农屋,几树山里红柳。打得到兔子,雁鹅,居庸关一带山崖上还打野山羊……”我说。

“那太辛苦费力了。”他说。

“我平时除教书之外自己还刻木刻,小刀子对着大刻板,眼睛离板子顶多六七寸,慢慢容易弄坏眼睛。礼拜天夹着猎枪到城外走走,一目五里、十里,眼睛给调整好了,对工作和身体都有益处。”

“我也打猎,兔子,岩鹰,野鸡,鹌鹑,山羊,都打过。”他说。

“刚才你不是说过,打猎你经不起累。你怎么打得下那么多东西?”

“你忘了我是个当官的?满满一座岳麓前后山,哪里没走过?我用得着走吗?我不会坐在轿子上么?轿夫抬起我满山走,见什么打什么,打不着后头跟着的大队护兵不会补枪吗?不会打不中的。坐在轿子上瞄准很舒服,容易屏气,枪就放在膝盖上。轿夫也见机行事,走着走着,东西一出现,马上停住脚步让我瞄准,上山打猎,要紧的是灵活的轿夫。”

我回香港住了几年,回北京之后,这些先生们都没有了。

(写于2021年9月11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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