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时尚

母亲的智力在几年前已经丧失大半。她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也不知道自己现在住在哪里。三年疫情把中国闹了个天翻地覆，而她浑然不觉；她今年初被感染，高烧好几天，而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她能认出的人不超过三个。她每天最喜欢的事就是唱她小时候学过的那些“红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由此我猜想，一个人与音乐的关系可能比他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和事的关系都更亲近。

承母亲的影响，我也自幼喜欢音乐。与母亲一样，我也是个小学二年级水平的业余爱好者。

我小时候喜欢《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样的歌。我想我向往的是由那悠扬婉转的旋律和天真烂漫的歌词营造出的幸福气氛。我生活在偏僻的内地小镇，干旱少雨，没有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的北海，也没有推开波浪的小船，我也丝毫没有感觉到我的生活的其它方面有什么幸福。那些洋溢着幸福的歌就成了我的桃花源。

我上大学时是开放之风正盛的八十年代，在那时大学生的眼里，所有来自西方的东西都是时尚。刚上大学时，曾与同学讨论如何欣赏交响乐的问题。之所以讨论起这问题，我想是因为我们听说交响乐是古典音乐象牙塔的塔尖，而我们这些好学生综合症患者大概是看见个塔尖就想去爬一爬。这其实是一种穷人要穿阔气衣服的想法。音乐如朋友，地位高低贵贱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适合不适合自己。

并且我们那时以为欣赏交响乐就像做数学作业一样是动动脑子就有解法的问题，这是好学生综合症的另一个症状。我们最终没找到这道“数学作业”的解法。

我直到现在也不怎么能欣赏交响乐。我更感兴趣那些只有一两件乐器的音乐：小提琴（或大提琴）加钢琴；一把古典吉他；一架管风琴。我这偏好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不喜欢热闹和大场面。我觉得交响乐里乐器太多、太闹，好像是川菜馆的那些麻辣菜，加足了人能想得到的所有调味料，让我找不着蔬菜本身的味道。当然，这肯定也是因为我的音乐欣赏水平有限 – 我想象，那么多音乐高手云集一堂，一定是在创造着一种一两件乐器表达不出的美，而还有那么多人去听、去谈交响乐，也说明这种美的实实在在的存在。

比年轻时有点进步的是，我不会再为欣赏不了交响乐而感到缺了点什么。

在大学期间，听的是那时大多数大学生都在听的那些歌星：罗大佑、童安格、齐秦、崔健、苏芮。听他们的歌是八十年代大学生的时尚，如听邓丽君和刘文正的歌是七十年代末上海年轻人的时尚。我跟着他们一起甜蜜温馨、愤怒伤心、茫然失落。那时市面上流行的歌曲我大概都能记得旋律和其中一些歌词。也喜欢收音机里、电视上、或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有时播出的一些古典音乐。

不管是流行歌曲还是古典音乐，我的欣赏标准是旋律灵动 – 比如，在我听来，《土耳其进行曲》和《西班牙斗牛士》满足我这样的要求。对于流行歌曲，如果歌词有灵气，旋律的灵气差一些也算及格。我想这来自于年轻人喜欢新奇、时尚、争强好胜的性格。时尚就是形式的美，争强好胜就是在大家一起追求的那些炫目的价值指标中拔得头筹。

那时还学了一阵子吉他 – 这也是当时大学校园里的时尚。一个发现是：自己弹出来时，一个简单的和弦就能有让我激动不已的美，而歌星们的磁带上的每一首歌都配着一个接一个最专业的和弦，却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大概自己双手种出来的蔬菜是最好吃的，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美也是最美的。由此我可以想象音乐家们创造着音乐时该是何等的快乐。

但学吉他的回忆也反过来提醒现在成了写作爱好者的我：写的时候自我感觉好不等于写出来的东西出色。

吉他弹了一年就放弃了 – 我耗尽了打磨那些和弦技巧的耐心，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创造音乐的才能。我与乐器的缘分就此完结，成为全职听众。

2. 涟漪

后来到了美国，先是忙于读书，后来是忙于找工作，再后来是忙于在工作中表现自己。年龄渐渐不再是青年，对中文流行歌曲的兴趣也开始退潮。

女儿出生之前，在商店里买了降价促销的《儿童益智巴洛克音乐》光碟，记得价格大概是每盘2.99美元。那时我舍不得买每盘都在十元以上的原价光碟 – 这说明我与音乐的缘分也就是打折促销的水平。我也不知道巴洛克音乐是个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冬日，斜射进公寓落地窗的阳光洒满整个客厅，我在光碟机中听到了Pachelbel 的《D大调卡农》。《卡农》与我此前爱听的音乐都不同，我说不出它表现的是哪一种情绪：不是欢快，也不是愤激。它平淡而有层次，像是一颗小石子投入池塘激起的一串缓缓散开远去的涟漪。

人要心静下来才能欣赏《卡农》，而《卡农》对我正是产生了那样的魔力：它让我的心静了下来。

我想音乐对人的作用与旅行有些相似：旅行给人打开一扇窗、给他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生活的机会；好的音乐也是如此。

接下来我喜欢上了巴赫的一些小型作品。在Sleepers Awake 中，我看到空气冷冽的清晨，阳光从绿树之间洒下。在Jesu Joy of Man’s Desiring 中，我感到灵魂被拯救的无以名状的欣喜。在Air on the G String 和Arioso 中，我听到怅然若失。在Toccata and Fugue 中，我听到人对宇宙、对神的敬畏。

我对生活的态度在那段时间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简单地说，我在那之前是活在对未来的焦虑中，然后在那段时间里决定要活在当下。回头看去，在《卡农》中安静下来可能是那个转变的契机之一，尽管我当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让我焦虑的那些事并没有消失，但《卡农》和巴赫那几个作品的平静和典雅让我意识到我可以平静地面对那些事，任风浪打来。

维瓦第的《四季》也是我喜欢的乐曲，在那里，每个季节 – 包括寒风瑟瑟万木凋零的冬天 – 都有其独特的美。

我想，本来万事万物都各有其美，只是人经常陷于各种境遇的困扰之中而不能体察它们。好的音乐起到的作用就是以自己的美的形式提示大家：请注意，美就在你的眼前，包括在让你感到不适的那些事情里。

孩子成长的那些年也正是父母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小时候，我跟着他们听儿童歌曲。

The sun’ll come out

Tomorrow

So ya gotta hang on

‘Til tomorrow come what may

Tomorrow, tomorrow

I love ya, tomorrow

You’re always a day away

明天，太阳会出来

所以你只要坚持

到明天，看它会给你什么

明天，明天，我爱你

你总是只有一天就到

我感到，在美国的儿童歌曲中，孩子不是父母和老师的宠物，而是能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自尊。他们都是能独自面对生活、敢挑战成年人的现有秩序的“小大人”。当然，儿童歌曲都是成年人写的 – 所以我想像写这些歌的成年人是愿意鼓励孩子当“小大人”的“大顽童”。我小时候，周围没有成年人鼓励我当“小大人”。《让我们荡起双桨》从歌词到旋律传达的信息都是：听成年人话的孩子才有幸福的生活。

孩子大一点以后开始学乐器。一个学钢琴，一个学小提琴。听孩子们练习和演奏的乐曲已经让我的耳朵足够享受，他们的乐器老师组织的期末汇演对我就是听觉的盛宴。我的音乐欣赏品味由此可见一斑。

我对钢琴的喜欢程度只是平平，而对小提琴情有独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性格就像小提琴那样拖沓，不是钢琴那样的斩钉截铁。

孩子们到了高中时都停止了学乐器。一位朋友说，如果父母没有至少一方是专业的音乐家，孩子学音乐通常都走不了太远。我们家的情况给这个说法提供了数据支持。

然后是孩子们前后脚到外地上大学，家里成为空巢，我开始在油管上听音乐来填补孩子走后的空间。我发现，我对巴洛克音乐的喜爱与二十年前刚听到《卡农》时相比没有改变，并且原来觉得枯燥无味的《平均律键盘曲集》、《哥德堡变奏曲》和《法国组曲》等也开始对我有吸引力了。我自己也从年轻时像一只狗一样跑来跑去追逐各种诱惑、为各种事情焦虑，到现在能有时候安静下来，享受大自然的那些免费的赐予：蓝天白云、深深浅浅的各种绿叶、清晨花草上闪闪的露珠、冬日地平线上温暖而不刺眼的斜阳、雨后环绕在远处山脚下的那一层云雾。

3. 完美

近些年来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电视节目是《中国好声音》的前几季。不过，与其说我是在关注那里面的音乐，不如说我是在关注那些歌者。我看到每个歌手为音乐的执着奋斗和他们路上遇到的重重阻力；他们在台上的努力、紧张、出错；得到认可的惊喜；被淘汰后的各种反应。

由此我想到，以前听音乐，都是把音乐想象为完美无缺的艺术品。我猜想许多音乐爱好者跟我有同样的倾向 – 这在音乐网站的评论区中到处可见。这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听者会对音乐作品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值。一旦某个作品不能完全满足他的期望值，他就有马上丢弃它的想法。反过来，如果某个作品特别打动他，他就把其作者想像为天神一般。

看那些选手们演唱让我想到欣赏音乐的一种更好的方式或许是把音乐家看作跟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有其独特的性格、有自己望尘莫及的天才，但不见得完美；其作品或演绎有的是神来之笔，有的可能不是最高明的。

从听者的角度来看，他心目中所谓的完美，其标准就是完全满足了他自己的欣赏趣味，这个标准本身就不是完美的。巴赫满足我对完美的定义吗？我只喜欢他那些旋律悠长的乐曲，而不感兴趣那些节奏急促的，但这不是巴赫不完美，而只是由于我自己性格中的那种拖沓。

在时间长河中看，音乐家对艺术的理解在其一生的创作生涯中会不断地改变，听者的欣赏趣味也在随着其阅历的扩展而不断变迁，所以不存在什么完美。许多作家不喜欢自己年轻时的作品，我想一些音乐家大概也会如此。

在放下了要求作品完美的心理期待后，我再听到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音乐风格就不那么快地皱眉头、换频道了。

我在《中国好声音》中最喜欢的是一位声嘶力竭的歌者：帕尔哈提。表面上看，他的声嘶力竭与《卡农》那样的古式优雅反差很大，但我觉得他的声嘶力竭不是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焦虑，而是由于他丰沛的情感。从他的言谈中可以听到他的现实生活的不易，但这些在他丰沛的情感和对音乐的热爱面前都不足挂齿。活在当下可以靠冷峻的理智，也可以靠丰沛的情感。

陈丹青自称喜欢梵高画作透出的“憨”。在我看来，帕尔哈提的歌中也透着一种“憨”。

帕尔哈提有两首歌给我印象深刻，我发现它们都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许巍。

体会这狂野

体会孤独

是我的完美生活

是你的完美生活

许巍是我去国二十多年来关注的第一个中文原创歌手。他的歌词并不是那样灵动 – 也许可以说是有点“拙”、或“憨”。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音乐透出的那种自得的心境。世界永远不会完美，完美的音乐或音乐家也不存在，但人仍然可以有完美的生活：有体会的能力，就有完美的生活。许多歌手的作品表现的都是在欲望之中的挣扎，许巍的歌则超越了这些挣扎。他不需要世界的配合便可找到平安。

4. 密码

现在我不像年轻时那样对音乐旋律和歌词的灵动那样在意了。我更在意的是音乐中的那种赤子之心。这可能是年龄渐长的自然演变。犹太教拉比Abraham Joshua Heschel 有句话 “我年轻时景仰聪明人。现在我老了，我景仰善良的人。(When I was young, I admired clever people. Now that I am old, I admire kind people.)” 说的就是这种演变。发生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人要一定的阅历才能意识到，聪明是爹妈给的，善良则是人自己的选择；聪明是给自己出人头地用的，善良则给其他人带来温暖。

音乐与诗有相通之处。比如，情感强烈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会让我想起《长恨歌》，平淡如水的《卡农》则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情调。

记得一个诗人说：我坐了整整一上午，给诗中加了一个逗号；又坐了整整一下午，把那个逗号删去了。诗人做的事是把一段对他刻骨铭心的生命经历压缩在那几行字和那几个逗号中，这些文字和逗号是他与读者之间交流的密码。有缘分的读者能读懂这些密码，把它们还原为一段生命经历。诗人的写作经验越丰富、对写作过程越投入，写出的密码就越准确，其作品与读者的共鸣也越强烈。我猜想音乐家在半空中捕捉到那些旋律、来回推敲、成长为作品、给听者听到、把他们感动，应该是同样的“编写密码”的过程。 “草色遥看近却无”和“平畴交远风” 是好的文字密码，《卡农》是好的音乐密码。出色的作家、音乐家、画家就是出色的密码制作者，他们的文字、音乐、视觉艺术能与万里之外的读者、听者、观者之间交流，而途中没有信息的流失。

音乐与诗有共通之处，但文字并不能代替音乐。音乐对人有文字不能言说的意义。文字无法解释为什么一段音乐可以催人泪下，另一段音乐则听起来如噪音。歌词就是诗，歌就是诗加旋律，而诗极为小众，歌曲却极为大众。一段本身也许并不那么出奇的歌词，一旦配上合适的旋律，就像插上了翅膀，变成可以在千百万人中间共鸣的流行歌曲。我母亲在丢失了大部分的记忆之后，最后还能抓得住的是小时候学的那些歌。这些都说明音乐的独特魔力。

音乐的世界浩瀚如大海。有的音乐适合许多人聚在一起听，如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有的适合独处时听，如一些古典吉他曲。有的音乐撕心裂肺、欲望如火；有的音乐如静静的池塘。有的音乐表达的是简单强烈的情绪，如许多进行曲、国歌；有的音乐表达的是复杂微妙的情绪。有的音乐如金庸笔下纷繁花哨的落英神剑掌，如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有的音乐则如含蓄浑厚的降龙十八掌。我能欣赏的只是这浩瀚大海中的一小瓢。

最后，我必须承认音乐不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成分，我的闲暇不需要总是被音乐充满。如果哪天我的世界里完全没有了音乐，我应该还是能想办法过下去。耐得住安静也是可以培养的能力。

但即使会有这么一天到来，多年来音乐以各种不可言传的方式对我的塑造已经深入骨髓，不可能逆转了。

如果将来我活到母亲现在的年龄，也智力渐失，也喜欢哼点音乐，我会哼起哪些旋律呢？或许我会只是安静地发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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