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禅法的流传和特点 – 慧皎、道宣所著《习禅篇》研究
冉云华
华冈佛学学报第七期 页63-99
【作者简介】冉云华（1924～ ），四川广元人，加拿大华裔学者。毕业于陜西师范专科学校，后入四川大学专攻历史；1953年赴印度国际大学，师从师觉月（P.C. Bagchi，又名巴克齐，法国汉学家烈维之足）、谭云山、贾太吉（D. R. Sudhakar Chatterji）等人，修习佛学、印度宗教史学，并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历任国际大学讲师，中国学院中文图书馆馆长，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英国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客座研究员等职。1989年应聘至台湾，任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及中华佛学研究所研究员，为台湾培养了诸多佛学专才。著有《中国佛教纪年》、《宗密》等书，并有研究论文近百篇，发表于欧、美、英、日、台、港等地之学术杂志。
提要
本文以“高僧传”和“续高僧传”所记“习禅篇”为中心，研究了中国早期的禅法流传和特点。研究证明小乘禅法在公元第二世纪，介绍入华；大乘禅法的传译，开始于第三世纪。五世纪初禅学典籍曾被大量译出。由五世纪末年到七世纪中叶，禅法在中国有了实质性的发展：由个人独习变为集体努力，中华禅典的创作和取代译本，师资承传的重视，和宗派的形式。当时的宗派、四家最为著名：中原的“念处”禅法，江洛之间的“壁观”，江南的天台止观和华北的头陀行。 其中“壁观”一家的达摩禅法，后来人多势众，形成有名的禅宗。 其它诸家，未能继续； 只有天台宗，以“教门”而流传。 习禅之事遂成为禅宗一家的世界。
数年以前美国加州大学和旧金山的禅学中心，联合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邀请多位学者讨论中国的“早期禅史”。那次学术会议所提出的论文，已于去年编选出版，名为“中国、西藏的早期禅”(注1)。书中的一篇文章，“日本对早期禅史的新研究”，由菲利普˙严波斯基撰述，综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三十多年日本学者的禅史研究。严波斯基在讨论禅史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时，有这么几句话：早期禅史中最可怪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和从唐代禅师马祖(七○九-七八八)、临济(八六六年亡) 等传下的五家七宗，全无关系”(注2)。
尽管华人禅苑的圈内人士，愿意祖述旧说，仍然相信禅宗是佛祖拈花微笑，一脉单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对现代学者指责某些唐、宋禅师，“捏造历史，强求正宗”一点，大起反感。他们也曾为文申辩，为“法统”说话。有时对研究宗教史学的人，绝不容情，痛骂一番。可是对那些学者所持的历史证据，却无法推翻。
如果说现代学术研究已经证明，马祖、临济诸禅师所演流出来的五家七宗，和早期禅法全无关系。那么中华史被误传了千多年的原因何在？现代的研究证明，原因是所根据的史料不可靠：多年以来禅宗历史所根据的是“传灯录”之类的宗派文献，都是十世纪以后编纂的，它们所记的早期禅史、数据不足而且还有宗派成见。
研究早期中国禅史，敦煌发现的卷子固然比“传灯录”可靠，可是梁代慧皎 (四九七-五五四)所撰“高僧传”和唐代道宣 (五九六-六六七)的“续高僧传”，更是最基本的资料。这两部高僧传记中，都列有“习禅”一门，不但载有习禅高僧的传记，更有“习禅篇”的总论，评述早期中华苑的经典传授，禅法源流。现代中外学者的研究证明，这两部僧传的可靠性和文学价值，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可惜这些可贵的纪录，还没有被学者们作充分利用，全面分析、谨慎整理。研究早期中华禅史的学者，为太虚 (一八八九-一九四七)，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汤用彤(一八九三-一九六四)，都曾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引用了“习禅篇”中的若干资料，摘录文句，以说明他们的论点(注3)。普通的佛学论文，只把“传灯录”的传统数据照抄一番，根本不提“高僧传”。引用“高僧传”的学者，通常也只是把这些资料、排比罗列。这种作法的长处是应有尽有，占了个“全”字；缺点是早期中华禅法的发展过程，全被湮埋。其实自安世高于后汉时代，初传禅法，到菩提达摩弘布壁观时，中国禅法已有四百年的历史。由达摩时代起，禅法流传于河洛江淮，百家并起，各显神通。可惜这些事实，多为“传灯录”一系的历史所掩盖。
本文的目的是以“高僧传”和“续高僧传”的“习禅篇”为基础，研究早期中国禅法流传的历史分期，以及各期的特点。在研究的过程中，讨论下列问题：禅法是怎么一回事？在佛法中占何地位？经典根据，习禅的关键人物、以及他们所得到的成就又是些什么？
【点击继续阅读……】
您必须登录才能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