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ark,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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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key Point，Chesapeake Bay, MD

讓德先生在生命裡升起

苟嘉陵

2020.5.03

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的中國，迄今已有一百零一年了。

當時的近因導火線是青年學生不滿於北洋政府的無能，使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列強「轉讓」給了日本，而完全無視於也同為戰勝國中國的存在。當時學生抗議的口號，就是「外爭國權，內除國賊」。但大家都知道這種荒謬的結果其實是緣於中國長期的積弱，也就是弱國無外交。所以五四運動後來發展成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促使著無數知識分子們反思：到底是什麼原因，自己的國家會受到列強如此的欺凌？

據我所知，當時不只是胡適與蔡元培是這個新文化運動裡的健將，就是被視為左派的陳獨秀與李大釗也都是五四裡的要角。而當時這個新文化運動主要討論的話題，就是中國如何可以也有德先生與賽先生。德先生是民主（democracy)，而賽先生就是科學（science)。如今賽先生已經為普遍為中國人接受與認同了，華人也已經在科學的各個領域都有成就與貢獻。但德先生呢？就似乎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地遲遲沒有在中國現身。這恐怕會是今天不少華人心裡納悶的一個門坎！因為已經一個世紀了。華人的民主為什麼會這麼困難呢？

如果要嘗試由佛法的修行角度來看，我就要提出最近的一個體驗給大家參考。而這個體驗發生在同學間的網路社交群組裡。

網路上的社交群組允許一群人自由發言，傳遞信息。於是大學同學有大學同學的群組，中學與小學同學也都各自有群組。幾十年沒有見面的同學，現在有機會能在群組裡交談。這原是一件美事。我是最近兩年才參加，算是「菜鳥」。但在加入以後竟發現了原先完全沒有想到的現象，即同學之間不但會有意見不和，甚至會有粗口對待的霸凌。有的人不見得是用粗口，但言語之間都是「我忍你已經很久了」之類的話。言下之意，就是希望對方「知所進退」———最好是從此封口閉嘴。

若以我粗淺的修行來看，這應該就是德先生為何迄今在中國猶未現身的真正原因了。因為「容忍不同」是一種能力。而不少華人應是欠缺這一種能力。這種欠缺和教育水平與智商無關，但應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換句話說，我認同當年台大的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先生對「中國人性格」的批評，即他以為中國人在到民主之路上最大的障礙，是存在於華人身上的「威權人格」。而這種人格最大的特點，就是缺乏容忍不同的能力。

不只是上司對下屬，父母對兒女會有威權人格。就是朋友與同學之間也一樣，都可能存在一種「難容異己」的狹小。人與人之間會有不同意見本屬正常，勇於表達自己的不同也很正常。但因意見不同就要別人閉嘴，或最好從此消失，我以為就是華人社會在民主上到今天仍有難度的原因了。因為民主的內涵是能容忍不同。這不只是風度，而是一個人民主涵養的實質內容。

如以「有因有緣世間集」的法則來看，華人會有這種性格上的「特色」，其實並不奇怪。因為我們所了解的「中華文化」自秦漢以來，事實上就曾一直在被蓄意地威權化與倫理化。故華人在性格上會有程度不一的威權傾向，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是在中國歷史上開了威權的先河。董仲舒在漢武帝時的獨尊儒術甚至廢黜百家，就更是假聖人之名而行強化統治與威權之實了。而這種畸形的發展到了清末，像李鴻章與左宗棠這些士林仰望的大臣們見了太后，竟都會自然而然地自稱為「奴才」。像這些，就都是中國人上千年來所造下的「威權之業」了。而這些業果，是不會因一場革命或運動而改變的。

是因為這些因緣，中國會是世界上相對比較晚方能擁有民主的國家。因華人的到民主之路不只是政治問題，同時也是文化問題———不能容忍異己，而必須定於一尊。但原始的儒家，根本就不是這樣的。孔夫子當年見了學生們，就很輕鬆地要大家「盍各言爾志？」而大家在發言了以後，也很自在地說「願聞子之志」。這是一點都沒有任何威權的味道在裡面的。可見儒家文化發展的末流是一種嚴重的扭曲，也是文化的變形。而高度威權定於一尊的心態，不只是會構成華人民主的障礙，也會斲傷民族的智慧。絕非民族之幸。

我期盼每一位華人都能經過自身的努力，而讓德先生在生命裡升起。在要求民主以前，應先學會容忍異己。

謹記於五四運動一百零一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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