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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道轨:六十年代发生在老上海厨房间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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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道轨:六十年代发生在老上海厨房间的那些事

上海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房子,很多是几家合用一个厨房。厨房把大家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于是,邻里之间,就有了互相的帮助,众多的温馨。当然,避免不了种种的矛盾。

想起发生在厨房里的陈年旧事,也是趣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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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期的兄弟姐妹:后排右起,大姐、作者。其余右起,五弟、八妹、七妹、九弟、六妹

1964年,厂里为父亲争取到了一套二居室的房子。地址在裕德路逸村。房子在小区的第二排,是由橡胶厂的倉库改造而成。只有一层楼,屋檐不高,由于屋顶中间有一排凸起的气窗,所以层高很高,可以搭一人多高的阁楼。

我们这一门号,方方正正地隔成六间。每间十二个平方米。东面二间是我们家,大家称我们为宁波(籍贯)人家。西面二间是阿牛家。当中的后面一间是启东人(籍贯江苏启东,我们就这样称呼)住,当中的前面一间,就是我们三家合用的厨房了。厨房间朝南(向着弄堂)有一个大窗户,窗边有一扇门,三家都从厨房进出。

01 厨房间里事真多

我们是第一家搬进这个门号的,当时家里是八个人:父母,我和二个弟弟、三个妹妹(大姐支内去了河南开封,二姐早逝,四妹被人领养,都不在其中)。

第二个搬进来的是西边那一家,二夫妻,四个女儿和一个最小的儿子。儿子小名牛牛,刚刚会蹒跚走路。长得虎头虎脑,十分讨人喜欢。所以,那一家我们就叫他们牛牛家。牛牛的大姐和我家八妹一般大。

最后搬来的是启东人,虽然只有一间房子,也要住五个人:父母、大姐二姐和小弟。

这样,一个门号,要住整整二十个人。即使这样,我们三家,比原来的住房改善了许多。

厨房间靠墙放着三个煤饼炉。到了休息天,热闹异常。

那个年代,和现在相比,在生活上有两个显著的区别:一个是大家物质不富裕,老百姓吃的东西较差。另一个是强调口味,没有健康食品的概念。我们都喜欢吃油炸食品,尤其喜欢油煎梅童鱼(酷似小黄鱼),面拖蟹等,还喜欢吃油煎肉皮:把新鲜的肉皮切成麻将牌大小,放到油锅里炸,炸得两面黄黄的,胖胖的,咬起来特别有劲。

要是谁家油炸梅童鱼,整个厨房“烟雾”缭绕,鱼腥味弥漫。遇到下雨天,没干的衣服都凉在厨房半空,烟雾和气味更难散发出去。

当然,也会有“享受”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家买了一大包鸭脖。六妹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母亲用一个大号的铝锅来烧煮。加上了酱油、茴香、桂皮等调料,要烧不少时间。揭锅的时候,一股香气扑鼻而来。

牛牛的大姐,正在一旁,用铜吊给热水瓶灌开水,脱口而出:“好香呀!”我朝她在的方向看去,看到她的身后躲着一个小孩,探出圆圆的脑袋,瞪着两只大眼睛,朝煮鸭脖的锅里看。原来是牛牛。我看鸭脖已经熟了,拿了一个小碗,用筷装上二根,递给牛牛。他竟然回过头,摇摇晃晃地跑进屋里去了。我想:这可能是搬到一起的时间不长,不够熟悉的原因吧。

要说干净,启东人家,是我们三家中最最干净的。你要问:干净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一件事就明白了。他们家妈妈,整天在家里忙个不停。连锅盖也擦得干干净净。最最让人服贴的是:擦桌子的抹布,每天用完,都要擦上肥皂,用力搓,再用开水泡。所以一直保持雪白雪白的。

他家的湿衣服,从不挂在厨房里,而是挂在自己家的房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不让小孩子到邻居家串门。

他家的二女儿(称老二),个子矮小,但长得很白净,头发不多,扎着二根细细的辫子。圆圆的脸上有两个深深的小酒窝。她和六妹是好朋友,很聊得来,会时不时地“溜”进我家,和六妹聊上几句。

我们三家的房门都连着厨房间,而启东人家的门又离我们家的门很近。如果他们家的门开着,老二要想从我们家回去,必定会被她妈妈发现。好几次,老二叫我拿衣服到厨房里用力抖动,让衣服发出抖动的声音。不出几下,他们家的门就会关上,老二就可以安然无恙地离开我们家了。这个原因,我不说大家都猜到了。她妈妈听到抖衣服的声音,怕扬起的灰尘进到她家里,急忙把门关上。

每家,都在自己的灶头上方装了一个电灯。平时,只要一家开灯,其余二家都“借光”了。小年夜,三个电灯一起打开,厨房间亮亮堂堂的。

过年了,我们家最忙的是母亲和六妹。母亲负责烧菜,六妹负责洗漱,八妹会搭手炒花生和瓜子。七妹平时做些缝纫活,过年反而插不上手。

我们和牛牛家把备用的炉子拿了出来烧。有炖老母鸡的,有煎肉丸的,有贴蛋饺的,有炒花生和瓜子的。一时间,三户人家五只炉子忙个不停。

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聊天。聊的都是:今年准备了一些什么菜,怎么烧法,哪个菜好吃。毕竟,鸡和肉丸等美味佳肴,一年只能吃上一回;还聊些准备到七大姑八大姨家拜年的事。厨房里洋溢着浓浓的年味,洋溢着浓浓的邻里情谊。

我和五弟厨房的活不用干,干一些粗活:到店里买煤饼,借辆推车,自己运回来;拿铅筒到给水站拎水(厨房里没有自来水),给水站离家有三十多米远,这活也不轻。还有就是到给水站门前去洗衣服或被单。九弟基本不用干活,跟着我来来来回回就行了。

大年夜,厨房间稍稍安静一点,都在准备年夜饭。吃完年夜饭,大家又要在厨房里忙上一阵。不知道什么时候传下来的习俗,年初一不能动刀,不能扫地。所以,年三十要把初一的事情全部准备好。

02 大雨之中邻里情

我们逸村,弄堂的地面要比厨房和房间高出十厘米左右。厨房的门槛只有五厘米高。遇到大雨,弄堂积水非常容易流到厨房里面。1967年,初秋的一场大雨,积水没过门槛,进到了厨房。我们家里的人,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都不在家。牛牛的父母正巧休息在家。他们一看,厨房里的水要是再升高,就会泡到我们二家叠着的煤饼。下面的煤饼要是泡烂了,上面的就会全部倒在水里。他们赶紧进行分工:牛牛的父亲和小姐姐转移自己的煤饼;牛牛母亲负责把我们家的煤饼搬到小桌子上。

回到家里,看到滿头大汗的牛牛家人,再看看小桌子上一大堆煤饼,我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事,心里是滿滿的感激之情。

渐渐的雨停了,外面的水慢慢退去。我赶紧用脸盆向门外刮水。等九弟回家了,我和他轮流刮。

水刮得差不多了,就用拖把把水吸干,再把地拖得干干净净。这时候,我才发现九弟的裤脚管湿透了,额头上挂着汗珠。我关心地问他:“吃力不吃力?”他不说话,只是嘿嘿地笑。或许,这就是战胜困难的喜悦吧!

星期天,天放晴了。我和九弟一起砌高了厨房的门槛,足足比原来高了十五公分。这样,走路不大方便,但是,外面的水,再也没有淹过门槛。

03 一个厨房走出五个知青

搬到逸村的第二年,也就是1965年7月,我们家发生了一件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个时候,虽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但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

有一天,铿锵有力的锣鼓声由远及近,向我们家的方向过来。我当时猜想:“不知谁家有了大喜事。”一点没有与自己家联系起来。锣鼓队来到我们家窗门外,敲得更加响亮了,大人小孩聚了一大帮。

居委会的一个女干事,拿了大红喜报。另一个男干事,拿了一朵大红花,叫着五弟的名字走进厨房间。邻居和我们一样,都惊讶地聚到了厨房间。看了喜报才明白:五弟报名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批准了。

母亲惊呆了,气得差点昏了过去。

五弟神态坚毅地接过了大红喜报,让那位干事戴上大红花。居委会干部讲了表扬和鼓励五弟的话,并带着大家一通鼓掌。然后,跟着锣鼓队回去了。我们回到屋里,母亲铁青着脸,叫五弟坐下,要问个究竟。

过去,家里大小事情都是父母商量,母亲最后拿主意。这件事,是五弟瞒着父母,拿了户口本,到居委会报了名。父母自然十分生气。他们狠狠地训斥了五弟一顿。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十六岁的小孩,只读到初中二年级,要远离上海,独自去几千里之外的新疆,父母当然会心疼和焦虑。

母亲是一个非常有主见和坚强的人,唠叨过后,开始为五弟准备行装。

五弟出发前一天,母亲烧了几个菜,有一个是我们最爱吃的红烧肉。平时,为了省钱,我们家多是吃槽头肉或猪头肉。这一次,沾五弟的光,吃上了正正规规的红烧肉。

我和五弟是睡一个床的,出发前一天晚上,令我终身难忘:他不停地翻身,动作小心翼翼,极其缓慢。但是我还是感觉得到。轻轻的问他:“你睡不着?”“我心里有点烦。”他压低声音回答。我理解他此时的心情: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望,但对于新疆的路途遥远,人生地不熟难免会有忐忑。我们俩平时的话就不多,此时也无从劝他。黙默地陪伴着他。到了下半夜,五弟疲倦了,才睡着。

居委会送大红花的三天后,五弟就出发了,父母因为伤感,没有去车站送行。车站送行的场景,和电影里拍的十分像样。

五弟个子不高,也不魁梧,但是聪明,有思想,有能力,是我们三兄弟中的佼佼者。

由于他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照当时中学毕业生的分配政策,我得以进了上海工厂。

那时候,父母都要上班。六妹成了厨房里“买、汏、烧”的主力军。六妹勤劳和善,老少无欺,喜欢聊天。牛牛家的大人小孩以及启东人家的老二,都喜欢和她聊。只要听到六妹爽朗的笑声,总会有小姑娘聚拢到厨房间来。她们一边干活,一边嘻嘻哈哈地谈山海经。曾是厨房间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大姐老早支内,五弟去了新疆,1968年六妹中学毕业,照理也可留在上海。偏偏来了1968年“一片红”。父母反复商量,反复考虑,最后决定让六妹回老家,投亲落户。

由于我和六妹是做家务的老搭档,平时联系较多,她要走了,心里总想为她做点什么。突然,想到过去在亲戚家吃饭,有一个糖醋鱼片特别好吃。于是决定烧一次糖醋鱼片给六妺吃。我从来没有烧过菜,就凭自己的想法去试试。

那一天,我买了一块青鱼,洗干净,切成片。正在用淀粉、醤油、糖、醋做浇头。这时候,牛牛的大姐贞贞来到厨房,看到我在烧菜,大声喊叫:“快来看呀,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大哥上灶头啦!”这一叫,他们家的四朵金花,齐刷刷地都来看我烧鱼。

我把鱼放在油里炒,她们七嘴八舌地在一旁指导。一个说:“油锅要热一点。”另一个说:“时间要掌握分寸。”还有的说……不一会儿,鱼炒熟了,浇上浇头。热气腾腾的鱼片端上了饭桌。我让六妹先用筷尝尝。然后,其他弟妹七手八脚的吃了起来。虽然烧得有点老,但弟妹们都说味道还不错。

六妹回乡插队,我们心里并没有多大焦虑。这是因为去外公外婆身边,有人照应,路又近,所以并没有像五弟走时那种担心。

1969年七妹毕业时,也是一片红。她去江西插队,有一天,我看到母亲一边为七妹整理衣物,一边用手绢默默地擦着眼泪,父母又担心了好一阵。

同一年,启东人家的二女儿也去农村插队了。过了一年,牛牛的大姐去了安徽插队。

没几年时间,前前后后,我们厨房间有五个青年去了农村务农。厨房间比过去安静不少。有时,站在厨房里回忆过去:人们齐聚一堂,热热闹闹的场景,好怀念,好留恋。

下乡的知青,起先,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调回上海,什么时候能调回上海,于是,回家探亲就成了最向往的日子,最开心的日子。

记得五弟有一次回来,我的儿子已经四岁了,二人见面一点不陌生。只要五弟有点空,儿子就叫他讲故事。开始,五弟讲新疆碰到的奇闻异事,比如:在他们那里,五元钱就能买一头大毛驴;新疆少数民族青少年喜欢切磋摔跤的技艺;翻过巍峨的雪山就到了苏联……儿子听得津津有味。大人们也会坐着一起听。几天后,新疆的趣事讲得差不多了。但是,儿子拉着五弟的衣角,缠着不放。五弟只能编“红玫瑰黑玫瑰”这样的故事,儿子还是听得非常入神。

后来一次回家,五弟带回了年轻、亮丽、聪慧的弟媳妇,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最主要的是父母稍稍放心了。因为,五弟在新疆有一个相互照应的人了。

六妹回家次数较少。

七妹每年都回来,为了照看我的儿子,在上海住了好一阵子。

启东人的二女儿,回家的次数也不多。她回来,和我在厨房间碰到,非常友好地笑笑,我也以礼相待。只是都没有开口说话。可能是离开太久的原因吧,女孩子总是害羞的。

牛牛的大姐就不一样了,没进厨房门就开始大呼小叫起来。见到我,大声叫:“大哥,我回来了!”接着,她把带来的东西,放在厨房里。我赶紧说:“阿贞回来了。一年了,真快啊!”

说着,无意识地朝地上的东西看去:她带回来一堆东西,其中有一只黑色的鸡,大红鸡冠,黄黄的嘴巴,灰色的脚爪,正在啯啯啯啯地叫着挣扎,看上去很瘦,身上没有三两肉。

阿贞见我盯着鸡看,笑着对我说:“别看它瘦,吃起来全是精肉,香得不得了。”说着,她去把捆绑的二只脚松开一只。一不小心,把二只脚一齐松掉了。没想到鸡一边叫,一边从窗户里飞了出去。还一个劲的飞上了厨房的屋顶。

我从来没见到这阵势,一下子楞住了。阿贞并不吃惊,对我说:“大哥,你帮帮忙,拿根竹子,把它赶下来。”我拿了竹竿,小心翼翼地从阁楼的老虎窗上爬出去。用竹竿猛的拍到鸡身上。就这一下,把鸡揍得不轻。它惨叫着,飞到地面上。地上等着的阿贞,候个正着。

后来,阿贞告诉我:“这种鸡都是散养的,碰到惊吓,它会飞得老高,甚至飞到树上。”她还说:“很少有人会养这种鸡,我是用粮食从社员那里换来的。”

为了怕再麻烦,阿贞当场杀了鸡。烧起来,那真的是香啊!

这些最有朝气的人去了农村,厨房沉寂了好一段时间。直到1972年,我结婚生子;再后来,八妹九弟也结婚生小孩,我们才又人丁兴旺起来。

那时,八妹专管采购,我夫人和弟媳慢慢就成了厨房的有生力量。

1994年,逸村动迁了。临近搬迁,住在这个门号的人聚在厨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分离的不舍,充满着整个房间。虽然大家都要去住新楼房了,但是,回首往事,一件件一桩桩,久久无法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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